外贸什么产品好做？
外贸什么产品好做？
09-02-15 &
我是个初入行的新手，想以后自己开外贸公司。但是这么多外贸产品，有的不好卖，有的好卖但不适合自己出来做，请问各位兄弟姐妹，我该怎么选产品、选什么产品？？才能找到销路又好、又适合自己出来做的产品？多谢指点迷津！！1，作为新手，利用目前所掌握的资源，好好学学外贸的操作。如何与老外签单，签单后又该如何跟进，如何善后。毕竟得一客户实在不容易。2，至于自己开外贸公司，在你的外单没有达到一年上百万美金前（除非你有足够多的客户），实在是没有必要。独立的外贸公司所涉及到的有工商，税务，银行，外汇管理局，海关等方面，要完整的做完一票单子，必须有专门的人手处理这些手续。否则你将难以为继。 人手多了，没有足够的单子，能维持多久？3，关于产品。对我们任何新人来说，产品选择绝对是要慎之又慎的。你可以多看看每年每月的海关总署的进出口统计数据，看看各类产品的市场如何。还要看看国家税务总局的政策，虽然近年退税降低不少，但还是有高退税率的产品。如果你学的外贸或者英语专业，就根据以上方面自己掂量掂量着。如果你学的是理工科，还可以就近选择产品。 建议你看看化工类产品，医药中间体，焊接类，机械类，or太阳能。 无论哪种产品，有钱赚就行，当然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外贸公司还是工厂，如果在外贸公司，那就找找当地的你所能联系到的工厂，了解产品。如果在工厂，那就好好利用现有的资源吧。PS：不是非得开公司才能做外贸的，只要你有客户，完全可以SOHO，在家办公。把单子接下来后，放到外贸公司去出口。只需付一丁点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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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挤出机造粒生产线为什么销路那么好
塑料挤出机造粒生产线为什么销路那么好
新闻出处:张家港白熊科美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线有很多种，通过看一些行业内的统计文章能够很容易发现造粒生产线的销量是非常高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塑料挤出机造粒生产线的销路为什么那么好呢？小编特意去查一些专业的书籍，发现有如下几个方面决定的：
　　首先，塑料挤出机对塑料原料进行造粒生产本身是塑料机械加工的一种工艺，是生产一些塑料产品必须要进行的操作。
　　第二，现今挤出机挤出生产所使用的原料一般可被分为两种：粉料和粒料。粒料主要指的就是塑料粒子，而粒料的生产时需要从原料的初始粉料等形态进行挤出作业生产的。可能这个时候，有人就要说了为什么不直接采用粉料替代粒料呢。但是现实是残酷，以目前世界塑料行业的技术来说，为了能够保证塑料产品成品质量，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采用粉料的。
　　第三，很多企业在创业初期并没有大量的资金，而挤出机造粒生产线与其他设备相比生产操作比较简单、占地面积小、生产费用也较低。同时，塑料粒料可以被当作商品进行贩卖给下道工序的企业使用，可以使用更少的资金进行创业，非常受创业者的青睐。
　　第四，注塑机生产时使用的物料以颗粒料为主，为其又提供了生存空间。
　　最后，还得说下塑料粒料的优点：挤出机造粒生产的颗粒料大小均匀、杂质较少、颜色均匀，并且造粒时还能添加一些增塑剂、扩散剂等，能够使材料质量有所保证；如果从改性方面上讲，几种不同材料在少量接枝的情况下经双螺杆搅拌混合后比较均匀，生产比较稳定。
　　以上总总原因造成塑料挤出机造粒生产线销路较好，张家港白熊科美机械有限公司长期从事于塑料挤出机及生产线和辅助机械的生产制造，产品质量稳定、价格适中，欢迎广大客商来厂实地考察或来电详询，我们将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和采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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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用途：肉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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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B型肉丸机
日产：800斤
功能：带三种模具，大小可调，各种肉丸，鱼丸、虾丸、海鲜蔬菜丸均可加工。不锈钢制造。
总功率：1Kw(单相照明电)
提示：A型和B型的肉丸机相比：A型的大小调节幅度小，B型的大小调节幅度大，并可更换大中小模具头，产量也大。
成本核算：
做猪肉丸、牛肉丸、鸡肉丸、鱼丸、虾丸等，可用冷库里或肉类加工厂分割肉剩下的碎肉(几乎没有用成品大块肉做肉丸的)，也就是说不成大块的碎肉或碎鱼（鱼头），碎虾（虾头），这种剩料要比成品料的价格至少低一半或三分之二，从而降低了做肉丸的成本。以1斤猪肉为例：如果从肉类加工厂买回的小块碎肉约5元/斤，按配方比例掺入面粉、鸡蛋和香精，如果1斤肉做成2斤肉丸，每斤肉丸可售价12元。如果做成3斤肉丸，每斤肉丸售价9元，如果做成4斤每斤肉丸可售价6元，如果做成6斤肉丸售价更低。总之掺入的面粉越多，成本越低，售价越低，用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群消费。加工肉丸，利润大，利润可高达二分之一，销路好，四季皆宜。强宁富济械民机强
注：本厂单独培训脆皮弹性肉丸秘方及技术转让费3000元。
凡来我厂购机者免费培训弹性脆皮技术，如果没有此技术，机械再好做出的肉丸也没弹性不好吃。
济宁富民愿真诚为各界朋友服务，为您提供最适合的产品是我们不变的承诺。欢迎各界朋友前来考察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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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理： 咨询QQ：
详细地址：济宁市高新区菱花南路中段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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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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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厂长期优惠供应生产所需的各种轴(也叫在市场上大部分厂家无此技术，很多厂家及销售点只卖机械不包技术，即使机械再便宜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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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济宁高新区柳行办事处富民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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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站起来”，在国内市场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个阶段是“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大批企业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涌现了出来。TCL是为数不多的从头到尾参与了两个阶段发展的企业。从这点讲，这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标本。因此之故，这次应李东生董事长的邀请为TCL30周年企业史作序，我感到十分有幸。
回归当下，TCL作为一家“走出去”的先行者，它的国际化经验无疑更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这一过程虽非一帆风顺，却是尝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所必然要经历的。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全球竞争，关于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讨论一直绵延至今。对此大家有分歧，有争议，也有共识。TCL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以后，经历过多次成功和失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书用讲历史故事的方式将这些经验教训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认为，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走出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基本立足点，在于经历30多年的发展，中国和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正在发生从追赶者向主要竞争者之一的重大转变。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已经从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向物品丰富、竞争加剧，而且和国际市场打成一片的买方市场转变。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的卖方竞争也趋于激化，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需求不振，竞争就更加白热化。各国企业为了求生存，都必须努力降低成本和在产品设计及品质提升上争奇斗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如果还沉浸在旧日的氛围之中，满足于在国内的卖方市场中提供“大路货”产品，或者在政府的某些政策保护下为外国企业提供初级加工服务，道路就会越走越窄，甚至迟早会被迫出局。
反过来说，“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才有出路。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在国内市场或者加工出口市场上经过历练，企业制度和管理体系也已基本成形，在作出认真准备的条件下冲出世界，放手一搏，完全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TCL集团从2004年开始的一系列海外运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从本书可以看到，他们当年作出的“走出去”决策，虽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方向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6年来他们遇到过许多困难，但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终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尽管他们离登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曙光已经出现他们的前头，却是确定无疑的。
第二，为了“走出去”而且“站得住”，企业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为了成功地走出去所必须作好的准备，与其说是技术上的，还不如说主要是组织制度上的。
中国企业长期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运作并从事它们的经营活动。在中国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上，契约的订立和执行主要靠“关系”而不是靠法治和规则。各级政府不但掌握着太大的稀缺资源支配权，而且掌握着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权力。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组织制度、行为习惯乃至文化风尚。例如在组织制度上，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授权与问责的明确规则，而是采取某种类似于“裂土分封”的办法。在企业领导人与下级人员的关系上，则往往流行某种人身从属或类似“领袖崇拜”的关系。在企业的外部关系上，有所谓“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企业最为关注的，往往不是顾客的需求和反应，而是与政府和与相关官员“关系”的亲疏。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这类问题的企业如果不对自己的治理结构、经营战略、组织管理、企业文化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它们将很难在法治国家规则明确的市场上立足。
与此相关，政府也应当努力推进自身和整个体制的改革，以便营造出好的环境，使企业在这个环境下，都有内在的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而不必去结交官员和依附政府。
在以“鹰的重生”精神义无反顾地改造自身方面，无论是作为企业集体的TCL，还是作为企业领导人的李东生，都作出了坚韧的努力加以应对。对于已经习以为常的老规则和旧习惯难于割舍，乃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类改革还牵涉到“人”的问题，其中不少“人”是TCL的“创业元老”和“有功之臣”，处理起来就有更大的难度。诸如“诸侯文化”、“胸怀第一，规矩第二” 这类过去曾经赖以打天下，后来却成为建设现代企业绊脚石的老办法、老机制，曾经困住了许多中国企业。但是TCL和李东生没有望而却步，而是采取适当的办法对这类问题进行妥善处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成功地“走出去”，有赖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尽管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由改革开放焕发解放出来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但就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增长主要还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不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资源丰盛的国家，生态环境也历来十分脆弱。所以这条粗放增长的道路早已崎岖难行，现在更是走到了尽头。长期采取粗放增长的模式，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在20世纪后期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任务。不过由于旧体制和旧机制的羁绊，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进行得并不顺利。
从企业的视角看，30年来大量中国企业以加工出口的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易。但无须讳言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核心竞争力上与外国企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关键领域的原创性技术；二是缺乏自己的销售渠道网络。于是往往在产业链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即宏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所说的“微笑曲线”两端上受制于人，自己只能赚一点点辛苦钱。如此独立性都谈不上，更遑论参与竞争并取得商战的胜利了。
因此，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然要求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对于一家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是要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一方面要努力掌握核心技术，生产更能满足顾客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要努力建设自己的营销网络，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完善自己的售后服务。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TCL正是这样做的。这些年来，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转型提升上不遗余力，所取得的成绩也很令人欣慰。
在企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上，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产业提升要尽量利用企业原有的优势，而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另搞一套。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由于前些时间流动性泛滥和一些地方政府用低价土地甚至零地价土地“招商引资”，投机的风气变重，一些制造业企业也改行从商，把主要的注意力从自己的主业转向房地产开发、发放高息贷款等能够“赚快钱”的领域。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TCL从实业起步，虽然也面临诸多的诱惑，但一直以来都未曾偏离自己的方向。而且它的实业之路走得非常扎实，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实业并不是旧式的初级加工业，而是高信息化、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现代实业。他们为把自己的企业改造成这样的企业付出了令人惊叹的努力。我希望更多中国的企业都能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优异的成绩。
TCL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典型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如今总结历史，汇编成书，可喜可贺。
三十而立。希望TCL未来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更加深入的国际竞争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日晚，惠州，TCL创立30周年庆典。
一直很想参加，却因为临时有事，实在走不开。于是，我想到，是不是写点什么表达祝贺之情。9月25日傍晚，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我开始动笔，这就是第二天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刊出的那篇文字：
人要走过多少的路，才能找到一个最平静的归宿，然后在这个宿命里好好活着？
没有谁不希望早点找到归宿感。无论它是遥远西天的经书，还是快乐老家的枕头，抑或只是一枚随风滑翔的纸飞机。只要是确定的，心就安下了。
和李东生相识近20年，曾经以为，以他作为广东商人的聪明和商业敏感，以他的判断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应该可以早点把企业放下，把工业放下，把实体经济放下，活得更简单更潇洒。
想想吧，20世纪90年代中期“彩电大战”的四个主角，长虹倪润峰、康佳陈伟荣、TCL李东生、创维黄宏生，相比起来，李东生的风格是从容放权、气定神闲的，他没有倪润峰那么“霸”，陈伟荣那么“执”，黄宏生那么“苦”。他应该最有条件，能够早一点跳出“中国制造”这个充分竞争、永不止息的红海。跳出去，或者升上去。
他敏感，看到了大屏幕彩电进入中国普通家庭的巨大商机；他借力，没有生产线，没有生产许可证，他去租；他主动，靠着“有计划的市场推广”，迅速形成了渠道优势；他仁厚，不拘一格用人才，旗下一时战将如云。
弹指一挥间。如今呢，倪润峰早已退休，陈伟荣早已辞别，黄宏生早已退居幕后，连比李东生小一辈的段永平们也早已转换了人生角色，只有李东生还在战场上，还是主帅。他似乎成了希腊神话中被众神所罚要把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又因太重、未达山顶就又滚下山去的西绪福斯，永不解脱。
李东生和西绪福斯不同，因为没有谁要罚他推石上山。而他们的相同之处，正如法国文学家加缪所描写的，“西绪福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矿砂，唯有对西绪福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在TCL的舞台上，也许是责任使然，也许是天命使然，也许是性格使然，李东生给自己设定了山的高度。那高度不断上升。他要爬，他要推，任劳，任怨，认命，不避，不惧，不退，不悔。
他要TCL改制，他要TCL国际化，他要TCL做液晶面板，他要TCL重塑产业链、价值链，他要TCL再造文化、队伍与管理——而他选择的主战场，则是全球竞争最惨烈、竞争壁垒奇高、洗牌速度超快、而中国企业的传统优势却很容易被蚕食的消费类电子。
中国企业能否创造出全球品牌？中国企业能否摆脱缺芯少屏的命运？国外的众神说No，李东生说，不去试，哪里有机会？哪里知道行不行？“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这成了李东生内心“最高的虔诚”。
人生忧患识字始。对一个企业家来说，真正的忧患，可能始于一个真实的理想。如果做企业只是等于赚钱，机会主义常常是不错的选择，但企业家一旦有了理想，他就再也回不去、放不下、丢不掉了。
他注定要走向一个更加博大、也注定更加艰苦的世界。而结果，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挑战无边，风险随时，注定了努力无极限，创新无极限，超越无极限。
一切都是命运，而命运的跌宕起伏、艰难险阻、无休无止，恐怕李东生在选择之初，不会像今天这样感同身受吧。
今天看起来依然从容大气的李东生，这七八年来的心路历程，谁又能真的知晓？
和李东生相识之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诚商李东生》，盖因在广东商界，李东生向以信达坦诚著称。因为守信，所以即使没有资源、资本，总有人愿意借给他，李东生当年的很多部下都说他是“福将”。今天，如果还有机会再写的话，或许会把题目定为《韧商李东生》，或者借用《挺经》的说法，写《挺商李东生》，“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我祝愿TCL终有一日能成为世界级的、源自中国的品牌，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仿佛一场“无尽的下半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TCL是“不做先烈的先驱”，“不被后浪淹没的前浪”，其生命力异常旺盛，但坦率地说，谁也无法保证，在竞争的下半场，TCL一定能成为和三星比肩的企业。
但是中国，中国需要，也一定能产生属于她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品牌。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够走多远，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走多远。
我们需要这样大写的企业，大写的品牌，大写的企业人，大写的企业家。
我们为所有这些不退场、不言败，而且不断创新与超越的奋斗者、劳动者、创造者加油。
“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当你有了无尽的理想，你就拥抱了无尽的战场和无尽的辛劳。而我们，将永远给你支持的期待、关注的目光。
本来以为，我对TCL和李东生的感想，已经胸臆尽抒了。没想到在读完《鹰的重生》这本翔实、完整而全面的企业史之后，我觉得自己过去对TCL和李东生的了解还“不及格”，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认识也不够充分（例如，地方政府特别是开明官员对企业的发展助力甚多，而这一点往往被忽略）。这本书的确让我获益良多。
这里，只想分享一点读书心得，就是在转型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究竟应该以财富论英雄，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以价值论英雄？我们已经习惯了“富豪榜”，习惯了“论成败”，但却很少真正去比较和思考：每个富豪的财富究竟是靠什么赚来的？每家企业成败顺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企业家和一家企业，在起起伏伏的征程中，其所带给地方、国家、社会、经济、员工、伙伴的东西，究竟什么才更有价值、更值得珍惜？
以财富论，李东生前面有很多人；以成败论，TCL也经历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是，以价值论，TCL和李东生所走过的路，所探索过的世界，所收获和体验到的知识、技术、经验与教训，在这个永远进取、永不懈怠、永存抗争的过程中所展示的力量与选择，所带给我们的启发，要比很多富豪和那些看似光鲜的企业多得多。这就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外溢”。
为什么说TCL是高价值的企业，李东生是高价值的企业家？因为其从事的是依靠扎扎实实劳动的“生产型活动”（productive），是通过创新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并由此获利的“利他型活动”（helpful），是在开放公平的全球市场上持续改进的“竞争性活动”（competitive）。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形成阳光下的、可学习、可借鉴的社会资本，让企业之外的更广大的商界和社会因之而受益。
价值型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是追求真善美的。所谓“真”，就是诚信和透明；所谓“善”，就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所谓“美”，就是无止境的对消费者需求的探索与满足，追求完美，臻于至善而为美。
在我看来，只有追求真善美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留下真正的价值被传承、延续、扩散，从而让价值永恒，并积淀成商业文明。
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坚守真善美的价值选择并非易事，往往要经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磨难。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怕一件事，就是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TCL和李东生的成长过程中，所有那些为真善美而承受的极限般的压力，那些为爱与责任而流淌的血泪，为向更伟大的目标前进而付出的学费、代价与委屈，放在一个更宽广和长远的视野中，都是值得的。
值得，就有价值。价值，就是值得。
30年，李东生和他的所有前辈、所有同事、所有伙伴与朋友的付出，仿佛都是为了未来，为了中国必定会收获的那一刻，而先行迈出的步伐。
对这样永在创造和担当的价值英雄们，有什么理由不向他们致礼，不为他们祝福呢！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尽管经历过无数大场面，譬如，在中法两国元首的见证下签订并购协议，再如，在如雷的掌声中登台领取“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荣誉，但在日，李东生迈上惠州的江北体育馆舞台时，他的激动仍然是此前任何一次都难以比拟的。
这一天，是TCL创立30周年的庆典日。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没有等闲的李东生与TCL人穿越改革开放的历史汇聚到这里，很多人都已白了头。
“回望走过的30年，千言万语，化茧成蝶，我最想说的一个词，就是感恩。从当初TTK小小的车间，到今天产品遍及全球，TCL30载，我们要感谢那些日子，感谢一路陪伴我们的几代领导，感谢曾经与我们并肩战斗的同事和员工，感谢风雨同行的合作伙伴。”李东生如是说。
的确，30岁的TCL是幸运的，它生逢一个“大潮起珠江”的时代，沿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而前行，一路历经风光与凶险无数，而身后更有无数枭雄如星辰般此起彼落。当30年以降，只有TCL和少数精英留了下来。
和很多的大会一样，30岁的TCL的“生日party（晚会）”充满了各种喜庆的元素。当林树森、肖志恒、钟启权、游宁丰、黄业斌、朱友植、范品魁等TCL各个时期的扶持者和见证者都同聚一堂时，当吕忠丽、郑传烈、袁信成、胡秋生、吴科等“历史人物”再现舞台时，当宣读李鸿忠专门发来的感情深切的贺信时，当接过员工们给他颁授的“金舵奖”时，当他的母校——华南理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在台上奔跃时，李东生与其他人的心里都流动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情思。
这是一个与中国崛起同步而兴的创业故事；
这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成长故事。
历史是一幕充满了复杂表情的大戏，它从一个最不经意的细节开始，由一群原不起眼的小人物扮演主角，始而传奇，继而激荡，在无数曲折中演绎最让人惊奇的命运。
日的李东生，是否还记得30年前自己的青葱模样？
敲门的大学生
1982年夏天，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李东生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活。当同学们大多服从分配回到原籍，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这个长相清秀的南方青年也开始规划自己的将来。
李东生的原籍惠州市，是当时惠阳地区的首府，当时的惠阳地区辖13个县市，包括现在的东莞市、河源市和汕尾市。当时有两个十分体面且稳定的工作单位摆在李东生面前，一个是惠阳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科委），一个是惠阳地区公安局通信科，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政府单位，可他似乎并没多大兴趣。李东生主动去找人事局领导，说自己不想坐办公室。
人事局的同志颇为疑惑地看着李东生，心想这个“靓仔”是不是读书读傻了，“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要，难道想回去做工人吗”？没想到，李东生还真的回答道：“我就想到工厂去。”
见过想方设法要进政府单位的，没见过一门心思要去工厂的，见李东生精神奕奕且态度坚决，不像是信口开河或者一时头脑发热，人事局的同志只好顺水推舟：“那你看哪个厂愿意要你，我们支持。”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李东生压抑住内心的兴奋，信心十足地开始自谋出路，有一种当家做主的喜悦。
作为无线电专业的高才生，能够学以致用、发挥专长是李东生选择工作单位的首要条件。但当时惠州的电子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个惠州市仅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企业，不过李东生似乎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李东生径直走进了位于农机仓库中的一家新办的小企业，揭开了自己人生的序幕。
这家公司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TK），是一家刚开办不久的中港合资企业，按现在的标准，与其说它是一个厂，不如说是一个小作坊。但李东生不在乎这些，他先直接找到当时的公司董事长范品魁，简要地自我介绍后，便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时任惠阳地区机械局局长的范品魁先是大为诧异，想不到自己这样一家创办不久、设备简陋的小厂居然还能引来一只金凤凰。在确信面前这个小伙子不是开玩笑之后，范品魁喜出望外，紧紧握着李东生的手说：“太好了，你愿意来，我们当然欢迎。不过这是老板厂（合资企业），很辛苦的，你要有思想准备。”
就这样，李东生成为TTK第43名员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技术员，而且是实习性质的。正式加入TTK后，李东生第一个理想是尽快成为车间主任。当时，所有人包括李东生自己，都不可能想到，工号43的李东生，日后会把这家小厂做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工业巨头，李东生本人也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
在后来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李东生放弃公务员不做，宁愿进厂当一名普通工人的选择被无限放大，他们着力渲染其远见和产业报国的雄心壮志等，甚至将其与考中状元不做官的张謇相提并论。然而，这种善意的演绎和拔高并没有得到李东生本人的认可。
有一次，李东生在接受杨澜访谈时，提到自己最初的选择说道：“当年进入企业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回到惠州的时候，原是被分配到机关，到科委或公安局通信科。我想我是学工科的，如果待在机关里几年之后专业就要荒废掉了。我想实实在在干点事，所以就跑到这个合资企业去了。他们刚刚开办，很需要人，也有干事的机会，而且外资企业工资也高一些。”
与媒体的报道相比，李东生自己的话应该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在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之前，李东生考虑了很多，也去问过和观察过那些机关单位里的人，结果他发现，这种事务性的工作和生活的确不适合自己。这个朴素的想法才是引导他作出选择的关键。而且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好奇心，对新鲜事物格外有兴趣，也敢于尝试。
不喜欢按部就班、墨守成规，有好奇心，也有事业心，这些性格特质都在李东生后来所展开的事业中展现无遗。而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成长经历决定的。
曲折成长路
1957年7月，李东生出生于广东省东南部的小城惠州。李东生的父亲是一名典型的革命干部，1953年从汕头调到惠阳，当过惠阳中心车站站长、公社社长和县供电局局长。母亲是邮电局的职工，这是一个由严父慈母组成的传统中国式家庭。
李家有二子一女，李东生是长子，因此父母对这个长得颇有点英俊的男孩寄予了较大的期望。不过李东生基本上也没挨过揍，只挨过父亲的“讲道理”。说到这些，李东生总会笑着回忆：“父亲他很善辩，可以说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1957年6月，让无数学界泰斗和知识精英遭受厄运的“反右派运动”正式拉开大幕。这场巨大的灾难迅速席卷全国并愈演愈烈，与几年后的十年“文革”浩劫一起酿成新中国日后难以弥补的创伤。
由于身处基层，“反右”运动中，李东生的父母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无法回避的。李东生的父亲因为在党内会议讨论中提了几点意见，差点被列为“右倾分子”，最后从惠阳中心车站站长任上被发配到西支江水库工程当供应科长。年幼的李东生也和父母一起到了工地，李东生的妹妹就是在工地上出生的。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的同事们经常找一些河鲜野味给年幼的李东生和母亲增加营养，这给幼年的李东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许多年后，李东生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曾看到叔叔伯伯们抓到一条大蟒蛇，以及蛇肉的美味。
孩提时代的李东生并没有什么政治概念，在他的脑海中，“右派”只是个可怕的字眼儿，谁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就要倒大霉。李东生的父母在“文革”中也被打倒，几位老师也鼓励他去考理科，加上之前的印象，以至于高考前夕他放弃了自己酷爱的文史哲。李东生原是想学文科的，因为下乡三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及哲学书籍，也写了不少笔记与文章。但当时的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老师却建议李东生去学理科，理由是以他直率和正直的个性，学文科很容易成为“右派”（李东生后来知道，高老师的丈夫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和“右派”沾边，一生不得志）。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李东生，既聪明又调皮，尤其喜欢幻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而且他不像其他小伙伴只顾着嬉戏玩耍，在父母的影响下，李东生从小就养成了热爱读书的好习惯，多年以后他还能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书是《十万个为什么》。童年时代，这本书几乎能够解决所有令李东生感到困惑的问题，但是把整本书翻破翻烂，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向和蔼可亲的班主任会忽然变成大家口中的“牛鬼蛇神”，遭到无休止的辱骂和殴打。
不久之后，让他更为困惑的事情发生了。由于父亲当时是县供电公司的一把手，按当时革命者的说法属于走资派，也给抓进了牛棚。更可怕的是，由于受到父亲牵连，原本在邮电局工作的母亲，也被关起来办学习班，停发工资近半年，后来被转到一个农机厂当又脏又累的翻砂工，好几年以后才回到原来的单位。家庭中忽然少了顶梁柱，李东生的祖母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有几个月甚至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除了父母遭到打击和迫害给李东生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来自同龄人和社会的歧视更让李东生难以承受。他曾经想过加入参与打倒班主任和父亲的红小兵队伍，却因为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孤独苦闷的李东生从此只能从心爱的书本中寻求慰藉。
尽管家庭多遭变故，又逢“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但父母还是竭尽所能让李东生完成学业。李东生自己也刻苦攻读，努力用精神食粮充实自己。虽然当时的家庭背景和时代背景都注定李东生没有什么美好的前程，但他始终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熟知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对于像李东生这样毕业于“文革”期间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参军，二是进厂，三是下乡插队。走这三条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其表现和出身又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上大学。由于李东生的家庭在当时属于有问题的家庭，李东生只有最差的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插队下乡。作为“走资派”的孩子，李东生没有选择的空间，有出路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说命运对李东生还有些怜悯的话，那就是他下乡的地方没有离开惠阳。当时政府依照苏联模式建了不少农场，惠阳县的马安镇也有一个鱼苗场，李东生就在那里插队。
插队的体力劳动是极其繁重的，知青们很快就放下了书本，李东生却舍不得扔下自己的学业。他读了许多当时能找到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并试着向一些刊物投稿，于是很快有了“书呆子”的外号。在这期间，他阅读文史哲类书籍的兴趣被大大激发，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多年后，李东生回忆说，他的文字功底，就是那个时期积累的。大量的阅读和艰苦的农场生活阅历，使他的世界观日渐成形。
按照当时中国的情形，李东生坚持学习的动机不可谓不纯粹，读书就是读书，至于将来的出路，李东生想都不敢想，也容不得他想。“文革”开始后，全国高校就停止了招生，上大学只有推荐这条路。周围也的确有知青被推荐去上大学，但这样的幸运又怎么会降临在像李东生这样的人身上？每思至此，李东生不免欷歔。
有一句话叫“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当时李东生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作的准备，因为根本没有机会。然而，在李东生下乡插队后的第三个年头，机会还是
1977年秋的一天，李东生的高中语文老师文吉禄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来到农场。文老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李东生递上的茶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激动地对李东生说：“要高考了，你赶紧准备吧。”并将“文革”前的一套高中课本带来给他。望着汗流满面的老师，李东生心中无限感激。
雪莱以浪漫的笔调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对于李东生们来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而冬天却似乎变得异常寒冷。1977年的冬天，原本气候相对温暖的粤东，刮起了罕见的凛冽北风。当年农场知青都想参加高考，而农场正在搞冬季水利建设会战，宣布大家都不能请假回城复习，只在考前给三天假期复习。身为农场民兵排长，老实的李东生不敢拿病假单请假，只好留在农场好好干活。为有更多的看书时间，李东生和另一位知青主动申请晚上留下看守工地，这样白天就可有半天的休息时间读书。他晚上在四处漏风的茅棚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复习。那个头脑灵活的知青用废纸卷了一个筒，罩在煤油灯上面，火苗果然变大变亮了一些，信心和希望也随之增加。那年高考前，晚上在野外工地茅棚里读书和睡觉时刺骨的寒冷，李东生多年后都记忆犹新。
　　到年底，李东生和农场的许多知青一起去马安公社参加高考。走进久违的校园，李东生既激动又紧张。考试科目是数学、语文、政治、理化4门，英文只作为参考。第一天上午数学考试李东生由于过于紧张，考得不理想，这让他非常沮丧，在当地另外一个知青农场、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中学同学朱楚豪在午餐的时候鼓励他坚持下去。想到机会如此难得，自己又是个绝不轻易放弃的人，所以李东生仍然坚持考完了其他几门，而且越考越顺。
结果出来，李东生理化成绩名列全县第一。他当年所在农场的50多个知青中，除了李东生，还有两个知青考上了中专，其中一位就是和他一起夜宿工地茅棚读书的场友。他那位同学朱楚豪也如愿考上了广州医学院。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凭借出众的理化成绩，李东生如愿以偿地被第一志愿学校华南工学院（现名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录取，据说他是当年该专业录取分数全校最高的人。与此同时，一批日后陆续登上中国商业舞台的明星大腕，也拿到了各自的录取通知书，比如马蔚华、张征宇、段永基、黄鸣、顾雏军……重新恢复高考制度，让这群满怀抱负却又报国无门的青年们有了进入大学殿堂深造的机会，也为他们将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叱咤风云埋下了伏笔。
若干年后，李东生看到一部名为《高考1977》的电影，听着电影中的画外音——“那是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想起那些青葱岁月，想起当年高考时的艰辛，再想起文老师、高老师和主动到家里给同学们补习数学的宋世铭老师，李东生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春天，李东生来到广州。在这个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李东生明显感到了春天的气息，木棉花肆意绽放，像每一个前来报道的学生的笑脸般灿烂。然而，更让李东生感到欣喜的是，“文革”和“两个凡是”已成历史，***的复出和中央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制定，给这个已经走了漫长曲折道路的国家重新带来了希望。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那个名为陈景润的数学家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和偶像。李东生和他的同学也不例外，不少人都立下了要当科学家的宏伟志向，想当陈景润第二，希望能在学术造诣上有所成就。
尽管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未来之路并不十分明朗，但是李东生和他的同学却有一个共识：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将来肯定能派上用场。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没有自暴自弃，正是靠这个信念，如今曙光初现，更要发愤图强，奋起直追。
宿舍、课堂、图书馆、食堂，四点一线，基本没有课余活动，大家都把时间用在了学习上。当时，校园里有一个专门放电影的场所，一周放两次电影。每到放电影的日子，很喜欢看电影的李东生总要纠结半天，基本上一个月才去看一两次。这样的大学生活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想象，可李东生们就是这样上的大学。更为重要的是，李东生们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通过报纸、广播等不同途径，密切关注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变，长期闭塞的心窍也日益活络，谈论的话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书本和科研。
伯乐与千里马
有关中国的变化，《读卖新闻》驻****松永二日1979年的观察有着局外人的清醒和精准：“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些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1979年4月，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对这个极富新意的设想十分感兴趣，并亲自将这些即将设立的贸易合作区命名为特区。***还对习仲勋说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中央没钱，给些政策，你们自己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果然雷厉风行，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给予特殊政策。一年之后，又是在***的全力支持下，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正式成为经济特区。由于广东地区获得机会“去杀出一条血路”，加上当时广东省的政府领导相当开明，千军万马都开始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急奔。
在这个***掀起的时代大潮里，有一股力量是不可小觑的，那就是广东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外合资和港资企业。一批香港商人最早闻到了内地的改革动向，开始在广东开厂设行，形成了最早的民营资本萌芽。这些企业将会在未来因为填补了内地这个巨大市场**需之间的差距而迅速勃兴。
TTK就是这批企业中的一个。我们一听TTK这个名字，大概就可以想出它是做磁带的。因为当年日本有一个大型的磁记录设备公司叫TDK，它的磁带，一段时间内在国内很有名。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磁带式录音机在国内曾经是时髦的标志。而给录音机配套做磁带，又取一个与TDK极其容易混淆的名字，这应该是一个商业型的小企业所能想出来的好主意。TTK的港方投资者翁耀明是一个香港电器商行的老板。在工业领域，TTK根本不算是根正苗红的。不过TTK的香港老板算是有眼光的，他知道在市场勃兴之后，企业的生存很快将转向管理之争，因此就请了专业的香港经理人员来管理公司，所以在成立三四年后，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TTK的中方股东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则是一个由惠阳地区机械局率先开始摸索实体经营道路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初，惠阳地区机械局率先开始摸索商贸结合的道路，并于1981年年初在机械局电子科的基础上成立了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虽然从当时的情形看，这家公司不过是个倒买倒卖进口电子产品的皮包公司。
这家皮包公司有正副经理三名，正经理叫张富源，副经理一个叫王永祥，另一个叫张济时。这三个人中，最活跃最能折腾的是副经理张济时。
张济时，惠阳地区机械局电子科干部，原在地区电影公司工作，是个走街串巷、能言善道的电影放映员。“文革”后期中央发文件，要求大搞电子，他被调到了机械局电子科。张济时善于营销和沟通，人缘极佳，据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跟他在一起待上半个钟头，就能成为好朋友。要说他有什么毛病，那就是有点不安现状，想法太多，胆子很大，这样的人很适合创业。
虽然政府还为张济时这样的人保留着公职，但实际上已经不发工资了，需要他自己找饭吃。但这难不倒张济时，他生有做买卖的天分，靠倒卖进口计算器、电风扇、卡式收录机、黑白电视机挣回工资和奖金是没问题的。
张济时等人不但在惠州和深圳倒买倒卖，还将业务做到了广州，代理销售进口电子产品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名为“罗兰士”（一个二线德国电子品牌）的电子产品维修站。后来在内地和香港之间从事电视机贸易的港商翁耀明想在内地设立维修点，他找到张济时，双方一拍即合。在广州市人民中路的“罗兰士”产品维修站又增加了经营和维修“西门子”、“佳丽”等品牌家电的业务。翁耀明后来成为TTK的港方投资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电子工业公司如果始终停留在倒买倒卖的阶段，也就没有了壮大的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电子工业公司的贸易空间是基于整个市场的极度短缺。国外稍好一点的电子产品在国内一上市就全体脱销，很多商品都要凭票购买，一旦供应充足，简单贸易就没有了生存空间。但惠阳机械局的这批拓荒者很快从左手进右手出的贸易中发现，赚钱还可以有更好的门道，那就是进口散件组装。当时国内各地对外都有农产品出口，换汇之后政府给每个地方都留了一部分外汇使用指标。惠阳机械局也有一些外汇指标，于是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就开始有了利用这些外汇指标进口国外产品配件进行组装的想法。
成品关税和产品套件关税差异很大，外汇市场又是官价和黑市双轨制，而张济时他们早已学会了如何使用外汇。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比是1∶2.8，惠阳地区有一些外汇额度，但会用的人相当少，于是他们就申请用外汇从台湾地区进了一批“豪华牌”电风扇的套件，拿回来自己组装，每台有30%的净利润。第一批成品在广东推出后立马脱销，他们趁热打铁，又用外汇购进一批17寸 的“德律风根”牌和“樱花”牌的黑白电视机套件，以及香港“康力”卡式收录机套件，组装后卖出又赚了一大票。
组装和倒卖家用电器让张济时他们真正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沿着这个思路，张济时和他的同伴们找到了TTK的第一个主业——磁带。张济时发现，当时最为红火的电子工业涉及“新三件”，即国内流行的洗衣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当时甚至有一种看法，有了这“新三件”，年轻人找对象都要容易得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叫收录机的新产品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走进国人的生活，广东市面上更是出现了日本产的时髦收录机，销售相当火暴。这个大受欢迎的新产品也引起了张济时的关注，除了销售卡式收录机赚钱，还有其他机会吗？
惠州地区电子工业公司虽然名头很大，但究其实质还是一家小企业，没有办法生产“新三件”，有没有可能为“新三件”生产配套的产品呢？磁带由此成为一个好选择。
收录机要听歌或录音，磁带是必需品。随着拥有录音机的家庭越来越多，磁带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当时国内的磁带基本都靠进口，尤以日本的索尼（SONY）和TDK两大品牌为主。如果自己搞一个生产磁带的厂子，岂不是大有搞头？
张济时带着这个办磁带厂的想法，找到了合作伙伴翁耀明。翁耀明本来就是极精明的商人，听到张济时的提议后，翁耀明对他的商业眼光大为赞赏，双方当场决定合资建一个录音磁带厂，剩下的就是谈具体的合作方式了。
与此前的维修中心合作和贸易合作不同，双方要组建的毕竟是正式的合资企业，有一些必要的手续要办，流程也要走。
幸运的是，磁带项目同样得到了主管领导惠阳地区机械局局长范品魁的大力支持。
范品魁，1930年生，早期参加革命，为两纵（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成员。多年的部队生活让他形成了干练的作风和爽朗的性格，更赋予其敢打敢拼的劲头。他书读得不多，但很好学，乐于接受新事物，为人正派，工作认真负责，上下口碑极好。
TCL能从惠阳区机械局这个母体里孕育出来，与范品魁这位局长关系颇大。说来有趣，李东生加入TTK也与范品魁有关联。李东生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想回惠州找工作时，就是找到范品魁才进入TTK的。
范品魁先是在惠阳机械局电子科里鼓动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下海，之后进一步在电子科的基础上成立了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用组织的形式把这些人再往前推一步。TTK靠5 000元起家的故事广为流传，这5 000元正是范品魁批给张济时的启动资金。
范品魁对这个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公务员”下海办的企业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和关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整体羸弱的惠阳电子工业的一种自救行为。当时的惠阳地区下辖十多个县，包括现在的惠州、东莞、河源在内。惠州和东莞各有两家小规模的电子厂，其他每县一家，有的县则没有，整个地区总共有11家。整个惠阳地区的电子工业产值仅300万元左右，从业人员不到2 000人，基本属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当时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几乎以一种“怂恿”的姿态鼓励机关干部“下海”，范品魁是其中最积极的倡导者。
有这样一位思想开明而且热心的领导在后面支持和推动，谈判进展很快。最后结果是港方答应出200万港币的设备，由中方提供厂房和人员，也折算成与设备等价的资本，双方各占50%的股份。
不过，当时中方并没有厂房，经由范品魁协调，张济时和郑传烈租用了机械局下属农机公司几间破旧的农机仓库。厂房还要进行一些基本的修整，需要水泥、钢材等计划内调拨的物资。这难不倒张济时，他四处找自己的老战友、老同事，利用自己个人的关系搞到了厂房修整所需要的水泥、钢材，最后就拿规整后的农机仓库作为股本与翁耀明签订了合资合同。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几间旧库房值不了什么钱，而且产权不明，而港方所带来的注塑机、卷带机等磁带生产的后续工序设备，也都是二手设备。
尽管日后来看这个合同不太规范，但是“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就这样成立了。该公司不仅是当时惠阳地区第一家合资企业，也是全国第一批合资企业，在当时国家工商总局核发的全国合资企业经营执照中编号为0012。
　　“TTK”这个看上去挺洋气的名字，尽管在当时还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但事实证明这正是TCL早期创业者的智慧。日本TDK集团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子组件与记录媒体制造商，市场份额多年稳居全球领先，20世纪80年代初期TDK磁带是国内最为常见也最受欢迎的产品。将公司命名为“TTK”，如今看来，确有仿冒之嫌，但这种品牌定位方式为企业早期打开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选择这个名字也充分展现了TCL早期创业者朴素的品牌意识，无意中为TCL这个品牌在若干年后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面对外界认为TTK仿冒TDK的指责，张济时聪明地回应：“我们的‘TTK’是中文‘天天开’的拼音缩写，意思是产品放进录音机里天天开都没问题，这是中国品牌，和日本的‘TDK’没关系。”即便如此，由于日本TDK的强烈投诉，国家工商总局还是在1985年下文要求停止使用TTK品牌，于是才诞生了“TCL”品牌，这是后话。
由于是合资企业，TTK组织架构很是齐整，范品魁出任TTK董事长，翁耀明做副董事长，范品魁知人善任，力挺张济时由广州罗兰士电器维修站站长升任惠阳电子公司业务副经理（副科级）兼TTK总经理。这个任命引来诸多争议，一是当时张济时还不是党员，且没有专业背景；二是他当时只是由惠阳地区机械局电子科正股级干部，排名在副经理王永祥之后。此外，港方还派了蔡润标担任厂长，负责厂子的日常经营管理。蔡润标完全按照香港企业的管理模式，对每项工作要求都很严格。大家第一次见识了挂工牌、上班打卡、迟到扣薪、车间工人实行计件工资等新制度和考核标准，管理层迟到早退也按照工人同样规则处理。这些对于这群从未正儿八经干过企业的人来说是新鲜事，但开始也引起“国家干部”身份的管理人员的强烈反应，大家背地里称蔡润标为“蔡剥皮”。但这种源于市场经济制度的规范管理的竞争优势很快就显现出来，TTK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内其他企业。这对TTK的早期发展至关重要，让新生的TTK从一开始就跳出了粗犷落后的作坊式管理模式。
海尔是中国工业企业里公认管理水平最高的。1984年，张瑞敏来到海尔后，定下的第一条厂规却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日后被誉为“中国管理之父”的张瑞敏能从这样的小事着手，似乎与日本的精细管理一脉相承。不过，张瑞敏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更多是出于无奈，用张瑞敏的话说：“以当时人的素质，是真的会在车间大小便的。”而TTK，从1981年起就已经是严格规范管理了，这让TCL得以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形成自己的工业能力。
10年后，当张济时成为闻名全国的“电话大王”时，人们发现这个具有敏锐市场眼光和强大执行力的惠州人，实乃商业奇才。而范品魁就是发现张济时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车间里的李主任
TTK投产后不久，李东生通过一次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自主选择成为TTK第43名员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凭着做事认真、执著、勤奋好学的个性，很快适应了企业环境。他在企业里感受到了创业的激情，对自己的选择更觉庆幸。他不但从不迟到和请假，还经常加班，主动做一些不是分内的工作。港方厂长“蔡剥皮”对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很欣赏，经常给他讲一些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并多次向张济时提及李东生，说这个年轻人可重用。
李东生进厂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车间技术员，负责生产流水线的设备维护，而这条流水线的负责人是一个比李东生还小两岁的女孩子。这让李东生多少觉得有点别扭，也让他暗下决心，要努力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自己的能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车间主任，这也是李东生加入TTK后的第一个职业理想。
尽管是公司里凤毛麟角的大学生之一，头顶天之骄子光环的李东生，工作起来却十分专注。在李东生加入TTK之前，厂里其实已经有几个大学生，包括中方副厂长陈铿和技术负责人廖振凡，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李东生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陈铿在农机研究所多年，英文很好，对外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都是由他负责，他教了李东生许多对外合作谈判的知识。而廖振凡是潜心研究技术的老工程师，他教会了李东生许多工厂实用的技术和知识。谦虚、踏实、勤奋，也是一些老员工对李东生的最初印象。
TTK开始就引进了香港式管理，采取的是标准的8小时工作制，杜绝迟到早退。当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迟到早退、请假干私活的现象很普遍。TTK这种严格规范的管理和高效率的经营业绩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久就被视为当地工业企业的一面红旗。在惠阳地区1985年行政公署（以下简称行署）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地区电子工业要以TTK为中心”，这让张济时和TTK管理团队感到非常自豪。毕竟这只是一家办了不到4年的企业，能在行署领导眼中有这样的地位，确实难能可贵。TTK也为电子工业公司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TTK，加班是很经常的事情。李东生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加之对自己有着较高的要求，加班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不加班，李东生也总是喜欢晚上留在工厂小办公室里看书。读书，这个他多年保持的习惯，犹如李东生的第二生命，即使他在日后全面执掌拥有上万员工的国际化企业，百忙之中，他也没有放弃读书。儒商气质，显然非一日之功。
TTK最初做的是磁带产业链中最末端的后序装配，具体工作包括两大块，一是把采购来的磁带原料从一个大卷切成小条，然后绕成一个个小卷；另一部分是用注塑机生产装磁带的盒子，最后将磁带装配到塑胶磁带盒上，贴上标签就能往外卖了。李东生负责磁带装配设备的维护，也做注塑机和模具的维修。他还在廖振凡的帮助下，对进口的磁带绕带机做了技术改进，提高了效率，使得计件工资的操作工人增加了收入，工友们都很喜欢他。
当时，两个喇叭和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正在全国热销，邓丽君等港台歌曲也正在内地流行，而有着红色包装、印着“TTK”字样的磁带，以远低于日本产品的价格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TTK磁带的销量快速增长，产品供不应求，这使张济时萌发了引进上游磁带涂覆设备的想法。当时TTK生产所需的大卷磁带都是从日本和香港地区进口，成本较高。TTK能否自己做磁带涂覆这道最关键和利润最高的工序？为了熟悉市场、了解行情，范品魁将张济时和郑传烈派往香港，通过四处求经、多方打探，并直接和香港亚美磁带厂讨论，接触磁带设备和原料厂家，筹建一个涂带车间的计划应运而生。
所谓涂带，就是通过专业设备将具有信息存储功能的磁粉物质和化学材料混合搅拌，再均匀涂覆在聚酯薄膜上，然后干燥、压实。磁浆配方调制、带基涂覆工艺在当时算是高科技产业，设备精度要求很高，需从日本进口，投资也相当大。以TTK的能力，做此项目，风险很大，但如能建成涂带车间，将大大提高TTK的竞争力。张济时权衡再三，在范品魁的支持下，决心放手一搏。他们一起说服行署领导，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和50万美元的外汇指标，引进磁带涂覆生产线，并顺势建设了新的TTK厂房。
在新建的涂带车间厂房交付使用之后，TTK花巨资从香港引进相关技术和化学设备、涂带设备、压光干燥设备以及磁带切割机等，港方的技术专家也到了惠州。这时需要一名称职的主管承担安装调试设备、培训队伍、组织生产的重任，张济时决定启用李东生担任涂带车间主任。
这是在1984年初夏，李东生加入TTK两年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职业目标——当车间主任。李东生记得，当时他正在注塑车间安装调试两台新进口的注塑机，张济时将他叫到办公室直接对他说：“小李，你敢不敢负责将涂带车间搞起来？”李东生并没多想，便大声应道：“我敢！”
这个新项目涉及化工、电子、机械等多个专业，李东生带着20多个年轻人，面对一无所知的设备，什么活都要亲自动手，而且要边干边学，解决各方面的问题。虽然香港的设备供应商派了几个工程师帮助安装调试，但交接完设备，教会设备原理和使用方法后他们就走人了，剩下的事情必须由李东生他们自己完成。李东生真正体会到了责任的重大，能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不仅关系到TTK的发展，而且会在整个惠州地区引发重大影响。当时整个惠州对这个项目都极为关注，因为这是当时惠州电子行业投资最大的项目，进口设备金额达到了50万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担子虽重，李东生却甘之如饴。对他来说，能有机会承担如此重任，显然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和信任。半年的设备安装和试产的经历，让李东生收获很多。他第一次独立承担一个项目的责任，决策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在设备安装过程中需要学习化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按照设计图纸安装调试好化学、机械、电器、电子一体化的成套设备，而且大部分工作都在港方工程师指导下由李东生他们自己动手完成，这让李东生积累了很多经验。李东生是学电子的，化学和机械方面的知识不多，这次是赶鸭子上架，他必须自己找资料，研究图纸，将设备一台一台地装好，将每项工艺流程调通。那段时间，李东生每天都泡在工厂，带着一帮年轻的技工忙工作。当时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化学溶剂与磁粉的搅拌和调试工艺。原来TTK计划购买供应商做好的磁浆，但后来发现这样成本较高，且长途运输无法保证质量，便决定增加部分工艺设备投资，但厂房能隔出来的制浆车间面积不大，这给设备布局和安装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空间太小，制浆车间的空气中充满了高浓度的化学溶剂，当时也没有职业安全防护意识，李东生在车间每天都会吸入大量化学气体，两个月下来，体重竟增加了5公斤。
经过大半年的日夜奋战，涂带车间终于顺利投产。进入TTK两年，李东生早已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给领导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涂带项目的成功则让公司领导更加一致认定这个外表低调、进取心却极强的年轻人是个可造之才。
如果说涂带项目让李东生在生产和技术上的才能得到了施展，那么TCL早期发展阶段的另一件事则体现了李东生身上的另一种潜质。这个潜质是李东生日后能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成功企业家之一的最重要因素。
1983年深秋，作为首批中外合资企业，TTK要到北京参加“中国首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成果展”，可是原本负责供销的人临时有事去不了，张济时临时决定让李东生带一位技工去。临行前他还跟李东生开玩笑说，不用太紧张，主要是让他去开开眼界。但是对于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又是第一次做业务的李东生来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到了北京，李东生来到展会所在地民族文化宫。主办方给每家公司一个展位，每个展位有两个展柜。李东生找到TTK的展位后，观察了下四周，发现大家的产品都清一色地放在展柜里，像开杂货店似的，看上去很呆板。如果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没有一点特色，肯定很难吸引到人。这时，李东生骨子里那种不喜常规、热衷新奇、敢于创新的特质再次体现出来，他想了个在当时看来有些异想天开的主意，先是花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金字招牌，又买来很多彩带、彩灯、射灯等装饰品，把TTK的展柜装点得流光溢彩，分外抢眼，各种规格的磁带用精心设计的展架摆放得琳琅满目，成为展馆的亮点。
让李东生喜出望外的是，自己的展位不仅吸引了不少眼球，还引来了前来视察展会的最高级别的领导——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大会总结的时候，TTK受到表扬。新闻媒体在报道展会情况时，又特别把陈慕华副总理在TTK展柜前驻足观看了许久的镜头给播了出来，这让李东生颇为得意。
展会结束，李东生又自作主张，将展品全部折价就地卖掉。因为他算了笔账，如果将展品运回，又要多花一笔钱。
这次北京之行，让李东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展会举办的招待晚宴。人民大会堂宏伟的气势，招待晚宴上的美食和文艺表演，让他大开眼界。那天晚上，他吃到了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奶油蛋糕，多年后李东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都还会想起当年的这段经历。
从北京凯旋后，张济时很高兴，拍着李东生的肩膀说：“小李，你这小伙子行啊，平时看你在车间闷声不响的，让你去搞展销还能搞出点名堂来。”李东生笑呵呵地看着张济时，心里却掠过一丝担忧。在北京时由于打电话不方便，没法请示，李东生就自己做主花钱重做展柜，并将展品折价出售。没想到张济时听说后更加开心，连说他干得好。
李东生当时并未意识到，在张济时看来，求变求新、务实进取、敢为天下先正是TTK的创业基因，李东生能想出那样的主意，并大胆付诸行动，足见其与TTK已经融为一体。后来当TTK需要派一个业务经理到香港去，李东生这个在领导们看来做业务还行的小伙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不二人选。
　　我们身边并不缺少财富，而是缺少发现财富的眼光。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业界，英雄辈出，无数草莽之士崛起于大江南北。他们没有任何商业经验，却以令人惊讶的胆识和智慧改变了国家和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时期，最流行的商业模式是“贸易——工业——技术”，简称“贸工技”。创业者从贸易切入，在流通环节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再投资于工业，形成生产和销售的能力，最后再试图向纵深的技术领域渗透。这是一个“百死一生”的过程，绝大多数企业都倒在了从贸易到工业转型的道路上，只有少数杰出者完成了自我的提升，其中便包括TCL、联想、清华同方等公司。
在这场“贸工技”运动中，广东企业表现得最为抢眼，这得益于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
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曾发展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电子、服装工业基地，积累了大量的贸易、工业和技术经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之后，香港才开始转型，大量企业从制造领域撤出，这给广东带来了产业梯级转移的天赐良机。
在TCL的创业史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特征。
第一次去香港
1985年年初，TTK面临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危机：港方投资人翁耀明宣布将退出合作。
退出的原因与经营无关，而是翁的个人选择。日，中英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将于日正式回归中国并实行“一国两制”政策。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百年耻辱，一朝得洗。然而，也有一些港商对香港即将被收回的局面感到惶恐，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感到忧虑，于是纷纷转移资产，移民海外。翁耀明就在这些港商之列。
实际上，就在翁耀明退出TTK的时候，TTK牌磁带正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香港流行音乐的兴盛，更是带动了磁带销量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叱咤港台乐坛的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巨星，一张专辑就能卖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盒。1984年，TTK的销量达到了1 200万盒，这个成绩的确值得骄傲，但也实在来之不易。
TTK创业元老之一的郑传烈回忆道：“创业初期，我负责销售与外经工作。那时候虽然有交易会，但其性质与档次根本不可能与现在的交易会、订货会相比。当时所谓的交易会实际上就是‘摆地摊’，只不过是有组织的‘摆地摊’，里面什么样的产品都有，我们TTK也是从‘摆地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销售是一个苦差事，我们曾经自嘲地形容自己挤火车的时候像疯子。到外地去参加交易会或订货会，天南海北地坐火车，一坐就是一两天，如果没有座位，人都会散架。而且当时的财务制度控制得非常严格，我们根本不允许享受卧铺待遇。”苦归苦，但是看到TTK的生意做得如此红火，“工厂天天开，生意天天来”，大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就当大家干得起劲时，翁耀明令人意外的退出，让中方合作者开始重新思考未来之路。
从TTK创办的历程我们可以体会当时张济时他们的心情。TTK在形式上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但在那个流行“借鸡生蛋”的年代，一穷二白的创业者，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去要求平分权益和约束合作方。企业经营中更多的东西，包括资金、设备、技术、原材料、外销等往往都要依赖外来合作者，一旦外来合作者出现变动，企业就可能会“鸡飞蛋打”。
跟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大多数企业一样，TTK早期所做的事情更像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及补偿贸易”这种“三来一补”。TTK正是靠这种模式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合作方突生变故，不啻一记警钟。TTK的决策者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经营模式和生存方式，虽然立刻进行改弦易辙的颠覆式变革不太现实，但他们已经懂得命运终究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据主动。这种危机感也成为TCL日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1984年，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下属企业除了TTK，又多了一家东日公司，主要做录像带生意。与TTK初创时一样，由于原材料和外销完全被外来合作者控制，利**薄可想而知。
翁耀明的退出促使公司在1985年年初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派自己的人去香港开设代表处，全权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和外销等业务，以弥补合作商单方面撤出后造成的业务空白和损失，同时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寻找新的商机。代表处需要一个业务经理坐镇，因为责任重大，甚至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公司后续的发展，在人选问题上，公司领导慎之又慎。
董事长范品魁和总经理张济时在再三讨论之后，决定把精明能干的李东生派往香港。对于刚刚完成涂带车间筹建的李东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
多年后，李东生将这一次选择看做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重要的转变。曾经梦想做一名工程师的大学生李东生，完成了人生中又一次转身。走上这一条路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头来在车间和生产线上亲自负责生产和技术方面的工作，而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历练中逐渐由业务经理成长为能够决定企业走向和命运的掌舵人。
跟着张济时第一次抵达香港后，看到的一切让李东生不禁觉得自己就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这座素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街道宽敞整洁，商店鳞次栉比，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香港并非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繁荣的背后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对于长期生活在内地的李东生来说，香港无疑就是一座拥有美好富裕生活的大观园。
实际上，李东生并不是单枪匹马去香港拓荒。在与翁耀明合作办TTK时，最初的原材料采购和外销都由港方一手包办，TTK只管加工成品。做了一阵，TTK似乎觉察到港方在采购和外销方面存在着猫腻。鉴于此，TTK的控股公司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便先后委派张济时和郑传烈等人去香港，受到监督的港商果然不能再肆无忌惮地盘剥利润，公司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对于驻港的人来说，工作确实辛苦异常。
派人驻港的最初目的无非是防止被港商过多地压榨，为企业多争取点利润，被派去香港的人自然舍不得乱花钱。因此，李东生的前任们就住在香港老板家里的锅炉房。原本狭窄逼仄的空间还要放两张床，这让身高一米八几的郑传烈苦不堪言，每晚只能蜷缩着睡觉，稍一翻身就两头在外了。晚上休息不好，白天还要到处奔走，了解行情，讨教经验，疲累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李东生接替郑传烈驻港，对这些情况当然有心理准备，所以条件再怎么艰苦他也不会太觉意外。反倒是此前已经赴港的张济时第一眼见到李东生，就忍不住大笑道：“你怎么穿个凉鞋就来了啊？”
李东生不明就里，张济时二话不说，赶紧先带着李东生去商店买了一双皮鞋并让他立刻换上。回去之后，张济时才解释其中的原委。原来在香港，做生意的人是不会穿凉鞋的，连普通白领都是穿皮鞋的，只有做苦力的人才穿凉鞋。李东生恍然大悟，这段经历也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文化和习惯的重要性。数年之后，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为了向团队强调入乡随俗和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消费习惯的重要性，李东生还常常以这个小故事现身说法，听者无不觉得生动而传神。
李东生到香港，其使命是非常清晰的。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处理由于TTK的港方股东退出之后造成的业务真空，其次是要把TTK的出口业务稳定下来。另外，他还要把当时TTK磁带的海外采购业务渠道维持住，使公司能平稳地继续运作下去。
这三个使命对李东生来说，并没有多少难度。在香港，张济时将TTK的一些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介绍给李东生，要他将TTK香港采购和销售的业务做起来。第一次转做业务经理，而且在香港，这让李东生感到压力巨大。好在张济时手把手教他许多业务经验，并放手鼓励他大胆工作。几个月下来，李东生逐步适应了香港的环境，将工作开展起来。
此外，TTK在香港得到了惠州市政府窗口公司广惠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惠）的帮助，还有中资香港窗口银行——南洋商业银行金融方面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TTK虽小，但却背靠着中国内地的大市场。在那个时代，外资进入中国还有很大的疑虑，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么大一个市场，多愿意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广东企业合作进入这个市场，所以李东生在业务上进展得顺风顺水。
但李东生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在内地看来，驻香港是一件美差，但实际生活苦不堪言。白天李东生在外西装革履，很像个大公司的代理人，一到吃饭和晚上住宿，就显得有点寒酸了。
当时香港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国内，收入的差距就更大了。李东生在香港开始住的是小宾馆最便宜的“黑房”，没有窗户，白天房里都是漆黑一片，必须开灯；后来在香港旺角新填地街租了一个办公室落脚，晚上也住在里面，来人多时，就打地铺。那时按规定，驻港工作每天补助130元港币，李东生只能吃快餐，坐公交车办事。李东生回忆，当年自己在香港最大的开支是买西装、衬衫和领带，对外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在处理完TTK的突发事件之后，李东生很快得到了新的使命，那就是帮助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机会。
TTK管理层对于仅仅依托于磁带这一个产品生存，抱有一定的戒备之心。因此张济时指示在香港的李东生，要努力寻找，看有没有适合内地市场的产品，可以引进一些。
这种做法符合中国古老的“狡兔三窟”箴言，是很多中国公司领导者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的普遍做法，也是很多中国公司在经济上成功之后普遍采取的多元化姿态。不过，这些多元化的方向选择，却常常因为执行者不到位的选择而最终失败。年轻的李东生会为公司选择什么方向，就是一道放在他面前的考题。如果他答不好，之后很可能就无法执掌TCL的命运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李东生给出的答案是：他盯上了一个名叫蒋志基的香港商人和一款康力牌的进口录音电话机。
合建电话机厂
1946年出生的蒋志基，为人豪爽，有侠义气，本是做销售出身，有经商天赋，自1982年创建香港长城电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电子）后，生意越做越红火。与当时诸多前往内地淘金的港商一样，他也很早就开始从事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业务扩大之后还在惠州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
张济时以他对市场的敏锐，感到录音电话机是个很好的商机，决定开展这项业务。李东生通过关系找到蒋志基，直接说明来意，希望蒋志基能提供电话机的货源。蒋志基看着比自己小十多岁的李东生，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坦诚又干练，犹如看到了创业前的自己，立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加之他也特别喜欢惠州，因此很爽快地就签订了2万台录音电话的合同。
2万台进口录音电话机很快销售一空，双方都大赚了一笔。这让公司领导大喜过望，一是因为丰厚的利润回报，二是因为发现了一个蕴藏巨大能量的新市场。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没想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电话依然是老百姓眼中的奢侈品。
据统计，1978年，全中国的电话用户不过214万，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而且全国的市话约有1/3还要靠人工转接，绝大多数长途电话要靠专门的长途接线员转接，大部分的县城和农村更是停留在“摇把子”的状态。
　　冯小刚在电影《手机》中为我们生动再现过排队打“摇把子”电话的场景。1969年，13岁的严守一骑着自行车带着表嫂去镇上的邮局打电话。面对拥挤的打电话队伍，管电话的老大爷说：“就算我不下班，它累了半天也该歇会儿了。”可见在老百姓眼里，电话是多么的金贵，尽管它只是一部已经落后时代很多年的“摇把子”。
改革开放之所以伟大，绝不仅是因为设立了几个特区，引进了一些资金，建立了一些工厂，经济得到了发展，而是由于其带动了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与进步。
从1981年开始，国家出台政策，原本只供政府和单位使用的电话开始向全社会开放，普通家庭也可以安装电话，跑到邮局排队打电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政策的出台更直接引起了中国通信行业的大爆发。
面对国内通信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在TTK磁带项目上积累不少办企业和市场经验的创业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很快形成一个共识：与其小打小闹地做电话机贸易，不如自己建一家电话机厂大干一场，于是和蒋志基合资建一家电话机厂的计划就被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其实，蒋志基和翁耀明一样，也是做贸易的，但那个时候，香港大的工业企业更愿意来内地设立来料加工厂，管理关系和流程比较简单。初期敢和内地企业办合资公司的港商，要有足够的胆量和冒险精神，蒋志基就是这样性格的商人。他敢做这样的投资，是看好中国内地未来的经济和市场前景，对张济时和李东生的信任和欣赏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TTK和蒋志基的长城电子合资建电话机厂的想法立刻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时任惠阳地区行署党组副书记、主管工业的常务副专员林树森（后来林树森官至贵州省长，官声颇佳）得知TTK的创业者们想再搞一个厂，非常高兴，亲自参加和蒋志基的谈判，协调解决合资公司设立的各项问题。
首先得解决电话机厂的生产经营许可的事情。当时已经不批合资电话机厂了，林树森带着张济时、李东生坐船直接去堵去香港出差的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外经委）的副主任张烈。张烈很是开明，对广东外资引进一直很支持，在张烈的支持下，TCL电话机厂有了名分。
其次得解决资金问题。电话机厂注册资本要90万美元，中方占70%股份，需要63万美元，林树森又带上李东生去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借款。虽然南洋商业银行是中资银行，但当时直接给国内企业借钱还是第一次。银行总经理姚树声要求惠阳行署担保，林树森对他说这样不合规定，姚说：“那你就签个字吧，这样我才踏实。”林树森二话没说，就在贷款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样，项目的中方全部资本金都由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借出。多年后姚树声见林树森时说，后来他们做了很多国内业务，有许多是政府担保的，但再没有政府领导个人签字的。林树森笑着说，当时就是想把贷款办下来，没有考虑太多，反正自己是无产阶级，不怕破产。
姚树声能认林树森的签名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林树森的惠阳地区常务副专员的身份，另外一重考虑还是对林树森个人的信任。南洋商业银行与林树森之前打过交道。那时翁耀明与惠阳电子工业公司合作开办TTK，是私自以TTK的股权抵押借钱后跑到美国去的，南洋商业银行由此顺着与惠阳电子工业公司的合资项目摸上门，希望就此接管翁耀明在TTK里的权益。范品魁断然拒绝了南洋商业银行的要求，但又觉得这样做会对惠阳的对外招商引资形成负面影响。但南洋商业银行的要求怎么驳回是个问题，于是，官司打到林树森处，林树森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惠州市的驻港机构——广惠公司从合资公司接手经过评估的这部分股本，之后再由广惠公司和南洋商业银行清算翁耀明的债务。这样做合情又合理，翁耀明他日上门理论也说得清楚，南洋商业银行也追回了自己的债务，可谓皆大欢喜。南洋商业银行因此对林树森高看了一眼。
短短几个月的谈判和筹备之后，1985年9月，中港合资的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下简称TCL通讯），注册资本为90万美元，双方各占70%和30%的股份。新开创的事业，尽管吸引了各方关注，尤其是林树森、范品魁等政府领导更是对其寄予了厚望，对于张济时、郑传烈、李东生这些TTK的创业元老们来说，似乎已经不如第一次那么激动。有了几年办企业的经验，在商场中摸爬滚打，这一批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也日渐成熟，知道了仅有满腔热血和激情远远不够，开拓一项新的业务，还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能预见到几年后的情形，内心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