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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记】——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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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记【我的日记】——大雁 日 袁鹰明明此我早两天来报到的,我却成了第一个到达京西宾馆的大会代表。大会工作人员已经相当忙碌。王南宁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喜形于色，像刚刚起床并且知道会领到一份节日礼品的孩子一样。但今晚她好像还得到一份意外的礼品，悄悄对我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我猜得出是什么，因为在《人民日报》已从小道听到一些。 晚饭后，她来了。果然是那个消息，不过详细得多。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同志对这次大会的、也是有关文学界的谈话，概而言之，是创作自由和民主选举。当然是莫大的喜讯。这次大会选择的时间实在是太好了。 我并未因一个中国作协的书记何以连作协一般工作人员中都传遍了的这件大事竟然一无所知而感到吃惊或不快，因为这几乎已成为常规，而常规就是应该心安理得地承认和接受的。这几年，有几件大事是经过我们讨论过的呢？我可以到外省采访半年，不至漏掉一次书记处会议。漏掉，也不足惜，因为多半无非是通过一厚本申请入会的名单而已。 缺乏民主习惯已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既不足怪，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责怪。 知道今天是唯一一个自由的晚上，便到月坛北街去取一位朋友捎来的药品。没有早去，是因为京西宾馆离那里近得很。乘小车，往返二十分钟足矣，我却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四路车，久等不来。改乘地铁，又等了半天。十五路过去两辆，都是“区间”，空车开走，尽管站上已站满了去儿童医院“以远”的人。改乘十九路，售票员又未告我应在“月坛”站下车，坐过了一站。最奇怪的是归途等一路和四路车，整整二十几分钟，两条线路不见车影!我本已学会逆来顺受──用等车和乘车的时间构思下一篇文章；今天却烦躁得很，什么也想不下去。只有一个念头：这两小时我可以写多少封复信啊！ 东西没有取到，但小有收获：会见了两位青年读者，姐姐是工人，诗歌爱好者，喜欢四川的《星星》，很爱叶文福的诗，问我为什么几年不见这位诗人的新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究竟有什么错误？……他犯了什么罪呢？ 我只能告诉她：听说近年来叶文福又写了很多好诗。总有一天你会在报刊上读到的罢。 完全出于偶然，竟和作协代表大会连上了。出来随便走走，无意之中就能碰上真挚的读者。这难道不是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幸事吗？ 完全没有想到，今天竟是圣诞节。半个世界此刻正在那里狂欢，我却一个人在京西宾馆的五层楼上发呆。若不是来了三位老乡，就会更寂寞了。张笑天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胡昭在暗处没有看清。顾笑言是在《小说月报》的照片上认识的。三人竟有二“笑”，也是个好兆。粗粗一谈吉林文学界，就不免说起叶文福以外的另一位青年诗人。 日 上届理事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中，已有十四人去世。上午到会的理事，仅八十余人。下午又降为七十余人，勉强过半。周扬和冰心卧病不起；缺席者多数是因为年老体弱，或因有要事在身；但也有因其他原因不来的。 新疆代表、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这时已写完一首短诗，叫《冬天流着泪走了》：“春耕季节已来临，大地处处春光明媚。唯几片残雪还躲在阴暗角落，那是冬天流泪的脸，那样悲伤，那样憔悴。它是流着泪走的。也许，离别对它是很痛苦的，不然，它怎能轻易下泪？” 理事会上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 李宁送来《三月风》。好不容易，终于出来了。我的《中国有个唐安华》，一万余字，误植竟有十余处之多，有的把意思全搞反了，读者又不能察觉。校对者不全是疏忽，有些是自作主张改错的。西安前市委书记陈元方竟排成“陈之方”。我只能向人家道歉了。一个晚上的情绪被破坏了。可见，办刊物，用人必须十分强调精。 我对门，住着李国文和吴泰昌，张贤亮、冯骥才、李陀是常客，进进出出，高谈阔论，甚是热闹。我忍不住也过去闲聊。张洁也来凑热闹了，因玉体欠佳，便躺在床上发言，大开我的玩笑，似欠友好，房问号“516”，于是戏称为“五一六俱乐部”。 日
按原定日程，今日应继续开理事会，因昨日已选出主席团， 似乎无事可理了，今天便闲了下来。
开始听到一些省份文学界新的情况。全国各省区文联、作协班子与文学创作发展的情况真是太不平衡了。东三省文学界不存宗派，同某大市与南方个别省份几年来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此。甘肃省虽地处边远，文联与作协的班子之团结、思想之解放,居全国前列。不料在去秋那一阵冷风以来却屡遭不幸。最近，两位党组书记皆被免职。美学家、画家、作家、兰大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高尔泰竟不准讲课、不准招研究生、不准出书、不准发表文章。当得知他要离去时，又恐于己不利，赶忙以优厚物质条件相诱，但高仍去了四川。学生要求他作一次告别演讲，告示贴出，竟两次被撕毁! 但小人们却无力破坏那次演讲空前热烈的动人场面：只容四百余人的台阶讲堂，挤进七百余人。地上、窗外，处处都坐满了听众。那位有权压制和反对他的人，如果不久荣转时，可也能有幸享受一下这样的告别？
全国总的发展趋势是令人欣喜的。比加河北，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十年浩劫中遭灾甚重，至今“左 ”的流毒仍很严重的省份，而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和书记高占祥竟能对文艺发展给以极大重视，实在出人意外。他们称作家为 “国宝”；鼓励文学青年自学成才和成立文学社团，还提出建设“文学第三梯队”；要求文艺评论以“浇灌鲜花”为主，大兴求实、团结和争鸣之风。五月召开的全省中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省委书记高占祥到会六天，与大家朝夕共处。十一月的全省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高扬与高占祥又一连三天出席会议。作协分会全年经费原来只有一万五千元，省委拨款十四万元支持。省委领导同志还倡议设置“河北文艺振兴奖”和成立“河北文艺振兴奖基金会”，高占祥任名誉会长，亲自召开会议筹集基金。两位书记首先捐款。现已筹集基金五十万元，估计很可能超过一百万元。 刘真和铁凝住的房间号码不太吉利──“913”，好处是令人牢记不忘。刘真是我的老朋友了。铁凝则只在八三年的一次发奖会上在我眼前闪过一次，只记得脸红红的，发黑黑的，比现在要胖，而现在则此那时显得成熟了。刘真使我高兴，因为她仍然保持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少有的生活激情，精神也比前两年旺盛多了。我是到“913”看两个人的，不料却找到两匹马。刘真刚刚为《长城》写完报告文学《一匹马的冤案》，故事离奇得只有中国人才能信以为真，实在太有趣且发人深思了。铁凝也有一匹马，也是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在《美从东方来》中她写了一位伯乐发现千里马武宝信的事，现在这匹马却面临被伯乐宰掉的危险！ 也是河北省的特点吧？她们为本省刊物《长城》拉稿的精神也很惊人。 我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看来也是许多代表的想法。既然现在发给大家的第四届作协理事候选人名单是九月十四日以前各省提出的，不完全符合中央现在有关选举问题的指示，况且当初有些省份名单的提出也并末通过民主程序，就应设法弥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扩大这个名单，这样，代表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原定差额20─25%，若扩大为50%就比较合理了。 在那次主席团会议上，我发现一些老同志也主张作协新的领导班子中要有一些中青年。 萧军同志说：“我希望一代比一代强。我过去就提出过‘文艺上的布尔巴精神’。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小说裹的一个人物，他看到儿子超过自己很高兴。选举不要有条条框框，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搞民主，我首先赞成，谁合适就由谁来领导。我希望年轻的同志干。” 日 上午举行全体代表的预备会议。由唐达成传达了十二月二十日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扩大创作自由，这是所有作家多年的愿望。至少是绝大部份代表都非常兴奋。 我想起一九八O年初在成都拜访老作家艾芜同志，他见面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界限一天不搞清，中国文学的繁荣就没有希望。”四年来，这个问题不断出现在我的胸际：中国作家们手里的创作自由，诚然比过去多了。但是不是已经到了太多的程度呢？自由和自由的滥用是两回事。永远会有人把自由用到不该用的地方，那是少数人。能否因此就来限制多数人的自由呢？……这几年创作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遇到、不思索这个问题、却末见公开讨论。 “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报刊，是用以说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艺界与思想界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自由逐步扩大的过程的。那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吗？或者，那个“自由化”是资产阶级式的吗？稍知苏联历史的人都明白，那不过是恢复十月革命后列宁时代早巳有之，后因强敌入侵和国内外阶级斗争剧烈化而暂时缩小，斯大林当政后又以阶级斗争随社会主义发展而日趋激化的理论进一步缩小了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自由。 当然，在我国，自由的问题有着比“自由化”更久远的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一句唱遍全中国的歌词：“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大陆一解放，“自由”(后来连“幸福”在内)这个词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就我记忆，似乎只有在批判“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或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时方能碰到这个词。至于文学创作界，则好像从来都是创作自由太多了，不然就不会从《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到《海瑞罢官》十六年间不断出现危及党和社会主义安全的大小毒草，不至烦劳大小理论权威从作品的服务对象、描写对象、主题、题材、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各个方面费尽心机作出各种限制了。或者，反过来说，又似乎创作并不需要什么自由，不然一九七八年以后当文学稍微触动一下祸国殃民十年之久的大灾难时，为什么便有人大惊失色；一九七九年几位作家在四次文代会期间说了几句实话，为什么又有人义愤填膺地大叫“右派翻天”呢？ 日 大会正式开幕。这是一个历史的日子。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祝辞中，文学界将永记不忘的可能是这一段话：“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像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这段话表明，党中央是了解和尊重艺术的特性，相信作家，并且充份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经验的。这是继一九七九年、小平同志对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之后，中央在创作自由问题上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是今后实现文艺创作大繁荣的一个根本保证。 很多老作家这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辛酸的回忆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交织在一起。 青年女作家陈愉庆担当起贺电、贺信和贺诗的朗诵人。周扬同志从病床上打来的祝贺大会成功的电话，寥寥十几个字，引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持续数分钟。大家都明白这掌声的几重含义。 五十年代，我很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记得只听过周扬一次讲话。真正了解他，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那时我在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就在我们楼上办公。听说，凡国外进口的新的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书籍，他都要图书馆先送他浏览一遍。继之，又听说他在广州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向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一一道歉。一九七九年三月，我参加了《文艺报》主办的一次文艺理论讨论会。最后，由周扬作报告。想不到他在讲话开头又一次逐一点名向首都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道歉，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还说出了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我并非文艺界人，被划为右派同他老人家毫无关系嘛。他同时还表示要找我谈谈，不久，果然在他办公室作了第一次谈话。 这件事，和我听到的另一个情况──当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陈荒煤同志在大江南北多处发表演讲，猛烈批判“左”的思想对中国文艺的危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我对于过去执行过“左”的政策的文艺界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言行就比较注意了：他们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吗？他们有改正的表示吗？ 一年以后，在北京饭店与聂华苓谈话时，我就第一次作了周扬的辩护人。从此，对海外和国内不明真相的朋友，我多次举出两点，证明周扬同志尽管过去犯过“左”的错误，但确是大彻大悟了：一、他敢公开承认错误；二、无论刮什么风，他的调子始终不变，未见摇摆。这两点都是很难得的。记得八一年初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迎春茶会上，由周扬代表文联讲话。那时，气候已经不大便于畅所欲言了。我都有点替周扬感到为难：能说什么呢？出乎意料，他讲得很好。他首先说，我们应该爱护人才，中国不是人才太多而是太少了。第二点，他讲作家要有勇气，既要勇于批评官僚主义，也要勇于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一面听，心裹一面叫好，敬佩这位老人──他仍然没有变调子，没有说违心之言。这是在那种气候下所能发表的最好的言论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发表时，我正在空军招待所采访朱伯儒。我水平不高，没看出那里面有什么问题，倒觉得有些可贵的和大胆的创见。周围的人也抱同感。 今夏，他访日以前，我到北京医院探视他，觉得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像有些朋友说的那么坏。我最担心他患老年痴呆症，所以谈话间特别注意他的反应能力。很好，听觉也不错，只是走路的能力明显地不如过去了。在这次大会上，听张僖同志说，他从广州归来时，健康状况仍然不坏。据说病情的剧烈恶化是两位客人会面和谈话之后发生的。 今天大会上这一片掌声，无异于一次民意测验，也是对一个人做出的最公正的评价。那位老人应该感到快慰罢，我想。 另一位老人，文坛前辈谢冰心同志从病床上写来的贺信，也令人感奋。她对近几年中国文学创作的成就估价极高，字裹行间，也可以感觉到她为“许许多多年轻的文坛新星”的出现，和巴金同志一样感到由衷的“光荣而自豪”。我尤其喜欢她的这句话：“凡是有利于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我一定拚命干；不利的，不干，坚决不干！” 老作家中最受人敬仰的巴金同志未能到会，大家都深感遗憾。他在由唐达成同志代读的大会开幕词中，谈到五年来文学界的变化和成就时强调指出：“中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界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思考，敢于探索，能够较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还说：“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此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肩上。” 巴老结尾的几句话，语重心长，也许只有了解中国和上海文学界内情的人才能领会其中的含义：“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是非得失也就微不足道了。我想，作家的名字应该和作品联系在一起……如果大家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从事创作……那么对于促进我们文学界的大团结、大繁荣也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如果不呢？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夏衍同志没有念中国文联给大会的贺词，而是讲了他自己的话。我不由得回想起四次文代会夏老致闭幕词时的情景。闭幕词嘛，无非是官样文章罢，想不到竟是一次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充满新意并且相当大胆的一次讲话、为整个大会画龙点睛，余音不绝。
我常说中国人较易衰老──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精神和感情，然而夏老就是一个例外，八十余岁高龄了，感觉之锐敏、思维之清晰和精神之雄健，我看是超过了某些中青年。 这段话引起的共鸣是强烈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近年来，没有搞过运动，也没有打过棍子，但是，念紧箍咒，‘鸣鞭’吓人，制造山雨欲来的紧张空气，乃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还要屡见不鲜的。文艺界要大团结、大繁荣，上述的这些‘文革遗风’就必须及早清除……” 夏老号召：“要解放思想，志强学广，文艺工作者要下决心认真学习。”说得真好，不知别人怎样，反正对我很合适。我恨不得放弃一切，钻到山洞里读完我办公室地上那二十箱书……
下午，张光年同志作报告。在几年来文艺界和不仅是文艺界的风风雨雨中，光年所表现的坚定与勇气，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学界之能有今天所起的作用，在首都作家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得知其详的人就更少了。 日
上午乔石同志作报告时，有人递了一个条子：有的地方对干部四化问题提出：革命化是主要的，其他三化是次要的。这对吗？
这种提法很有趣。人生很多事，你千万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比如那些主张以“革命化”为主的人，即使不怀他意，那个“革命”的意思也很值得推敲，至少在他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不要知识和事业也是可以革命，甚至还革得更好呢。那么他要革的是什么命呢？
晚间，各代表团讨论理事会候选人名单，都有所增补。也有撤掉原候选人的，如上海和湖北。在党中央的鼓舞下，人们开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了。
到诗人满锐的房间里闲聊，又谈起干部问题。满锐和王毅(《笨人王老大》的作者之一)都对现在选拔干部的配置第三梯队的标准感到忧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XXX来，我几乎忘记她就是三年前曾一起长谈过的那个人。她知道谈话时间有限，写了一个稿子让我先看再谈。她听过我在《文艺报》举办的讲座上的演讲，对于我对中国前途的乐观抱怀疑。于是我便大讲一通乐观的理由，并一一回答她的反问。老天爷！这至少是我对今年遇到的第三位女性谈同一个话题了。而在某些同志眼里，我却是一个坚持“反党”立场不改，至少情绪很不对头，甚至“以他现在写的东西就可以划为右派”的人呢。 日 讨论胡启立同志祝辞。老诗人刘雪苇同志说起一些历史情况，对大家很有启发。他说，文艺创作自由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就他记忆最早是在一九三六年，一直没有解决。从一开始，它就是个革命文学内部的问题，那是在香港，是胡愈之和茅盾提出来的，曾引起一场大讨论，无结果而告终。问题的提出，目标在批评家和理论家，实则针对代表党在文学界居领导地位的人。主张创作自由，反对过多干涉的人，常被扣以“托派”、“汉奸”的帽子。解放后，党执政了，可以实行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理，就更厉害了。思想上，是“左”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框框套套，组织上就是一批批帽子和组织处理。不管作家是否同意，非照办照写不可。“所以，创作自由问题实质上是个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是领导的问题。”刘雪苇同志说，“不能把作家写作过程中主观上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个问题确有，如果戈理写《死魂灵》第二部写不下去以致焚毁文稿那种情况，那是作家感性与理性分裂的问题。我们过去‘赶任务’写的作品，现在还有几部人们记得的？年轻作家一篇处女作一举成名，后来就写不出好作品，被人遗忘了。这都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应由作家自己去解决。”他说，现在中央解决了这个文艺路线问题，下一步就是如何贯彻了。领导班子，特别是作协的党组，很重要。应该在大批“左”倾机械论思想和“左”的组织路线、行政命令领导方式之后，经过民主选举重新建立。他分析“左”倾组织路线的三种表现：一是喜欢吹捧和迎合自己的人，重用恭顺和带有奴性的人；二、以个人好恶定亲疏，即以我划线；三、凡善于独立思考、对领导持监督态度者，就打击、压制、埋没。 我第一次见到诗人鲁藜。他站着发言，有人劝他坐下。天津的同志了解他，说让他站着讲好了，不站着他就讲不好。果然，发言一分钟以后，他感情就奔放起来，不停地挥手，走动……他是接着刘老发言的最后一部份讲的。雪苇同志讲到他因胡风事件和“文革”期间被天津“八一八”定为叛徒，先后坐牢二十四年。鲁藜说，他这个“胡风分子”根本没见过胡风，只因在延安写过一首诗，还是《延安赞》，经人推荐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遂定为“胡风集团分子”，干了二十六年重体力劳动。“文革”期间，又因和江青在上海一起工作过，遭到迫害。一九八O年五月才给他落实政策。一九七六年起他重新写诗，已写了二百余首，出了两本诗集。他说，这次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走进会场时感慨万千。他谈到开幕式上的掌声，他激动地说：“作家言必由衷。我要写一首诗。对有些人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批评。” 著名女作家柳溪同志，是和我有过相同遭遇的人，我也是久闻其名，初次见面。原来她也和鲁藜同志一样，落实政策比我要晚，所以也错过了七九年那次大会。 青年女作家航鹰，也是初见，原来名实不符，形像并不可怕，倒显得相当温厚平和。记不得是谁，在会上说了一句：柳溪那一代人付出的代价，为航鹰这一代年轻人铺了路。言之有理，今天我们获得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几代人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付出代价以至牺牲换得的果实吗？ 下午，主席团开会讨论理事会候选人名单。由于各代表团增补的人数总和超过了原定差额25%，要求各代表团削减为一、二人。 在讨论中，发生了不同意见。按民主程序，对有争议者以举手表决取舍。 从传达胡耀邦同志讲话到胡启立同志发表祝词，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提出在代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普遍地喜出望外。人们私下间、各代表团会上会下，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部队代表丁洪忆起一九六六年部队文艺工作者曾在京西宾馆“看电影，批黑线”，对照今日，感慨万千，在讨论会上即席赋诗《相见欢》：“别来已十八年，忆犹鲜：地暗天昏人鬼是非颠。春已到，人皆笑，好心欢；且把往事当云烟。” 辽宁青年作家金河谈到自己的体会：“世界上没有哪一部传世的杰作，是在人为的框子里创作出来的。但是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讲‘创作自由’似乎就是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作家们天生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怪气体，必须用一个密封的罐子装起来，不然就会放毒，甚至爆炸。这是对知识份子的偏见和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人不能带着手铐跳舞，但去掉手铐是为了能跳出更优美的舞蹈来。胡启立同志说的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活动要和创作自由的环境合拍，我理解就是作家的愿望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很多代表认为，这次大会带来了文艺的春天，但也不能过于乐观。必须纠正“左”的偏向，才能保证创作自由，才能实现大团结和大繁荣。如何反“左”，就成了一个比较集中的讨论的题目。 浙江代表高光说：“高兴之余还有点担心，担心会议的精神向下贯彻还会有困难。‘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江南》共发了五、六十篇作品，‘清污’时竟说三十多篇有问题，五个编委全被撒，编辑也只余下一、二人。”江苏代表陆文夫说：“人家反‘右’有很多办法，一套一套的，什么表态、造舆论、大批判开路、整材料、组织处理等等。当然，我们反‘左’不能照此办理，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反。我觉得应该研究一下。”艾煊说：“发表一些观点‘左’的文章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领导人‘左’，就会逼出人命来。因此，‘左’与权力一结合，就不得了。”一位文艺理论家也说：“我们‘左’的背后有‘门’，宣传领导机关也要总结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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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火锅店，被大佬们搞垮了
去年年初，我跟几个朋友合伙开的牛肉火锅，因为不善经营，坚持了短短三个月，便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这时，有人向我们推荐了孟哥。
孟哥是本地电台一档美食娱乐节目的当家主持人，在当地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四十多岁的人，一身潮装，戴副眼镜，头发梳理得油光蹭亮，说出的话特别振奋人心。朋友说孟哥的节目相当火爆，只要在上面曝下光，饭店立刻就能座无虚席。
于是我通过朋友，将孟哥请到我的店里，菜过五味，孟哥吞下一片牛宝，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兄弟，明天上节目，看效果！”
“谢谢孟哥！”我赶紧端起酒，冲服务员喊，“再上根鞭！”
我心想，这下踏实了，有孟哥帮忙，饭店起死回生有望了。结果孟哥又说，正常上节目，一次2000块——听完我肝直颤，饭店账上总共就1000多块钱了，节目效果好不好还不知道，我先倾家荡产了。我正在不知所措，孟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咱哥俩儿投缘，以后都是兄弟，500就行！”
当时把我感动的——孟哥就是孟尝君啊。
广播节目顺利完成，我算了算，说话时长不超过10分钟，但当天晚上确实店里人头攒动，外面还好多人挤着进不来。我心里大喜过望，客源长此以往下去，夫复何求？
然而第二天，节目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到了第三天，店里又恢复到门可罗雀的状态。我这才明白，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前天客人几乎都是奔着节目活动里的“免费霸王餐”来的，虽然聚众效应也引流来一些正常客人，但一晚上的利润，比上节目的费用还少，“免费霸王餐”结束了，也就没人再来了。但我心里还是感激孟哥的仗义，毕竟宣传不是万能的，来了客人没有留住，跟孟哥没有关系。
又坚持了几天，饭店经营还是没有起色，我和朋友们一合计，再过20天就该交房租，账上没钱了，撤吧。
就在这时，孟哥打来电话：“晚上备好鞭宝，有朋友过来，好事！”
晚上，孟哥带了个男人过来，“这是‘重庆老味道火锅’的老板，本市知名餐饮大咖，胡总”。
胡总年纪和我差不多，体态微胖，一笑俩酒窝，见面就“哥、哥”地叫，让人顿生好感。他掏出“硬中华”，开始发烟：“孟哥抬举了，什么餐饮大咖，就一小饭店，都是朋友，不说这个。”
原来，孟哥和胡总俩人想开个“重庆老味道火锅”分店，筹划了很久，一直没找到合适地方，孟哥上次来吃饭之后，觉得我这儿不错——对面是正装修的妇产医院，周围是本市重点开发的东部商业圈，而且我的店本来就是火锅店，很多设备都能用得上。
更主要的，孟哥觉得我人不错，想带我一起合伙开饭店，这一点真是太意外了！孟哥有宣传渠道，胡总有餐饮经验，品牌全市知名，食材重庆空运，加上火锅店的位置优势，天时地利人和，凭我们三个人的能力，运作一个小饭店岂不是手到擒来？
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有搞头，只是他们说觉得我人不错这个理由，我是半信半疑的——总共没见过几面，他们凭什么下这个结论呢？
“这周六，去胡总那尝尝味儿，没问题这事就定了。”孟哥说。
重庆老味道火锅的味道成为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实在是太好吃了。从胡总饭店归来，我跟我的朋友们说，这是个机会，有极大希望把以前赔的钱都赚回来，如果错过了，就再没机会了，他们是宣传和餐饮方面的专家，胜算非常大，我觉得可以干。朋友们听得口水直流，也被两个社会“上流人士”的光环所震慑，很痛快地都答应了。
我跟孟哥说：“签协议吧。”
从谈意向到确定合伙开店，只用了短短3天时间，我和孟哥、胡总见面的次数，加一起不超过6次。我对孟哥和胡总的执行力很欣赏，感觉像是做事的人的风格，但没想到，一开始谈具体事宜，就出现了分歧。
孟哥和胡总要求，占股比例和出资额相同，均分为3份。可原来的饭店是我盘下来的，花了不少钱，这个成本应该折算进去当成我的入股资金，如果这个成本不算进去，相当于我白出了饭店硬件钱但是占股却只能跟他俩一样。他俩开导我，“不要斤斤计较，眼光要放长远，这个店火了，我们立刻开连锁，钱是永远挣不完的”。
我妥协了，但多了个心眼，在协议中额外加了一条：“如果饭店无法经营下去，饭店所有权和全部设备归我，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孟哥和胡总还想争辩，看我态度坚决，就默不做声了。
孟哥提出，协议要公证，我和胡总同意了。孟哥又说，上面不能写我的名，我是公众人士，台里不允许私下做生意，只能找亲戚代签，我和胡总又同意了。
为了赶进度，协议一边起草，饭店装修同时开工。几天时间，墙砸了，壁纸撕了，吊顶拆了，后厨水电改了。协议分别发给他们，孟哥说得让他那个亲戚看看。过了3天，没有回话，电话不接微信不回，问胡总，他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可关键是，孟哥不签，胡总就不签，两人不签协议，也不会掏钱！而我因为饭店房租到期，3个月租金，4万块钱已经掏了——不付钱就得走人。他俩不掏钱的每一个理由都冠冕堂皇，还劝我说，放心吧兄弟，说好的事，不可能变，别因为房租这点小事耽误了我们赚钱的大事。
“弄吧，你也就碰上我了，明天我的钱到账，你就放心吧，老孟最后要是不干了，我和你一起干。”最后，胡总递给我一根“硬中华”。“不过，我考虑了一下，开火锅店可能不行。现在是五月中旬，装修完六月底，正是最热的时候，我那个店已经三年了，老客户一大堆，到了夏天生意都冷清得不行，咱是新店，客源和知名度都没有，夏天弄火锅，就是找死。”
我有些懵了：“不干火锅，干什么？”
“川菜！”胡总神秘一笑，“重庆老味道是大型餐饮公司，除了火锅，川菜也是一绝。正宗川菜老百姓都爱吃，单价低利润高，一年四季都能做，你见过有川菜馆子倒闭的吗？”
他没等我思考太久，大手一挥：“装修换风格，改川菜。”
胡总说，新饭店要以他的火锅店为标准，门头飞檐，屋内青砖，红灯笼和黄灯笼相映成辉，墙上是手绘水墨画，一道木质栅栏屏风横跨正中，上面挂着一个火红的中国结，古色古香的气息弥漫在四周。
“就按这个路子找人装吧。”
“我找人装？”
“这不都跟你说了嘛，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饭店是你的，当然你找人装了，我给你出谋划策。”
过了几天，孟哥终于现身了，说是带粉丝团去外地玩了，手机信号不好一直没联系上。看胡总笑眯眯的样子，似乎对此并不在意，而火锅改川菜的事，孟哥也没意见。
人回来就能签协议了。可我们草拟的协议公证处不认，必须用标准格式，等我按要求修改好，孟哥说亲戚回了老家，一时半会回不来了。我跟孟哥说，装修已经进行10天了，该到的钱一分没到，包工头老问我要预付款。这次孟哥没说什么，给了2万块钱，加上胡总的，总算能转起来了。
本来100平米的火锅店，1个炒料师傅、1个配菜、1个墩子足够了，如果料都是胡总的店炒好直接送来，费用就更低。可川菜厨子就得2个，配菜和墩子各1个，还得有个随时顶上来的小工，人工是火锅的2倍。
川菜大厨是胡总重庆总部“委派”的，工资比市场价高了40%，没有一丝讨价还价的余地。装修到后半程，大厨到了，随行的还有大厨的师傅，一起过来看地方，挑设备，买调料，还有试菜。
我们尝了他们的手艺，觉得味道还不如本市某些有名的苍蝇馆子。面对我们的质疑，大厨和他师傅很不屑：
“你们根本没有吃过真正的川菜，真正的川菜，是艺术品，不要向东北小酒馆攀比，18块钱的鱼香肉丝3个人就着米饭吃不完，这是在自掘坟墓、砸自己招牌……
“盘子必须要留白，留白才有美感，有了美感才会诞生艺术品！标准圆盘，中间放一拳大小的菜，先从视觉上征服客人，看着就垂涎欲滴，自然吃着就香了。苍蝇馆子的川菜，是对正宗川菜的侮辱……
“价钱不能低了，太低和正宗川菜的定位不符，也不匹配充满浓郁四川风格的就餐环境，所以，要适当调价，比这条街所有菜馆的菜贵30%好了……”
我想发作，但被孟哥和胡总制止了。我想了想，都指望人家呢，只能用“量小价格贵是因为运营成本太高”这样蹩脚的理由来麻痹自己。
装修收尾，包工头三天两头找我。给了人家1万块钱预付款后，装修款都是人家垫付的，这个包工头算是熟人，脾气还不错，所以一直押着也没耽误工期，但马上要完工了，还见不到钱，人真急了。
可我除了点头哈腰，笑脸相迎外，没有其他办法——孟哥总是说手头紧张，胡总总是说等孟哥钱到了再动。几次交涉下来，我明白一件事：装修的时候，天天盯现场的是我，欠钱的时候，包工头找的也是我，挨骂的还是我——他俩只动嘴，不动手，更不掏钱，原来让我找人装修的意图，竟然是这样。
第二天，我在饭店收拾东西，包工头带了4个人，横着一排坐在门口。门外正在往里运后厨设备，堵着进不了门。我立刻给孟哥打电话，无人接听，再联系胡总：“包工头带人堵门了！”
“我现在就给老孟打电话。”胡总的声音依然镇静。
“他妈的，老孟连我的电话也不接。”半个小时后，胡总急急忙忙跑过来，一来就掏出“硬中华”挨个发烟、道歉，包工头抽着烟无动于衷。饭店门口摆了一大堆后厨设备，便道都快堵满了，一辆城管执法车远远过来，胡总一跺脚，从包里掏出1万块钱：“你先拿着，剩下的明天给。”
晚上，胡总单枪匹马直奔孟哥家，10点半，他发来微信：“还他妈没回家，肯定喝大了。”我半夜起来撒尿，看见胡总12点半发了一条消息：“说好了，明天打款。”
川菜馆开张那天，孟哥找了红黄紫3辆走私“大黄蜂”，在大门口一字排开，同时轰油门，引擎声震耳欲聋，跟过年放炮似的，祝愿我们的生意大吉大利。
开业大吉，营业额小5000，是我以前火锅店的4倍，胡总眉飞色舞——他的火锅店一天流水也不过4000。
好日子只坚持了三天。第四天，营业额回落到2000多，第五天依旧，第六天是周五，冲到3000出头就不动了，周末两天还是2000多。第九天是周一，“礼拜一，买卖稀”，连2000都没有了。
我觉得是菜的味道不行，胡总却说：“味道比试菜那会儿强，但价格有些高，这边的房子都是城中村改造，回迁户多，商业圈没有建好，外面的人流太少，整体消费能力一般，新开的饭店，顾客都喜欢尝鲜，等新鲜劲儿过了，各方面没达到预期，就不愿意来了。”
胡总说：“做活动，办会员卡，价格先不动，刚开始就降价，不是好兆头。”
孟哥说：“去我那儿做期节目，给听众讲讲什么是正宗川菜。”
节目当晚，配合着“100元买100瓶啤酒”的活动，饭店再次爆满。可听节目来的客人，几乎都是奔着“免费霸王餐”来的，赚噱头赔银子，此情此景我很熟悉。
孟哥挺高兴，怎么说人满了，也是他宣传过来的，面子上有光，具体经营他不管。他就像个普通消费者，每次来都带一帮男女朋友，点一大桌子招牌菜。孟哥有个特点，爱当着外人说大实话。点什么菜，就挑什么菜的毛病，大厨和他师傅站旁边憋得脸通红，他也照说不误。
他咀嚼着被客人称赞的首席招牌菜“辣子鸡丁”，搜肠刮肚，想半天最后来一句：“鸡丁太少，辣子太多。”他一喝酒，嗓门巨大，方圆几米听得清清楚楚，以至于所有客人都知道这家店的菜毛病多多。
啤酒供应商是胡总找的，算上返点和瓶盖折价，成本比其他同等规模饭店低很多，“勇闯天涯”合到了1块钱一瓶，这才让我们有了做活动的资本，胡总这方面确实厉害。当然，不光啤酒供应商是胡总找的，后厨小工是他的侄子，墩子是他侄子的朋友，前台记账是他的侄女——他说，账和钱得分开，账由他的人管，钱的事交给我，互相起个监督作用。
活动期间，每天人来人往，顾客们喝啤酒能喝到凌晨2点，按我们的估算，赚不到钱也赔不了，结果到了月底一盘账，竟然赔了2万多。
我们根据饭店的实际成本做的预算，认为毛利控制在55%、每天流水不低于2500块钱，就不会赔钱，而随着会员的增加，每天流水确实是高于底线的，即便之前有段时间流水过低，但赔也不能赔这么多啊……我和胡总铁青着脸看账本，每笔数额都没错，自己侄女记的账，胡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账目没问题，那就是其他方面出了意想不到的状况。
“叫老孟开会！”
晚上8点，孟哥终于来了，身后跟着一群男男女女边笑边走。胡总冲我努嘴，我懂了，他怕孟哥一会儿喝多没法开会，这种男女混合的局，孟哥次次喝多，我们都有经验了。
“等会儿，我把朋友们先安排好，你和胡总先开。”孟哥笑着说。
我和胡总蹲门外抽烟，谁也不说话，一颗烟抽完，孟哥已经脸红脖子粗，站着跟人打圈，人家说随意，他非要干了，趁人家不注意，一仰脖子一两白酒没了。
胡总听见孟哥又开始评菜，骂了声：“X，饭店都快倒闭了，还特么胡说八道！”
胡总没继续等，直接开车走了，11点，孟哥喝完了，东倒西歪地被人搀着，临走也没跟我打招呼。
第二天下午，胡总拉着我去电台找孟哥——账上只有几百块钱了，第一个月的人工费还没着落，后厨已经开始嘀咕了。
“刚开始就赔钱，这怎么弄的啊？”孟哥眉头紧锁，“应该是饭菜的味道不行，好几个朋友过来都说一般，我想推都没法推，推出去就是砸自己招牌，得让厨子改进啊。”
“其实没赔什么钱，都是食材把资金占用了，啤酒的返点也还没给，正常饭店经营就是这样，以后捋顺了就没事了，我们办了不少会员，后续的消费能跟得上。现在的紧要问题是，解决员工工资，否则想改进都没机会。”
胡总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分析出问题所在，不愧是久经沙场的餐饮大咖。我对胡总的城府也十分佩服，明明憋着一肚子火，嘴上还得摆事实讲道理，跟哄小孩似的给孟哥谆谆教导。
协商半天，孟哥掏不出钱，只能由我和胡总先凑2万，把后厨的工资先解决，维持饭店正常运转，其他人暂缓，留点钱做流动资金——幸亏其他人大部分都是胡总的亲戚，比较好说话，这事就算过去了，孟哥承诺他的钱10天内到账。
第二个月，川菜馆会员的后续消费并未像胡总预计的那么乐观——绝大部分食客都因为买啤酒活动才办的会员，来饭店就是喝酒，几个人20瓶啤酒，菜一般就是鱼香肉丝、酸辣土豆丝、地三鲜、宫保鸡丁这4道便宜的大众菜，就算比其他店价钱要贵，但一桌消费也到不了100块，几次把酒喝完，人就不再来了。
啤酒返点是按季度结算，所以一开始我们要按正常价进货，这样一来，参加买啤酒活动的人越多，饭店的流动资金就消耗得越快，而啤酒吸引来的客人，并没有给饭店带来可观的收入，反而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
临近月底的一天，孟哥叫我一起去他家楼下吃饭，没叫胡总。
“饭菜的口味不行，留不住人。”孟哥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钱在第十八天到帐了。“你想过没有，胡总为什么说好了干火锅，结果改成了川菜馆？”
“咱们要是开了火锅店，那胡总自己的火锅店怎么办？”孟哥神秘一笑，“他看重我的宣传，把客人都宣传到咱们店里，他自己的生意不得受影响啊？老胡这么聪明的人，他肯定想到了。”
我说胡总怎么突然改变主意搞川菜了，原来是担心影响自家买卖，这小算盘打的，太精了。
孟哥见我沉思，又说：“继续干川菜，肯定得关门，老胡家的火锅才是真正的特色，你回头跟他说说，得改成火锅，初心不变。”
“协议还得重新弄？原先的协议一直没签完呢。”我提醒孟哥，饭店协议就他没签字了。
“不是火锅店，我签什么？”孟哥一脸正气。
没等我传达孟哥的意思，胡总先找我谈话了。
“离月底就几天了，缺口我粗略搂了下，3万打不住，还得凑钱，”胡总顿了顿说，“老孟凑个钱磨磨叽叽的！钱不按时到位，饭店真得关门。装修我已经当面找过他一次，再由我出面不合适，这次你跟他说说，把事情说的严重点，让他赶紧凑钱！”我懂了，原来他们谁都不想跳出来说得罪人的话，都想把我当枪使——事办成了功劳未必是我的，办砸了一定是我的责任。
胡总见我不言语，随口说道：“老孟这人真不行，上次咱们在他那儿做的一期节目，总共就500块钱，每次见我都说什么这是有偿宣传，不是免费的，得算进饭店成本里去，你说这么点钱，还好意思说出口？”
“原价2000，可以了，电台也不是他家开的。”
“什么原价2000，原价500好不好！我在他那儿做过，我还不知道？你听谁说的2000？”
我们开会商量，胡总同意改火锅店，孟哥同意明天凑钱，把这个月的亏空和改火锅店的钱一并掏了。我们仨当场签完火锅店协议，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没必要公证了，签字摁手印，协议即刻生效，这次孟哥没再说找亲戚代签。
胡总家的火锅的味道绝对可以，但价格和菜量比他家川菜还狠：普通的牛羊肉薄薄几片，38元每份；锅底58元；小料6元一份。在这个人均收入3000千多元的二线城市，一顿火锅，4个人300块钱打不住，还不一定吃饱——相比北方传统的老北京涮肉，贵得可不是一丁半点。
第一次去胡总的万达广场总店，我就问，“这么贵，有人吃吗？”胡总很不屑地说，“重庆火锅都这样，你吃的少，不了解行情”。所以当我提出降价的建议时，遭到了胡总的严厉拒绝：“定价低了，我的总店怎么办？”
“我们店小，只有9张桌子，无论环境、规模，还是人流、地理位置，跟万达都没法比，”我尽量想说服胡总，“客人来咱们店，他的潜意识，这家店有特色，但价格不高，如果结果和认知出现了偏差，很可能是一锤子买卖，因为客人感觉被骗了。胡总要是不想降价，就加点量，便宜、实惠总得占一样，否则迟早跟川菜馆一个下场。”
胡总摇摇头：“川菜馆赔了很多，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赚回来，火锅旺季就4个月，时间不等人，价格和菜量都保持不变！”
11月入冬，天气骤然变冷，火锅旺季到了，而且据天气预报所说，今年是个寒冬，这个消息无疑是个巨大利好。火锅店人工费大大降低，每月支出少了1万多块钱，成本压力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孟哥把台里一个活动的盒饭业务拿下来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大概能赚1万块，又过了几天，胡总朋友的一个汽车4S店食堂的业务我们也承包了，食堂业务是长期性的，每个月能给饭店增加1万块钱左右的收入。
似乎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现实并没有按我们的预想演变下去。
和川菜馆一样，火锅店前3天人流量很大，没有孟哥的节目宣传，来店的客人都是真实消费，流水突破4000。可3天之后，上座率和流水都创造了历史新低，晚上7点的用餐高峰期，也只有两桌客人，其中一桌还是孟哥带来的朋友。
门外人流攒动，旁边的火锅鸡和东北菜排着长队，一堵墙两个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答案不复杂——火锅店的位置和周边人群适应不了胡总万达广场总店的定价策略，实际消费额度超过了客人的预期，东西再好吃，他们也觉得花的钱不值。即便是孟哥，以前来吃川菜从来都是现金结算，改了火锅店之后，都是挂账——“不准挂账”是他定的，也是他第一个破坏的，可见东西已经贵到宁愿自己打脸的程度了。
胡总仍然不同意降价，说再提降价就撤股，但默许了可以适当增量。菜码增量后并没有给火锅店带来什么收益，因为价格已经秒杀方圆1公里的所有火锅店了，客人还是不认。
火锅店开张的第十八天，晚上7点半，一桌客人没有。我们仨凑了一桌，声明谁也不掏钱，就为了凑人气招揽生意，特意占在靠大门的位置，方便过往行人能看见。
过了没多会儿，就进来五个中年男子，其中一人看着眼熟，孟哥主动上前给客人服务，我和胡总在旁边听着。孟哥不愧是著名主持人，魅力非凡，话里话间逗得客人哈哈大笑，对孟哥推荐的特色菜全盘照收了。
孟哥笑嘻嘻回来，我和胡总同时举杯，这是孟哥头一次管饭店的具体业务。
我们仨喝的正嗨，被一个声音吓了一跳，一个中年男子站在前台，怒气冲冲地拍着台子。我们和其余几个男子立刻围过去，原来这个男的要结账，一看5个人消费620元，说太贵了，我们是黑店，坑害消费者，几个人揪着孟哥的领子不放，要带他去物价局理论。
孟哥喝了酒，张牙舞爪跟人家比划，被迅速制服在桌上，动弹不得。我看情景不好，拿出菜单给对方看，点的菜和价格完全吻合，不存在欺瞒诈骗一说。他们知道理亏，嘴里仍大声叫嚷：“我们就没看菜谱，都是那小子给我们推荐的，早知道这么贵，谁他妈的来你这店吃饭！”
孟哥恢复自由，一脸铁青，被我和胡总支到外面抽烟。我俩好言相劝，对方才略微缓和，扔了500块钱，出门走了。我和胡总在人家屁股后头追半天，一路“对不起，不好意思，有空下次再来”——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再来了，不光他们，旁边城中村的很多人都不会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其中一个人是村干部。
因为这件事，孟哥消沉了一段时间，成天见不到人，说话也阴阳怪气，说：“你们在店里就行了，我要是去还不定捅什么篓子呢”。胡总仍然说价格绝对不动，我对他俩失去了信心，就等着一桌客人都没有的那天早点到来，然后结束这一切。
可真正促使火锅店店关门的，却是另外一件意想不到的事：4S店食堂出事了，一名孕妇吃了我们做的饭，食物中毒，送医院了。事件原因很简单，后厨把隔夜饭给4S店送过去了。胡总说，米饭的馊味儿离老远就能闻见，好多员工因此逃过一劫，孕妇不愿意动，想凑合吃两口，结果吃出毛病了。好在孕妇吃的不多，没什么大碍，大夫说观察两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孕妇是4S店的员工，跟胡总认识，觉得没事就不想再多计较，胡总包了一个2000的红包给人家，算是赔礼道歉。
本来以为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孕妇的老公、公婆、父母，一行5人先找了4S店的领导，说是工伤，要求企业赔偿，然后又跑到火锅店，说是谋财害命，要求经济补偿，否则就法庭见。
他们本来提出4S店和我们赔偿5万，但4S店说责任在我们，人家只负责带薪病假。家属们觉得有道理，调头都冲我们来了，要求赔偿10万元。
火锅店账上只有5000，都快关门了。
我们拿不出钱，又担心没人看店家属们会把店砸了，双方就这么互相僵持着。他们找人制作了条幅，白布黑字：“谋财害命，欠账不还”，挂在饭店门口的两棵杨树上。8个大字触目惊心，4个老人席地而坐，周围的人越围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拍照、录视频。
孟哥和胡总也没见过这阵势，坚持了一天，便败下阵来，给钱。胡总以朋友身份，孟哥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分别拜访了受害人，并与家属们进行了积极友好的协商，各方权衡利弊，最后达成一致：3万元，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当我们把钱凑齐的那一刻，火锅店就正式宣布关门了。关门那天，艳阳高照，期盼的寒冬并未到来，天气预报欺骗了我们，旺季根本就不存在。
“善后的事怎么办？”
孟哥的话把我从回忆中点醒，一下没反应过来：“什么善后的事？”
胡总接上话：“按协议上写的，要是不干了，饭店和里面的设备都是你的，跟我俩没关系，但是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个补偿啊，半年赔了十几万，你好歹还能落下东西，往外转让也能止损，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不过去啊。”
胡总两只眼眯成一条线，我忽然想起一句老话：眼如鼠，心如虎。我不想废话：“一切按协议办，没有补偿。”
“房租是大伙的，还有一个月到期，现在不干了，是不是得折算成钱一起分了？”孟哥问。
俩人的问题衔接的天衣无缝，绝对是商量好了才过来的，想找补点损失。
“那就干完这一个月。”我也早想好了应对方案。
孟哥和胡总没料到我来这手，一时面面相觑。我没给他们喘息的时间，继续说：“既然不干了，先把欠的各种费用补清，员工工资、水电费、供应商的钱，一个都不能少，这叫善后，协议也是这么写的……还有，孟哥你在饭店的挂账，一共3000多，也该清了。”
俩人见我态度坚决，知道补偿的事黄了，说回去凑钱，一起离开了。
过了三天，胡总把后厨和他侄子、侄女的工资，还有啤酒供应商的钱结清了，离他该出的份额还差几千块钱，恳求我“能不能就算了”，我想到孟哥放我鸽子时，他还能支持我，心一软就同意了。
可胡总回头就给我发了条语音：“你他妈不仗义，去死吧你！”
孟哥则迟迟没有消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人又失踪了。他失踪的第四天晚上，我在他家楼下堵住他，他很从容地看着我，只在得知胡总的钱已经给清了，这才惊讶起来：“老胡居然把钱都给了？！”
我昧着良心点头：“胡总仗义，孟哥你呢？”
“仗义个屁！那都是他的人，他不结清行吗？要是我，我也结清。反正老胡已经结了一部分，剩下的也不多了，我最近手头紧，你再等等。”
我回去跟所有没拿到钱的朋友说了情况，大家找不到他，有人便匿名在微博上@了全市所有的电台官微，说孟哥开饭店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的钱。这事是在孟哥给我打电话时我才知道的，他骂道：“你他妈的是流氓吧，这种事也干得出来？诽谤诬陷，我要报警！我要你赔偿精神损失费！”
我心态好了许多，只淡淡回了句：“赶紧报警，让政府给你作主，实在不行就挂条幅。”
过了几天，孟哥又给我发微信：“谁给我往台里打电话了？他妈的一群土匪！”
我不知道，也没心思理他，就回了四个字：“赶紧给钱。”
等了一会儿，孟哥回信息：“行，你牛X，后天叫欠钱的都过来，当面结清，把微博赶紧给我删了。”
离房租到期还有10天，饭店盘出去了，接手的是两个小伙子。他们一来就说喜欢这个店，装修风格特别满意，说重庆老味道这么有名的品牌，选的位置肯定没问题。
我呵呵一笑，问他们准备干什么。
“牛肉火锅，家里有祖传秘方。”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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