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打算固始乡底下搞点小生意，谁知道哪个乡镇人最多，最有钱啊_固始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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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打算固始乡底下搞点小生意，谁知道哪个乡镇人最多，最有钱啊收藏
当然是胡族，黎集，陈淋子！
感觉 张广还可以，2000平米以上的超市 有三个
有比郭陆滩街人多的吗？
有比大武庙人有钱吗？
楼主打算做什么样的生意啊？参考一下！
段集，村委。卡宴什么水平
比较好的张广好斗。
陈琳子，靠近叶集，叶集有发展，会带动陈琳子的
实话实说，陈淋子确实不错
黎几，陈琳
豫西南重镇方集镇，
大家再讨论一下，平时在家的人口数，村庄空置率。哪个乡镇在的人口多些，感觉黎集人口比较多
郭滩每天街上人都很多啊
年轻人打工去了，还是胡族与黎集人多些。
卖玩具的话在县里比较好我一直觉得，每一个帖子都应该留下我风骚的身影和机智的表情
陈淋子，三河尖，胡族
想做什么生意啊，我们合伙吧，桥沟人最多
胡族，里脊，陈林子
陈淋子，三河尖，黎集，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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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谎言做成一门生意&——&揭秘“计划生育”的圈钱路径
Wong是纽约法拉盛的一个移民律师，30出头，有着中国传统里不缺的精明。所以他对其中一个申请避难移民的客户说：“他们（移民局官员）就是问你一下乱七八糟的问题，随便编一下就行了。”这个中国客户要编的理由是“因为计划生育被强迫流产”所以要申请避难。这段对话被卧底的FBI录了下来，成了Wong律师的罪证。
近期《纽约时报》再次刊文《中国城的避难欺诈：谎言的产业》重提这件华人移民欺诈案。2012年法拉盛地区多家华人律师事务所因为类似原因被查。纽约联邦避难署在2012财年收到的所有7000份避难申请案例中，超过62%是由中国移民递交的。而最近几年这里收到中国人提交的申请，超过了排在后面的10个国家的总和。而根据联邦数据，在打击了中国城的造假之后，2013年纽约联邦避难署收到的申请数量骤减到4300份。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img 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real_src ="http://t2.qpic.cn/mblogpic/d3772cbad5c577b4fd5a/2000" STYLE="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color: rgb(31, 9, 9); font-family: font-size: font-style: font-variant: font-weight: line-height: vertical-align: display: max-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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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中国城的避难欺诈：谎言的产业》文章配图。摘自www.nytimes.com）
虽然总的理由是华人律师事务所在帮助新移民获得避难资格上造假，但造假的借口却很有讲究。“计划生育”的谎言只是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借口也包括因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信仰受迫害、因不同党派意见受迫害等等，总之貌似神圣的信仰和政治，在这里不过是一个价格或者成本的问题。部分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的学生甚至因此受益，因为他们可以为这些不通英文但申请避难的人做翻译而获得收入，甚至这些学生对要翻译的故事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申请者本人，因为他们和想出点子的律师一样，都处在熟悉谎言的过程中。
“计划生育”这个借口因为好用，所以占了不少申请名额。尽管纽约避难署没有披露具体的数量，但媒体猜测大概占到四分之一，足以养活好几家律师事务所了。中国“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漂洋过海却有了“万万没想到”的味儿。
不过法拉盛的生意相比于“计划生育”在中国的生意来讲，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的这笔生意叫“社会抚养费”，但这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费用，坊间俗称“超生罚款”。
社会抚养费是一笔糊涂账，更有地方设置“社会抚养费征收目标”，那么这到底是鼓励超生呢？还是实施计划生育呢？这种政策上的“精分”是由于多个不同的目标造成的。对于计生委以及各地的计生办而言，从政府机构属性而言，当然是要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防止超生。但由于编制、经费、资源等的限制，对机构内的工作人员而言，最好莫过于提高自身待遇。布坎南和塔洛克用“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官员的自利行为。只是这样难免造成机构的目标冲突，出现所谓“精分”政策。
“计划生育”就这样变成了社会抚养费的大生意。浙江有个律师叫吴有水，跟社会抚养费杠上了。日“世界人口日”，吴律师向全国31个省级卫计、财政部门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总额及使用情况。8月底，陆续收到17个省份计生或财政部门依申请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总计165亿元。其中，江西最高，33.8亿余元；其次是四川，24.5亿余元。但其他省份未回应。并且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未有任何一个省份的计生或财政部门依据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的预算情况或用途。这叫光有收钱入账，没有支出可讲。
但我还是找到一份2011年5月《浙江温州苍南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乡镇社会抚养费结算及考核奖金发放的通知》，其中提到社会抚养费县统筹比例与乡镇计划生育率相挂钩，计划生育率越高县统筹率越低。县统筹率具体确定如下：计划生育率&86%，县统筹率19%；
84%&计划生育率≤86%，县统筹率21%；82＜计划生育率≤84%，县统筹率23%；
80＜计划生育率≤82%，县统筹率25%；78%＜计划生育率≤80%，县统筹率27%；计划生育率≤78%，县统筹率29%。
县返还乡镇社会抚养费可用于奖励的资金比例分别为：第一类乡镇为14%，第二类乡镇为16%，第三类乡镇为18%，第四类乡镇为20%。根据上述规定计算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考核奖金，人均不得超过6000元。而2012年初各乡镇认真测算2011年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考核奖金人均可发水平，结合本乡镇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情况，编制征收社会抚养费工作考核奖金发放清册报县财政局，通过县财政津贴补贴专户统发到清册所列人员银行卡上。县财政下达社会抚养费时预留20%资金，奖金统发后将剩余的预留资金拨付乡镇。
管中窥豹，这个生意的模式大致就是走一条与计划生育政策意图完全不同的路，地方通过超生罚款获得收入而后地方工作人员参与分享超生款的收益。这个模式里的计划生育也无非是个谎言，并且这个谎言通过政府加持，看起来是一个真实的谎言，但背后无非也就是个价格问题。
我写了不少质疑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主要想说：一来从权利视角看，计划生育对生育数量的管制是侵害人的基本权利的。所以是从根本上来讲就错了，我们不能不问是非，光讲好坏；二来即便退一步从功利主义视角看，计划生育对减少生育的作用有限，但政策的恶果不小，尤其是造成了人口结构的扭曲。也就是这一政策的基础就是虚的，或者说这就是一个“谎言”。
这道不明去向的社会抚养费只不过表明了经过国家机器编织的“谎言”，一旦产业化，其力量当然不是法拉盛的几个华人律师事务所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把谎言做成生意的，谁又能玩得过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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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大山深处的人口生意
　　打工经济改变了苗族人以女性为尊的风俗，在男子念书打工，女子失学嫁人的现实里，女孩子越来越被轻视　　归案　　普通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子里，一个人贩子不能落网，最严重的后果是，很多家人无法沿着线索寻觅自己的孩子。吴正莲这个名字作为A级通缉犯，从2008年8月开始至今年11月她被捕已经3年时间。但是真正引起河南警方注意，却是从今年网络帮助失去孩子的父母展开寻找的民间活动开始，那些在逃的人贩子的信息都被网友公布在网上，使各地警方都加大了搜查的力度。在南阳这个行动叫做“清网”，熟悉本地情况的警察开始给所有外来人口核对信息，而一个叫“熊中仙”的云南籍媳妇的信息出了问题。
　　已经嫁到南阳桐柏县回龙乡郭庄村的熊中仙，当地人只知道她是云南人，带着一个女孩子来，是“给领来的媳妇”。熊中仙的丈夫说，和她在广东打工时认识。村里人却猜测是花了钱，说：“这个媳妇带着孩子又年轻，不是从家里逃出来，就是跟着我们村的人跑了。”这里地处桐柏山腹地，能从外头领回一个媳妇，村里人都觉得是“好事”，很快就接纳了她。熊中仙几乎不说话，而且很少出门，头发留得很长，遮住脸，村里人一直以河南人的传统，以为是这个媳妇带着孩子，怕原来的家人来找她。　　郭庄虽然穷，但丈夫对她很好，熊中仙和公婆丈夫一起住，总是自己带着女儿吃剩饭，不上桌子。女儿今年刚满3岁，就送进了村里的幼儿园。幼儿园每个月要收一百来块，村里只有外出打工收入较好的父母才会送去。“她在家里就绣鞋绣鞋垫，花样子描得很好。可是外边人去找她，她又不见。”村里人不知道她是苗族人，以为这是个“乖媳妇”，“外面来的媳妇总要闹一阵，打骂了才听话，她却一点不闹。”熊中仙一点也不委屈，每次去接女儿放学都很开心，“她唯一说过的就是没想到能让女儿上这么好的学”。　　所以，11月6日警方出现，向村民们宣布一个叫“吴正莲”的人贩子藏身村里的时候，谁也没联想到熊中仙身上去。村里人不关心谁是在逃的通缉犯，至于警方说“吴某某一个人不归案，造成20多个家庭骨肉分离难以团聚”，对他们来说更难以相信。南阳警方调动了86名警力，先是和村干部联手，给村里70名青壮年劳力每人发50元误工费，让他们到附近的矿山上去帮助挖掘泄洪通道，11月7日早上突然到村里抓熊中仙。村里人误会警方是来“解救”被拐卖至此的妇女，一起追到了村外暴涨的河水边。警察背着她过河途中，她把警察头发扯住，突然要跳河，结果4名警察抱成一团，终于把她挪过了河岸。村民们一开始很气愤：“人家都不愿意走，警察这不是抢人么？”直到警方再次出现把通缉照片、清查通缉令等拿出来，村里人才开始议论，“是很像，但是她胖多了，也白了”。他们才逐渐相信，这个一直躲起来不愿见人的云南媳妇，是一个参与多起贩卖婴儿的逃犯。　　家庭　　暴露了吴正莲踪迹的，是她已经3岁大的女儿。2008年8月，吴正莲的第一任丈夫侯袭鸿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在文山州2001年的一个百人跨省贩婴大案之后，是最重的刑罚，而2001年则判处了4名死刑。吴正莲因为参与运输婴儿被捕，当时她刚生下一个有六指的女儿。因为哺乳期妇女可以监外看管，吴正莲趁机带着女儿逃走了。今年11月警察在幼儿园和在她的老家云南省文山州都得到了孩子是六指的信息，才确信熊中仙就是吴正莲。吴正莲1985年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八宝镇的关山村，2003年嫁给了邻近的杨柳井乡落水洞村的侯袭鸿。　　文山的广南县和富宁县都与广西百色地区相接，山脉贯通，远离交通要道。从2007年开始侯袭鸿和吴正莲夫妻开始在山里购买不足岁的婴儿，转手卖给广东的下线，再一层层转卖出去到全国各地。侯袭鸿的大姐侯贵萍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以为他们俩出去打工了，2005年他们有了儿子，在我们这里，侯袭鸿是长子，按理他有了儿子就可以分家了，可是家里没有钱，盖不起房。他和他老婆就想外出打工去。”侯袭鸿是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跟着人去过广西、广东，他的弟弟也去了东莞一家厂子，已经有3年没有回来过了。侯袭鸿的父亲早年去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已经年过七十，一共二十来亩地，都处在特别陡峭的山崖上，间杂巨大的乱石，现在只有老母亲种的一点点玉米作为口粮。两兄弟都选择了放弃务农。“我这两个弟弟都说，饿死也不能在家种地了，干什么都能赚到钱。”大姐侯贵萍说。　　侯家所在落水洞村，是散落了四五户人家的一个山坳。他们的房子还算好些，邻居一家完全是在石头岩壁边上搭了一间草盖的房子，上下还得自己架着梯子。每户都养了两头牛，一两头猪，还有一些鸡鸭。各自有精准的用途。“小孩上学前，要一年卖一头牛2000元养小孩，上学之后就必须有打工的供他读书。鸡鸭卖掉作为零用钱，山上收的玉米就是口粮。”直到现在只有一家安了电话，有一台只要开着就放着湖南台的电视，没有自来水，政府在2004年给这里接了一条可以引山上水下来的管子，安在侯家背面山坡上，于是其余4户都得每天挑着担子过来担水，没有人家有钟表，看天光过日子。　　吴正莲的娘家在八宝镇交播村的关山村。关山说是个村，总共也只有5户人家，几乎没有一点平地，两个山头之间的小山谷里顺地势盖着石头的房子，各家的土地不过三四亩。吴正莲家的土地要翻过一道山岭，本刊记者看到，从山顶看下去，这些像水波纹一样扩散出去的梯级土地，最上面的只有两个井盖大小，往下稍大一圈而已，只有一些玉米和蔬菜。吴家有三姐妹一个弟弟，除了弟弟念了几年书就打工去了，三姐妹都是文盲。吴正莲的大姐先嫁到杨柳井，认识了侯袭鸿也出嫁了的姐姐侯贵芬，然后才介绍着她嫁了过去。　　但是吴正莲是见过世面的。八宝镇整体的经济比杨柳井强，历史上就有官兵驻守，很多隘口的人家过去都是军人，吴家在关山有两家，彼此世代交好。吴正莲的父亲是一个特别严肃要面子的老人，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一个被通缉的女儿。吴正莲第一次被捕就是带着女儿在娘家，警方隔段时间就要上门询问有没有吴正莲的下落，他都一概拒之门外。甚至站在家门口来回巡视，不准警察把通缉告示贴在自家墙上，结果警察只好贴在了邻居墙上。　　从吴家出来走10分钟乱石堆，就可以看见贯通云南和广西的312国道，在高速公路没有修好前的十几年里，这条国道满是装载车辆，经常下雨滑坡造成大堵车，非常热闹。虽然没有上过学，吴正莲却很向往外部世界。“这里的女子不能自己出去，要嫁人之后，才能出门。”杨邦才说，“嫁人也不考虑，都是附近的姐妹嫁到哪里，过了年或生了孩子之后，就开始带着人嫁过去，也有的连着几个嫁到广西去。”侯袭鸿和吴正莲都没有前科。从年被捕，侯袭鸿总共贩卖婴儿11人。2008年过完年，夫妻俩开始自己动手盖一间三室一厅的砖头房，侯家母亲问哪来的钱，“他说打工挣的，还有贷款”。一共2.3万元，母亲在他们被捕之后就带着孩子住了进去，“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贷款咋个还法”。　　侯家老母亲70多岁了，两个孩子是侯袭鸿和弟弟的儿子，脏得浑身看不出一点颜色了，却和奶奶之间感情很深。得到的第一块糖，第一瓣橘子，都是伸到奶奶嘴边，虽然一句话不说，两个孩子却喜欢跟着外人跑。“我养了几头牛，每年卖一头，养两个孙子。”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都被判刑，对于母亲来说却完全没表现出任何怨恨、悲哀或凄惨的神色。她还是热情招呼着每个外来人，去一趟集市，背篓里就装满了给孩子们买的最便宜的零食。吴正莲和侯袭鸿的儿子已经6岁，很爱笑，还没有起名字。　　贩婴　　侯袭鸿夫妻的人口生意并不难做。他们有两条稳定的上线熊友玉、熊文礼母子，和一个叫“卜梯”、汉名陆寿龙的50多岁的壮族人，是邻近的广西那佐乡的。还有一个大人贩子农荣立，专门在广东等着收婴儿。上下线从不互相改变位置，农荣立也可以到近处接收婴儿。总体是搜寻广西和云南交界山区的婴儿，绝大部分是女婴，过广西往广东去转卖。熊友玉50多岁，熊文礼也是1985年出生，他们和陆寿龙都有空闲时间，又熟悉山地，到处走访山里人家以千元左右的价格购买婴儿，再转卖给侯。熊家身在最陡峭的龙哈村的窑子坪地区，直到现在前往龙哈的公路还没有完全修通，熊家母子和陆、农都已判刑入监。　　这种生意的开始是侯贵芬的丈夫国介绍的。和后来的所有案件一样，第一个婴儿就说不清来历，只知道是通过一个叫“节骚”的人介绍，一个苗族人背着到了王兴国家，王兴国和侯袭鸿一起给了苗族人1500元。侯氏夫妻再把婴儿带到广西或广东给人贩子农荣立，少则挣几百元，多则元。婴儿到了农荣立处，她再转卖给其他人贩，孩子们就这样杳然无信了。人口生意的成本很低，像熊家母子和陆寿龙这样的收购婴儿的下线，利润较低，一般只有一两百元的信息费，参与运输才能拿到一两千元。　　吴正莲和侯贵芬都是专管运输的中间人。他们得利较最下线高一些，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侯家姊妹有两男两女，大姐侯贵萍十几年前就得了眼疾，现在除了一点光线什么也看不见了，还满地给来者摸索小板凳。二姐侯贵芬嫁给了西洋村的王兴国，侯家小弟和弟媳在外地打工，已经有3年没有回过老家，也没给老人孩子寄过钱。涉及贩婴的侯袭鸿和侯贵芬姐弟俩，是四姐妹中最聪明的，性格也外向。侯家母亲告诉本刊记者：“给两个儿子上学到初中，姑娘没有上学，以前孩子多，女娃娃十四五岁就定亲了，娘家是不管的。”　　侯家并不是传说中的贩婴家族，虽然有4人参与贩卖婴儿，但是家中其他人对此事和案中的其他人贩子却不认识。“他们应该就是说出去打工，其实琢磨出了这件事，就保密着做。”贩卖婴儿一般是男人负责联系和收集婴儿，女人负责运输，背篓里有个孩子的少数民族妇女，无论到哪里都不容易暴露，夫妻一起是正常的，但连带亲戚朋友风险就大了。但因为吴正莲和侯贵芬关系好，两个人一起背着娃娃去广东卖还可以做伴。这种生意因为成本极低，一般较大的人贩子都会给做中转运输的侯氏夫妻比较高的报酬。吴正莲小心谨慎从未出过事，唯一的事故就是侯袭鸿自己亲自运送的一次，1000元从一个叫“连咒”的苗族人手里收来的女婴，去送给农荣立的路上遇到了警察。侯袭鸿心一慌就往山上跑，把女婴随手丢在了山上，但农荣立依然付给了侯袭鸿1000元钱作为补偿，而这个女婴的来路和生死至今再无人知道。　　广西云南交界的贩婴案，最大的特点就是，婴儿大都被亲生父母售卖。这些怪石丛生，没有耕地农田的少数民族山区，对于没念过书而又赤贫的父母，贩婴只是被禁止。　　70多岁的老母亲照看着侯家两兄弟的儿子。大的是侯袭鸿和吴正莲的，父母都被捕；小的父母在广东打工，已经3年没回过老家　　伦理难题　　无论是在公检法哪个层面，想找到被害人，就是那些被贩卖的婴儿的父母都不容易。警方也曾经找到案件中一些可能是出卖婴儿的家庭，希望对方予以作证和指控，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指控。唯一能找到的、被吴正莲夫妻转卖过的婴儿的来源，是广南县坝美镇者烈村民委三卡小组的刘太翔和汪文兴。这两个人在村里是出了名“上山捉鸟”的好手，从没出外打工，日子只能糊口。2008年3月刘太翔在街上遇到陆寿龙，陆寿龙问他能否找得到婴儿，20天后刘太翔将陆寿龙带到了自己家。刘太翔30多岁，住的房子还是草房，他不再承认自己卖掉了女儿，但是他抱怨现在的两个儿子他已经“养不起”了，两个孩子穿着脏兮兮看不出颜色的衣服，光着脚头发打着缕。女儿当时卖给陆寿龙他只要了1200元，陆寿龙转给侯袭鸿的时候已经卖到了3600元，而农荣立的最终收购价是5800元。　　刘太翔并不知道此后孩子的价格和去向，也不关心，他甚至还把这个生意当做经验告诉了汪文兴。而2008年7月，汪文兴卖掉的，是自己的孙女。汪文兴的大儿子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女儿是第二胎，但是作为公公，汪文兴实在希望能再要一个孙子。汪家儿子儿媳都默许了他的做法，没有半点怨言和反抗。他们面对本刊记者，只摆着手表示听不懂外来者说话，一家人的午餐就是老南瓜和苦菜叶，没有大米和白面，但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在本村行医20年的乡村医生张始文负责镇上两百来户人家的计划生育工作，对于谁家有孕妇产妇却并不太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基本也是只要两个孩子了，但是这里女人身体不好的非常多，做避孕不好做，会让她们身体更差。”张始文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另一个原因是苗族女子很少就医。“孩子生出来扔掉的很少见了，但是转手给人，也不能叫做卖，毕竟才卖一千来元钱，他们都叫营养费。”张始文认识陆寿龙，他说，“这个人虽然被判了刑，在我们这里却是个有名气的人物，我们都喊他"卜爹"，就是叫老一辈大伯父的意思”。张始文说，陆寿龙能言善道，总说“外面广西的好人家，要抱个孩子去养”。虽然陆寿龙是广西人，却常年奔走在云南山区里，“广西百色那边的镇子经济是比这边好一些，过去媳妇都愿意嫁过去”。这些山区要往云南腹地走非常困难，但是盘山路可以一直到广西的北海，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把广西当做通往广东和海南的中转站，打工人口都走这条路。“只要是往广西去，我们就觉得是去富裕的地方了。”　　广南县苗族文盲中七成以上是女性，“她们缺乏很基本的健康知识，又不相信汉族医生”。医生很难见到病人主动来就诊。“每次我都到村长家里，让他用喇叭喊人来。”但只能来一些老人孩子。集市上每个礼拜都在显著位置有一些祖传的医药摊点，女人们当街给人医治，药酒的味道弥散。　　极少数人家里有电话。一座山往往只有一户人家，像吴正莲出生的关山，只有5户。“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去就是把守住这一处险要的隘口，防止人随便经过。”早先互相嫁娶，彼此都是亲戚，但时间长了就只能外嫁。前些年，谁家有了新生儿，彼此间心照不宣的是“他妈背着出去了”。至于去了哪里，连自家老人都不再过问。张始文做了这么多年乡村医生，他的哥哥是另一个镇的医生，他说：“出外打工的人不知道，在本地，我们俩都没有给苗族妇女接生过。”“她们都是女人之间互相帮忙接生的。”人迹难至的地方，没有道路，实在难以判断谁家有几个孩子。　　当地经济落后，不少村民靠卖牛换取收入。每年侯家老母亲也靠卖一头牛来换取2000元收入，养育两个孩子一年的费用全在里面了　　贩卖婴儿在当地已经绝迹了半个多世纪，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开始渐渐冒头。从当地警方的历史资料看，2001年文山州打击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贩卖人口案，被抓捕归案的人居然达到130多人，贩卖婴儿数量300多人，贩卖妇女30多人。这130多多是富宁和广南这两个紧靠广西境的深山居民，其中最恶劣的，是偷走了一家人新生的孩子去卖，但是绝大多数婴儿还是从亲生父母手中买到的。“广南县检察院一年的公诉案件有200多件，其中涉及贩卖人口的公诉案件，虽然只占到3%左右，但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案件。吴案中被贩卖的婴幼儿，来源于本地、外县、外省的都有，但最初的源头很难查清，因为买卖双方不认识，多通过中间人，中间人用的又是绰号或者小名，很难查明。小孩是亲生父母自愿卖的还是被拐的，也难查清，而这，正是此类案件的侦破、起诉、审理难点。”广南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陆永新告诉本刊记者。　　价值　　“养一个女儿现在不划算。”杨邦才60多岁，4个儿子，一个还在念书，两个打工，一个是公务员，这样的结构就使他成为关山5户里最好的家庭，也是村长。他告诉本刊记者：“男孩上学是为了出去工作，现在没有文化不行，读到初中才能进厂子，能读更多当然就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有些儿子的孩子送回来给他带，同时他们也能给家里寄钱，“还有一个女儿，不用读书就嫁掉了，人家送多少礼钱我们都得买东西陪嫁，甚至比彩礼还要多的陪嫁才有面子，养女儿又不能打工养家，所以前十几年，很多人有了女儿就不愿意养了”。　　90年代以后打工成为这一带山里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大多在“珠三角”工业区，例如玩具或服装加工厂，一个月现在1000多元收入。而山里的农业纯收入只有一点口粮。“男人出去打工，在家的都是留守的女人，这样还好一点。如果不打工只是在家里务农或干点零活，又生了两个孩子了，再有女儿就养不起了。父母也不是说为了卖掉孩子赚钱，90年代一个8个月大的女孩子也就几百元，就是叫营养费、奶粉钱。”侯袭鸿曾经在2007年还以700～1000元的价格“收购”过几个女婴，而转手一卖获利二三百元。贩卖的孩子大多不满周岁，抱着背着就可以走，而贩婴者还要临时担任起母亲的职责。吴正莲的罪行中有一条是“利用哺乳期运输婴儿”，所以她加价卖出的时候，所得收入有一部分叫做“奶水钱”。　　侯家是苗族中的“白苗”，按照传统规矩，女子在家中的地位更高。大姐侯贵萍说：“女人在家里要管得钱的。老婆嫁过来就要管家。”虽然吴正莲和丈夫的家距大姑子侯贵萍家很近，就在过一条马路的对面山坡上，但是她却更喜欢和小姑侯贵芬一起。苗族的嫁娶传统是，娶亲时男方给女方的礼金大概1.2万元，女方要悉数买成陪嫁送过来，“人家给多少，我们就得还多少”。这是自古已有的显示女子地位尊贵、要过来当家的含义。　　“女人在地里、家里做活，男人以前是什么都不干的。”两家共同的邻居杨邦才告诉本刊记者。一到了赶集的日子，中下午的时间路边就有几个喝多了睡觉的男人，身边是自家老婆们聊着天，等着他们酒醒了再走。文山州靠近广西的广南、富宁等几个县，全部是石头为主的大山，裸露的岩石在山表面处处突起，形状锋利，只能长一些杂木苔藓。在山里转着绕路走，能整整一天见不到一块像样的平坦土地。山里的零星土地只能种些玉米、蔬菜之类自家口粮，纯农业很难养活这些山里人。　　“男人的唯一工作就是上山打猎，其实就是喝酒。”过去的说法是，随身带刀枪，现在这个狩猎的行为演变成了下网捕鸟。无论家里还是集市上，提着鸟笼子的男人总是几十人聚集。附近山上虽然农业落后，但是有很多叫声婉转的鸟。男人们先是捕来最灵巧的小鸟，就开始声音训练，让它们成为“诱子”。最常见的是画眉和百灵，苗族男人也巧，能吹出各种好听的哨音。杨邦才随便动动嘴唇，就能逗引附近好几处山鸟跟着唱。“这样的鸟心眼多，不好到手，但是来了训个半年一年，就能和你说话了，饿了，有别的鸟来了，还有好多信息都能知道。”　　时间长了，“诱子”完全被人驯化收买，能够把其他鸟类诱引到网子附近，然后打信号给主人。从八宝镇到委坡镇再到龙哈，只要没有外出打工，多半男人家里都有挂在院子里鸟笼的诱子、院子里小矮笼里二三十块钱一只的肥肥的鹌鹑。新逮的鸟，尤其是小而灵巧的，要放在黑屋子里，关上十天半个月，让它渐渐适应，一开始先饿着，再用口哨逗它。“一开始百灵都是不理人的，但是饿得极了，给它一点食，再吹口哨，它很长时间都不做声的，但是只要不挣扎了，再过段时间就不怕人了，喂东西的时候不躲，什么时候它应了你第一声，那就成了，好了拿到集市能卖几百元。”关山村只有一台电视机，白天几乎看不到大人，孩子们带着小狗在山上游荡　　过去捕猎才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二十来年里，打工渐渐成为主流。大部分山村里像样的建筑，都是打工收入所建。苗族人爱美，现在的房屋式样很多仿造欧式建筑，半圆形的落地大窗和淡黄、橙色的楼体表面，还有白色罗马柱。石头砌的也多不是一般院落的样子，而是砌出半圆的大门、阳台，很小的屋子还有自家回廊，虽然里面空空无物，家具电器非常少而简陋，很多外表漂亮的房子甚至只刷出一个门脸，后半部分楼体都是红砖了。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大山深处，苗族妇女们担负起几乎所有家庭和地里的活计　　侯袭鸿大姐的儿子现正在昆明读书，是艺术类的“大一”学生，是家族里受姨妈和舅舅一家被捕事件影响最大的人。“我们那里太穷了，人又不懂法。”从小学习条件并不好，只能在乡里上学，很多次母亲要他退学打工，但是这个孩子却说：“我可以一天只吃一顿，或者两天吃一顿，但是你必须让我上学。”他“高二”才开始学美术，考上了昆明一所本科院校，一年学费1.3万元，完全靠他弟弟在东莞玩具厂打工供他读书。纵然这样，他依然是杨柳井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　　侯袭鸿夫妻俩刚刚盖好的新房，才落成5个月就被逮捕，老母亲搬了下来。儿子媳妇的房间依然堆着他们的衣物，门关得很严。老人带着两个孩子，挤在厨房里一个破床铺里睡觉，旁边就是半人高的玉米堆和灶台。“那是儿子的屋，我不能动，他们还要回来的。”她甚至不知道儿子被判的是无期徒刑，减刑到15年也不知道，更不知道媳妇被捕。但是却知道吴正莲嫁到了河南，“是不是还给人生了个孩子？”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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