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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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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总量：
山东省/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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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参数说明
加工定制：
51-500（kg）
3（kw）及以下
“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详细介绍
　　供应：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
　　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的性能与特点
　　1、小型豆腐机一机多用：可同时生产各式果蔬彩色豆腐、果蔬豆浆、营养豆花、美味豆奶等多种豆制品，还可以与其他设备和工艺配套生产更多豆制品。
　　2、家用小型豆腐机自动操作：采用全自动控制系统，加工过程完全自动化，无需手工操作，彻底告别手工作坊。
　　3、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洁净卫生：符合国家食品机械卫生标准的不锈钢生产设备，整洁光滑易清洗，在整个加工过程中，环境清洁卫生。
　　4、小型豆腐机保持营养：运用密闭式电子超高温蒸汽加热煮浆工艺，豆浆实际温度可达摄氏100度以上，能彻底消除大豆中对人体有害物质，并保持有大豆色泽，有效防止蛋白质的破坏，保持豆浆原有的营养成份和口味，口感更鲜美，保鲜更长。
　　5、家用小型豆腐机出品率高：采用国内最先进磨浆分离机和煮浆器，出品率高于市场其他设备达20%以上。
　　6、现做现卖：现场制作，现场销售，无积压，无库存，消费者可亲眼目睹从大豆到豆浆的全部生产过程，真正喝上放心豆浆，吃上放心的果蔬彩色豆腐和美味的营养豆花。
　　7、小型豆腐机节能减耗：与市场上其他设备开放式煮浆器相比节水达20%以上。
　　8、家用小型豆腐机成本低廉：设备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优质不锈钢制造，质量卓越，占地面积小，
　　9、安装简便，工艺先进，一台设备只需1个人操作，省时省工省力。
　　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操作方法：
　　（一）磨浆：
　　1、磨浆前，检查蒸汽包水位是否达到液位计最高水位，特别注意液面计水位下降到至最低水位线时必须马上补水至最高水位。
　　2、按磨浆开关，指示灯亮，旋转进磨水阀，边调节磨浆水量，边放部分黄豆到料斗中，水量大小以出渣口排出的豆渣松散，不含浆为宜，随后将黄豆入料斗中磨浆，直至煮浆桶内豆浆达到桶内最高标记处；豆浆量不可超出最高煮浆量标记，一般煮浆量为桶容积的2/3为宜。
　　（二）蒸煮、出浆：
　　1、盖好煮浆桶盖。
　　2、设定好煮浆温度一般为105℃，按加热开关，加热指示灯亮，当豆浆温度达到设定，即自动截断电源，加热指示灯灭，停止加热，豆浆就制作完毕。
　　3、按比例将调味料放入储奶桶，在出浆口下面放好容器，缓慢开启出奶阀出奶。
　　4、排放豆浆时会有大量蒸汽喷出应缓慢开启，以免烫伤。
　　（三）清洗、关机：机内豆浆放完后，按下列要求清洗。
　　1、磨浆机：
　　打开磨盖，将残渣清除干净，用微量清水和抹布擦洗磨浆机内壳，严禁用水直接冲洗，洗净后将磨浆机、料斗还原，按动磨浆机开关和进磨水阀空磨1—2分钟。
　　2、煮浆桶及桶内蒸汽管：
　　将蒸汽管拆下，放水清洗干净煮浆桶，疏通蒸汽管上小孔，洗净后装好。每次清洗时必须注意蒸汽管上小孔的疏通。
　　3、关机：以上工作做完后，关闭电源开关。
　　购买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如何订货？付款方式？运输方式？
　　1.如何订货
　　您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选择自己的机器，然后直接打电话购买，不过，我们更希望您能到厂家来，可以考察我们的实力，也可以学习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老师一对一的教给您，购机后，现场签订合同。
　　2.付款付多了我不放心！我要付多少钱呢？
　　关于自动豆腐机类的货物我公司为了使广大消费者安全、放心的购买，制订了全国地区可先支付60%的货款即可发货过去，货到您当地提货时再付清余款。
　　3.怎么发货呢？
　　因为我们的机器都比较重，所以只适合物流走货。物流公司和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物流费用最低，发货途中不会出现机器损坏现象。
　　4、我怎么才能收到货？
　　厂家发货后一般3-5天即可收到货物，可在订购的第二天拨打公司联系电话索取货物单号以及物流公司电话可及时跟踪机器运输情况。货到后请您携带订货时所填人的资料去提货。（注意验货）
　　5、运费由谁出？
　　此商品价格不包含运费，因为全国各地的运费差别大。商品的数量不同也会使运费不一样。为了不必要的误会。实行买家货到自行付款。
　　赚字当头：全方位支持，放心大胆挣钱
　　欢迎全国各界人士来我们厂家参观，我们承诺：我们的机器一年保换，十年保修。现在购机可参加我们的面肥培训，我们将无条件的转让技术。　
“家用小型豆腐机械生产线”其他说明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
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2块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煮浆磨浆一体机(40型桶,100型磨浆机)
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2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煮浆磨浆一体机(50型桶,106型磨浆机)
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2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煮浆磨浆一体机(60型桶,125型磨浆机)
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2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125型磨浆机,电热蒸汽煮浆一体锅炉
浆桶1个,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2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60型二桶,磨浆煮浆一体机(125型磨浆机)
果蔬豆浆封口机,浆桶1个,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4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60型二桶,磨浆煮浆自吸一体机(125型磨浆机)
果蔬豆浆封口机,浆桶2个,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4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60型二桶,磨浆煮浆自吸一体机(150型磨浆机)
果蔬豆浆封口机,浆桶3个,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4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60型三桶,磨浆煮浆自吸一体机(150型磨浆机)
果蔬豆浆封口机,浆桶2个,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4块,砂轮1付,纱网2张
气压自动双盒豆腐机,气压泵,60型三桶,磨浆煮浆自吸一体机(150型磨浆机)
果蔬豆浆封口机,内酯豆腐机,浆桶2个,淌泡剂1袋,内酯1袋,豆腐添加剂1袋,豆腐包布4块,砂轮1付,纱网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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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汤允武
一&、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湖南湘潭涟南乡龙窟塘成德堂。
第一个清晰的记忆
靠窗的桌子下点着一盏驱鬼的油灯——七星灯。母亲（黄霞姑）抱着刚出生的弟弟（即同胞弟弟汤建武，排行老二）躺在床上。我的脑子里刻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弟弟出生了。这是1930年农历11月18日。我当时刚满3岁不久。
多病的童年
房子中间烧着一盆木炭火，父亲汤应龙（字叔楩，排行老三）坐在炭盆的一边。母亲抱着生病的我，紧挨着父亲坐着，天漆黑一片，房子里点着昏暗的油灯，这是我得百日咳后的一个夜晚。父母亲正为我的病而焦心着。怎能不焦心呢？我的亲大哥汤定武不就是因为六岁时得百日咳，一口气上不来死在外婆家了吗？现在，我又得了这种病，吃了好几付药还不见好。他们多为我的健康担心啊！
可巧，城里有了一种叫“兜安氏补肺圣药”的新药。父亲买回了几瓶，一试果然灵验。连续吃了几瓶以后，病就好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药可能就是甘草合剂之类的，当时对我来说，可真算是“及时雨”，也算是我的运气吧。
我生来体质就弱。感冒咳嗽是常事。消化能力弱，吃东西稍不注意就腹泻。还有风疹，说来就来，满身疙瘩，奇痒难忍。母亲用烤热的渔网在我身上轻轻擦，才会好一点。蛔虫病也折磨过我。病多，吃药也多。中药虽苦，久而久之也不觉得苦了。比起一般孩子来，我吃药已用不着父母劳神了。按照中医的要求，吃药要禁口，不能吃咸的，红糖、片糖成了我的常用食品。因此我从小就对糖没有了好感，肺弱要吃鱼肝油，再腥的鱼肝油我也不怕。消化力弱，中医的观点是脾虚，健脾糕成了我的零食，叔伯们买给祖母（汤陈氏）的补肺食品，也被破例地用来照顾了我。回想起来，在我的兄弟姊妹中，父母在我身上操的心算是最多的了，长辈们对我的照顾也算是最多的了。
由于病多，吃药也多，除了吃药以外，按照当时乡下的习俗，只要是能用的方法都用过，比如算命、求神、许愿、收惊等等。为了驱鬼，身上常挂着符袋子，手上也常套着收惊的布条子……。
多病的童年总算熬过来了，父母为我操碎了心，父母恩怎么能忘得了呢？
上学的第一天
四岁多的一天，父亲坐在横堂屋门口的一把靠背椅上，我倚在他的怀里。他问我长大了读不读书，我回答要读书。
当我五岁半的时候，对门的义仑小学要开学了。母亲为我准备了书包，要我跟大哥汤乃武（大伯汤兆龙的长子，在叔伯的子侄中排行最大）大姐汤道坤（大伯的长女）一起上学去，我一下子变卦了，坚决不去。母亲生气了，要用竹扫把打我。邻居叔叔出来斡旋，把我背到学校。老师知道我是被母亲逼来的，就买了两个芝麻饼送给我，我终于安静的进了教室。下午放学回家，我跟母亲说，老师对我好，给我饼吃，明天我还要去上学，就这样，我和哥哥姐姐一样，天天上学了。
在乡间小学里的那些日子
义仓小学是湘潭县八区第十一小学，一位老师，一间教室，从小学一年一期到四年二期，同在一间教室上课，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轮流讲课，不听课的就复习或做作业，这种上课方法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学”。这是乡间不具备分班教学条件的一种常用教学方法。我和乃哥、道姐都曾在这一个教室上课。
祖父汤佛心是当教师出身的，曾在武汉明德大学和长沙湖南大学当过训导老师，当时称为学监。他非常重视儿孙辈的学习与教育。他教育我们好学上进，讲礼貌，守纪律，尊重长辈。每天我们上学和放学都排着队走。放学回家要向长辈鞠躬，从不允许我们讲脏话，兄弟姊妹要和睦相处，吃饭时仿照学校的办法，喊“起箸”后才允许提起筷子吃饭。他经常给我们讲如何做人的道理。如什么是忠恕之道，他用一些浅显的例子来说明忠恕的意义。教我们念“锄禾日当午……”的诗歌，教育我们爱惜粮食……。假期里他还亲自教我们最简单的拳术“黑虎拳”以及练习站桩攻等，让我们从小就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他崇拜诸葛亮，在炎热的暑天，还给乃哥和我讲三国的故事。祖父对我们的教育为我们日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4年夏天，我上一年级的最后两个月里，天旱无雨。农民迫于无奈，采用了求神的办法祈雨。我们学校正好面临放假。我们的教室成了临时的接神坛。天符庙的天符老爷和关帝庙的关云长两尊神像安置在靠讲台的一边，在扶乩预告要下雨的那天，果然下了几滴小雨。但这对抗旱没有什么帮助，还是靠车干池塘里的水来救急，以减轻旱象。
由于县城教学质量高于农村，道姐、乃哥就寄居在湘潭县城十四总他姨母家，就近上学。我父亲当时正好在县城的造林事务所当林务专员，所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另一个姓张的秘书。我就和父亲住在一起，在一区十校上二年级，这个学校只有初小，只有两个老师，还是采用复式教学。我每天上下学都是由做饭的厨师接送。学习的科目有国语，算术，常识，还有唱遊等活动。
记得学校礼堂两边墙上分别写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堂正面还有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标志。礼堂也是做唱遊的场所。
我当时除了读书，业余时间比较好动。养蚕是一种业余消遣，还常到造林事务所管辖的森林公园赏花，看父亲养蜜蜂。春天还在里面放风筝。我也爱管闲事，记得有一次，我觉得父亲抽屉里的东西放得不整齐，就自作主张地整理了一番。父亲发现后批评了我，说我打乱了抽屉里的次序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一次，我还恶作剧地穿上我父亲的毛衣，一个跟头从台阶上扎到隔壁的缝纫社去，招引人家一笑。有一个星期天，乃哥从他姨母家来到造林事务所。我和他一起从父亲衣袋里拿了5毛钱去玩具店买了一个摇彩的玩具彩球。父亲发现后，批评了我们，并叫厨师将彩球送回玩具店换回两支玩具枪。自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私自拿大人的钱了。
晚上，父亲偶尔带我到他朋友家去串门。有的友人还用吸食鸦片来款待客人。我父亲不吸，但我从随去的张秘书那里看到了吸食鸦片的全过程。可见当时吸食鸦片并未受到当时政府的严厉禁止。
造林事务所离县政府和县法院很近。每次处决人犯，押送队伍都要经过所门前。我就亲自见到过一次。每次在押送要处决的人犯前，都要让犯人喝酒，吃包子，然后摔碎酒碗起行。当时行刑的方法，还是押送至不远的刑场砍头。
转入新群小学就读
当大姐大哥和我在县城就读时，二哥挞武（二伯父汤见龙之子，他在所有叔伯的子侄中排行第二）还在长沙随母亲在一师附小就读，大弟建武（同胞弟弟，排行老二）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根据当时家庭收入情况，祖父有意在城里租房，让我们一起去条件更好的学校上学，这个设想在我进入三年级时得以实现。父亲在县城十四总街八景宫租得一处住房。住处离我们的学校——新群小学约一里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由母亲、两个伯母和婶婶等照顾。
还请了一个雇工管挑水、买菜、和接送我们上学。我和乃哥、挞哥、建武都在这里上学，建武上幼儿园。较小的弟妹德芳（同胞大妹妹）、我武（同胞弟弟，排行老三）也随住在一起。这时候，道姐已上初中了。
新群小学是当时湘潭县城一流的小学，校长黄笃杰是当时湘潭县教育局局长。学校有一栋两层的教学楼和一排单层的幼儿园教室以及美术、工艺和音乐教室。此外还有礼堂，操场和高小寄宿生宿舍和食堂等。校区还有花园，池塘和大树，环境十分幽静美丽。我在那里从三年级一直上到高小一年级（即小学五年级）。
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属中上水平。初小的功课有国语、算术、常识、工艺、美术、音乐和体育等课程，教课内容比在乡下的义仓小学丰富多了。而且是分班教学。国语练习不但有作文课，还有叫周记的作业。此外教室的卫生打扫由学生轮流值日，这使我在那里受到了比较全面的训练。而且对工艺、美术、音乐都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
当时的年代，正是日寇在1931年侵占东北后，继续向华北扩张的年代。学校对我们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抗日的教育。学校有升旗仪式，学唱的歌曲里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操。当时市场上充斥着日货。随着日寇向华北进逼，群众中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浪潮。记得有一次乃哥在市场上参加抽奖，得到了一支日制铅笔。他当场就把铅笔折成数段丢在下水道里，表示了对日货的抵制态度。
同班同学谢秀微是我的好朋友，他是铁路职工的儿子，他聪明、好动。他常给我讲故事，故事情节离奇，他把自己说成故事中的主人公，使我听得很入神。我们还经常一起在操场练习跳远。但也有一些恶作剧。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一起把一个同班的女同学推倒在地，女同学哭了。这时来了一个高班同学，叫我们向女同学鞠躬道歉才算了事。
挞哥与我同班上学，我们也常和一个年龄比我们大的同学接近，这个同学爱好工艺，有自己制造的小锯，我们把这项技术学到手了，也自己制作同样的工具。从此，我们养成了爱好动手的习惯。快要过年了，我们还自己制作贺年卡送给同学。
上四年级的一天，我们刚进入教室就听到里面闹哄哄的，同学告诉我，我们班的级任老师王老师，由于打牌输了，很生气，他要把气出在学生头上，说上课后每人要打一百手板。大家不服气，为此在教室里闹开了锅。这个说“不服”，那个说“反对”。那时的小学生还真有一点造反精神呢！结果引来了校长，说没有这样的事，气氛才平息下来。
还有一次，放学回家，我们和好几个同学走在一起，当经过杨家园妓院门口时，一个调皮的同学，对站在其院门口的一个女孩说了句很难听的话，顿时这个女孩就跳出来追打他。那个同学跑得快，冲到了最前头，我们落在后面。女孩追上来抓住挞哥要打，挞哥说骂你的人在前头，我正好在他前头不远，那个女孩追上来不由分说地在我头上狠狠地打了几下，我哭了。从此我开始痛恨妓女，回家后，我气愤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取消妓院！”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妓院就被取消了，真的遂了我的心愿。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盖起了体育馆。下雨天，我们的一些锻炼活动就可以在馆里进行了。体育馆前面有一大片空地。一天，开来了许多汽车、装甲车和通信车，据说有的车还是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原来是国军机械化部队二百师要暂时驻扎在这里。有一天碰巧在我刚进入校门的时候，看到了穿着皮衣的二百师师长杜聿明，他正从小汽车上下来，与我擦身而过，看得很清楚。
正当我们在新群小学上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一是大伯汤兆龙（字伯杞）在东北哈尔滨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大伯在东北失陷时，正在哈尔滨戊通航业公司任职，东北失陷后，还一直留在那里工作。由于有人告密说他通共产党，因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尽了酷刑，但他一直没有招认，宪兵队也未找到真凭实据。有朋友从东北捎回了信，叫家里去人用钱和物把他赎回来，为此祖父亲自出马。先结识了与宪兵队头目熟识的日本商人，通过他的关系见到了日本宪兵队队长，用钱物把大伯赎了出来。回到北平后，与当时正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的五叔汤象龙（字豫樟）和护送祖父赴哈尔滨的父亲、杞伯伯与祖父在北平聚会，还同去名胜古迹参观游览，为杞伯伯压惊，并拍了不少照片。真实的事实是大伯的确掩护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下工作者，此人就是解放后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冯仲云。他是樟叔在清华大学的同学。解放后曾去信给樟叔，说大伯在东北曾为革命立下了功劳。杞伯伯回湘后，曾与人合办会计事务所，以后又去湖南稻米检验所和攸县税务局工作。他在攸县税务局任局长时的廉洁作风，我曾有耳闻，他对我的思想产生过积极影响，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抗战爆发前的几年，可以说是我家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因为父亲及叔伯们都有薪金收入，再加上地租，数目是可观的，生活可算是小康水平。祖父喜欢读书，樟叔曾从北平寄回一大箱书，书的内容是二十四史。为此家里专门做了新书柜，陈列在客厅里。四叔汤季楠（名嗣龙）也曾买回小狗熊和哈叭狗等宠物。暑期放学回家，翻晒图书成为我们兄弟一项不可少的任务。家里种了兰草和一些其它的花。浇花也是我们一项经常性劳动。当我小学四年级假期时，即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我们的祖国进入了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家的日子和祖国一样，从此走下坡路。我们的学习也历尽坎坷。“弱国就要挨打”，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个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当我进入五年一期的时候，乃哥、道姐都已进入中学，家里不再在城里租房子。我与挞武过着寄宿生活。在宿舍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臭虫。那时学校还没有有效的灭臭虫方法，只好经常挨咬。伙食是八人一桌，共用几个菜。
小学五、六年级的功课分得更细了，除了国语、算术和美术、工艺、唱歌外，还增加了自然、历史、地理等课程，我对自然课有着较浓厚的兴趣。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7月30日，蒋介石部署了全面军事抗战。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抗战全面爆发。10月30日国民政府开始迁都重庆。11&月11日上海失陷。在此前后，绥远、太原相继失守。11月上旬，平汉线、京浦铁路线以及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均已被日寇侵占。形势急转直下。日寇还在一些城市狂轰滥炸。为了我们的安全，家里决定让我们从湘潭县城转到小镇继续上学。当课上到第九周时（11月上旬），转移就开始了。
在石潭县立第二高小上学的日子
在新群小学五年一期，刚上到第九周的时候，祖父果断地让我们离开县城，由父亲用自行车把我和挞哥带到离家十八里的石潭镇县立第二高小。经过简单的测验，我们顺利地被接纳为该校学生。在办公室接受测验的时候，原新群小学同班同学刘剑在外面跟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在这学期刚开学就转到这里来了。老同学相见分外亲切。
学校的老师很喜欢我们。下课后，训导主任王雅渔老师爱把我抱到他身边问长问短，我也很大方地和他攀谈。没想到这引起某些同学的嫉妒。有一个同学公然把我们俩人叫“新群痞子”。开始我们没有理他。以后我们进行了回击。当他叫我们“新群痞子”时，我们就叫他“二高痞子”。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只好平息下来了。就这样，我们闯进了二高的生活。
学校只有高小，共四个班，二百余人。我们所在的班被编为24班。学校有教室、寝室还有自修室。我们去得晚，自修桌只好临时安置在女生自修室里。我们并没有感到不习惯。这样过了一个学期，下半学期才与男生安置在一起。
早上学校用敲梆作为起床信号。梆是竹子做的，一个完整的竹节中间开一道缝，敲起来挺响的。吃饭的信号也用它来发。上、下课则是摇铃。早操主要是整队在操场跑步，做体操。伙食以蔬菜、豆腐干等素食为主。只有每月的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吃红烧肉。每逢端午、中秋节和元旦，也要改善一下伙食。米饭则是糙米饭。这种饮食模式在中学时期也大体差不多。学国语有集体朗诵课文的内容。音调高低起伏，比起新群小学念课文来别有一番风味。算术主要是四则应用题。劳作课在前两期主要是手工艺。我的两件作品——铁皮做的飞机和军舰被保存在陈列柜里。我开始学会了雕刻印章。石头是涟水傍一个山下捡回来的，有的色黑，叫楚石。美术课画的画也曾被展出。从第三期开始，根据当时教育局规定，劳作课改成了劳动课，集体组织一些日常劳动。音乐课主要是学抗日歌曲，内容十分丰富。如《流亡曲》《救亡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等，与当时形势结合很紧，特别激动人心。
在二高学习期间，我的身体不好，多次生病，如中暑、风疹和胆道蛔虫等。最严重的一次要算胆道蛔虫病。记得我独自一人躺在寝室里，上腹部痛得我在床上直打滚。给我治病的不是正规的医生，而是一位姓王的老师。他诊断我的病叫“羊毛疔“。治疗的方法是喝烟屎（水烟袋里面的烟垢）泡成的水和进行腹部按摩。他先叫我咬一粒生黄豆问有生味否。我急于治病，信口说“没有”。就这样他叫我喝下了一杯烟屎水。这烟屎是一个叫谭正杰的同班同学弄来的。然后打了一个鸡蛋做润滑剂在我上腹部巡迴按摩。说来也怪，疼痛果然减轻了。学校派同学去我家捎了信。下午我家就弄来轿子把我接回家。在路上，我呕出了烟屎水。随轿子而来的邻居浩龙叔听我说喝过烟屎水，不以为然地说“这样治没有死就算万幸的了”。现在想来，这种治法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老师诊断的“羊毛疔”。实际上就是胆道蛔虫病。蛔虫从肠道进入胆总管，阻滞了胆汁的排出，引起上腹部剧痛。喝烟屎水起到了麻醉蛔虫的作用。因而腹痛减轻。在上腹部回旋按摩，有促使蛔虫从胆总管排出的作用。回家后在家休息了几天仍回学校。但自此以后，经常出现上腹部胸窝作痛。可能是胆道蛔虫引发了胆囊炎，并逐渐形成胆结石。但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一直未予治疗。上初中时，上腹部一直不能碰，在上体育课时，不小心碰了，就会引发钻心的痛，而不得不蹲在地上好半晌。这个毛病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和治疗，先后拖了几十年。在考大学前的体检时，医生诊断我有胆囊炎，说要开刀。但一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被拖了下来。直到退休后由于胆结石造成腹痛才下决心开刀，把整个胆囊割除才最终解除了痛苦。这里的教训是，有病不能回避，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并进行对症治疗才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这一辈子的教训可算是深刻的了。
1938年10月，在我上六年一期的时候，武汉三镇失守，形势十分紧张。考虑到日寇可能要进攻长沙，蒋介石电告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火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记得当天只觉得天昏地暗，第二天还飞来了黑色的纸灰。以后才知道是长沙发生大火，长沙警备司令丰悌成了替罪羊。在这种形势下，学校确定停课。祖父为了我们的安全，决定由杞伯伯统领除祖父、父亲和年迈的继曾祖母外的大部分家人前往离家七十余里，地处偏僻的小村肖家冲避难。
肖家冲的住处，出门就是山，水田很少。农民们在山上种红薯。他们吃的粮食是大米红薯掺半，蒸在一起，吃起来倒也别有风味。记得当时一块银元可买红薯96斤。我们睡的是用长木板搭起来的统铺。我与乃哥盖一床被子。我们每天早晨爬附近的小山锻炼身体。还和家人一起爬过附近较高的隐山。附近有一个小镇叫黄荆坪，我们也曾去过那里。
逃难中的日子，除复习功课外，杞伯伯还利用这个机会给我和挞哥教《英字切音》，给道姐和乃哥教俄语。当时英语读音使用的是韦氏音标。通过英语拼音的学习，使我们初步掌握了英语拼音的规律，为我们进入中学学习英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六年级下半学期开学之前，形势稍趋稳定，我们搬回老家并复学。
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叫郭同祖，他也是从县城转来的。他歌唱得很好，特别是他唱的第二部《流亡曲》十分动听，他是我表哥郭克坚的同族兄弟。他父亲在湘潭发电厂当工程师。以后我们曾有机会和表哥一起参观湘潭发电厂。和我们同学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亲戚和同乡。如姑祖母的孙子潘卓汉，曾祖母娘家的侄曾孙唐让贤。以及以后拜我父亲为干爸的赵东觉，我家附近的世交同乡吴阅孚等。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天主教堂。教堂的传教士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养了一条狗。有的同学去逗这条狗，传教士恶狠狠地出来追打同学。我们恨死了这个传教士。在解放前的中国，由外国人盖的教堂到处都是，不光县城，每个小镇几乎都有，孙中山先生所贬斥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可见一斑。直到新中国成立，这股势力才被赶出了中国。
石潭镇曾经推广了沼气应用。我们学校旁建起了一串串的沼气池。街上许多店子、都用沼气照明。由于沼气池尾料的周转未很好解决，坚持的时间不太长。
石潭镇附近有一个地下溶洞，我们曾去参观过。尽管规模不算很大，但形态各异的钟乳石、石柱以及水池在蜿蜒曲折的溶洞中都有，使我大开眼界。
我的大表哥张作霖曾在二高担任体育教员。他教我们打篮球和排球。人们看到我与他的关系比较亲密，问我们是什么关系。表哥说我们是“江西的”，意即“老表”关系。
1939年7月，我和挞哥终于等来了毕业的那一天。
24班的成绩是历年来比较好的。记得当时的校长刘道卿在毕业典礼上曾多次竖起拇指说我们班是“出天荒，头一个！”&挞哥在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二名，我是第十四名。回到家里后，祖父为了表彰挞哥的学习成绩，当众奖给他2块银元，鼓励我们你追我赶把学习搞得更好。
在大姑家补习的日子
暑期报考中学，考场就在城里的新群小学。挞哥顺利地考上了湘潭县立中学，我则落榜了。
为此，我在1939年下半年去大姑家补习。他家请了一位辅导老师。表哥张应霖、我和其他几个亲戚在老师的辅导下复习功课、习字、画画，表哥张应霖习得一手好草体字，绘画主要学得是中国画，我也初步学会了。表哥最小的弟弟志霖还未到上学年龄，也在用识字卡片识字。我好唱歌，成了他们的歌唱老师。记得有一次，我教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唱得正起劲，室外有人敲门，叫我们不要唱了。原来一队日寇轰炸机飞临头上，正要轰炸我们湘潭县城呢。说明当时形势日益恶化，战争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9.18——10.1第一次长沙会战）
张应霖的弟弟季霖、雨霖比我小一些。雨霖活泼可爱，常爱与我开玩笑。我们用竹子做弓箭比赛谁射得远。当时张应霖排第一，我排第二，大约可射到八、九十米远。
张应霖的哥哥九霖和汝霖在家务农。还有两个未出嫁的表姐，在家学干针线活。姑母家有三百多亩地，雇请了长工，是当地居于中上的地主。
有一次，我在姑母家看到了有趣的一幕。两个扶乩（旧时一种请神的活动在架子上吊一根棍，两个人扶着架子，棍就在沙盘上画出字句来作为神的指示）的人，从远处飞奔着来到家里，说是钟馗大圣到了。当即摆上香案表示欢迎。扶乩的人给一个小孩看病，这个小孩头上长着疖子，贴着膏药。乩臂小心翼翼地给小孩撕膏药，真像探病的样子。张应霖的一个表弟开玩笑地说：“钟馗大圣累了，休息一下吧！”&乩臂忽闪一下飞起，打在他的肩上，好像惩罚他的样子。我们当时还真相信有神灵呢！
二、中学时期
报考初中前后
在大姑家生活到1940年1月，开始报考中学，当时湘潭县立初级中学从湘潭县城风车坪搬到了距我家30里的古塘桥镇。我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去该校报考。考前该校的公民老师兼训育主任叶定奎先生接待了我们。他的家距我家不远，曾到过我家。考前他把我带到街上一块僻静的地方问了我几道公民题，我都能答出来。原来这就是入学考试的公民课试题。这一次我顺利地考入了该校。
1940年夏历元宵过节后，祖父忽然得了重病。经当地较高明的林姓中医诊断为春瘟症。实际为伤寒症。这是春节后应酬乡亲们请吃“春饭”后得的，这是一种恶性传染病。祖父高烧不止。林医生用增加石膏量的方法来退烧，但始终没有把高烧退下来。病情一天天在加重，正月二十九日，祖父终于撒手西归，离开人世。在祖父弥留之际，正好来了十多位来家探望的乡亲。祖父请大家一起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在这连绵不断的“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声中，祖父安然辞世，他走得很安详，给后人做出了榜样。原来祖父到了晚年开始信佛，虽没有表面形式上的朝拜，但心中有佛，以佛的精神为人处事，因而晚年他的字号由“复醒”改为佛心。
祖父汤佛心，当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乡绅也是汤氏家族的族长。他的几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名声在外。在旧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丧事大加操办。由于伯叔们都在外工作，一时还赶不回来，只好把棺材停放家中（在棺椁之间的夹层中充填水泥密封），等到约定能到齐的日子安葬。就这样，一直在家中停放了三个来月。平时来吊唁者一律筵席厚待，花费相当巨大，据说光是大姑家就曾支援我家两千多两银子用于花销。
祖父生前特别注重用古圣先贤的教诲启迪我们，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尤其注重品德的培养，使我们养成了终身受益的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我们儿孙们对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祖父的去世使我们感到无比伤痛。大哥乃武就曾亲自向我表达过这种情感。
在古塘桥镇初中上学的日子
开学的日子到了，我们只好离家上学。上学初期，这种失去祖父的哀痛，仍左右着我的情绪。但当时还多少有些调皮，为此引发了这样一桩事情。一天，几位同学正在谈论打球，我凑上去拍了一个同学的脑袋，这个同学被激怒了，对我大发雷霆。我委屈地离开了教室，靠在礼堂的墙边，想着逝去的祖父，泪水夺眶而出。刚好叶定奎老师路过这里。他问我为什么哭，我把刚才所受的委屈告诉了他。没想到叶老师非常重视，把那个同学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番。正在此时，一些同学认为我侵犯了别人还去告状，拥到办公室起哄。对此，我感到很难为情。自那次事件以后，我的性格变得沉稳，再不跟别人闹着玩了。这次偶然的事件，导致了我性格的突变。用同学的话来说，我变得“少年老成”了。
由于我上学时比开学的日期晚了几天。我没有住到寝室里去。而是与一个职工住在一个楼下的房子里，那里臭虫多，经常挨咬。不久以后，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半夜里，整个楼上寝室里的同学齐声喊打，跺脚声有节拍地连成一片。事后了解，原来是有位同学在睡梦中被“箭猫子”压了，他通过喊打来壮自己的胆，引起全寝室同学的齐声呼应。这样的事情曾发生过多起。同学们有了这种共同的认识后，只要有一位同学在睡梦中喊打，全体同学就会齐声附和了。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有的同学因被子压得太重而做恶梦，还以为是有一种叫做“箭猫子”的动物压着自己了呢。
我们学校在古塘桥镇的校舍有好几处。学生分成男生部和女生部，分开教学。男生部由两处房屋组成：一是谢家祠堂，祖宗牌位前是一个大教室，另在祠堂旁盖了竹壁墙式的草屋四大间作为教室；另一处是天符庙改成的教室两间。两处还分别有宿舍和教师办公室。两处有茅草走廊相连，走廊用竹墙封闭。古塘桥镇毗邻涓水，女生部在涓水的另一侧，也是一个庙宇扩建的。这就是抗战时期学校的特点。
古塘桥景色宜人，河水清澈。河上飘着载满鹭鸶的渔船。渔民们靠鹭鸶捕鱼养家糊口。河的上游有一座据说是明代建筑叫红砂石拱桥，古塘桥镇因此而得名。我们放学后常到桥上去散步。河下游有一座小山，山上长着十多棵参天的大枫树，这里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镇外有农田围绕。镇外有一条大道，是我们晨跑锻炼身体的地方。学生每人有一块带名的牌子。早上，老师在两里外的地方张着口袋，待学生跑步将名牌丢入口袋后，即转回学校。学校就用这种办法组织早上的锻炼。学校的课程比高小时有了变化。国语主要是古汉语。作文逐步由文言文代替了白话文。数学第一年仍为算术，第二、三年改为代数、几何。自然分成了多种课程：第一年为生理卫生，第二、三年有动物、植物和矿物。历史、地理分本国的和世界的。第三年有物理、化学课。此外还有英语、公民和党义等课程，又有音乐、美术，但没有了劳作。每星期一第一节课为总理纪念周，主要内容为念总理遗嘱（孙中山先生遗嘱）和生活、学习讲评。另外还有童子军课。学校有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记得上一年级时，全校就有七十多人参加。我与挞哥因年纪小都没有参加。记得楠叔也不主张我们参加这类组织。
在一年级一期（即初一上半学期）过去约一半的时候，家里接我们回去参加祖父葬礼。葬礼办得很隆重。我们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叔伯们，感到分外亲切。这时，大伯已在重庆民生轮船公司任副经理，四叔在西北任国民党军旅长，五叔在西北垦殖励进社工作。父亲因祖父去世，暂留在乡下。丧事完毕，我们即赶回了学校。
在古塘桥镇上学期间，我对古汉语还较有兴趣。早自习各自念国语和英语课程，我念古汉语的调子很有些像祖父逝世期间念祭文的调子，说明祖父逝世后那段日子对我影响之深。英语由于有伯父教英语拼音的基础，学得较顺利。同学们要给自己拼英文名字总爱找我。挞哥在班上也被誉为“英语活字典”。对动、植物学，物理和数学中的几何，我也比较感兴趣。记得动物老师黄树霖讲课很生动，听了就忘不了。考试前只要稍加复习就可得高分。美术、音乐始终还是我爱好的课程。这期间唱的歌多是抗日歌曲。如《流亡曲》的第三部曲，《黄河怨》、《黄河颂》、《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和《吕梁山上》等等，也有一些其它的抒情歌曲。在同学中也曾流传着《延安颂》、《秋水伊人》等歌曲。《延安颂》当时叫《古城颂》，歌中的“延安”改成“古城”。说明当时有反共的气氛，解放区的歌只有改头换面来流行了。爱唱《古城颂》的同学黎模宪，据说曾被学校怀疑为共产党人。
我们的运动场是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开辟的。运动项目主要是蓝、排球。学校经常组织球类比赛。我体弱多病，体育是我的弱项。
由于日寇的侵略，我们的学习条件每况愈下。书籍是用土纸印的。晚自习用的灯，一年级时还曾是汽灯，以后就改用桐油灯。用的是旧式灯盏，每两人共一盏，灯光昏暗摇曳，对视力产生不利影响。我家有点菜油的植物油灯，灯光较亮。我把它带到学校。与我同座的同学在伙房弄来了菜油，我们得以在较亮的灯光下自习，不过这是一种侵犯公益的行为。那时教师备课用的也是植物油灯。以后管灯的工人照顾我，也为我的植物油灯充菜油，使我变成了同学中的特殊人物。
在古塘桥镇上学期间，曾出现过几次异常的自然现象。
一次是二年级时出现的一次龙卷风。记得我当时正在上厕所，眼见得龙卷风裹挟着暴雨向我们学校扑来，我急忙向教室走去。刚走到教室旁的高墙下，突然，临时教室的屋顶被卷起向一旁飞去。距我六、七米远的一棵直径约五、六十厘米的大树，在离地约一米高的地方“咔嚓”一声被截成两段，訇然倒地。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我站在高墙下一动也没敢动，还好有惊无险，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次龙卷风的破坏是严重的，大风摧毁了连接两处教室的走廊；天符庙屋顶的装饰瓷砖也被卷出五、六十米远；古塘桥镇下游小山上的十八棵大枫树，被拔得一棵也不剩，全部倒在了山坡上。
另一次是球形闪电引发的雷击。挞哥班上的同学亲眼见到这场灾难。当时他们正在上课，只见许多白亮的火球从教室的后窗进来，扫过教室的座位，好几个同学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球形闪电经教室门出去后，在室外二十多米处的一根屋柱上发生强烈爆炸，把屋柱炸掉了一半，但没有伤及任何人。
还有一次下大暴雨，涓水支流上的古塘桥被冲塌。我们课后休息的两个好地方从此都不存在了。记得我们还为此写过一篇作文呢！
在古塘桥镇我曾两次得病。一次是麻疹，病情不重，就在学校治愈。另一次是在三年级一期，得的是“肿病”，实际可能是肾脏病，全身浮肿。我请假回家服中药治疗，前后治了一个月才消了肿。这次病愈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全身浮肿，原来的鞋子不能穿了，我只好穿父亲的鞋。但肿消退以后，我再穿自己的鞋子却也无法穿进去了。我发现脚变长了一大截。我后来分析，可能是生病期间骨质软化，在重力作用下足弓消失，形成平足，所以脚掌变长了。此外还有一种病，经常折磨着我，那就是疥疮。主要因为当时学校卫生条件差，洗澡用木脚盆，因而很容易传染皮肤病。另外臭虫叮咬，也带来满身咬痕。记得每次放假回家，都用高锰酸钾水洗澡，住一段时间以后，疙瘩就消去很多。身体多病请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习。那个年代，在学校苦熬几年出来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40年3月至1943年1月，在我上初中的这段时间·，湘北局势曾两度紧张。一次是月间，第二次湘北会战。当时正是二年级一期暑假期间。由于战事拖延的时间不长，未影响学习。另一次是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第三次湘北会战。当时正值二年二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学校为此提前放假。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现在分析，当时湘北局势紧张，主要是日寇想趁秋收刚结束，抢夺洞庭湖区的粮食。当局宣称的几次湘北大捷局面，不过是日军达到抢粮目的后的主动撤离。当然，当时抗日将士的功劳也是不可没的。
经过几年初中生活的熏陶，我慢慢地形成了某些观念。如认为学校在学生管理上“宽严相济”是好办法。学校对学生没有严格的要求是不行的。但管理方法是从教育入手，言出法随。学生犯规后只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可以从轻处理。在为人处世方面，我觉得应以善待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别人要无端欺负自己是不允许的。但对别人的错误应“以德感化”，“以德报怨”，而不是“以牙还牙”，“宰相肚里能撑船”，宽容大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处世的态度。记得有位同学曾因误解，一时对我不礼貌，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他。待事情真相大白后，他很受感动，言归于好。
在三年一期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了一个噩耗，我的大姑父被当地土匪打伤致死。回家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多名土匪闯入大姑父家，用枪指着大姑父，要他交出财物。大姑父顺手把枪夺到手中，但他不知该如何用枪，枪又被土匪夺了回去。土匪在堂屋朝墙壁开了一枪，子弹射出后反弹，击中大姑父脸部。随后土匪又用大棒对他背部一阵猛击。在土匪对付大姑父的同时，虽是小脚的大姑汤淑媛，立即扶梯子上楼，用重物压住了楼门，然后走向窗口大喊“丁家屋场来枪犯喽”！向邻居求救。土匪被大姑的叫声吓住，迅速逃离，一无所获。我听后，为大姑能在危难之际，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大姑父由于伤势过重，不幸身亡而感到悲痛。
就在这个假期，我干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我与弟弟建武在楼上玩。发现了叔伯们留在家里的汽油炉。我们从没用过。好奇心驱使我点着了汽油炉。炉子发出“呼呼”的啸声。我们怕家里人知道了要挨批评，但又不知道如何熄火。仓促中，我不假思索地去捻燃气头。没想到汽油流出，燃起了熊熊大火，火苗窜出有一米多高。弟弟大喊“起火了”，我顿时也傻了眼。待我稍一定神，想起隔壁房间有一只脸盆，我急忙跑去拿来脸盆，朝汽油炉上一扣，正好隔绝了空气，大火迅速熄灭。等家里人端来了水，一切已趋正常。这次我虽然闯了祸，但处理恰当，未酿成火灾。祖母庆幸地说：“我们家几次都出现险情，但都没有造成火灾”。只一般地责备了我。
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期，大弟建武也由石潭第二高小考入湘潭中学。当时他年龄小，下课后好去我们教室外玩。同学爱逗他，他发出“哇、哇”的叫声。叫声影响了教师的备课。一位老师出来批评了他。为此我感到很委屈。我把他带到寝室，流着眼泪，批评他，要他以后再不要到我们教室门口来闹了。
在祖父去世后的几年里，大家庭发生了不少变化。杞伯伯的家眷搬到了重庆，乃哥、道姐也随着去了。楠叔的家眷也随了军。大家庭里变得冷清多了。家里虽有祖母，但叔伯寄回的钱比以前少了，加之法币贬值，我们上学的经费开始发生困难。有时不得不去城里借高利贷交学费，等叔伯寄回了钱再归还。我父亲曾想用做生意的办法改变经济拮据的局面。为此做了两次尝试。一次是借钱入股，参加某南货店的经营。由于局势不稳，法币贬值，老百姓购买力平平。加之经营不善，不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亏了本。结果只好用借钿银的办法还债。地租收入因而减少。以后有人捎信说重庆暑天扇子生意好，又用借钿银的方法筹措资金与人合伙采购扇子运往重庆。结果因长江船运问题不好解决，在长江旁边的三斗坪空等了一个多月。等通过杞伯伯搞到了船，运到重庆，却因炎热季节已过，扇子销路转而不畅。购扇商人也只能拖延付款，结果大蚀其本。借银还不了，只好以地租交付高利贷利息。经过这两次失败，家庭经济更趋紧张，读书吃饭都开始出现困难，搞得怨声载道。以后我父亲找关系到安乡税务局任局长，薪金收入可以弥补一些家用。
1942年12月，我们班举行初中毕业考试。印刷考卷的工人出卖了试卷题。班上十多人都知道内情，而学校并没有发觉。结果这些知情人成绩上去了。我平时成绩属中上水平，但这一次毕业证书的编号却被排到了35号。
考入衡湘中学高中
1943年1月，我报考了离我家一百余里的衡湘中学，是徒步走去的。当时衡湘中学的校长叫袁文治，是我初中时的英语老师和校长。我和原初中同班同学邱忠恕拜见了他。我们被录取了，我排名在备取生行列。
该校地处衡山地界，与湘潭湘乡毗邻，属山区。也是借用祠堂作为校舍，但教室是新盖的两排草房。学生分初中部和高中部，主要是男生，但也有个别女生，他们多是教师的孩子。
高中的课程与初中近似。国语仍是古汉语。数学在一、二年级为高等代数和几何，三年级有三角和解析几何。自然科学有生物学和物理、化学。其他有英语、中外历史、地理。还有公民和音乐美术，并增加了军训课。这是高中部特有的。早上锻炼仍为跑步，方法与初中相同，但收牌子的是军训教官。军训包括操练和步兵知识。抓学生生活纪律也是军训教官的职责。
在衡山乡下读书的日子，我曾与同学去过离校十多里地的白果镇。在路上可以遇到其他学校的男女学生。这些学校多是由长沙市搬过来的，例如周南女子中学就是其中之一。
在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飞机穿越南岳衡山。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日美太平洋战争后，为牵制日寇，美军在湖南芷江建立了空军基地，经常对日寇据点实施轰炸。在校期间，我曾亲自看到一次空战。飞机穿云透雾上下翻飞，我们看得很过瘾。据说那次击落了几架日机。
在衡山上高一上半期期间，我们学校又在湘潭姜畲镇另辟校址。新校址设在镇外叫雅爱堂的地方。另在山坡上新盖了不少草房。高一下半学期，我得以在离家十来里的地方上学。
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合唱队。美术课学写生画。美术老师就是原第二高小校长刘道卿。我与班上另一个同学曾一起出过画刊。军训课选代表参加射击比赛，我被选上。我第一次打步枪，打了10环。三八式步枪后坐力大，我有些怕痛，以后几发子弹命中率就降低了。军训课还有劳动的内容。我和同学在地里种了白菜。课余时间经常要去浇肥，捉虫，倒也养成了我的劳动习惯。
在姜畲镇我又一次观看了空战，我们发现一架美机滑向山坳。我与不少同学一起跑了五里地去看热闹。只见一架飞机躺在地上，机身前部已经支离破碎。原来这架美机是在日机尾追下实施迫降，滑过一片田地和一条水沟，撞在田地里。那个飞行员已由附近一位会英语的杨姓居民救走。在飞机旁，我捡回了一小段电线套管留作纪念。
这学期临近放假时，湘北局势又趋紧张，学校提前放假，回到了家。父亲也在湘北安乡失陷前离职回家，并雇船运回了十多担稻谷，以补足家里粮食的不足。随后他又去衡阳任税务局局长。
在放假期间，湘北的常德等城市失而复得。1944年3月，我得以回校正常上高中二年一期。由于从1943年11月起，美机以中国大陆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天皇大为恐慌，决定孤注一掷，对我大西南发动全线进攻，以摧毁西南地区各机场并打通京广线。在这种形势下，五、六月湘北局势又趋紧张。六月份学校提前放假，我只得回家。
回家不久，传闻日寇已占领长沙，节节南下。一天，忽见两架日机作超低空飞行，扫过我家前面的田地。这是日寇向湘潭进军前的侦察行动。在这期间，传闻我军在涟水岸边修筑工事，做抗敌的准备。没想到日寇临近时，却仓皇撤走。许多战士弃枪逃跑。日寇没有遇到坚强抵抗而长驱直入，家乡沦陷。我不得不在家乡度过一年多的沦陷生活。
家乡沦陷的日子
家乡沦陷前夕，我们离开家逃到离家二里外的山地。晚上就在山上的人家休息，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天传说日寇来我们乡下不远就返回了姜畲镇。我们全家还是搬到了稍靠山的熊家屋场。乡下老屋只留长工看守。记得新结婚的道姐和傅次韩夫妇由四川回乡后也临时住在家里。当时国军一个逃兵还到过我家老屋，踹开了横堂屋的门。家里的狗厉害，他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家。这是我偶然回家看到的一个场面。
沦陷初期，我们家乡附近形成真空地带，日寇未进入，国军又逃跑了。乡间盗匪开始横行。当时老百姓对付盗匪的办法是互相呼应，虚张声势，用声音恐吓盗匪，迫使他离开作案地点。这种方法曾风行一时。记得有一次姜畲河对面的老百姓为赶盗匪，声音响遍了大片地区。驻扎姜畲的日寇以为是游击队来了，吓得上了河里的汽艇。这种局面维持不到一个月，乡间自发地组织了自卫队，实行夜间巡逻，使这种受惊吓的局面有所控制。
沦陷后不久，表哥郭克坚来到我家，邀我与挞哥一起徒步离开沦陷区，到四川重庆我大伯处求学。家里不放心，没有同意。他只好和另一个表哥张应霖一起走了。
将近端午的时候，我父亲穿过敌占区回到了家。他第一件事就是请人加固房屋。因为一段时期以来老屋无人居住，天又下雨，屋内潮湿，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房屋土墙，有的地方出现崩塌。等房屋加固完成，全家又都回到了老屋。随后为维持社会秩序，父亲开始在地方上组织自卫队，队伍达到十多人。他们的武器来自国军逃跑时丢弃在池塘、厕所内的枪支和弹药。自卫队除晚间巡逻外，曾做过几件事。一次是从涟水运回了商人在日寇到来时丢弃在船上的糖和盐。糖和盐在老屋出售，既解决了当地百姓由于物资匮乏的燃眉之急，又解决了自卫队的经费问题·。另一次是在离我家约三里的旷家山和日寇巡逻队打过一仗，双方都没有人员伤亡。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军的游击队——正义军和挺进队开始在敌后建立。同时成立了湘潭县临时政府，父亲将自卫队交给了临时政府。可是游击队不是积极打击敌人，而是鱼肉百姓。在自卫队交给县政府不久，我父亲就一度被正义军抓走，目的是索要我家可能存留的枪支。在国军游击队之外，也有老百姓自己组织的游击队。在离家三十里的古塘桥镇，就有一个叫张鹏飞的，组织了一支队伍。曾多次与日寇较量。人们尊敬他，称他为鹏公。在沦陷区也有了篇幅不大的《湘潭民报》。我家订了报纸，因而有可能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
在这同时，日寇的势力也逐步深入农村建立据点，例如在离我家五里的梅林巷就成立了维持会，我家的一个亲戚就曾被找去当翻译。在此期间，在姑祖母家曾因为误会发生过一次枪击事件。我们那个地方处在敌我势力都能到达的中间地带。有一天夜晚，古塘桥镇的张鹏飞队伍来到我们乡下，目的是为了骚扰敌伪据点。当他们走到姑祖母家门时，因为口渴，想讨要水喝。姑祖母的家人误解了，以为是土匪上门，因此在屋内高度戒备，拒不应酬。姑祖母的孙儿们在沦陷区一度习武。手中的武艺使他们的胆子变得大了。当游击队叫门的同时，他们拿着武器守在门后，守候在厨房门内的潘卓汉和他哥哥耀汉，一个拿铜尺，一个拿木棍，冲出门给游击队一个下马威。潘卓汉左右开弓，一连打倒了几个战士。游击队人多，潘卓汉有些敌不住，退回屋里。游击队中有人开枪，一下打中了潘卓汉的大腿。顿时血流如注，败下阵来。与此同时，枪声大作，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游击队员向房屋扫射过来。待枪声停止，姑祖母出来向队长说明情况，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但游击队还是押走了潘卓汉的父亲潘凯元、叔父潘绍岳和卓汉的大哥潘耀汉。途经我们家时，敲门进了屋。我父亲接待了他们，当张鹏飞得知被打伤的是一个高中生时，表示了惋惜之情。但还是押走了他们，隔天才释放回家。
在沦陷后三、四个月，沦陷区稍趋稳定。父亲曾请曾留学日本的叔外公黄运南来我家教《左传》和日语。我们不想当顺民，不愿学日语。父亲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多学习一国文字也是好的。我们就这样学了约两个月。以后又请人教我们武术。我们学了一套麒麟掌。还拜潘卓汉的父亲为师学了棍术。此外，还请老师教过英语，教材是《短篇英语背诵选》。
在沦陷期间，我们最让开心的是中国空军突袭了日寇在湘潭县城和农村的据点。飞机来得比较频繁。傍晚我们总爱到姑祖母家去观看飞机夜袭湘潭县城，因为他家正面对县城方向。冲天的火光和炸弹的轰鸣使我们扬眉吐气。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二十七架日机一整天都在天空飞来飞去。直到傍晚时分，忽然看见几架飞机贴近山头飞往湘潭县城方向。只听到轰隆几声过后，爆炸声连绵不断，火光冲天。爆炸声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原来是日寇从湘江运来一船军火，正停靠湘潭码头卸货。日机成天在天空轰鸣是为了防止我机的空袭。没想到我机超低空出击，躲过了敌机的警戒，取得了空袭的成功。我与挞哥、建武还曾到离涟水不远的亲戚家，欣赏我军飞机袭击日军在农村设立的据点。只见飞机从云层中钻出来，侧着机身扫射日据点。飞机离我们很近，看得很真切。每次观察空袭，成为我们精神上的一种享受。我们还曾拾回了飞机扫射时撒下的子弹壳。
沦陷约大半年后，姑祖母家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还经常出来巡逻。我们逐步脱去学生装，穿上土布衣服以隐藏我们的学生身份。妹妹德芳还曾剪去长发，装扮成男孩子。有一天，一队日寇约十余人来到我家，并屋后的山中布置了警戒。父亲一直与他们周旋，由于父亲在高等农校时曾学过日语，他用日语介绍自己曾是农校学生，气氛变得缓和下来。但日军警惕性高，巡视了我家墙壁、围墙上类似枪眼的孔洞。由于敌人来得突然，我们事先没有如何应对敌人的准备。但当天应付得相当到位。鬼子问一个年仅四岁的小孩（由湘潭县城逃至我家避难的乃哥姨妈之子朱绍章），有没有看到过像他们身上一样的枪和刺刀，他摇头说没看到过。其实在我家成立自卫队时，他是亲眼见过的，但他机智地回答了敌人的询问。还有个鬼子问邻居家的长工，那围墙上的枪眼是干什么的？他打着手势很自然地回答：“那是为了防止豺狗子攻击鸭子的观察洞”。这两件事想起来都使人后怕，但都顺利地应付过去了。日军还在地上写英文字问我和挞哥认识不认识，我们都佯作不认识。没料到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发生了。驻扎姑祖母家的日寇发现了我的一位表姐潘庆俞正躲在邻居家，被日寇发现了，日寇士兵惊奇地呼叫着，她和邻居家的另一个表姐汤益民一道飞奔我家女厕所，从厕洞里爬了出去，躲过日军的警戒逃走了。最后日寇只好离开了我家。这是我家又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
1945年，沦陷区形势稍趋稳定。我们原来的动物老师黄树霖在离我家不远的腊围子张效良家办起了紫峰中学，并附设小学部，建武和我武得以在沦陷区继续中学和小学的学习。我与挞哥除了复习功课外，还迷上了钟表修理，邻居、熟人把他们的坏钟表拿来。在修理中，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充实了。
1945年的头几个月，日寇为寻找轰炸日本东京的机场，又发动了对粤汉铁路南段的攻击，打通了粤汉线。我遂川、赣州等机场被敌侵占后，湖南芷江机场也受到攻击。在中国战场节节败退的同时，欧洲战场却发展顺利。月，波兰、匈牙利、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相继光复。5月初，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投降。在这种形势下，日军感到形势不妙，军心开始动摇。就有人见到梅林巷日军军官对着妻子的照片暗暗啜泣。我们听了暗自高兴。8月的一天，我机在空中撒下传单，说美军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军被迫无条件投降。我们看了万分高兴。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侵略战争，终于以我们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不久，同班同学熊能昌从八十里外的花石镇来到我家，告知我们的学校早在湘乡娄底镇的鳌头庄恢复教学，约我在九月份开学时去学校复学。他告诉我曾在花石镇与过境的共军接触，他们是穿越沦陷区开往广东方面去的。他们给他看了《评中国之命运》的书，他感到眼界大开。他也谈到了当地国军游击队的所作所为，老百姓还编了顺口溜讽刺他们。例如对挺进队就有“挺鱼、挺肉、挺鸡婆”之类的句子。从这里大体可看到人心的向背。我们在本地也曾听到共军穿过沦陷区的传说，说共军在通过日据点时，与日军针锋相对，日军很有些害怕共军。
在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还没有正式接收时，传说湘潭县下摄司镇的一些居民，出于对日寇的仇恨，曾袭击了他们的据点。我觉得这是罪有应得。以后又有人传说，曾受到人民尊敬的游击英雄张鹏飞，被国民党军抓去砍了头，理由是他通了共产党。我听后为张鹏飞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愤愤不平。
抗战胜利后复学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步行一百一十余里去衡湘中学复学。校址鳌头庄是一个地主大庄园。它容纳了高、初中部全部学生。这时已没有了军训。我们的英语老师陈剑秋兼任训育主任。他常用平和略带幽默的语调教育学生自觉遵守纪律。在那里我学习更用功了，成绩也有所进步。在老师的授意下，我曾与同学符应之一起出过英语墙报。在我们同学中有不少调皮的。记得有一次女同学在我们教室前走过时，有的同学合着女生的脚步，用嘴哼着进行曲，使她们感到很不好意思。对此事，陈老师还进行了专门的批评教育。这学期很快结束。回家心切，我想一口气走完一百一十里路赶到家，早饭没吃就出发了。走完三十里路到了花石镇，只花了两个多钟头。在花石镇吃完早饭后再启程，腿就感到有些吃力了。好不容易再走五十里到达古塘桥镇，天色已经不早，只得在饭店里过夜。晚上就睡在一条板凳上，也没觉出苦来。只是第二天走剩下的三十里路时，已经是一拐一拐的了。
在假期里，学校搬回了长沙旧址。整个高中三年级就是在长沙度过的。这里的条件比战时强多了。两栋红砖砌的三层楼房，下两层为教室，上层为宿舍。另有食堂、操场、教师办公室等建筑，显得很宽敞。晚自习用的是电灯，结束了用油灯的时代。
在高三年级一期，学校发生过不少事。入学后不久，学校成立了学生会，我被推荐担任了康乐委员。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长沙驻军司令部请愿。原因是我们的宿舍楼为国军所占。开学了，迟迟没有搬走，影响学生正常上学。驻军司令叫李玉堂。我们一行十余人整队去到驻军司令部进行交涉。回说司令和参谋长都不在。我们只好坐在一间屋子里等。过了一些时候，一辆小汽车开进大门，领队的同学上前询问，说是参谋长。随即我们整好队伍准备进见。没想到卫兵们露出了凶相，握枪大呼“不准动”。我们只好停了下来。一直等到下午，学校来人叫我们回去，至此请愿无果而终。不久以后，驻军还是从寝室撤走了。这一次我们算初步领教了国军的形象。
不久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在路口散步。一部汽车兵团的军车撞了我校一个骑自行车经过路口的同学。汽车停下，车上的士兵不但没有赔礼，反而破口大骂。停在路边的同学看不惯，上车把他们的连长拽了下来。同学们回校后，突然开来一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汽车。下车后，有的拿枪，有的拿着十字镐，气势汹汹地冲进我们校区，并进入各个教室，企图寻找打过他们的人。我们班的同学镇静地坐在教室里。几个汽车兵拿着铁镐冲进来，穿梭在座位行间，气势汹汹地巡视，没有发现他们要找的目标后，就出去了。这时，突然从教室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个同学。我们几个同学把他接住了。原来是少数同学因为害怕，逃到三楼的寝室。这个同学掀开楼板，想躲在楼板与天花板之间，没想到天花板薄，被压塌，人随着往下掉。幸好他抓住了天花板的横梁，被同学安全地把他接下来。还有个别同学因为害怕，在三楼掀开了屋瓦，跑上了房顶。这次事件把我们学校闹得天翻地覆，不少同学挨打。幸好有一位老师，谎称是学生家长，从围墙上的一个缺口走了出去，找到了省教育厅，并通过他们联系撤走了汽车兵。这次事件使我进一步对国军产生了恶感。
在学校附近还发生过另一次枪击事件。当时长沙开始办起了公共汽车公司。人力车工人认为抢了他们的生意，起来闹事，在我们学校附近拦住一辆汽车。他们打坏汽车外壳，用浓硫酸浇在发动机上。警察出来干预，当场开枪打死了一位旁观者。办公共汽车公司本是一件好事，但当时政府对如何解决人力车工人生活问题没有采取措施，引发了这起事件。这跟我们了解的资本主义兴起初期，工人起来破坏机器有共同之处。
在政府部门的授意下曾组织过一次游行，原因是东北发生的“张莘夫”事件。说是苏联军队在日寇投降后，运走了东北许多工厂的机器，负责接收的官员张莘夫被苏军杀害，因而组织游行表示抗议。
在此期间，美国货开始进入市场。什么玻璃（即塑料）皮带、玻璃牙刷、玻璃皮鞋之类的产品充斥市场。美国影片也开始在电影院放映。我曾去影院看过美国电影，对电影中反映的美国田园生活，一度表示羡慕。不久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女学生沈崇的事件。美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以后在武汉景明大楼又发生美军集体强奸事件，美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抗日战争的胜利，曾使我精神大振。但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又使人们忧心忡忡。国民党官员在接收日伪财产上出现的严重腐败行为，报纸披露了不少，接收变成了“劫收”。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了和谈，我们希望和谈成功，因为人民受战争之苦实在太深了。结果和谈破裂，又燃起了内战之火。我感叹，战争的苦难何时才会有个头啊！
在高中最后一期，我们两个要好的同学符应之和张启道要远行，我参加了欢送他们的宴会。宴会后熊能昌告诉我，他们是要到解放区去的。后来传说他们在国民党区和解放区的交界处被扣，被遣送到天津南开大学求学。我表哥郭克坚当时也在南开上学。他们相识后，谈到了他们两个和我是同班同学关系。
当时和我要好的同班同学还有蔡祖茷、杨伯伦和柏良甫等。我们常在一起切磋功课。当时我最感兴趣的学科是物理和英语。物理老师汤石麟是湖南大学副教授，又是我同族的哥哥，我小时他曾到过我家。他教学认真，问题分析透彻，使我爱上了物理这门课。英语老师陈剑秋，在教材之外，还选读一些英语报纸上的文章，学起来也颇感兴趣。我各科的学习成绩还是较平衡的。
1946年冬，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一天，我外出归来时，听说长沙来了两个报喜的人，说我得了甲等第一名。家里人都为我高兴，祖母还犒赏了报喜者两块银元。高中毕业得了第一，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估计这与我各科成绩发展平衡有关，其实有的学科我觉得还不如同学。以后学校寄来了毕业证书，排名果然是第一。
准备考大学阶段
高中毕业回家不久，家里有意要我去武汉大学待考。正好楠叔回家探亲，他返回部队的时候，我随他一起去了武汉大学。当时乃哥正在武汉大学矿冶系求学。他的寝室兼自修室正好有一个空位子，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复习功课。
武汉大学在武昌东湖旁的珞珈山。那里环境幽美。学生宿舍依山而建，按《幼学》第一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的次序给每栋宿舍（叫斋）编号。我住在洪字斋。教室按工、农、理、文、法…&等学院分栋建在珞珈山区。教师宿舍也分散建在山中。山顶建有图书馆、食堂等。暖和季节学生还可去东湖游泳。
在此期间，学校发生过一次意外事件。半夜后，突然听到室外有人按宿舍查验抓人。原来是武汉警备司令部派人抓地下共产党人。他们的行动延续到黎明，学生开始起床。被抓的人齐集在警车旁。起来的学生逐渐增多，开始起哄砸汽车。这时警卫在各斋顶部的国民党兵开枪示警，并指向人群，当场有几名学生中弹身亡。但这次抓人的行动也告吹了。当晚学生齐集图书馆，防止士兵再次抓人。这次事件发生在六月一日凌晨，所以叫“六一事件”。这次事件发生后，群情激愤，武汉各学校的学生，纷纷整队来武汉大学表示慰问。我也站在武汉大学学生队伍中，对慰问者表示欢迎。队伍中呼叫着“撤办程潜，枪决彭善”的口号。因为程潜当是湖北省主席，彭善则为武汉警备司令。这一次事件，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当局欺压人民的真面目。
不巧，在考试前一个多月，我病了，成天咳嗽、吐痰。去武汉私人医院看病，说是肺浸润，有肺结核嫌疑。这动摇了我参加考试的信心。我原计划考工程学院的机械系。由于害怕身体吃不消，改考农学院，结果落榜。
在我报考大学的同时，乃哥也在武汉大学矿冶系毕业。毕业后，经联系在长沙清华中学教化学。该校校长傅任敢曾是樟叔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清华中学坐落在河西岳麓山下的左家垅。1947年秋，我随乃哥住到了清华中学。当时建武也在该校学习。该校受进步思想影响较大，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存在不满情绪。记得在一次晚会上，一位老师满怀激情地唱了《茶馆小调》，这是个典型的不满政府的歌曲。后来了解，这位老师正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该校的音乐老师宋扬是一位歌曲作者，他创作了多首进步歌曲。他创作的歌曲有浓郁的湖南乡土气息。
我在清华中学只停留了一个学期。随后，乃哥去上海耀华玻璃公司工作，我则回乡下老家复习功课。这样，我与外面沸腾的生活，隔离了一段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我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杞伯伯离开了重庆民生公司，转到台湾台南布袋盐业公司工作。他的眷属在老家短期逗留后，也到了台湾。大姐夫傅次韩调至台湾冶金部门工作，姐道也随同前往。楠叔离开了胡宗南部队回湘工作。当时程潜任湖南省长。他在省政府任总务主任一职，后去驻扎在邵阳的部队任师长和副军长等职。樟叔不久也回到长沙，任金城银行顾问。我父亲曾到浙江淳安专员公署任科长，楠叔去邵阳后，他也被安排在该部队任军需主任。
我回到农村老家时，当时生活比较艰苦，年地租收入只十几石稻谷，靠父亲按月寄回一点钱补助生活。特别令人苦闷的是，经常有要账的人来到家里，这还是经商时欠下的老债。每次由祖母出来应付一下，却解决不了问题，祖母曾为此伤心流泪。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曾想着靠自己的劳动补足一部分家用。父亲在家时曾养有几箱蜜蜂。我看养蜂杂志摸索着养蜂。1948年上半年曾采得数十斤蜂蜜，我用这点蜜还了欠药店的药费。我还曾设想着发展养蜂事业来改变我家经济拮据的局面。1948年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没有参加大学考试。
1949年春夏之交，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我随祖母住在麻园岭樟叔住处，在那里继续复习功课，准备参加秋季的高考。在这期间，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楠叔曾去樟叔那里酝酿出路问题。樟叔分析当时形势，极力主张他率部队起义。他们达成了共识。以后得知，四野从湖北派来代表与湖南当地地下党组织都曾与楠叔有过接触。果然八月份，楠叔和程潜、陈明仁一起率部起义，实现了长沙、邵阳一带的和平解放。
为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长沙，樟叔的住处又由麻园岭搬到岳麓山蔡锷墓庐，一直到解放。解放后又搬到湖南大学对面的民房内。二野的队伍开向大西南时，要经过附近的荣湾镇渡口。我与建武曾参加湖南大学的学生队伍，去渡口欢送。当时，挞哥已是湖南大学电机系二年级学生。
1949年9月底，湖南大学入学招生考试开始。我报考了工学院的电机系，因当时电机系是湖南大学的强系。结果以排名第7录取。入学前，在湘雅医院作体格检查。医生认为患有胆囊炎，需开刀。我害怕开刀，没有理它。在此期间，樟婶（刘新渼）在湖南大学附近开岳麓书店，我曾担负过书籍采购任务。
在与乃哥接触期间，我曾阅读过艾思奇编著的《大众哲学》。该书的论述通俗浅显，结合中学期间所接触过的自然科学知识，使我开始确立了唯物主义观点，我坚信世界是物质的，一切遵循着各种客观的自然规律；我也坚信世界是可认识的。我不再相信有鬼神，我认识到，鬼神的产生，一方面出于愚昧，是由于对某些自然现象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而臆想出来的，它来源于远古；另一方面是历代统治阶级为适用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出神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巫师、巫婆、神汉也要靠装神弄鬼来愚弄人，以索取钱财。
三、大学时期
大学生活在我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却是我人生事业中最重要的基础。
大学一年级期间，除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和英语、俄语，还有工厂实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是确立正确世界观与革命人生观的必不可少的课程。这门课由当时的校长李达兼任，李达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工厂实习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课程，在那里我实习了钳工、锻工、车工等内容，懂得了一些基本的操作工艺。我们使用的车床，还是古老的天轴皮带传动式的。新式的电动车床也有，是专供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实习用的。
湖南大学坐落在岳麓山下，与古岳麓书院紧紧相连，有与武汉大学相同的各种学院，但建筑规模要小一些，在学校正面有操场和广场。业余时间，学生会的同学在广场组织大家一起扭秧歌、打腰鼓、唱歌等。遇到集合或看电影，班与班之间要互相拉歌。我是班上教歌的，教唱当时流行的各种革命歌曲。与我配合的肖杰生，是拉歌能手。一般在拉歌中我们班总占上风。节假日的歌舞晚会，或是游行中的秧歌队，我都曾积极参加。
在一年级期间，公开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公布的地下党员有一百八十余人。不久，党员吴云霞介绍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团组织的教育下，我不断增强革命思想，并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物理学老师好组织学生讨论一些物理学实际问题，他自己也写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同寝室的同学平时也爱讨论一些问题。有一次，在我们宿舍区有位四年级的同学写了一篇关于打秋千原理的认识，贴在走廊墙上，他仅用转动惯量原理来分析。我看了不以为然，和他展开了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功能转化问题。在摆动中，有规律地克服地心引力作功，才使机械能增加，摆动的高度逐步提高。上行时，逐步挺直身体，是反抗地心吸力做功以提高位能的过程，在下行时下蹲，使位能转变为动能，然后在上行时转化为位能，使摇动高度提高。如此循环往复，才使摆动高度一次一次地提高。如果反向动作，摆动高度会迅速降低。根据我的分析，我在门框上拉绳子摆给他看，他信服了我的分析，在讨论的过程中围观的同学不少。
在业余时间，我还保持了爱动手的习惯。汤石麟老师有一台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手摇发电机，但不能发电。我借回来研究，发现了故障所在，进行了简单的修理后，恢复了发电功能，我还曾利用工厂实习的机会，尝试着制作发电机。由于我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同学中有了很好的影响。在一年级期间的一次学习模范评选中，由班里提名，我被学校评为乙等第一名。当时评为甲等的只一名同学，他的特点也是爱从事一些实际研究活动。
在上一年级期间，家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樟叔离开长沙赴重庆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任职。父亲则任聘到湖南农业技术改进所（农科院前身）工作。楠叔则退役，安置在省参事室工作，并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一年级结束后，1950年的暑假期间，我回到了乡下老家。在当时区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我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参加了湘潭白鹿冲乡的建政工作。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有区长和一部分解放军战士，当时选举村长的方法是所谓“豆选”，即在工作组动员发动的基础上，由群众提几名候选人，然后按候选人名单准备几个碗，群众代表排成队，依次将豆子投入自己要选的人的碗中（候选人看不到）。然后根据各碗中豆子的多少确定被选举人。据说这是解放区农村选举常采用的方法，适合于文化较低地区的群众。随后，我又参加了家乡附近另一个村的建政工作。
回家后，听到附近村子里出现了“南瓜神”。有不少人去朝拜。我家附近有一个人曾去朝拜，但不久就死了。我听到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骗钱行为。我和绳武弟（邻居浩龙叔长子）一起到了那里。只见南瓜棚上长着一颗变异的南瓜藤，该藤的下部，仍和一般的南瓜藤一样，但头部变异的像鸡冠花，密密麻麻像南瓜的颗粒，分布在鸡冠头的两边。由于藤长得很特别，该藤的主人说是梦见西天南福大圣下凡，附体在南瓜藤上形成的，曾有人不相信，砍断了瓜藤。主人把藤接上，用一簸萁土包掩，藤又活下来了，更证明是有神附体。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只见藤旁桌子上的几个香钵里插的香垒得有半米多高，足见迷信者众。我分析这颗南瓜藤可能是南瓜花与鸡冠花杂交形成的，也可能是某种偶然的因素使南瓜藤发生了变异，绝不是真有什么神附体。我在藤上摘了一个小南瓜回到了家。随后去区政府汇报了这件事。当时政府忙于建设，没有精力过问这件事，只好让群众从事实中去接受教育了。
不久学校来信叫我提前回校参加两个星期的暑期学习班。我随即回到学校。学习的内容，除了阶级教育外，还澄清了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认识。如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得来，不仅与美国在日本本土丢下两颗原子弹有关，更主要的是由于苏联出兵东北；苏军运走东北工厂的机器，是不让国民党受益，在解放军解放东北后不久，机器都如数归还等等。
第二学年增加了专业基础课，如微分方程、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等。在第一学期，南北朝鲜战争爆发。开始北朝鲜向南进展顺利。后联合国出面干涉，美军仁川登陆，形势急转直下，美军的轰炸扩展到中朝边界中方的新义州，并扬言鸭绿江不是中朝不可改变的边界。在此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抗美援朝的号召，并号召知识青年参军。青年团小组组织了讨论。我当时的态度是，我身体不好，可能不适应军队生活，愿意在经济建设岗位上献出毕生的力量。但是如果组织需要我参军，作为一名团员，我将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军。1951年1月，我被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参军前的身体检查也顺利通过。同班同学邓明武、邝允泰、何卫国、任志广等四人也同时被批准。全校被批准的同学共计148名。在公布入伍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我们一个个被高高举起，大家都感到了被批准的荣耀。我更庆幸自己原以为不好的身体也能够上参军的资格。我的一家也为我的参军而感到高兴。当时建武已在长沙总工会工作，德芳也考取了长春会计统计专科学校。
四、军队生涯
由于美国侵略朝鲜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我开始进入部队，并在部队这一岗位上干到退休。虽说是在部队，但我并没有脱离技术工作，而且干得挺开心。更由于是军人，我有机会接触到某些波及全国的大运动，并在其中受到锻炼，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在批准参军的第二天，即日，我们全体被批准的同学乘火车向武汉进发，并于当日到达位于汉口王家墩的空军中南预科总队。在那里我脱下了学生装，换上了崭新的军装，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在预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如何做一名解放军军人，从军队的宗旨、任务到建军原则、队列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在此基础上进行个人思想小结，正确交待和认识自己的家庭、社会关系、个人历史和总结学习、思想上的收获，前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如实地向组织作了交待，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决心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与地主阶级家庭划清界线，把自己锻炼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预校共分六个中队。我们湖南大学和河南大学的学生组成第一中队。武汉大学为第三中队。广东中山大学和江西的大学生组成第二、四中队。五、六中队为女学生中队，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就是来自于这两个中队。
我是中队的教歌者，给大家教唱军歌、抗美援朝歌曲和歌颂党的歌曲。预校曾组织了一次歌唱晚会。武汉大学唱的歌中有一首与知识青年参军结合很紧的歌，很受欢迎。我要了他们的歌篇，以后曾有机会在航校教唱演出，受到欢迎。
在预校的后期，参加了体格检查。各方面较好的被选为飞行员。不够飞行员条件的，分配做地勤工作。
四月中旬，我和来自湖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另外十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山西太原第四航空学校理论训练处，担任教学工作。来自湖南大学的有我和朱翘智、陈颐山、尹发悱、徐嵘、任志广等七人。来自中山大学的有谭锐湛、李均璇、谢邦英、陆展棋等四人。在旅途中，我向来自广东的同学学会了用广东话数数和讲一些日常用语，大家一路上很融洽。
在第四航校
第四航校分校本部和三个飞行团，校本部位于太原市南门外二营盘，是在国民党旧营房的基础上改建的。校本部直属队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理论训练处属司令部管辖。三个飞行团有三个机场，分布在太原市郊区。
校本部营房内有停机坪，坪内摆放了米格-15、米格-9、雅克-17等喷气式飞机和雅克-11、雅克-18等螺旋桨式飞机。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飞机，感到精神振奋，因为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先进飞机。
到第四航校的第一件事是确定工作单位。当时理论训练处根据业务的差异分为多个教学组。到办公室征求意见时，我主动提出去发动机组，因为在中学时期我一直对机械感兴趣。我和朱翘智、李均璇一起分到了发动机组任助教。
分到组内以后的主要任务是业务学习。当时在训练处办有助教学习班，正在学习初级教练机的知识。我们去的晚，没有参加学习班，主要靠自学。等初级教练机的学习结束，我们一起去到助教班参加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学习。
当时，每个教学组都有苏联顾问。初期的教学由苏联教员讲课，由翻译翻成中文。我们刚到航校的时候，中国教员已能独立上课，但顾问还未回国，继续指导着教学和教学形象设备的制作。我去教学组不久，就曾按顾问的要求画过一块挂图版。
助教学习班结束不久，三期一班飞行学员开课，我开始担任教学任务。学员多数来自抗美援朝前线。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有不少还是文盲。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中。有一部分学员接受能力比较差，我每晚加班到教室进行个别辅导。由于接触的是复杂的航空机械设备，个别学员要重复两三次才能掌握。但我总是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不厌其烦地辅导，直到他们掌握为止。由于我教学认真，学员反映很好，学员考试成绩也不错（当时考试的方法主要是口试）。在1952年初的评功会上，我被学校批准立三等功。
1952年上半年，苏联顾问二百余人（团及校直顾问）撤离回国，学校也由太原迁至石家庄市。
随后的四期乙班、五期甲班、五期乙班我都相继任课。四期乙班、五期乙班学员文化都较低。五期甲班学员则是高中或初中程度。由于教学认真，1953年上半年，我再次立三等功，日我被提升为教员。这一天也正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由于当时中苏的深厚友谊，我们都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感到悲伤。
在此期间，经历过镇反运动和三反运动。在部队镇反运动主要是进一步查清个人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方法是人人过关，对可疑之处，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由于我在预校时已交待清楚，比较顺利地通过。有少数教员是国民党空军留下的。经过运动相继被清理、转业。三反运动主要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每个人都要对照检查，提高认识。对接触过经济的少数人，一般都要求交待，并组织调查，直到问题弄清为止。以上运动都是全国性的，每次运动过后，整个社会都显得气象更新。1952年期间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据父亲来信，家乡实行分田废债。我家沉重的债务取消了，土地房屋分给了农民。由于家里人都已来到城市，所分的18亩地退给了农会。土改对我们家来说反而有得到解放的感觉。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和我一起参军的尹发悱，在三反运动动员后的第二天早上，在水池内自杀身死。其实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由于恋爱问题受挫，与组内同志也有一些矛盾，一时想不开，走了这条绝路。我有些后悔没能与他认真谈心。据说他的妹妹也曾自杀，两人走同一条路，可能与遗传因素和胸襟狭隘有关。
1953年初，空军要召开教学代表会议，由各航校选派理论教员和飞行教员各一名作为正式代表，外加几名列席代表在北京参加会议。在一次全处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大家提名。有人提了我的名字，还有其他几位教员，当场没有确定最后人选。经处领导研究后，在晚上全体人员会议上宣布名单，我被确定为理论教员正式代表。另有王塨（gong）、王乃乾为列席代表。随后我们到达北京，住在王府井大街的一个旅馆里。
会场设在灯市口学校管理部院内。多数航校的正式代表都作了发言准备，并在会上发言。发言中谈的多是个人在教学方法上的体会，使我很受启发。可惜的是没有我自己的发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教学的三过程、六原则。三过程即教学准备过程、教学实施过程和课后辅导过程，对每个过程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六原则为思想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学用一致原则、启发性原则、系统连贯性原则和巩固性原则等。实际上是强调了教育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并变成明确的要求，在以后的教学中加以贯彻。这次会议对推动空军教学事业更加规范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大学时的同学邓明武。他是六校的正式理论教员代表。老同学相见，分外亲切。我们抽空在一起拍了照以留作永久的纪念。会议结束回校后，召开了校直全体干部参加的传达会议，会上我做了发言，介绍了其他航校理论教员的教学经验。
1953年6月，空军将要举行教学模型展览会，为了迎接展览，我们提前一个多月突击准备。除了工艺室工人负责制作外，教员在设计之余也亲自动手。我和飞行原理教员金新民合作研制了着陆练习器模型。着陆练习器的设想是飞行训练科提出的。练习器在轨道上滑行，飞行员坐在滑行车架上可以自由升降的座舱内练习飞机着陆动作，以达到加快飞行训练的目的。练习器模型则是在地面操纵台上操作，使滑行车架上的模型飞机作着陆动作。我负责推进部分和信号传递部分的设计与制作。金新民负责飞机升降俯仰操纵系统的设计。在此同时，我还负责组内三件电动模型的设计和部分制作工艺。为了及时完成任务，我们加班加点地工作，多数日子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后阶段则通宵达旦。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练习器和电动模型都按期完成。由于过度的劳累，我脸部瘦得不成样子，只有眼睛变得更突出了。随后我和部分教员到北京南苑参加演示。与此同时，我还参观了各兄弟航校送展的模型和演示器。由于内容丰富，受益不小。在展览会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曾亲临参观。毛主席是晚上来的，我未能见着。和我同去的金正同志，得到了给毛主席讲解的机会，毛主席问得很详细。我只在白天见到过朱德和彭德怀同志。金新民和我负责的着陆练习器的路子，不为空军训练部门所赞同，没能给中央首长表演。展览会结束前，空军领导机关组织了对模型、演示器的评奖。我参加设计的模型只有混合比调节器和汽油泵得奖。参展的模型中，不少有为“电动”而“电动”的倾向。但航校建立短短几年来，在形象设备的发展上，成绩是不小的，展览会对以后训练用形象设备的正常发展，有着推动的作用。
在四航校我继续担负教歌的任务，金新民是我的搭档。每次登台表演都由他担任指挥，在唱歌比赛中我们为理论训练处争得不少荣誉。在刚开始教歌时，我的湖南口音还比较重。记得一次教唱歌颂朝鲜战场胜利的歌曲中有“把反动势力连根拔”一句，我把拔唱成“爬”，引起同志们的哄笑。从此我注意加紧学习普通话。
在我国空军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条件下，抗美援朝战争先后经历五大战役，美国侵略势力终于被赶到三八线以南，1953年美国谈判代表不得不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桌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划上了句号。在朝鲜战场上我国空军实力从无到有，不断扩大。从第四航校出去的飞行员有李汉、张积慧、赵宝桐、鲁珉等四位被授予空军英雄称号。他们的照片和事迹曾在校区展览。我们对此引以自豪。
1954年下半年，空军训练部统一组织了一次发动机短期训练班，主要是请北京航空学院教授讲授发动机的基础理论课，如叶片机原理、活塞式发动机动力学等课程，我和同组教员陈书鹄参加学习。时间虽短但内容精萃，收获不小。
就在学习班结束不久，1954年9月，我被调到第十二航校任主任教员。在我之前，金正和王振兴也被调到十二校。
在第十二航校
第十二航校是当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新增航校之一。校部位于山西临汾市北郊。另有三个团，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