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高价赝品：谁来买单
摘要：由《功甫帖》风波引申出来的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功甫帖》本身的真伪：在艺术品拍卖中，买家和拍卖行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该为高价赝品买单?
刘益谦藏家
国内的情况比较含糊，我讲不清楚。
程寿康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
(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鉴定后)如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公司一定会&ldqu…
　　由《功甫帖》风波引申出来的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功甫帖》本身的真伪：在艺术品拍卖中，买家和拍卖行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该为高价赝品买单?　　刘益谦 藏家　　国内的情况比较含糊，我讲不清楚。　　程寿康 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　　(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鉴定后)如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沈燕华 华辰拍卖副总经理　　如果牵涉古代书画真伪的举证，则一般以博物馆专家的意见为准，若专家一致认定，拍卖行会退货;但若旗鼓相当的两派专家意见不一，则不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61条　　拍卖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瑕疵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刘双舟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瑕疵不担保&作为《拍卖法》中的特例，如今确实被许多拍卖行滥用。　　博物馆专家在大众媒体上发布有关刘益谦私人藏品的研究结论，这一点令刘益谦困惑难抒。　　而同样令他困惑的，还有海内外拍卖行的一些退货准则：&退货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情况。苏富比这样的海外公司有比较明晰的条款，当然也要看什么背景的专家来说事。如果是权威官方机构的鉴定，大概是可以退的。但国内的情况还是比较含糊，我就讲不清楚了。&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刘益谦说。　　从事中国书画收藏长达20年的刘益谦尚且如此&摸不着头脑&，中国艺术品鉴定之难可见一斑。藏家买到赝品后向拍卖行索赔的事情中外皆有，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拍卖行应该承担责任吗?公司层面上，中外拍卖公司又有怎样的操作准则?很多人买到赝品后只能如从前古玩行的规矩那样，&打眼，吃闷亏&，那么在保障买家利益方面，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拍卖行又如何区别于从前的古玩行?　　为此，本报试图采访国内外知名拍卖行，虽然佳士得与苏富比正处于圣诞新年假期状态，截至发稿时，仍无法从其管理层那里得到具体回答，但两家国际拍卖巨头均有可循之先例。而国内的嘉德、匡时、泓盛、华辰等业界知名公司以及相关法律专家，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瑕疵不担保&？　　翻阅苏富比去年秋拍中国古代书画板块的图录，扉页处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现今字画之研究不容许对艺术作家或作品完成日期给予无条件声明。因此，此目录内所有物品必按照交易条件以&实在情况&出售。&这样的措辞，总结起来便是：&瑕疵不担保&。　　这基本上是国内拍卖行的&行规&。上海泓盛拍卖公司董事长赵涌去年夏天在伦敦亚非学院参加过一场国际论坛，当时包括佳士得在内的国际公司曾就此问题作专门探讨，&国际惯例一般就是如此。&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说，&拍卖以后，买家发现是赝品对退赔也基本无用，只有在符合公司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退。这些规定，每个国家的公司都有比较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公认的：拍卖公司不能够有意识地推卖赝品。这是拍卖公司的基本商业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61条规定：&拍卖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瑕疵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那么，在中国，拍卖不用&保真&吗?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双舟在艺术品拍卖相关法律方面深有研究。&说中国的《拍卖法》规定不保真是不对的，这是一条例外规定，只是在公司没有能力保真并声明的情况下生效。&刘双舟告诉本报。事实上，《拍卖法》涵盖的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其中也包括房产、土地、汽车等。而申明&不保真&的拍卖行一般也就局限在艺术品拍卖领域。　　&不是拍卖行不愿意保真，而是没有能力保真。而且，在鉴定领域确实也没有一个官方的具有法律权威的鉴定机构。&刘双舟说。中国文物传之久远，传承无序的状况屡见不鲜，上海博物馆藏《雪竹图》的创作年代，谢稚柳、徐邦达、高居翰三位先生就曾有过不同意见，至今难有定论。这样的公案在历史上数不胜数。　　但另一方面，因为拍卖行无法保证拍品的可靠性，风险就被转嫁到更缺乏经验的买家头上。2008年，上海女藏家苏敏罗以235万元人民币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拍得一幅吴冠中油画《池塘》。其后，这幅画被吴冠中指为赝品，并将结论写在了画布之上。藏家将瀚海和卖家一起告上了法庭。在有画家本人作证的情况下，北京市一中院承认此画为假，却依旧驳回苏敏罗的诉讼请求：法院认定苏敏罗应承担艺术品拍卖的市场风险。当时就有法律界人士提出，《拍卖法》给买受人预留的空间过于苛刻，应该修改，或增加一些解释性的细则规定。　　对此，刘双舟解释说，《拍卖法》对买家也是有保护的，比如法律规定：拍卖前必须将所有拍品提前对全社会公告、印发图录，并公开预展，这就是将鉴定真伪的权利交给了买家。买家在预展期间就要动员资源去鉴定真伪，相比于商店购买，《拍卖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大都体现在拍卖开始之前。　　刘双舟认为，&瑕疵不担保&作为《拍卖法》中的特例，如今确实被许多拍卖行滥用。但买家自身也有误区：&一旦举牌，则视为是对拍品和价格的认同。拍卖是几方竞价的结果，如果拍到了再退，前面的出价也就作废了，这样对前面出低价的买家不公平。&　　作为拍卖公司的老总，赵涌也认为，如果可以退货，市场有失公正。在国内，买家只有在能够证明拍卖公司事先明知拍品为假，或者是有明显的失职时，才能得到退赔。当然，公司为其信誉考虑与买家达成的协议，则另当别论。　　&过程要担保&　　2003年，一家国内拍卖行遇到法国印象派名家阿尔弗雷德&希思黎(Alfred Sisley)的油画，工作人员四下寻找专家鉴定，均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后来，得知法国有一个希思黎研究会专门研究这位画家的作品，公司就派工作人员前去送检。鉴定结果认为此画为假，拍卖行再退还给委托人。这一来一回总共花费10万元，但拍卖行最终在这张画上颗粒无收。作为圈内颇有口碑的资深拍卖师，华辰拍卖副总经理沈燕华以这件事情来说明拍卖行的鉴定流程。在她看来，对于金额巨大的拍卖标的，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不然，不仅画有可能卖不出去，信誉也会遭到损失。&此后，每当她向年轻同事谈及一些准则时，总不忘强调：&结果不担保，但过程一定要担保。&　　作为中国艺术品拍卖界的标杆性人物，嘉德女掌门王雁南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言将&守规矩&喻为嘉德的&宗教&。从嘉德工作人员向本报发来的业务操作流程来看：嘉德筹备每一次拍卖的过程中要经历&四层三维&鉴定流程。其一，为征集过程中的初步判断，不符合拍卖标准的标的即被过滤。例如，瓷器的初选率仅为万分之二至三。第二层是由部门专家会商征集到的拍品。之后，再征求外部专家意见。最后，是对上拍前的又一次复核。而所谓三维，则是指专家目鉴、文献档案的考鉴、科技手段鉴定。　　嘉德在鉴定中的四个步骤也代表一种行业标准，在国内大拍中带有普遍性。匡时总经理董国强和赵涌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征集时，拍卖行常常会放弃很多标的。&通常是因为真假存疑，或者不是市场热点。这样的东西即便收下来，也卖不出去。拍卖行在上拍一件拍品的时候也是有支出的。如果流拍，这些投入也就打了水漂。&沈燕华分析道。　　在海外，拍卖行有相应的行业协会来监督，客户的认同也很重要。但在赵涌看来，国外的商业道德水准普遍更高，拍卖行的操作也自然更为规范。在中国，虽有工商局、文物局、拍卖协会等多个部门监管，但究竟如何界定拍卖行的行为是否尽职目前尚是难题。因而，&口碑&成为更重要的约束。毕竟，圈子就这么大，与委托人及买家的关系对拍卖行来说至关重要。恰如董国强所言：&毕竟赚的只是佣金，赔上的是名誉。这就是有信誉的拍卖行和一些只想做一锤子买卖的公司之间的差距。&　　真假谁人定？　　对《功甫帖》的质疑一出，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当即向刘益谦表示，苏富比会组织全球顶级的博物馆专家，尤其是对中国字画有权威研究的专家对此件《功甫帖》进行鉴定。如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程寿康口中的所谓&全球顶级专家&尚是云深不知处，但他的话还是让人看到这家老牌拍卖行对买家利益承担一定责任的态度。　　在苏富比《业务规则》中的退货条款就包括(但不限于)：&在收到任何导致买家质疑之真伪或属性之资料三个月内以书面通知苏富比&、&苏富比可要求买家索取苏富比及买家双方接纳之独立及行内认可专家之报告&。　　&遇到有充分理由的买家，是有可能退货的。&沈燕华告诉本报。同时她也承认，最终能够退货的比例相对来说&极小&。以书画为例，按照她个人的经验：如果牵涉古代书画真伪的举证，则一般以博物馆专家的意见为准，若专家一致认定，拍卖行会退货;但若旗鼓相当的两派专家意见不一，则不退。若是碰到近现代书画的真伪纠纷，能够被采信的证据一般有早年的出版著录、画家与画作合影的照片以及画家明确提及此画的信札。&早期出版物主要指1980年以前的，这比较可信，也要看哪个机构、谁编的。&她说，自己就曾遇到有人为了粉饰一件赝品而出版一本&假&图录。&但相对而言，鉴别一本出版物的可靠程度比鉴定一件书画容易得多。&　　对于当代书画，则又有一个特殊情况。&即便画家本人或是其家属的意见都不一定会被拍卖行采纳。&沈燕华说。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些画家自己出售画作，与拍卖行的社会征集形成一定竞争。于是便采取&出门一概不认账&的态度，只因不愿肥水流入外人田。面对这种混乱，董国强曾经指出，应该借鉴西方的市场经验，让艺术家签约有信誉的画廊，以免传承之中出错，也让画廊有了鉴定权。　　中国艺术品拍卖只有20年历史，而文物却已沉淀千年。甫一涌起的艺术热将这些老祖宗的积淀迅速翻腾了一遍，祸乱频仍造成的传承无序，加之如今造假集团加入，赝品泛滥近乎沉疴难起。900多年前的东坡先生自然无法申言真假，讽刺的是，在世画家的意见也屡被证明存疑。好在仍有一批严谨的研究报告能让人相信我们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尚有明辨之可能。对现状，刘双舟同样有着担忧，但依然怀有信心：&国外拍卖发展了200多年，如果我们的拍卖行业再有较长一段发展期，不会比国外差。&　　2013年9月　　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约5000万人民币拍下传为苏轼所书的《功甫帖》。有媒体称其为&国宝&，也有声音呼吁为其进关所需负担的1000多万元关税开绿灯。最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功甫帖》以&保税&身份进入上海自贸区。　　日　　有媒体报道：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指出，刘益谦在纽约所购《功甫帖》为晚清伪本，并称&即将发表关于此事的正式学术报告&。　　日　　上海博物馆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关于《功甫帖》的研究论文，在《从法帖中双钩&&谈〈刘锡敕〉、〈功甫帖〉墨迹的勾摹性质》一文中，详细解释了《功甫帖》墨迹本以及另一件同传为苏轼所书的《刘锡敕》墨迹本的流传经过、笔意、字体形态以及印章等，经过详尽考订，推断其为晚清伪本。并且，专家认为：《功甫帖》与上博藏《刘锡敕》可以相互证伪。除此之外，该报告也通过对两件墨迹本的解读详解了在以这两种墨迹本为例说明&双钩廓填&这一盛行于明清的作伪手法。买家刘益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我可以回到中立的角度，尊重三位研究员，也等待苏富比的意见，再判断接下来如何处理。&
（责任编辑：龚舒）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推荐关键字
说说我的看法...
注：网友评论只供表达个人看法，并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看法或者证实其描述
已有位网友发表评论
预展时间：日 14:预展地点：杭州、北京、成都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上海延安饭店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吴东魁艺术馆
[] [] [] [] []
12345678910
论坛/博客热点
业务合作: 010-
责任编辑: 程立雪010-您的位置： &
402 甲午(1954年)作 白描水仙、山茶图 镜心 水墨纸本
图片中的放大镜，支持鼠标滚轮缩放区域大小图片中的放大镜，支持鼠标滚轮缩放区域大小
下载登录app
随时随地掌握最新预展
随心所欲尽享便捷功能
中国嘉德 其余拍卖专场
艺术家推荐
业务合作: /837
责任编辑: 张天宇010-
拍卖图录公众号
拍卖图录APP您的位置： &
0422 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图片中的放大镜，支持鼠标滚轮缩放区域大小图片中的放大镜，支持鼠标滚轮缩放区域大小
下载登录app
随时随地掌握最新预展
随心所欲尽享便捷功能
太平洋 其余拍卖专场
艺术家推荐
业务合作: /837
责任编辑: 张天宇010-
拍卖图录公众号
拍卖图录APP谁在拍卖中国--吴&树(小说连载1)
卷首：谁在拍卖中国？（1）
——写在己丑300年
前推五个己丑，正好距今300年，文韬武略的康熙大帝结束了鞍马生涯，下旨于北京西北郊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以供自己避喧听政、修身养性，赐名圆明园，以示天子“圆而入神、明而普照”的厚德明智之志。此后，雍正、乾隆两帝以此自勉身心、治国安邦，并相继于园内添山注水、修楼建阁，一为感念先帝恩德，二为昭示国泰民安。
世事无常、造化有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明君打造的大清帝国，未能逃脱自然法则和政治宿命。乾隆鼎盛之后，朝纲沉沦、繁华渐尽，清朝三代明君共同经营的圆明园不幸成为最后一道中华帝国的替罪风景——咸丰十年，英法蛮夷强占北京，纵火三昼夜，将圆明园化为灰烬。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园内无数金银珠宝、古董旧藏被入侵西人抢掠一空，从此宿命天涯、了无音讯，日后即便在异国他乡偶与国人洋场邂逅，也只能相对无言、几许惆怅。
己丑300年间，历史不只是简单演绎了大清王朝的兴衰没落，而是对一个在自傲自大的“天朝”中封闭了数千年的民族，从精神伦理、生存经验到社会架构都进行了一场洗心革面的颠覆性文化大清洗。在这个看似突发，实际上却是必然的清洗过程中，一个自秦汉以来称雄2000余年的东方帝国无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了，连同它所有的思想和智库，都被西洋人的枪炮和东洋人的屠刀打进了十八层地狱。尽管如此，列强们对曾经扬长世界的泱泱大国的嫉恨并没有得到彻底宣泄，在火烧圆明园以后的百余年中，他们群狼围猎、恃强凌弱，不断挤迫着中华难民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对圆明园无数珍宝的破坏和掠夺，也没能填满强盗们恶欲的沟壑，相反，被抢中国文物在西方卖场上的日渐火爆，更引发了强盗们对中华瑰宝的觊觎与渴求。于是，在中国宫廷文物被扫荡一空后，新一代的西方恶商又将贪婪的目光深入至古国积淀深厚的文化地层。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一场针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财富的商业阴谋，在西方古董商们的精心策划下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一面明修栈道，将西方人在战争中抢掠的清宫旧藏炒作成他们的天价专利品，煽动明清古董回归潮，用中国人自己的家什骗取中国人的钱财；另一面暗渡陈仓，鼓励、诱惑一些中华民族败类掘坟盗墓、走私偷渡，策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文物出境潮，导致中国的地下文物资源日流万千、丧失殆尽。由此，刚刚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在物质上为自己开拓出一片生存空间的中国人，又不得不面临一场积累性的文化危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是观察一个民族生存态度和生存智慧的窗口。过去，贫穷曾经是我们解释一切堕落和不作为的借口，现在，为什么富裕又成为了我们弱智的象征？究竟谁在拍卖中国？我们还能不能守得住已是存量稀薄的国家文化资源？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记者以中国历史文物的流失状况为切入口，历经数年、考察中外，得出的结论让人痛苦不堪。
结论1：中国文物规模性流失共分四个阶段，最严重的是近20年。
第一阶段是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次火烧圆明园，抢掠和毁坏了园中全部宫廷旧藏和当朝大量珍宝器具。数量说法不一，难以取信，唯一可以从当事者的自述中概念性地了解一点。有一位法军军官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述：“火烧圆明园以后，我们足足运走了300多车战利品。砸碎的瓷器、象牙制品不计其数……”一位英军将领则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法国兵没有纪律可言，单个活动，见东西就乱抢，拿不动或不好拿的就砸。我们英国军官指挥兵士们将战利品集中摆放，整整堆满了3处皇宫大院……”圆明园的宫廷旧藏给侵略者和他们的后代带去了巨大的财富，直至今天，东西方拍场上出现的清宫拍品，绝大多数都是圆明园两次遭受浩劫时被抢掠的文物。
第二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新中国成立，文物流向主要还是西方列强以及日、俄等国。现藏于上述国家各大博物馆的中国出土文物，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从中国本土抢、盗、骗买过去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有关国家博物馆刊物零星透露的数据推断，这类文物的总数大约在百万件以上。
第三阶段发生在中国的“*”初期（1966年前后），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几乎毁灭了博物馆馆藏以外的所有地面文物和私人收藏。有人估算，“*”时期遭难文物的数量大约在200万件左右。
第四阶段大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尚未结束。中国文物市场开放后，外国拍卖行制造的“艺术品暴利效应”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全民淘宝”运动，使得中国古玩市场上的古董供不应求，直接孵化了一条由“三盗”人员（盗墓、盗捞、盗窃）和走私者、销赃者、制假者组成的黑色文物产业链，从业者近百万人之多。这一时段流失的文物大多数来源于古墓、窖藏和水底，历史价值最高，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很难有准确的答案。我们不妨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估算：
① 按照一般说法，我国现有文物收藏者的人数已有8
000万之多。据我在国内南北有关省份的抽样调查，大概人均藏有真品8件左右，总数就是亿。国内藏家所藏的真品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出土或出水文物，有些要超过一半以上。我甚至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里就亲眼看到了几千件出土文物，而且它们的真实性已经得到国内顶级专家的认定。这就是说，按照这种方法保守一点统计，国内藏家收藏的出土文物大约有亿件以上。
记者作过一次调查统计，从年这一时间段，选取4家海关文物查扣量最大的一天做加法，结果发现按照5%的比例抽检出关物品，一共查扣非法“溜关”的文物多达15
512件，每一个海关平摊3
878件。我们暂且只把这个日平均的数据作为年平均数计算：目前，中国共有国家批准的海、陆、空一类口岸253个，此外还有各省级人民政府原来批准的二类口岸近200个。我们撇开二类海关不算，只按照253个一类海关乘以上述4个海关的日均数，然后再乘以20（年），最后得出的积数是1
550万（件）。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海关的查扣数往往远远低于实际出逃数，有人说是“挂一漏十”，有人说是“挂一漏百”。假如真是如此，这个乘法算下来，走私出境的文物最少也在数千万之上，国内“文物私生子”的数量只怕也要上9位数了，与第一种计算方法相差无几。至于国内这部分依照法律应属于“非法收藏”的文物算不算流失，那就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去说了。
结论2：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祸主是中国人自己。
李兰博士替我在国外做抽样调查时发现：除开两次火烧圆明园和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以及少量被外国人以科学考察等借口盗走的文物之外，其他流失海外的出土文物，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利欲熏心的中国文物犯罪分子走私卖给外国人，后者所占比例大约在三分之二以上。这种肮脏交易，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一些外国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至今还保留了当时最大的中国古董商卢芹斋、岳彬等人所开具的交易票据和国民党海关方面的出关证件。
结论3：中国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不再是贫困所至，而是国人精神上的缺失。
自打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不仅用他们的洋枪洋炮彻底摧毁了一个强盛两千年的东方帝国，更用他们的科学万花筒和炫富大机器践踏了后帝国子民原本自傲的心。在圆明园第二次被毁半个世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的身子“从此站起来了”，但被西方列强打趴下了的心却未能及时复苏。新中国的前30年，我们一面将西方的*、科学、财富视为洪水猛兽和“酸葡萄”，全盘排斥在国门之外，以虚弱的自闭维系不自信的自尊。一面将落后的现状和自卑的心理迁怒于祖上的遗传基因，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四旧”、打祖宗，最后发展到搞一场“*”，向所谓的“封资修”发动全面进攻。这场持续10年之久的影子“圣战”，最终没能真正打倒任何一类“革命对象”，却摧毁了除博物馆之外的全部中国地面古代文化遗存，并且自我堵塞了中国人享受现代科技、财富文明的所有通道。由此，我们的内心失去了根据地，既没有了过去，更看不见未来，狂热掩饰空虚，口号充当食粮，无知让我们失去了强壮精神的所有资本，贫困使得深植于内心的强烈物欲长期与我们如影随形，只要机会来临，便贪得无厌地背叛我们原本的良知。
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了！”中国人饱受创伤的心也渐渐“挺”起来。但是，财富的增长并不代表我们精神上的强盛，“贪财炫富”正在成为国人最廉价的时尚和最浅薄的资本。为了满足自己无尽的金钱欲望，一些人在衣食无忧之后，仍旧不惜盗坟掘墓，将祖宗的遗物走私出境卖给外国人；为了赚得更多的钱，一些富豪不辞劳苦、远渡重洋，去西方拍场赌狠较劲，按照洋人的价值理念争珍夺宝，即便全是被人家抢去的祖宗遗物，也照例自相残杀、天价哄抢。他们买回那些替人受过、背负着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可怜*，并非是要让它们认祖归宗、重见天日，而是视之为可以继续挤奶下蛋的肥牛金鸡，重新囚禁于自家的深宅大院，待价而沽。自尊丧尽、颜面全无。由于这些非法拍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中国人的变相承认，使得我们国家对战争中流失文物的追索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一些爱国人士为国家回购、捐赠文物所付出的成本。圆明园生肖兽首从最初的1
200美元炒作到2 800万欧元，就是最典型的实例。
以上调查结论，是记者写作《中国文物黑皮书》之《谁在拍卖中国》的主要动因。与前一部《谁在收藏中国》不同的是，这本书的主诉点比较集中，基本上围绕“谁在拍卖”、“怎么拍卖”、“为什么会被拍卖”三方面展开；在叙事方式上，本书充分利用调查者不同的文化优势，在不同的国度、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风格的语言讲述受访者的故事；在逻辑结构上，本书跟踪佳士得与苏富比近20年的几次战略转移——从伦敦-日本-美国-中国，并以此为线索，将中国文物市场的现状纳入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大格局进行分析；在思想方法上，本书尽量站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的高度，着重对中国文物市场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群，客观地进行民族化的人格主义分析。
同时，为了增加本书的信息量，记者通过对欧美国家文物市场和收藏家、古董商、拍卖行，以及有关媒体的调查采访，对西方拍卖行的商业战术进行了归纳、分析和判断，包括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拍品选择标准、价格炒作规律和后阶段的拍卖走势，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也都有所体现，希望这些内容对于部分文物收藏者多少起到一些参考作用。此外，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枯燥感，本书省略了一些思想性、数据性过强的内容，尽量做到寓主题于案例故事之中，期望读者朋友能够在阅读时多做一些补充性思考，以增加本书的思想厚度。
虽然这部书的写作时间只用了一年多，但素材的搜集工作却几乎与《谁在收藏中国》同时起步。这5年时间，对作者本人来讲是一生中最艰难、最充实、最有收获的一段光阴。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一场重病、两次手术、数百次的剧烈疼痛，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正是这一段痛苦的赋闲岁月让我远离本职杂务，偶然进入了一个原本陌生的领域——文物市场，结识了方方面面的朋友，赏析了他们各自色彩丰富的人生。这些朋友当中，有国家级文物鉴定大师、有对国家文物事业贡献卓著的文物理论家、有实力雄厚的收藏大佬、有深藏不露的藏界大隐、有“开张吃三年”的古董商、有捡漏儿打眼乐在其中的收藏大众；更为难得的是，我还认识了一些“另类”朋友，他们有的是盗墓里手，有的是制假大师，还有的是文物走私客。虽然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走上了犯罪道路，大部分都已经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我相信，任何一样被诚实纪录下来的人生，对历史、对社会来说，都会是一种有用的养料。基于这种缘故，我向以上所有的朋友都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帮助我度过了这一段生命中最为黑暗、但却未成蹉跎的岁月。感谢你们敞开胸怀，诚实地向我袒露了许多人生的成功与失意、鲜亮与疥疴……这一切，都已成为我毕生的珍藏。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特别向几位朋友表示敬意。
第一位是原国家文物局资深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谢辰生先生。说起来，我与谢老的相识，还真是有些缘分。去年，《谁在收藏中国》一书出版后，新华社和《新民晚报》的两位记者分别向我转达了谢老对那本书所持观点的明确支持和对我的关心。此后，我两次登门拜访，有幸与谢老在其寓所的斗室里畅谈，受益匪浅。颇为有趣的是：我们非但在文物保护等问题上的观点基本相近，而且还同病相怜、不安于命，都在与死神抗争。也不知道是否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在谈话中，对于中国文物资源保护的前景，特别是对于文物市场乱象的治理，我们有着共同的担忧与不乐观。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与谢老的观点也不尽完全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我对这位前辈人格的敬重与仰慕。
在我的眼里，谢老是一位清高孤傲的学者，穷其半生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呕心沥血，有时甚至不惜单打独斗、孤军奋战。他曾经力排众议，极力阻止不利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文牍颁布，并且两度主持起草、修改国家《文物保护法》。至今虽年近九旬，恶疾缠身，老人仍终年四处奔波呼号，为羁留文物于国土而鞠躬尽瘁。就在国庆之前，有人提议拆除几条老北京胡同以为盛典开道，附近百姓闻知后，纷纷吁请谢老为民请命，力保现已余数不多的历史胡同。谢老不负众托，提笔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促成那几条胡同最终免遭拆迁。我即是在阅读信稿时，发现谢老书法了得，便冒昧约请他为本书题写书名，老人欣然应允。
第二位朋友是我的一位外国同行——日本记者内森先生。我认识内森君纯系偶然，他的表哥松本先生是我的手术大夫之一，虽然头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在医院里见过几次面，但却没时间长谈。去年春天我的病况好转以后，终于有机会与这位日本同行在北京清茶畅语。在那次谈话中，内森君向我讲述了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艺术品投资从泡沫初起到崩盘破灭的真实场景，诉说了他们家庭在那一场经济危机中受到的灭顶之灾——父亲不堪承受因抢购西方名画而欠下的巨额银行债务，于公司破产一周后跳海自杀，不久母亲又惨死于病榻……内森君还说，这几年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疯狂夺宝，许多场景与当年日本所发生的现象如出一辙。内森君的坦诚与友善让我感动，与他的那次谈话，也是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因之一。
第三位朋友是法籍美学教授李兰博士。她是一位70后出生的国际公民，属于标准的“地球村”一族，主要从事东西方美学比较方面的研究，兼任美、英、法三国多所学校客座教授，学术成就颇多。这两年我因治病无法出国，便委托她利用在欧美讲学之便，代我对那些国家的中国文物收藏和交易状况做些抽样调查。这种调查对于李兰博士来说几乎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不只是因为时间上的浪费，还在于她要被迫进入我的角色去寻找我所需要的素材。也许是由于年龄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我和李兰在学术观点和思维方法上时常会发生一些分歧。尤其在对于文物的地域和文化属性、文物的原生价值和衍生价值等方面，她有着极为开放的观点，站在一种绝对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立场上，主张打破地域性文化垄断权和解释权，极力倡导世界文化资源无障碍交流与共享。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显然是扮演了一个“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所以，让她拿着我发给她的提纲去做访问，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是尽管如此，李兰博士毫无怨言，从她自己非常紧凑的日程安排里挤占出大量宝贵时间，为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调查访问，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国外部分的采访人虽然是李兰，但文字整理和故事加工仍由我完成。所以，有关章节里的观点不能代表她的真实思想，而只是我个人的说法和想法。
最后我还要特别鸣谢中国著名画家——大慈大悲的画僧史国良先生，感谢他佛心仁厚，多次接受我的采访，并慷慨为本书封面题字……
据说，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不会自不量力地去干预历史进程，哪怕是自己早已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恶性结局了然于胸。不幸的是，我没能成为历史学家；另有一种哲人式的说法，叫“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侥幸的是，我也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介草民，不懂得韬光养晦，好歹挣扎到花甲之年，总算看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强民弱为强弩，国强民强则长盛……
日于京南新寓
谁在拍卖中国》目录
卷首 谁在拍卖中国？ /吴树 / 001
序言 “义勇军”进行曲 /（法）李兰 / 001
第一章 世纪路演：拍卖帝国战略转移
审判苏富比 / 003
中国沉船：上帝留给撒旦的礼物 / 008
2004，拍卖大鳄抢滩中国 / 016
第二章 夺宝风暴：中国富豪血战欧美拍场
“第一拍士”海外夺宝记 / 037
一个中国渔人在纽约的惊人壮举 / 046
“买房子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进去过紫禁城！” / 053
“义和团终于来了”！ / 060
第三章 拍卖圆明园，谁的狂欢节？
三只中国兽头在国外嬗变 / 069
兽非兽，生肖铜像的情感演绎 / 075
中国鼠兔的“巴黎革命” / 084
谁是“兽首闹剧”的始作俑者？ / 096
第四章 流亡帝国的自豪与困惑
天价中国文物的若干问号 / 111
“拍场老千”与天价做局 / 120
“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一首儿歌 / 129
第五章 “赢者的诅咒”：国宝综合症
“国宝”＝“烫手山芋”？ / 141
紫禁城对面的“藏宝密室” / 149
富豪收藏的是是非非 / 157
第六章 “佳苏帝国”明天拍卖什么？
酒窖里的“东方帝国” / 169
诺丁山上的“大汉王朝” / 179
欧美电视鉴宝中的“中国把戏” / 187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山姆大叔的中国情结 / 197
博士盗墓者 / 211
“水兵司令” / 220
中国官员收藏热 / 226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Ⅰ：直面“文物私生子” / 246
瓶颈Ⅱ：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 / 264
瓶颈Ⅲ：“槌”下众生 / 282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国拍”出事儿了！ / 295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 / 302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 / 316
后 记 一个日本记者的“佳士得恐惧症” / 329
中国沉船：上帝留给撒旦的礼物（1）
采访时间：2009年2月
采访地点：北京橘子酒店
受访人：埃米利先生（瑞典古董商）
采访人：本书作者
1998年3月，一艘国籍不明的豪华游轮停靠澳大利亚悉尼情人港。从偌大的游轮上登岸的人不到5人，为首者年龄大约58岁上下，长得五大三粗，一头稀疏的黄发披在后脑勺上。凡是下过大海的人，一眼就可以辨认出这是一个刚从深海里钻出来的“乌贼”，从他那斑斑驳驳、红得发紫的宽阔脸盘上，不用鼻子也闻得出海风的咸味儿和太阳的腥味儿。
他，就是被世界考古界称作“水下文物克星”的英国职业海上捞宝者迈克?哈彻。提及此人，中国文物界无人不知。他多次在中国内海及邻近公海打捞古代沉船，倒卖了无数珍贵的中国文物。最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84年，哈彻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尘封的档案馆里读到一条信息：“1725年冬，‘哥德马尔森’号中国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在广州驶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途中触礁沉没。”此后，哈彻费尽心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打捞，终于在中国南海海域成功地将那艘沉船打捞出海。随后将沉船拖入公海藏匿，并将船上几十万件瓷器人为地毁损过半。一年后，他又以“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国际公约为幌子，将船上剩下的万件青花瓷器、125块金锭和其他一些文物，全部拉到当初的航运目标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去拍卖，换回2
000多万美元的高额回报。
哈彻臭名昭著的海盗行径曾受到多个国家的谴责，虽说也有一些国际公约可以拿来说事，却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法律意义，再加上此人谙熟各国相关法律，且做事工于心计，手段狡诈缜密，不留多少破绽，所以，至今为止，哈彻仍然可以明目张胆地混迹于各国水域，特别是公海，年复一年地继续从事海上盗宝的勾当，各国政府也奈何不了他。
哈彻此番来到悉尼，当然没什么好事。他步履匆匆地上了一辆出租车，几个随从拎着几只大皮箱，分乘另外两辆车尾随其后。
哈彻进入悉尼港的第二天，当地华文报纸就纷纷刊登出有关他的消息：
“迈克?哈彻来澳献宝……”
“迈克?哈彻——海上贼王！”
“迈克?哈彻又成功打捞一艘中国沉船……”
“维护各国文物属权，坚决抵制海盗行径！”
“在许多考古工作者和华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下，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迈克?哈彻在澳拍卖非法所得中国文物……”
5天后，哈彻一伙带着那几只神秘的“百宝箱”，驾驶那艘豪华游轮驶离悉尼港。尽管他们靠岸的时间没几天，那几只“百宝箱”可是闹得悉尼鸡犬不宁。到底箱子里装的什么宝贝，除开当地两家拍卖公司以外，很少人有幸亲眼见到。
来澳大利亚吃了闭门羹的迈克?哈彻显得很沮丧，显然，对于这一次挫折他毫无心理准备。几十年来，这个以打捞海底沉船、窃取文物珍宝为职业的男人，不但领略过无数次大海的惊涛骇浪、死里逃生，也饱受过人世间的冷暖沧桑。早年，他曾在孤儿院里忍受孤寂和欺侮，成人后又尝遍了贫穷带给他的饥饿和屈辱，因此他发誓要让自己和孤儿院的发小们都过上和富豪们一样的生活。后来，他做到了，从最初的单身一人，驾驶小船一次又一次以生命为赌注，潜入浩瀚的大海，到后来自诩为海上科考队，公开率领船队游弋天涯海角，寻找上帝赠送给他的无尽宝藏。现在，迈克?哈彻已经是亿万富翁了，就连那帮子孤儿院的难兄难弟，也一个个跟随他出落成体面阔绰的绅士或富豪。
尽管自己最初的梦想早已实现，但是老哈彻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停止自己的事业，原因倒不全是为了财富，而是被一种惯性驱使，只要几天没下海，他做梦都不得安宁。如今对于他来说，沉船、珍宝已经不再是财富的符号，而是他全部的生命和精神寄托。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为上帝寻找宝藏而活着！我一天也离不开大海，一天也离不开沉船……”
在此之前，无论哈彻拎着他的“百宝箱”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掀起一阵艺术品拍卖狂潮，没有人不欢迎他，更没有拍卖公司会对他说“NO！”可这一次例外，由于国内考古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和极力阻止，澳大利亚政府让他丢够了面子。
“这里的华人太多……换一个地方上帝都不会拒绝我们！”随从们极力安慰主子，给他送上来最爱喝的哥伦比亚咖啡。
哈彻没理会他们，叼着大烟斗，仰面吹着海风，大口大口地喷吐着白色的烟雾。他要迅速考虑好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这几只皮箱里装的还只是一些样品，真正大批量的宝贝还存放在公海。尽管由于他答应拿出一部分钱给对方分成，因而这一次打捞中国沉船得到了海岸国家的默许，但是假如他不能尽快找到一家拍卖公司合作，澳大利亚的媒体将他在这里受到抵制的情况大量向外界披露，后果很难想象。
游轮进入公海，迈克?哈彻做了个手势，随从搬出两只“百宝箱”，稳稳当当地置放在长方形的餐桌上。
迈克?哈彻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顿时露出孩童般的笑脸，犹如童话里遭遇财宝的穷孩子。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当遇上难题，只要多看几眼手里的宝贝，他就可以从中获取解决困难的灵感。
大约半个时辰后，哈彻做出新的决定：“去斯图加特！”
“哈彻先生选择德国斯图加特的纳高拍卖行作为合作伙伴是正确的……”
在装饰精美的北京橘子酒店大堂里，我采访了来自瑞典的埃米利先生。每一次到北京他都住这家设计风格十分独特的休闲酒店，用他的话来说：“住在这里，就像每天都在欣赏一件高雅的古代中国外销瓷器，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从它富于弹性和张力的纹饰中找到自己喜爱的元素！”
跟埃米利先生谈话很痛苦，三句不离本行，“古董”永远是他津津乐道的主题。其实他并不是专业古董商，他早年在法国攻读文学硕士，以后又去美国进修了考古专业，现在除开兼职于瑞典两所大学当讲师之外，还在哥德堡开了一家三层楼的古董店，主要经营一些中国明代和清代的外销瓷器。他这一趟来北京，是为了参加在国贸举办的“国际中国艺术品展销会”。
记者此番约谈埃米利先生，是向他了解当年哈彻离开悉尼后去斯图加特拍卖沉船遗物的若干细节。埃米利先生说，正是1999年那一次发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拍卖，让欧洲人对中国明清瓷器的价值有了重新认定。
“1999年11月，我收到迈克?哈彻先生和德国纳高拍卖行的邀请，去了斯图加特。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经过波罗的海的时候，碰巧那里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天文奇观——绿色阳光，所以心情分外好，至今记忆犹新。
“下午，主人用车把我们接到斯图加特火车站广场，那里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拍卖品展场，展台面积大约有1
500平方公尺左右，场内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参加过世界各地大小几十场拍卖会，像这样火爆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商、收藏家围绕着一艘长60公尺、宽10公尺、高4层的巨型帆船缓慢地蠕动，大家目不转睛地仔细观看着分置在木船各个部位上的拍卖品——35万件精美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
“准确地说，那只是按照一艘名叫‘的星号’的中国清代沉船原样复制的一个巨大的模型船，但是毫无疑问，模型上陈放的35万件拍品都是货真价实的沉船遗物。沉船的打捞者——大名鼎鼎的迈克?哈彻先生站在船舷上大声地说：‘今天，我，被中国人称做海盗的迈克?哈彻，用这艘伟大的中国帆船‘的星号’，把本来只属于地中海的绿色阳光带到了波罗的海、带进了德国！同船到达的还有这35万件无论从数量还是精美度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瓷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仁慈的上帝所赐，我，迈克?哈彻愿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共同分享这些上帝赐予我们的宝物！’
“哈彻先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后，现场响起泰坦尼克号电影的主题曲《我心永恒》，接着，又以此为背景音乐，同时用德、英、法、中四国语言，共同讲述一个200多年前发生在苏门答腊海面上的中国《泰坦尼克号》的悲情故事——一起迄今堪称全世界最大的海难、1
800多具葬身海底的遗骸、200多万件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几乎所有到场的人，全都被现场的气氛所震撼。
“接着，客人们被邀请登上了硕大无比的模型船。35万件打捞出水的产自中国福建的青花瓷器，其中有后来不断打破世界陶瓷拍卖成交记录的元青花、明代青花和清代早期青花瓷，时间跨度长达近5个世纪。令人赞叹不已的是，这些神秘的*，经过数百年的海底浪淘沙洗，竟然每一件都还是那样完美无缺、鲜亮如新！
“这些美丽的瓷器，全部按照出水前的位置，整齐地摆放在船体的各个部位，每一部分都安排了漂亮的专业讲解员，为客人们释疑解惑。悦语盈盈、彩灯摇曳，听着一个个关于中国陶瓷的美妙传说，看着一件件来自大海深处的神秘青花瓷，那种诱惑简直无法抗拒。此前，尽管在欧洲一些国家也零星有一些中国古代外销瓷露面，但是在当地人的眼里，那些瓷器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普通生活用品而已，只能用作盛菜装汤，就算是清代漂亮的官窑彩瓷瓶子，很多也逃不脱被绅士们打洞串线改做台灯用的命运。这一次，如此众多的中国青花瓷器在一次拍卖会上集中亮相，的确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商和收藏者们眼前一亮：‘How
beautiful Chinese China
is！’（原来中国瓷器如此漂亮！）当时，我们每个应邀到德国参加拍卖的人，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拼尽全力占有这些诱人的蓝色幽灵！
“毫不夸张地说，哈彻先生与德国纳高拍卖公司共同策划的这次拍卖会，可谓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化秀，无论从构思、前期策划还是从规模和聚众效应上讲，都达到了相当完美的艺术水准。早在半年前，他们就为这场拍卖会进行了一系列空前绝后的造势活动：出版发行《‘的星号’沉船打捞经过》及《‘的星号’宝物拍卖图录》、在4大洲11个国家展示沉船模型及部分拍品、建立‘的星号’网站，详细介绍‘的星号’货船从遇难到打捞的全过程以及声势巨大的展览场面，并先声夺人地进行网上报价和竞买。
“日，对于德国纳高拍卖行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在这以后9天内所进行的一场破记录拍卖，非但改变了自己拍卖行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世界艺术品拍卖的某种格局。
“拍卖会在非常戏剧化的首演节目中拉开序幕：首件拍品是一只康熙年间的红色花瓶，起拍价2
000马克，从一开始，这批瓷器的打捞者迈克?哈彻先生就举牌参与竞买，经过几轮竞争，最后他以15
000马克的报价成交。谁都明白，哈彻先生的出手决不是为了买回一件可以炫耀自己曾经征服海底世界的纪念品，一开始就为整船的拍品树立一个价格标杆，应当是哈彻先生明白无误的目的。
“虽然参加此次拍卖的人数空前，但是由于主办方出于多方面考虑，事前并未直接在中国大陆投入广告宣传，所以到场的华人大多数是香港、台湾以及大陆以外的其他华人圈中的藏家和炒家。他们似乎在事先就有某种默契，很少相互竞价，大部分人都是在略高于起拍价的价位上成交。当拍卖进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一位新进拍场的华人突然活跃起来，那人戴着眼镜，一副学者模样，后来我才听说他是中国银行德国法兰克福分行副行长郑德力博士。
“郑博士显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他眼睛紧盯着图录，动作很不熟练地频频举牌，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按图索骥’”——埃米利先生是个中国通，交谈时经常会冒出一些汉语成语。
“听说郑博士的祖籍是福建德化县，此次是受德化县政府的委托，在拍卖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匆匆赶到现场。可是此刻他却遗憾地发现，委托人开出的买单上面的许多东西已经被人拍走。尽管如此，最后郑博士还是在剩余的物件中，挑选了72件青花瓷和著名的德化白瓷碗、盘、碟等，最终竞买成功。据事后郑博士向当地媒体透露，这些拍品的平均成交价约为10欧元左右。除此之外，郑博士还为委托人购买了此次拍卖品的全套图录和主办方提供的有关打捞沉船的全部影像资料。
“纳高的这场中国古代瓷器专场拍卖会一直进行了9天，令人吃惊的是35万件拍品竟然全部成交，无一流拍。但是尽管如此，结局似乎距离哈彻先生的标杆相差甚远，35万件拍品总成交额只有2
240万德国马克，当时约折合人民币8
320万元左右，平均每件拍品的成交价不足100马克。我当场购买了5套28件清中期的餐具，总共才花了20几万美元。
“天量成交但利润却不理想，对此，哈彻先生似乎有些懊恼。但是，对于德国纳高拍卖行来说，却是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辉煌业绩。正如当时各国媒体所评述的那样，此次拍卖会不仅让纳高拍卖行获得了丰厚的佣金，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多项世界记录，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纳高拍卖一夜成名、蜚声世界！”
讲到这里，埃米利向记者解释说，他所说的“破记录”，并不是指单件拍品的天价成交，而是这场拍卖会在整体上所取得的成就：
对拍卖会所进行的整体包装无论从组织到策划，其精致程度、所投入的资金量均创下了历次拍卖会的最高记录；同一种类的拍品多达35件，打破了历次拍卖会的拍品数量记录；毫不牵强地将拍品与它的凄美身世打包出售，打破了历次拍卖会“只卖商品、不卖故事”的形式记录；连续9天的现场拍卖，打破了历次拍卖会的单次拍卖时间记录；打破了此前历届拍卖会参拍人数的最高记录；此次拍卖35万件拍品全部成交，创下了历次拍卖会的成交率记录，被有关国际专业机构公证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拍卖会”，其创下的拍卖史记录，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最后，埃米利先生对这一场拍卖会作了如下评价：“对于大部分参拍或并未直接参拍此次拍卖会的古玩商人们来说，他们的收获并不只是从此场拍卖会买到了多少便宜东西。自从佳士得、苏富比将西方油画爆炒成天价卖给日本人后，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来又发生那两家拍卖公司因涉嫌价格垄断在美国被起诉，世界艺术品市场一蹶不振，陷入了群龙无首的低迷状态，大家都苦于找不到新的突破口。而德国纳高举办的这一场拍卖，让更多场内场外的人们从这艘原属中国的古代沉船上察觉出一种新的商机……”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埃米利先生的评述。数年过去后，有心人惊讶地发现，20世纪末发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这场中国沉船整体大拍卖，最大的受益者并非哈彻，也不是纳高拍卖行，而是当时正由于佣金丑闻而依旧官司缠身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因为正是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拍卖会100%的成交率，使这两家拍卖行的主人得到了上帝的暗示——在大洋彼岸，他们新的“救世主”已经悄然诞生！
2004，拍卖大鳄抢滩中国（1）
纳高拍卖试水北京
2004年早春，山西大同。
早晨，山西黑金公司董事长张先民（化名）刚打开手机就接到矿业集团孙老板的电话：
“张总呵，昨天我收到一张洋鬼子的请帖，说他们要在北京举办古董展销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张先民还没答话，手机一下子又冒出四五个待接电话号码，来电者全都是他的好朋友——山西煤业界大名鼎鼎的煤老板。来电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收到一份特快专递的特殊请柬。张先民正纳闷，秘书小美（化名）适时地给他送上了一份请柬。
请柬很精美，封面突出一行醒目的外国字：“NAGEL”。
“德国纳高……”小美替他打开请柬。
“什么德国蛋糕？”这会儿，张先民也看见了洋文旁边用小了好几号的灰色中文印刷的“德国纳高”字样：“是德国拍卖行呵！妈的，洋鬼子还真行，叫卖都喊到家门口来了……”张先民嘟嘟囔囔地打开请柬，见里面的内容倒是印有中文：
本公司将于北京举办2004年春季拍卖会亚洲艺术品—中国艺术珍品预展。敬请阁下光临。
预展时间：日至18日
预展地点：中国?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外交厅
请柬还没放下，接着又来了几个电话，都是说这件事的。这档子事为什么大家都给张先民打电话呢？其间自有他们的道理。原来自打20世纪末中国文物热渐渐升温后，张先民最早去欧洲和香港参加拍卖会，并且买回来几件价格昂贵的清朝官窑瓷器，无论是在国外拍行还是在山西本地，他都打出了名头，所以一遇上这档子事情，朋友们自然就会找他拿主意。尽管这几年山西的煤老板们也陆陆续续在国内外市场上淘换一些古董、古玩之类，可是像这样大规模受到国外拍卖公司的邀请，真还是第一次，哥们儿要是一齐去了，都够开上一大桌饭局！
“去吧！”张先民心里琢磨着，这十几个煤老板齐刷刷地搁那儿一戳，就算是碰上北京那些打祖上起就拎着鸟笼子闲逛琉璃厂的老少爷儿们，也不至于输他们半口气！
半月后，以张先民为首的山西煤矿企业主“淘宝小分队”，开着十几辆不同牌号的豪华轿车，浩浩荡荡从大同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平日里各自忙生意难得一聚的老板们，都打开车载电话，说说笑笑、乐不可支。在一旁偷偷听着老板们谈笑的秘书和司机们，也不吱声地偷着乐，直到去年记者跟张先民的秘书小美聊天时，她学了几个段子给我听，还足足让我笑了半天——
“……北京人进拍卖场，那就跟进潘家园没区别——捡漏儿！他们经常在拍卖场上能把起拍价漏数几个零，100万的东西，他敢报价1万1，后面人喊105万，等他大爷听明白自己少数了两个零，便悄悄骂一句：‘傻
&！’然后将号牌往屁股底下一垫——免得大爷着凉！接下来别人每成交一次，他就用鼻子哼一声、用嘴巴骂一句‘傻
&’……拍卖结束了，你猜怎么着，看着别人付款领东西，他大爷斜着眼睛给每个人送上一句：‘全是垃圾！’……”
“你看过浙江老板买东西没有？全都跟做贼似的！偷偷摸摸，生怕叫别人知道了。有一回，就在首都机场，一个浙江老板从英国买回来一件乾隆官窑粉彩瓶，下飞机叫小偷给盯上了，调了包。侥幸没出机场小偷就被警察逮住了，警察问那个浙江人：‘东西是您的？’‘是的……’‘从国外买回来的？’‘是的……’‘是贵重物品吗？’‘是的……呵不对不对，不是的……’‘呵，不是您的？’‘是的……’‘不是您的东西您喊什么？’‘不是不是，我是讲东西是我的，但是不是贵重的……’‘哦，我明白了，是您在国外旅游带回来的普通工艺品！’‘是的……’警察这会儿好不容易搞清楚了来龙去脉，既然是一件不值几个钱的工艺品，他让小偷‘写一份深刻检查，走人！’这下子浙江老板又急了，连声喊：‘不是的、不是的……’警察给搞懵了，耐着性子说：‘您这位先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会儿是的，一会儿不是的？’你猜猜那个浙江老板怎么讲？他急了，又一口气连说了好多‘是的不是的’，最后气急败坏地跟警察摊牌：‘你只管抓小偷好啦，管什么我的东西贵重不贵重、是的不是的？我告诉你呵，放跑了小偷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泄漏了我的商业机密你也是要负经济赔偿责任的！你知道我这只瓶子花多少钱买的？200多万美金，你算算，差不多1
400万人民币哦，你拿一辈子工资赔我都不够的哦’……”
老板们就这样东西南北中地调侃着，大有“数*人物还看晋中豪杰”之意味。
下午，山西富豪车队进入北京，来到纳高公司安排好了的贵宾楼。张先民一进门就碰上了北京新闻界的一位朋友，他是来采访这次预展活动的，一见张先民他们就大声喊道：“噢，煤老板来啦！”接着，这位记者夸张地拥抱了每一位走下富豪车队的煤老板。
曾经有一段时间，张先民最恨别人管他叫“煤老板”，尽管朋友们也习惯了这样自称或互称，但是再恨也不管用！你的钱再多，在皇城根儿那帮“爷们儿”的眼里，还有在那些“王八蛋记者”的笔下——张先民多次背后这样骂媒体——不管煤老板们有多少钱，也无论他们花钱整了什么高等学历，可即便用进口香皂也洗不掉他们大脑里面的煤渣。可平心而论，人家也不是无中生有。不要说别人，就连张先民他们当初给自己公司取名字，大多也是*不离十、三句不离本行。什么“黑金公司”、“金煤集团”、“乌宝有限……”绕来绕去，最终总逃不过一个“黑”。所以后来也就认了，煤老板就煤老板吧，总要比爷爷、父亲辈儿被人叫做“煤黑子”好听！
稍事寒暄，张先民一行便随着展会工作人员进入各自房间。
4月16日中饭后，张先民一行在预展主办方工作人员一对一的陪同下，进入了展览大厅。要说起日耳曼人，那还真叫实在。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山西富豪，他们来北京搞预展，主要攻关目标之一就是山西的煤老板们。一家京城小报的记者在事后的报道中调侃说：“……从这次展览的布局看，似乎特别关照来自山西的客户群，就连设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里面的展览大厅，主色调都渲染得像一座煤矿——紫黑色的天鹅绒地毯、全黑的凹凸面壁纸，几十盏悬挂于不同角度的射灯在清一色乌黑的灯罩掩护下，将一束束透亮的暖白射线聚光在大厅中央高大透明的玻璃展柜里，50多件幽远、神秘的古老文物，不遗余力地朝参观者反射出高贵、诱人的光芒。”
典型的德国式幽默！典型纳高风格的行为艺术！一走进这个展厅，这里的布局就毫不吝啬地让人联想起两年前挺拔在斯图加特中心火车站上的“中国泰坦尼克号”沉船，还有那9天9夜醉人心魄的击破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角逐。
一次巨大的成功可以激励千百次跟进者的尝试，规模较小的纳高拍卖并没有因为它对中国这只醒狮姗姗来迟的关注而放弃这个东方战场，相反，它以上演中国童话的方式——乌龟与兔子赛跑——坚忍不拔地挺进正在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向世界拍卖行业的龙头老大苏富比与佳士得发动了一场远离本土的商业战争！
此次预展的拍品，也的确让参观者大开眼界：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鲜见的金铜佛像、精美的嵌丝珐琅、玉器、玻璃器及中国名人书画等，都让临场者唏嘘不已。其中一尊高公分、底款刻有“大明永乐年制”字样的鎏金观世音菩萨，品相端庄、神态祥和、造型婀娜生动，更让一些专项藏家十分眼馋。据专家当场考证，如此精美的佛像，是近年来国际拍卖市场仅见之宝物。
在前厅转了一阵子，张先民暗自相中了一只清朝雍正年官窑制作的黄釉刻花大碗，但他却不露声色地向陪同的工作人员问起另外一件硕大无比的光绪年粉彩赏瓶——这就是煤老板们的精明之处，顾左右而言其他，把一些仰慕收藏大腕儿的新手引往歧途。实际上他拿到图录后就请故宫的专家长过眼，这只赏瓶有多处存疑，用行内话讲就叫“不开门”，专家建议他买那只雍正黄釉刻花大碗。果不其然，就在工作人员用心给他讲解那只赏瓶的时候，一群人围过来听，有几个人还找出图录对照，在上面勾画起重点标记。
张先民装模作样让人取出赏瓶，上手又是摸又是看的折腾了一阵，打算离开瓷器厅，却发现一伙半生不熟的东北人，闹哄哄地打左边转过来。即便在如此庄重高雅的场面里，来自东北的老板们仍旧毫无顾忌地谈笑风生：
“漆黑一团，就像走进了山西人的矿井！”
“这件东西我要了，到时候你们都不要跟我抢呵！”
“我们不抢还有江浙‘炒房团’要抢、就算江浙‘炒房团’不抢，还有山西煤老板，特别要防着香港老板和台湾老板，他们更加会火上浇油抬价！”
“真要是那样，我们联手跟他们斗……”
张先民皱皱眉，没有和咋咋呼呼的“东北大嘴”们计较，而是转向旁边展厅，悄无声息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尽管如此，一些媒体的记者却一刻也不放过他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的话筒就跟到哪里，因为每一位记者都心里清楚：这一次纳高拍卖的北京预展，山西富豪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
尽管北京和江浙收藏界有不少人对煤老板们嗤之以鼻，但是京城里的大小拍卖公司，可丝毫也不敢小看他们半眼，特别是在外国同行的眼里，一个个腰缠亿万的山西富豪更像是一棵棵不可多得的摇钱树，他们的实力不可小觑。近几年来，山西富豪们有的远征欧美夺取国宝，有的近战京城一掷千金，阔绰稳健，该出手时就出手，竞技往往胜过精明的南方买主。只不过他们外表粗狂，有时候还会故意装傻，以麻痹世人、躲避舆论。
下午两点，预展正式开幕。纳高拍卖行掌门人、总裁罗宾（Robin）先生出席了简短的开幕式，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有100条理由让纳高成为第一家将欧洲拍卖会的预展办到中国来的欧洲拍卖公司。这几年在我们的网站上，登陆的会员资料显示，有许多对我们有兴趣的会员大部分来自中国，这也为我们前往中国增加了勇气。更主要的是，2003年夏天，我亲自飞到中国，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实地观摩了北京嘉德、华辰等多家公司的艺术品拍卖会，跟友善的中国同行一起，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与交流。同时，我本人对中国艺术品拍卖会旺盛的热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到德国后，经过董事会的讨论，我们果断地做出了一项很快就会得到印证的正确决策：到中国内地举办欧洲拍卖会的预展，让更多中国收藏家有机会亲眼看见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在发言中，罗宾先生还对纳高拍卖的品质进行了高度肯定，同时承诺：“我们的宗旨就是要为中国买家提供艺术品投资的良机，我们相信自己必定能在众多国际拍卖公司中胜出！”
开幕式后，罗宾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罗宾先生，请问您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前景有何评估？”
罗宾：“关于这一点，我向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德累斯顿银行做过调查，他们将沪深股市与中国瓷器市场价值作过比较后认为，在今后的120年内，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走势会远远超过股市。虽然我并没有亲自对中国艺术品在今后120年的行情进行过研究，但是我觉得，由于中国的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工艺品进入欧洲已经超过了500年，因此已经被一代代的欧洲人所接受，而且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总体特征就是买家多，东西少，因此我觉得既然目前的市场有点热，也是正常的……”
记者：“请问罗宾先生，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的古董热，很类似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艺术品投资泡沫破灭前的情境，对此您怎么看？”
罗宾：“中国艺术品市场绝对不会崩溃！我不同意有些人将中国与日本的艺术品市场进行相比。20世纪90年代日本艺术品投资市场泡沫的破灭，对于市场打击很大，因此有些人现在也开始担心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会不会崩溃，我要告诉那些人，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艺术品的买家是非常严谨的……”
记者：“请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您对中国买家的鼓励和诱惑？”（笑声）
罗宾：“我再重复一遍，事实是，中国的买家非常严谨和成熟，用不上别人诱惑他买什么或不买什么。但是在这里我愿意谈谈我对这件事的一点看法，据我观察，内地买家到海外进行拍卖时，对自己估价的重视度远远超出对拍品的市场估价，所以，一旦在竞买过程中，拍品超过自己的估价，往往就会不知所措，但当拍卖结束后，他们往往又因为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而后悔……”
新闻发布会结束时，罗宾先生宣布：“今年5月20日至22日，纳高将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第28届珍贵亚洲艺术品春季拍卖会，拍品有1
000余件中国明清艺术珍品，包括多件明清官窑瓷器、佛像、宣德炉，还有齐白石等当代名家书画。此次在北京展出的50件拍品，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此次将要举行的拍卖会除开德国主会场外，还将在香港丽嘉酒店设投标厅，实现与主场同步联拍。”
最后，罗宾用勉强能让人听懂的汉语说了一句：“欢迎各位尊贵的嘉宾光临纳高拍卖！谢谢……”
尽管纳高为了这次预展投入了近400万欧元的资金，但是面对如此热情高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纳高总裁罗宾仍然在北京留下了满足和期待的笑脸，一再用“绝对成功”的字眼来评价此次预展。
两天预展，为纳高04年在德国斯图加特举办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专场攒足了人气，现场观展者有数千人，其中不乏中国文物界的著名专家和收藏家，有不少藏家当场就与举办方取得联系，表示要去主场参拍的强烈意向。
另据透露：预展结束后，有9名山西富豪收藏家当场报名去德国参拍。
预展期间，记者还遇见了一位来自台湾、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古董商人，他不无惆怅地对记者说，他打算把自己在台北的古董店搬来北京。他还告诉我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没办法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古董这个行当就是奔着钱来的！哪个地方钱多，哪个地方就热闹嘛……”他不无失落地说。
一个月后，纳高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如期在德国斯图加特和中国香港两地同时举行，众多有备而来的中国买主，在纳高斯图加特的拍卖主场上演了一场独角好戏，他们志在必得、稳稳叫价，使得一些来自欧洲当地的买主不敢与之血拼，据山西省内知情人士事后透露：此番煤老板们海外夺宝收获颇丰，共竞得拍品近20件。但是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竞拍，记者始终没能打听到具体姓名，知情者只是说：“他们都不愿意露面，很多人都是通过电话或委托人参入竞买……”
此次竞拍的惨烈程度，我们倒是可以从德国当地一家报纸发表的消息中领略一二：“……多家媒体记者目睹了一场中国富豪们相互厮杀的竞买场面……令人费解的是，许多在欧洲人看来是极为普通的瓷器，在中国人的眼里却也成了‘国宝’——一件小小的青花瓷碟起拍价仅为7万欧元，成交价却是48万欧元；一件以贝壳纹路为造型的白色瓷器起价为6万欧元，成交价为32万欧元……看起来，今年4月的中国之行，给纳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滚滚财源！”
“欧美联军”战上海
2004年10月，中国上海。
在许多欧洲人的记忆里，上海是一个湿漉漉的城市，无论从我们这个星球上哪个角落飘来一颗种子，很容易就可以在那里伸展出发达的根系。近百年来，尽管上了岁数的上海人对那些从大西洋彼岸飘来的种子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对于年轻的上海人来说，这一年在黄浦江岸上演的一幕西洋景，还是让他们大开了一回眼界。
10月初，记者在浙江丽水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从当地一位收藏家李老板口中得知，本月上海将出现中国文物市场上罕见的“三星抢月”奇观，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看。见我不明白他的话，那位朋友随后取出三张印制精美的请柬递给我。
第一张请柬发自德国纳高拍卖行——纳高拍卖定于10月18日在上海举行2004年秋季拍卖会亚洲艺术品—中国艺术珍品预展，恭请惠顾！时间：日-10月18日。地点：上海市河南中路维斯汀酒店钻石宴会厅Ⅲ。主要拍品有：元青花西番莲高足盆、明成化唐卡、清乾隆年官窑粉彩烛台一对、清雍正年官窑青花釉里红大瓶、清乾隆年官窑铜胎画珐琅西洋人物瓶、清康熙年官窑成化款彩杯（大部分官窑瓷器均为圆明园流失文物——记者注）……
第二张请柬发自香港苏富比拍卖行——香港苏富比定于近期在上海举行2004年秋季亚洲艺术品拍卖会预展，敬请光临！时间：-21日10：00-18：00。地点：上海茂名南路58号花园饭店2F茉莉花厅。主要参展拍品：清乾隆朝官窑*粉彩花卉纹梅瓶、清雍正朝官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清康熙御玺藏珍、清乾隆御制白玉痕都斯坦题“西昆玉”贝形洗（以上拍品均为圆明园流失文物，估价均在800万-1000万港币——记者注）……
第三张请柬发自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本公司定于近期在上海举行2004年香港秋季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预展，敬请光临！时间：-21日。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1376号波特曼丽嘉酒店四楼云石厅。主要参展拍品：清乾隆朝官窑粉彩万花纹葫芦瓶一对、清乾隆朝官窑孔雀蓝地粉彩八卦纹琮式瓶一对、清乾隆御制寒山听雪阁碧玉山子、清乾隆御制痕都斯坦白玉嵌金红宝石花卉纹碗、清乾隆帝御宝“契理在寸心”田黄龙钮玺（全部为圆明园流失文物，估价在600万港元以上——记者注）……
噢，如此“三星抢月”，三大国际拍卖巨头在同一时间抢滩上海，自然也算得上是中国文物拍卖史上的“天文奇观”了！
李老板还告诉记者，这几年接到这样的请帖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而且受到邀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光是慈溪、宁波、绍兴这三个地方，就有几十个搞收藏的企业家收到外国拍卖公司的请帖，每年两次！”
“你们会经常去吗？”记者问。
“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又有喜欢的拍品，就去！”
“每次去了就要花钱？”
“都是有目标出去的，肯定得花钱呵！”
“你这些年去国外大概花了多少钱？买回来什么宝贝？”
“这个嘛……”他犯难了。这时候，我想起曾听《南方周末》的一位同行告诉我的话，说浙江的富豪收藏家都忌讳跟别人谈自己的藏品。哈，果然如此！
“我在古董方面投资很少，总共才花了一个多亿，慈溪、宁波那边的朋友买得多，多半都买了几个亿的古董……反正出去了，大家都会买一点，不然没面子，会遭别人笑话！”看在当地一位陪同我的领导面子上，李老板最后还是给我透了一点儿底。
完成电视片拍摄任务后，我于10月中旬赶往上海。
“噢哟，最近上海简直变成了一个国际古董大卖场！佳士得、苏富比、纳高，这些一般上海人从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文化广场、商业大厦、候机楼、候车厅……到处都张贴着他们的宣传画和广告，电视一播嘛就几分钟，人家有钱呀！”上海电视台的同行小姜一见面就非常兴奋地谈及此事。
上车后小姜仍意犹未尽，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过去很多展览会送票都没人去看，这一次倒过来了——一票难求！我老婆在外事部门工作，这些天所有的翻译都派了任务，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好几伙客人。雇主大部分都是浙江人，早年做股票、做房地产的那一拨有钱人。他们每人都带了文物专家，有的还不止带一个。那些人没什么文化，但是对一些专业词汇的翻译要求很精细，比方说朝代、以往的藏家、收藏价值，甚至对一件东西的来龙去脉、历史卖价，光是听一般工作人员介绍还不够，都得向拍卖行的洋专家打听得清清楚楚！
“你说老有趣吧，看完展览后人就发疯，拍品估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能不把人给弄得神魂颠倒？我们电视台的同事就有好几位去采访展会后，立马发疯，一头扎进古玩市场，成天拿着些买回来的小物件，这个朝代、那个朝代、真的假的、值多少钱，又是翻书、又是找文物口的记者请博物馆的专家帮助鉴定，噢哟哟，玩得像真的似的……”到了我下榻的酒店，小姜方肯“刹车”，帮我办理住店手续。
一连数日，我先后将纳高、苏富比、佳士得这三家的预展看了个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苏富比拍卖行的展厅。那一天大概是天阴小雨的缘故吧，参观的人数不如我参观另外两家时那样多，而且跟我同时进场的很多都是本地政界、商界、文化艺术界、文博界的雅士名人，其中还有几位我熟悉的来自北京的文物专家和大收藏家。大家秩序井然地依次进入花园酒店二楼，出示淡紫色的请柬、在大红色的贵宾簿上签上名字，每人领了一袋拍品图录以及一些与此次拍卖有关的其他资料，然后信步进入左边的预展现场——茉莉厅。
如果说纳高拍卖行的展厅是德国人低调、务实、求新的风格体现，那么苏富比拍卖行的展厅则摆脱不了欧洲贵族所追求的传统、豪华、张扬的艺术品味。这里共分四个展区，错落有致地摆放着100余件展品。展厅的重点是设在中央位置的“帝苑珍玩”，高档玻璃柜合着紫色的天鹅绒，在幽暗的灯光照耀下，共同烘托着古代帝王的富贵与尊严。一件件中国明清两代皇宫里面的珍贵瓷器、玉器及其他供帝王把玩的古董珍玩，如：康熙帝用过的御玺、乾隆爷赏玩过的花瓶、皇后戴过的黄金凤冠……这些稀世宝物，令人眼馋地与参观者对视着，随时都会诱发出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的某些人性深处的强烈信息。
我当时的感触非常复杂。作为一个普通文物收藏爱好者，进入那些富丽堂皇的展厅，看着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说是不动心未免过于虚伪和矫情。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人，面对一件件宿命天涯的祖宗遗物以这种方式被人挟持着回乡，又未免生出许多惆怅与辛酸。一件文物一段历史，除开极少量汉唐以来中华帝国的外销瓷器外，三家拍卖行所展示的文物，大多数都经历了从殿堂到卖场、由宠物到商品的无奈与屈辱。八国联军的炮声、圆明园的熊熊烈焰、还有我走访过的盗墓现场……这些无法回避的场景，每每在我折服于列祖列宗的艺术才智时不期而遇，虐杀着我的思想与灵魂……
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它同时有着政治家的大胸怀和商人的大智慧，英国佬也好、德国佬美国佬也罢，不计前嫌、来者不拒，甚至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看看展览也可以，给你面子，可是真要到了掏钱的时候，却远不如山西人和浙江人那么“爽快”，也不像北京人那样，自己买回去的古董，再差的都是宝贝，自己买不起的古董，再好的也是“垃圾”。真要论起做买卖，那些“纯北京爷儿们”就远远赶不上上海人精明了。就说做古董这一行吧，北京人喜欢扎堆凑热闹，一说什么值钱，大家伙一窝蜂上去抢，口袋里有多少钞票掏空了为止。而上海人则习惯思前顾后，特别是要把后三步棋想明白了才能出手。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的古董市场一直都是不温不火，远不及北京、甚至是其他小些的省份那么热闹。
预展期间，我花两天时间对上海的古玩市场作了一番调查，发现来“淘宝”的人数较我之前来时，有了成倍增长，陪同我的小姜告诉我：“跟北方的大城市比，原来上海的古玩市场算是最低迷的，这一回几家外国拍卖行一齐闹腾，老百姓一看，一只清代的瓷器罐都要卖几十万美元，还不一齐发疯，大家都来淘宝呵？”这话不无道理，从市场上的交易情况看，买家的价值取向基本上照着三家拍卖公司的图录走，还有些急于上路的新手，干脆就捧着图录逛市场，来一个按图索骥。
我留意观察了一下，无论是古董店还是古玩地摊，基本上是以瓷器为主，瓷器当中又基本上以景德镇的“明清官窑”瓷器为主。可以这么说，展出的拍品有什么，古玩市场就卖什么。比方说，纳高展出的清代雍正款青花尊、苏富比展出的明初青花大盘、佳士得展出的乾隆粉彩瓶，在地摊上全都找得着，其中不乏造得精细的“高仿品”，由景德镇高级工艺师制作的器型、用扫描底样复制的纹饰和底款、通过化学分析配方的胎土和釉料、用物理手段做旧的皮壳……与拍卖品长得一模一样，假若把两者混在一起，恐怕神仙都难分辨出真伪。当然，摊儿上大多数都是低劣的仿品，只能蒙骗一些看完展览后来此赶热闹、“捡漏儿”的新手——北京古玩市场上管这些人叫做“棒槌”。价格差距很大，一般说来，高仿品的价格是预展拍品估价的5%-10%；中低仿品的价格大概是预展拍品估价的。就以佳士得展出的清乾隆朝官窑粉彩万花纹葫芦瓶为例，真品的估价300万人民币，市场上的高仿品则可以卖到15万左右，低仿品则只能卖到一两千块钱。
展会期间，到地摊上赶场子的摊贩主要来自江西、福建、安徽三省，我碰上的两位景德镇人此前都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做生意。他们告诉我，早在数月前，三家拍卖公司的图录刚出，景德镇一些窑厂就按图仿制。他们还说，一般来讲，像这样大规模的展会结束后，当地的文物市场就要火上大半年，所以，他们打算暂时扎根上海，等过完春节以后再回北京。
香港夜宴：拍卖帝国的集合交易
日晚，香港万豪酒店灯火辉煌，
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们聚集一堂，出席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
尽管这样的宴会几乎成为拍卖公司每年的常规举动，但是今年却引来了中国大陆媒体的格外关注，因为在来宾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数众多的中国企业界精英。尤其是阵营强大的浙江富豪团队最受媒体的追捧，为首的有：浙江金轮集团董事长陆汉振、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这两位现在已经是两家世界拍卖业航母的座上宾，一连数年，他们多次现身海外拍场，斥巨资买回多件天价中国古代文物，用两家拍卖行高级主管们私下的话来讲：“有他们到场，我们的拍卖会就成功了一半！”
晚宴开始，苏富比拍卖行亚太主席司徒河伟（Henry
Howard-Sneyd）先生、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主席林华田先生先后举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台下，50多桌客人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从两位拍卖帝国的新人脸上，已全然看不到三年前那场危机的阴影。
此情此景，引发不少到场的欧美记者的好奇心，纷纷探究：自2001年兵败纽约、在曼哈顿法院受到审判后，这两家拍卖公司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特别是总部设在纽约的苏富比公司更是惨不忍睹——董事长被判刑、CEO被监视居住，巨额罚款几乎使他们丧失了经营能力，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来维持日常开支。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这两家拍卖公司是怎样摆脱困境、重拾生机的呢？
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苏富比的东山再起，归功于现任首席执行官比尔?鲁普雷希特（Bill
Ruprecht）的卧薪尝胆，有一家中国刊物甚至牵强附会地把鲁普雷希特饲养宠物鸡的爱好描绘成“闻鸡起舞”；也有西方媒体将此归功于两家拍卖公司“无人取代的对全世界艺术品市场的渗透力”；美国的《芝加哥日报》则认为是“航母效应”拯救了苏富比和佳士得——“一两颗常规炮弹是无法击沉超级航空母舰的！”
当然，最知道个中究竟的还是他们自己。在招待会上，苏富比欧洲及亚洲区总裁热情洋溢地说：“中国经济的强大，也为世界艺术品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去年苏富比在香港的营业额增长了41％。从这次香港拍卖的空前规模，就可以看出我们公司的战略性转移，我们的着眼点就是中国内地市场！”
佳士得亚洲区的一位负责人在酒会上告诉记者：年，中国藏家到海外市场竞买中国艺术品的增长幅度已超过200%，海外市场上的中国艺术品所占比例高达70%，完全取代了日本。近年来中国内地到香港参拍的人数以每年50%左右的幅度增长……2003年，中国收藏家在佳士得纽约和伦敦秋季拍卖会上，分别购买了占全部拍品13%和18%的中国艺术品。2004年的春季拍卖会，比例上升到25%以上……
佳士得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多尔曼在回答《纽约时报》的记者提问时更为直白地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重要的是要让那里的人们知道我们来了！”他的随从还告诉记者：“我们老板对每一位喜欢收藏的中国富豪都感兴趣，我们所发出的请柬上的客人名字，他基本上都熟悉！”
比苏富比和佳士得感触更多的还是21世纪初这一场“中国旋风”的最早受益者——德国纳高拍卖行。这家拍卖行的掌门人罗宾先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都不应当忽视中国的买家……纳高拍卖的中国艺术品，买家大多来自中国，约占50%左右，平均每40位客户中就有一位来自中国，而欧洲客户占40%，美国客户仅占10%。在许多艺术品拍卖中，中国富豪的报价甚至比美国人还要高出30%以上！因此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的拍卖市场……”
比较第二天两场拍卖盛宴的辉煌战果，第一天的招待酒会就不得不降格为一次豪华的公关游戏了——在2004年秋季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收关时，佳士得猎获拍品成交总额亿港元，打破了该公司亚洲艺术品拍卖的世界记录；苏富比则猎获拍品总成交额亿港元，打破该项拍品24年以来的成交记录；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领先一步的德国纳高，2004年秋拍总成交额也达到510万欧元，尽管成交总数落后于两家龙头老大，但是他们在经营中国古陶瓷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与人气，却是苏富比和佳士得近不能及。
有人发财了，就必定有人掏钱买单。据知情人士透露：2004年秋这场香港盛宴，有70%以上的买单者均为中国人。是啊，咱中国人实在，喝了别人的酒就不能不买别人的东西。在苏富比和佳士得秋拍的中国瓷器和书画专场，购买超过千万元的近１０件拍品中，大陆买家就占了七成。来自浙江的富豪们更是表现出色，仅中国徐龙食品集团董事长徐其明一人就斩获两件百万以上的拍品：一件是清雍正粉彩过墙枝蟠桃纹碗，成交价450万港币。另一件是元代青花龙纹罐，成交价400万港币。加上之前伦敦和纽约拍卖会上的竞拍，这个身家数亿的浙商，仅2004年就一共为这两家拍卖行贡献了3
000多万元人民币。
在几家外国拍卖行此起彼伏的秋季小槌击打声中，热热闹闹的2004年总算过去了。尽管接下来的那个冬天还是像往年一样——上海下小雪、北京下大雪，但是对于许多中国收藏者来说，心里头像是添了一把火，热着！上海的“一楼一城一条街”（古玩市场）、北京的“一园一城两寺”（潘家园、古玩城、报国寺和大钟寺古玩市场），仍旧淘客盈门、交易红火……
也许应该感谢纳高、苏富比、佳士得，他们不仅点燃了几千万中国收藏者炽热的心火，同时也给圈外人送来了久已失去的豪情。正如诸多媒体在年终发稿时都忘不了带上的那一笔——“国外著名拍卖公司纷纷来华举办拍卖预展、中国古代艺术品在海外连创拍卖价新高，说明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在国内久负盛名、曾一度以文化先锋派著称的上海《文汇报》，更是热情洋溢地发文写到：“欧洲的大型艺术品拍卖会过去只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举办预展，如今，面对中国内地极富潜力的市场诱惑，它们也不得不纡尊降贵、打破惯例……”
自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直到民国，我们的外交史上就只留下卑躬屈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记载，虽然后经独立自主、闭关锁国，也只能是“独立寒秋”、固步自封。今日，能让西方商人“纡尊降贵”，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吧？尽管让洋人“纡尊降贵”是要付出代价的！
又是一年冬天到了，国内一家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更加高调地发表一篇热气腾腾的调查报告：“……2005年，胡润富豪榜上的400位中国富豪总财富达6
000亿元，其中前100名富豪的财富增速高达40%，数倍于同期美林“全球财富报告”中百万富翁的财富总值增速……大国在崛起，首富们也在崛起，其速度甚至比国家更快。老百姓排队买房，卖房者排队上市，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同年圣诞节，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预言：“中国新生代的商界领袖们，正在成为推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一拍士”海外夺宝记（1）
2000年夏，英国伦敦。
一个年约40多岁的中国男子在一位年轻翻译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大罗素广场，徒步走向大英博物馆。
在全世界博物馆大家族中，无论从自身的历史标签还是馆藏物的文化含量，大英博物馆都是首屈一指的。虽说曾经漫溢欧亚的英伦风尚早已随着昔日绅士们的没落而溃退国际时潮，但是恰恰在这座今天看起来有些老气横秋的大英博物馆里，却仍然延续着当年日不落帝国的霸气和雄风，盛藏了19世纪大英帝国征服大半个地球的“战利品”——那些来自古罗马、古希腊、古印度和秦汉帝国的霸主遗物。
对于大部分第一次来到大英博物馆的游客而言，还没进大门，就会感觉到一种发自幽古的震慑——正门以及两侧，耸立着20几根又大又高的罗马圆柱，每根圆柱的上端连着一个巨大的三角顶，上面雕刻着古代人物浮雕。猛一抬头，整个建筑环顾四周、拔地而起、直扑眼帘。
“不错，真气派！往后我如果要建博物馆，就照这样子盖！”中年男子操着浓重的中国南方口音对翻译说，并掏出照相机，站在不同的角度，请翻译帮他拍了一组照片。
中厅两侧，宽大的楼梯台阶上坐着几十个外地游客，有的在欣赏演唱，有的仰着脖子在数头顶上成千上万块形状各异、色彩缤纷的小玻璃块。
“博物馆怎么搞得这么喧闹？”显然，中年男子不适应这里的参观环境，他嘀咕了一句，便离开中厅，让翻译领着他直奔中国展厅。
他叫路金龙（化名），来自中国浙江，身份是浙江晶宁集团（化名）董事长。看着他西装革履地站在饮誉全球的大英博物馆门前照相，你可别以为他是什么学富五车的东方文化使者，他的履历表上明白无误地填写着：原有学历，高小。拿现在的标准，差不多就是“半文盲”。路董事长有一个老习惯，无论到哪个国家谈生意，都会利用星期天或休息日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巴黎卢浮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他都有过光顾。当然，去那些地方参观，路金龙是有目标的，那就是观看陈放在那些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按照中国人的流行说法，路金龙自小就是一名古董收藏爱好者。他的老家浙江慈溪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越窑瓷器重要产地之一，合着有缘，他从小就对父母亲在开荒挖地时偶然带回家的一些破碗破罐情有独钟。十几岁高小毕业后，贫困的父母再也没有能力供路金龙继续求学，便凑钱给他买了一台爆米机，让他以卖爆米花谋生。路金龙利用走街串巷的机会，经常用爆米花向乡亲们换回一些破破烂烂的古代瓷器，晚上一个人躲在房里摆摆弄弄，爱不释手。后来，这位卖爆米花的少年用挣到的2
500元钱成立了一家塑料厂，依靠非凡的吃苦精神和过人的智商，让自己的小工厂一跃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塑料厂。
如今，身价数十亿的路董事长早已扔下了当年走街串巷扛在肩膀上的爆米机，脱下了脏兮兮的棉手套，但是有一样爱好却没能丢掉——那就是对中国古瓷器的贪恋。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展厅很大，一进主厅的大门，就能远远看到对面墙壁上的敦煌壁画，走近细看，壁画上还残留着当年那些所谓的“西方探险家”盗割壁画时留下的痕迹。
这一回，对于文物爱好者路金龙来说，算是大开了眼界。这里聚集了2万余件中国历代稀世珍宝，分布在几个面积颇大的展厅里。这些展品大部分都是路金龙在国内博物馆无缘一见的文物瑰宝——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玉器、彩陶，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战国和汉代的漆器、北朝造像、唐宋元明清的名瓷，还有晋代以来的名士字画、珍贵的敦煌经卷……
“妈的，差不多把我们的家当底子都给搬来了！”路金龙在心里骂着。每每在国外看到这些精妙绝伦的*，他心里总有一股难以理清的愤懑。那种愤懑既不是政治家挂在嘴上的民族情结，也不是一些自由派文化人念叨的国民意识，那只是一种简单的农民式的愤怒，用路金龙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家的东西，凭什么让你拿来显摆？”
拐了一个弯儿，当路金龙看到一棵来自中国的杜鹃树时，不免又浮生出一种中式宽容。那是一棵十几米高的杜鹃王，翻译告诉他，70年前，这棵杜鹃王被一名英国探险家在云南原始丛林中找到，那个英国人雇工将树从根部锯断，并运回英国，后来也被收藏到大英博物馆。
“这个国家太小了，连一棵树都要千里迢迢地偷运过来！”路金龙用带有几分蔑视的口吻说。
翻译笑着回答他：“在19世纪殖民阶段，英国领土为3
000万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地球上24个时区都有大英帝国的领土；那时候，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
“有那么大？好像我们中国才有960万平方公里……”路金龙极力记忆着。
“我说的是他们开始拥有全世界这些文物的时候。”翻译解释说。
“噢，怪不得小时候听历史课老师管英国人叫英国佬！”说完这句话，路金龙愤懑的情绪似乎得到了部分释放。
路金龙继续在中国厅里走来走去，想寻找他最熟悉的古代越窑瓷器。但是很遗憾，没找着。翻译告诉他，越窑瓷器在欧美国家没什么影响，他们更偏重收藏中国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战国到汉代的玉器、南北朝时期的石雕，以及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器、历代宫廷收藏的字画和瓷器。
路金龙听了翻译的介绍，似乎有些失落，因为他自幼摸着越窑的瓷器长大，他的收藏品主要也是当地出土的一些古代民用古瓷，对于其他门类的文物他一窍不通。
从大英博物馆出来后，路金龙和翻译随意走到不远处的牛津街，后来又不经意路过两处虽前生与他无缘，可今世却从此要与他纠葛缠绵的地方。用中国话来说，那是两家单位，门前张贴着宣传画，宣传画上标榜着两件中国古代青铜器和一件青花瓷器。
路金龙一步跨上台阶，想进门去里面看看，一个门卫粗鲁地挡住了他，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了句什么，听上去很不友好。
“不就是古董商店吗？我要进去买东西！怎么，还‘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呢！”路金龙发火了，继续往里走。翻译告诉他，这是一家叫佳士得的英国拍卖公司，刚才走过了的地方叫苏富比，这两家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拍卖行。
“最大的拍卖行又怎么了？老子还偏偏要到这里来买东西！”
“今天是星期天，人家不上班！”翻译解释道。
“那就改日再来，我还就不相信进不了这个门！”路金龙一面下台阶，一面回头看着英国保卫愤愤地说。
那英国小伙子听不懂路金龙说些什么，但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这个亚洲人很愤怒。小伙子蔑视地将目光从对视中抽走，不予理睬。
这个年轻的佳士得雇员万万没想到：这个无奈地承受了他不礼貌的言语和目光的中国人，数月后还果真杀回伦敦，成为冲上西方拍卖帝国战车的中国第一“拍手”，更为离奇的是，此人两年后竟还成为苏富比、佳士得两家拍卖行的座上宾……
2000年秋，浙江晶宁集团总部。
上午，晶宁集团艺术部顾问小刘急匆匆来到老板办公室。
“路总，您喊我？”
“对，你明天去一趟伦敦佳士得，给我把那只元青花玉壶春买回来！”
原来，上次从伦敦回来后，路金龙一直对在佳士得公司门前吃了闭门羹耿耿于怀，回国不久后，他打听到佳士得拍卖前在香港举行三天预展，他便请了一位国内有名的陶瓷专家一起专程去了趟香港，对佳士得拍卖宣传画上的那只青花瓶子进行了实物鉴定。专家说那是元代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玉壶春瓶，同类产品包括其他器型在内，目前全世界遗存极少，总共只有300件，很有收藏价值，也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5天后，小刘出现在伦敦佳士得秋季拍卖现场，目标当然是那只元青花玉壶春瓶。身负老板复仇似的重托，面对众多白脸黄面的竞争者，初上拍场的小刘显得有些惴惴不安。
“老板，开始了……20万英镑！”
“跟！”电话里传来老板明确的指示。
拍卖开始后，路金龙和他的专家顾问团就一直守在慈溪总部，用越洋电话遥控现场，指挥委托人参与竞价。
40万英镑……60万英镑……随着现场一轮轮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