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让大众中有能力、有意愿创新的人，有更多创业机会。创新就是要容忍失败，某种意义上比鼓励创新，鼓励冒险更为重要。　　企业要活下来，必须要升级，而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品质问题。　　12月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时报社代理社长、代理总编辑刘守英出席于浙江宁波举办的 “民建浙江非公经济前沿圆桌会议”，针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我国的制造业应如何提升竞争力、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机遇等话题，作“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变革机遇”的主题演讲。　　维持传统经济高增长的要素已发生重大变化　　相比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合成年率是15.2%，到今年三季度是6.9%，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以上。当前，对于经济走势的高位下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企业家、研究者，都感觉到非常不安。　　要弄清目前的高位下行，首先必须搞清过去三十多年为何有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刘守英认为，首先，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高歌猛进，改革也带来制度成本降低。其次，土地、廉价剩余劳动力和低工资成本的支撑。尤其是土地宽供应支撑的经济增长，土地低价支持低成本工业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支撑城市化发展。　　为什么近几年我国的经济指标下滑那么厉害？刘守英分析，目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加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丢失，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制度成本上升等原因，导致支撑我国高位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　　刘守英说，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等着下一轮机会的到来，但是，从分析上判断，这次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转换。即，以往保持10%的经济增速的时代不会再有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底，未来经济增长进入6%—7%左右的常态。企业继续靠原来的高速增长维持企业运行、扩大规模、以产品数量扩张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　　效益不高、产能过剩的制造业该何去何从？　　刘守英说，当前，中国制造业也是处于历史转折期，比如说中国制造业门类是全球最齐全的，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　　另外，2010年，制造业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制造业处于历史转折期。但是，从指标表现来看，PPI连续48个月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而制造业投资增速延续2012年以来的趋势继续小幅回落，增长9.4%，增速比1—8月回落0.5个百分点。　　从目前数据分析，9月份我国官方制造业PMI为49.8%，仍处于50%荣枯线下方。从分项看，新订单指数回升至50.2%，反映下游需求小幅回升；产成品库存与原材料库存继续 “双降”，分别为46.8%和47.5%，反映企业仍处于去库存过程中；新出口订单较上月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至47.9%，但仍处低位，表明外需依旧低迷；采购量指数回落至48.6%，反映企业后续生产意愿不足；从业人员指数与上月持平，为47.9%，显示就业压力仍较大。　　刘守英坦言，从实地走访也发现，不少省市的制造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制造业效益水平不高。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平均5%左右。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引领优势，还不足以抵消传统制造业的收缩，对整体经济企稳回升的拉动作用尚不显著。有些地方仍习惯沿用旧思维、老办法来应对制造业发展困境，导致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不断上升，使得企业生存雪上加霜。　　此外，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且越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在应对产能过剩的问题上，目前学界给出两种思路，一是用大规模刺激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但是，这种办法面临的最大约束是历史需求增速峰值的“天花板”，投资需求不可能再达到足以拉动供给侧已有产能的规模。而且，过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等指标，还会加大相当多地方本已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　　另一种思路是，在需求侧适当增加投资，防止需求短期内过快下滑，同时为供给侧调整争取时间；重点放在加快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较大幅度地减少产能，通过减产带动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从而建立起与新的增长潜能相适应的供求平衡关系，也就是达到“转型再平衡”。　　“他们认为，如实施上述减产转型、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将会给社会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相关行业的供求关系将发生重要变化。信息一出来，就可能带动价格回升。”对此，刘守英认为，短期内地方可能由于减产影响到GDP和税收增长，而一旦价格回升，这些损失将会得到弥补而有余。这是一个“以量换价”的过程，总体上对地方有利。　　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专注　　目前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占到GDP比重的将近一半，我国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刘守英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制造业。当前的服务业要注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好不好，关键取决于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好不好。　　刘守英提醒在座的企业家，在目前环境下，能够活下来的企业才是真正的好企业。好企业，一定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光靠运气在短期之内冒出来，是成不了长寿企业的。好企业是有韧性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在目前环境下，企业要活下来，必须要升级，而转型升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品质问题。　　那么，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在刘守英看来，一是创新，二是专注。创新好理解，就是从无到有。创新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让大众中有能力、有意愿创新的人，有更多创业机会。创新就是要容忍失败，某种意义上比鼓励创新，鼓励冒险更为重要。　　其次是专注。要做成一件事，需要持之以恒，坚持多年，需要积累经验，要让数据说话，我们和国际上的一些公司的差距就在此。在传统模式下，我们可以靠广种薄收打天下，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必须要专注，只有盯着一个东西不放，精耕细作，才能出成效。为此，我国需要倡导一种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文化，全社会要培养专注、认真、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　　刘守英说，从制造业的角度讲，特别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如何重视技术人才？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做起来，包括现在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和培训等。创造一种氛围，一种制造业文化。　　两大市场机会：品质与便利“不要说中国没有市场，30年高速增长形成的国内需求，现在每年10%的社会零售商品额的增长，里面有大量商机。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品质，为什么我们喜欢买德国和美国的产品？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我们东西不如外国质量好。因此，企业要把好字放到前面，提升产品品质。”刘守英说，企业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是否占据市场，关键靠“品质和便利”，只要精心做产品品质，精心做服务，市场空间还是巨大的。其次，消费者对便利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刘守英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的是材料、工艺、流程、产品品质与品类，服务便利与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本驱动生产率进步。但是，现在的最大挑战是成本曲线上升了。刘守英认为，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会变成高收入国家，成本总会上去。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了，企业要好好练内功，降低成本是一个主攻的方向，消化债务，处理好不良资产。　　“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你真能与众不同，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如果还没有与众不同的能力，就要把重点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刘守英说。　　全球市场依旧是大舞台　　刘守英认为，从国际市场分析，2007年全球发生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全球总需求当中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7个发达国家2007年占全球总需求的68%，现在降到48%以内，但是我们国人还没有多少力量在新兴市场去攻城略地。“世界很大，市场空间很大。我们制造能力强，但是市场能力与之不匹配。”　　刘守英说，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距还有10倍，人均收入排在全球第85位，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开放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先行者经验，还有释放的余地。只要我们的外向经济出现升级，也一定能支持经济转型，形成利好。　　作者：王晶晶来源中国经济时报)制造业怎么应用大数据？ - 知乎899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6分享邀请回答37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521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推行供给侧改革 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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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论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亟待转型的制造业大国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换挡，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群众；三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符合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经济新常态，核心是实现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关键在于新旧动力能否顺利实现平稳接续。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等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
从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深刻改变，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其工业化进程。
此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可以这样说，推动制造业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当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一些制造业部门目前出现了一种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
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数量红利递减、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等低端制造业增长乏力，并导致了中国工业整体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产业变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也逐渐暴露。比如多数制造业部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化解产能过剩亟待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这些不可避免会引发一些企业倒闭、员工转岗甚至失业。
当然，尽管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但增长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仍然巨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由于部门间的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具有相对更大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空间。
可以这样说，我国制造业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只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只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全球竞争力，“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
目前，中国虽然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突出。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成品不少都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三低”产品，在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从产品竞争力看，国内市场急需的部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业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们虽然有华为、联想、中兴等创新投入很大和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不足，仅占销售额的1％左右。技术落后、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
同时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体来看，我们至少有以下几大优势：
一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近80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已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2014年全年的GDP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亿美元。这表明，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开发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我国有足够的市场潜力。
二是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我国每年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超过700万，另有200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三是中国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据IBM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这是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宝贵而难得的坚实基础。
四是中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平滑转身。
五是制造业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制造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服务于制造业的第三产业，也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防止产业空心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通过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在未来较长时期维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
推动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明确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我认为，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协调的结构关系，使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协调，使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更加协调，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协调，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国经济成功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代表工业4．0方向的智能制造将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是国家战略，但同时，我们也要补好工业2.0、工业3.0的课，在技术标准、质量控制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能力。
实现这些目标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同时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任务，必须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既要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要通过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制造业和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必须进行重大战略和政策安排：
第一，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看到，上一轮，中国制造业靠的是“大”，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下一轮，中国制造业必须靠“强”，打造先进的制造业是做强中国经济的脊梁。如何理解这个“强”？或者说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呢？重要标志是“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具体来说，必须做强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专利、融资、投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物流体系延伸；必须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推动加工贸易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只有处于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和产业链核心环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变强了，存活下来的制造业更强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
第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企业和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专业化生产企业。在2014年公布的全球十家最赚钱的企业当中，中国有4家企业入榜，全部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工业企业。现在我们类似华为、中兴、海尔、联想这样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太少，如果能够形成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就可以说成功了。
第三，为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创造法治、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今后，制造企业靠“山寨”这种方式已行不通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要形成竞争力，必须通过建设更加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对知识创新的保护水平，改善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真正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同时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政府只有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放手让企业成为市场创新的主体，多提供支持，少进行干预，才能使我国经济迸发出强大的活力。（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 伟）
责任编辑： 张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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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说话，看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将如何转型？
制造业Manufacturing制造业的转型，关键逻辑是从代工制造业向自主品牌制造业转型。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起飞，是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代工出口换来的。但现在，随着工资的上涨，这部分的优势已经不在。而进一步的增长，只能是依赖自主品牌制造业的出口。下图是过去十年中国代工制造业和自主品牌制造业的贸易比例变化，可以很清晰地看出：2007年以前，代工制造业是进出口的主力，此后便陷入了滞涨的阶段，而到了2014年，自主品牌贸易的金额已经大幅超越加工贸易。目前，加工贸易在中国总贸易金额中的比例，已经萎缩至30%左右，而在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下降至20%以内。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自主品牌制造业。最近十年，民企在进出口中的比例，从2005年的15%，增长到2014年的36%，增长势头还是很快的。相反，另一个主力国企则开始了萎缩。如果说，外企=代工制造业，民企=自主品牌制造业，国企则大体集中于资源产业的进出口。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粮、中铝之类的，回顾近年来资源产业的萎靡，就可以明白了。2015年上半年，一般贸易出口增长6.3%，快于总体增速5.4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值的55.3%，比去年提高0.4个百分点。只要这个发动机仍然运转良好，资源价格跌、代工制造业跌，都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图片来源于网络）服务业Service industry服务业核心：金融、商业、文化三大块。金融业：金融业的转型逻辑，是国有行的垄断向市场化银行的充分竞争变化。中国金融业的落后，关键原因就是体制僵化的五大国有银行占有了太多的资源，不思进取。要提升竞争力，只有依靠市场化的股份制银行。下表是最近五年A股上市的国有五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利润占比变化。要知道，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基本上都是成立在1987年之后，距今不过二十多年，期间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趋势始终未变。而其中规模相对较大的招商银行，2015年上半年的利润已经基本追上有百年历史的交通银行。按照这个趋势，五年之后，股份制银行与国有五大行的利润比例将会大致达到32%：68%左右，彼此的实力差距正在一步步变小。你能想象十年二十年之后，招商、民生、兴业、浦发、平安五行的规模，与工农中建交五行平起平坐吗？而这一天，终究会来临的。商业：商业的转型逻辑，则是批发零售业向电商转型。中国的传统零售业一盘散沙，缺乏西方像沃尔玛、家乐福一样的全行业整合，效率非常低下。尤其是二三线以下城市，仍然以批发集市和小杂货店为主要渠道，被革命在所难免。下表是2009年以来的电商交易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交易占比。很明显，电商的发展速度要远远超过传统的零售业，在总零售额中的占比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五年以后，这个百分比将会提升到20%以上。事实上，很多大额消费品，比如房产、汽车和高频消费的生鲜、零食等是难以电商化的，那么在其他领域，电商交易的占比之高，可以想象。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转型逻辑，则是电影、游戏等新兴文化的壮大，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有市场，才有利润，才能不断吸纳周边人才的加入，在交流中互相学习，提升质量。譬如好莱坞，其成就并不单单是美国人创造的，其创作者来自全球各地，欧洲、英联邦、拉美各国数不胜数。现在，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形成这样一个磁力场：香港、台湾、东南亚、韩国的导演、演员、音乐人、幕后制作团队都在往这里去。最近的几个例子：法国的团队来拍摄了狼图腾，好莱坞的团队来拍摄了捉妖记，韩国的团队来制作综艺跑男，马来西亚、泰国的歌手来参加音乐选秀。当整个亚洲的艺术家都跑来中国寻求事业发展空间的时候，这个市场的艺术作品产出一定是亚洲最好的。过去，我们总是拿中国电影市场和美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占比，来印证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这次，我换一种方式，拿中国本土电影票房冠军和全球电影票房冠军的对比，来看看期间的变化。可以看到，2012年之后，中国的电影市场就发生了质变，不再是老导演一统天下，新人、海外创作者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市场规模飞速膨胀，足以支撑起好莱坞大片规模的特效成本支出。五年之后，以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和空间，预计本土票房冠军的收入可以达到6-8亿美元。一部电影的制作费去到一两亿美元都不再是难事。期间的磁吸效应有多大，可以想象。并且，电影并不是唯一的，在更多的领域，网络媒体、游戏、偶像剧、综艺节目、音乐节、海外游、课外培训、私立教育、私立医院、私人理财，这些行业，都正在走入自己的黄金时代。（图片来源于网络）产业转型逻辑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代工制造业的时代正在悄然落幕，金融、商业、文化服务业的时代拉开帷幕，期间的转换逻辑，就是实体经济人均产出的提升。大家都说实体经济不好做，为什么不好做？因为需求饱和了，机器人技术、信息技术的引入，效率提升了，过去十个人的产出量，如今两三个人就可以完成了，于是就出现了挤出效应。人均收入提升了，自然可以支撑更大的服务业消费市场。这就像是过去，农业落后的时候，十亿农民人人吃不饱，后来机器设备引入了，只剩两亿农民，每个人都能分得更多。如今的工业时代，正在重新经历一遍这个转换罢了。举个例子。以下是中国市场每年的工业机器人销量。人们哀叹实体经济的死去，其实，死去的，只是加工制造业，只是没有跟上这场机器人浪潮的小工厂作坊们……关注有妙招：①长按二维码，然后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后一键关注②复制“微信号ID”，在“添加朋友”中粘贴搜索号码关注。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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