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论文
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论文
09-06-10 &匿名提问
面目模糊的中国中产阶级  如今，关于中产阶级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10来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  自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若干年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经济学人就将中等收入阶层与时髦的中产阶级划上了等号。这样的倡论，其作秀成分多过严肃的学术探讨。  一篇文章提出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1、年收入20万元以上。2、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4、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5、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6、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7、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9、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10、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文章很有意思，提出的中产标准也很明确，但字里行间，暴露出作者臆淫成分居多。  这几年中产阶级吵得很热闹，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楚定论。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农历马年底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在这份听名字极容易令人联想起毛泽东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基本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似乎有些讳言。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职业区分中产阶级，存在较多争议，如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局长、处长与一般科员、办事员显然就难以相提并论，“重要”机关工作人员如工商局、税务局工作人员，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如地震局、档案局、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语。同为IT技术人员，一些人可能住别墅开洋车，一些人则只能天天吃泡面挤公共汽车。更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倾向以收入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惟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但即使大家都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区分谁是中产阶级，谁不是中产阶级，也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比如在美国，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人群都属于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年均收入标准应该在2.5万美元至10万美元，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区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而论，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  在号称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区分中产阶级的标准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来说，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说法，印度现有中产阶级约3亿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48.5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计算，2001年，印度有6000万个家庭已经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3亿人。  以此看来，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你说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为缺乏统一标准，随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而论，倘若户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为中产阶级家庭，700美元按现在我国的外汇比价，也就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左右，分摊到一家5口，年人均大约只有1200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恐怕连吃口饱饭都成问题，就别提什么“中产”不“中产”了。美国商业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场之一的时候说，印度目前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1.75亿人左右(比印度有关机构的估计几乎少了一半)，在未来，这些印度中产阶级每人至少还要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压力锅、一个吊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他们中2／3的人还要购买一辆轻便摩托车、一台彩电、一个电熨斗、一个食品搅拌器和一台缝纫机；一半以下的人要买一台冰箱……“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在旁人看来，这更像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约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左右。可见标准都不一样。  可资比较的是，2001年美国研究顾问公司曾进行过一项中产阶级生活费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  一个3人的美国底特律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人均3.3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美国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美国的下中产，但要在北京达到美国底特律下中产家庭的生活水平，则一年需要78万港币，也就是约80万人民币。这是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也不敢梦想的一个数字。可见彼也中产，此也中产，彼中产与此中产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莫衷一是。有学者主张，在中国年均收入达到1万至4万人民币的，就可归入中产阶级。年均收入1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大概只够勉强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而拥有私人的住房、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两项硬指标。以北京现有的房价水平，年收入1万元，在北京四环旁边买套建筑面积在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50年。  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获得一个较好的外部形象，或为了讨领导欢心，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中国近20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文化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国外有关机构的研究，一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强。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一些专家认为，比较合理的有关国内中产阶级的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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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与80年前大萧条前的美国经齐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风险运行期支持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经济波动必不可免，货币信用扩张及“高增长病”，等等，因此，控制及化解风险应该成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一、萧条前的美国经济与当前中国经济的比较  所谓大萧条前的美国经济，是指大萧条爆发前10年间一战结束后年10月的美国经济。80年后的今天，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80年前的美国经济，与1998年以来至今的中国经济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  1、都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  先看美国。1917年4月美国正式作为协约国一方参战，美国经济进入战时管制时期，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全面掌管美国经济。在大量政府支出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迅速由战前的3%左右，上升到18%左右。随着一战的结束，美国进入了为时2年（）的经济衰退期。其主要原因为：  （l）战时政府开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骤然减弱；  （2）国外需求（出口）大幅度下降；  （3）战时政府发行的债券贬值，引起金融体系危机，并导致通货紧缩。  美国经济这次衰退的表现为：  （l）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由高峰时期的18%，下降到-8%；  （2）大量银行破产。1920年和1921年破产的银行达到661家；  （3）物价水平急剧下降。据当时的劳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21年批发价格指数下降了46%；  （4）失业率上升。大量的从一战战场上退伍回国的美国军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大幅上升。  再看中国。1998年中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出现了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其表现为：  （l）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率由1996年的9.6%，降到1999年的7.1%；  （2）物价水平持续下降。1998年主要物价指数均出现负增长；  （3）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率上升。  2、政府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  先看美国。美联储为了应对这次经济危机，一改长期以来自由资本主义政府奉行的清偿主义原则，采取了以下一系列刺激经济的干预主义的宏观调控措施，实行了没有凯恩斯理论的凯恩斯政策。  （l）建立了公开市场运作机制。1923年，成立了本杰明斯特朗领导下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OMIC），这标志着美国公开市场操作正式运作；  （2）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大量回购政府债券，增加货币供给，降低贴息率；  （3）采取低再贴现率政策，使再贴现率长期保持在市场利率之下。除了以上扩张性货币政策之外，美国政府还推行了一些干预市场的政策，如以道义劝说的方式，干预劳动力市场，控制工资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扶持农业，实施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等。  再看中国。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  （l）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自年，中国政府连续几年每年增发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长期国债，累计增发规模达6600亿元，直接带动投资在32000亿元以上。  （2）放松银根，包括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放宽贷款政策等。  3、复苏后都经历了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  先看美国。年是大萧条前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确立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在这个阶段：  （l）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虽然经济增长率也存在着波动，但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经济衰退。据估计，年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为4.4%，是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2）价格基本稳定。年间，美国的价格波动较小，变动率基本上是在5%之内。  再看中国。自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其特征是：  （l）高增长。增长速度在9%以上；  （2）物价总水平的变动率低。  4、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  根据罗斯托的观点，大众消费阶段的主要表现为大众消费的潮流从基本食物、穿衣、住房的消费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美国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其主要表现：  （l）汽车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汽车消费迅速普及。1920年美国3个家庭拥有1辆车，1929年基本上实现了1个家庭1辆车；  （2）房地产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汽车消费的普及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到了1925年达到了顶峰。一直到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房地产业才恢复到1925年的水平；  （3）电气化时代到来，家用电器开始普及。电力革命促使如电冰箱、电扇、洗衣机、烤箱、收音机等家用电器进入美国家庭。  再看中国。1990年代中国完成了以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消费革命”，进入新一轮的“消费革命”阶段，即所谓的大众高消费阶段。由于中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大众高消费阶段主要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社会的消费主流已经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转向改善住房、汽车、计算机、通信等高级消费品的消费。  5、都进入了资本密集化生产方式的阶段  先看美国。始于19世纪末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美国经济结构迅速向资本密集化和规模经营的方向转变。曾经是美国经济支柱的农业、棉纺织业、木材加工业，迅速为机械制造、钢铁、汽车等重工业所代替。美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一过程虽然是在一次大战前已经基本完成，但在年电力使用的普及，以及随着以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福特生产方式在各制造业的普遍采用，使资本密集化的过程进一步加深。  再看中国。中国目前正处在国民经济的重型化阶段，资本品的生产即重工业的生产大大地快于消费品的生产即轻工业生产。自2000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生产速度持续高于轻工业生产3～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由1998年的50.7%，上升到2004年的66.5%。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  6、都经历了资产泡沫  在美国，1925年前主要是土地泡沫，1925年后主要是股市泡沫。土地泡沫开始于佛罗里达的土地投机。1920年佛罗里达出现了土地热，其后土地热不断升温，到了1926年，佛罗里达遭受严重的飓风袭击，使土地泡沫破裂。股市热持续的时间更长。从1921年开始，美国股市进入了大牛市，股价一路上扬。1925年以后，美国的股价增长进一步加速，到了1929年9月，股价达到了最高点，不到4年时间，S&P综合指数上涨了3倍。  再看中国。应该说中国的资产泡沫化程度不如当时的美国，但资产泡沫化的现象同样存在，只是发生的时序相反。2002年以前主要是股市泡沫，2002以后在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房地产泡沫。  7、都存在看内外不均衡的问题  战后，英国进入了一个长期衰退期，经济增长下降，失业人数大增，英镑大幅贬值，外债激增。这种情况下，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当时英国是黄金的储备大国，英镑仍然是国际通用货币。这时的美国尚不想以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为了支持英镑，抑制黄金流入，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降低美元利率。  虽然原因不同，当前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当年美国类似问题。由于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的增长，以及一些国际游资到中国寻找投机机会，大量美元流入国内，央行被动投放人民币。同时，央行也不得采取低利率政策，担心进一步刺激境外游资流入中国，将会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  问题是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会不会重复80年前美国经济所经历的大萧条的故事。  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风险运行期  初步判断，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进入较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变化中的三大长期因素  应该看到目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l）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  随着国民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同时，劳动力市场价格趋于上升。近两年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外，目前国家积极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劳动保障制度，也会提升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2）制度变迁或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递减。  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基础。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发育成熟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今后可能很难再有由于体制性约束的放松，而突然爆发出来的对经济增长刺激的势能。  （3）高储蓄。  储蓄倾向高是中国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类似现象。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6%，日本人储蓄率最高的也不到40%。2004年，中国人的平均边际储蓄率高达80%。高储蓄结果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带动高增长。应该说，高储蓄目前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储蓄倾向的代际变化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日本、台湾都经历由于收入主体的代际变化，而产生的储蓄倾向大幅度地降低。有专家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理性行为是负储蓄或零储蓄。因此，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10年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将从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来。  2、生产方式变化使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前面讲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密集化叹者说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密集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其结果是资本结构更加复杂，由最终投入到最终销售的生产过程更加延长（现代化经济特点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了，即所谓的“迂回生产”，更加间接了，更加跨期了，当前的生产决定于未来的消费。这样就使得经济波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征，是必不可免的。其原因有：  第一，由于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和生产过程的延长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供给与需求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市场信号没有由于人为的干预而失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会是一种常态特征。这是因为当前的市场信号也不可能完全反映未来的市场供求关系。期货市场只能起到一定的平抑和调节当前供需与未来供需的作用。  第二，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也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无论企业家有多么精明，也不可能预知未来，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不可救药的无知’。企业家的失算，特别是“集体失算”，也使经济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三，目前中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善，利率、地价不能真正反映其供求状况，这就更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首先，要承认和适应经济波动。经济波动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生俱来。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经济波动。其次，要看到经济波动的正面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作用只能在经济波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经济波动（Fluctuation）演变成为经济周期（cycle），不能接受繁荣后的萧条，不能接受80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什么条件下，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就是，当出现了信用扩张过度的情况，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  3、货币信用扩张因素  当前中国政策界、学术界普遍都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现代货币主义的说法，即通货膨胀即信用膨胀，等于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即信用紧缩，等于普遍的物价下降。但是，近年来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货币信用扩张与收缩不一定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上，如CPI、RPI。因为货币信用扩张还可以表现为：  第一，资产价格的上涨。如股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80年前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情况，目前主要是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  第二，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入资本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资金更加廉价了，但是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不一定能够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上，有可能发生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倒挂的情况。近两年中国的资本品价格上涨很快，2003年平均上涨了2.2%，2004年平均上涨了5.6%，而同期商品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很小，2003年还是下降的，2004年只上涨了1.3个百分点。  第三，要考虑“囤积货币”。在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情况下，货币与价格的确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货币还是个人财富的存在形式。如果货币流出银行系统，成为人们的手持现金，就不会影响物价，如果囤积的货币存在银行，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还会进一步放大信用扩张程度，货币在银行系统自我循环。  总之，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抑或通货紧缩，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货币量。具体地说是实际货币余额（实际货币余额是扣除了价格因素的货币）。如果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长时期地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就要十分警惕了，说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用扩张。  以此标准判断，中国目前是否存在着信用膨胀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的实际货币余额持续大幅度地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的幅度在3%～10%之间，M2比GDP超过了1：18。这一比值可能是世界各经济大国中最高的了。如果单从这一指标看，目前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信用膨胀。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尚未完成（如征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货币化的过程），部分货币存量被这一因素所抵消，但即使如此实际货币余额存量也是太大了。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货币存量实际上是用于稀释银行系统的呆坏账。中国的金融系统存在着系统风险。  4、中国经济“患了高增长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从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日本保持9%的高增长只有19年（），在当时已经算奇迹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只有6.1%。美国经济自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超英”转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还是根据康德拉耶夫长波理论，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还继续保持8%～9%的高增长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中速增长，也就是说年均增长率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矛盾就尖锐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患了“高增长病”。大繁荣后就是大萧条，经济波动就会演化为经济周期。  三、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过了25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高风险期，控制风险和及时化解风险，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第一，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控制底线，要允许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将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下调到7%，最终下调到5%。要让中国的企业及金融系统逐渐适应中速增长。同时，通过下调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使中国经济系统中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释放，避免出现在高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为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  第二，要特别防范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快建立起健康、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  第三，按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能够履行最后贷款人责任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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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关于中产阶级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10来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流域内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阶层。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1]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2]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3]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4]虽然江泽民的讲话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中产阶级：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学家亨利· 萨姆纳·曼恩认为，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5]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因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这种二元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ttel Klasse / Middle Class）的概念，而且他还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7]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其他的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相吻合。  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其基本的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马克思的预测，首先在美国这个伴随着冒险和开发的新大陆成为事实。其实，在马克思做出他的预测之前，严格地说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8]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9] 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10]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11]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12]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12]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13]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14]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别，英文Middle Class其实既可以翻译成“中产阶级”（对老式“中产阶级”尤为合适），也可以翻译成“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中等收入阶级”（对新“中产阶级”尤为合适，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能够作为生产资料的“产” ）。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1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艾尔文·古尔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尔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的地方在：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而旧阶级凭借的是财富资本。[16]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17]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8]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19]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20]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21]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脱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封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营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 ）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22]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23]具体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24]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25]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三、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级滋生等政治手段外（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26]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27]策略），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28]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29]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的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30]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国的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31]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提高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级。（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4）尽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尚未写进宪法，但是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32]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33]布尔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34]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级（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级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35]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目前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12％左右，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白威廉的研究就证实，自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36]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四、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中产阶级的作为     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级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级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38]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39]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政治的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级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40]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41]。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级（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级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和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国内进行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与新中产阶级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42]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级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级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与中产阶级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赛尔的《格调》、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级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级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级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而且会使布尔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级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今年5月1日的长假期间，单是南京这个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均收入都在全国10名之外的城市，楼市和车市之火爆都令人瞠目结舌：两家河西三类地段均价皆在每平方米5000以上的楼市开盘，竟出现了购买者自带帐篷、安营扎寨，提前几天排队抢购的热潮；而为期4天的南京国际汽车展，有15 万人光临，包括380万元一辆的劳斯莱斯在内的3000辆汽车被订走，交易额达3亿人民币，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家车。[43]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44]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级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 [45]  中产阶级的消费尽管有着福塞尔嘲弄的虚饰性的一面，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调查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个性化和文化品味；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46]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透露，日国家公务员将再次加薪，而且不会太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大家加薪以后要“大胆消费”。[47]  在中国目前的12亿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48]并且，这种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作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由于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成功多数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那些通过钻政策空子和收受贿赂发家致富的人相比，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反而可以引发普通家庭及其子女的心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未来10－30年间，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将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五、其他相关的问题及其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成长速度和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引起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或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业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和教师职业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级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49]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今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无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级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级，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50]2001年北京人均GDP为3000美金，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4000美金，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51]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级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级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级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级”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级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级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级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是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37] &
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约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左右。可见标准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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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流域内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阶层。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1]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2]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3]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4]虽然江泽民的讲话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中产阶级：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学家亨利· 萨姆纳·曼恩认为，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5]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因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这种二元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ttel Klasse / Middle Class）的概念，而且他还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7]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其他的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相吻合。  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其基本的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马克思的预测，首先在美国这个伴随着冒险和开发的新大陆成为事实。其实，在马克思做出他的预测之前，严格地说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8]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9] 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10]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11]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12]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12]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13]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14]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别，英文Middle Class其实既可以翻译成“中产阶级”（对老式“中产阶级”尤为合适），也可以翻译成“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中等收入阶级”（对新“中产阶级”尤为合适，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能够作为生产资料的“产” ）。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1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艾尔文·古尔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尔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的地方在：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而旧阶级凭借的是财富资本。[16]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17]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8]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19]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20]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21]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脱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封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营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 ）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22]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23]具体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24]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25]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三、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级滋生等政治手段外（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26]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27]策略），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28]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