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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产品系列民国时期上海古玩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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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古玩市场研究
&&&&&&&&&&&&&& 民国时期上海古玩市场研究 &&&&&&&&&&&&&&&&&&&&&&&&&&&&&&&&&&&&&&&&&&&&&&&&&&&&&&&&&&&&&&&&&&&&&& &中华收藏网&&&&&&&&&&&&&&&&&&&&&&&&&&&&&&&&&&&&&&&&&&&&&&&&&&&&&&&&&&&&&&&&&&&&&&&&&&&&&& 戴叶君古玩市场是艺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古玩市场非常活跃、繁荣，在中国艺术市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上海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封建垮台，华洋杂处，其古玩市场空前活跃，在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所以本文把民国上海古玩市场作为研究课题。研究展开之前，有必要对古玩、古玩市场的概念及相关问题作一些说明。一 概念界定及相关问题说明古玩，即供玩赏的古董器物，具有文史性、观赏性，可供研究和收藏之用。“古玩”一词，与“骨董”、“古董”、“文玩”、“文物”等词有相似之处，但有所不同。1993年1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文物”词条认为“文物”二字联系在一起使用始见于《左传》，但指的是当时的礼乐典章制度，与现代所指不同。明代至清初比较普遍使用的称谓是“古董”或“骨董”。所谓“骨”取肉腐而骨存之义，意思是保存过去之精华；所谓“董”，即知道、了解。“骨董”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在日本至今仍称骨董）。“古玩”自清乾隆年间开始普遍使用。民国承继清代余绪，沿用“古玩”、“文玩”之说，其涵盖的品类大致为瓷器、铜器、玉石、书画、陶器、银器、漆器、雕刻、象牙、钱币、珐琅、地毯、首饰以及杂件。相比其它称谓，“古玩”一词更注重艺术品玩赏、把玩的特性，这与清代乾嘉学派兴起等文化现象有关。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艺术品市场再次繁荣，“古玩”开始与“文物”一起使用。比起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所谓的“古玩”，当今所指范围更加广泛，还包括古家具，甚至涉及时人字画。鉴定、经营古玩成为一种行业始于何时无从稽考，古玩业由来已久。本文所提“古玩市场”系古玩行业的统称，是一切古玩交易活动的总和，而不是具体的交易市场（如1932年成立的上海古玩市场）。本文研究的是特定时代的区域艺术市场史，即民国时期（）上海古玩业中交易行为的总和。本文论述的“古玩业”涵盖的范围比今人概念中的“古玩业”范围稍小，故研究时遵循当时行业习惯，紧紧抓住民国时期上海古玩业的历史轨迹、市场形态、行为主体等相关元素展开。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上海民国时期古玩市场的研究限于笼统性的介绍和局部的脉络梳理，未有系统立体的探讨，整体尚处于初级阶段。而本文采用文献阅读、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对民国上海古玩市场的历史分期、交易场所、经营管理、货物来源、同业组织、贸易网络以及活跃于其中的古玩商等进行深入研究。尽可能立体把握其特点，以突显上海古玩市场在当时国内外艺术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故本课题研究能相对完整的建构这一时期的区域古玩市场史，也对整体艺术市场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推动作用。二古玩市场鼎盛时期的原因分析19世纪中叶，西方舰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随之发生强烈变化。从清末至民国经历的太平天国战争、庚子之乱、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就本课题而言，战争引起的人口流动、文物聚散等是构成古玩市场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当然在战争间隙，社会也有过平稳发展。20世纪初，中国建立了共和制国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出现松动，从而为中国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又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发展机遇。1927年至1936年，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形态已露端倪。北京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尤其是上海，经济空前繁荣，所以在古玩市场领域，它们成为南北两大文物集散中心。上海，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界长江入海口。它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使我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至19世纪末，已形成对外开放的格局。公共租界(19世纪末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与租借外的华界构成三方割据的局面。上海作为国内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因国内外资本投入和人口激增而变得极其繁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是闻名的国际大都市，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杂糅着中西方文化的大熔炉。当时国内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特色，整个城市形象常被概括为“十里洋场”。正是这样一个既不像中国也不像外国的洋场，融汇了东西方文化，具备了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才使得生长在其中的古玩市场有着特异的兴衰过程。上海古玩市场发轫于清咸丰年间，经历最初的萌芽，进入民国时期已初具规模。1912年至1949年，古玩市场主要分布于老县城、法租界、公共租界，其中，公共租界的中央和西区（清末英租界）是从业者最集中的区间，且从整个民国时期看尤其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古玩业逐渐从老县城向租界转移。清末开始，上海古玩市场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大概于1921年[①]至1936年进入鼎盛辉煌，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经历了一段畸形繁荣，之后归复平稳，而1945年后由于国民政府几易货币制度，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古玩经营也急速下转。而且政府制定不合理的外汇牌价，致古玩出口大受打击。古玩商希望再度振兴市场的希望成为泡影。以下仅以鼎盛时期（年）上海古玩市场为例，分析促成其辉煌的原因，主要为如下几点：（一）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背景提供良好发展环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西方列强对中国控制有所松动，为国内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经历最初十年的准备，民国二三十年代是国内发展相对稳定并有所起色的时期，而当时上海的繁荣直至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它已成为远东第一大工商业城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1927年，国民政府移至南京，南京、上海特别市成立，沪宁在政治与经济上流通为上海古玩市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二）战争导致移民大量迁入，丰富了货源、增加了交易。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大量难民躲避战火而迁入上海，如1924年江浙战争带来江南移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带来北方难民等。各色人物随着逃难大潮来到上海，他们中间不乏藏家、古玩商，直接在上海开始新收藏或者古玩事业，为上海古玩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也有地主、军阀携带大量的古玩珍品，为了生计不得不变卖古玩，既增加了市场货源数量，也加大了古玩的交易量。（三）消费人群增长促进古玩消费。1927年，政府南迁，一大批官僚财阀、学者专家、豪门贵族迁入南京、上海两地，为古玩市场带来庞大的消费人群以及货源。（四）外国人对中国古物的推崇促进了古玩行业的发展。1922年出版的《上海指南》[②]曾有记载：“外人蓄意收集中国古物，国人营之者亦多销行外国，可得厚利。” 开设在旧英租界的五马路（今广东路）、江西中路、交通路（今昭通路），法租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旧美租界的四川北路上的古玩店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迎合外国人古玩消费市场的需要。外国人的光顾大大促进了洋庄生意[③]的繁荣；至20世纪20年代初，五马路、江西路一带有古玩店18家，古玩摊100余位，成为全市最热闹的古玩集市。1921年，因怡园茶社入不敷出，由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长马长生等人发起，募集资金在广东路191号[④]筹建中国古物商场，供路边较大摊商入场交易。同年，上海市古玩业公会成立，同业受到保护，业务逐渐扩展。民国二十五年，公会共有会员210人。[⑤]民国十九年（日公会更名为“上海特别市古玩同业公会”。1932年，中国古物商场因摊位拥挤，房屋年久失修，为拓展业务，经部分古玩同业倡议，在广东路218至226号自行增设上海古玩市场，俗称“新市场”，原来的中国古物商场则称“老市场”。 三交易场所及经营方式古玩商业与一般性商业不同，主要有三点：1、古玩进货渠道多样；2、各种古玩做工精粗、质料优劣无法类同，商品对于价格方面无法像其他商品定价；3、要求古玩商人除具备一般商人素质外，还须有古玩经营的经验和阅历及鉴定特长。又因民国上海的特殊性，所以其古玩市场的交易场所、经营方式、货源等独具特色。（一）交易场所演变及原因按时期前后发展，古玩交易场所经历了地摊、茶楼、独立店铺和室内交易市场四种形式，从流动走向固定。1.地摊19世纪60年代，古玩商们由于资金有限在老城隍庙以及西侧的侯家浜（今侯家路)一带设地摊营业。地摊的货源往往是走街串巷收购而来。进入20世纪，古玩摊商更多聚集在几大古玩活跃区域，从流动性质趋于基本固定。地摊形式伴随交易场所演变的全部过程，当怡园茶社已挤不下更多古玩商时，由李文庆、马长生等人带头，在怡园茶社两旁路边设摊买卖，一度出现100多个古玩摊位[⑥]。直至中国古物商场（老市场）、上海古玩市场（新市场）成立，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古玩摊商在内经营。2. 茶楼几乎与地摊同时存在的形式是茶楼集市。清末，豫园“四美轩”茶楼和五马路江西路口的怡园茶社都是洽谈古玩生意的场所，名曰“茶会”。茶楼为什么成为一种古玩交易场所？进茶楼之人一般三五成群，略有文化，懂得品茗休闲，符合古玩消费人群特性。一开始，茶客只是将佩件等小件杂项进行相互鉴赏、交流，后来有的古玩商介入与茶客看货议价，便逐步形成市场。古玩摊商如果本钱雄厚即可进入茶馆做生意，一方面放出货物，另一方面也可从茶客那里收进字画、瓷器、牙雕、竹刻等。“茶会”发展至一定程度，其周边逐渐出现古玩地摊，常吸引外国人来此选购。“茶会”与地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此外，四美轩与怡园作为古玩交易场所的崛起还与它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密切联系。清道光年间，豫园一带成立萍花书画会、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清同治年间的飞丹阁，清宣统元年的豫园书画善会[⑦]等等都为“茶会”的形成提供良好的文化基础。怡园等茶社也是因为宝善街[⑧]上戏园、娱乐场所的繁荣而成为当时英租界的古玩交易场所。据《上海美术志》载，民国七年（日徐道壶在宝善街棋盘街口怡珍茶楼上，开设一古玩书画流通处，“海内外藏家、好古之士纷至，生意日盛”。据《上海文物博物馆志》，1921年有着最大古玩交易规模的怡园茶楼不敷应用，遂有古玩市场建立，大部分摊商、座商搬进市场营业。故推测20年代初，茶楼的“茶会”交易形式开始式微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3. 独立店铺19世纪60年代始有店铺，汇集于老城厢与法租界相邻新、老北门一带及英租界五马路一带。其中，五马路（今广东路）古玩街在当时全国古玩业久负盛名。至20世纪20年代，这里古玩店有18家，古玩地摊100余家；30年代中期时古玩店铺达210家左右。五马路成为全市最热闹的古玩市集，是上海古玩市场的缩影，与北京琉璃厂形成一南一北两大古玩名街。古玩店铺在五马路汇集，除了秉承怡园茶社历史原因外，北邻一街之隔的福州路，东靠河南路棋盘街及洋行林立的外滩，北望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东路，浓郁的文化、商业气息直接带动了它的繁荣。南京东路与广东路、福州路、河南中路棋盘街等所构成的文化、商业网络堪称当时上海租界也是整个上海的文化、商业中心。这一带集行政机构、报馆书局、笔墨笺扇、文具仪器、茶楼戏院、中西菜馆、旅馆百货及妓院烟馆于一体，政府官僚、进步人士、文人墨客、金融财阀等等都是它们服务的对象。古玩市场既便于军阀官宦、富贾豪绅携妓选购珠宝玉器，又便于洋人搜寻中国古老的奇珍异宝。古玩市场的文化氛围还吸引了文人群体，而他们的文化活动又培育了广东路古玩市场的发展、繁荣。4. 室内交易市场[⑨]1921年，因怡园茶楼不敷应用，由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长马长生等人发起，募集资金筹建二层楼面的中国古物商场，分别位于广东路191号、江西路67号，这是上海古玩商业系统中最早的一家室内交易场所，同行可在此交易，顾客也可自由选购或出售古玩。至1932年，商场摊位拥挤，且房屋又年久失修，为拓展业务，经部分古玩同业倡议自行在广东路218—226号增设上海古玩市场，俗称“新市场”，而原来的中国古物商场则叫“老市场”。上海古玩市场内中均分店、摊两种经管形式，百商汇集，一度汇集了100多家商号，约占全市古玩商号总数的三分之二强。民国十一年（1922）8月，中国古物商场正式开张营业，总经理王汉良[⑩]由于原始资料的匮乏，我们难以获知开办之初中国古物商场里古玩店铺的具体面貌，仅能根据有限的材料推测当时概貌。据据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征信录》[11] “招租”一项估计，市场内大概有店铺70家左右，规模比较大的有钟永林、沈铭卿、刘锡祥、马纪鸿开办的店铺，另有沙锦记（王汉良）、鲍新记、锦祥记、屠张记等店铺，总体上规模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分布。，总账房王养之，经营者中回族人占50%以上。商场内同业间可买进卖出，顾客也可自由选购或出售古玩。中国古物商场开办第一年获利微薄，尽管它可在房租、招租、经纪人、罚款、助捐、售茶、电风扇助款等方面得到收入，但是需要支付的项目却更加繁多：市场生财器具、开办时装修宣传、房金、职工薪俸、茶叶煤柴自来水等、捐税、杂项支出等等。此外，初期经营不善的另一个原因是未成立保障同业权益的行业团体，关于同业公会将在第四部分论述。& && && && && && && && & （二）经营方式与人员构成根据消费对象不同，经营古玩分为三种途径：出口贸易、同业间相互买卖和门市售出[12]。而在具体经营方式上又分五种：“搬砖头”、“掮做”、“合扒”、“叫行”和门市销售，前四种皆沪语行话。本小节将以五种具体经营方式为主线，相应的古玩商角色变化为辅，着重论述经营方式及古玩行里一些行话。1. 搬砖头“搬砖头”即利用不属于自己的古玩器物联络、说合买卖双方，从中抽取佣金的经营方式。这类中间人往往被称为“掮客”，是古玩商或藏家的情报线人，到处打听古玩信息，有时专门将古玩送货上门。用“砖头”来形容古玩器物显示出古玩业的隐蔽性。买卖成交后，中间人收取佣钱，但就目前收集资料尚未获知上海古玩市场上的佣金情况[13]。“搬砖头”一般是找好买家后的行为，他们依仗自己信息灵通，渠道广泛，可以不花本钱、无投资而从交易中获利。“搬砖头”只是一种经营方式，有铺面的古玩商没财力购买一件古玩，同样可以给更有实力的古玩商“搬砖头”，例如20世纪30年代末洪玉琳[14]做中间人介绍了一批“苏州造”青铜器给卢吴公司的吴启周，致使吴一气之下把古玩生意交给外甥叶叔重[15]，从此改做绸缎生意。2. 掮做“掮做”指掮着别人的货物去兜售的方式，此语从“掮客”引申而来，有时亦简称“掮”。从事此类方式的人也叫掮客，他们事先与货物所有者约定好价格，然后找下家出手古玩，赚取中间差价。不管有无铺面，古玩商都可以“掮做”。“掮做”与“搬砖头”都是利用他人的古玩做生意，但“搬砖头”是有了买家后的行为，而“掮做”往往是拿着货兜揽买家，掮不掉可以退还。没有资金开铺做买卖的古玩商常常用这两种方式集聚资本，如上海最大的古玩商之一金才宝在光绪末年就曾做过掮客。3. 合扒“合扒”即两个人以上合伙买卖古玩。假如几家买卖一件古玩，买的时候一般大家都会过目，也有不看货声明“合着了”的。卖的时候可以由一家售出，售价早已商定，但必须将实售价格公开，平均分配赢利。以“合扒”方式赢利的古玩商一般消息灵通，但是自身鉴定眼力欠佳，所以得到信息或自己看了货，便约同行人一起去看货，有利便合无利则不合。合扒还有这样的老规矩，一般买货都和通风报信的人有权合扒，而且可以不出钱。4. 叫行“叫行”是同行之间的买卖。源于旧时古玩交易情形，在珠玉、古玩混杂一起交易的汇市或者行会里，交易的价钱是随市叫喊出来的，后称这种买卖行为为“叫行”。同行之间买卖成交的价位，也就称“叫行价”。5. 门市销售最固定的经营模式就是古玩铺门市销售，基本上是“等主候客”。许多拥有铺面的古玩商都是由地摊起步，积累至一定规模时才盘铺经营。此时古玩质量往往比地摊要高，加上铺面租金等费用，古玩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古玩从无明码标价，只凭古玩商口头开价，有还价商讨的余地，所以不还价的顾客很少。所谓古玩店“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古玩商并不指望每日的成交量，其目光紧盯的是大藏家、大宗交易。古玩店铺大都会有自己的老顾客，定期来看货，日常生意多为固定生意。店铺的交易方式存在三种情况：1）直接支付。拿货付款，最为简单。2）先把玩后支付。对于长年固定的老顾客，可以先把东西拿回家把玩，觉得没问题了才付钱，这种期限有的可以长达数年。3）以物易物。作为熟知的同行人或者收藏家，有时候在双方都觉得满意的情况下还可以物易物。其中第二种也是老古玩业不成文的规矩。在具体的市场活动中，古玩商的角色常随经营方式的改变而转换，但总体来说，从业人员可分三类：行商、摊商和坐商。行商指外地来沪经营的流动商人，也指没有固定店铺、货摊的代理人；摊商即摆摊出售古玩的商贩，他们或是从其他城市进货，或是穿街走巷、挨家挨户上门收购各种古董玩器，当时上海人称他们为“抱筒子”或者“挑天平”[16]。有时也去“茶会”上放货；坐商则为拥有一定数额的资本，具有一定的字号，在固定场所经营古玩的商人，他们是古玩市场最为核心的古玩商。三类人的角色常常交融、转化，比如有的“抱筒子”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开设店铺成为坐商，坐商离开店铺在市场活动就成为行商，他们都可以当掮客做“搬砖头”、“掮做”、“合扒”。但总体上说，古玩商的成长往往是经由行商或者摊商向坐商发展而来，他们成为联系货源方和买者的桥梁。除了他们之外，古玩行里还有两类人，一类是做相关后续服务的，如裱画、定制锦盒、各类装饰丝线等等手工业者。还有一类是作伪者，作伪是历史悠久的职业，由手工精湛的人承担，篇幅有限，此文不再赘述。四古玩商古玩市场的交易场所、经营方式及货物来源等所组成的市场形态，而所有市场活动都是由买卖双方的交易派生出来。民国时期的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南北两大文物聚散中心。活跃于其中的古玩商更是这个中心的主体，他们的实力与水平是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古玩商必须具备三点，一是会鉴定，懂得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化知识，能对所售之物品讲出“来龙去脉”，激发购买者的兴趣；二是交际面广，消息灵通，这样的人总是最先知道哪里有好古玩，交际面广的才有好销路，用老古玩商的话说是“有路子”。具备此两点，古玩商才可能在行业中有名望，名望越大，生意也会越大；三是必须要有财力，充裕的金钱是做古玩生意的先决条件。在纸币失去兑换能力的时候，还需备有黄金。（一）上海的回族古玩商古玩市场上的古玩商很多是回族人。根据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1946年仅有的并且完整的会员名册，162家会员里有70户是回民古玩店铺。而上海市珠玉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记载有137家回民店铺。这些数据可以反应民国三十四年（1945）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底回民在古玩、珠玉两业的情况。1947年上海古玩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和监事中，回族占到了50%以上。回族人在经营古玩、珠玉两业所展示出来的精明和鉴定能力历来为人所称道，因而有了“识宝回回”的美誉。这些回回从何而来，要追溯至清末。清咸丰三年到十年（），为避太平天国的战火，南京和苏州一带的珠玉古玩商人纷纷逃往上海。起初在在邑庙茶楼、酒肆、游人聚集地兜售或设摊。不久，摊位逐渐集中在四美轩、环龙桥一带，生意日见兴隆。回民马青山于同治元年(1862)左右在邑庙（城隍庙）内开设第一家名为“恒益兴”的珠宝玉器店。随着回汉古玩、珠宝生意交往，也逐渐形成了以南京回民[17]为主的京帮和以苏州汉民为主的苏帮，并呈现相互竞争的局面。上海古玩市场上的古玩商来自各个地区，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城市，尤以江苏籍居多。目前笔者能够获得古玩商籍贯信息的只有两份完整资料，分别为1946年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18]和1950年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会员登记调查表。1946年会员名册共有162家会员，他们来自10个省、直辖市，还有一位来自拉脱维亚的外国人。其中江苏籍会员占绝对优势，共101人，达到63%；浙江籍次之，25人占15%；再次为上海、北平、河北等等，如表1所示。江苏籍中又以南京籍势力最为雄厚（其中又以回民居多），占到江苏人的44.5%[19]，其次是吴县（苏州）、江都、无锡等，见表2。总的看，如果说南京籍会员基本上为回族的话，那么回族就占到总体会员的30%。统计1950年的登记表，南京籍会员有51家，占到总体的28.5%，与1946年不相上下。因为史料有限，难以找到上海古玩市场最鼎盛的二、三十年代较全面的会员数据，仅从已有的史料推测。开办于1921年的中国古物商场（江西路67号，即老市场）和1932年增设的上海古玩市场（五马路218-226号，即新市场）在三十年代中期时回民从业人员占到50%以上。民国二十九年（1940）上海的回族刊物《绿旗》刊《战时上海回教徒之生计问题》一文中称：“吾教商人，除少数从业洋货、五金、颜料及银铺业之外，其大多数则为珠宝、翡翠及古玩商，此等商人大多数资本雄厚，实力庞大，堪执沪市该行业之牛耳。”[20]可见回民古玩商在上海古玩市场上所具有的实力和影响力。（二）古玩商的来源在没有学校开设鉴定专业甚至考古学刚刚在中国兴起的时候，一名卓有鉴定眼力的古玩商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源自哪里？在当时的社会，学习鉴定大致三种途径：一是生活在非富即贵的显赫家族，受到家藏艺术品的熏陶，耳濡目染学习鉴定知识。这种途径的人往往可能成为收藏家，很少走上古玩经商的道路。二是出身古玩世家，接受过正规教育，经家人引荐在大古玩商手下学习成材。例如著名玉器和陶瓷鉴定家张永昌，他1922年出生在上海文玩世家，年轻时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1941年拜跨国文物公司——卢吴公司的经理叶叔重为师，学习瓷、铜、玉器、杂件等古玩业务。1944年，担任苏州市平江区古玩珠宝业的行商组组长，建国后，在苏州文物商店从事文物鉴定与征集工作。三是从古玩店的学徒起步，待经验、时机成熟独立经营古玩，成为古玩商。旧社会毕竟有钱的世家不多，中国传统古玩商的最大来源就是从学徒发展而来。用北京古玩业老前辈陈重远的话说是“没有开学习班儿的，掌柜的也不给讲。古玩铺里处处留心皆学问，不留心的人太多，真正成才的很少。” [21]这在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市场是一样的，陈重远先生写了一系列关于北京古玩业的书，记录了一百多位古玩、珠玉商的事迹，他对笔者说他访问了五百人，这一百多年中真正学成的才这一百多位。可见，如果学徒不认真、细心地琢磨在古玩店里经历的人与事，即使在古玩店学了一辈子也不见得真正懂得了鉴定。从学徒变成独立经营的古玩商，除了有眼力也要有财力。有人可能得到东家的资助做起古玩经理，而没有得到资助的人只能从“搬砖头”、“掮做”、“合扒”等一点点积累原始资本，有了足够的资金才能租店、进货。随着古玩生意的扩展，又开始招收学徒进来帮忙，这也标志着古玩店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1946年的上海古玩市场上，没有雇工的店铺占到了大多数，有66%，其次9%的店铺雇用1人，13%的雇用2人，如表3。使用人最多表明该古玩商号实力越雄厚，如戴福葆的福源斋、陈白阳的协利古玩商店使用6人，祝家祥的晋宝斋、马功甫的诚昌祥用工7人，叶叔重的禹贡、传祥巽的东方贸易公司有工8人。当然古玩铺使用人不定都是学徒，但包含学徒。从古玩店走出来的学徒以后成为知名古玩商的不乏其人，如仇焱记的仇焱之，薛贵记的薛贵笙等等。（三）古玩店资本组织形式古玩商开设店铺的资本组织形式分独资与合伙两类，以独资占绝对比例，合伙形式相对较少。1.独资之所以大部分采用独资形式，出于两方面原因： 1）合伙人意见难以统一。古玩作为艺术商品具有自身特殊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供求关系及人们的喜好程度等等都决定了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古玩商对古玩本身以及市场的了解决定了他如何发现古玩、确定价值直至确立价格。若是独资的古玩铺，那么古玩商可以一人做主，但是合伙的情况下合伙人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分歧导致合作难以继续，因为不同的人对古玩的看法、对市场的判断都不相同。因此，这是独资占据绝对比例的主要原因之一。2）利润独享。古玩店铺卖的都是金石、陶瓷、书画、杂件等，今人仿制的工艺品一般百姓尚且可以接受，若是传世珍品或者出土文物，那么对常人来说都是奢侈品，只有古玩收藏家、官僚、贵族、财阀等才能消费得起。经营有方的古玩铺收入是非常可观的，这是古玩行业特点所决定的。古玩非一般消费品，它的价格随本身的稀有程度、买主的喜好以及古玩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变。只要有收藏者喜欢，愿意出高价购买，它就从收破烂的手里转至卖旧货的地摊上，又移到古玩号的柜台里，再经手一个或几个更大的古玩商，最后到达国内或者国外的收藏家或博物馆。经过若干年，这件古玩或许因故又流入市场，重见天日，身价则今非昔比，一路攀升更高峰。因此，古玩店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既然，进货靠的是古玩商个人的眼力，而且所得的盈利可观，所以他们尽量独资使得利润独享。即使采取合伙方式，也是把力量集中于少数几位核心成员。由于资料遗失，迄今能看到关于古玩商号资本组织形式的完整资料仍是1946年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册和资本清册[22]。在1945年底至1946年底，162家会员采用独资的组织形式有138家，占85%（表4）。绝对性地压倒合伙形式。其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古玩号，如后来有上海古玩业“四大金刚”之说的四位实力较强的古玩商：禹贡古玩号的叶叔重、雪畊斋的张雪庚、福源斋的戴福葆和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的洪玉琳。实际上，他们四人的经营规模和鉴定水准并不相同，之所以称他们为“金刚”，是与解放初他们涉及的文物走私案有关；也可能因为他们先后都与当时最大的文物出口公司——卢吴公司有密切的联系。另外，财力上比“四大金刚”更为雄厚者还有金从怡的金才记[23]古玩店。从独资的角度讲，金才记曾是上海第一大古玩店，并与北京彬记（岳彬）齐名，闻名海内外。2.合伙占据15%的合伙商号，包括孙宗业的良友商店、陈白阳的协利古玩商店、马功甫的诚昌祥等，也包括贸易公司如位于派克路（今黄河路）24号的东方贸易公司等等。如果把国内外古玩市场环境变化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合股投资古玩商号或贸易公司大致出于三种考虑。1）创立古玩铺的启动资金不够，需要合伙。这种类型出现在刚刚立足市场的古玩商号中，数量较少，一般古玩商采用独资。2）吸收多方资金开设大型古玩商号，以雄厚的资本实力购进大宗货物，而且足够多的资金便于周转。这样的古玩商号往往都做出口贸易。最典型的就是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和卢吴公司，尤其是后者，1911年至1926年期间为卢芹斋、吴启周、祝续斋和缪锡华四人合伙，1926年至1941年为卢、吴合作。3）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合伙。如果说第二种考虑是一般常态古玩市场下出现的合股形式，那么第三种则是在特定国内外环境中才出现的形式。如1941年上海六位大古玩商联合成立的“六公司”，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古玩商兼收藏家梁培筹划开办京、沪、港三地联营的大古玩企业公司。这是在国家政治、经济大环境影响下，特定时期出现的合伙现象。（四）古玩业的同业组织同业公会是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企业联盟和行业组织，是自愿组织实行行业服务、行业协调和自律管理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是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24]。民国时期各行各业都有同业公会。其目的是维护本行业利益，避免以大欺小、以贵欺贱的相互倾轧及调解同行之间业务纠纷，同时也以同业公会应对政府。早期的商会性质类似同业公会，古玩业中最早的同业公会为宣统元年（1909）成立的北京古玩商会，第一任会长是赵佩斋。而上海市古玩业公会成立于民国十二年（1923），又名“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同业公会”。民国十九年（日，公会改名为“上海特别市古玩同业公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期间，虽然头几年租界内出现古玩业畸形繁荣，但维持不了多久。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切断了古玩出口的通路，上海古玩业外销阻滞，业务衰落。部分从业人员无法维持改营它业，公会会务亦无形停顿。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公会会务由上海市古玩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接收整理[25]，于民国三十五年（日成立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1948年秋至1950年春上海解放前后会务工作停顿，直至日，上海古玩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市古玩业同业公会虽历经多次变更，但职责功能不变，其日常事务主要体现三方面：做好上传下达及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工作；定期召开理、监事会议和会员大会及处理公会内部事务；处理与社会其他机构部门的关系及事务。另外，会员入、退会有严格规定并且对公会有多项义务。公会规范会员行为的同时也保护会员利益。五古玩贸易网络 民国上海古玩市场在当时国内古玩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与其发达的国内外贸易网络分不开的。本节以北京、天津、南京、西安为代表，论述国内这些地区古玩市场与上海古玩市场之间的联系。之所以选取它们，不仅由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这四座城市在当时国内古玩市场上的地位所至。（一） 京沪古玩市场联系说起北京古玩市场，当属琉璃厂最具代表性。几百年的文化沉淀造就了琉璃厂古玩行业的良好传统，即凡是大的古玩商往往具有文人学识，决不仅是一介商人。1911年至1927年是北京古玩市场的“黄金时代”，琉璃厂的古玩铺迎来送往、异常热闹。1927年以后，因政府南迁，内、外战争不断，北京古玩市场逐渐走向萧条。与北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古玩市场在民国初年逐步酝酿成熟，并在二三十年代达到它的鼎盛。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市场比较萧瑟。直至1945年长春伪宫东北货散出为北京古玩行带来短暂繁荣，然而随着经济通货膨胀、内战兴起迅即走向下坡。上海、北京是民国时期南、北两大文物集散地，它们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大致有三方面因素：1.货源吸引京沪联系密切。皇都北京是历次清宫内藏外流的中心地，琉璃厂又是北京古玩业集中地，它无疑拥有大量的货源。而上海是继北京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南方古玩中心，特别在1927年政府南迁之后，上海古玩市场越来越繁荣。二三十年代，上海古玩市场达到鼎盛，足以抗衡甚至超越北京古玩市场。上海市场也汇聚了周边江浙的古玩货源。大量随政府南迁的权贵和躲避战乱迁来上海的江浙民众等形成数量可观的货源市场。各个时期，只要哪家出现奇珍异宝了，消息一下子就在京沪两地传开了，为觅得满意的古玩，两地古玩商常常奔走于京沪线上。2.上海收藏市场巨大。上海经济发达，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大量政要、财阀、驻华使节、文人聚集于此，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收藏市场。很多藏家经济富足，品味高端，购藏价格自然也比其他地方高。1927年以后，有很多北京古玩商开始携古玩来上海销货，老古玩商称之为“跑外股”。北京文古斋经理陈中孚[26]1937年抗战开始，北京古玩市场更加萧条，而上海因租界庇护，古玩市场交易仍保持火热，甚至出现畸形繁荣。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古玩业才真正受到了影响，出口销路中断，市场顿时暗淡不少。上海古玩市场藏家给的价高，像陈中孚跑一次足够满足一年生活开销，如1943年他去一次上海入帐五、六千块。早在1928年就开始跑上海卖古玩以维持生活，一直到1946年，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上海[27]。3.京沪古玩商流动频繁。由于一些业务的需要，京沪古玩商常有流动，如年卢吴公司的叶叔重在北京负责进货，1942年举家迁往上海，自立禹贡古玩号同时还是卢吴公司上海负责人。此外，北京古玩市场尤其是琉璃厂在当时国内古玩行业的影响甚大，上海古玩商常邀请北京古玩商来主持业务。北京琉璃厂几百年的文化沉淀，其古玩商形成多支门系派，培育了一代代高素质的古玩商。他们不仅仅是商人而且还拥有文人气质，这是经济发达的上海古玩市场稍微欠缺的，所以邀请北京古玩商来沪坐镇也就不足为奇了。1945年，上海收藏家兼古玩商梁培在江西路北口路东，开设艺林古玩店，由陈中孚的师侄刘秉崑和罗伯恭主持业务。与此同时，梁培也在筹划与香港大古玩商潘溪、上海的叶叔重三人联合，请北京韫玉斋经理范岐周主持担任总经理，开办京、沪、港联营古玩大企业公司。但是范岐周不愿出山，梁培计划落空。（二） 津沪古玩市场联系天津市简称“津”，与北京堪称京津冀北地区两大核心。1860年天津开埠，改变了元、明以来天津对北京的依附关系，从漕粮的转运枢纽发展成为区域生产和商务中心。天津古玩业也有较大发展。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铺都集中于估衣街、锅店街、北门里及东马路一带，约有七、八十户，这与许多富商大户聚居那里有关。中等古玩铺多开设于东马路一带，小古玩店多在南马路、北门西等地。1917年，曾任天津海关道的蔡绍基出资在天津日租界宫岛街与明石街（今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处创办游艺场“大罗天”，居住在租界内的晚清遗老、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多来此游玩消闲。秋、冬两季，大罗天游人稀少，珍昌泰古玩店经理提议春节后在此办古玩展览会。不久，军阀政客、民国新贵及文人墨客接踵而至，大罗天作为古玩市场逐渐固定下来。另外，1924年至1928年座落在法租界的劝业场、天祥市场和泰康商场先后开业，均开设有古玩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因在日租界演习，故常戒严阻绝交通，于是大罗天的古玩店陆续搬进上述法租界三大商场。与上海相似，天津的租界里聚集着大批靠变卖古玩珍宝度日的前清遗老，还有附庸风雅的北洋政府官僚政客、喜欢中国古物的外国使节等等，因此古玩业较为兴旺。因紧邻北京，天津与北京古玩市场往来紧密，两地古玩商常常从对方市场进货。天津卖到北京市场上的古玩有的被上海藏家买走，所以说津沪古玩市场是一种间接货源市场关系。天津古玩市场上曾出现两次热潮，皆与溥仪有关。1925年至1932年溥仪在天津期间，因开支浩大先后多次变卖宫中带出的珍品古玩。1945年溥仪离开伪宫后，大批故宫字画散落在吉林通化、临江、大栗子沟、长春及辽宁沈阳一带，当时称之“东北货”，其交易中心在京津一带。两次热潮尤其是“东北货”散出时，上海古玩商及收藏家也闻风而至，直接或间接从天津购进字画。（三） 沪宁古玩市场联系&&南京素有“六朝古都”甚至“十朝都会”之称，自古为长江下游的文化和重要经济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后因北洋政府建立，迁都北京。1927年北伐胜利，民国政府成立，复定都南京，成立“南京特别市”并对其做一系列规划。南京的古玩业也在此阶段中有了较大发展，以城南夫子庙为中心集结地，规模较大的古玩商号有奇玩阁、迪华斋、沈润生、松宝斋、集粹斋、乐古斋、罗祥记以及西园书画社等。年抗战时期，古玩市场开始从夫子庙零散扩张至新兴发展起来的新街口一带，这是基于城市中心带的偏移而转移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的繁荣期，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南京作为国都地位所致，除了一般藏家，南京市场上还充斥大批民国政府官员、富豪商贾、金融财阀等等，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是夫子庙古玩铺的常客。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消费主体——日本人，据《南京市交通运输业、服务性公业及中间性公业历史情况调查》记录，“敌伪时，由于日本鬼子很爱我国古玩，古玩玉器店增至四十余家，”并延续至解放前夕。南京古玩业的繁荣发展与日伪特定时期是分不开的，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古玩的热爱，除去直接掠夺，客观上也带动了许多投其所好的购买行为。此外，南京古玩从业人员近一半为回民，回民对于珠宝古玩的鉴定本领在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得到认同的。上海作为南京周边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沪宁之间必然有频繁的政治与商务交流。上海又是南方古玩交易中心，故对于南京古玩市场来说上海有着收藏群体与货品来源的吸引力。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日伪时期，南京形成可观的日伪官僚买方市场。同样的，南京因上述特殊收藏主体的存在，对于上海古玩市场来说有高价位收藏市场的吸引。此外，沪宁古玩市场的古玩商流动频繁。清咸丰年间，南京燃起太平天国战火，大批回民迁至上海经营珠玉古玩，成为上海古玩市场兴起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据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底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底会员名册记载有回民商店70家。据上海市珠玉商业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五年（1946）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会员名册记载，有回民商店137家。1947年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和监事中，有50%以上是回族[28]。据1946年会员名册，162家会员中江苏籍占绝对优势，有63%，其中又以南京籍势力最为雄厚，占到江苏籍的44.5%，这已经在第四节做过论述。（四） 沪秦古玩市场联系& &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等十几个政权在此建都，历时1000多年，在我国各大古都之中最为长久，所以古人有“关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西安城以其悠久的文化沉淀，形成一种厚重素朴的城市文化，加之丰富的地下文物宝藏，促成文物市场一直比较活跃。清末、民国期间西安古玩店铺多集中于南院门、北院门一带。南院门古玩店多为汉民经营，有郑鹤舫[29]的“和茂永”、阎秉初[30]的“艺苑斋”、夏鼎九的“九鼎斋”等等。北院门古玩铺多为回民经营，有苏兆年（苏六）、苏亿年（苏七）后代的古玩铺；马羽鹤、马静轩兄弟的“华茂轩”等。除古玩业外，西安还有一种与其关系非常密切且极具民族特色的行业——碑帖业。真正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碑帖业始于宋，在清乾、嘉时期出现第一个高潮，于民国进入全盛。围绕着西安碑林，碑帖拓片铺集中在附近的府学巷、书院门、三学街一带。民国时，著名的碑帖老店有翰墨堂、博古堂、会古堂、宝晋斋、文古堂、溯古斋、宝经堂、友石斋、辑古堂等等[31]。西安古玩市场与其他区域古玩市场尤其是京沪联系较为密切，或是西安古玩商送货上门，或是京沪古玩商亲自出马，有时则派得力伙计来西安采买。来西安的京沪古玩商多住在西安市内马坊门一带客店，常贴出收购古玩、字画的帖子，等待古玩商、拍客、小贩送货上门，个别的也走乡串村。上海很多古玩商都与西安古玩铺有来往，如“雪畊斋”的张雪庚与华茂轩的马羽鹤、马静轩兄弟，还有白辑五等经常有生意往来。张为方便在西安采办货源，专门在西安置房。此外，西安钱币收藏家刘汉基、古玩商阎甘园、阎秉初等都与上海古玩市场有来往。1936年后，阎甘园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常让长子阎秉初拿画来上海市里卖，价格可观[32]。两地古玩商来往事例很多，从中可见西安丰富的地下文物吸引着上海古玩商纷至沓来，而西安古玩商知道上海古玩商拥有强大资金实力，也喜欢把古玩往马坊门上海古玩商那里送，如果对出土古物再稍做整修就更可以获得巨利。关于国内区域古玩市场之间的联系，除去以上概括的京、津、宁、秦与沪之间各种关系，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共同的特殊联系。即上海成为以上各区域市场运送古玩出关的便利通道，这是由上海作为远东第一贸易港口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自清末出现洋庄生意，中国古玩商便开始不断地和外国人打交道，借由古玩出口迅速致富。中国最早、最大、时间最长的文物出口公司——卢吴公司，年间由卢芹斋驻巴黎，姚叔来驻纽约，上海吴启周、北京祝续斋给他们进货，还有缪锡华在南京和苏杭收买古玩，运往上海，再由吴启周从上海港发往巴黎或纽约。当时各地包括以上四个地区很多做洋庄的古玩铺都把他们的货通过上海港出口，或者一些古玩铺把古玩卖与卢吴公司或类似的古玩外贸公司再行出口。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古玩是从上海出口。这已经涉及文物外流问题，关于民国期间最大的古玩出口公司卢吴公司以及以它为中心的文物外流由于篇幅有限暂未在此文论述。六结语& &民国上海古玩市场成长于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的特点及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因素带给它十分典型的特点，赋予了它与城市相适应的开放、多元、前沿的艺术市场风格。它的迅速成长、繁荣改变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古玩市场格局，甚至在1927年以后超越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古玩市场。因此，研究民国上海古玩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上述五节论述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发展轨迹民国时期上海，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具有典型特点，在这样背景下兴起、成长、繁荣直至衰落的古玩市场具有典型的发展轨迹。最直接的促成因素有战争带动人口流动、市场主体多元性、洋人偏好古玩、租界的庇护等等。2.市场主体外来文化和移民文化兼容并蓄熔炼成独特的海派文化，影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海古玩商。作为古玩市场的活动主体，他们逐步建设市场，创立公会，用各种方式组织货源、经营管理，从而培育了民国上海古玩市场。而古玩市场的发展、兴盛也成就了一批知名的古玩商，他们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文物工作者，继续在文物的发掘、鉴定、收集、保护、管理发挥着积极作用。3.国内外贸易民国上海古玩市场在当时国内古玩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与其发达的国内外贸易网络分不开的。国内各地古玩市场在货源、销售、出口等方面与上海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联系渠道，而且凭借远东航运中心的地位上海也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古玩出口港。相当一段时期，上海成为古玩商了解国内外古玩市场信息的晴雨表。然而，出口贸易也为无数文物流失海外提供了机会。4.市场格局综上，以上海为代表的民国中国古玩市场格局基本确立：从民国初上海和北京两大核心古玩市场逐渐演变至1927年后以上海古玩市场为中心的市场格局，并且上海与国内相关城市古玩市场形成货源采购、渠道销售、人员流动的国内贸易网络，而其作为最大的古玩出口通道，与日本、欧美等国家古玩市场形成国际贸易网络。作为民国上海艺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古玩市场在纷繁复杂、混合多元的中外文化中兴起、成长、繁荣直至鼎盛，推动了上海艺术市场跨越性发展，使其相比历史上出现的两次艺术市场高峰——北宋末期汴京艺术市场及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艺术市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上海古玩市场的发展成就了中国艺术市场史上一段辉煌的篇章。--------------------------------------------------------------------------------[①] 1921年上海中国古物商场成立。[②]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上海指南》[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1922）.351-352. [③] 洋庄指专门从事向海外贩卖古玩的商贸活动，根据国家不同分为法国庄、英国庄、美国庄、日本庄等。[④] 《上海名街志》认为广东路191号，《文物博物馆志》认为江西中路67号。《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S186-1-2-12，1946年）中中国古物商场地址为江西中路67号。故从后者。[⑤]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编委会编.《上海文物博物馆志》[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⑥] 蓝翔.上海古玩业百年沧桑 [J]．收藏，1996；第6期（总42 期). 24.[⑦] 《上海园林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园林志·豫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⑧] 清末宝善街是指今广东路的山东中路至福建中路一段。在19世纪60年代，这里是上海的娱乐中心，戏院、茶楼、酒楼、妓院林立，夜夜笙歌，歌舞升平。19世纪80年代福州路逐渐兴起，替代了宝善街得地位。[⑨] “室内交易市场”是根据《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三编第三章文物商业第二节商店中的提法，指由古玩行业同人筹建的、将买卖双方正式组织在一起进行交易的场所。[⑩] 王汉良：沙锦记（后更名锦瑞记）经纪人、民国15年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人部长。[11] 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辑：《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征信录》，民国十二年(1923)，铅印本。以下称《征信录》，中国古物商场又称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12] 《上海古玩商业历史沿革》，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S186-3-1，1947年7月—1954年。[13] 北京老古玩行这种方式称为“拉纤”，佣金一般是“成三破二”，即买方出3%的佣钱，卖方出2%的佣钱。资料来源：陈重远.《古玩史话与鉴赏》[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19.[14] 洪玉琳，江苏吴县人，民国上海古玩市场古玩商。民国三十一年（1942）投资法币200万元于广东路227号开设古玩商号“珊瑚林古物流通处”，雇佣伙计2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洪玉琳出任上海市古玩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始涉足古玩业。次年1月自设珊瑚林古物流通处，并经雪畊斋经理张雪庚、福源斋经理戴福保介绍加入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以经营历代官窑瓷珍品为主，兼营书画等其他古玩。1956年因于建国后走私包括南宋《卤簿玉辂图》等珍贵文物近百件出境案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没收全部遗存文物。[15] 叶叔重（）：江苏人，绰号“叶三”。青少年时在法国巴黎读书，1928年回国做古玩生意。叶叔重原为卢吴公司（出口中国古代艺术品最大的私人公司）驻北平负责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叶以500万法币资本（1946年登记）独资开设禹贡古玩号于交通路（今昭通路）70号，雇佣伙计8人。在沪自设禹贡古玩号后，以经营商周、秦汉青铜器、古雕造像和宋元名窑瓷为主。尤以精于青铜、陶瓷鉴赏闻名沪上古玩界，为4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50年代初期卢吴公司在沪搜罗珍贵文物出口的主要代理商之一。叶同北平古玩业中彬记、清记、雅文斋、保粹斋和上海古玩业中艺林、艾少记、集古室、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等古玩字号来往密切。1951年6月至1954年10月，禹贡在经营活动中，曾被上海博物馆收购商代晚期四羊首瓿、西周晚期龙纹大钟等珍贵文物11件。1956年因于建国后走私文物近百件出境案发，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封。[16] 据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提法，“抱筒子”指行商抱着筒子走街串巷吊嗓子收古玩、细软，源于上海道情戏中抱着筒子的表演。“挑天平”即这类人肩挑两头箩筐形似天平。[17] 回族在元以后历代朝廷定都的地方都经营珠宝，供宫廷和上层有钱人购买。如北京的珠宝玉器行，一直被回回所垄断。至明代回族珠宝商还获得“识宝回回”的美称。[18] 《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上海市档案馆，卷宗号：S186-1-2-12，1946年。[19] 1946年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上共有101名江苏籍会员，但具体登记江苏城市的有86名，此处仅对86名江苏籍会员做具体地域分布的百分比统计。[20] 《上海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族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21] 见笔者采访陈重远先生记录。[22]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第三章文物商业附有上海市古玩行业名录（年），组织形式一栏资料欠缺。[23] 金从怡（1904——？），上海人。其父金才宝，于光绪末年在上海为古玩商掮做、合扒，民国初年在上海五马路开设金才记古玩店。1921年，金才记由金从怡经营，买卖新出土文物青铜器、石器、瓦器、明器、唐三彩、浮雕、宋元名窑瓷器。与外国古玩商、收藏鉴赏家做生意，成为上海第一家最大的古玩商号，闻名海内外。金从怡于1950年移居香港，在港去世。[24] 同业公会之现状[C].见：陶人观.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回眸同业公会·序.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25] 4位整理委员会委员为：洪玉琳、金少华、速世永、屠延龄。其中洪玉琳系常务委员。[26] 陈中孚（）：名德英，北京通县西集镇寨府辛庄人。1910年由常惠川引荐在大观斋学徒，受业于赵佩斋门下。1917年帮姚栋臣开办古欢阁古玩铺，1919年在博韫斋当伙计，1928年协助萧书农经营雅文斋。1940年，由岳彬出资开设文古斋，主营明、清官窑瓷器。因常卖后挂彩或赝品瓷器，上海、北京同行人都称之为“小窑瓷器”。[27] 见笔者采访陈重远先生记录。[28] 《上海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族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29] 郑鹤舫及其子郑郁文，都是西安地区较有名的文物鉴赏家，能修复文物。[30] 阎秉初之父阎甘园是民国时期西安地区著名书画家和文物收藏家、鉴定家，斋号“晚照楼”，经他父子手的金石字画古籍甚多，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汉口朝侯小子残碑”就是一例。[31] 罗宏才.《碑林集刊（五）?西安碑林碑帖业史略（上）》 [M]．陕西：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32] 上述三则案例资料根据罗宏才书稿《清末民国西安古玩市场》，尚未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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