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职位和各职位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 知乎<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5,919分享邀请回答2.4K12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6168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惩罚 - 知乎暂无话题描述关注话题分享阅读全文78K8,20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19K70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14K1,06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14K86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14K78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409重庆警方打掉“套路贷”犯罪团伙 抓获嫌疑人290余名
来源：华龙网
警方抓获“套路贷”诈骗团伙嫌疑人。警方供图
　　华龙网5月4日9时20分讯（记者 阙影） “好消息！石桥铺‘套路贷’公司被警察一锅端啦，真是大快人心！”近日，一则消息在重庆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转发刷屏，引发网民点赞。昨日，记者从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了解到，九龙坡区警方近日在重庆、广州、汕头、三亚、成都等全国多地同时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90余名，捣毁窝点70余个，打掉一个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套路贷”犯罪团伙。
九龙坡警方打掉“套路贷”犯罪团伙，捣毁全国窝点70余个。警方供图
　　手机分期贷款“套路深” 男子损失惨重报警求助
　　陈先生是忠县人，今年32岁，在重庆主城区打工。今年2月12日，陈先生家里急需用钱，就通过路边广告电话联系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客服告诉他，贷款无抵押，而且利率低，平均一万元才收100元利息。
　　当天下午，陈先生来到位于石桥铺一家名为“达众通讯”的公司。负责接待的公司业务员告诉陈先生，贷款方式是通过“购买手机办理分期贷款”的方式套现。陈先生随即签了一份分期付款买手机的合同，大概内容是：陈先生在其公司购买三部苹果手机，一共13000元分期还清。
　　签字后，公司业务员以放款需要为名要走了陈先生的手机、身份证和银行卡，并将其带到一辆轿车内，两人拿着他的手机和银行卡一顿操作，又拿出一台POS机请陈先生输入银行卡密码，理由是放款需要查看陈先生银行卡流水，陈先生一一照办。
　　十几分钟后，业务员告诉陈先生已经放款6000元到其银行卡。陈先生大惊，不是说好13000元，怎么变成了6000？对方解释说，扣除的款项，是手机首付款，且逼迫陈先生要么拿着6000元走人，要么就拿走三部手机。陈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对方态度又软下来，表示愿意再给陈先生返4000元。万般无奈的陈先生只得同意，他觉得虽然损失了3000元，就当买个教训。
　　让陈先生意想不到是，一个月后他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催款电话，告知其上月还有一笔3万元的贷款，本月需还利息2200元。震惊之余，陈先生立即查看自己的银行卡流水单，发现2月12日下午确实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分两次向自己银行卡转入30000元，但随即被人刷走。回想起那日的种种怪异，陈先生认为自己被“套路”了，他立即赶到石桥铺那家通讯公司问个究竟。
　　没想到，工作人员居然“爽快”承认除了给陈先生办理手机分期套现，还偷偷用陈先生的手机和银行卡向小额贷款公司贷了30000元转入自己账户。至于这30000元是什么钱，他们不做任何解释。不过，工作人员威胁说，手机分期贷款套现是违法行为，报警对大家都没好处。随后，公司七八个壮汉将陈先生围住，表示30000元贷款只能退给陈先生16000元，并需要陈先生立字据表示双方再无任何债务关系。在对方强势胁迫下，陈先生被迫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就这样，陈先生不仅损失了3000元的手机套现款，而且还得向小额贷款公司偿还剩余14000元的本金和利息，这些钱全部进入了“套路贷”不法分子的腰包。从该公司出来后，陈先生立即报警求助。
九龙坡区警方近日在重庆、广州、汕头、三亚、成都等多地抓获“套路贷”犯罪嫌疑人290余名。警方供图
　　警方缜密侦查打掉团伙 逐一揭露嫌疑人“套路”
　　接到报警后，九龙坡警方迅速对案件展开侦查。经过缜密摸排，一个堪称庞大的广东汕头籍“套路贷”犯罪团伙彻底浮出水面。4月18日，九龙坡警方在全国多地同时收网，对该团伙成员藏匿窝点开展彻底清剿，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90余名。
　　据了解，该犯罪团伙成员大多来自广东汕头，很多都是被同乡介绍进来的。据一名嫌疑人交待，他们从事犯罪行为的具体“套路”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克扣高额“手续费”。陈先生遭遇的“高额首付款”，就是此类。
　　二是“卖手机”：这种手法适用于那些签署手机分期贷受害人认为返款少，提出想要手机的情况。嫌疑人给的一般是市场价在之间的“合约机”或者“组装机”。一旦受害人提出异议，嫌疑人就会采用多人围攻、推搡等方式，实施言语恐吓，胁迫受害人就范。
　　三是“瞒天过海”骗贷：利用受害人的手机身份信息和手机、银行卡，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并转入自己账户，随后将受害人手机上的贷款痕迹删除殆尽。
　　四是“信用卡套现”：嫌疑人利用受害人的手机绑定银行卡，瞒着事主擅自提升额度后，用POS机刷取套现，并谎称是其帮受害人办理下来的贷款，巧立名目收取高额手续费。
　　五是“连环套”：一旦受害人提出异议，嫌疑人还会威逼利诱受害人暂时接受现状，并许诺利用第一次借贷提高其征信，三个月后即可无抵押免利息为其办理5-10万元的贷款，继续寻找机会下套。
　　据嫌疑人交代，一旦受害人要报警或向工商部门求助，他们会适当返还一部分资金给受害人，以达到平息事态逃避打击目的。目前，案件正进一步侦办当中。
4月18日，九龙坡警方在全国多地同时收网，对“套路贷”团伙成员藏匿窝点开展彻底清剿。警方供图
　　民警支招市民预防“套路贷”
　　九龙坡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类似“套路贷”严重危害群众切身利益，警方对此将坚持露头就就打，坚决维护群众财产安全。同时，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套路贷”案件中的被害人主要是20至50岁之间的中青年，多数被害人名下有房产，自控能力差、消费不理性，缺乏法律和金融常识，容易被骗入“套”。另外，被害人大多银行贷款信用低，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转而通过街边广告和互联网媒介上发布的无抵押放贷信息，或经他人介绍被诱骗借款。被害人身份证、房产证以及签订的借条、借款合同等被犯罪团伙扣留，个人信息、房产地址等也被犯罪团伙所掌握。因此，预防套路贷，最主要的是要不贪小便宜，不相信天下会掉馅饼。此外，市民在办理贷款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不要轻易相信主动给你打电话的无抵押贷款、当天放款等。出借人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无抵押的背后，是你的生命、身体、名誉、家庭、学业、工作、生活等等做的原始抵押。借款有多容易，催款就有多难受。
　　二是了解一些法律常识。比如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是多少等等，这些知识很简单，但能有效帮你识别很多“套路”。
　　三是签订协议的时候认真审视相关条款，谨防入套。凡是和口头约定不一致的地方都要拒绝，把真实意思写在合同中。很多人签订协议根本不看，听对方一说就签字，这种麻痹大意也是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
警方提醒，发现被“套路贷”，应立即报警备案，并第一时间向律师咨询要求提供帮助。警方供图
　　》》》警方同时提醒，市民一旦被“套路”，应该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发现被“套路贷”，应立即报警备案，并第一时间向律师咨询要求提供帮助。同时告知身边的亲人、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或爱面子而隐瞒。
　　二是在发现问题后及时止损，征求专业法律人士意见，寻求补救措施。
　　三是找不到人还款的时候，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故意让受害者违约的套路，应该提前办理公证提存。
　　四是遇到暴力催收的时候立即报警， 有条件情况下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和取证工作。
重庆警方打掉“套路贷”犯罪团伙 抓获嫌疑人290余名
警方抓获“套路贷”诈骗团伙嫌疑人。警方供图
　　华龙网5月4日9时20分讯（记者 阙影） “好消息！石桥铺‘套路贷’公司被警察一锅端啦，真是大快人心！”近日，一则消息在重庆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转发刷屏，引发网民点赞。昨日，记者从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了解到，九龙坡区警方近日在重庆、广州、汕头、三亚、成都等全国多地同时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90余名，捣毁窝点70余个，打掉一个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套路贷”犯罪团伙。
九龙坡警方打掉“套路贷”犯罪团伙，捣毁全国窝点70余个。警方供图
　　手机分期贷款“套路深” 男子损失惨重报警求助
　　陈先生是忠县人，今年32岁，在重庆主城区打工。今年2月12日，陈先生家里急需用钱，就通过路边广告电话联系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客服告诉他，贷款无抵押，而且利率低，平均一万元才收100元利息。
　　当天下午，陈先生来到位于石桥铺一家名为“达众通讯”的公司。负责接待的公司业务员告诉陈先生，贷款方式是通过“购买手机办理分期贷款”的方式套现。陈先生随即签了一份分期付款买手机的合同，大概内容是：陈先生在其公司购买三部苹果手机，一共13000元分期还清。
　　签字后，公司业务员以放款需要为名要走了陈先生的手机、身份证和银行卡，并将其带到一辆轿车内，两人拿着他的手机和银行卡一顿操作，又拿出一台POS机请陈先生输入银行卡密码，理由是放款需要查看陈先生银行卡流水，陈先生一一照办。
　　十几分钟后，业务员告诉陈先生已经放款6000元到其银行卡。陈先生大惊，不是说好13000元，怎么变成了6000？对方解释说，扣除的款项，是手机首付款，且逼迫陈先生要么拿着6000元走人，要么就拿走三部手机。陈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对方态度又软下来，表示愿意再给陈先生返4000元。万般无奈的陈先生只得同意，他觉得虽然损失了3000元，就当买个教训。
　　让陈先生意想不到是，一个月后他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催款电话，告知其上月还有一笔3万元的贷款，本月需还利息2200元。震惊之余，陈先生立即查看自己的银行卡流水单，发现2月12日下午确实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分两次向自己银行卡转入30000元，但随即被人刷走。回想起那日的种种怪异，陈先生认为自己被“套路”了，他立即赶到石桥铺那家通讯公司问个究竟。
　　没想到，工作人员居然“爽快”承认除了给陈先生办理手机分期套现，还偷偷用陈先生的手机和银行卡向小额贷款公司贷了30000元转入自己账户。至于这30000元是什么钱，他们不做任何解释。不过，工作人员威胁说，手机分期贷款套现是违法行为，报警对大家都没好处。随后，公司七八个壮汉将陈先生围住，表示30000元贷款只能退给陈先生16000元，并需要陈先生立字据表示双方再无任何债务关系。在对方强势胁迫下，陈先生被迫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就这样，陈先生不仅损失了3000元的手机套现款，而且还得向小额贷款公司偿还剩余14000元的本金和利息，这些钱全部进入了“套路贷”不法分子的腰包。从该公司出来后，陈先生立即报警求助。
九龙坡区警方近日在重庆、广州、汕头、三亚、成都等多地抓获“套路贷”犯罪嫌疑人290余名。警方供图
　　警方缜密侦查打掉团伙 逐一揭露嫌疑人“套路”
　　接到报警后，九龙坡警方迅速对案件展开侦查。经过缜密摸排，一个堪称庞大的广东汕头籍“套路贷”犯罪团伙彻底浮出水面。4月18日，九龙坡警方在全国多地同时收网，对该团伙成员藏匿窝点开展彻底清剿，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90余名。
　　据了解，该犯罪团伙成员大多来自广东汕头，很多都是被同乡介绍进来的。据一名嫌疑人交待，他们从事犯罪行为的具体“套路”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克扣高额“手续费”。陈先生遭遇的“高额首付款”，就是此类。
　　二是“卖手机”：这种手法适用于那些签署手机分期贷受害人认为返款少，提出想要手机的情况。嫌疑人给的一般是市场价在之间的“合约机”或者“组装机”。一旦受害人提出异议，嫌疑人就会采用多人围攻、推搡等方式，实施言语恐吓，胁迫受害人就范。
　　三是“瞒天过海”骗贷：利用受害人的手机身份信息和手机、银行卡，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并转入自己账户，随后将受害人手机上的贷款痕迹删除殆尽。
　　四是“信用卡套现”：嫌疑人利用受害人的手机绑定银行卡，瞒着事主擅自提升额度后，用POS机刷取套现，并谎称是其帮受害人办理下来的贷款，巧立名目收取高额手续费。
　　五是“连环套”：一旦受害人提出异议，嫌疑人还会威逼利诱受害人暂时接受现状，并许诺利用第一次借贷提高其征信，三个月后即可无抵押免利息为其办理5-10万元的贷款，继续寻找机会下套。
　　据嫌疑人交代，一旦受害人要报警或向工商部门求助，他们会适当返还一部分资金给受害人，以达到平息事态逃避打击目的。目前，案件正进一步侦办当中。
4月18日，九龙坡警方在全国多地同时收网，对“套路贷”团伙成员藏匿窝点开展彻底清剿。警方供图
　　民警支招市民预防“套路贷”
　　九龙坡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类似“套路贷”严重危害群众切身利益，警方对此将坚持露头就就打，坚决维护群众财产安全。同时，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套路贷”案件中的被害人主要是20至50岁之间的中青年，多数被害人名下有房产，自控能力差、消费不理性，缺乏法律和金融常识，容易被骗入“套”。另外，被害人大多银行贷款信用低，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转而通过街边广告和互联网媒介上发布的无抵押放贷信息，或经他人介绍被诱骗借款。被害人身份证、房产证以及签订的借条、借款合同等被犯罪团伙扣留，个人信息、房产地址等也被犯罪团伙所掌握。因此，预防套路贷，最主要的是要不贪小便宜，不相信天下会掉馅饼。此外，市民在办理贷款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不要轻易相信主动给你打电话的无抵押贷款、当天放款等。出借人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无抵押的背后，是你的生命、身体、名誉、家庭、学业、工作、生活等等做的原始抵押。借款有多容易，催款就有多难受。
　　二是了解一些法律常识。比如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是多少等等，这些知识很简单，但能有效帮你识别很多“套路”。
　　三是签订协议的时候认真审视相关条款，谨防入套。凡是和口头约定不一致的地方都要拒绝，把真实意思写在合同中。很多人签订协议根本不看，听对方一说就签字，这种麻痹大意也是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
警方提醒，发现被“套路贷”，应立即报警备案，并第一时间向律师咨询要求提供帮助。警方供图
　　》》》警方同时提醒，市民一旦被“套路”，应该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发现被“套路贷”，应立即报警备案，并第一时间向律师咨询要求提供帮助。同时告知身边的亲人、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或爱面子而隐瞒。
　　二是在发现问题后及时止损，征求专业法律人士意见，寻求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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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遇到暴力催收的时候立即报警， 有条件情况下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和取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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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改革的技术分析》、林毅夫的《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杨光斌的《张维迎的技术知识与林毅夫的实践知识》等文章都非常值得一看。这些文章反映出中国学者的头脑日益清晰，对当今的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有了这些清晰的头脑，中国日后的发展便有了希望。
&&& 但本期也放了几篇另一种人物的文章，如项小凯的《新极权将迎来巅峰时代----悲观主义者的思维》，这些人生怕中国发展得强大，生怕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
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看外人脸色行事。这是一类仰人鼻息、甚至里通外国的人，他们当弱者惯了，当奴才惯了，小心翼翼地侍奉外人惯了，不敢直起腰杆，不敢在外人面前平等地说话，更忘记了当年中国贫弱时所受的耻辱。当甲午战败，日本蛮横地强迫中国割让台湾，满朝文武无一对策，只能屈辱地割地赔款。有些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幕。如果当时中国是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哪个列强胆敢打上门来？中国怎么能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从这些学者的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有雄性激素的人还是阉人。望大家有鉴别力。做一个健全的中国人。】
中国改革的技术分析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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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陆一&.cn& +(由
, 帮助)收件人：陆一&.cn& +时 间：日 09:05 (星期三)附 件：1个
(《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后记.doc ) 查看附件：
《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书摘与后记
上海证交所 陆一
&&&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以此对这25年做一个个人的交代……
&&&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所造成的社会突变，改变了改革由下而上的路径依赖。
我们所经历的30多年改革原来就是“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但从90年代初证券市场的创设开始，中国的改革不仅就此出现无法回头的重大转折、而且还就进入了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中。但是，原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仍以原先不同的方式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展现着它的作用。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社会冲突发生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至此开始，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延续。正因为如此，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始终是处于一种受迫式的被动应变模式中。
――摘自《陆一良心说股事――你所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这本书的由来，要追溯到20年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世界经济导报》负责要闻部工作。中国改革和股份制早期的理论探索，大多数文章经过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编辑修改后才和全国读者见面。
1988年整整一年，我从新年伊始写了述评《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并由此在《世界经济导报》上主持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球籍’问题讨论”。最终在年底编辑这次讨论文章，并冠之以《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的书名出版。
在书中我归纳了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做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这其实是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到80年代末只不过显得更加明显而已。改革到那时已经象戴着脚镣的舞蹈，舞步日渐沉重、舞乐日渐嘈杂……此后不久，中国发生了共产党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我这一生，从我中学毕业下乡开始，就没有在一个单位呆着超过5年。进入证券界之前，最长的就是在世界经济导报，前后实际上干了5年，最后却因为“六四”而中止了这个我本以为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岗位。
不过完全出乎自己意料地，从我1992年进入万国证券之后，我实际上就再也没有离开证券界，至今已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呆了1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居然干了14年。
&&& 尽管有诸多不顺，我都一一忍受、承受下来了。
一开始我是出于这样一个判断：在1989年的社会冲突发生之后，中国大多数改革进程都出现停滞和倒退的现象。但我自己的观察结果是，中国证券市场，因为一开始就将股票、集资和广大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联系了起来。当这种相关利益的联系一旦建立，再加上在1989年社会冲突发生以后，政府和百姓之间相互得知了对方的底线之所在。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证券市场，被导引着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至此开始，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从证券市场向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不断漫延、引发、衍生，走出中国改革新一段的进程。
基于这个判断，我给自己做了一个人生的选择：无论是忍辱负重还是苟且偷生、无论是从头开始还是重起炉灶，我都要在这个历史位置站定了。
我仍旧是一个“记者”，同时是一个观察者、亲历者和研究者。我要在亲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记录和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全过程。
有朋友在得知我这个想法后，把我这个行为概括为一种“行为艺术”。我说，我值得用我的中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时间跨度够长的“行为艺术”……
我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观察、记录、思考，所以这本书中的许多章节其实在这些年中都已经烂熟于我的大脑、也曾多次写下和发表过。现在只是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成品形式公开出来，但正如行为艺术品的特性所决定的，如果它要最终完成，还取决于读者的参与――共同来思考、讨论和争辩……
&&&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项“行为艺术”的最终完成，还需要许许多多读者你们的共同行为和踊跃参与。
最后，我要对许许多多在这些年里对我给予过支持、扶持、帮助和关心的师长、友人一并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意。我还要对我的老伴和小女――艺和卉，在我这20多年的人生起伏和曲折历程中给我的支持、理解和宽容，我只能以这本书的出版来向她们表示不足万一的谢意……
&&& 陆一，写于日-8月1日，
发件人：hanxin69911&&收件人：仲大军&&时
间：日 11:53 (星期四)附 件：1个 (讲政治就得.doc ) 查看附件
讲政治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政治文化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确保族群优先与光荣的知识系统，没有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观念形态，更不会主动放弃或贬低自己的文明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因此，即便是全球化资本交错布局，力图拆解国家自卫屏障，迫使“独立自主”难以为继的当下，但真正有所作为的政治策论也应返求诸己、自力更生，与中国的人情世态相结合方能激活民意，重塑社会信心。就实质而言，国家能力及其政治得失，并非舆论场清谈的民主或专制孰优孰劣，也不是凌空蹈虚搞出的学理秘笈，而是实打实武备、财政和金融打包支配的权力游戏。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运盛衰因缘种种，但实情多半不是所谓文明替代愚顽，民主优于专制，相反，其过滤机制仍是弱肉强食；源出几何力学中的不均势引发的斗智斗勇、分化组合，并经由利弊权衡，预估投入产出确立的世界规则和势力范围。
国家政体选择的历史和经验启示，政治一向就少有现成的预案和主义，也不循固定的方程和函数解码，这里没有恒久正确的通用逻辑，也少有空洞的普世救济和文明典范，而是倚重实力破局，讲求审时度势后而活学活用，或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的“艺术”的把握。因此，无论是基于保守的策略调整，或是触及体制内核的革故鼎新，都必须因地制宜，讲求可行和有效，理论故然可以高蹈远虑、洋为中用，也可以追赶时尚弄一堆不着边际的现代概念和定义，但举凡政治事业则须经切合国情、照应周全，立足黎民生计方能重塑国家道德从而取信于人。否则，坐而论道或清议“个人主权”纵然炫目好看，却不能切中时弊，对症解决实际问题。
以中国体量之大，历史之长，其内生政教伦理一向就主张民包物与、修文德以服远人，故价值论上除讲求义利均衡，士、农、工、商各就其位之外，文化取向更是一脉相承，举凡为人处世皆着意苟利国家，以经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盖因如此，现代语境中的任何文明自证光荣，选择性“过滤历史”以彰显国家政治正确不仅是应有之义，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回归，荣誉感和信心评价，以及舆论声势和社会预期向好等，对国家能力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毕竟，就人对社会关系的体认而言，谁都喜欢隐恶扬善、不甘堕落，更不会自辱“家国道路不正或名份”下流，这是古今通例，个人如此，国家与社会文明的塑型也情同此理。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精神气质必然受制于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生发条件，故总会葆有某种不能移植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知识。或许，基于特定国家绩效评估，如经世致用的器物优势、技术能力，以及对应于国计民生的竞争策略等，确实有数量上的不够“文明”或指标等级，但因应历史而累积的人文性情、社会心理和生活意味等，属于观念形态和感受层面的“境界”，则只有形质分殊而不存在文明差序。然而，吊诡的是，自“政治利已主义”作为凌驾一切的规训化观念，被植入民族国家精神以降，围绕各自奉行的“经典”所做的关于真理正当性的诠释，就成为社群分化，国家能力竞争，甚而相互贬损的“文明冲突”和自我标榜正确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意味着政治退去了公义的属性而被国家利益所取代，也标志着世界性“自我中心主义”名正言顺的确立。自此，文攻武卫、恃强凌弱，征服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不仅有享有司法豁免权，还因其
“普世”而内化为个人主义争强好胜，社会离心离德的精神滥觞。
正是为了确保这一论断的政治正确，针对社会、自然乃至文明差异性的干涉和归化处理，便成为现代秩序建构和“世界主义”者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伴随全球化展开的自由贸易,
货币战争和新技术推广,不劳而获的资本套现与各种风头主义搅局，以及政治上党同伐异，社群分化和陶然于私性领域的消费娱乐等，眉目繁多而且不乏直抵个人的“舒服感”,
但无论其如何命名，或进行合理化辩解，其本质上都是基于国家利益和资本优先的“营销”和权宜之策，只不过隐去真实意图，置换成不见硝烟的文明解构而显得“温情脉脉”而已。表面看，这个世界风和日丽、水波不兴，彷佛已经世界大同而接近“历史终结”，实则基于资源短缺与欲望无限而派发的国家关系，仍不出争名逐利、暗流涌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殊知，这种不见刀兵而且无理由、无禁忌，什么都被允许的“软实力”规训，不仅不易引起警觉乃至对抗,还让不少人憧憬热爱、痴心不已，以为这就是文明救济和政治超脱，从而群居终日、无所事事，将不负责任和媚俗乡愿，理解为人生幸福并名之曰个性和自由主义。
其结果是，有人以为社会进步就是可以诉诸政治攻讦，利益对抗和争取官方执照在街头聚众抗议，或同意私权优先，允许“公民不服从”进而让“市场决定”社会关系，左右国家议题，以确保人人有机会翻身作主、轮流坐庄。据此，所谓公民权利和素质论，制度主义、信仰文化与国民性滞后等，举凡近世以来国运不昌、人民困厄，历经外诱内导、反复演说，似乎都全然指向中国“政治不正确”，从而先入为主，让种种不堪与中国身份和历史扯上关系。于是，上至学者官员，下至市井百姓，无论是“经国大业”或日常顿挫，皆顺势作文化声讨和政治归因，或拿国人“不争气”说事。当然，这其中或许不乏爱之深而恨之切者出于国家民族向好的反思与内省，但多数热衷此论者不过是些不明究理、人云亦云，看似卓尔不群、义薄云天，但私下里则更像是抵偿人生无常的愤世嫉俗，虽言辞冠冕堂皇，骨子里却仍少不了嫌贫爱富、吃里扒外的冷血和市侩。
对事实的全息研判是社会德性养成的基础，因此，就组织形态和方法论而言，专制与民主都只能是，也只能是少数人“在场”的权力游戏，无非是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不同而己，两者都不必然产生基于“普世”的良政善行，也无助于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如果单从规模效应看，前者不过是局限于内部少数人的心智角力或私相授受，讲求的是承前启后和社会权力“责任无限”，后者则倾向于内政外求，鼓动多数议决，但实则仍是内行面对外行“无明大众”的“旋转门”。所以，无论专制与民主，倘是基于个人或派系立场而置公道人心于不顾,
则无论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或是自下而上的程序表决，多数人的动机也很难转化为建设性政治伦理和道义担纲。故此，就算是有了开明的辩论,
公众也只是利己的政治打劫和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由此衍生的社会纷争尽管热闹，但其出发点主要是借“民意”搏取声名，或预设议题结党营私、近亲繁殖的江湖乱。
尤其在中国，倘没有超越个人利害的道德力量，则其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无论如何开明理性，与“世界接轨”，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批判人民代替不了人民的批判，一旦触及政治课题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人多势众并赋予人民参与创造历史，构建未来的“主人翁精神”，而不是居心叵测提防“潘磕嫦蛎翊狻狈干希芫聊亩嗍７裨颍隹坎患袒鸬摹八枷肓α俊惫亩狈κ吕硪谰荩蚍堑谋洳涣瞬缓侠淼恼胃窬郑够崛玫笔抡呷松芩穑蘸男牧Χ椅匏魑Ｒ话闼道矗贫戎饕濉把д呓阅缬谒保ㄉ眺庇铮加忻飨缘摹盎德邸鼻阆颍嗜菀捉缁崂斫馕铟鹊氖澜纾ㄒ逦挥械赖拢挥行郧楹鸵庵镜睦硇灾魈澹佣鍪永砺鄯床溉嗣袢褐冢拔蟆庇τ械母呱泻蜕袷ジ小
所以，总结国家政治风险的真实密码，要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人理性”的权利需求，行于资源的有限与人欲的无限扩展之间，其内驱力除了随形就势，永无止境的“货币化”财经政策之外，还应将个人修身正性，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关系和“人生三观”融会贯通。尤其中国政治,
举凡一切社会难题皆与之息息相关，故国家“责任无限”的有效性，一向就不仅仅是数字化的变量分析，也不拘一时一事作孤立认证，而是针对人性反复无常的心智功课。由于中国主流不支持推倒重来,
文化道统也不接受分权而治,
故惟在现有规则中相机行事、借势发力,并对纷繁处境中的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才能有所作为而后进行制度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一向讲求相互照顾、彼此提携,
强调从内部消蚀人际差别,以达成共同体“苟富贵、勿相忘”，强调的是亲亲护持而不在意阶级立场和派系对垒。总之,是既没有形而上学的组织分类,也无所谓主义信条,更多则是推己及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
&&& 如果按政治发展的次第而言,
中国恰恰不是文明高度不够，而是早熟，是国人大都坚信人心向善、有教无类，故历来看重德性双修和文野之别，文化学上更是偏向伦理人情而不习惯“市场交易”。因此可以说，中国政治葆有稳定性的根源就在于历来都讲选贤与能、公而忘私的治平理想,这种基于德能优劣比较而形成的评价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汇聚人心从而在政治上有为的前提,也是一种人生意义取向和融入“正派社会”的身份安置。也正是源于此,个人和组织都不在乎流行的观念和政治立场，而更惧怕被罗织道德和品行上的坏名声。因此，以民为本、洋为中用不仅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精神内核，也是将来的不二选项，故无论怎么扮国际形象弄和平主义姿态，在中国搞政治文化出小资风头、哗众取宠，都只能是一群养尊处优，不接民气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他们不仅很难成为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反倒像是一些只想不劳而获、混水摸鱼的搅局者。
尽管新时代的开放政治可以容忍批判,并给人以权位下移，或有可能重新分配的幻觉,在展开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产生观点很自由，而且不被追究的快感,
也可以一人一论声讨、甚至鼓动社会自私自利、不行正道，寻一些义气相投者枉顾社会实际，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但现代政治文化沿袭的仍是传统的老路,即明确而有效的民生周济和群众的积极拥护。
因此，尽管对“国家和人民忠诚”
的原则屡遭一班玩世者诬为投靠强权，或“民粹主义”而备受非难,但数千年累积的政教伦理不仅已成牢固的国情民意，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只要国家尚存）个人生计和“名节”安置的最优选项。因此，欲行政治之事业，就得用心参验人心之好恶，其素质也好，体制亦然，国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正所谓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是故，举凡讲政治就得顺天应人，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就得大公无私励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二0一四年七月于枫林完稿，
天则所骨干、国务院专家违纪收高通600万被解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之所以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是因为其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便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知情人士透露报酬高达600万），为其出具所谓“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中新网记者13日得到一份《关于高通许可定价的经济学证据――全球经济学集团白皮书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关报告》，该报告的第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向中新网记者证实，高通公司总裁第二次到发改委与反垄断局沟通时递交了该份报告。
　　据了解，高通公司当日特意提醒发改委反垄断局，该份报告其中一名作者为国务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张昕竹。
　　2013年1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证实，该机构已正式对高通公司涉嫌垄断展开立案调查。随后高通负责人曾三次到中国就此事与发改委沟通。前述知情人士表示，高通希望通过这份以官方专家组成员名义背书的报告，证明中方调查机构自相矛盾。
　　12日传出消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但随后，有媒体引述张昕竹的回应称，其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对此，前述知情人士13日对中新网记者回应说，对张昕竹予以解聘不是由于其为谁说了话，而是他利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从事了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严重违反了工作纪律。
　　近日，经济观察网从相关部门独家获悉，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发现中国社科院张昕竹收受了高通公司提供的“600万”资金，多次为高通公司辩护，并为高通公司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8月12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宣布解聘，不再担任该咨询组成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一位来自相关部门参与调查张昕竹事件的官员对经济观察网透露，目前尚不清楚高通公司为张昕竹提供的600万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但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有资金往来。
　　不过，张昕竹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否认收了高通600万。张昕竹承认曾为高通提供咨询，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亦曾就此事要求他写检查。
　　针对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被解聘事件，有关部门今天回应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第三章工作纪律中，第十三
条规定了专家咨询组成员工作守则，其中第(三)项明确规定：“维护专家咨 询组的声誉，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
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
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并规定了对违反工作守则的专家咨询组成员，予以通报批评、告诫乃至解聘。
　　张昕竹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为其出具所谓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上述工作纪律。
　　张昕竹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曾参与起草中国的《反垄断法》。2014年2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对高通公司进行发垄断调查，此后高通全球总裁先后至少三次赴国家发改委沟通，其中一次，高通公司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起草人正是张昕竹。张昕竹还曾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发表在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系统的核心期刊《中国物价》上。
　　据新浪认证用户@飞像网项立刚称，“被解聘的原因是：把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内部会议内容定向泄露给三个日本车企。”
　　张昕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常务理事。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是天则经济研究所首倡成立的一个机构，其基本目的是推动公共事业的民营化、市场化：“以公用事业领域为起点，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将研究与咨询范围扩展到用市场化的方法推进整个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民营化，成片城区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城市的发展战略、区位功能调整和文化概念提炼等领域。”（http://www.ccppp.org/Item/Show.asp?m=1&d=83）
该机构学术委员会的顾问有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周其仁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张昕竹积极参加了天则举办的若干会议，如“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发布暨研讨会，呼吁国企私有化；再如“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媒体发布会，呼吁放开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等。
　　位高权重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竟然聘请这样一位勾结外部势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严重危害了我国经济安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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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党张昕竹――国务院智囊竟是天则所骨干
乌有之乡 甄贾
因勾结外企严重违纪被清退的国务院智囊张昕竹，是天则所骨干，任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与茅于轼、吴敬琏等人戮力推进我国“私有化--殖民化”的亡党亡国路线。这件事必须引起足够的反思。
反垄断专家张昕竹收受外国垄断资本贿赂遭解聘
　　反垄断成为近期的热词―奥迪、通用等外资车企传出身陷反垄断调查风波还没有过去，又一条和反垄断相关的消息昨天下午在网上瞬间被快速传播。12日传出消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之所以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是因为其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便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知情人士透露报酬高达600万），为其出具所谓“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中新网记者13日得到一份《关于高通许可定价的经济学证据――全球经济学集团白皮书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关报告》，该报告的第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向中新网记者证实，高通公司总裁第二次到发改委与反垄断局沟通时递交了该份报告。张昕竹还曾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发表在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系统的核心期刊《中国物价》上。
　　2013年1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证实，该机构已正式对高通公司涉嫌垄断展开立案调查。随后高通负责人曾三次到中国就此事与发改委沟通。前述知情人士表示，高通希望通过这份以官方专家组成员名义背书的报告，证明中方调查机构自相矛盾。
　　随后，经济观察网从相关部门独家爆料称，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发现中国社科院张昕竹收受了高通公司提供的“600万”资金，多次为高通公司辩护，并为高通公司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当张昕竹被解聘的消息出来之后，南方系澎湃新闻立即做了一篇《张昕竹回应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解聘：我帮外企说话了》的新闻报道，为张昕竹洗地。文中称，“张昕竹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称，他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张昕竹被曝收了高通600万之后，澎湃新闻再一次站出来为张昕竹洗地。澎湃新闻发了一篇《张昕竹被指“收了高通600万”：回应称“扯淡”》的洗地新闻报道。此次一同出来洗地的还有财新网，财新网称“张昕竹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否认收了高通600万。”
　　南方系媒体澎湃新闻、财新网为何反复为证据确凿、勾结外企、严重违纪的张昕竹洗地呢？原来张昕竹的身份还有其神秘的另一面。
张昕竹的另一面：天则骨干力推私有化
　　张昕竹--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主任。遭解聘前的张昕竹不单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常务理事。至今已多次参与社科院及天则经济所重大课题研究。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自己的网站(www.ccppp.org)，该网站在《中心简介》中对自己做了介绍：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由天则经济研究所首倡成立。天则所为何首倡此事?该机构称因“天则所一贯致力于我国经济的民营化，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倡导成立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既符合天则所的一贯主张，还具有学术和政府、企业等资源方面的优势。”该机构的“基本目的”是推动我国“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和市场化”。该机构中心宗旨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推进中国公用事业改革进程，用市场化推进城市化，为政府提供改革思路、政策和法律建议”。(http://www.ccppp.org/Item/Show.asp?m=1&d=83)
　　《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年鉴》则对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更为详细的介绍。该机构为天则所下属机构之一，该中心主任与天则所行政机构所长皆由盛洪担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由张昕竹担任。该机构“研究内容”包括“外国的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文献翻译”、“
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培训教材的编写”、“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情况与案例”、“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策研究，包括对目前各地区政策的收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招标程序研究”、“公用事业民营化后的管制框架”等。其业务范围则包括“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论研究，借鉴国外成熟理论与经验”、“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培训”等。
　　(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nianjian/unirule_yearbook_2010.pdf)
　　天则所该中心管理团队：
　　主任： 盛洪
　　副主任：余晖
　　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昕竹
　　顾问：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周其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林军（重庆市发改委外经处处长）
　　Michael J Rouse(国际水协前主席）
　　Peter Bradford(美国纽约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前主席）
&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作为天则所在中国推进私有化的重要机构之一，聘请张昕竹作为该机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并为其搭了一个学术顾问班子，在顾问班子中有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周其仁等，可见天则所对张昕竹的器重，也可看出天则所与张昕竹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这个机构里与张昕竹一起搭班子的茅于轼、张维迎、吴敬琏、周其仁，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年都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留洋深造后回国，推销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茅于轼、天则所与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这里对茅于轼此人多说几句，因为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理事长。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茅于轼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称：“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近百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直接间接都和西方有关。”(茅于轼：天则二十年;.)
茅于轼打着为民间资本说话的招牌，鼓动国家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让所谓民间资本(其实是外资)进入，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汉奸、经济间谍。
　　茅于轼充当外国的经济汉奸，在国内发表言论肆无忌惮，诸如“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因而“有没有它不会有丝毫的影响”，诸如“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不必要”，诸如“有一些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诸如“应该纪念战败国(日本：笔者注)的阵亡将士”，诸如“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此“中国无需加强国防”此类，不胜枚举。
　　有人质疑其是为美国利益说话的“汉奸”，但他反斥之为迂腐，曾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义正言辞道：“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张昕竹：反国企垄断，护外资垄断。作为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与市场化”的机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昕竹的观点与他的同僚们基本一致。张昕竹经常参加天则举办的会议，如著名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发布暨研讨会。
发件人：王希哲&& (由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苏冀&& +时 间：日 14:37 (星期三)
我与习仲勋书记谈偷渡逃港潮的问题
最近《邓》剧播出，重头地提到了广东偷渡潮与广东开放起步的关系。使我回忆起了与习仲勋书记交谈的一段往事。
1979年元旦后，“李一哲”集团平反，其中，遇到了所谓“港澳汇款给李一哲活动经费”问题。那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平反，也必须说清楚。习书记问起了此事。他问：“那不是敌人给的钱吧？”
王希哲回答说：“习老，那是我们学校一位偷渡到香港的同学，自己打工挣的钱，汇给我们几百元港币，帮助我们买油印机，刻蜡纸钢板等用的。这同学绝不是敌人。”
王希哲接着说：“习书记，广东的偷渡问题，一直是非常严重的。广东边境地区的一些县，青壮劳力几乎都跑光了。我们是知青上山下乡以后，才知道这些情况的。上山下乡到宝安，惠阳，东莞，中山这些县的知青，这些年也都几乎跑光了。我们十七中学分到宝安，惠阳的，初略统计也跑了百分之九十几了。我的女朋友苏江在惠阳秋长（就是叶挺的故乡），如果不是因为我，也早跑了。我去那里探望她，想作点广东农村偷渡问题的社会调查，也都被当做偷渡知青抓进了收容所。这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也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多年来党的农业政策没能落实的结果。偷渡的农民都不是反动分子，很多是贫下中农，而且越是贫下中农成分好的越敢跑。我们偷渡的同学更不是反动分子，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绝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主要是现在农村的政策和贫困，使他们看不到前途，才不得不走上偷渡这条路的。游水过大海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同学有不少淹死的，也有被鲨鱼吃了的。一走就杳无音信。他们下海，都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去的，因为不但海里危险，去到香港，也都以为是永远背井离乡永别父母亲人，永远回不来的了！因为会被认为是叛国投敌。但我们的同学到了香港，就是拼命打工谋生，从没有做任何危害国家反对共产党的事情。就拿那位给我们汇港币的同学沈开荣来说，香港有反动亲戚，他都不去投靠，有反动组织找他，他都拒绝。他给我们的信从来说，他是被迫无奈才偷渡香港的。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说：“习老，香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农民，既然只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和政治运动的迫害，才迫使他们逃港谋生。我们想到他们那样悲惨，一直以为一辈子永远也不能再见到父母亲人和兄弟姐妹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现在打倒四人帮，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虑一下调整政策，允许他们回来探亲？只要他们在香港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为了，行不行？”
&&& 习仲勋很仔细听完，赞成说：“好啊，可以啊。王希哲，你写个报告来给我，我来批。”
我误解了习的意思，没有理解他是要我写一个有关刚才所谈的呈批报告，以为他要我对偷渡人员回国探亲事搞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这个工程就不小。我想，我应该尽快收集更多方面的有关资讯，才能完成这个报告。恰好此时，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来采访我（那时，省委书记吴南生对我说，《争鸣》和温辉是“我们的人”。同意了王希哲提出的让他们采访李一哲平反大会），我把我与习仲勋的有关逃港人员可以回大陆的谈话和习的赞成态度，告诉了温辉，委托他在香港收集一些各方面对此事的意见，供我写调查报告上呈。
温辉先生照办了，且根据我的介绍在《争鸣》写出了报道。此报道一出，香港同胞群情兴奋，如蒙大赦。虽大多还在观望将信将疑，但不少大胆的已决定尝试。适逢春节节期，原偷渡人士大批地公然入关回乡，很多人扬言，“如果有事，就找王希哲问习仲勋去！”。但广东政府果然默认，未予干预，来去自由。于是，逃港人士回内地，自此合法。
不料，习老再接见李一哲时，就《争鸣》报道责备我说：“王希哲，这话我说过。但我还没批，你怎么就捅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习书记是要我写一个呈他批示的报告，行诸正式公文。这是我不甚懂得机关文牍制度之过。但习也并未深责，便说其他。以后，广东省政府就偷渡人员回内地再补发过什么正式文件没有，我不知道了。从此，广东大门打开。“改革开放”。1979年春节后，自50年代起困扰广东30余年如潮起伏的大面积逃港偷渡风，渐渐地平缓轻淡了下去，终至不再成为了问题。
《邓》剧的播出，使我再次回忆起了我与习仲勋书记30余年前这段往事。习书记确是一位很好很能听取意见的书记。多年，我都很怀念他。
&&& 日,（此事王希哲1996年自传《走向黑暗》“习仲勋的阳光”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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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大军智库网编辑：您好，再过几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最近各大媒体都在搞这方面专题。我从我社2014年出版的《观领袖
品党史》中摘编了两篇文章，该两文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澄清了对邓小平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8205;麻烦您方便时在贵网发表。王海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共同富裕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高长武
（本文摘自《观领袖 品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共同富裕之路应该是这样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未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此，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先富和共富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富是未来的事情，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先富。这实际上割裂了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
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邓小平指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过去搞平均主义，吃了‘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明智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有效激发了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
同时，也应看到，先富起来只是途径和手段，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离开共富这个根本目标而空谈先富，先富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邓小平多次谈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例如，“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虽然邓小平在表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时分别用了“目标”、“目的”、“原则”、“含义”、“优越性”等不同词汇，但他始终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邓小平还多次提醒，要始终警惕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特别要注意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他反复讲，每走一步都要注意不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国各地区、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导致两级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反复强调和对两极分化的多次提醒是有深层考虑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还要有一段既漫长又艰难的路要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还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二、“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
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样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呢？归纳起来看，邓小平主要讲了三条：第一，注意宣传和发挥通过诚实合法经营实现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激发和带动未富、后富者的劳动积极性。“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第二，政府要通过政策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加强收入和分配领域的调控。对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邓小平指出，要有一些限制和调节，例如，征收所得税。对于通过偷税漏税或其他不正当、不合法手段致富的个人，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对于先富起来的地区，邓小平认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先富起来的地区应该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还是提出著名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此外，邓小平还要求政府多注意改善民生。他说：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总之，“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就要革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这三条侧重点和重要性各有不同。第一条是从调动和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的角度讲的。改革之初，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普遍比较贫穷、贫富差别比较小，在这种情形下，先富的典型示范作用尤其明显。但当贫富差别开始变得比较大的时候，不仅这种示范作用将大打折扣，而且会由此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二条是从国家加强调控的角度讲的。调控的手段、方法、方案既应该是多样的、配套的，也应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的。这一条应该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主要环节。第三条是从制度前提的角度讲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有效保证，离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三、“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邓小平讲，“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什么时候会成为中心课题呢？邓小平没有明确讲，但是邓小平晚年讲过这样两段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然从字面意思看这两段话主要是针对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而言的，但实际上也自然隐含了针对不同个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二者虽然说法上侧重点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二是，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时，用了“设想”、“考虑”、“研究”等字眼，这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一贯风格。对于未来的事情，可以根据当前的情况和事物的发展规律作出一定的预测，但最重要的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事物的实际变化和届时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客观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骤”。共同富裕什么时候会成为中心课题、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具体时间不好说，但底限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至于拉大到引发对立甚至仇视、冲突以致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程度。
世纪之交以来，中央就共同富裕问题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决策，如实施并不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改善民生等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在一些地区和范围内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这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全面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并从中汲取智慧，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稳步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将是很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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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派性考察
――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1976年春天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早在1980年前后就有专题论著发表。后来有人又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尽管相隔多年，这些论著的叙事方法和认知体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它们考察的时段，都局限于月间;它们对两个事件的定性，都是基于义愤的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它们的表述逻辑，似乎都可以归纳为“好人”与“坏人”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派性身份与派性冲突：十年考察
同全国各地一样，南京地区的群众派性斗争肇始于1966年夏秋，当时的派性分野一般可以被归纳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范畴。派性斗争首先产生于各基层单位内部，而后逐渐形成全市性的派性组织联盟。最初卷入派性斗争的主要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各厂矿企业的干部职工以及其他较为低端的社会成员。随着1966年下半年中央的舆论导向日趋激进，地方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结构性的转换：原先占据数量优势的“保守派”阵营日益式微，而原先屈居少数地位的“造反派”阵营则日益强大。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在当地引起连锁反应，“夺权”成为新的群众运动主题。在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垮台前后，“保守派”势力因失去庇护而迅速土崩瓦解。然而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与对抗并未就此停息，而是被新的派性冲突与对抗所取代：原来同属于“造反派”阵营的“省红总”和“八二七”，围绕由谁主导“夺权”以及“夺权”后的权力分享问题产生龃龉，并进而发展为公开的分裂与对抗。[4]在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夕，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一大批省市委机关中的中下层干部(副处长以下)和一般工作人员开始卷入群众派性斗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愿成为行将垮台的省市委领导人的牺牲品，纷纷加入“造反派”阵营，其派性组织有省市“省革总”和“市革总”。“一?二六夺权”以后，由于“省红总”和“八二七”公开分裂，省市机关造反派群体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另立山头组成“大联合总部”和“省革总新总部”，站在“八二七”一边。
南京“夺权”后的派性对抗与冲突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1967年2月初，中央指示有关各方组成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打算通过协商方式迅速产生过渡性权力机构。然而历时一个月的谈判，因当地两派的尖锐对立和中央高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3月初，中央宣布由南京军区在当地实施“军管”。这个决定再次引发当地群众派性组织的分化与重组，但基本格局依然是“省红总”和“八二七”之间的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由是否支持“夺权”转向是否支持“军管”――“八二七”成为“拥军派”，“省红总”成为“反军派”。“军管”初期，军方依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桀骜不驯的“省红总”实施“镇反”，通过高压威慑很快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然而4月份以后中央舆论导向的急遽变化，使得军方的权威遭受质疑。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省红总”在当地发起“倒许”运动，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此同时，“省红总”与“八二七”的派性冲突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春夏当地群众派性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许多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包括近百名厅局级干部和相当一部分原省市委书记处成员)和军队高级干部也逐渐卷入派性斗争――他们必须在尖锐对立的群众派性冲突中选择自己的立场。“武汉事件”爆发后，绝大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和南京军区空军、江苏省军区以及当地军事院校的高层领导受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舆论宣传的误导，一度公开与“省红总”结盟，成为“反许”阵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南京“军管”当局才没有垮台。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暴力冲突也受到暂时遏制。[7]
　　由以上概述不难看出，随着“文革”运动的逐步演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治势力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群众派性斗争中。因而，“文革”派性斗争绝不仅限于社会基层和普通群众(如学生、青年教师、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内部，而是涉及到地方各级党政军部门及其领导人。
1968年春实现“大联合”以后，地方上的派性冲突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卷入派性冲突的主要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三大群体。新的派性身份和派性斗争格局，与“大联合”中“三结合”模式有关。在此后的三年中，江苏/南京地区的派性斗争具体表现为军方势力渐次利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对1968年“大联合”期间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地方老干部和原造反派头头实施打压和清洗，最终实现由军队干部大权独揽的军方独裁统治。
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最高当局有意让军方势力退出地方事务，重建由党政干部主导的地方行政权力体系。在有些省市，掌权的军方领导人因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立即遭到清洗。在其他一些省市，掌权的军方领导人在稍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垮台。而在“文革”初期遭遇灭顶之灾的地方老干部群体东山再起。江苏/南京的情况属于后者。在1974年，一直受到军方排斥的地方党政干部群体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遭到清洗的原造反派头头们联手，借助“批林批孔”运动的东风，打着“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旗号，动员其他社会力量一举推翻军方的统治。然而以彭冲、许家屯为首的老干部群体在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转而对试图重返权力殿堂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实施打压。原造反派头头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摘掉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却无缘恢复其在1968年“大联合”中取得的政治地位。这为以后新的派性冲突埋下了伏笔。
1975年春夏，在“林彪事件”后与许多老干部一同复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施全面整顿。其重建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努力值得肯定，但由于对地方派性问题的成因和性质缺乏深入了解和正确认知，所谓“全面整顿”以强力打压原造反派头头为主要内容和手段，因而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就江苏/南京而言，以下两个新情况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生事物”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也是特定的历史语境使然。他们在“军管”期间遭到残酷的打击迫害，事后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包括经济补偿和恢复其在“大联合”期间取得的象征性的政治地位，于情于理并不为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不顾他们的现实处境与个人诉求，继续对他们实施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清洗和打压，其结果必然是从反面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造反派”身份认同。几乎所有南京“省红总”和“八二七”的重要头头，都在1970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审查和清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刑讯逼供死于非命，一些人因长期监禁精神异常，但大部分人都得以幸存。然而在1974-75年“五一六”问题平反后重新安排工作时，他们受到明显的歧视――许多人被降职任用，还有许多人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这样的处置办法，在全面整顿期间得到中央高层的明确支持。相同的个人处境，使得原有的两派身份认同逐渐被统一的“造反派”身份认同所取代。他们捐弃前嫌，团结一致，时刻准备着为改善其自身处境而放手一搏。
第二，出于大致相同的背景和原因，省内各地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在全面整顿前后频繁串联，逐渐形成了反对江苏省委(以彭冲、许家屯等老干部为首)的联合阵线。其中发挥骨干作用的，有南京造反派头头曾邦元、苏州造反派头头华林森和徐州造反派孔庆荣等人。
曾邦元原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团总支书记，“文革”初期卷入造反运动，后来成为“南京八二七”的主要领导人。1968年“大联合”时，他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宣传组副组长(相当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0年重建中共江苏省委时，他又被任命为省委委员。1971年，他因“五一六”问题受到隔离审查，直到1974年才平反获释。后来省委分配他赴苏北某县工作，引起他的严重不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再次成为南京造反派的领军人物。
华林森原为苏州长风机器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他在“文革”初期卷入群众造反运动，后来成为苏州“支派”头头。江苏实施“军管”后，他领导的“支派”支持当地驻军领导人，因而不但没有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受清洗，而且在党政官僚体系中步步高升，直至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成为苏州仅次于军方领导人的二号人物。其他许多“支派”头头也在当地各级权力机构中占据要津。
1974年军方势力退出地方事务后，华林森实际掌握了苏州市党政大权。为了巩固其地位，他在造反派中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责令华林森停止“双突”，同时派出刘伯英等一大批老干部全面接管苏州的党政工作。华林森被停止一切领导职务，听候处理。其他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们则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劳动锻炼”。苏州造反派头头们与省委的矛盾因而空前激化。
孔庆荣也是一位老工人、老党员、老劳模。徐州的“文革”群众运动兴起后，逐渐形成了“支派”和“踢派”两大群众组织。孔庆荣选择站在“支派”一边。当地实行“军管”后，“支派”积极与军方合作，通过武力镇压方式建立了一派掌权的政治格局。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长期蛰伏的“踢派”再次揭竿而起，向“军管”当局及其政治盟友“支派”发难，使得当地的派性斗争再次掀起高潮。一些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因利害攸关，也在暗中推波助澜。江苏省委派去接管地方党政工作的老干部汪冰石等人根本无力控制局势。由于徐州是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煤炭生产基地，当地持续不断的派性斗争对国民经济构成严重威胁，因而在1975年春夏成为全面整顿的重点之一。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苏省委与铁道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徐州，采用铁腕手段重建秩序。两派的重要头头均遭受打压，少数人还被判刑入狱。长期在当地掌权的“支派”成为全面整顿的最大牺牲品，因而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和具体实施徐州整顿的省委主要领导人极为怨恨。
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全国范围的运动走势再次发生逆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各自为战的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造反派头头们联合起来，紧紧抓住所谓“苏州问题”和“徐州问题”向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发难，成为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主要动力。在“南京事件”被中央定性为“严重政治事件”后，他们又四处活动，积极收集和整理“南京事件”的材料，通过各种途径与当时把持中央大权的“四人帮”建立联系，希望将彭冲、许家屯打成“南京事件的黑后台”，进而推翻老干部们在当地的统治。
由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文革”后期当地派性斗争的发展脉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后期派性斗争与“文革”前期派性斗争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由于造反派头头们已经在1968年的“大联合”中融入了党政官僚体系，因而其后的地方派性斗争本质上是党政体制内的权力斗争。然而与“文革”前期派性斗争的相似之处是，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各方的派性身份、个人处境和政治抉择之间依然存在着十分清晰的内在关联。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老干部群体和原造反派头头们对1976年春天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微妙态度。1976年春爆发的自发群众运动，反映出广大民众在历经“文革”动乱后的幻灭与觉醒。他们固然对“文革”前的官僚政治体制心存不满，然而“文革”期间的种种亲身体验告诉他们，相比于官僚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而言，中央高层中少数极端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危害更大。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摆脱少数极端势力的控制，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背景下，这样的政治诉求只能以某种曲折的、象征性的方式――如不顾“四人帮”禁令自发“悼周”、扩散所谓“总理遗言”实为抵制“批邓”、公开批判《文汇报》、以及在中央“四一指示”后继续以“悼周”名义进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等――表达出来。
当时的省市委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历经磨难与沉浮，后来侥幸重返领导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广大底层民众的情绪与诉求感同身受，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心存同情，加上他们在1975年领导实施了当地的全面整顿，因而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态度消极。但这样的个人情感，并未阻止他们在中央对“南京事件”做出明确定性后，积极地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实施镇压与清查。
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表现激进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内心深处未必对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没有看法，未必对自发的群众运动没有同情，但为了改变自身的现实处境，他们不得不借助于新的政治运动，极力攀附当时大权在握的“四人帮”。他们积极介入“南京事件”的清查，不断向北京报送各种“黑材料”，但他们真正的政治对手，并不是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而是那些掌握地方党政大权的老干部们。无论是揭发批判“苏州问题”和“徐州问题”，还是高调鼓噪揪出“南京事件的黑后台”，都旨在抹黑当时的省市委领导人并将其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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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附件 答极左派
殷惟侯答极左派
最近，我收到几位极左派网友的来信，也看到不少网友转发的极左派文章。老实说，对极左派我内心是有亲近感的，他们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感情，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观点偏激，但立论基于事实，不像极右派，离开造谣、歪曲就狗屁不是。但是，极左派缺乏经验，看不懂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不明白自己的斗争会导致什么后果。
中国面临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阻扰改革，或被西方模式误导，改革进入歧途，使经济、社会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最终导致政局动荡，发生颜色革命，被迫下台；二是在内外反共敌对势力蛊惑、煽动和直接、间接的干涉、颠覆下出现当局无法控制的局面，在“无声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天下大乱。两者的结果都是国家解体，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可能彻底退出世界民族之林。
极左派对当局、包括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就事论事的看常常是很尖锐、深刻的。当局如果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对极左派的批评置若罔闻，甚至动不动就封网、屏蔽，结果只会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被动。而极左派如果只知道揭露、批判当局的失误和官员的丑陋，把发展、转型出现的问题一律看成阶级斗争，不顾一切的要求、号召弱势群体起来造反。结果使自己成为颠覆性的势力，就在客观上成了内外反共敌对势力的帮凶。
三年前我在《对时局的看法》中认为：“虽然极左派是爱国者，手中有一些真理，但是他们无视“文革不得人心”又没有海外和国内新富阶级的支持，在中国，极左派和极右派一样根本成不了气候。”
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我低估了弱势群体的力量和极左派跟他们的联系。如果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首脑，我一定想一切办法支持极左派，因为，如果要扳倒中国，最有力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得到多大好处的弱势群体，他们在两极分化面前对政府最不满，如果不能动员这一大群人，在中国要制造动乱几乎是不可能的。怎样动员弱势群体？靠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极右派是“叫狼去动员羊”，最能动员弱势群体的是举着毛泽东旗帜的极左派。支援极左派，万一他们上台不是对美国更麻烦吗？非也，中国已经多元化，中央情报局利用极左派动员弱势群体扳倒中国后，极左派不可能控制局面，即使建立了民主政体，极左派偶然上台，也很快就会下台。
极左派也不懂经济，不了解中国除了改革开放都是死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相对贫穷，省吃俭用、三代蜗居、凭票供应……，除了搞两弹一星、三线建设、工业化高积累和支援亚非拉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竞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那种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经济模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现在3个月完成的工程，文革前后要3年以上，结果中国人根本不敢面对世界。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极大的丰富，和台港澳老百姓生活水平远高于大陆的事实，无法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苏联东欧发生颜色革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如西欧，而不是因为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如果中国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网络时代来临就会天下大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共同致富的前提，大家齐头并进，缺乏竞争如何致富？出口导向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大规模出口开始时不能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和污染环境、外汇储备剧增、被迫购买美国国债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因此限制出口，进口也势必衰减，几千万人失业怎么办？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极左派对改革开放具体做法的批评许多是正确的，医改、房改、教改、下岗、双轨制、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青年失业、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失望、外资入侵经济命脉等等有的是试验失败，有的可以减轻阵痛，有的完全可以避免。特别是腐败失控，形成了权贵和豪强这样两个互相勾结的资产阶级，一旦他们通过掌控经济命脉发展到掌控国家政权，中国真的会资本主义复辟，走上被共济会玩弄于股掌之下的不归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弊病马克思讲得很清楚，邓小平的失误在于对权力缺乏监控。如果一开始就把纪委独立于同级党委，实行司法、新闻相对独立于地方权力，对县团级以上干部进行财产登记公示，不允许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个阶层，今天中国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即使发展、转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也不会那么难办。现在习近平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刀，李克强在经济基础领域开刀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危机的紧迫不允许再犯根本性错误。如果金融改革落入西方金融寡头的陷阱，如果土地流转变成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国有企业改制变成事实上的私有化使国家经济命脉被寡头控制，如果房市崩盘引起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如果因为气候变化发生大灾，粮食减产，国际粮价暴涨发生大饥荒，如果既得利益集团不肯让步使弱势群体利益不能迅速得到补救，在经济危机刺激下爆发动乱……。中国真的会像极左派预言的“十三亿旅鼠没命的向大海狂奔”了。
极左派断言中国现在是修正主义掌权，实行的是法西斯的一党专政，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全面复辟。这种偏激的武断结论全盘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必要和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无法解释美国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的分裂和颠覆活动，无法解释右派极右派对共产党和马列毛的疯狂攻击，无法解释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定的底线。邓小平不是赫鲁晓夫，否则，毛泽东肯定被清除出天安门广场，中国也不会有那么声势浩大的毛派，习近平也不可能肯定两个30年。中国出现了权贵和豪强这样两个反动阶级邓小平有责任，但不能断言国家政权在权贵资产阶级手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开创了中华复兴的新纪元，中国一天天在好起来，一旦中国梦真的实现，极左派何以自处？极左派把“习李新政”说成是麻痹人民的策略，证明他们为人民“鼓与呼”才是虚伪的，别有用心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惜和敌对势力勾结起来，颠覆国家政权。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天下大乱，最先没顶的是弱势群体，而那些权贵、豪强早就逃到国外去享清福了，那些贪官污吏再也不用担心“苍蝇老虎一起打”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搞社会主义？永远有争议。极左派的社会主义是王明、托洛茨基、朝鲜、甚至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必要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