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农业供给侧改革将推动工业和海南房地产用地供给的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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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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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明确了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意见》提出,要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有效解决市场化形势下农民卖粮问题、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为重点,大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推动粮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为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夯实产业基础。《意见》明确,到2020年,初步建成适应我国国情和粮情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全国粮食优质品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粮食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88%,主食品工业化率提高到25%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粮食企业数量达到50个以上,大型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粮食产业集群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和粮食质量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意见》明确了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重点任务。一是培育壮大粮食产业主体,增强粮食企业发展活力,培育壮大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二是创新粮食产业发展方式,促进全产业链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发展粮食循环经济,积极发展新业态,发挥品牌引领作用。三是加快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大力促进主食产业化,加快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与转化,统筹利用粮食仓储设施资源。四是强化粮食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加快推动粮食科技创新突破,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促进粮油机械制造自主创新,健全人才保障机制。五是夯实粮食产业发展基础,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完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意见》强调,要加大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财税扶持力度,健全金融保险支持政策,落实用地用电等优惠政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推进本地区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划或方案,加大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实绩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中的权重。粮食部门负责协调推进粮食产业发展有关工作,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加强粮食产业经济运行监测。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强化对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发挥财政投入的引导作用。
(原标题: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本文来源:中安在线-安徽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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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两大问题
本文来源于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财经》年会。我讲的题目是&关于推进农业的供给侧改革&。
一是为什么要推进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农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长到去年的12429亿斤,平均每年增产粮食318亿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很多人已经关注到,最近几年我们的粮食生产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粮食产量每年都在增长,另一方面进口的粮食每年在增加,此外,库存的粮食也在急剧增加,这显然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国内粮食生产的品种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结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大豆需求急剧增长。但与此同时,国内的大豆产量却在逐步下降,于是造成了大豆进口需求的快速增加。去年的粮食总产量12429亿斤,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大概离国内的总需求还缺500亿斤左右。因此,适当的进口粮食是必要的,但缺口只有500亿斤左右,实际上的进口却达到了近2500亿斤。为什么要多进口近2000亿斤粮食?因为国内缺的是大豆,增产最多的却是玉米,因此只能大规模进口大豆,去年进口大豆占到了进口粮食的近2/3,达到8200万吨。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内其他粮食增长再多也弥补不了大豆的缺口,所以结构需要调整。
第二,整体上看,中国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在价格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出现了能生产出来却未必能卖得出去的现象。小麦、大米、玉米的国内平均价格要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出30%&5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很复杂,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相对人口来说相当稀缺,农业成本相对比其他国家高一些,但更有近些年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的背景因素。从这几年的情况看,造成中国粮价高于国际市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没有能管控好要素价格,包括资金价格、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甚至出现高于GDP增长的幅度,这必然反映在农业中,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迫使政府不得不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从2004年开始实行,但当时制定的最低价是略低于市场价的,对农民起到了一个心理上的托底作用。政策实行之后,最初四年托底收购政策在实践中并没有实行,因为不需要实行。但到了2008年以后,农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太快,如果不对农民的收益进行适当补偿,农民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所以,2008年以后,最低收购价格才逐年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很明显。例如2007年,小麦价格0.72元每斤,但到2014年最低收购价提高到了1.18元每斤,从2008年到2014年的7年时间里,小麦价格大约上涨了60%多,籼稻的价格上涨了90%,粳稻的价格上涨了100%以上。这样快速的价格上涨,和国际市场相比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差距。
二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政府,只要有能力几乎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刺激性的金融政策,为了挽救经济投入大量资金,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就已经预测到,一定会出现后期的通货膨胀现象,果然到年全球出现通胀。但这一轮通胀的出现并没有拉动经济的回升,需求反而下降,所以2012年开始出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包括粮食。粮价在2011年国际市场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此后就迅速下降,特别是2012年到2015年之间,国际市场的粮价下跌非常明显。按美元计价,国际市场的小麦和大米的价格下跌了1/3左右,玉米的价格下跌了45%左右,大豆的价格下跌了40%。如果没有国际市场粮价的下跌,现在中国国内的粮价跟国际市场差不了太多,但问题是中国的粮价在上涨,全球的粮价在下跌,于是出现了中国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30%&50%的局面。
三是由于全球能源价格的暴跌,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它直接影响了粮食作为大宗商品在贸易中的海运价格。今天(11月18日)早晨原油的价格每桶45美元,十几年前原油价格最高时曾经达到每桶140多美元,现在的原油价格只相当于十多年前的三分之一,导致目前的海运价格也只相当于十多年前的三分之一。
四是人民币汇率的坚挺,最近几个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下降,但从2005年算起,人民币兑美元还是上涨了20%多。由于国际市场的粮食贸易都是按美元计价的,运抵中国再折算成人民币以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粮食价格就相对便宜了。
这些情况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到底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现象,到底对今后中国粮食价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需要去研究。但是,中国粮食生产中,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应的问题,总体上成本过高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不改变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产得出来卖不出去的现象。正因如此,中央才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二是如何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多种一点什么、少种一点什么的问题,而在于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整个过程中的科技含量,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提高价格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我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是两点,一是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二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如何切实推进农业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近两年,改革已经在逐步推进。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之后,迅速研究了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和补贴问题,从2014年年初,国务院在新疆推进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在东北推进了大豆目标价格的改革。2015年夏天,国务院在长江中下游推进了油菜籽的价格改革。2015年9月又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推进了玉米临时收储价格的改革,把东北和内蒙古四省区的玉米临储价格从2014年的每斤1.12元,降到了2015年的每斤1元钱。但这仍然不行,因为进口玉米的到岸完税成本价每斤不超过0.8元。
因此,2016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对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玉米实行重大的改革措施,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两句话: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政策出台之后,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突出的表现是东北地区的玉米播种面积,今年和去年相比减少了2300万亩,相当于减少了10.5%。目前已经进入东北和内蒙古的玉米收购季节,由于价格是市场决定的,它迅速回归到供求的平衡点上。从这几天的情况看,辽宁省的玉米收购价大概在每斤0.75元到0.8元之间,吉林省的玉米收购价大概在每斤0.75元左右,黑龙江和内蒙古大概在每斤0.6-0.7元之间,按照这个价格再运到关内,基本上可以和到岸玉米完税成本价格相当,也就是说运用市场的力量,可以把不必要进口的玉米挡在国门之外。同时,国家又另行对生产玉米的农民进行补贴,辽宁和吉林的补贴基本到位,黑龙江和内蒙古补贴的金额已经分配到各县市,下一步是直接到农民手里。从这个角度看,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关键一举,就是必须让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步在玉米方面能做到,我想在其他大宗农产品方面也应该能够逐步做到。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必须加快农业科技的进步,这一点不言自明。举一个例子,比如大豆,去年进口粮食中2/3左右是大豆,全世界出口的大豆中,2/3都到了中国。中国是大豆的故乡,现在大豆的产量已经降到了世界第四。巴西、美国、阿根廷都比中国多。什么原因?也很复杂。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大豆生产的科技投入不够,大豆的整个生产过程科技含量不足。48年前,我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兵团种地,也种过大豆。那时候大豆的亩产大概是210斤左右,国家1956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大豆的亩产应该达到260斤,60年过去了,这个目标到现在还没实现,大豆的平均亩产全国不到250斤。同样是纲要的规定,对其他粮食来说,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要达到500斤,长江以南地区粮食要达到800斤,这些目标现在已经全部超额完成。如果大豆平均亩产250斤,国家在东北地区的大豆目标价格每斤2.4元,一亩大豆的毛收入就是600;但玉米亩产可以达到1200斤,按去年的临时收储价每斤1元,就是大豆亩毛收入的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不可能去种大豆。
问题在于能不能进一步提高大豆的目标价格?恐怕不能。因为现在进口大豆的到岸完税成本价每吨不超过3500元,即每斤1.75元。现在全世界的大豆平均产量每亩达到370斤,比我们高出120多斤,从这个角度看,大豆的根本问题是科技问题。对于其他竞争力不够的农产品来说,同样也是科技问题,所以,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才能使我们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推进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对中国来说,分散、粗放的经营方式,是导致生产成本高、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但改变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中国的农民数量太大,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去年年底有六亿零三百万,中国要推进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一蹴而就的过程。总书记在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曾经讲过,&关于人口的城镇化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这确实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的。
扩大农业的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近几年在有关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关于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新的制度创新,农村土地的流转速度比较快。目前中国农村有两亿三千万农户承包了集体土地,其中大概有6700万农户已或多或少的流转了自己的承包地,整个农村土地流转的总面积已经占到了承包地总面积的1/3。
目前,流转虽然在正常进行,但其速度取决于农民转移的速度。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了1%以下,去年全年仅增长了0.4%,增加了63万人。今年1&9月增加了0.5%,增加了80多万人。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转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是因为这种转移并不取决于农民,而是城市和非农产业到底能够给农民提供多少新的就业机会。这是我们的现实,但不能用行政命令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让少数人种地,这样虽然种地的效率高了,但引出的社会问题会很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中央明确提出,农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流转土地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农民自己已经探索和创造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比如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托管、土地代耕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为创新农业的经营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比如,1%的农户购买了收割机,通过农户之间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更多的农民提供了机械化服务,带动实现了冬小麦的机械化收割达到了95%以上。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规模经营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意义。前两天农业部公布了一个数字,我国经营土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350万户,而这些经营主体经营着的农地达到了3.5亿亩,平均每个规模经营主体经营的土地就是100亩。这100亩对中国来说确实是规模经营,因为要把十几户农户的土地集中于一个农户,并不容易做到。但与新大陆国家相比,这样的规模经营面积仍然太小。
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二百亩的规模并不能够运用最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装备。但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农业机具都在我们的田野上使用,因为购买了现代机械的农户不只是为了种自己承包的土地,而是在为几十户、上百户,乃至上千户农民提供服务。
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小块土地上,特别是在粮棉油等大宗作物的生产上,每户虽然承包的土地不多,但进行一定的基础改造之后,使耕地相对集中连片,绝大多数农户都可以使用上最先进的机械。从这一点出发,规模经营需要有至少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扩大每一个农业经营主体土地经营的规模。第二可以扩大农业服务产品的范围,让服务主体为更多的农户提供服务,以此来弥补土地规模的不足。这几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走出一条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四,要改进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中国作为WTO的成员之一,对农业的补贴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财力,而且要服从于WTO的规则,从目前的补贴状况来看,我们对有些产品的补贴已经超过了对WTO的承诺,比如棉花和蔗糖。有些产品,如三大谷物,按照WTO的规则,现行的补贴办法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在这样的基础上,必须抓紧研究怎么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补贴制度。
WTO规则下对农业的补贴有三个大的方向:一是补贴进入农业生产成本,但它会扭曲价格和贸易,一些产品如小麦、大米、玉米,补贴不能超过这个产品本身产值的8.5%。而第二、第三类补贴,不会扭曲价格,也不会扭曲贸易。举个例子说明,补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价就是进入成本的补贴。如果国家支持农业的水利建设,这个资金就被划归为绿箱补贴,而绿箱的补贴是不受限制的。所以,我们要研究怎么把补贴转到绿箱中去。还有蓝箱补贴,当农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时候,能不能通过给农民一定补贴的方式,鼓励他们对土地实行休耕。轮作休耕的补贴,也同样是不受黄箱政策限制的。中国真正对农业进行补贴才十来年的时间,因此缺乏经验,在这方面应该向发达的农业国家学习,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通过这些方面的共同努力,让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创新农业的经营体系,以及完善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就一定可以使中国的农业逐步走出目前的困境,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王波明:在过去几十年,陈主任是严格不能突破土地红线的主张者,我听了很多做农业的朋友讲,这么多年中国的土地均在使用化肥,需要一段时间生息。现在农业安全、粮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现在不能考虑用进口粮食做替代?比如我参与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会议,澳大利亚有大片的土地,其生产的粮食可以为中国提供替代,这样可以让中国部分土地休耕,以恢复土地的肥沃度,对这一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锡文:有很多人经常这么提,但我们去年进口的粮食近12500万吨,这个数量占我们粮食总产量的20%,所以不能说我们拒绝进口,进口的数量已经相当大。其中我们进口了全球大豆出口量的64%,全球的谷物市场出口量的13%到14%。
现在还能不能增加进口量?要研究的问题是,过去有些人认为,我们限制进口,是为了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其实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数量上已经不是大的问题,现在的缺口最多为500亿斤。目前的粮食安全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中国农业的产业安全,中国农民的生计安全。
进一步扩大进口,意味着中国的农业要衰弱、要削减,如果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中国农业或许就会出现产业危机。另外,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不让中国农民种粮,让他们干什么,他们的收入靠什么,这些问题都属于政治层面的,关系到国家的整体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
从技术层面来讲,有一些问题也是绕不开的。刚刚讲到中国加入WTO,作为WTO成员,应该开放自己的各类市场,其中包括农产品市场,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也承诺要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开放,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对自己的农产品市场进行保护,原因就是这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农民的生计安全。
现在我们在开放市场和保护国内农业方面求得了一个平衡点,这是WTO规则所允许和承认的。我们对国际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市场的开放是有限度的。WTO允许中国实行进口粮食的关税配额制度,每年进口多少粮食是有配额的,配额之内的进口是实行低关税的。中国在WTO谈判中争取到的条件是每年的小麦进口关税配额是963.6万吨,玉米的关税配额是720万吨,大米的关税配额是532万吨。如果进口的这三类粮食没有超过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中国政府将对它实行象征性的低到1%的关税。这是我们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比较的的主要参照系。
但如果进口的粮食超过了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数量,如果外商愿意当然仍可继续向中国出口,进口超过关税配额的粮食要征收65%的关税,这是WTO规则所允许的。我们的粮食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30%&50%,并没有达到65%,因此,超配额进口的粮食就会比我国的粮价贵。要想进一步多进口粮食,首先面对的即是关税配额问题。除非我国主动废除关税配额制度或大幅度提高进口的关税配额数量,否则,超配额的粮食是进不来的。但如果这样做,就使技术问题又变成了政治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会充分利用国际上的资源和市场,来改善国内的农业结构和国民的饮食结构。但是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自己农业的产业安全和自己农民的生计安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才提出了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基本满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决策。尤其对作为中国人主粮的小麦和大米,要做到绝对安全,即自给的保障率要达到95%,而对于玉米、大豆、油料、棉花等等,可以放得更开一些,实际上现在这些产品的进口已经放得很开,大豆的进口量已经占到了国内需求的87%。
《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主办,于11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
(编辑:songsh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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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在上周五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2016年和“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工作指路。(12月28日《上海证券报》)
  在农业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更为重大。首先,农业涉及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特别是饮食安全和饮食质量的提升。其次,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从农业社会逐渐转向工业社会,农民目前还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农业供给侧改革,可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农村发展,农民收入提升,是我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
  如何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关键。什么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简单理解就是将农业这一第一产业和农业加工制造的第二产业、围绕加工制造产品销售服务的第三产业结合起来,相互融合发展。换句话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是说农村要把农产品加工成工业品卖出去,实现农民的增收的同时,也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成本,调动农业发展积极性,实现惠及整个社会的目的。在12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4条具体措施,主要涉及融资、互联网+、人才支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政策扶持等。特别是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享受财政投入或政策支持的承包经营者要采取“保底+分红”等方式,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等。这些政策如果落实到位,对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意义更加重大,
  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上个世纪90年代,针对日本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流出农村之外,制约农民增收的问题,提出了“第六产业”,由于1、2、3之和与之积都等于6,所以命名为“第六产业”。第六产业主要强调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基于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范围拓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整合和链接。2008年12月,日本民主党在其内阁会议中提出《农山渔村第六产业发展目标》,将其作为农林水产大纲。次年11月,日本农林水产省专门制定了《六次产业化白皮书》。日本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的战略核心是“地产地销”模式,即本地加工本地的原材料,由本地人民消费;或者本地将农业原材料加工成产成品销售出去。由此衍生出三种形式,一是产地加工型,即利用本地农产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二是产地直销型,即由产地生产组织自行建立直销店,培育自产农产品的特色和自有品牌;三是旅游消费型,即发展乡村旅游、城市人进入农村消费等。
  我国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由于国情和发展水平与日本不同,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模式,比如我国产业结构划分和粮食产区的分布等,完全推进“地产地销”(本地产本地消费)模式并不符合实际,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并不能完全消化本地的产能,需要“输出去”解决产能过剩。但是,要借鉴日本第六产业发展的精神核心,就是推动三种方式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将农产品通过加工业制成本地特色和高质量的产品卖出去应该是核心的核心,需要我们“消化融合”,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推进发展。
  文/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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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真正地推进生态的改革,全球性的,包括我们国内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中国增加了会费,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就会扩大。其实这要取决于我们在人和事两方面能否有所作为,即联合国机构中中国籍职员特别是担任中高级职位的数量和我们设置议程的能力。
但是我还是要严肃地说一句:城管局长就是死一百次,也换不回遇难者的生命。你城管局长死不死或许事关官场“稳定”,但真的不关遇难者家属屁事,他们只要亲人能够找回来、活过来。
苍蝇老虎,贫富差距,美俄争霸,东洋蠢动,南海不靖,西方狼子野心,中东纷纷扰扰,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小康社会还木有全面建成。何以解忧?唯有伟人——怀念伟人,可以让无力者有力,可以让懦弱者前行,可以让熟睡者做梦,多好。以精准扶贫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
日 17:30:5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汪三贵
中央“一号文件”近日印发,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今年“三农”工作的主线,意在通过全方位的改革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结构的优化调整。改革的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有效供给,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质量,满足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满足对农业观光休闲等服务性需求,满足对青山绿水的生态化绿色化需求。
产业精准扶贫是脱贫攻坚的主要方式,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着眼现实,贫困地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是贫困地区地理条件差异大,资源类型丰富,小规模的特色产品较多,适合发展区域性的特色产业。二是由于工业生产不发达和农业生产方式落后,贫困地区总体上污染程度较低,具有发展绿色和有机生产的巨大潜力。三是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不少地区生态环境好,绿水青山多,具有发展休闲、养生和观光的良好条件。四是城镇化的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安全和高品质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休闲旅游的需要也越来越多,这是贫困地区发展高质量特色产业的市场基础。
从我国当前的农业供给侧看,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生产技术水平总体较低,生产效率不高。缺乏对小规模特色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也缺乏有效的技术服务体系,从而导致生产能力和技术标准难以提升。二是组织化程度低,缺乏根据资源条件进行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的能力。贫困地区缺乏新型经营主体,农户过于分散,生产规模小,难以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形成适度的市场规模。三是市场能力低。贫困农户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把握能力,产品没有品牌,尽管绿色无污染,但消费者的认可度低,导致附加价值低。四是基础设施落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高品质农产品生产的需要,也难以抵御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
做好产业精准扶贫并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加大贫困地区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首先是完善产业规划和布局,根据各地的资源条件和比较优势差异化发展特色产品,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和增强抗风险能力。其次是大力培育有竞争力的新型市场主体,让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主导特色产业发展。与此同时,要在硬件和软件上齐发力,在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创新互联网扶贫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效探索,把贫困地区的发展潜力激发出来,风险和成本减低下去,使特色产业发展的成果能更多惠及贫困家庭,保证脱贫攻坚战任务顺利完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教授)
( 网站编辑:刘小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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