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科普|癌症晚期有救了！国产抗癌药来了 比美国便宜10倍！
　　从上世纪20年代第一支胰岛素的发明，到如今肿瘤治疗领域的明星产品PD1单抗，生物药已经惠及了成千上万的患者。2016年全球销售额前十名的药物中，有8种为生物药。近年来，我国生物制药行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有越来越多的生物药成功上市或者进入临床阶段。这些国产生物药正在给越来越多的患者带去希望。 　　　国产抗癌新药陆续上市 病人买得起而且治得好& 　　孙先生今年28岁，家住上海。3年前，一向健康活泼的他突然觉得身体背部僵硬，无法自由活动。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上班族亚健康症状，没想到此后病情一年比一年严重，最终严重影响到了孙先生的日常生活。 　　孙先生：看电脑看一个小时，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是人站不直就是弯着的，然后大概要过个十几二十分钟人才能站直。 　　意识到情况严重后，孙先生先后辗转了几家医院，最终在今年4月份确诊自己不幸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 　　记者：当时你有听过这个病吗？ 　　患者 孙先生：听过，周杰伦得过这个病，知道蛮严重的。
　　强直性脊柱炎是以脊柱为主要病变部位的慢性病，疾病发生的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幸运的是，这一疾病已经有了可供治疗的药物，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一款生物制剂药&&修美乐。作为连续五年全球销售额第一的药物， 2016年修美乐全球销售额达到160亿美元，被誉为全球药王。 　　不过作为一种慢性病，孙先生需要长期用药，以修美乐为例，平均每月要注射两针，每针的费用大约在8000元。算下来一年的费用将近20万元。这已经超出了28岁的孙先生能够承受的范围。 　　在医生的建议下，两个月前，孙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市长征医院进行的一项临床试验，患者随机分组，分别被注射修美乐和由国内公司研发的修美乐生物类似药中的一种，从而比较两种药的治疗效果。 　　按照双盲试验的规定，孙先生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注射的哪一种药。不过当注射完第一针之后的两三个小时，就变得非常轻松。这个临床试验一共包含12针，每两周注射一针，目前孙先生已经注射了4针，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在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307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办公室里，徐建明主任正在检查一种抗癌药物PD-1单抗的临床试验效果。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307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 徐建明：从今年1月份用到今年5月份这个肿瘤就小了，这个就跟这个比缩小，然后到现在就继续在缩小。 　　徐建明主任告诉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目前在他这个科室里，大约有六分之一的消化肿瘤患者正在接受PD-1单抗药物的临床试验，这些癌症病人目前大多都无法通过手术、化疗等传统手段进行治疗，癌症在他们的身上已经真正成为了绝症，医院里进行临床试验的这种PD-1单抗药物就是这些几乎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现在唯一的希望。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国，如肺癌、黑色素瘤等，使用PD-1药物进行治疗，一年的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金。目前在徐建明主任这里开展临床试验的国产PD-1药物，未来如果成功上市，一年的治疗费用有望从上百万减少到十万左右。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中国患者能够接受这一最新抗癌药物的治疗。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全国建院最早的西医综合性百年老院，也是上海最大的三甲综合性医院。孙晓东，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底科主任，在眼科工作已经20多年。孙主任告诉记者，自己在刚从事这份工作时，最痛苦的就是对于一些常见的眼底病，作为医生却无法帮助患者，就像黄斑变性，只能眼睁睁等待失明。 　　黄斑变性是一种常见的眼底病，以其中的老年黄斑变性为例，过去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这种疾病曾经被认为是&不死的绝症&。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也较快，我国老年黄斑变性患者数量庞大。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底科主任 孙晓东：像老年黄斑变性在55岁以上的人群 它的患病率是15.5%，到了65岁基本上就达到了26%左右，如果到了75岁，它已经达到了36%，所以它的患病人群你可以推想一下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由于无药可用，面对每年寻求他帮助的这些患者，孙晓东的内心感到十分沮丧。2005年，事情出现了转机。美国一名教授最先发现了雷珠单抗这一生物药能够治疗黄斑变性。2006年，孙晓东在赴美期间亲眼见证了生物药给眼底病患者带来的希望。 　　孙晓东：就是抗-VEGF治疗老年性，新生血管性的黄斑变性，被列为世界十大科学突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我印象当中，在我们医学史上，或者在眼科史上肯定是零。
　　兴奋的孙晓东第一时间想要让中国的患者也能够用上这一生物药。不过当时高昂的价格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孙晓东：它的一次治疗大概是9800，然后一般按照说明书的话是每个月治疗，那也就是一年12次，那我们就差不多是11万。 　　2014年，国内一款名为康柏西普的生物药成功上市，改变了这一现状。不仅疗效可以匹敌国外同类药物，每年的治疗费用也由过去的十万元左右降低到三万元左右，每年大概有6000多名患者能够接受这样的治疗。 　　从全球药王修美乐，到全球抗癌领域的热门靶点PD-1单抗，再到异军突起的康柏西普，这些国内外市场的明星药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大分子抗体类生物药的一员。所谓大分子抗体类生物药，是指采用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等手段研发制造，区别于小分子类化学药的一种生物药。广泛应用于癌症、自身免疫疾病等治疗领域。2016年，全球销售额前十的药物中，有8种为生物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沈竞康：那抗体的话它比我们的化学药物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专一性强，所以它一旦有一个靶点被验证，能够有效治疗一个疾病的时候，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讲小分子存在的那种因为不专一造成的副作用它会比较小。
　　医药科学家争相回国创业 中国药参与全球竞争
　　新药，生物药，百姓用得起的药，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苏州工业园区里，有这样一家公司，它的创始人为康柏西普发明人，研发团队里有全球药王修美乐的一名核心研发人员，正在研发的PD1单抗药物卖给了全球500强药企，成为第一次卖出了国际价格的中国造生物药。
　　眼前的这个仓库是信达公司价值最高的一个仓库，里面存放着进入临床阶段的各类药品。目前信达已经有4个产品进入临床三期研究，其中就包括在上海市长征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的修美乐类似药，和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的PD-1单抗，编号分别为IBI303和IBI308。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俞德超告诉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在几种正在开展临床实验药当中，可能第一款信达上市的是PD-1，他希望最好是明年底后年初这款药就能够上市。 　　根据国际经验，通常一款生物药从研发到成功上市平均需要十年的时间，而俞德超则希望将这个时间缩短到七八年。这一中国速度不仅是为了让国内患者能够早日以更低的价格用上高质量的生物药，也能够早日给企业研发新药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俞德超：一个临床实验下来都是几亿。很多中国生物制药为什么以前发展那么慢，挣钱的机会太多了，你买个房子，那个楼买来过两天就涨了，你这个的话算下来七到八年时间，你砸进去还不一定砸得出来，说的这个好听一点，还得要有情怀。
　　1989年，俞德超成功考取了中科院分子遗传学专业博士生，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药物化学专业研究。当时正是美国生物制药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这让俞德超第一时间接触到世界生物制药最前沿的研发工作，也让他深切地体会到研发一种大分子抗体类生物药的难度。 　　俞德超：化学药是一辆自行车的话，那单克隆抗体就相当于我们的波音777飞机。找这样一个抗体的话，你要在10亿，甚至于100亿的一个抗体库里面，通过一种方法一步一步去筛出来的。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俞德超在美国的研究事业顺风顺水。他在1997年加入美国的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在2年的时间里，他从实验室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一路升到了公司负责研发的副总裁。但是当俞德超每次在美国与家乡的亲友通话，听到一些亲友因为某些疾病去世的消息时，一流生物药中国造这个愿望，始终是他内心最大的心结。 　　二十年前，俞德超的母亲查出胃癌，他一方面从美国给母亲带回最新的药物，一方面积极配合国内医生的治疗。最终母亲不仅痊愈，二十年过去了，如今95岁依然耳聪目明。这更加坚定了俞德超坚守生物药行业的决心。 　　2006年，俞德超回到国内开始了生物创新药的研发工作，先后发明了安柯瑞和康柏西普。成为国内唯一一位发明了两个国家1类新药并成功上市的科学家。其中安柯瑞是全球第一个上市的抗肿瘤病毒类药物，开创了人类利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康柏西普则直接惠及了成千上万的国内眼底病患者。俞德超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康柏西普临床试验成功时的场景。
　　俞德超：头一天这个病人用了这个药，第二天他这个眼睛就能够看到，（医生）跟我讲了病人那种激动的心情，我至今今天都还记得。 　　2011年，俞德超来到苏州创办了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为了早日开发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俞德超也在全球寻找与自己有着相同梦想的杰出人才，这其中包括孙左宇，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博士，在美国工作期间，是全球药王修美乐研发团队核心负责人之一，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尊称为药后。 　　孙左宇1996年加入修美乐研发团队，参与了包括修美乐在内的多个生物药的开发与生产。尽管在美国已经获得了大部分生物药研发人员难以奢望的成功，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大洋彼岸的故乡，希望能照顾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左宇通过朋友介绍来到了信达，见到了创业初期的俞德超。一个多小时的对话，双方一拍即合。这一年的10月份，孙左宇正式加入信达，负责整个质量系统。
　　信达生物制药的副总裁布莱克2005年的时候在一家知名的美国药企负责中国市场。2012年到2015年期间和俞德超团队进行合作的时候，发现他们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有四个产品进入临床三期，这种研发速度与能力给布莱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6年，布莱克所在的母公司进行业务调整，布莱克不再负责中国市场，这意味着他此前积累的十年中国市场经验有可能付诸东流。而在中国开展商务合作的十年也让他看好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前景。为此他主动找到俞德超，希望加入信达团队，他认为中国是全世界生物制药行业发展最快的地方。 　　眼前的这栋建筑是信达公司今年6月份刚投入使用的动物实验室。作为这个动物实验室的负责人，陈炳良博士被戏称为&老鼠军总司令&，眼前的这一只只老鼠就是这个总司令最为宝贵的财富。 　　上世纪90年代陈炳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便一直从事生物医药相关的工作，2001年以后开始专门从事动物实验，与各种实验小鼠打交道，如今已经有15年的历史。2016年，陈炳良博士加入了信达，开始负责组建信达自己的动物实验模型。在信达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让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国内生物制药行业的研发速度。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新药研究部首席科学家 陈炳良：压力相当大， 压力不是一点，我告诉你一个数字，BMS（百时美施贵宝）这个PD-1药物从开始做动物模型到上市，一共是花了九年，我做了64个实验，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80个实验了，就是一年半时间。
　　2015年，凭着过硬的技术，中国的信达生物与拥有140多年药品生产历史的美国礼来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信达生物将获得礼来总额超过3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所谓里程碑付款，就是未来根据信达研发进程分期付款。这是中国制药企业第一次与全球500强企业在高端生物药研发、注册、生产到销售达成全面合作，这也意味着中国高端生物药今后有望走出国门，惠及全球患者。 　　俞德超：中国到今天为止，生物药出口是零，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不单药物开发的质量达不到国际标准，中国生产这个药的厂房也达不到国际标准。让中国百姓用上高质量的生物药，还有机会可能到国外市场去竞争。这就是信达我们成立之初定下来想做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战略。 　　要想参与全球竞争，除了高质量，还必须要有原创的发明。目前信达团队也在提高生物药有效性上、联合用药和精准医疗等前沿领域进行探索。
& & 　生物制药：正在到来的春天
　　采访中俞德超告诉记者，现在是做中国生物药最好的时代。6月14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成为其全球第8个监管机构成员。这意味着国外生产的新药有望同步进入中国市场，这不仅可以让中国患者第一时间用到全球最新的药物，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生产的药品走向国际。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只有勇于接受挑战，敢于创新，才能够真正参与到全球竞争。我们希望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春天能够早一天来到，中国制造的高质量生物药能够早一天惠及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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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投资者想要用资本+机器学习技术治疗癌症
原标题：这位投资者想要用资本+机器学习技术治疗癌症据国外媒体报道，自2015年以来，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的普通合伙人维杰·潘德（Vijay Pande）一直致力于为计算医疗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利用基因组学数据开发抗衰老药物的BioAge实验室，以及与疾病作斗争的编程技术公司Asimov。潘德坚信，雄厚的资本加上计算能力的提升能够带来医疗技术方面的新突破。潘德的第一个投资之一就是Fronome公司。该公司用机器学习技术读取免疫系统发送的信号来帮助检测早期癌症。如果研发成功，该技术可以为病人带来更廉价，侵入性更少的治疗方法。Fronome联合创始人加布里埃尔·奥特（Gabriel Otte）表示：“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率先资助了这种项目，投资者为生物技术与机器学习相结合的项目提供资金。“如果没有这个结合，Freenome就不会存在。”据悉，作为一个科学界的博物学家，潘德喜欢探索尖端技术，往往会用质疑的眼光看待医疗健康领域的进步。潘德曾在1988年的西屋科学人才搜索大赛中进入决赛，他的计算机模拟了战略防御计划的反导系统。SDI主任詹姆斯·亚伯拉罕森中将曾邀请当时17岁的潘德来到五角大楼讨论他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导致系统激光器不起作用。多年来，潘德在斯坦福大学教授计算机科学，生物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2014年，他被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投资公司聘请为做客教授。一年之内，潘德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投资者可以培养多家公司，于是便全职工作。他坚信机器学习在医学领域会带来颠覆性创新，这也遭到一些投资者同事的怀疑。潘德说：“显而易见之前电脑已经成为了各个领域的救世主。”也有不少风险投资公司资助了计算密集型的生物技术方法，其中包括Charles River Ventures，Founders Fund以及GV。诸如Freenome等公司的研究重点是生物技术领域从治疗学到诊断学的广泛转变。到目前为止，潘德所投资的公司在资本市场还没有什么表现：没有一家IPO或被收购。但他对次没有遗憾。他说：“我所做的规模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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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之家要闻中国可造世界最新抗癌药 一年治疗费用不超10万|民生|医学|癌症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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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癌症新发病人数达429万，死亡人数达281万。目前，癌症已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大死亡原因。随着科技的发展，近年来许多新的癌症治疗药物不断涌现。特别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科研企业加大了抗癌药物的自主研发力度，一些具备国际最新科技水平的抗癌新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0万美元一年的自费治疗将有国产药 我国癌症患者有了新希望
　　在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307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办公室里，徐建明主任正在检查一种抗癌药物PD-1单抗的一期临床试验效果。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307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徐建明：这个淋巴结你看这么大，这个最短径是1.2公分，最长径是1.9公分，原来的最短径是3.0公分，最长径是3.9公分，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一个病人。
　　徐建明主任告诉央视财经记者，目前在他这个科室里，大约有六分之一的消化肿瘤患者正在接受PD-1单抗药物的临床试验，这些癌症病人目前大多都无法通过手术、化疗等传统手段进行治疗，癌症在他们的身上已经真正成为了绝症，医院里进行临床试验的这种PD-1单抗药物就是这些几乎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现在唯一的希望。
　　所谓的PD-1，是肿瘤免疫治疗的一个热门靶点，而PD-1单抗药物就是通过与人体内的PD-1结合，激发和增强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从而抑制肿瘤生长甚至消灭癌细胞。
　　PD-1在美国的临床研究已经有10年的历史，2014年，美国FDA先后批准两种PD-1单抗上市。目前抗癌新药PD-1单抗已经在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膀胱癌等多个癌症显示疗效，全世界已经有超过50万人接受治疗。
　　根据目前的临床试验，PD-1单抗能控制 50%的皮肤癌病人的癌症进展，治愈10%左右的皮肤癌病人；对于顽固的非小细胞肺癌，也能对24%的病人起到控制效果。目前，针对胃癌，乳腺癌，血癌，头颈癌、肠癌和脑瘤等癌症的临床疗效也正在临床试验之中。
　　虽然这一抗癌新药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要想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抗癌药PD-1单抗，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高昂的价格。在美国，这一治疗费用每年约为20万美元。其次这一抗癌新药在不同个体间疗效会有差异，其副作用也需要结合临床研究来判断。然而在中国，目前医院里癌症治疗主要依托化疗等传统疗法，中国大多数医生几乎从没接触过这一新药，而绝大部分的癌症患者，更是无从知晓。
　　徐建明主任所在的医院，已经是国内医疗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的医疗机构，谈及过去多年的癌症治疗工作，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抗癌药物少，而在今天，随着国产的PD-1单抗药物进入临床试验，他告诉央视财经记者，这让他看到了抗癌的一个新武器。
　　徐建明：肝癌的中位的生存期一般来说可能就是，说不能手术的病人可能一般来说可能就10个月左右。那么就是你如果有了这个药以后，也许它的生存期就会得到明显延长。
　　被全球医疗界看做明星抗药药物的PD-1单抗，开始有了中国制造，这让徐建明这样的主治医生，看到了更多抗癌的希望，而这一让人振奋的医疗创新，又是谁在进行攻关呢？
　　在苏州，央视财经记者见到了俞德超，江苏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就是他领导的这家公司，研发出了世界级水平的PD-1单抗药物，目前正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307医院紧张的开展临床试验。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德超：化学药是一辆自行车的话，那单克隆抗体就相当于我们的波音777飞机、波音747飞机。
　　虽然比喻起来很轻松，但为了生产出这架生物药中的747飞机，俞德超已经整整研究了20多年。
　　1989年，俞德超成功考取了中科院分子遗传学专业博士生，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药物化学专业研究。当时正是美国生物制药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这让俞德超第一时间接触到世界生物制药最前沿的研发工作，但也让他深切地体会到研发一种单抗新药的难度。
　　俞德超：找这样一个抗体的话，你要在10亿，甚至于100亿的一个抗体库里面，通过一种方法一步一步去筛出来的。做成一个单克隆抗体成药，我们初步估计一下至少有1000步，这1000步每一步都可能出差错的。
　　俞德超告诉记者，生物制剂类的抗癌药物不仅研发困难，制造起来更为复杂。凭借着过人的才智，俞德超在美国的研究事业顺风顺水。20年的时间里，他从实验室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一路升到了公司负责研发的副总裁。但是当俞德超每次在美国与家乡的亲友通话，听到一些亲友因为某些疾病去世的消息时，抗癌药物中国造这个愿望，始终是他内心最大的心结。
　　俞德超：我就觉得很多在美国能治的很多病在国内没有药。
　　2006年，俞德超回到国内开始了抗癌药物的研发及创业， 2011年，俞德超创办了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开始专注于最前沿的单抗的研发。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国，如肺癌、黑色素瘤等，使用PD-1药物进行治疗，一年的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金。
　　在我国，进口的PD-1药物是自费使用的，20万美金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为140万，这是普通癌症患者无法承担的一个治疗费用。这也意味着世界最新的抗癌药物，几乎和中国癌症患者无缘。让中国的癌症患者以能够承受的价格，享受世界最先进的抗癌药物，这是科研人员眼下最大的心愿。
　　尽管研发抗癌新药困难重重，甚至里面充满了不可预估的“运气”变数，2013年，俞德超依然决定研发生物药中的明星产品——PD-1单抗药物，然而这个慎重的决定却遭到了来自部分投资人的反对。
　　俞德超：最大的顾虑就是你们这帮人一共就成立没几年时间，你们公司这个技术能力、技术水平和知识层面方面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
　　中国人一定要研制出世界级水平的PD-1抗癌药物，在俞德超和研发团队的坚持下，公司董事会最终同意研发PD-1单抗。研制一款新药大约需要几十亿元的投入，俞德超希望与美国制药公司礼来合作推进研发进程。没有想到的是，对方提出严苛的研发与生产标准，让俞德超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多花费数亿元人民币。为了能够向国际生产标准看齐，也为了证明中国研发生产生物药的能力，俞德超咬着牙交出了这笔天价学费。
　　俞德超：我们2016年9月通过了礼来公司的审计，我们很自豪，我们可能是中国第一条通过国际大公司GMP标准审计的生产线。
　　2015年，凭着过硬的技术，中国的信达生物与拥有140多年药品生产历史的美国礼来公司，达成全面战略合作。这也意味着，中国抗癌药物的研制，正式取得了美国同行的认同。
　　抗癌新药跨国研发 中国药企展示中国速度
　　2017年4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廉价原料药和仿制药的供应方，而如今正崛起为生物技术药物这类重要新药的主要生产国。根据美国相关部门的最新数据，在生物治疗临床试验的数量方面，中国目前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的确，在国内不仅是刚刚看到的信达，目前中国已有多家公司的治疗癌症的PDI单抗药物研究也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和病痛赛跑，和绝症抗争，中国速度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实验室，中国科学家武海博士正和同事忙碌地进行抗癌药物单克隆抗体的早期研发。他们的候选抗体将交给位于上海的母公司，进行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及产业化开发。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武海：这边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就会转到外面做真正的抗体筛选工作，但这一步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杂交瘤长不起来的话，或者成长失败的话，外面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说起癌症，这两个字在武海的心里，是永远的痛。1996年，武海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这一悲痛也促使他投入到抗癌药的研发中。
　　2012年，武海回到了国内，和同伴一起创办了上海君实生物有限公司，专注PD-1单抗等抗癌药物的研发。随后武海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这个研发平台。
　　武海：我们北美的点目前是做早期研究，向母公司输送最早的弹药，目前我们在研的项目有11个抗体的项目，有10个抗体的项目是在旧金山的点开始做的。
　　在苏州吴江区的生产线上。由美国实验室研发出来的抗体就在这里进行工艺开发及生产。目前武海的研发团队已经有两个项目被立为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其中抗癌药PD-1单抗正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进行一期临床试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进口的药物即使在中国上市了，它的价格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如果国产的药物上市了，它的价格肯定要比进口的药物要便宜很多，所以能够惠及到我们中国的广大普通的患者。
　　一只小白鼠要五万美金！新药研发考验中国实力
　　单抗药物治疗因其靶向、低毒、疗效好，被广泛应用在肿瘤、自身免疫病、病毒感染、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等领域。但是单抗药物开发存在着成本高、难度大、产能有限等特点，对研发公司的技术、资金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我国单抗药物的研发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国际上通常用“生物反应罐”的规模作为其中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生物制药的产业水平。美国总规模约为130万升，韩国约为57万升，而中国只有5万升，不到美国的4%。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卓兵：制造环节刚才说了设备都是人家的，我们在技术环节里，像培养基，像一些分析方法，分析的试剂都是国外的。
　　为了能够在药物研发领域与国际接轨，这群中国的科研人员，先后在美国旧金山和马里兰设立了两个实验室，负责药物前端的研发工作。
　　在上海君实位于美国马里兰的肿瘤免疫实验室，君实的创始人之一姚盛在负责肿瘤药物的靶点开发。姚盛告诉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绝大多数的人体内时时刻刻都有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在发生战斗，这里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细胞之间、蛋白质之间的作用，来发现帮助免疫细胞战胜癌细胞的方法。
　　目前已知的人体细胞膜受体蛋白有大约6000种，而不同的肿瘤与这些受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千变万化，随机寻找有用的靶向无异大海捞针，君实公司目前也在积极搜集许多战胜了癌症的病人的生物样本，寻找新的战胜癌症的抗体。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姚盛：现在在我们治疗的病人中发现了一些肿瘤全部消退的病人，这类病人我们发现他经常会有一些自身产生的有益的抗体，这些抗体是非常独特的，其他的病人是没有的，所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抗体到底是什么。
　　而在苏州信达生物的动物实验室里，饲养着供产生人源单抗使用的小鼠。这些小鼠从外表上看与一般的实验小鼠没有两样，但是要想成为用于产生单抗药物实验用的动物，这些小鼠必须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改造，使他们携带产生人源抗体的基因。这也是研发抗癌药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德超：我买一个老鼠5万美金，这个老鼠还不能繁殖的，不会繁殖的，他已经给你处理掉的。
　　2013年，当信达生物开始研发抗癌药PD-1单抗时，面临的就是国内无法找到可供用作动物模型的小鼠的尴尬局面。
　　俞德超：当时2013年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个药，你这个选的克隆有没有效。没有办法判断的。
　　为了解决这个动物药效学问题，两年前俞德超又从美国聘请了一位拥有20多年经验的专家，帮助信达生物开发自己的动物模型。现在他们用的小鼠就是两年来的宝贵成果。
　　俞德超：我们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应该在国内动物模型，我估计是不能说最好，最好之一。
　　抗癌药物的中国制造，不仅一点一滴的在完成研发的基础，走在世界药物研发最前沿的生物药制造车间，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同样在一步一步接近世界级的水平。
　　俞德超：在美国的话整个这样的一个药，一年的费用要几十万美金，这个费用对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是没有办法支付的。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要改变这个局面。我们初步估计因为具体的药没有出来不好说多少费用，但是初步的规划我们不应该一年的费用比如说，不应该超过10万。
　　半小时观察：为生命而奔跑的中国速度
　　其实我们都知道，天下没有绝对的神药，人类和病魔抗争的过程，是永恒的话题。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往往都是一个家庭最难承受的痛苦。药物研发的过程，其实就是和时间赛跑的过程，刚才看到的那些研发药物的科学家，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但为生命而奔跑的动力，让他们回到了祖国，担负起了抗癌药物的研发工作。
　　在财经领域，新药研发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产业，数亿元的投入，极有可能化为泡影，但正是这种勇气和担当，人类在抵御疾病的道路上，才会拥有更多的办法和希望。
　　从2006年以来，国家在生物制药领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目前一些药物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一旦国产抗癌新药研发成功，那些动辄数十万元的进口抗癌药物，将被更为经济，更为有效的中国制造所代替，为患者谋福，为一个个家庭谋福，我们感谢这份为生命奔跑的中国速度，点赞这份真正的中国制造。
责任编辑：倪子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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