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下降的背后：我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积蓄发展后劲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题：出生人口下降的背后：我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积蓄发展后劲
新华社记者陈炜伟、韩洁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我国出生人口却出现下降，引发广泛关注。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的1786万人、12.95‰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出生人口略有下降，但从结构看“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效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减的大趋势下，我国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积蓄动力。
出生人口下降“一孩”是主因
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
“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介绍，2017年，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李希如分析，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除了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也与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妇女生育意愿下降有关。
人口的趋势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在人口专家看来，生育意愿下降、人口总量增势减弱，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说，出生率下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抚养孩子成本增加、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城市化生活模式和文化观念转变等，都在导致出生率的趋势性下降。尽管这一长期趋势很难扭转，但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正面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李希如说。
完善政策延长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下降态势，如何延长人口红利也是世界多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比上年有所下降，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老龄化加深。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从2010年的34.2连续上升到2016年的37.9。
“人口学家预测，未来若干年后我国将出现人口负增长，过高的社会总抚养比将会拖累储蓄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陈玉宇建议，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人口配套政策，包括通过政府补助和税收政策鼓励生育，并对女性生育给予更多劳动市场政策法规保护、更长产假等，从而努力放缓人口高峰到来，延长我国快速发展的“窗口期”。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也表示，将做好出生人口监测预测，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努力推动解决群众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国人口红利尽管有所减缓但依然比较充裕。除了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外，还可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改进就业质量等办法延长人口红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提升人才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毛盛勇认为，要通过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提升人力资本，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经济发展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比于人口的‘数量红利’，应更多关注人口的‘质量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说，研究显示，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特别是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发展，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性在下降。
许召元认为，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下，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国要从教育制度、创新机制和人才培养方面入手，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加快培养新经济所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育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新优势，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
瑞银中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正处于一轮创新热潮之中，人口红利将升级为“工程师红利”。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侯延琨说，我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是美国的五倍；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工程师红利”可以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影响。（参与采写：有之炘）
责任编辑：宋岩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中国开启新“人口红利”时期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大体在同一历史时点开启了，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新人口红利”的推动下进入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的增长阶段 ]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渐成社会共识，并且人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下移是其必然结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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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比上年减少345万，这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再次减少244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更是下降至67.6%，减少了1.6个百分点。　　劳动力数量拐点确实非常清晰，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学者测算显示，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9.66%，年为10.3%，“十二五”期间由于人口红利退潮而降为7.6%，“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降到6.2%。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仅具有部分合理性，如果我们把人口红利区分为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到来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人口数据主要提示出的是人口数量红利的结束。过去30余年，在人口数量红利的推动之下，中国制造业规模已扩张到全球22%的比例，位居世界第一，GDP以年均约10%的增速升至世界第二位。但单纯人口数量红利可以推动经济规模高增长，而无法实现知识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的升级，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核心挑战。　　而初现端倪的“人口质量红利”正是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上述困境的最主要条件。2012年开启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趋势，意味着中国初级生产要素驱动型增长阶段的结束，但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大体在同一历史时点开启了，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新人口红利”的推动下进入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低端化、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经济体系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难题，将在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中得到改善和解决。之所以说中国经济进入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中国就业总人口中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除此之外，其他几个研究人员规模较大的国家分别为：德国35万，日本65万，韩国32万，英国和法国均为25万。如果用R&D人员统计口径来看，中国在2010年达到255万人，超过欧盟28国的R&D人员254万人的规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R&D队伍。在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R&D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是一国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和竞争力。　　第二，中国教育体系在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规模上存在明显优势。每年大学输出的“科学和工程学毕业生数量”与创新潜力紧密相关，2010年全球大学理工科毕业生总量为550万人，其中中国达到129万人，美国为52.5万人，印度46万人，日本32万人，德国13万人，韩国12.4万人，英国11.8万人，对比之下中国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优势非常突出。　　从全部大学毕业生当中理工科所占比例来看，中国的人力资源培养体系依然占优：中国这一比例为49.8%，仅次于日本的59%。其他国家为：美国为31.5%，法国35%，英国34%，德国37.6%，韩国40%，印度仅为22.6%。其他主要国家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增长趋势已停滞多年，只有中国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这是人口质量红利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三，中国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规模优势已形成。目前全球每年培养的科学/工程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为20万名，美国以3.3万名位居第一，中国为3.1万名，俄罗斯为1.6万名，德国为1.2万名，英国为1.1万名。但如果只考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把其中的社会/行为科学类别扣除的话，中国则以2.95万名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000年以来，只有中国的高端科学/工程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快速增加，从7200多人增加至2.95万，美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从1.7万人增加至2.5万人，其他国家的高端人才规模基本停止增长。　　第四，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已从人才流失局面过渡到人才环流局面。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不断增加，但留学人员回国比例一直不高，人才流失困境长期存在。但近年来这一局面开始迅速改观，2001年中国出国留学8.4万人，回国1.2万人，回国比例仅为14.6%；2005年出国留学11.9万人，回国3.5万人，回国比例升至30%；2010年出国留学28.5万人，回国13.5万人，回国比例升至47%；2013年出国留学41.39万人，回国35.35万人，回国比例已升至85%。由此可见，中国人才环流格局初步形成，这构成了中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又一重要内容。　　第五，中国“研发人员密度”从当前的较低水平，将逐渐向发达国家水平趋近，这个过程也正是“新人口红利周期”逐渐强化的历史进程。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研发人员密度”仅为每千人1.8名，与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同期美国研发人员密度为每千人8.8名，日本为10.1名，德国为8.4名，韩国为12.8名，OECD国家总体为7.7名，均远高于中国的研发人员密度水平。　　这组数据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研发密度相比，中国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源比较优势还远没有释放完毕。事实上，从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仍将在中长期跨度内保持强劲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已处于人口质量红利周期的尾部阶段。研发人员密度数据的历史序列分析显示，美、德、日、英、法等发达国家已进入低速增长阶段，部分国家甚至出现停滞和下滑。　　自主创新和人口质量红利　　良性互动　　中国的新人口红利周期将和自主创新的战略目标形成良性互动，战略新兴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目标，将在新人口红利的支撑下取得质的突破。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实现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个转移”―国内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国际上产业和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这是中国第一轮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和释放。　　然而，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一轮人口红利式微，第二轮人口红利凸显，自主创新和人口质量红利的良性互动将取代“两个转移”成为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新一轮人口红利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上面所述的“规模优势”方面，同时还体现在“成本优势”方面，这对于中国经济在高端产业构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首先，在新人口红利周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将延续，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端人力资源的成本优势非常显著。有一组广为人知的成本比较数据，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美国的小时工资达到34美元（以下数据均为2009年）、德国为46美元、法国为40.3美元、意大利为34美元、日本为30美元、韩国为15美元、中国为1.74美元（其中城市人员为2.85美元，乡村人员为1.15美元），巨大的成本优势使中国制造业以22%的全球份额位居第一。　　其实，中国在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端人力资源”拥有类似的成本优势。Ernst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调查样本内的公司而言，美国一名工程师的综合成本（包含工资、福利、办公费用、机器设备）为30万美元/年，在中国仅为约3万美元，两者差距高达9倍。印度和中国的情况类似，调研数据显示，聘用一名有5年工作经验的硕士生，美国需要15万~20万美元，印度仅需3万~4万美元。最近几年跨国公司都在重构自身的全球研发网络，加大向中国、印度的布局，高端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正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其次，新人口红利决定了中国企业的R&D成本会大幅低于发达国家。企业的R&D成本由四部分构成：人力成本、原材料、资本支出、期间费用，其中人力资本占比高达50%左右。OECD的一份详细研究显示，人力成本是R&D支出的最大组成部分，根据调研样本来看，平均能占到48%的比例，各个国家之间会略有差异：美国为46.5%，法国为52.8%，德国为61.7%，日本为42.7%，瑞士为52.1%。可见，研发活动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特征”，中国高端人力资源的成本优势直接转化为显著的创新成本优势，保守估算一下，中国高端人力资源成本按发达国家的1/6来算，即使不考虑原材料、资本支出、期间费用的成本差异，也将导致中国的R&D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1/3.5。所以，在自主创新被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在R&D这个核心环节的成本优势将会发挥重大作用。　　再次，R&D成本优势将转化为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被研发强度较低的中低端产业驱动，但2008年之后，传统增长极开始进入回落调整周期，全球经济普遍低迷，战略新兴产业成为国家之间增长竞赛的主要领域。但目前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产值比重）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造业总体研发强度为3.35%，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强度为0.85%，制药产业为1.63%，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为1.51%，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2.18%。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强度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提升，才能和领先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而第二轮人口红利带来的高端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尤其是R&D环节的“劳动密集属性”所蕴含的研发成本优势，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在研发强度上的追赶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最后，新人口红利周期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带来重要机遇。多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属于高度劳动密集产业，学者的研究显示，我国承接国际外包的服务类企业成本之中，人力成本能占到70%~80%的比重，这比R&D环节的人力成本比例要再高出20~3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对于信息服务业、软件、咨询、科技服务、设计、文化创意产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我国的第二轮人口红利将为之提供最具比较优势的人力要素条件。　　实际上，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整个经济的80%左右，服务领域的“高成本病”一直困扰着其产业增长模式，当前高速增长的服务外包、软件外包、研发外包，正是发达国家对这一“高成本病”的反应，这也正说明了新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实现中长期快速增长的内在必然性。　　从数据来看，全球KTI产业（Konwledge & Technology Intensive，知识和技术密集产业）2012年的增加值总规模为19.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6.23万亿美元，中国仅为1.7万亿美元。静态测算一下，目前非KTI产业中国规模占到美国的72%，如果中国KTI产业规模也达到同样的比例，这将对应着2.79万亿美元（17万亿元）的增长规模，可见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并不缺乏。　　基于以上逻辑，单纯依据中国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趋势，就得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失去动能”的结论并不妥当。关于人口因素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笔者认为不必过于悲观，中国正在步入新人口红利周期―或者说“人才红利”周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提升、技术体系向知识和技术密集范式地跃迁，均将迎来真正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北京)研究总监、首席宏观研究员]　　作者：许元荣点击进入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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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开启新“人口红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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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3月27日电 (记者 鲍光翔)针对新经济形势下人才的重要性，数位中国人力资源专家在27日于贵阳举行的首届中国贵州人才博览会高峰论坛上表示，人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红利。
　　“未来的经济发展靠的是人才推动。”北京大学人力资源教授萧鸣政表示，21世纪是人才经济的世纪，人才资源是知识经济时期的第一资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必须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如果忽视这个问题人口资源就变成一个负担，就可能要拖我们经济发展的后腿。”萧鸣政告诉记者，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
　　“今天的中国人口红利已到了拐点，必须强调人才红利。”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表示。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获得的经济收益。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极高。
　　据悉，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出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颁布中国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同时国内各省纷纷出台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
　　“人才强国已被成功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明。”萧鸣政告诉记者，新加坡等国家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人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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