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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格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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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非洲关系问题专家，她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的普通民众讲述了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欧美国际问题专家的视角和结论的&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在作者看来，中国长期以来在非洲的存在和近年来与非洲关系的急速升温，并不是与欧美帝国主义扩张史类似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有益尝试。作者以大量的实证指出，虽然中国在援非过程中并非无懈可击，但西方媒体的报道和批评&很多都是缺乏根据的&。
&&& 《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
&&& 作者：[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译者：沈晓雷、高明秀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 &如果你能够在晴朗的夜空乘坐人造卫星横穿非洲大陆的话，非洲不发达地区的面积之大将会使你感到震惊。&美国美洲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这些文字，足以震动你的内心。
&&& 除了南非约翰内斯堡与开普敦两小块亮光外，&从南非北部边界开始到贝宁湾附近的弧线区域，除了拉各斯散乱的灯光外，其他地方都犹如天鹅绒那样黑&。事实是：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在夜晚都完全处于黑暗之中，而这正是缺乏基础教育、清洁水源、卫生设备和机遇的&最底层的10亿人&的家乡。
&&& 在过去的60年里，人们通常会将非洲的贫困落后归咎于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掠夺。但在几乎与之同步的发达国家援非史中，无论是早期援助基础设施和工业还是后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无论是关注治理与民主、小额信贷抑或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作为一种发展模式，自由化、私有化和结构调整始终没有在非洲获得合法性&。大多数非洲国家距离减少贫困、粮食盈余、治理质量提高等发展目标仍相去甚远。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相同的30年间逐步实现经济转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并且更为有力地发展了建立在&互利、共赢、合作&基础上的中国-非洲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如今，在中国每年进口的大约1.5亿吨原油中，有30%来自非洲；中国已经成为整个非洲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是重要的贷款国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国。
&&& 在有48个非洲国家与会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在三年内将援助翻番，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对许多非洲输华商品实行零关税待遇，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建立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30所医院，建立数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三年内计划调拨200亿美元来支持非洲地区发展项目，这比世界银行承诺同一时期给非洲国家的贷款总额还多出了30亿美元。
&&& &他的&礼物&既实际又慷慨&，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7年访问莫桑比克并签署了数项援助协议后，一家南非的报纸如此评论。在布罗蒂加姆教授看来，中国对非洲的这些一揽子援助计划的&礼物&，会让许多人觉得&神秘性要多于实际性，不确定性要超过简单的慷慨&。西方和非洲人都会把龙当作是强大又有可能构成威胁的象征，因此布罗蒂加姆教授决定将自己的新著取名为《龙的礼物》，以在多个非洲国家进行的实地调研以及在华盛顿、北京和欧洲开展的采访为基础，努力为这些来自中国巨龙的&礼物&提供更有历史依据、更加真实、更为多元的画面。
&&& 于是，布罗蒂加姆教授从种种传闻、谣言、错误和虚构的混合体中剥离出关于中国援助和经济参与的真相与现实：中国人并不是为了追逐资源才来到非洲的新捐助者，他们早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中国的援助计划规模确实不断增加，但远未达到庞大的程度，人们错误地混淆了中国的援助额和出口信贷额；中国的援助并不是恶化受援国政府治理质量的&毒药&，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了治理质量；中国并非是&流氓捐助者&，只援助拥有丰富自然资源、腐败横行甚至独裁的&问题政府&，事实是，除了仍与台湾地区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外，中国向其他非洲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向独裁者贷款且不附加政治条件&。
&&& 例如，2005年4月，产品主要用于供应赞比亚谦比西铜矿的中资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炸药厂发生爆炸，51名工人在爆炸中死亡。西方传媒普遍批评中资企业松懈的安全标准，甚至还有评论员将这次爆炸与中国自身矿山的高伤亡率联系在一起。但是，一名记者的中立调查指出，赞比亚矿山的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投资的矿山&&2005年1月至10月间，在中国投资的矿山中只有一名工人死亡，而同期在瑞士、加拿大、赞比亚合资的莫帕尼铜矿，至少有20名工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炸药厂的每位受难者的家属获得了大约1万美元的安葬费和赔偿金，炸药厂还帮助赞比亚全国矿工联盟和工人联盟在谦比西铜矿组建了工会。
&&& 此前，谦比西铜矿至少已经关闭了10年，直到1998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花2000万美元购买了铜矿85%的股份，并另外投资上亿美元用于复产建设，还雇用了1000名赞比亚人。中国投资者曾抱怨&赞比亚&&运输成本过高，激励措施存在歧视，劳资关系法过于复杂，工人频繁罢工，本地工业比较薄弱，这些都很难对投资者有所帮助&。
&&& 中国援助的内容以及方式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的援助仍然遵循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的以&互不干涉内政&为原则的外交政策框架，并强调培育受援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关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西方不断演变的援助理念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身为援助国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受援国，所以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经济交往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又深受以国家主导新兴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的东亚地区模式影响。有趣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早期模式所具备的三个特征，后来被中非交往借鉴和发扬：以投资换资源、补偿贸易以及重视媒体宣传。
&&& 按照布罗蒂加姆的说法，对外援助难免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有着一系列政治、商业和道德原因，&中国也不例外&，不能简单化地以&为了获取资源&的习惯思维来总括。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利用援助来压制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影响力，&它们的内战变成了&外交&战争&，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成为当时中国广泛援助计划的主要推力。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推动中国出口和自身发展而熟练运用的一种经济手段&&不仅被用来支持受援国的发展，还被用来促进贸易，帮助中国跨国公司提升竞争力和升级换代。
&&&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越来越战略性地、有计划地、长期地和负责任地参与到非洲大陆事务中去。例如，在极具争议性的苏丹问题上，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的评价或许略显偏颇却也不乏正面意味：&北京正在从一个明显的麻烦制造者变成重要的问题解决者&。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埃里卡&唐斯的观点则更为中肯&&中国这个安静的&好警察&的配合，对美国这个率直的&坏警察&而言是一种补充。
&&& 布罗蒂加姆教授的这部作品资料翔实、分析细致，遗憾的是，似乎在就事论事中缺乏了更为宏观和复合的视角。作为补充，我推荐英国权威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外交部任职八年的莎拉&莱恩撰写的《非洲对中国的挑战》一书。莱恩的分析没有流于中非关系的表面，而是敏锐地指出了&中国、非洲与西方国家&的潜在讨论文本，认为非洲地区提供了一个赛场、考场甚至是&试验场&，让西方发达国家的既有势力与东方不断增长的新兴势力在此努力展示自己的优点，相互合作或者竞争，试图和平地扩大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并由此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 最为发人深省的是莱恩所提出的疑问：&中非关系无疑改变了非洲的面貌，但是它会不会也改变了中国呢？&伴随着中非关系的飞速发展，在可持续发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透明的政府治理等方面的要求，将不仅仅只存在于双边或者多边外交关系中，还有可能反过来对中国本身产生影响。这不但是中国巨龙带来的&礼物&，更是对中国巨龙提出的挑战和考验。（作者米格为博士，证券分析师）
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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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是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
&&& 据非洲问题专家，《非洲为什么未获成功》的作者Elly&Twineyo先生称，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主要针对人力资源建设和政府层面的决策，而中国援助主要集中在对非洲发展有长期影响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工业化是非洲经济发展的关键，但能源不足和交通设施落后等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外资的进入和非洲工业化进程。以坦桑为例，因非洲内部交通设施落后，从达市运货至蒙巴萨的成本比输出欧洲的成本还高。&&& 在东非，中国资助肯尼亚从蒙巴萨港到内罗毕的铁路建设，未来还将连通乌干达，卢旺达，和南苏丹等邻国铁路网。现代化的铁路网将极大的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地区贸易竞争力。中国在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积极开发水电，大大缓解了当地电力缺乏的问题。文章同时提到，非洲国家在与中国合作开展基础建设的同时，应不断提升本国的对外贸易能力，各非洲国家领导人如果能够联合起来与中国合作，将取得比西方合作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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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本由美国学者撰写的新书《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近日引起了关注。该书作者美利坚大学中非问题专家布罗伊蒂加姆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和非洲打交道只为寻求原材料”等在西方流传的种种荒诞言论。
　　非洲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作传统势力范围。在一些人看来，近年来中非关系取得迅猛发展，不啻“动了西方的奶酪”。于是，这些人利用话语权优势对中非合作加以诋毁，把“新殖民主义”、“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助长腐败”等罪名强加在中国头上。
　　布罗伊蒂加姆对中非关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她在书中指出，几十
一本由学者撰写的新书《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近日引起了关注。该书作者大学中非问题专家布罗伊蒂加姆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和非洲打交道只为寻求原材料”等在西方流传的种种荒诞言论。非洲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作传统势力范围。在一些人看来，近年来中非关系取得迅猛发展，不啻“动了西方的奶酪”。于是，这些人利用话语权优势对中非合作加以诋毁，把“新”、“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助长腐败”等罪名强加在中国头上。布罗伊蒂加姆对中非关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她在书中指出，几十年来，西方逐渐撤出非洲制造业；而近年来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不断增加，试图帮助非洲摆脱依赖原材料出口和工业产品进口的经济模式。与其他捐助机构不同，中国提供援助和商业投资项目的方式事实上有助于限制腐败。由于中国和非洲有着类似的历史发展境遇，中国更能体会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中国在对非援助时，充分考虑受援国的需要，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援助项目。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中非关系的基础和本质。随着中非各自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方式和项目日益多样化，除优惠贷款、项目建设外，专家指导、人员培养，技术培训等也成为重要方式。自由撰稿人保罗·阿杜杰曾指出，非洲国家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受益良多。由于中国积极发展对非关系，才让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保持了近年来的持续增长，进而也迫使欧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对非关系和尊重非洲国家的利益。中非能源合作也是受西方国家诟病的话题。实际上，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石油贸易合作是公开透明的，也是互利双赢的。据统计，2006年非洲全部出口的石油，中国只占了8.7%，欧洲占36%，占33%。布罗伊蒂加姆指出，中非合作是全方位的，能源合作是其中的一个领域。书中引用一位外交官的话：“中国人正努力介入我们经济的各个部门。看看西方，永远是石油、石油……”中国积极发展对非关系，真诚援助非洲，公道自在人心。总统卡加梅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说：“中国人为非洲带来了所需要的投资”，欧洲和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并没使非洲取得进步。”《领导报》专栏文章道出中非关系的本质：中国发展对非关系追求的是“互利双赢”，而西方国家从不会用非洲的视角去看问题，只把非洲看作自身外交战略的一种延伸。中非双方正致力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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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炒作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 美学者反驳
过去10年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快速崛起让西方倍感惊慌。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援非表现出“心理上的不平衡”，给中国冠以“帝国主义”的帽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研究中国援非问题近30年，在非洲进行过多次实地调研，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非洲。在她2012年所著的《龙的礼物：中国人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中，黛博拉用大量资料分析和案例研究还原了中国援非的真相，驳斥了西方媒体称中国是“流氓捐助者”的偏见。（《龙的礼物》中所绘的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贸易与经济合作特区，年。）最近，有些著作颇有争议且过于情绪化地认为，中国政府正咄咄逼人地在非洲购买大量肥沃的土地以种植粮食并运回中国。为此，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了《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试图拨开迷雾，破解中非关系背后的迷思，了解围绕土地与粮食所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她在书中表示，中国的农业投资少得出奇，中国获得的土地面积也很有限。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粮食实际上比其从非洲进口的粮食要多。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改变吗？非洲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外国资本，中国则正在打造一整套的工具来扶持其农业综合企业“走出去”。担心土地遭到圈占确实情有可原，但为了养活自身不断膨胀的人口，非洲农村地区必须从自给性农业转向商业化农业。中国将在此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一书从北京的决策机构到非洲偏远的稻田，介绍了一系列将塑造这一关系未来的人物和政治活动。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试图为读者们澄清四个真相：中国人是否已在非洲获取了面积巨大的农田，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将获取非洲的土地作为其宏伟蓝图的一部分，中国是否对非洲的粮食产生了饕餮般的欲望，以及中国政府是否派遣了大量中国农民到非洲定居。（《非洲将养活中国吗？》[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著 孙晓萌 沈晓雷 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非洲将养活中国吗？》（节选）2012年8月，非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谈及中国的崛起将带来何种风险与机遇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是“世界及非洲最大的‘土地掠夺者’”。年，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并逐步成为投资国的过程中，世界粮食、石油及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均出现上涨。世界各地的媒体、政府和市民社会纷纷发出警告，宣称中国政府正推动在非洲开展大规模的圈地计划。长期以来对中国作为非洲海外农业投资者的关注，已经催生了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社评、各种耸人听闻的声明及言辞凿凿的迷思——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以调查为基础的报告寥寥无几。本书将对四个流传甚广的关于中国对非农业介入的观点做出回应，这些观点因传统的观念而形成，通过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圈和大众文化而传播，并为学者、研究人员、知识分子甚至作家所欣然地借鉴、利用。本书立足于我本人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人关于中国人在非洲农村的稻田、玉米地和甘蔗种植园里到底在做什么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在这个关心世界最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与发展问题的许多人所为之着迷的主题上，去弥合传统观念与少量证据之间的鸿沟。首先，正如非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有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已经在非洲获取了面积巨大的农田。许多媒体的报道都将中国企业（或通常简化为“中国”或“中国人”）渲染为非洲圈地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现在已经在非洲拥有广阔的土地，其中包括即将或试图与刚果（金）、赞比亚、津巴布韦、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合同，从而在这些国家获取上百万公顷的土地；同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被送到这些土地上工作。”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的一名记者写道。我们在以色列的一家新闻网站上看到：“中国农场主控制了赞比亚农业的一大半江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最近购买了刚果一半的农田用来耕种。”其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将获取非洲的土地作为其宏伟蓝图的一部分，且正在利用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来实现这一目标。“该计划由北京官员精心设计。”一位英国记者在《每日电讯报》上写道。美国的顶尖杂志《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一项5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来到非洲进行农业投资。与之相呼应，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智库的一位研究人员写道：“中国已经在非洲农业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再次，遍及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观念均认为，中国已经对非洲的粮食产生了饕餮般的欲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警告称，“中国对非洲所产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非洲国家的穷人可能会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们在法国的一份报纸中读到，“他们（中国人）所做的事情，是到非洲投资以养活中国人”。在贝宁，一个市民社会组织的首脑对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说，中国人正在他的国家种植蔬菜并将这些蔬菜运回中国。最后，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派遣（或准备派遣）大量中国农民到非洲定居。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复述了（并未表示认同）一份报告，称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农民正在非洲种植农作物。法国的一家电视台预测，“中国人对非洲农田的征服”将为数百万被剥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找到出路。瑞典的犯罪小说作家贺宁·曼凯尔（Henning Mankell）告诉一位记者：“我前几天刚读到中国已经在赞比亚租赁土地，以便将100多万农民运到非洲。”美国的一位记者则写道，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讨论了一项拟将一亿失业者派往非洲种植粮食的提案。本书解释了为何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最终被证明属实。通过研究相关证据，我们将发现，就各路媒体所大肆宣传的中国投资而言，只有令人吃惊的很少一部分是实际存在的。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找到一个满是中国农民的村子。只要对中国的政策变迁进行详细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国政府）在稳步增加对各类对外投资的支持，但却并没有资助中国农民对外移民，没有为到非洲大规模占地提供资金，也没有对非洲农业进行“巨额”投入。最后，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显示，是中国将粮食运往了非洲。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且应该）发生改变，但迄今为止，非洲向中国出口的最为重要的食物，为非洲所生产的芝麻与可可。然而，那些新闻头条和媒体报道已经变成了非政府组织、大学和智库的研究者开展分析的基础性“资料”。比如在2008年10月，总部位于巴塞罗那的非政府组织谷物协会（GRAIN）发布了一份以媒体报道为基础的对“圈地”进行分析的引人注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或“中国人”总共被提及47次，且主要是作为“通过控制其他国家的农场而外包其国内粮食生产”的一组国家中的一员被提及。尽管目前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很明显也在急切希望获取土地，但该报告完全没有提及美国或“美国人”，而英国也仅仅作为投资者被提到一次。这些报告均支撑了公共政策专家、市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等的一种普遍且错误的观点，即中国人不仅是这一舞台上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而且几乎是所有大国中的独行者。这种传统观念还渗透了外交政策领域。比如在2011年夏天，下面这句话作为头条登上了欧洲的诸多媒体：“德国的非洲政策协调专员在星期二谴责，中国在非洲之角购买土地的行为导致毁灭性的旱灾肆虐了这一地区。”这条消息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因为那时我刚结束了非洲之角的全面田野调查回到美国国内，我们与其他两个研究团队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中国人经营的蔬菜农场在为中国餐厅种植白菜和茄子之外，那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中国人获取土地。在我们后来的会面中，这位政策协调专员解释说记者误解了他的话，但这番表述仍给德国政府带来了不必要的外交麻烦。绝大多数对中国人到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担心都来自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不出所料的是，中国的媒体与非洲国家的政府通常都不会披露正在磋商的中国项目，或其在过去50年实施的项目（其中包括许多最初由中国援助的项目）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那些对农业投资进行报道的中国记者一般都不会报道紧张的劳资关系、村民对补偿和重新安置的抱怨、激烈的抗议、高于预期的成本，以及预计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令人吃惊的差距。非洲各国的政府则想方设法吸引外国投资，试图商业化它们的农村地区，并通常会低估它们的现代化计划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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