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生于0715：粮食问题的思考
&&&&粮荒，很可能以人们买不到粮食的方式发生。粮荒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粮食价格明显上涨。比如说粮食涨价1倍之上，同时农业相关成本不涨价。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能够通过能够抑制粮食消费、降低粮食消费级别。从吃肉较多，到更多以玉米、土豆和红薯等高产作物为主食。同时，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且加强粮食进口，以减少粮食的缺口，解决粮荒问题。二是直接缺粮，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二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开始迅猛增长，反映出粮食缺口日益扩大。到2011年，中国粮食进口增幅停滞，这个信号表现出粮食问题已经极为突出。同时，3个关键因素决定粮食问题的方向，预示着粮荒将可能以极端的情况发生。极端情况可能是，当人们某天“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买不到粮食了，饥饿席卷各大中小城市。这3个因素包括：粮食价格与副食供应、农民种粮与粮食库存、干旱。其中，贯穿粮食和副食的主线，决定了中国粮食的方向。而粮食状况和天气因素，对中国粮食的方向形成影响，决定了中国随时可能出现粮荒。
　　1、粮食价格与副食供应：
　　绝大多数中国是穷人。从个人收入来说，和非洲中低收入国家看齐；从有品质保障的生活角度来说，生活费用可以和欧洲看齐，比美国还要要高出很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在拼命购买价格“超美赶日”的垃圾质量的房屋。很多人在这个价格买房，据说是住房的“刚需”。而人们之所以还觉得自己有点钱、还在买房买车，基础就是极低的粮价。如果粮价大幅上涨，那么无数人的生活费用将“捉襟见肘”。尤其是所谓的城市“中产阶级”，就必须要面对真正的“刚需”：粮食“刚需”vs.买房“刚需”。当然，粮食价格高昂的时候，住房“刚需”就会像泡泡一样突然破裂。然后，人们将能够看到，房价在突然之间从高价变成“无价”。所谓“无价”，就是不论房价涨到什么地方，都没有成交量，没人买了。因为一旦粮价大幅上涨，人们从大鱼大肉突然变成粗茶淡饭，甚至连粗茶淡饭都吃不饱。如果连饭都吃不上，那个人就要遗弃房子，无数人遗弃城市。因为，如果粮价大幅上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无数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就会纷纷回流农村。那么，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外贸出口将会“所剩无几”，同样依赖农村务工人员的大中小城市也会基本上停转。粮价高涨后，农民将努力地保护自己的耕地，强有力地抵抗占耕地和强拆的行为，而地方财政失去可以依托的收入来源。不论是房子没人买、外贸出口停滞、还是城市停转、无法强拆和占耕地，都意味着金融系统无法运转、国企失去收入来源、各种路桥失去收入来源、城市财政失去收入来源，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系统就会土崩瓦解。这时候，利益受到根本损害的是体制经济和城市中有房的所谓“中产阶级”。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从政策的角度就绝对不能让粮价上涨。只有拼命压制住粮价，才能够维护现有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国的经济游戏才能够维持下去。当然，压制粮价的人们也很清楚，长期压制粮价的结果，就是粮食生产持续减少，未来无数人要饿肚子。但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即便未来因为缺粮饿死再多的人，也不能因为允许粮价上涨而让经济在自己手里垮掉。可以说，极低的粮食价格是现有体制经济的“生命线”。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调节杠杆。如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首先会立竿见影地抑制人们的粮食消费，其次会增加粮食进口，很快增加部分粮食供应，第三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中短期增加粮食供给。在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其中，大豆进口就超过6000万吨，超过中国声称的粮食总产量5亿吨的12%，这还不算大豆折合成热量单位的因素。而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导致世界粮食价格飙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中国应该大幅提高粮价，减少粮食消费、保持进口速度，保障粮食库存安全。但是，国内却压制粮食收购价，使粮价一直被严格限制在低位。在2010年秋粮收购的时候，为了防止粮价上涨，国家竟然要求粮储退出收购，把粮食收购价“稳定”在低位上。到2011年初，中国的主粮价格已经明显低于国际市场，也就是形成国内和国际粮价“倒挂”，导致2011年粮食进口明显停滞。这样的结果，导致国内的粮食库存加速消耗，中国粮食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越来越高。另外，即使国际粮价在前一段时间有所回调，但是和中国国内价格相比仍然过高。而且，粮价的主要特点是缓跌急升，一两个月下跌的幅度，可能几天就涨回来，而且随时有可能创出新高。所以，国际国内粮价“倒挂”的局面随时可能加剧，让粮价极低的中国市场进口粮食就变得非常困难。在2008年之后，过去大量的社会粮食储备已经被消耗掉，因为中国粮食进口越来越大的情况同样反映了国内库存消耗的加剧。几方面结合起来，意味着中国的粮食库存已经到了非常一个危险的水平。而一旦库存粮食“见底”，那么无数人将直接进入缺粮的状态。打个比方，当人们吹气球的时候，开始气球会好好的。随着气球越吹越大，气球壁也会越来越薄。到了一定程度，总会有某一点达到极限，导致气球爆裂。而现在，中国的粮食库存就已经接近了随时“爆裂”的极限，多处开始接近于极限。从价格角度，杂粮的价格早已经涨了起来，蔬菜水果的价格也涨了起来，都在对主粮价格形成“围剿”。
　　粮价对于中国粮食需求状况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在传统理论中，粮食价格是非弹性的，不过这个并不适合中国现在的情况。
“非弹性”也就是人们现在经常所说的“刚性需求”，或者叫做“刚需”。
“非弹性”的意思是，当粮食价格上涨之后，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并不会明显减少；当粮食价格下跌，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不会增加很多。所以，要通过保持粮食价格稳定，一方面防止“谷贱伤农”，一方面防止“粮贵伤民”。不过，粮食价格“非弹性”的经济学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小麦、稻米这些人们直接食用的主粮。如果人们说起粮食，往往会直接想到大米、面粉这样的主粮。人们觉得粮食不是问题，因为人们平常吃主食已经很少，家里留点就够了。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膳食结构的改变，让小麦、大米这样的主粮消费退居次要地位。而中国的人均主粮消费已经比较少，主要原因是“副食”的迅猛增加。人们对油糖肉蛋奶等“副食品”的大量摄入，等于提供了高热量的主粮替代品。其中，猪肉是日常的“副食”中，消耗量最大的品种之一。从热量角度来说，猪肉库存、生猪存栏和饲料库存都可以看作重要的粮食库存品种。不过，猪肉作为中国的粮食库存中的重要部分，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猪肉是中国人消耗的主要肉制品，对于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猪肉作为高度市场化的品种，其价格反映出社会供求格局的变化。如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人们手里的钱立刻“变少”，人们就会进行粮食“消费降级”。无数人就会从现在天天大量的油糖肉蛋奶，迅速变成“粗茶淡饭”。就像过去，人们摄入很少量的猪肉，而主要吃大米、白面、豆制品等主粮，甚至把玉米、土豆、红薯等粮食品种作为主粮。那么，本来用于养猪的饲料玉米、饲料小麦等粮食，直接可以供给人们食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食品价值链中的热量消耗，社会对于粮食的需求就可以大幅减少。如果大多数中国人进行膳食结构的“消费降级”，那么中国对于粮食消耗的数量就会显著减少，那么中国在短期出现“粮荒”的几率也会显著减少。毕竟，一亩地可以生产1000多斤的玉米，如果人们只吃玉米的话，一亩地可以供2-3个人一年的主粮。而如果1000斤玉米作为饲料喂猪，转化成猪肉食品，那一个人一年的主粮都不够。但是，因为粮食被压制在低价上，人们的仍然保持过去的消费习惯。而且，胡吃海喝、铺张浪费的情况没有任何收敛。浪费的结果就是，本来大量可以作为库存的粮食，变成了猪肉供人们消费和浪费，加速了粮食库存的消耗。
　　5月以后，猪肉价格的加速上涨，意味着粮荒已经开始接近临界点。猪肉可以看做是中国“副食品”的代表，反映出社会中“副食品”所代表的粮食状况。因为，猪肉可以看做另外一种重要的粮食库存，而猪肉库存可以包括，已经宰杀入库的猪肉、存栏生猪和饲料库存。猪肉价格最近的大幅上涨可以看做，猪肉库存显著减少。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猪肉价格的变化有个迟滞期，这个迟滞期一般会让人们失去对于猪肉库存减少的警惕。就像癌症的潜伏期，人们在癌症症状明显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癌症；很多癌症往往到了中晚期，才被人们所发现。同样道理，猪肉库存的增加和减少，也有一个“潜伏期”，或者叫做猪肉价格的滞后期。目前，猪饲料中加入了大量激素，一头生猪出栏差不多需要4个月的时间。这4个月可以看做从养猪场饲养生猪、到菜市场人们购买消费生猪的间隔期，也可以看做是猪肉价格滞后期。这个滞后期是因为猪肉养殖链的原因，增加了中国粮食的消费链，延长了中国粮食消费的时间。其中，入库猪肉、存栏生猪和饲料都可以看做猪肉库存，为未来的猪肉消费进行储备。
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由于猪瘟的爆发，加上饲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生猪存栏明显下降。在最初几个月，病死的猪肉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消费市场，实际上增加了市场上的猪肉供应，保持了猪肉价格的“稳定”。这时候，因为渠道中猪肉增加，已经屠宰好的入库猪肉库存也会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当入库猪肉和存栏生猪都减少了以后，猪肉价格才会开始上涨。在猪肉价格上涨前，养猪的饲料消耗也在大幅减少，养殖户对于饲料的储备也在加速减少。同时，猪肉供应似乎仍然充足，价格也仍然平稳。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不注意，生猪养殖业的粮食库存实际上在大幅减少。而猪肉价格开始显著上升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滞后期已经过去，猪肉库存显著减少的实际状况暴露出来，猪肉已经减少到不够吃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粮荒的问题已经形成，不过从猪肉库存到猪肉价格的迟滞期，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粮荒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区的大旱，导致大量水库缺水甚至干涸，中国淡水鱼养殖业遭受巨大的打击。而这个打击在最初缺水的时候，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而且，在河流、湖泊、水库干涸的过程中，市场的鱼类供应反而增加，因为养殖户必须把越来越多的鱼捞起来卖掉。而只有水体干涸之后，淡水鱼养殖户没有鱼可卖，人们才发现没有鱼吃了，然后淡水鱼价格开始迅猛上涨。这个就是“竭泽而渔”的典型过程，当然淡水鱼养殖户是被动地进行。同样道理，猪肉也是只有在“竭泽而渔”之后，猪肉价格猛涨，人们才发现猪肉库存已经降低到无法满足社会供应的水平。
　　猪肉是高度市场化的产品。猪肉和主粮的主要区别在于，猪肉供应是由广大生猪养殖户决定的，而主粮是由国家粮食储备决定的。国家粮食储备可以在库里最后一粒粮食耗光之前，还在通过抛售粮食库存来维持价格“稳定”。那么，如果让粮储来养猪，粮储如果为了保持价格“稳定”，可以把仔猪都宰杀卖肉，知道最后的猪都没有了。不过，广大生猪养殖户不会做这种明显“竭泽而渔”的事情，而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当猪肉库存数量减少的时候，农户减少供应，反映到市场上就是涨价。也就是说，猪肉供应减少必然会以较快的速度反映到猪肉价格上，而不是像粮食储备那样一直压制价格。而一旦猪肉价格开始上涨，价格涨幅也会相当可观。因为，价格上涨只是猪肉供应减少初期的一个信号，并没有完全反映出猪肉供应减少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随着猪肉价格上涨，人们对于猪肉的消费就会明显降低。但是，猪肉价格往往还在上涨，这是因为猪肉的供应减少的速度比需求减少的速度还要快。只有当猪肉价格涨到相当的高度，猪肉消费以更大幅度减少之后，价格才会稳定下来。这时候，如果养殖户觉得增加猪肉养殖有利可图，才会开始增加仔猪购买、增加饲料购买，也就是增加猪肉存栏数。如果养殖户觉得养猪仍然不怎么赚钱，还会减少猪肉的供应，让猪肉价格进一步提高。而在中国，还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饲料价格的问题。饲料是猪肉中最大的成本开支，饲料价格直接决定养殖户的成本，也就决定养殖户的养殖意愿。饲料的价格主要由玉米、豆粕等主粮或者主粮处理品组成，由于玉米价格坚挺和小麦价格较低，很多小麦也被用于猪肉饲料。虽然国内玉米和小麦被压制在很低的价格上，但是中国的大豆主要依赖进口，因此豆粕也主要按照国际粮价而制定。也就是说，猪肉饲料的原材料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粮食接轨。当国际粮油价格大涨之后，农户饲养猪肉的成本也高居不下。所以，虽然生猪价格与2010年同期提高了50%以上，但是养殖户养猪并不赚钱，就是因为饲料和其它成本上涨而导致的。也就是说，较小的猪肉价格涨幅，并不能完全达到猪肉养殖户所需要的利润幅度。所以，大多数已经减少或者退出生猪养殖户的农户，会继续采取观望状态，因此仔猪养育和生猪存栏也不会明显上升。这就意味着，2011年5月猪肉价格上涨并没有结束，猪肉价格还会继续上涨，直到一个相当的高位。而只有价格足够高，才会引起更多的农户养猪。而且，只要猪肉供需缺口存在，猪肉价格就会持续大幅上涨，直到价格高到大多数人都因为吃不起而少吃的程度。随着猪肉价格高涨，会逐渐引发农户们增加养猪规模。如果猪肉价格足够高，还可以再次发生农户们“一窝蜂”的养猪行为。而养猪就需要饲料，大量养猪就需要大量购买饲料，在养猪农户端形成较多的饲料储备。这就意味着，一旦猪肉价格高涨后，农户开始扩大猪肉养殖，中国将加速消耗主粮的库存。
猪肉价格上涨反映出，粮食库存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危险。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由于养猪的数量越来越少，猪肉养殖业对于饲料的需求也在持续减少。而且，饲料消耗减少的速度比养猪数量的减少的速度还快。也就是说，当养猪业萎缩的时候，饲料业萎缩的速度更快，因为养殖户在自己的生猪出栏前，要把自己的饲料存货消耗光。按道理来说，饲料需求减少意味着主粮需求减少，对于保持较为充足的储备库存量很有帮助。也就是说，既然猪肉价格上涨反映出以前饲料消耗减少，也就是对于主粮的需求减少。那么，中国的主粮库存应该更多，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更有保障。但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的主粮库存已经极为紧张，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根据文章《国内玉米市场行情牛势依旧》（中国粮油食品信息网，）：“进入五月中下旬，国内市场上农户手中玉米库存水平进一步下滑，华北局部地区玉米供应已经告罄，东北玉米开始陆续流入山东市场。根据了解，目前华北部分地区农户手中玉米存量已经下滑到5%左右的偏低水平，与上月月底相比再次下降5%-10%左右。一些产区季节性供应较正产年份提前1-2个月结束。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农户手中的玉米存量也相当有限，剔除农户自用的玉米存量后，预计农户手中剩余可供出售的玉米粮源仅在70-80万吨左右。但是，由于多数饲料企业玉米库存水平有限，仅在1-2个月，出于对后期供应趋紧且价格上行的担忧，近期入市补库现象明显增加，近几日广东地区港口玉米日走货量上升到3万吨左右。同时，上周末期间，南北港口的玉米现货价格均走高了20-30元/吨，业内人士预计在新粮批量上市前，若国内玉米供需紧张的矛盾不能有效缓解，则南北港口玉米价格后期还有150元/吨左右甚至更高的涨幅。”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国家储备的玉米库存已经相当低，供应非常紧张。也就是说，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存栏生猪减少导致的主粮需求减少，已经有力地保障了玉米等主粮库存，但是玉米库存仍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假如存栏生猪不减少，而是保持一个数量较高的饲料消耗量，那么中国的玉米库存可能已经断裂。
　　猪肉是人们“副食”的典型代表，反映出粮食供应迅速减少的状况。从5月中旬开始，全国猪肉价格上涨的势头更加明显，不少南方的生猪贸易商甚至到东北去“抢猪”。但是即便如此，养猪户仍然不敢大规模扩产。因为对于养猪户来说，现在的价格上涨还不足以让自己开始行动。农民不愿意扩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成本高居不下，因为玉米价格上涨，导致饲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销售价格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为国家政策一直是个异数，在过去几年经常通过打压扰乱市场规律，让养猪户们无法预测国家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打压猪肉价格。既然养猪户们不愿意增加生猪养殖，结果就是猪肉缺口无法弥补，刺激猪肉价格继续上涨。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果，是带动社会更多消费禽蛋类“副食”价格。随着猪肉价格上涨，鸡蛋价格也在快速上涨，上涨幅度也明显超出一般季节性上涨幅度。同猪肉类似，人们似乎较少注意，当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只是食品短缺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也就是说，不论猪肉涨价还是鸡蛋价格上涨，都只是供需缺口扩大的开始。虽然人们觉得自己减少消费了，但是更大的短缺还没有到来。随着猪肉和鸡蛋价格上涨，人们必须面对选择，或者是减少购买，或者是增加开支。对于相对富裕的家庭来说，可以通过主要增加开支，少量减少购买而实现。但是，对于大多数低收入民众，还有单位采购，就只能主要通过减少采购数量，控制开支了。但是，部分减少采购数量并不能完全弥补因为供应减少而出现的巨大缺口。所以，猪肉价格要持续上涨，一直到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猪肉已经贵的日常吃不起。不再把猪肉当做主要的摄入食品，而是把猪肉当做改善生活的奢侈品。当人们因为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开始将猪肉从普通食品分类变成奢侈品的时候，就是粮食的“消费降级”的表现。而这种“消费降级”并不是从2010年秋收之后就开始以自我约束为主导的“消费降级”，而是因为价格上涨而开始的“消费降级”。这种“消费降级”就是粮荒的具体表现。当然，人们不认为少吃猪肉就是“粮荒”了，而仍然觉得没有大米、白面才是“粮荒”。问题在于，被迫的食品“消费降级”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而往往是形势快速恶化的过程。这就像一家贫民的消费行为：如果从月初发了工资，就开始节衣缩食，然后仔细规划每天的花费，那么从开始生活就比较贫困，到月底也比较贫困，但是能够挺到下次月初发工资，这就是主动“消费降级”的结果；如果这家人从月初发了工资，就开始觉得自己有钱了，可以过相对富裕的生活，甚至有时候还铺张浪费，那么到了月中就要开始借钱过活，到了月底连钱都借不到，就要忍饥挨饿，这就是被动“消费降级”的结果。而中国目前处于明显的被动“消费降级”的状态，从开始的铺张浪费，到5月份开始“消费降级”，而结果将不会以“消费降级”这个程度结束，而是更加严峻的“粮荒”。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必然引发养殖规模的扩大，进而加剧“粮荒”的风险。如果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必然会引起供给增加和消费减少。目前，猪肉价格上涨已经开始让养猪户开始赚到钱，获得较高的利润。同时，由于母猪存栏数量较多，所以仔猪供应较为迅速。如果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可观，到达相当的高度时，就会更快地引发粮荒。引发粮荒的关键在于加速粮食库存消耗，主要表现在生产需求增加和直接消费需求增加两方面：一方面，生猪养殖加速主粮消耗：在猪肉价格显著上涨后，农户会提高生猪养殖的积极性，开始加大购买饲料量，补充饲料的存货，并且应对更大的饲料日常消耗。因为，一旦大量农民重新开始养猪，或者养猪场增加存栏数，首先要做的就是保障饲料充足，也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时候，养猪户增加的饲料购买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为了新增的存栏猪所购入的饲料；二是为更多的猪进行的饲料储备。因为，养猪户上了规模之后，必定要留出一定的饲料储备。而这样增加的饲料需求，就会刺激饲料厂的生产，饲料厂会更积极地采购玉米、豆粕等粮食。饲料厂甚至可能采购小麦，因为小麦和玉米的价格相差无几。当饲料需求明显增加的时候，饲料厂不仅要增加供应，本身也要增加库存，保障新增加的供应。也就是说，当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后，一旦养猪户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而重新大量养猪，不论是猪的饲料消耗、养猪户增加储存、还是饲料厂储存都会显著增加。而这些增加就会对玉米产生巨大的新需求。本来，在现在养殖户生猪存栏数少、饲料库存少的时候，国内玉米库存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大量的新增需求出现，会让已经绷得非常紧张的库存，随时出现“断裂”的危险。另一方面，在直接消费需求增加方面：当人们因为猪肉价格高而减少猪肉的摄入，必然会增加对于鸡蛋、食用油、糖和粮食的摄入。而鸡蛋价格也在加速上涨，同时食用油和食糖价格也居高不下，而且随时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各种“副食”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们将大幅减少“副食”的摄入，转而越来越依赖增加主食的摄入，以此来保持热量平衡，这也就是食品的“消费降级”。问题在于，当人们大幅减少“副食”之后，主粮的消耗将会以翻倍或者数倍的方式增长。当人们吃肉、吃油、吃糖明显减少后，本来一顿饭只吃一小碗饭，甚至不吃主色调习惯，就会变成吃一大碗饭，或者吃几大碗饭。所以，猪肉、鸡蛋等价格上涨幅度较高后，就会同时引发在饲料上对玉米和大豆的大量新增需求、在主粮上对小麦和稻谷的大量新增需求。由于玉米库存几乎耗光、大豆基本上依靠进口，所以这些新增需求一旦启动，粮食库存供应链就随时可能出现断裂的风险。而且，库存断裂可能从玉米、大豆开始，然后快速波及到小麦和稻米上。
　　需要明确的是，一旦国内粮食供应链“断裂”，进口粮食也很难进行补充。由于粮食生产周期和政策的大幅变化，对于粮食需求增减也大幅波动，因此中国社会对于粮食需求表现出“波浪式”需求的特点。在中国粮食库存中，不仅仅养殖业占据重要地位，食品加工业也是中国人消费主粮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两个部分可以说是中国粮食的两大支柱，也以不同方式储存了中国相当部分的粮食。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中国从政策上为了压制CPI，所以在食品原材料大幅上涨的同时，通过行政手段持续限制食品价格上涨，导致食品加工业面临严重亏损的局面。亏本的买卖没人做，食品加工业虽然对于政策无可奈何，但是可以选择明显减少食品加工量，主要依靠库存维持生产。所以，不仅仅是养殖业，食品加工业对粮食需求的也都大幅减少。这两大中国粮食的支柱部分消耗自身库存的情况，让粮食问题似乎变得不是那么急迫。但是，随着养殖业的肉和饲料库存的大幅减少、随着食品加工业产成品和原材料库存的大幅减少，这两大支柱已经“弱不禁风”。如果这两大支柱再不增加库存，那么就意味着自身的粮食链“断裂”。而这两大支柱一旦开始补充库存，那就是巨大的粮食需求量。当猪肉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饲料对玉米和豆粕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当发改委要求食品行业自动限价到期后，食品加工业就需要通过涨价和增加产量来弥补亏损，那么对于各种主粮和油糖肉蛋奶等需求也会大幅增加。问题在于，粮食需求大幅增加不是发生在秋粮收购之后，社会粮食库存非常充裕的状态下，而是发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尤其是国内粮食库存供应链已经非常紧张的时候。一旦这样的需求“大潮”开启，国内粮食库存已经极其脆弱的“防波堤”随时就会被淹没。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的缺粮情况不是局部或者某个品种的缺粮，而是国内粮食库存全面缺粮，粮食供应链全面“断裂”的可能。而为了防止出现粮食库存“断裂”，中国必须通过增加进口来补充国内粮食的不足。但是，一旦中国开始进口玉米，随时会把世界玉米价格推向新高。本来，进口玉米价格已经比国内玉米价格高出数百元，导致中国的粮食进口停滞。如果世界国际玉米价格再创新高，将会让这个价格差距更大，反过来让进口面临更困难。所以，中国需求将面临“两难”困境：一种困境是，如果中国不计成本地进口粮食，那么就必须接受国际的高价粮。国际高价粮大量进入中国之后，必然会大幅提高国内主粮的价格。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迫使养殖业农户和食品加工业进一步提高产成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将直接推高国内的主粮价格。而一旦中国粮价跟国际粮价接轨，那么经济就会立刻土崩瓦解。城市居民就会大量购买粮食，应对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而一旦居民大量买粮的风潮开始，结果就像集中买盐一样，会很快把城市的粮食库存全部买空。另外一种困境是，如果没有进口，饲料就会明显匮乏，无法供应生猪养殖，导致猪肉供应进一步减少，猪肉价格上涨也挡不住。同时，食品加工企业也无法满足增加库存和产量的目的，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就会越来越少，同时货架上的垃圾食品越来越多。所谓垃圾食品，就是往水里加牛奶，变成“乳饮料”；或者弄点食品，外面加上大量包装，然后卖出天价，比如说高价奶、果脯、零食、月饼、粽子、元宵、等等。尤其是月饼、粽子这些本来是低档食品，都能够包装出来卖到天价。通过这些垃圾食品，超市里看上去仍然琳琅满目。但实际上，货真价实的食品在急剧减少，大部分都剩下垃圾食品。当某天货真价实的产品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这些垃圾食品根本没有意义。而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库存粮食供应链“断裂”的时间稍微短一些。但是，不论猪肉价格上涨，还是货真价实的食品供应短缺，都要迫使人们增加主粮的消费，以弥补猪肉和加工食品的缺口。而人们增加购买主粮，同样会加速中高价主粮的消费，加速中高价主粮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再加速用于人们直接消费的主粮库存的消耗。
　　从主粮库存来说，已经开始面临价格上涨的严重压力。虽然发改委通过行政命令严厉压制粮价上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已经压不住了。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日报道：“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周(5月16日~22日)大米价格小幅上涨0.2%，维持自4月以来的上涨趋势。5月24日)，北京朝阳区大洋路综合市场最新数据显示，自5月11日辽宁青水大米每公斤上涨0.3元以来，该种类大米已在4.30元/公斤的价位平稳运行两周，并有进一步上涨趋势。5月24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统计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受国家维稳粮食价格政策影响，目前新发地大米批发价格趋于稳定，但受南方稻米主产区旱情加重影响，近期大米涨价的可能性较大。’……5月份以来，江苏扬州粮受当地米厂收购减缓、出货加快影响，原粮库存减少，大米价格稳中略有上涨。北京七河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爱红指出，近期由于大米成为粮食类价格唯一涨幅不大的品种，东北农民待价而沽的意愿正在上升，大米企业收购优质稻谷并非易事。”
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出，粮食加工的中间环节库存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国家库存也难以满足粮食加工厂的补库要求。所以，粮价开始不可抑制地上涨，而且是因为粮食本身短期的问题，所以也基本上没有补救措施，只能眼睁睁看着粮价上涨。和猪肉涨价同样道理，在政策严格压制的背景下，大米价格还能够持续上涨，说明本身供求缺口就在加大。问题在于，猪肉价格上涨，人们可以通过减少猪肉摄入，增加主粮摄入的“消费降级”，来支持身体的热量均衡。但是，当大米价格上涨，基本上就没有可以替代的产品了，人们只能任由价格上涨。大米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猪肉等“副食”价格，反过来再推高大米价格。当然，如果仅仅是粮食价格上涨，那么还问题不是太大，。就怕大米价格上涨的背后，是大米已经不够吃了，那么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需要在夏粮加工上市之前的几天到十几天，出现粮食供应链“断裂”，那么对于无数“家无隔夜之粮”的城市居民来说，就会变成灾难性的饥饿期。
　　“副食”价格的全面上涨意味着“粮荒”的快速逼近。综上所述，不论猪肉和鸡蛋等“副食”、食品加工行业、或者是主粮供应，都因为短期而开始不可抑制的价格上涨过程。而价格上涨是短缺已经无法解决的结果，不论政策如何抑制，只要政策不制造出来粮食，那么就无法抑制价格上涨。而且，根据现有的状况，中国人全面进行粮食“消费降级”，保持粮食满足供应的机会已经丧失。也就是说，“粮荒”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未来粮食短缺的局面将更加严峻。现在，中国的粮食库存是个机密数字，而且可能没有人真的知道粮食到底还剩多少。不过，中国的粮食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论是价格因素，还是因为粮食库存的供应链“断裂”，很可能在突然之间，无数城市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家里的粮食真的断顿了。当然，如果粮食库存还比较多，还能够挺过了6月份的“青黄不接”。当新粮下来的时候，也能够避免出现粮荒。但是，如果粮食库存已经很少，即使夏粮的新粮已经收获，新粮也难以弥补社会的缺口。那么，各粮食收购企业会突然发现，想收粮食也非常困难了。因为，除非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否则无法收到粮食。但是，国家粮食政策又严格压制粮食价格，打消农民快速卖粮的积极性，也让希望得到粮食的企业或者个人无法收到足够的粮食。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肉蛋奶等养殖业和食品加工行业，更加难以保障充足的供应。结果是，养殖业和食品加工的成本进一步上升，相应的“副食”价格也要继续上涨。当然，主粮作为几乎无弹性的商品，即使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也很难收到足够的粮食，“副食”的成本和价格也一样上升，“副食”引发的粮荒难以控制。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粮食库存不充裕的时候，农民减少种粮和天气大旱这两个关键因素，让收购夏粮补充库存的希望落空。即使进入6月夏粮收购之后，夏粮收购也将面临困难，中国的“断顿”式粮荒，也很可能在秋粮收获前发生。
2、农民种粮与粮食库存：
　　人们在描述农民丰收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么说：农民收获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收获了希望。这句话反映了农民种粮食的意义，以及粮食丰收的价值。当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更多、更好的粮食，还有更好的经济收益。同时，社会希望的是，通过农民的丰收，整个社会在未来的一年能够丰衣足食。一般来说，丰收的结果往往是粮食价格大幅下跌，导致“谷贱伤农”，农民的收益反而受到损害。如果农民种粮，丰收获得的经济收益还不如歉收，那么农民宁愿选择歉收，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每年歉收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一般在“谷贱伤农”后，农民往往会选择减少粮食种植，实现社会范围的歉收。但是，社会不能忍受歉收，即使一个国家的粮食库存非常充足，一、两年的明显歉收就会让粮价大幅上涨，整个社会民众将面临生活成本增加的局面，社会经济遭受打击；三、四年的歉收就意味着民众的生活将非常痛苦，社会经济开始陷入停滞、倒退；五、六年的歉收就意味着社会民众开始忍饥挨饿，社会经济也就无从谈起。而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帝国灭亡、甚至种族灭绝，都与粮食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发达国家通过保护农业的政策，让农民在丰收的时候，也能够实现收入保障，防止“谷贱伤农”的局面出现。当然，即使是保障农民收入，农民的收益空间还很有限，种植风险仍然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当农民，农民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目前，连发达国家都解决不了农民老龄化的趋势，似乎只有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才能迫使更多的人转向农业。
　　中国政策的主导原则是，不让种粮的农民们赚到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建立在农民富裕的基础上的，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农民穷困的基础上的。想方设法压低粮食价格是中国的一贯方针，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总的来说，压低粮食价格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解决：1、粮食收购垄断：通过国家垄断粮食收购，以“爱卖不卖”的姿态对待农民，迫使农民必须低价卖粮；2、粮食进口：利用发达国家补贴农民形成的国际粮食低价，低价进口粮食，打压国内粮食价格。在2000年之前，这样的政策一直奏效，因为农民都是小农式的模式，能够赚点生活费就可以了。所以，就是粮价低一些，农民们仍然在种粮。不过，随着通货膨胀持续加剧，以及农民的种植模式发生越来越大的改变，农民已经难以通过种粮维持生活。到2011年，农民出售一斤小麦的价格在0.95元，玉米价格1.05元。在华北比较好的农田上，一亩地种两季，其中一季冬小麦700斤，一季玉米1100斤，总共收成1800斤，销售收入1800元多一些，而这只是总收入。如果抛去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灌溉等物质费用400-600元，一亩地收入只有元。而这个还得是在取水相对方便的地方，不需要打深井取水。而且，还不能像这样冬春夏连旱，需要多遍大量抽水浇地的情况下。如果再加上请人种庄稼、浇水等耗费的工时，还有联合收割机的费用，这个成本也在300-500元，那么辛苦种2季的粮食，一亩地也就赚700-900元。即使一个人种植5亩地，辛苦2季下来，才能够赚元钱。这还是比较好的农田，而且考虑到正常年景，没有特别的干旱导致粮食大减产，或者虫害等导致农资费用明显上升，才能赚到这个收益。如果碰到天气不是很理想，比如说遇到干旱，农民的成本一点不少，甚至还要明显增加，同时粮食大幅减产，大多数农民就要几乎不赚钱，而相当一部分农民就要亏本。从上述计算可以看出来，中国农民的种粮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在30年前，中国农民主要依靠自家的种子，或者低价的种子，主要依靠农家肥而不是化肥，主要依靠自己家的人力耕种、养护和收获，而不是依靠外来雇工和机械作业。那么，新的方式好处是让人们从过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减少了很多，而且单产提高了很多。但是，另一方面，农业大量依靠工业产品，结果受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当通货膨胀加剧的时候，农业直接受到工业品涨价的影响。即使在良好的气候条件下，由于种子、化肥、农药、雇工、灌溉、联合收割机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从事粮食种植的收益也在持续减少。而且，小麦亩产达到1000斤的还是平原地区、水量相对充足、土地条件非常好的地方。如果到了丘陵地带，土壤相对贫瘠、灌溉水源较远、农田护理和收割难度大的地方，上述耕作方式就无法实施，只能“靠天吃饭”。农民们在播种、施肥和打农药之后，就完全依靠天气状况。如果风调雨顺，那么农民们还有一些收入；如果天气状况不太好，就基本上赚不到钱；如果遇到类似于2011年春的干旱，就只能大幅减产或者接近绝收，然后认倒霉赔一些钱。赚钱的买卖杀头都有人做，亏钱的生意用枪顶着人们，人们都不积极地干。而在粮价持续被压制的情况下，农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持续减少粮食种植。于是，中国粮食种植越来越少，而且产量越来越低，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结果。
　　当然，中国政策对于粮价的打压不遗余力。在农民的粮食种植持续减少的同时，中国民众的粮食消耗和浪费越来越大，导致中国粮食从紧平衡的富余，变成粮食短缺，而且缺口越来越大。
2005年取消农业税，并且国家对种粮采取一定补贴后，农民种粮的热情开始高涨。另外，由于农民开始购买高产种子，以及加大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因此中国粮食获得显著的提升。但是，这样的产量提升并不是可持续的，不论种子还是化肥的使用，所有产量提高都是以加速消耗地力而实现。大量使用的结果，就是加速土地肥力的下降。
2-3年后，即便使用再好的种子和化肥，土地都因为肥力下降而开始减产。同时，由于通胀加速，农资价格在持续上涨，让农民种粮越来越无利可图。大量农民开始弃耕粮食，或者转而种植经济作物，或者种粮“双改单”，甚至直接弃耕。加上工业和城市用地的“血盆大口”吞噬优质耕地，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不可逆的减少。在2010年，当统计局告诉世界，中国粮食生产连续七年获得丰收的时候，中国全面转成粮食进口国。在201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进口总量将近6000万吨的大豆（将近5500万吨）、小麦（120万吨）、玉米（超过150万吨）、稻米（媒体数据超过35万吨，不考虑走私进口）、猪肉等等粮食及相关食物产品，还不包括棉花和食糖等经济作物。即便是这样，到2010年秋季，因为粮食减产，缺口变得更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秋收之后，国家粮库因为消耗过度，开始开始补充粮食库存，同时粮食加工企业也在为来年的生产准备库存。由于农民卖粮的过少，而市场中买粮的单位过多。这种收购行为本来属于正常的“粮食补库”，没想到变成了争相收购粮食，“抢粮大战”竟然成为媒体描述秋季粮食收储采购的字眼。在收购过程中，由于价格上涨，农民开始惜售，希望能够多卖一点钱。农民惜售的结果，是粮食价格更快上涨，有些地方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粮价低迷的时候，国家可以多年如一日地忽视；但是当粮价上涨的时候，国家立即行动起来。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停止国储粮的收购，而且严格限制粮食加工企业等食品中间环节的收购行为。就这样，突然之间，粮食收购的少了，粮食价格“稳定”了。或者说，市场上没人买粮了，所以粮食价格不仅“稳定”，实际上后来还下降了。在这个买卖过程中，因为国家是独家，具有各种优势资源；而农民是散户，思维短浅、知识贫乏，所以国储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农民开始降价卖粮食，有力地保持了价格“稳定”。需要明确的是，2010年的粮价稳定，是建立在气候异常，农民在相当程度的歉收基础上。这种价格“稳定”的结果，就是农民种了地，但是无利可图。
　　国储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同时，意味着埋下了更大的“定时炸弹”。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指针”，一方面决定短期的供求，另一方面决定长期的供给。虽然国储的“稳定”粮价策略奏效了，让很多农民被迫低价卖掉粮食。但是，很多农民因为价格低，不到万不得已决定不卖粮食。本来在2010年，农民可供出售的粮食就比较少，再加上减少粮食出售，结果就是国储粮食收购数量大幅减少。根据日刊文《中储粮政策性收购粮食量大幅减少保管业务亏损》：“新华社18日报道，2010年中储粮全国累计政策性收购小麦、玉米和粳稻2458.22万吨，油菜子和大豆1028.44万吨，总计3486.66万吨。中储粮有关人士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表示上述报道属实。根据中储粮的官方文件，2009年，中储粮全年政策性粮食收购数量总计9876万吨，与之相比，2010年收购量减少了6389.34万吨，降幅达65%
此外，2010年，除了政策性粮食收购数量大幅减少，为了平抑粮食市场，中储粮收购和保管的小麦、玉米、水稻则大量出库。新华社报道，中储粮2010年全年累计投放政策性粮油180批次，涉及稻谷、玉米、小麦（包括进口小麦）和大豆4个品种，其中拍卖成交8087.9万吨，定向销售282.9万吨，总计8370.8万吨。
2009年，中储粮政策性粮食拍卖成交数量为6550万吨，与之相比，去年则多出库1820.8万吨。这些粮食如果留在中储粮的粮库中，中储粮可以获得保管费用。分析人士指出，大量粮食出库加上政策性粮食收购数量的减少，中储粮的业务陷入“入不敷出”的状态。据新华社报道，中储粮总经理包克辛在日前举行的“中央储备粮工作会议”上表示，2010年，为抑制市场粮价波动，国家加大粮食宏观调控力度，拍卖粮性质种类之多、成交量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定向销售量也创新高；受此影响，中储粮保管环节出现较大范围亏损。”从这篇中储粮“哭穷”的文章可以看出，国家为了“平抑”粮价，仅收购3500万吨左右，与2009年的将近1亿吨相比，不惜减少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储量。同时，又对市场投放将近8500万吨粮食，比2009年的6500多万吨增加了将近2000万吨。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储粮在2010年的储粮净减少将近5000万吨，而2009年是净增加3500万吨，等于不仅消耗了2009年的增加量，甚至消耗了2009年之前的收储增加量。这就意味着，在2010年，中国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进口，而且还消耗了中储粮5000万吨的过往库存。这5000万吨的库存消耗，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粮”的行为，把为未来而进行的储备都吃掉了。考虑到6000万吨的粮食进口和5000万吨的中储粮库存消耗，总共将近1.1亿吨的“补亏空”的粮食数量。这和官方数字的5.5亿吨粮食产量相比，就是将近20%的粮食缺口。也就是说，中国在2010年就接近20%的粮食缺口，只能通过“寅吃卯粮”和进口补上。本来，如果允许粮价上涨，粮食供需缺口可以很好地暴露出来。但是，为了保持粮价“稳定”，中国政策宁愿通过减少粮食收储，加剧“寅吃卯粮”的状况。
　　从2010年的收购政策角度来说，中国粮储已经开始“投机”。粮食储备是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粮食储备对于国家来说，就像地基对于一栋大楼。盖个木头的小平房，有没有地基都无所谓。有些美国人搬家，就是直接把木头房子装到大货车上，然后搬到新的地点，这才是真正的“搬家”。但是，对于一个100层高的摩天大厦，就需要深而坚固的地基。越是高楼大厦，地基也就越重要。盖大楼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地基的承受能力。有的大楼能够抗住8级，有的地基能够抗住5级，有的地基没事自己就倒了，就是“楼倒倒”。而且，当一个小木房倒塌的时候，不容易砸死人；而当一个100层的高楼倒塌的时候，里面成千上万的人就有了生命危险。所以，在盖大楼的时候，必须要把地基打得扎扎实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地基上任何问题都可能在某个震级上爆发，导致整栋大楼出事故。同样的道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某一家人没有粮食储备，那问题不大。因为，只要这家有钱，就可以随时买粮食。即使这家没有钱，也可以通过乞讨获得吃的。所以，一家人有没有粮食并不重要，很多人家就只买很少的粮食，然后随吃随买。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必须保持相当充足的粮食库存。任何粮食库存的缺乏，如果碰到荒年，就可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爆发粮荒。当中国这样的国家缺粮的时候，哪怕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仅仅缺5-10天的粮食，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完全陷入混乱。因为，无数人家都是“无隔夜之粮”，如果有5天的粮食供应不上，那么无数人就没饭吃了。所以，为了防止社会因为缺粮而陷入混乱，发达国家都要建立完善的粮储系统，保障社会的粮食供应，防止本国因为两到三年的粮食歉收，而导致国内饥荒的发生。但是，中国粮食储备为了保持“价格稳定”，宁愿大量减少粮食收购，并且增加粮食投放，让粮仓中的粮食结余比上一年大幅减少。很明显，中国粮储已经开始“赌一把”，如果能够熬到2011年6月份夏粮收购，那么这招“险棋”就走成功了；但是，如果熬不到夏粮收购，那么就只能认失败。当然，如果这个赌博失败，那就意味着无数人将面临没有饭吃的境地。
但是粮储管不了那么多，粮储只想着
“稳定粮价”，不考虑会不会因为缺粮而造成饥荒。而这种方式就等于拿整个社会做赌注，一方面压制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让整个社会随时面临大饥荒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根据对一些农村家庭的部分调研，现在大多数农村家庭都不够一年的存粮，其中还有一部分家庭连3个月的存粮都没有。有的农村家庭甚至没有什么存粮，有的通过在外打工赚钱买商品粮，有的在粮食收割后卖掉小麦稻谷，到时候买商品粮的大米白面。而如果中国粮储“投机”失败，中国的粮食库存供应链断裂，从农民手中都弄不到粮食，将会导致无数人吃不上饭。
问题在于，中国粮储“投机”失败的可能性极高。根据发改委日的消息：“中国小麦库存还有2000亿斤（1亿吨），相当于一年的产量，2月CPI可能还会更低一些。”
但是，这样的数据属实吗？根据中国粮食生产估算，中国2010/11年粮食产量大致为小麦1.15亿吨（美国农业部估算）、大米1.38亿吨（美国农业部估算）、玉米1.58亿吨（美国谷物协会）、大豆约为1500万吨，四项加总约为4.2亿吨。当然，中国数据有一定差异，中国粮油信息中心(CNGOIC)则估算，中国玉米产量约为1.8亿吨左右。中国而根据中国农业部统计，2010年中国粮食总产达到10928亿斤，比上年增加312亿斤，增长2．9％，再创新高，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七年增产。换算一下，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是粮食总产量5.5亿吨。而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即使考虑到中国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总共也才4.5亿吨左右。在这两个数据之间，统计缺口超过1亿吨。当然，如果算上2010年中国进口粮食和消耗库存的1.1亿吨，那么两个数字相对吻合。而如果5.5亿吨的数据相对准确，就意味着2010年中国一年的粮食消费达到5.5亿吨，平均每个月超过4500万吨。总的来说，5.5亿吨分摊到差不多15亿人的头上，约合每人每年粮食消耗不到400公斤。考虑到人们的饮食结构，包括将主粮转化为油、肉、蛋、奶、酒等各种非主粮类食品的消费，这个数字与欧美等国的人均粮食消耗量还明显偏低。而这些粮食消费，主要在在2010年夏粮收购之后（6月）到2011年夏粮收购之前（5月），主要通过夏粮和秋粮两次大规模粮食收购完成。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消耗5.5亿吨粮食，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根据发改委的数据，到了3月初，小麦还有1亿吨，意思是人2010年产的小麦根本上没有消耗，就是没有粮食，也还可以坚持一年。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粮储都讲究配比，一个个国家的粮储不可能单单储备一种粮食。比如说，粮食消耗不可能只先消耗玉米、大米和大豆，而小麦几乎不消耗，最后再消耗粮食。所有，如果小麦还有1亿吨，那么根据相应的粮储比例，大米还应该有1.2亿吨，玉米还应该有1.3亿吨，全国储备超过3.5亿吨。
3.5亿吨意味着什么？2010年，中储粮已经消耗了过去5000万吨库存、而且2010年收割的旧粮已经消耗了9个月，新粮收购还有3个月的时候，中国库存还有3.5亿吨！那么，按照粮食每个月消耗4500吨的数据来算，在秋粮收购完成的10月份，也就是5个月之前，整个粮库库存达到5.8亿吨。这是个什么概念？必然是在2010年秋粮收购的时候，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胀库”，各地的粮库都满的放不下，各个粮食加工企业的粮库都放不下。这个感觉就像58年“大跃进”，粮食亩产十几万斤到几十万斤。然后，毛跟大家说，大家都休息休息吧，半天种粮，半天娱乐，不用天天从早到晚种粮了。所以，如果发改委说的是真的，那么2010年秋粮收购发生的“抢粮大战”就纯属是幻觉。国家勒令国储停止收购，并且严格限制粮食加工企业的收购规模，也都是幻觉。反过来说，如果“抢粮大战”不是幻觉，那么发改委说的数据就是谎言。那么，为什么发改委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谎言？其实，只要看看中储粮的对于亏损的抱怨，就可以看出中储粮的库存已经很少了。
　　那么，如果计算中国的粮食库存？ 中国的粮食到底有多大的缺口？ 可以说，不论是粮食增产，还是小麦库存
1亿吨，都是不可靠的数字。那么，什么是相对可靠的数字？大致来说，年与年相比，经历了西南大旱，以及东北和华北春季的冷湿天气、秋收时的阴雨天气，导致总体产量下降、大量小麦和玉米的品质明显下降。所以，2010年的粮食收获与2009年收获相比，减产幅度较为明显。即使中国年度的粮食的产量和销量与年度持平。按照中国年的收成状况，导致2010年中国粮食进口和库存消耗超过1亿吨；那么进行简单类推的话，年中国的粮食缺口也超过1亿吨，这个缺口就要反映到2011年的粮食进口和国内往年粮食库存消耗上。在2010年，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和大量消耗库存实现了补充缺口的目标。也就是说，即使2010收获的粮食没有减少，到2011年同样还有超过1亿吨的缺口是要进行补足的。如果缺口不补起来，就要发生饥荒。更需要说明的是，到了2010年，连地沟油、毒蔬菜、“三合一”猪肉、病死猪肉入市等有毒食品这个“另类”的增加粮食供应的手段都基本上用尽，没有深入开发的潜力了。所以，到2011年，补足缺口就只能通过增加粮食供应，包括继续大量进口粮食，以及继续消耗库存而实现。随着中国的大量买入，引发世界粮食库存骤减，国际粮价高涨。在国内价格“稳定”的状态下，国际粮价比国内粮价高出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之后，所以大豆的进口一度明显减少。即使国际粮价不涨，中国能够每年持续进口6000万吨粮食，那么还需要5000万吨往年的库存粮食消耗作为配套，才能度过2011年。否则，在2011年的新粮收购之前，就要发生粮食的短缺状况。但问题是，中国的大量粮食进口推高了世界粮价，形成中国和世界粮价的“倒挂”，减少了中国的粮食进口。而要保持中国粮食不至于短缺，就迫使中国的消费更加依赖于国内库存消耗。只有通过更大的国内粮食库消耗，才能够让粮食不至于短缺。也就是说，中国过往粮食的储备要超过1亿吨，才能满足两年的粮食消耗。但是很明显，中国一直就维持着粮食的“紧平衡”，而且从2007年开始就形成了粮食短缺的局面，通胀明显加速，粮食进口逐年扩大。所以，根本没有能力结余达到1亿吨粮食的巨大粮食库存。既然没有这么大的库存，那么就意味着中国2011年就要面临着粮食短缺。可以说，如果短缺额度为5000万吨，那么就意味着中国人可能将在月份的时候，面临着1个月的粮荒局面。如果短缺为2500万吨，那就是半个月的粮食短缺。
　　粮食库存的的多少，决定2011年的粮食缺口能否补齐，也决定了中国是否会发生饥荒。有一点需要明确，如果天气相对正常的话，中国在2011年处于较小的粮食缺口状态。即使中国粮食在2011年的缺口是5000万吨，但是这个缺口只是一个月的缺口，可以通过很多调剂手段进行解决。比如说，如果粮储还有积累的库存，那么就可以继续通过抛储而弥补缺口。即使粮储的储备不够粮食缺口，那么，就需要另一种解决思路，比如说前面说的粮食“消费降级”的方式解决。当价格高昂的时候，人们会减少油、肉、蛋、奶、酒等产品的消耗，然后更多地转向大米、白面这些主粮。如果粮食发生明显短缺，人们可以更多地摄入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量的农产品。但是，因为不同粮食品种的生长期的差异，粮食收购的时间不同，库存粮食缺口发生的差异也不同，以及粮食缺口的社会结果，形成非常显著的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小麦和玉米的收获期差异，造成的粮食缺口问题。小麦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中国北方冬小麦从5月底开始、自南向北进行收割。那么，对于小麦来说，供应缺口最可能发生在4、5
月份，这时候是小麦青黄不接的时候。而对于饲料玉米来说，收获期主要在9月份，因此供应缺口最可能发生在7、8月份。这两个收获时间的差异，就形成了粮荒的不同时间和特点。在2010年，中国的将近5500万吨大豆进口，已经超过世界大豆进口贸易量的50%。而国产大豆因此也大量缩小种植面积，转而种植更多的玉米。因此，中国进口大豆基本上已经达到极致，几乎没有增长的空间。而且，因为国际大豆价格处于高位，中国2011年的进口量也难以增加。那么，中国的饲料更多依赖于玉米，而因为国际玉米价格涨势更加凶猛，国际玉米价格比国内价格明显高出很多，因此中国进口玉米的数量也受到严重限制。不过，在2011年的前5个月，中国玉米的进口和进口安排已经超过2010年的总量。那么，为什么在国际玉米价格高涨的时候，中国还要进行大量的玉米进口，通过明显“赔本赚吆喝”的方式，供应国内的市场？这里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玉米已经明显不够用了。国家为了保持国内玉米价格稳定，保障玉米供应，即使赔本也要这样做。另外，中国猪肉的进口也在翻番，都说明国家对于玉米、饲料和猪肉的产业链的重视。而国家的这种行为、加上前面已经提到的消息，直接反映出玉米库存已经非常紧张。
　　玉米的供需缺口是中国粮食问题的关键。粮食消费结构和粮食生产结构的不均衡，决定了中国粮食供需缺口的特点。虽然中国的粮食总量有缺口，但并不是每个品种都存在缺口，而可能是一部分剩余，另一部分缺口更大。比如说，如果中国人的主粮消费增加，那么就会意味着小麦、稻谷的需求增大，会导致人们的主食小麦、稻谷的较大供应缺口。因为小麦“青黄不接”的时期主要是4、5月份，如果小麦消耗过快，导致小麦的缺口表现出来，那么因为小麦而造成的粮荒时间就会比较早。当粮荒发生的时间早，没有白面大米吃了，人们的饮食就得进行“消费降级”，就像人们以吃玉米代替吃白面。这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回到过去穷困的时期，也就是忍饥挨饿的时代。当人们开始挨饿了，就会有人想起晋惠帝的经典回答：“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人们都认为晋惠帝是痴呆，但晋惠帝是不是真的痴呆呢？虽然人们都觉得他说的似乎是笑话，但是中国人一次次地在这么做！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社会就是通过吃“肉糜”而解决吃不上饭的问题。所以，晋惠帝的思维非常“超前”，指导了1000多年之后无数中国人的行为方向。在2011年，中国的油、糖、肉、蛋、奶、酒、蔬菜水果、加工食品等“副食”在人们饮食消费中占的比例已经很高。通过这些类似“肉糜”的消费，因此社会消费小麦和水稻的数量就明显减少。所以，小麦和稻谷的供应虽然相对紧缺，但是供需缺口不是很大。尤其是小麦，到了5月份之后，社会仍然还有不少存粮，能够等到6月份的冬小麦收割。问题在于，“副食”的供应不是凭空来的，而是需要更多主粮来生产加工的。肉蛋奶的生产，需要需要大量的玉米和豆粕做饲料。而且，不论榨油、还是大量的食品工业产品，都需要大量的玉米和大豆。而人们消耗肉蛋奶等“副食”越多，对于玉米和大豆的消耗量也就成倍数增大。在国际粮价暴涨的背景下，中国2011年的大豆进口明显停滞，很难明显超过2010年时的进口量。那么，在社会对于“副食”消耗持续增加的背景下，玉米作为主要的饲料，只能通过会加速消耗库存，来满足社会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因为玉米的收割时间相对滞后，缺口爆发的时间较晚。但同时，从6月份开始的冬小麦收割，又让人们觉得新粮食的供应开始，社会成功度过了粮食“青黄不接”的时期，似乎“粮荒”并没有发生。但实际上，人们就会在这样的信息中，错误地估计形势，继续毫无根据地“食肉糜”。社会在“食肉糜”的过程中，某天突然发现“肉糜”价格暴涨，再也吃不起了。
　　玉米是“食肉糜”的关键原料。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粮储在2010年大量减少粮食收购、同时大量抛售粮食之后，进入2010年时的玉米库存已经所剩无几。根据中国国家粮食局日晚间发布的收购进展公告显示：“截至4月30日，河北、内蒙古等10个玉米主产省（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10年新产玉米8947.2万吨，其中国有粮食企业收购了2931万吨，占收购总量的33%。今年前4个月的玉米收购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了107.5%，在收购价格方面，涨幅与去年同期相比略微上涨1%。另外，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玉米的数量和所占比列都有大幅上涨。”如果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2011年中国收储的玉米比2010年收储的还多得多，中国玉米库存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如果结合前面中储粮“哭穷”的消息，可以得出结论，2011年大量增加的收储，只不过是因为2010年收储减少所致。同时，由于大豆进口供应相对减少，本来应该在7、8月份出现的玉米供应缺口，其实已经在5月份就已经出现征兆。国家粮储的特点是，即使出现粮食短缺，也要维护粮价的稳定。不过，在5月中旬，本来非常强硬的国家储备，突然开始以非常优惠的条件，大量从私人粮商手里收购玉米。本来，不少私人粮食在精神上接近崩溃，觉得存粮的结果是经济上的亏损。没想到，突然之间风向就转了，私人粮商也赚了。所以，私人粮商迅速转忧为喜，高高兴兴地把玉米以较好的价格卖给了国家粮储。那么，在国家储备和私人粮商之间，如果国储不到最后时刻，绝不会向私人粮商低头。而国储给私人粮商开出相当优惠的条件，只能说明一点，国储的手里已经基本上没粮了。因为，国储不到接近山穷水尽的时候，绝对要死硬的。
6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玉米价格半年涨两成深加工企业利润缩水”也说明了中国玉米的缺口：“河南一家大型玉米深加工企业的人士称，该公司前期采购了一部分价格较低的玉米，利润暂时还可以。现在由于农民手里玉米基本上已售完毕，贸易商手中玉米数量也很有限，加上玉米价格较高，该公司准备采用木薯作为加工酒精的原料，替代玉米。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指出，玉米价格目前的高烧态势在新玉米上市前估计很难缓解，他预计今年玉米的种植面积为4.8亿亩，增加约900万亩，增幅约2%，全国玉米产量达到1.7亿吨左右，如果不适当调控玉米深加工的需求，仍将呈现供应紧张的局面
…… 往年，玉米价格年均涨幅10%左右，但是今年上半年涨幅已经约20%。”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国内玉米库存已经很少。所以。在很多企业替代玉米的同时，玉米价格上涨势头加速。而这个消息只反应6月初的状况，距离新玉米收获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即使考虑到社会中，还有一定玉米剩余量，玉米的缺口也差不多达到2个月。按照2010年玉米产量1.58亿吨（美国谷物协会）的数据，够中国10个月的消费，每个月消费大约为1600万吨。那么，年，玉米的供求缺口大约为3200万吨（或者更多）。而这3200万吨的缺口，将体现在7、8两个月。当然，如果缺口明显超过3200万吨，那么玉米供应将在6月中下旬开始就出现“断顿”。
那么，在无法“食肉糜”之后，人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什么都没得吃。“食肉糜”的关键原料在于玉米，没有玉米就没有“肉糜”。就拿猪肉来说，按照猪每天吃掉自身体重4%的饲料计算，一头100斤重的猪，每天就要消耗4斤饲料。而在饲料中，玉米的比例可能会达到55%左右，4斤饲料就含有2.2斤玉米。根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检测，
2011年3月份国内的生猪存栏量为44750万头，环比上涨0.77%。假设这些存栏生猪的大小分布平均，从10斤左右的猪仔到90-100公斤左右即将出栏的成猪，平均每头猪重为90斤。那么，平均一头猪每天就要吃2斤玉米，4.5亿头猪就要吃9亿斤玉米，合每天的消费量为45万吨玉米。那么，这4.5亿头猪中，每头猪从早晨开始就吃东西，每天都要吃2斤以上的粮食。那么，从哪里给这些猪找粮食，从哪里满足每个月差不多1600万吨的玉米供应来源？而没有这些玉米供应，很多猪会因为没有粮食吃而被迫宰杀。所以，饲料厂和农民必须想方设法保障饲料主粮的供应，防止因为没有足够的饲料，导致生猪大批死亡的结果。所以，国储开始让步的时候，也就是国储的玉米供应接近“断裂”的时候，也意味着玉米的价格也开始明显上涨。那么，解决玉米缺口有两个方式：1、进口替代；2、国内替代。第一个选择，进口替代，很难补足玉米的缺口。因为国际玉米价格过高，比国内的价格高出20%以上。如果进口玉米的话，如此大量的玉米将主导玉米价格，导致玉米价格上涨20%。而玉米价格的持续上涨，将引发小麦、稻谷和大豆价格的上涨，这是国家所无法接受的。那么，基本上就只有第二个选择，国内替代。国内替代可以包括进口大豆，在国内榨油后，留下的豆粕。但是，豆粕即使能够替代一部分玉米，其替代作用也有限。那么，国内替代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用食物小麦替代饲料玉米。就像发改委很有信心地说小麦供应充足那样，因为小麦的供需相对缓和，小麦的价格没有明显上涨。于是，玉米和小麦的价格迅速拉平，然后玉米开始对小麦价格“升水”，并且形成玉米和小麦价格的“倒挂”。这样的价格会导致一个结果，食用小麦（非饲料小麦）会被用来做饲料，对玉米进行替代。而且，根据一些粮食加工行业的新闻，食用小麦做饲料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玉米短缺的结果，并不是中国人大量少吃油、肉、蛋、奶、酒等产品，不是多吃大米白面而进行的“消费降级”；而是将更多的食用小麦变成猪饲料、加剧粮食消耗的“消费升级”。那，如果大量小麦都被用作饲料，加速小麦库存的消耗。那么，当某一天肉蛋奶不够了的时候，人们再进行“消费降级”，回过头来吃大米白面的时候，连大米白面都没有了。所以，当玉米和小麦库存都因为制作饲料而消耗光之后，“食肉糜”的结果可能就是以价格上涨为主要标志的“粮荒”没有出现，而直接过渡到以没有粮食吃为主要标准的“饥荒”。
　　需要反复强调，甚至啰嗦的是，当玉米价格和小麦价格看齐，推动中国走向饥荒。一般来说，玉米亩产比小麦亩产高30%以上，有的甚至高出50%以上。从亩产的角度来说，小麦价格应该比玉米价格高。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更多地种植小麦，让玉米和小麦处于合理的种植面积上。而当玉米价格和小麦的接近时，就意味着人们更愿意种玉米，并且放弃小麦的种植。尤其在东北只种一季粮食的地方，当小麦和玉米同样价格的时候，农民会优先选择种植玉米，减少小麦的种植。而且，由于黄豆价格低、单产低，农民们纷纷弃种黄豆，转而种植玉米。所以，当越来越的农民放弃种植小麦和黄豆，转而种植玉米，这样的结果是玉米的供应更多。但是，粮储的玉米库存在5月份就开始出现短缺，说明农民种玉米增加的数量，赶不上饲料和食品工业增加的消费。在2010年秋天收获的时候，发生在农村的“抢粮大战”，已经反映出粮食全面短缺的状况。因为，如果农民的玉米收获很多的话，能够基本满足需求的话，农村就不会出现粮食抢购的问题。如果玉米供求平平衡或者供过于求，应该出现粮食过多而压库，私人粮食贸易商不愿意收购玉米的情况。所以，农民收获的玉米少，不仅仅是天气导致粮食减产，还因为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而缺乏积极性的第一原因，就可以归结为粮价过低。因为，决定中国是否缺粮的，并不仅仅是东北的黑土地，更是三分之二的山地丘陵和其它类型的贫瘠土地。如果粮价过低，首先减少的就是这些地区的粮食种植。而且，相对高产的玉米供需已经表明，玉米价格已经偏低。那么，就更不要说产量低很多、而价格接近或者更低的小麦了。从2010年末最初的“抢粮大战”可以反映出，年的收获量，继续比年收获的粮食大幅减产。因此，即使2009年开始的有毒食品大量增加，即使进口粮食大量增加，仍然不够社会需求。因此，粮储必须通过大量消耗往年库存，并且坐视有毒食品泛滥，形成新的“食品”供应来源，以保障粮食供应。不过，国家为了保持价格“稳定”，让粮储撤出粮食收购，也就是置国家粮食的安全库存于不顾。而限制粮食收购数量之后，也就意味着粮储更多地消耗过往库存。另外，进入2011年之后，国家还下达行政命令，严厉限制玉米用于工业加工，减少玉米的工业消耗。按道理，由于玉米的广泛用途，严厉的限制措施能够降低部分消耗。但即使这样，进入2011年5月份，中国粮储就开始被迫从私人贸易商手里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玉米。这说明，粮储已经开始出现库存玉米严重匮乏，几乎供应不上玉米消费的局面，可见玉米库存的紧张。而且，当第一波高价购买玉米之后，多数私人粮食贸易商卖掉了玉米，剩下的部分贸易商更会考虑待价而沽，可能价格越高反而越不卖。那么，即使收购了这些私人粮食贸易商的库存，再坚持一个月，到了6月中下旬之后，再去哪里找玉米？如果没有玉米供应，依靠玉米而生存的饲料行业就会被迫大面积减产、甚至停工。
　　而且，玉米的短缺形势反映的是整个社会中，粮食短缺的状况。从玉米库存状况和小麦开始替代玉米做饲料的状况来说，中国的粮食库存（包括年度生产的粮食、粮食进口、和过往库存）与粮食需求相比，有可能相差一个月的差额。也就是说，即使把2010年所有的库存都消耗光的话，在2011年的玉米大量上市前，如果国家不大规模进口玉米、并且用其它主粮替代玉米饲料粮，那么可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中国将面临无玉米饲料粮的局面。也就是，这一个月可能就意味着饥荒的到来。也就是说，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可能在7月中下旬到8月初（或者更早的时间），中国会出现饲料严重匮乏的局面，并且影响到人们的吃饭问题。当小麦和玉米价格差不多的时候，玉米的供应量没有明显增长。那么，根据基本的经济逻辑推断，小麦种植面积下降的速度，必然比玉米减少的更快、更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5月份，市场上的小麦仍然保持供应，那也是因为社会大量消费肉蛋奶蔬菜等副食，所以人们减少了对于小麦、稻谷的消费。也就是说，虽然小麦、稻谷的种植下降，但是社会对小麦、稻谷的消费同样下降，所以通过上百万吨的小麦和稻谷进口，仍然能够维持供应，形成“相对”剩余状态。当然，这个“相对剩余”仅仅是因为消费下降导致的，并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玉米的短缺越来越明显、玉米价格越来越高，同时小麦价格一直被压低，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会用食用小麦来替代饲料玉米，加速小麦的损耗。从生产角度来说，国内的玉米产量高，小麦产量低；国际玉米产量高，小麦产量低。当中国进口玉米的时候，即使数量较大，对玉米价格上涨造成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而当中国进口小麦的时候，即使数量相对较少，也曾经造成小麦价格的几乎直线暴涨。所以，当食用小麦开始大量替代玉米当做饲料的时候，小麦库存消耗枯竭的速度就更快。也就是说，中国的大豆绝大部分靠进口，玉米存在明显短缺，小麦也在加速消耗，整个主粮链条已经绷到了极致。在这个链条中，任何一环都随时可能出问题，而且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环节的问题而全面断裂。所以，中国面临的是“食肉糜”方式的饥荒，人们都想着吃的更好，而吃的更好就意味着粮食消耗倍增。不少中国人嘲笑韩国人，把一斤牛肉、两斤排骨都当做很好的礼物送人，觉得中国人可以比较随意地吃这些韩国人眼里的高档食品了。但是，一般中国人忽略了，中国的农业环境并不比韩国强，中国的农业水平比韩国差很多，为什么中国人则能够胡吃海喝。这就像存钱一样，有的人可以精打细算，用很少的钱过很长时间。那么，中国人习惯就是有吃的，就赶快吃光耗光。
上一次次地重演，当中国人“食肉糜”到了一定程度后，直接就开始变得没有饭吃。而这次，中国人还在持续过去的模式，随时面临着饥荒的问题。
　　2011年是否发生粮荒或者饥荒，还在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能够安全地度过6、7、8月份，那么中国的粮荒警报在2011年就基本上解除。而6、7、8月的粮食状况，又和年的冬小麦生长情况关联很大。如果粮价在2010年大幅上涨，引发农民积极种粮。然后，如果冬小麦丰收，那么基本的粮食就有了保障，能够支持粮食到秋粮收获，然后把新的粮食问题留到2012年。问题在于，主粮价格被严控打压，导致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更多农民放弃种植主粮。官媒总在说，粮食种植面积继续扩大，农民踊跃种粮。但是，如果按照人之常情，就要首先要思考，农民为什么种粮。如果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爱好而不计报酬做事，这个可以看做是追求理想；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农民这个庞大群体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所谓的爱好而不计报酬做事，那就不是追求理想，而是神经有毛病。因为，农民是社会中最注重实际的群体之一，在每件事情上都精打细算。如果说种粮不值钱甚至赔钱，但是官媒还在说农民踊跃种粮，那不是把农民当做疯子，就是把听者当成傻子。所以，要弄清楚农民种粮或者不种粮，首先要了解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来自于哪里。农民种粮必然是有原因、有内在动力的。促使农民种粮的原因越强，那么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农民耕作的土地也就越多。所以，人们在说农民种粮或者不种粮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种粮？只有弄清楚农民种粮的原因，才能够有效地评估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分析2011年的粮食安全状况。粮食作为具有明显特殊性的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天天重复摄入的生活必需，属于无人可以避免的重度消费品。重度消费品的意思是：1、人们天天都得消费，消耗不同的食品。比如说，一个人买了一件衣服，可以一直不穿，也可以一直穿10年。这种消费就是根据这个人的经济状况、倾向爱好所决定的。很多人技术有钱，但是也可以一直穿某几件衣服，穿10年不是问题。但是，粮食不一样，人们必须得天天吃，今天的粮食吃完后，明天还得继续吃新的粮食，没有可以一直吃十年的面包。
2、人们的粮食消耗量巨大：在某一天，一个人的食盐消耗量很小，可以5克，也可以10克，到了15克就非常高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几乎没有“副食”的饮食，就像中国人在1960-60年代那样，一天的粮食摄入会达到500-1000克，也就是1-2斤，是吃盐数额的上百倍。这两点就决定了，粮食是决定人们生死的大宗产品。既然粮食具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农民种粮食也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有了不同的原因动力。总的来说，农民种粮有两种原因：1、个人安全需求；2、经济利益驱动。这两个种粮的原因，决定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农民种粮首先源于个人安全需求，种粮给自己吃，也叫做“口粮”。农民必须通过种粮，实现对自身的生命保护，这种意识可以称为个人安全需求。城市人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赚钱，买到粮食吃；而农民则只能通过自己给自己种粮，让自己有口饭吃。农民自己种粮给自己吃的土地，就叫做“口粮田”。按道理，农民都要实现自己的粮食自足，也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无数农民经历过60年大饥荒，亲眼见到自己的亲人、朋友被饿死，自己也可能曾经被饿得奄奄一息。这种记忆可以说刻骨铭心，让无数农民对于饥饿怀着无法抹去的恐惧。这些农民不论粮价多低、种植成本多高，都要自己种粮，给自己留下口粮。当这些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安全、为了让吃上饭而种粮的时候，并不是非常在意粮食价格。这样的粮食种植也基本上不受粮价的影响，农民该种多少还是种多少。总的来说，年纪大的农民不会因为粮价太低而不种口粮，也不会因为粮价高涨而在收获后卖掉口粮。农民种植“口粮”田的动力，主要是观念的影响。随着农村里老人们的逐渐老去，尤其是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分家自己单过，农村的人们对粮食的观念也在起到明显的变化。很多农村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年代，对缺粮而挨饿没有清楚的概念。年轻人觉得老人们已经落后于时代，所以老人们的想法难以影响影响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危机意识淡薄，觉得不种粮也没有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种地太苦，从小也没有学过种粮。另外，随着工业和城市服务业的用工需求越来越多，有的农村人则全家在外地打工。这些人只能放弃种粮，或者把粮田转包给其他人，或者直接抛荒。另外，打工收入较高，所以这些人们用赚的钱买低价的粮食吃。所以，不论从记忆，还是经济收入角度，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失去了对于无粮可吃的危险意识。所以，农村种粮越来越表现出“3860”的特点，能赚钱的青壮年都去了工厂或者城里赚钱，无法进城市打工干体力活的老人和妇孺在家里种粮。而且，随着危机意识淡薄的人越来越多，农民坚持种粮的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依靠别人种粮，然后自己买着吃。还有不少农民即使自己种粮，在秋收之后也会把粮食全部送到粮食加工厂。其中一部分等于卖给粮食加工厂，另一部分寄存在粮食加工厂，需要吃白面的时候，折算相应寄存的麦子就行。农村人家有自己院子的，本来大都有厢房存粮食，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都不存了。也就是说，多年的低粮价、多年的粮食没出问题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嫌种粮麻烦、或者嫌存粮麻烦，甚至连自己的口粮都不留。在社会经济和人群心理变化的背景下，人们种自己“口粮”田的动力越来越弱，这样的结果必然引发粮食种植越来越少。
　　农民种粮的原因还有一种：种粮给其他人吃，又叫做“商品粮”。
为什么农民会种粮给其他人吃？为了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利益驱动。农民之所以努力种粮，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假如，如果粮价在一夜之间上涨5倍，粮食变得非常昂贵。那么，其效果不仅仅是粮食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动。粮价暴涨之后，整个工业经济和城市服务业经济将全面停滞，无数工厂倒闭，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机会。而且，就是有工作机会，人们也是为了买个馒头而“当牛做马”。这就是“馒头为王”的时代来临，谁有了馒头就可以掌控其他人。
“馒头为王”，农民就会开始积极种粮。另外，无数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也是为了一个馒头，那还不如回到农村，然后对农田进行精耕细，通过种粮食吃上饭、过上日子。尤其在一些农村，如果人均达到2亩地以上，生活相对来说就变得相当不错。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当无数农民回家积极种田的时候，就会开始充分利用耕地。农民会将已经“双改单”的农田利用起来，重新“单改双”，无数地头屋角的小土地也会使用起来。被房地产、工业区圈起来的土地，也会被农民重新开垦，以扩大种植面积。而只有这样，农民才会关注农田的肥力，想法让农田更高产。不过，上述的场景都只是假设，都是高粮价才能出现的情形。而真实的情况截然相反，粮价仍然被压得极低。同时，而其它产品价格非常高、农资价格非常高，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对于比较好的土地，在比较好的年景中，农民才能获得微薄的收入。而一旦遇到年景不好，种粮食很可能亏本。尤其是种小麦、大豆这些相对低产的作物，亏损的几率更大。在粮价低迷、成本高涨的情况下，所以，在耕作条件非常好的华北平原、东北的松嫩平原、江汉平原等主要产粮地区，农民才会因为土地条件好，便于操作管理，还愿意种植“商品粮”，赚点小钱。当然，在这些地方耕作的，也主要是老人和妇孺，年轻人也基本上不专门从事种粮的工作。而在耕作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由于土壤条件、地形地貌、水源情况等各方面原因，农民如果种植“商品粮”，即使年景好，基本上也就是持平。如果天气稍微出点状况，或者种子、化肥、农药等出点问题，或者价格上涨，农民就可能陷入亏损。亏本的买卖傻瓜才做，农民基本上没有种植“商品粮”的积极性，无数农民就是弃耕也不会种粮食。在理论上，中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相对肥沃的平整土地，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比较差的土地。当然，实际情况并一定准确。因为，在华北、华东、华南这些好地集中的地区，大量良田已经被改成城市、工业区、所谓的交通等基础设施。而在条件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被污染的情况也极其严重。所以，适宜于耕作的良田，也在急剧减少。另外，由于种粮食收入低、而且没有发展空间。如果哪个青壮年农民在家种粮，而不是出外地打工，那么很多农民就会看不起这些人。所以，从经济观念上，农民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种粮食。大量农民就是在外地漂着、晃着，也也不愿意回家种粮食。因此，当农村主要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的时候，说粮食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粮食持续增产，这比“痴人说梦”的问题还厉害，其实完全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同时，经济作物也在大规模地挤占耕地资源。虽然农村还有很多农民在种地，但是种地和种地就有巨大的差别。很多人种植经济作物，就能赚很多钱；而绝大多数人种粮食就基本上不赚钱、甚至会亏不少钱。这就是在社会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对粮食进行价格管制的后果。尤其是进入2010年，通货膨胀逐渐进入“白热化”，多种农产品进入价格暴涨的阶段。除了主粮之外，各种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对农民们的种植行为形成巨大的指导作用。
2009年，绿豆等“小杂粮”品种价格暴涨，于是很多农民在2010年转而种植绿豆等杂粮。进入2010年，各种蔬菜价格进入大幅上涨的阶段，农民纷纷将粮田改为菜地。种菜与种粮比起来，工作非常繁重、劳累，尤其是大棚蔬菜基本上是常年不休息。但是，由于种菜的收益相对好一些，所以无数农民即使非常劳累，也转而种菜换取一定的利润。
2010年中开始，棉花价格暴涨，最高价与前一年相比，上涨两倍多。进入2011年，更多的农民开始转而种植棉花，希望自己也能赚一些钱。在最近几年，种植水果的农民也赚了不少钱，尤其是2010年水果价格上涨，引发农民跟风种植水果。总的来说，种植经济作物和种粮相比，收益高出很多。而这个收益的差额，从“农村合作社”体现出来。从2007年开始（尤其是2009年后），中国的各种“农业合作社”纷纷成立，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不过，看这些获得经济效益的农业合作社，都是停止种粮，然后改作种植经济作物的合作社。也没有听说过种植主粮的“农业合作社”，能够获得可观的收益，一些农民建立了粮食类的“合作社”，最后也散了摊子。道理本身也很清楚，因为粮价过低，种粮就不可能赚钱，所以种粮的都是穷人。一帮穷人凑在一起还是穷人，不可能成为富人。穷人们即使最初凑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结果。于是，穷人们就会四分五裂，各自去找富人，依附于富人。这样的结果反映在“合作社”上，就是本来种粮的农民很穷，大家弄了种粮的“合作社”也没有任何起色。于是，农民们跟着一些“能人”，改种经济作物赚了钱，然后把合作社“做大做强”。还有，随着国家“退耕还林”的措施推广，以及城市“规划”的扩张，市场上对于树苗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少农民将耕地转为林地，培育小树苗进行买卖。而培育小树苗的收入可以达到种粮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而且，和种粮相比，种植树苗相对也轻松。简言之，农民都是在种地，种植经济作物就能够赚钱，唯独种植主粮基本上不赚钱。所以，农民宁愿种植经济作物，就是工作苦点、累点，也不愿意耕作不赚钱的主粮。
　　在低粮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对粮田进行大规模“围剿”。当无数农村年轻人都对自己的“口粮田”都失去兴趣，结果会怎样？当粮食价格过低，农村根本失去种植“商品粮”的动力，结果会怎样？
2009年开始，尤其是2010年后，随着规模基建的加强，以及通胀加剧，一般劳动力工资大幅增长。这时候，无数在外务工的农村人，越来越失去“种口粮”的安全意识。人们觉得，即使粮价上涨一倍，自己还是能够买得起粮食吃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既不种粮，也不在家里存粮，而是准备随时买大米白面吃。同时，2010年的通胀率大幅上升，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化肥、农药、柴油、雇工等价格持续上涨，让粮食种植更加无利可图。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双改单”，本来是双季稻，改成单季稻，降低农资和种粮雇工的成本，甚至是直接抛荒，减少“商品粮”的种植。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虽然户口在农村，但是自己的行为以部分或者完全脱离农村，导致农业行为明显减少，种粮减少的情况。假设在年度，农村人因为粮价低、粮食安全意识淡薄，减少“口粮田”和“商品粮”的种植，通过“双改单”和抛荒，因此减少10%的粮食种植。从一些地方农民放弃种地的表现来说，这个数字仍然相对比较保守。因为，在膨胀加剧、用工紧张、工资高企的情况下，土地抛荒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相对偏远地区，相对不适宜小块土地，抛荒的程度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另外，“双改单”这样的减产，表面上看不出差异，但实际减产幅度很大。比如说，湖北作为水稻的主要输出省，很多稻田都开始“双改单”，很多两季稻变成一季稻，轻松就可以减少20-30%左右的粮食产量。所以，通过农民抛荒和“双改单”，10%的粮食种植减少是很容易的。另外，由于房价持续上涨，中国的房地产扩张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城市周边大量的肥沃土地被侵占，变成非农用地。尤其是两年，包括城市扩张、工业区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吞噬了大量肥沃的良田。而且，各种资源消耗的掠夺性开采和资源消耗，并且造成大量的污染，也同样让无数良田无法耕作。城郊无数农民准备卖地“上楼”，也停止了对于土地的耕作。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这些地区都是产量高、易于种植的良田，因此这些粮田面积的减少，可能达到全国粮食产量的5%。更大规模的变化，就是大量农民把粮田改变用途，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年期间，蔬菜、水果、杂粮、棉花和树苗等经济作物价格的轮番暴涨，刺激无数农民将粮田改作经济作物土地。如果进行大概的的保守估计，这些经济作物的耕种，可以占到耕作面积的10-15%以上。所以，当这些因素汇总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种粮状况的图景。
2009年之后，因为无数农民已经放弃种粮，即使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年的粮食种植面积都有可能减少20-30%，甚至更多。可以说，这就是在粮价被严重压低的情况下，各种非农用地、经济作物用地，开始对粮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结果。
　　农民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并不会明显改善粮食供应情况。从热量的角度，蔬菜水果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主粮摄入。蔬菜、水果中也含有很多热量、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等。在人们的饮食中，很多人大量摄入蔬菜、水果等“副食”，尤其像土豆、红薯、西红柿、胡萝卜、南瓜等既可以做蔬菜，又可以起到主食作用的农产品，明显帮助人们减少粮食摄入。在2010年，包括土豆、白菜等“大路菜”的价格都创出新高，让消费者人们觉得难以忍受。不过，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所以大量农民开始转种蔬菜，希望通过种植蔬菜赚一些钱。不过，到了2011年初，蜂拥转而种植水果蔬菜的农民开始尝到苦果。无数农民种植出来的水果蔬菜，都烂到地里也没人来收。这时候，一些人才开始理解，到底什么造成了社会的通货膨胀，什么造成了大量的蔬菜拦到了地里。在2010年，当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城市市民们感受到了蔬菜价格暴涨的痛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赚到钱，因为农民还是收入微薄。这时候，某个“表演经济学家”跳出来，配合官方的意思，在媒体中大声疾呼，忽悠国家严惩蔬菜水果的“炒家”。在这个“表演经济学家”的呼吁下，民众对“炒菜”的商人非常敌视，有的甚至恨之入骨。但是，最后也没有真正“揪出来”到底谁在“炒菜”，“大声疾呼”也就不了了之。而到了2011年春节之后，大量农民种植了蔬菜，但是根本运不出去，卖不掉。种植蔬菜的农民只好铲除这些基本上已经成熟的蔬菜，认亏出局。但同时，城市中的蔬菜价格却基本上没有降价，人们还得买两三块钱以上的蔬菜。那么，在农村几分钱一斤的蔬菜，为什么到了城市就到了几块钱一斤？这时候，蔬菜价格高昂的原因终于完全“浮出水面”。因为，在蔬菜的多个流通环节，包括贩运过程中的收储费、运输费、公路费、罚款，以及城市蔬菜分销过程中的场地费、各种税费等等，成了蔬菜价格的最大头。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状况是：一边蔬菜卖不出去、只能就地销毁；一边城市的消费者只能以很高的价格购买蔬菜。而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普遍情况。造成这种菜价高昂的原因，并不是“蔬菜炒家”从中渔利，而是体制造成的各种税费过高。更主要的是，蔬菜不容易储存，蔬菜贸易商从地头收购后，就得尽快运输到消费者手中。对于蔬菜贸易商来说，如果到不了消费者手中，就得到菜场垃圾堆中。问题是，由于如此高昂的各环节税费，即使在农民手中很便宜的蔬菜，到了城市就变得非常昂贵。昂贵的结果就是城市居民明显减少消费，让大量增产的农民卖不出去菜，烂到地里。这就形成明显的恶性循环，等农民再大幅减少蔬菜种植的时候，更凶猛的菜价暴涨将会发生。更重要的是，当农民大量把粮田变成菜地的时候，其实社会对于蔬菜的需求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当大量蔬菜被扔掉之后，就等于地里产出来的东西白费了。很多农民种出来蔬菜之后，等于形成了大量的无效供应。而这种蔬菜大量烂在地里的浪费，严重削弱了水果蔬菜对于主粮的替代作用，加剧了粮食的短缺。就像大蒜在2010年价格高涨后，大量农民开始种大蒜，结果又导致大蒜价格暴跌。那么，大蒜价格暴跌后，消费者对于大蒜的需求也增加不了多少。同样的道理，无数农民开始种植果树，而果树成长周期需要数年。这几年中，果树并没有形成水果供应，所以农民们看不出来。等大量果树开始结果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量过剩。另外，种植“小杂粮”的农民们因为经济利益在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