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永安期货 应届生:应届生进外资银行的职业发展路径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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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耶伦讲话未给美元带来重大利好之外,一则美国参议院的消息令多头“雪上加霜”。周三煤炭、有色、新能源汽车、次新股全线启动,但量能依旧不足,今日市场在上证50带动下回调。此外,要进一步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让商业养老保险成为未来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政策空间。截至2016年年末,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继达到20.22万亿元,同比增长24.01%,排在通道三剑客之首(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而此次发行的中银证券安弘债券型基金也将由王玉玺担纲管理,其个人投资能力显然也令投资者对新产品充满了期待。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市次新股中,有3家公司去年研发费用超过3亿元,且过去五年研发投入逐年加大。请问许多外资银行的global transaction service或是transaction banking业务具体做些什么?只有用科学的方法选定合适的交易风格,固化下来,化变数为定数,然后严格执行,才可能获得成功。这也为这部分成分股提供了增量资金,形成长期利好。更多交易提示请搜索加入以小博大期货实战群,建议投资者保持震荡思路,关注3980一线去留。2.与通胀的高相关性。证券时报网07月10日讯周一(7月10日),恒生指数今早高开0.2%,开盘后涨幅扩大,截至午间收盘,恒生指数涨1.05%,报25608.16点;国企指数涨0.61%,报10314.86点;红筹指数涨0.25%,报3964.02点。其最长授信期可达3年,在有效授信期内,客户可根据自身需要随时提款,随贷随还,按实际使用天数和金额计息,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三是中质含硫原油是我国及周边国家进口原油的主要品种。把“防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限期整改不规范的举债行为,是所有地方政府共同的工作。荣威RX5内部最吸引人的就是其配备的10.4英寸的中控液晶屏,同时还搭载了阿里开发的车载操作系统YunOSforCar。”那位中石油黑龙江高层说。在经历了20年的曲曲折折后,它把我引向苹果。请问许多外资银行的global transaction service或是transaction banking业务具体做些什么?TechWeb报道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三星电子一名残障员工被捕,原因是他偷窃了公司8474部智能手机,令人惊讶的是该员工在两年之内将这些手机偷拿出来,平均一天10多部的数量。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前银行和其他行业一样普涨,但会议后受银监会的成立、商业银行完全自负盈亏等收紧监管信号的影响银行业出现大幅下跌,而其他大部分行业保持上涨。此次交易完成后,比亚迪获得合力泰1.79亿股对价股份使得其顺利晋升为合力泰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2.2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00万元-540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589.9万元,同比增长195.62%-239.64%;基本每股收益约0.06元-0.07元。”泛亚、e租宝骗局都是市长书记不懂金融惹的祸?“由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懂金融和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偏少,当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出现时,不少干部就手足无措,不能把握市场的走向,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参与市场、管理市场和科学地驾驭市场。证券时报网06月29日讯6月29日,在新财富主办、证券时报联合主办的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年会上,嘉实投资CEO仇小川发表主题演讲。这份研究报告是由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作出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了这份研究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耶伦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有生之年,不会再发生2008年那样的经济危机,然而,她并没有排除会发生不同于2008年那样的经济危机!毕竟,经济危机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此后,元亨光电股份(600184,股吧)还被多次拍卖,如8月15日拍卖522.73股,起拍价2300万元,但皆未成功卖出。在弱于预期的数据发布后,公债收益率下跌,美元指数跌至2016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95.132。万科(000002.SZ)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实现销售金额358.9亿元,环比下滑14.32%;同比下降1.35%。从业绩预告来看,多只公募基金押宝的公司遭遇首亏,股价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也给基金净值带来不少变数。2016年8月,万科在香港举行了中期业绩会,最核心的管理层王石和郁亮并没有出现,孙嘉挑起大梁。然而,炎帝生物业绩暴增的背后,经营模式也备受争议,尤其是其奖金制度和多层级计酬,以及利用“原始股”噱头发展经销商等经营模式,多次被指金融传销。”荆州市城管局副局长游敏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了共享单车投放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挤占公共资源,投放点未提前规划审批,在道路和居民区违规无序停放等等。欧洲银行股指数大涨1.3%,领涨各板块。为什么要在外汇交易中使用杠杆?王仝锁告诉记者,签约家庭医生将贫困患者所需药品报送至县卫计局药采办,药采办联合多部门与供药商二次议价,药品价格大幅降低。他指出,一般来说,如果确实为银行职工参与的诈骗,银行负有内控不力的责任,至于承担损失的金额,既可通过双方友好协商,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裁决。最近,金立旗下S系列的最新旗舰金立S10正式上市,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款拍照手机,金立S10在机身前后各拥有两颗高清摄像头,成为了全球首款四摄拍照手机,而该机的亮点不仅在四摄上,在配置方面也是可圈可点,6GB大运存以及64位2.5GHz八核处理器使手机运行更为流畅,成为市面上高性价比机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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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支付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支付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的精选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支付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 精选一11月16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中国支付协会举办的“2017第六届中国支付清算”上致辞时表示,各国业的开放经验表明,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才是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范一飞指出,支付业务属于重要的金融业务,无论是国有经营主体、民营主体还是外资机构,不管从事的是哪种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要借对外开放东风,进一步扎牢政府监管的制度笼子,对支付业务全覆盖,对违规行为零容忍,不管是哪家机构违反监管规定,坚持有反必查、有查必罚、罚必从严,培育敢于监管、勇于出手的监管精神,营造光荣、违规受罚的行业文化。”
“开放本身不是金融风险的根源,相反却可以通过引入先进技术、理念和经验提升竞争力,促进充分竞争,提升市场效率,降低各种风险。”范一飞直言,三人行必有我师,通过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国内机构可以更好地强身健体,更好地参与竞争。开放本身还可以通过增加市场主体分担市场风险,使风险由集中趋于分散,维护金融稳定。 范一飞认为,当前,网络支付业务市场集中度很高,也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如果外资机构能参与竞争,市场集中度有望趋于相对均衡,风险也能得到一定缓释。” 范一飞表示,我国在支付产业对外开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进展。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做的还不够,成效还不大,突出表现在:一是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二是支付产业对外开放呈现不均衡式发展;三是支付产业的国际标准建设亟待加快。“这些问题在今后对外开放中需要着力加以解决。”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支付监管需要同步跟进,建立起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全面监管框架。“按照精神,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从事金融业务必持牌照、必受监管,不得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不允许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以下为范一飞发言实录: 尊敬的赵欢会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第6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对外开放作出了新的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昭示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即将拉开新的序幕。金融业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我国将大幅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支付产业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过去一段时间甚至还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下面,我就支付产业的对外开放问题谈几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支付产业在对外开放中发展壮大 我国支付产业的发展史也是支付产业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和开放互为促进、相得益彰。可以说,改革开放一直是我国支付产业发展的主基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支付产业通过改革创新、深化开放,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一)“走出去”快速发展 近年来,我们大力支持走出去战略实施,服务、技术、标准和网点输出全面推进。围绕批发支付服务,我们精心打造国之利器,重点发力、重点突破。针对跨境支付中的短板问题,于2015年10月投产运行,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主渠道。截至2017年10月底,系统已有31家境内外直接参与者、635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遍布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50个,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纽带作用日益彰显。面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外贸形势,国内银行机构多方加大出口业务拓展力度,保障国际结算业务稳步开展。2016年五大行国际结算业务额合计达12.37万亿美元。我们积极鼓励零售支付服务跨出国门,银联卡已可以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银联品牌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支付品牌之一,支付宝、财付通业务也延伸到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期待已久的支付技术和标准成功“出海”,参与建设老挝、泰国等国家银行卡支付网络,银联芯片卡标准成为亚洲支付联盟的跨境芯片卡标准,二维码标准开始在东南亚部分国家授权使用。我们积极推动中资银行不断优化海外网点布局,截至2016年底,共有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 (二)“引进来”稳步推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支付产业引进来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一些领域的对外开放落实已经到位。2015年,国务院发布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决定后,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加快配套制度建设,相继发布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和准入服务指南,对内外资机构规定同等的准入条件和程序,标志着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步入正轨,人民币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在正在实现。维萨、万事达、美国运通等国际卡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我国外币银行卡清算市场,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外币卡清算服务,并授权境内发卡机构发行双标双币卡和单标外币卡。对于外资机构从事非银行支付机构业务,我们正在推动《》修订,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准入事宜。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支付服务提供商,例如PayPal和西联汇款,很早就进入中国,通过与境内机构合作拓展国内业务。外资银行在华的业务发展有目共睹,截至2016年底,外资银行在我国27个省份的70个城市设立营业机构,形成了具有一定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1031家。除了机构引进,我们还积极引入国际经验和理念,努力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等国际规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其在国内落地应用,提升支付风险管理水平。 (三)国际交流日益深入 围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保驾护航国内支付产业发展、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等目标和任务,我们开拓进取、积极推动支付产业“朋友圈”的国际交流不断深化,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人民银行积极加强与相关中央银行组织的沟通协调,保持并巩固与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等多边或双边组织的良好关系,加大国际事务参与力度,提升我国在支付产业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国内市场机构也积极参加相关国际组织,努力发出中国声音,影响国际主流发展。作为国际芯片卡及技术标准组织的执行委员会轮值主席,中国银联以本土二维码支付应用规范为蓝本,大力推动全球范围内安全、通用、开放的二维码支付架构建设,形成最终的技术解决方案。 总体来看,我们在支付产业对外开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进展。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做的还不够,成效还不大,突出表现在:一是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引进来的认识不足、力度不够、措施不多,特别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引入方面步子迈得不大、不快,例如境外一些有实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早已在全球展业,我们却没有引进来;部分市场机构走出去开疆拓土的底气不足、储备不足,即使走出去了也打不开局面;一些机构走出去了,但还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业务,离做大做强还有差距。二是支付产业对外开放呈现不均衡式发展。相对而言,走出去较快、引进来较慢;银行机构走出去、引进来多,其他机构走出去、引进来少;支付工具走出去应用较快,引进来应用较慢,结果是便利境内居民在国外花钱多,便利境外居民在国内消费少,客观上增大了服务贸易逆差。单独就走出去来看,批发支付走出去还可以,零售支付还有待提高;银行卡走出去受理环境建设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银联卡境外发卡总量依然较少。三是支付产业的国际标准建设亟待加快。我们已经拥有银联芯片卡标准、二维码支付标准,并在国际市场中拥有一定份额,但总的来说技术标准多,业务、服务和管理标准少;国家标准多,成为国际标准的少,这些问题在今后对外开放中需要着力加以解决。 二、充分认识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等。这些论断为我们做好今后对外开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支付产业落实党中央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重在认识先行,深刻理解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法规制度建设 法规制度建设是支付产业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走出去”的快速发展,支付产业的外向型特征会愈加明显,客观上需要法规制度建设适应这一变化,有针对性地主动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境外主体参与到我国支付服务市场或跨境支付安排,习惯上会审视我国支付产业的法律环境,并与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形成比较。部分境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层次高,凝聚着境外市场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有关法律制度建设确实还存在不足,这会影响境外主体使用我国支付安排的信心,进而影响支付产业的全球布局和发展。所以,我国支付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客观上要求我们遵从先进的国际规则,提高有关法规制度的法律层级,增强制度的法律确定性,帮助境外主体甄别支付风险,吸引境外主体参与我国的支付安排,维护好大国支付体系的国际形象。 (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无论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是通过市场发现决定资源流向和配置的过程。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的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支付服务市场较为发达,支付服务产品较为先进,在一些领域甚至还处于全球领军地位。境外机构要进入我国支付服务市场,首先要权衡自身竞争力,能进来的普遍实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具备一技甚至多技之长,会带来先进的服务产品、管理经验、和经营管理。对我国支付产业而言,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既是竞争,也是学习,相信经过与这些境外机构的充分竞合,我国的支付产业发展会更上层楼。对此,大家要摒弃自我保护意识,不要总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害怕竞争。实践已经证明,适度开放不仅不会削弱我们,反而会使我们更加强大。从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来看,国内银行从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收获颇丰,促进我国银行业在产品开发、业务模式、市场建设、管理经验、科技发展等多方面实现长足进步,在经营效率、和公司治理等领域也都有了巨大提升。国际市场是个大舞台,参与国际市场开展支付产业竞争,要求我们具备过硬的经营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走出去本身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营历练,是一种优质资本的输出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国内支付产业,特别是非银行机构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相信与银行走出去一样,非银行机构也会在风险管理、服务定价、客户拓展、等方面受益良多。 (三)有利于降低支付风险 各国金融业的开放经验表明,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才是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开放本身不是金融风险的根源,相反却可以通过引入先进技术、理念和经验提升竞争力,促进充分竞争,提升市场效率,降低各种风险。三人行必有我师,通过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国内机构可以更好地强身健体,更好地参与竞争。开放本身还可以通过增加市场主体分担市场风险,使风险由集中趋于分散,维护金融稳定。当前,我们的网络支付业务市场集中度很高,因此也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如果外资机构能参与竞争,市场集中度有望趋于相对均衡,风险也能得到一定缓释。开放本身还可以强化市场纪律执行。不论内外资机构,不管机构大小,在执行市场规则方面都应一律平等,不能内外有别、厚此薄彼。只有平等执纪,约束意识才能由内而生,整个市场才能普遍合规经营,风险隐患才能得到自然抑制。所以,市场机构要清醒地认识到,越是对外开放,政府监管越不能放松,相反会更加严格。 (四)有利于引领开放型经济发展 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必然需要跨境资金安全、高效流动作为支撑。不同的司法管辖和金融环境下,各国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参差不齐,资金流转效率和风险也不同,需要先进的支付安排连接这些不同的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支付产业本质上是一个网状产业,走出去后必然会延伸和拓展其支付网络,形成跨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实体经济的互联互通,发挥对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因此,支付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主动对接不同司法管辖的支付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支付安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推进支付产业联动发展和成果共享。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发挥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主渠道作用,搭建起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支付清算结算网络,努力做到我国企业走到哪里,哪里需要人民币支付,系统就延伸到哪里。 支付产业走出去还有利于培育形成竞争新优势。以创新驱动、质量效益型的竞争新优势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支付产业是典型的竞争性服务产业,积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技术应用,在电子支付服务、支付标准应用和支付品牌建设方面我们都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看,支付产业走出去有利于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增长动能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引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对此,我们一定要志存高远,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三、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我们明确了支付产业扩大开放的目标,坚定了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的决心,那么开放之路怎么走才能更加稳妥健康?我认为在牢固树立“开放”新发展理念基础上,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一)全面开放原则 实行全面开放是支付产业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全面开放不是局部开放、个别环节开放,而是全方位开放。从支付流程看,要全面放开交易、清算和结算环节;从支付体系组成看,要全面放开账户、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统业务;从支付服务类别看,要全面放开批发支付服务和零售支付服务。全面开放不仅是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更是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从支付服务拓展区域看,在深化沿海开放的同时,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从开放方式看,全面开放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目前,只有非银行机构从事支付服务尚未开放,其他领域已经全部开放到位,下一步需要快字当头,推进电子支付领域的对外开放,欢迎和鼓励外资参与我国电子支付业务的发展和竞争,参与我国内陆市场拓展,促进我国支付服务市场格局进一步优化。 (二)均衡开放原则 促进支付产业均衡开放,目的是改变目前不平衡、不充分的产业开放格局,需要我们做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并进、外国人走进来支付和中国人走出去支付并推、国际标准建设和国家标准建设并行、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均衡开放还要求我们要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既不实行歧视政策,也不搞超国民待遇;既不对内歧视,也不对外歧视。不是说要扩大对外开放了,只受理外资机构申请支付业务许可,而不管国内机构申请。政府监管将继续遵循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有序发展的原则,重点做好对已获牌机构的监管引导和整改规范,通过续展等监管措施淘汰落后机构,同时开渠引活水,鼓励有实力、可持续发展的中外资机构入场开展业务,鼓励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支付机构结构优化。市场机构要提高忧患意识,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加快发展壮大,提高创新能力,形成拳头产品,具备核心竞争能力,争取更大的市场主动,以应对激烈的对外开放竞争。 (三)有序开放原则 合理安排开放顺序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出的具体要求。从支付产业开放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我们都遵循了先放开前端交易和结算,后放开后台清算的总体开放顺序,例如外资银行来华开展业务,很早就可以面向国内单位和个人,提供银行账户服务、支付工具发行与受理等。自2011年开始,我们又允许非银行支付机构从事网络支付、银行卡收单和多用途预付卡业务等。随着支付服务分工的日趋细化,原本由人民银行履行的清算职责也面向社会开放。经人民银行同意,相继由资金清算中心、中国银联、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面向特定对象和特定业务提供清算服务,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为支付机构提供网上支付清算服务也将获得人民银行批准。下一步,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力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资机构从事支付业务等开放,通过引入外资竞争,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支付风险。 (四)开放与监管匹配原则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支付监管需要同步跟进,建立起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全面监管框架。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从事金融业务必持牌照、必受监管,不得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不允许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支付业务属于重要的金融业务,无论是国有经营主体、民营主体还是外资机构,不管从事的是哪种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要借对外开放东风,进一步扎牢政府监管的制度笼子,对支付业务全覆盖,对违规行为零容忍,不管是哪家机构违反监管规定,坚持有反必查、有查必罚、罚必从严,培育敢于监管、勇于出手的监管精神,营造合规光荣、违规受罚的行业文化。要结合我国实际,学习、借鉴国际上成熟的支付监管做法,补齐制度短板,完善监管方式和手段,确保监管能力跟得上对外开放步伐。要加大应用力度,抢占支付监管的科技高地。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下,要积极参与支付产业全球治理,提升我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要未雨绸缪地深化支付监管国际合作,为支付产业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四、进一步促进支付产业对外开放要把握的要点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支付产业是现代经济血脉通畅的重要保障。进一步促进支付产业健康发展,发挥出支付产业的重要作用,需要我们高点定位,抢抓机遇,继续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支付产业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赢得先机、扬帆远航。 (一)对内对外同频共振 支付产业全面对外开放是篇大文章,需要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市场主体,都要结合实际,把全面对外开放提高到更高的工作日程,坚持打开国门搞发展,既立足国内,又要兼顾国际。坚持国内发展与国际拓展两手抓、两手硬,与国内支付产业工作同筹划、同部署、同推进。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支付产业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鼓励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布局全球支付市场,加快境外市场拓展;支持支付服务、技术、标准和网点的对外输出,抢占支付产业全球发展的更多“制高点”;欢迎更多的境外机构以资金、技术和智力形式参与国内支付产业,共商共谋发展大计,形成利益共同体。 (二)改革开放相互促进 当前,迫在眉睫的工作是梳理阻碍或不利于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的制度性事项,分出轻重缓急,尽快予以修订,确保中外资机构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同享国民待遇。对于重点、难点问题,要以改革的勇气,调配力量,集中攻关,重点解决,为对外开放铺路架桥。政府监管要梳理支付产业法律法规,凡是同国家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律法规和条款,要限期废止或修订;凡是我国法律缺失、且影响支付业务关键处理的国际通用规则,我们要大力推动尽快立法,营造公开透明、法制化、可的支付服务营商环境。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存在一些老大难问题,例如结算最终性的法律规定、轧差安排的法律确认一直没有实现,以致于和世界银行每次到中国开展FSAP评估,都要提出这一问题。我们要抓住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期,积极争取有所突破。对于支付产业中存在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的,要找出来、理清楚,尽快放开。行业自律组织要商请政府监管,把加入协会作为市场机构自愿事项,不得强制入会、违规收费。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加快支付产业的业务标准、管理标准建设,形成更多的国际标准,更有力地占据主动、引领世界潮流。 (三)通力协作互惠共赢 支付产业对外开放是点多面广的系统性工程,政府部门、行业自律组织和市场机构要各负其责,积极配合,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实现互惠共享、共同发展。政府监管要在跨境合作监管框架下,及时跟踪境外监管动态和政策,组织市场机构了解、学习和掌握;要督促市场机构遵守境外监管要求,合法经营、审慎发展,维护好自身声誉和国家形象;要深入市场机构了解支付业务境外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避免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点子多。行业自律组织要打造温馨的“会员之家”,为会员机构走出去、引进来提供及时的市场动态和准确的监管解读;要采取适当形式组织会员机构分享走出去、引进来的经验做法,实现共享共商和相互启迪启发。走出去、引进来的市场机构要加强与人民银行等政府监管部门和支付清算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的沟通联系,积极反映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在问题处置的最佳时期能够得到协调帮助和指导支持。 同志们,开放带来进步和活力,封闭只会导致僵化和停滞。大家要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务实进取,推动我国支付产业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行稳致远,以优质高效的支付服务助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支付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 精选二核心提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外资机构处获悉,不久前包括央行、银监会等部门都在密集调研,就金融开放征求意见。金融业开放: 持股比例、业务范围扩大可期导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外资机构处获悉,不久前包括央行、银监会等部门都在密集调研,就金融开放征求意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走出去和引进来有助于带动金融活水。在近四十年的金融开放中,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金融版图中的重要一块,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扩对外开放。要深化,稳步推进,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10月19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朝着金融开放的方向发展,包括“沪港通”、“”、“”等市场连通方面,机构合作方面以及金融市场准入都会进一步对外开放。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外资机构处获悉,不久前包括央行、银监会等部门都在密集调研,就金融开放征求意见。银监会也回复媒体称,正在积极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相关工作,研究制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方案,以改善银行业和市场环境,促进外资积极参与金融业市场竞争与发展,提升银行业国际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中国为何需要金融业对外开放?又该如何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在华外资行资产占比1.29%银监会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7家外商独资银行、1家合资银行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外资行在我国27个省份的70个城市设立营业机构,形成有一定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总行、分行、支行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1031家。截至2016年底,在华外资银行为2.93万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占比为1.29%,从2011年以来资产份额逐年下降。这说明在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行并没有跟上中资行的步伐。当年在华外资银行实现净利润127.97亿元,不及城商行上海银行当年的净利润。不过其资产质量水平较好,年末0.93%,同期商业银行达到1.74%。这样的现状,令不少市场人士觉得遗憾。外资行为何在国内水土不服?一位前外资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外资行业务相对单一,公司发展缓慢,“生活几乎一成不变,也看不到职业很好的成长”。今年,他离开已经供职3年多的外资行,投身互联网企业。他还介绍,尽管外资行普遍起薪较高,但金融业从业者更多的收入来自业务分红,一两年之后,业务规模较小且缺少发展空间导致薪酬吸引力差距拉大,难以长期留住优秀人才。此外,跨国金融机构遭受2008年的冲击余波犹在,于是纷纷收缩业务,将经营重点回归本土,而且金融机构跨境经营成本上升,一些跨国金融机构从新兴市场撤出。一个典型案例便是苏格兰皇家银行,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之一,其进入中国成为中国银行的,并且与中国银行共建国内首家私人银行。原本经营向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在2007年斥资收购荷兰银行,但还未及好好整合便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受总部拖累苏格兰皇家银行在2016解散中国公司,尽管中国区经营相对不错。有外资行转向中资行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理念要“接地气”,贴近中国客户需求,还需要总行对中国区充分授权。而这些方面外资行做得并不够。“就以手机银行为例,国内银行业做得已经很完善了,而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很久的外资机构这方面还远远跟不上,或者有的开始做了,但更新迭代很慢。”受网点所限,外资行普遍在对公业务发力,多依其境外服务网络联动为出海企业提供服务。上述前外资行人士也介绍,多数客户是在总部所在地有跨境业务,中国市场可以与总部服务进行联动。但另一前外资行人士表示,这种对公跨境联动做得并不太好。在以个人身份参与撰写的《2017·径山报告》中,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指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还面临一些政策壁垒,如持股比例限制和业务限制。持股比例方面,我国是国际上为数不多在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对外资存在持股比例限制的国家。尽管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目前已影响对外资金融机构在治理、战略和财务等方面优势的发挥。此外,业务范围和牌照发放也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发展。以银行业为例,外资银行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需要在华开业一年以上,设立营业性机构的总资产规模要求过高,此前对机构牌照也有限制,尽管目前已逐步取消,但外资积极性已不再,也错失了外资在华设立机构的黄金期。上述前外资行人士还介绍,外资产品报备批准的时间较长,此外有的业务在国内不允许做,有的则在总部不认可,可以从事的业务比较有限。尽管理念更成熟专业,但10万美金起跳的门槛,在国内未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吸引力不大。从事的也多是标准化的低风险业务如等。持股比例、业务范围扩大可期中国为什么需要金融开放?除了开放不足带来的与国际接轨不充分之外,金融开放将从三方面为中国提供支持。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进入本世纪以来,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由正转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而对外开放的经验也证明开放较彻底的领域是竞争力强且国际化程度高的领域。金融开放也有助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先进经营理念有助于强化市场纪律,分散风险。金融开放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而当前对金融开放的担忧,一方面担心国内金融机构的既得利益可能受损,另一方面担心金融开放影响中国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多位业界权威专家均表示,这样的担心有些没有必要,也有部分合情合理,进一步金融开放需要对潜在风险因素设置有效防范与应对机制。“金融开放也不能一放了之,需要仔细设计金融开放的路径和审慎监管的框架。”如何主动有序的推进金融业的开放?朱隽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实践,我国宜主动作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以更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机构。完善制度安排,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在短期内,主要考虑的是实现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尤其是在股权比例的限制,业务范围的限制和牌照发放方面的限制,在这些方面应该做比较大力度的开放。在、承销商重新审视对的标准和要求;在会计和审计要求上尽可能与国际接轨。这会是走得比较快的步骤。据报道,银监会主席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问答环节上表示,“银监会将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在设立形式、、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外资银行更大空间。”一位外资行管理层人士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资行的期待比较一致,主要希望能够一视同仁,具体集中在业务范围放开方面,希望凭借其在成熟金融市场中的经验在一些细分市场分羹。外资行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开放?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撰文指出,外资银行高效、稳健的经营作风,将有助于它们平稳应对过程中的风险冲击。预计未来几年中,随着监管的强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深入,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上的优势将逐渐显现。但他同时指出,外资行在移动互联网产品及服务创新上不及中国,一些母行高层决策者不能理解中国的创新,这都是对外资行的新的挑战,也是决定其未来能否进入中国银行业主流的关键所在。稳妥推进跨境资本流动朱隽还在《2017·径山报告》中指出,要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资本管制等“三驾马车”,这对于增加开放效率和防控风险都非常重要。金融业开放的中期目标,完善金融制度环境,促进境内外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如通过“沪伦通”、“沪新通”引进全球资本。中长期,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应对资本流动波动能力,同时加快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在10月20日的电话会议上,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金融开放包括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动的开放,汇率机制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准入等几个方面。汪涛指出,中国会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和加大跨境资本流动。今年年初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我认为短期内应该不会放松管理,只是边际上会做一些调整,如取消远存款准备金。”资本账户开放是逐步的过程,不会在未来一两年全部开放。“开放的方向不变,只是更强调稳妥的开放顺序。”但还有其他多项领域值得期待,如债券通未来会进一步扩大,瑞银也会努力加入鼓励者参与到,在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给外商更多的牌照或增加持股比例都在继续推进,值得期待。周小川在10月19日还提到,汇率浮动更依靠市场关系决定,人民币更多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长期过程还会继续推进。“至于时机,当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时机。”而人民币波幅扩大是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但扩大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此内容为优化阅读,进入原网站查看全文。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3】 产品建议与投诉请联系:《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支付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 精选三支付业务属于重要的金融业务,无论是国有经营主体、民营主体还是外资机构,不管从事的是哪种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11月16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举办的“2017第六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致辞时表示,各国金融业的开放经验表明,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才是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范一飞指出,支付业务属于重要的金融业务,无论是国有经营主体、民营主体还是外资机构,不管从事的是哪种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要借对外开放东风,进一步扎牢政府监管的制度笼子,对支付业务全覆盖,对违规行为零容忍,不管是哪家机构违反监管规定,坚持有反必查、有查必罚、罚必从严,培育敢于监管、勇于出手的监管精神,营造合规光荣、违规受罚的行业文化。”“开放本身不是金融风险的根源,相反却可以通过引入先进技术、理念和经验提升竞争力,促进充分竞争,提升市场效率,降低各种风险。”范一飞直言,三人行必有我师,通过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国内机构可以更好地强身健体,更好地参与竞争。开放本身还可以通过增加市场主体分担市场风险,使风险由集中趋于分散,维护金融稳定。 范一飞认为,当前,网络支付业务市场集中度很高,也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如果外资机构能参与竞争,市场集中度有望趋于相对均衡,风险也能得到一定缓释。” 范一飞表示,我国在支付产业对外开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进展。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做的还不够,成效还不大,突出表现在:一是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二是支付产业对外开放呈现不均衡式发展;三是支付产业的国际标准建设亟待加快。“这些问题在今后对外开放中需要着力加以解决。”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支付监管需要同步跟进,建立起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全面监管框架。“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从事金融业务必持牌照、必受监管,不得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不允许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来源:中心声明:文章不构成投资建议,转载请注明出处。推荐关注IF观察(phjrgc)传递,分享信息,在这里,读懂普惠金融。金融舆情(jryq007)关注金融舆情,看《互金早报》,每天早上8点,洞悉一切。P2P访谈(p2ptop1)P2P那些人、那些事,都在这里。众筹通(zhongchoutop)提供众筹行业最权威、最准确、最新鲜资讯。中心出品必属精品微信号:IFNC2013投稿/合作:QQ
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柒财经旗下自媒体平台,被称为互联网金融行业舆论风向标。是全国首个互联网金融记者自媒体平台,是所有关心关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人士的聚集地,汇集行业新鲜资讯,专注独家报道与解读。《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支付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 精选四编者按6月20日,在上海黄浦江畔拉开帷幕。按惯例,“”及诸多重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出席论坛。因此,该论坛也引起经济金融业的广泛关注。 时值年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与4月持平。金融市场上,由于严监管及MPA纳入广义理财的影响,金融市场不断升高,并有传导到实体经济的迹象,比如一些企业因为利率上行而取消了发债。人们也密切关注利率上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一行三会相关领导都在会上陈述各自领域金融业所取得的成就,谈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直面一些监管领域的实质问题。比如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金融改革不是过快了,而是相对滞后。我国的金融创新不是过多、过度了,而是相对不足。” 保监会副主席黄洪也直言,资本不实导致偿付能力失真等问题。 就在6月中旬,美联储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首度推出加息与缩表的组合拳。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频出,也对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全球金融体系也面临不确定性。论坛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全球金融不稳定性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作为轮值主席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则做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的演讲,力陈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全球经济危机告诉大家,要防金融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而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他用了一个对比陈述利弊。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开放金融业也被视为金融改革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杨志锦)“金融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性服务业的属性已十分清晰。” 6月20日上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表示。他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告诉大家,要防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而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算上今年,这已经是周小川第5次出席陆家嘴论坛,分别是2008年、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7年。他每一次参会的演讲主题均不相同,此次专门提及金融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也被认为与近期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和国内市场有关。“前段时间,、金融市场波动比较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声音减弱,现在重新回到这条主线,强调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有很大帮助,希望适当加速开放进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称。邵宇称,从大的方面来讲,金融业开放就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吸收更多的海外资金到中国来投资,包括券商、、、等金融服务业相关的子行业都需要吸收海外投资,同时也包括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继续开放哪些金融领域?“这个时点提对外开放意义重大,因为现在是新一轮全球紧缩周期。”华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阳对记者表示。他进一步表示,继美联储之后,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货币政策都有收紧意向,资金倾向于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经济体,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从2001年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在竞争中变得更强。目前工业制成品的开放已经差不多了,现在谈的主要是服务业开放,而服务业的大头就是金融业。”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整体来看,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稳步推进。5月16日,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同意开展香港与内地合作(以下简称“债券通”)。相关负责人称,“债券通”将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整体规划与部署下分阶段实施。当前为实施“北向通”,未来两地监管当局将结合各方面情况,适时扩展至“南向通”。金融市场其他的开放还包括,QDII、QFII、沪港通、深港通及规划中的伦港通等。“未来需要开放的方面还是较多,比如深港通、沪港通其实是有限制的,并非所有股票纳入,未来更多股票需要纳入。另外债券主要是跟香港联通,未来可能更多的渠道。除了国债外,还有地方债、企业债、信用债也会开放。未来的渠道、品种、规模多元化。”徐阳称。除金融市场外,金融机构的开放也值得关注。3月份,银监会发布《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深化银行业对外开放,支持外资银行全面深入参与我国金融市场。通知明确,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可依法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华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承销业务、财务顾问业务、大部分托管业务不需获得银监会的行政许可等。“对外开放而言,下一阶段金融机构准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10多年机构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不过此后受金融危机等影响,一些外资投资者开始退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推进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内外资都要鼓励,既包括引入国内,也包括对境外金融机构开放。通过这种开放一方面更好地完善公司治理,另外可以引入国外先进的经营经验、方法,服务、产品。通过这种学习合作,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从“8·11汇改”到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储备货币(SDR)篮子,至目前欧洲央行首次主动配置人民币,这些都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陆家嘴论坛当日,周小川宣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将落户上海。温彬称,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跨境贸易、投融资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邵宇称,很多开放细节还是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业开放及中美之间在商谈的“百日计划”相关,因为服务业中最重要的还是金融服务业。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细节,包括股权占比、方式、及开放额度可能都会有所涉及。“一带一路”助推金融开放周小川称,“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涉及大量的新型金融合作,会带来进一步开放的需求,也为我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地区经济也有非常大的体量和规模,中国和沿线国家可以更好地发挥经济、金融、产业互补优势,这个过程中金融支持是经贸合作深入的前提、基础。” 温彬称。他认为,过去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相对较少,相关投融资市场方面还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通过双边、多边政府高层合作后,未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必然面临一定风险。“这就需要按照商业的原则办。”邵宇称。比如认真做、和当地合作伙伴一起成长、利益共享,对当地民众情绪适当照顾,使得“走出去”更加顺利。温彬称,中资机构在海外布局经营过程中,难免碰到在当地国家政策、法律、文化、宗教不适应,所以还是要稳步推进。“这种合作是中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所以首先考虑国别风险,审慎推进布局,同时对当地具体项目要增加信息交流机制,更好地进行项目,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标签:互联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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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五6月20日上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继续开放哪些金融领域?6月20日,陆家嘴论坛在上海黄浦江畔拉开帷幕。按惯例,“一行三会”及诸多重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出席论坛。因此,该论坛也引起经济金融业的广泛关注。时值年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与4月持平。金融市场上,由于严监管及MPA纳入广义理财的影响,金融市场利率不断升高,并有传导到实体经济的迹象,比如一些企业因为利率上行而取消了发债。人们也密切关注利率上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一行三会相关领导都在会上陈述各自领域金融业所取得的成就,谈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直面一些监管领域的实质问题。比如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金融改革不是过快了,而是相对滞后。我国的金融创新不是过多、过度了,而是相对不足。”保监会副主席黄洪也直言,资本不实导致偿付能力失真等问题。就在6月中旬,美联储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首度推出加息与缩表的组合拳。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频出,也对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全球金融体系也面临不确定性。论坛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全球金融不稳定性相关议题进行讨论。作为轮值主席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则做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的演讲,力陈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全球经济危机告诉大家,要防金融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而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他用了一个对比陈述利弊。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开放金融业也被视为金融改革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性服务业的属性已十分清晰。”6月20日上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他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告诉大家,要防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而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算上今年,这已经是周小川第5次出席陆家嘴论坛,分别是2008年、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7年。他每一次参会的演讲主题均不相同,此次专门提及金融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也被认为与近期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和国内市场有关。“前段时间,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波动比较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声音减弱,现在重新回到这条主线,强调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有很大帮助,希望适当加速开放进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称。邵宇称,从大的方面来讲,金融业开放就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吸收更多的海外资金到中国来投资,包括券商、基金、征信、信用等金融服务业相关的子行业都需要吸收海外投资,同时也包括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继续开放哪些金融领域?“这个时点提对外开放意义重大,因为现在是新一轮全球紧缩周期。”华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进一步表示,继美联储之后,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货币政策都有收紧意向,资金倾向于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经济体,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从2001年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在竞争中变得更强。目前工业制成品的开放已经差不多了,现在谈的主要是服务业开放,而服务业的大头就是金融业。”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整体来看,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稳步推进。5月16日,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同意开展香港与内地互联互通合作(以下简称“债券通”)。相关负责人称,“债券通”将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整体规划与部署下分阶段实施。当前为实施“北向通”,未来两地监管当局将结合各方面情况,适时扩展至“南向通”。金融市场其他的开放还包括,QDII、QFII、沪港通、深港通及规划中的伦港通等。“未来需要开放的方面还是较多,比如深港通、沪港通其实是有限制的,并非所有股票纳入,未来更多股票需要纳入。另外债券主要是跟香港联通,未来可能更多的渠道投资国债。除了国债外,还有地方债、企业债、信用债也会开放。未来的渠道、品种、规模多元化。”徐阳称。除金融市场外,金融机构的开放也值得关注。3月份,银监会发布《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深化银行业对外开放,支持外资银行全面深入参与我国金融市场。通知明确,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可依法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华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承销业务、财务顾问业务、大部分托管业务不需获得银监会的行政许可等。“对外开放而言,下一阶段金融机构准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10多年前金融机构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不过此后受金融危机等影响,一些外资投资者开始退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推进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内外资都要鼓励,既包括引入国内民间资本,也包括对境外金融机构开放。通过这种开放一方面更好地完善公司治理,另外可以引入国外先进的经营经验、方法,服务、产品。通过这种学习合作,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从“8·11汇改”到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储备货币(SDR)篮子,至目前欧洲央行首次主动配置人民币资产,这些都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陆家嘴论坛当日,周小川宣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将落户上海。温彬称,推进“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跨境贸易、投融资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邵宇称,很多开放细节还是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业开放及中美之间在商谈的“百日计划”相关,因为服务业中最重要的还是金融服务业。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细节,包括股权占比、方式、股东构成及开放额度可能都会有所涉及。“一带一路”助推金融开放周小川称,“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涉及大量的新型金融合作,会带来进一步开放的需求,也为我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地区经济也有非常大的体量和规模,中国和沿线国家可以更好地发挥经济、金融、产业互补优势,这个过程中金融支持是经贸合作深入的前提、基础。”温彬称。他认为,过去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相对较少,相关投融资市场方面还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通过双边、多边政府高层合作后,未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对外投资必然面临一定风险。“这就需要按照商业的原则办。”邵宇称。比如认真做尽职调查、和当地合作伙伴一起成长、利益共享,对当地民众情绪适当照顾,使得“走出去”更加顺利。温彬称,中资机构在海外布局经营过程中,难免碰到在当地国家政策、法律、文化、宗教不适应,所以还是要稳步推进。“这种合作是中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所以首先考虑国别风险,审慎推进布局,同时对当地具体项目要增加信息交流机制,更好地进行项目风险评估,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支付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 精选六作者:李奇霖、钟林楠来源:联讯麒麟堂什么是金融开放?从字面意思来看在,这似乎只是说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但实际上,金融开放的内涵要更为丰富,除金融业与金融市场外,它还包含了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等多方面。最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如果要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让海外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购买有价证券,必然会涉及到资本在境内境外的流动,而跨境资本的流动又会对上外汇与人民币的供求关系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汇率的走势。所以,金融对外开放是一个系统多项目的工程。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便开始了金融对外开放的历程,至今为止已有近40年的时间。在这四十年里,金融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将以金融业的开放为起点,对过去四十年以来的金融开放之路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回顾,并依据历史与前人的发展经验,对未来金融开放的方向与设计做了粗略的展望。 嗷嗷待哺的婴儿期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国内百废待兴,各个行业与市场在思想解放后都需要迫切发展。外贸领域,资本与外汇极为缺乏,进口引进先进设备技术资金不足,工业发展受限;就业市场上,大量知青与青壮年劳动力回归,供给极为丰富,就业压力大;而生产端,居民的生活资料却不足,经济处于“供不应求”的物资短缺阶段。在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下,这个时期的金融开放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内发展建设经济,解决就业与增加外汇、资本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的实施。1980年,日本输入出银行在北京设立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中国金融开放之路正式拉开序幕。这个代表处与普通分行等经营性分支机构不同,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对海外金融机构来说,它是进入一个陌生市场所必经的阶段,主要起的是市场调研、加强与当地企业与政府交流、商业咨询等作用。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金融业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一家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在兼具货币发行等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仍保留部分商业职能,有发放信贷等任务。现在的四大商业银行在当时也还是附属于央行,专职于某项业务的专业银行,比如中国银行专门负责。这时以一个开放的姿态,迎接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有助于加强与海外发展相对成熟的金融机构的交流,创造学习与访问海外金融机构先进经验与技术等机会,对当时急需改革发展的金融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帮助。1980年还有一个大事。中央宣布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设立经济特区,拓展对外的经济交流,将其建设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试点窗口。经济特区是什么?简单理解就是经济特别发展的区域,就是先别人之先,用优惠的开放政策来吸引外资,在区域内投资设厂,发展经济。这个时候,数量稀少、没什么实际业务权限的代表处就很难满足特区里面外资企业的需要了,外资企业的利润输入、与海外母公司或海外合作伙伴的资金业务交流等都是问题。要想进一步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作用,就要进一步扩大金融业的开放范围与深度,给予配套的金融服务。于是1981年7月,政府开始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机构试点,开展业务。1983年,中央又颁布实施了《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打消外资金融机构进军中国,权益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忧虑,继续展现出中国对海外金融机构的欢迎态度,同时也在规范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的行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开始加快,经济特区迎来了快速的发展。以深圳为例,在做出开放决定后的5年时间里,GDP年均增速达到了65%,而同期全国增速仅为9.6%。经济特区与对外开放窗口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效果。经济特区的成功坚定了政府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随后在与1990年中央又陆续开放了海南、上海浦东、14座沿海城市与一系列的区域(如长江三角洲、辽东半岛等)。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与分行等分支机构的范围与数量也随之进一步扩张。到1993年,在中国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已经从0发展到76家,平均每年设立5家,资产总额达到89亿美元,地域范围也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其他金融业如保险业随着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也在1992年也拉开了开放的序幕。除却开放金融业,为外资企业创造配套的金融服务外,另一项与对外开放建设经济密切相关的是贸易结算、,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当外资企业在华投资设厂,以外币进入中国,能兑换多少人民币资本,生产创造出利润后,换算成外币,其又是多少?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出口,创收外汇,又能获得多少人民币?是否有利可图?这些问题都与的安排相关。在改革开放之初时,中国的汇率制度采取的是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权重依据贸易比重制定),大约能兑换1.5元的人民币,币值被显著高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动力不足,出口企业的经营热情也受到影响。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外贸企业出口获得1美元,平均换汇成本大约是2.75元人民币(即出口换回1单位外汇需要花费2.75元),但企业按照银行牌照价格将收到的外汇上缴给政府部门时,只能换到1.5元人民币的收入。整个过程下来,出口企业净亏损了1.25元。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出口创汇来,在当时的汇率制度下,都异常困难。所以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对当时有所缺陷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但如果进行改革,让,促进出口,该贬多少呢?应该怎样来定呢?有人说要贬50%,也有人说只要26.4%,更有人说美元与人民币1兑1的比例是较为合适的。观点陈出不穷,各持一辞。最后在综合考量下,1981年政府宣布将采取“官方汇率+”的双轨模式,其中前者适用于非贸易收入,后者适用于贸易收入。在本质上,双轨模式下的两种汇率均有政府制定调控的计划经济特征,市场力量并没有发挥太多作用。这与当时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与大趋势是相悖的,在某种程度算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政策。1985年,汇率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政府取消了的内部结算价,为鼓励企业出口,开始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即企业可保留10%左右的外汇,当时外汇可是一个稀罕物),建立发展外汇调剂市场。在外汇调剂市场上,保有外汇留成的企业或个人可在市场上按照双方意愿价格进行交易,形成了调剂市场价格,从而造就了“官方汇率价+调剂市场价”、“官方交易市场+民间调剂市场”的新双轨模式。在刚开始实施时,由于留成比例较低,私人部门持有的有限,外汇市场主要以官方交易市场为主,运行较为顺畅,并没有出现过多问题。但随着外汇留成比例与出口创收的规模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汇持有者选择在外汇调剂市场上进行交易,因为与当时官方市场上的官方价(1:3到1:5之间)相比,调剂市场的汇率更具吸引力(最低一度到1:10),企业或个人在调剂市场上换汇,能获得更多的人民币。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调剂市场的交易量开始扩大并超过了官方交易市场。到1993年,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量占了大约全部的80%-85%,通过官方市场进行的外汇交易却只占15%-20%。官方市场反而成为了配角,外汇市场基本脱离了政府的干预控制。当大家都不在官方市场上交易时,政府无法从出口商或个人手中获得足够的外汇,从而形成了“少,私人部门外汇多”的局面,国家抵御风险与加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拉动经济的经济目的受到阻碍。且由于两个市场存在,在的大背景下,寻租腐败等问题容易出现。种种矛盾与现实均要求人民币汇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后面再说。总结来看,年,金融开放处于初始阶段,几乎所有的金融开放政策均围绕“经济建设”这样一个中心展开,无论是金融业的开放、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跨境资本的流动等无一不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外汇储备扩大对外开放为目的。至于金融开放的另一层要义金融市场的开放,在这个时段则基本处于零的阶段,毕竟中国金融市场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慢慢得以建立(深交所与上交所在1990年设立,更是到1997年才得以建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有些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国门,利用海外市场发债或来融资(比如1982年,在日本东京发行日元)。如果将金融开放理解为中国金融与国际金融的接轨交合,那么这些事件应该也算是当时国内金融开放的一大进步。 成长的童年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十五年间,中国金融开放处于嗷嗷待哺的婴儿阶段。那么1994年至2001的时段,就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前的儿童期,这个阶段就如同孩子在接触外界社会,开始上学前,一直在父母身边成长的阶段。1994年,汇率改革如期而至。这次的汇率改革对未来十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与汇率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大点:第一,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将此前的盯住汇率制度改为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在1994年后出现了跳贬的现象,对美元的汇率从5.7:1的贬为8.7:1,并在随后时间内长期稳定在8.2左右。第二,取消外汇留成制度,推出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即此后私人部门所持有的产不能自行持有,必须结汇,卖给,而外汇指定银行则必须将高于外管局批准的头寸额度卖出。央行作为最后的接盘者,在市场上,增加,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放出。在这样“居民/个人-银行-央行”的结售汇链条下,央行的货币政策、基础货币的释放与外贸、汇率等外部因素关联。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与汇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企业外汇收入增加,央行结汇释放出的外汇占款逐渐增多,相应的,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第三,为满足IMF的要求,经常账户实现有条件兑换,并同时承诺将在2000年前实现经常账户的完全自由兑换。但是仅仅过了两年(1996年),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便提前完成。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得到改善,利润汇出等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热情被进一步释放。也正是以此为标志,贸易开放基本完成。随之而来,被提上日程的是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与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问题。从他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开放经常账户后,一般都会渐进地开放资本账户。相关研究显示,有些国家经常账户开放后不久,就开放了资本账户,间隔的平均时间大约是7年。而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在经常账户实现自由兑换后,私人部门(居民和个人)只要是在经常账户口径下进行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便是正常合法合理的,资本的流入流出只要在这个包装下进行展开,管制部门也无能为力。换言之,当原本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出了一扇门后,进出这个门的资金其本质到底是什么,是很难弄清的。所以,资本管制会越来越难。在这样的经验与现实中,国内开始慎重思考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的路径与时间安排。但1997年,走在我们前列,已经实现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亚洲国家,如泰国、韩国,受到海外游资与的攻击,其国内的股票、汇市等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体系与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韩国、泰国等受冲击明显的国家采取的是政府干预,加强资本管制与汇率贬值的方式予以应对。中国在此次风波中,也遭受重创,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受到影响,金融系统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期间发生了海南发展银行倒闭事件。在前车之鉴与国内自身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双重影响下,跨境资本实现自由流动的问题被暂时搁置,资本账户开放的话题逐渐淡出,政府的政策重心转向了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余波带来的冲击。还不仅如此,这场危机也给了当时中国一个启示:在国内金融业与金融市场没有形成足够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前,过早过急过深的向外开放是不合适的。而当时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业的情况是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建立起中央银行制度,基本组建起中国金融组织体系等,但整体来说仍然很不成熟,距离放开资本管制,实现金融体系完全对外开放仍有相当长的距离。所以,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金融业与金融市场的开放需要在谨慎中匍匐前进,采取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的顺序和策略展开。1银行业在年的时间段中,银行业的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列示如下。199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门槛、管理与经营等一系列原则,银行业对外开放更为稳定和透明。但是在业务范围上,还是主要限定在外汇业务上,区域上,仍然限制在沿海中心城市与经济特区。1996年,发布《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放开了业务范围限制,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开展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的竞争进一步深入,同样可以开展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两年后,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深圳。1999年,取消设立外资银行的区域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在我国任何一个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并被允许参加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以增加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在以上开放政策鼓励下,2001年底,国内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已经达到了177家,较1993年底,增加了100家,年均增长13家;总资产达到了450亿,在8年的时间里,年均复合增长率22%。结合上个阶段(年)来看,20世纪,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是沿着从设立代表处到设立分行等经营性机构、从经济特区到所有中心城市、从外汇业务到人民币业务的路径走过来的。其开放的目的与当时经济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政策基调保持一致,主要在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外汇资金缺口、满足进口与经济建设。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政策制定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比如1994年颁布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从境内吸收存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其目的就在于限制外资银行在国内吸收资金数量,促使其转向境外引进资金。作为业务集中度最高,开放程度最高的上海市银行业,当时外资银行在境内吸收的外资存款占比20%不到,超过80%的存款资金来自海外,但在境内投放外币贷款的占比却在60%以上。不过,进入21世纪后,由于出口持续高增,私人部门结汇较为积极,外汇储备已经较为充足,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战略目的有所改变,具体的,我们后面再细说。2保险、证券业与金融市场与银行业相比,保险业的开放要走的更快一些。1994年,就吸纳了摩根斯坦利与高盛两大世界财团参股,成为第一家引进外资入股的。1996年,加拿大宏利与外经贸信托又合资设立了中宏,成为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已经开始着手引进海外投资者与海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要快于银行业。这中间的时间差距与银行业在实体与金融间担任着重要角色,是国内金融的中枢核心重点、对外来风险的防范要求更高以及国内银行业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是由于与海外与融合更为紧密,国内保险业的法制与监管体系在这时期较银行业进展也相对更快,中央先后在1996年、1998年与2000年分别推出《》,设立保监会与,以强化对保险业的监管。作为对比,我们看到银监会直到2003年才从央行独立,成为专业的银行监管部门。而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在这一时期,则基本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一来是因为国内各个金融市场与证券机构建立时间短,法制、人们的认识水平、市场功能与结构等方面存在缺失,自身的波动大,不规范的舞弊与内幕交易事件频出,比如1995年的风波,深交所810事件等。在对内进一步建设完善前,引进外资存在较大的风险,且吸引力也偏弱,难以取得好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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