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办秘史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第1页:曾经编外，如今扩权
第2页:金融办的定位尴尬
第3页:“沪版”金融扩权
第4页:如何重塑地方金管格局？
地方金融办，一个并未被公众熟知的机构，在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正崭露头角。
　　尽管有人指出，它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甚至有人说它的存在让“地方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成为一句空话；尽管它在一些地方还未得到广泛的认同，有的甚至还不清楚自己的职能定位是什么。但这些都不能妨碍它以“金融服务办公室”、“地方金融稳定办公室”、“金融管理办公室”等名义生存于地方的金融组织体系之内。
　　尤其是在2011年，温州的民间金融高利贷事件爆发后，当地的监管者和企业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同时，当下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尤其是“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在地方的监管效果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不得不思考，如果“一行三会”对地方的金融监管出现了“死角”怎么办？正如温州一位地方官员所问，“他们监管不到的地方，是否需要一种补充？是否可以让地方金融办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金融改革之后，中国地方金融的发展速度是否已经超过了预期？“一行三会”的监管维度是否已无法全面覆盖？地方金融办是否已经成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力量？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最初作为地方和中央之间协调机构的地方金融办，需要一次彻底的“变身”。
　　1月6日—7日，时隔5年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所选定的方向，或将决定金融办的最终前途。
　　金融办秘史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魏华|北京、吉林报道
　　金融办，干吗的？
　　日，王路（化名）从长春市重庆路旁的一家国有银行取出2万美元之后，转身去了一街之隔的韩亚银行。考虑到韩亚银行一年期美元存款的优惠利益为3%，王璐没有过多地考虑就将钱存入了这家外资银行。
　　自2006年以来，先后有8家外埠和外资银行落户吉林。而在更早之前，由于历史原因，作为经济总量并不突出的省份，吉林省长期处在一个“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经济总量小、机制不活、发展不快”的尴尬境地。
　　“即使是在中央推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之后，东北三省遇到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期，现在来看，效果也并不十分显著。”东北某省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就像一个厨子看着一堆好材料，却不知如何作出一道好菜。”
　　直到近几年，随着金融资本在各地大显身手，多个地方政府的“一把手”才开始逐渐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
　　2010年下半年，吉林省金融办在获得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后正式成立。而在此前多年，省金融办作为省办公厅的下属机构早已生存多年。此次提升为省政府直属机构的举动，被外界认为是吉林对金融发展作出的承诺。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吉林省高层为了寻找合适的金融办主任也颇费周折。最终，将央行上海总部长期关注货币政策并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高材林揽入麾下，其他副主任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则来自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管局。
　　没过多久，由这支“国家队”组成的省级金融办开始“发力”。2011年7月，吉林省政府对外发布《吉林省金融创新拓展计划》，这一计划不仅提供了吉林金融业未来发展的各种路径，并首次将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上市步伐等内容列为吉林省金融发展的重点之一。
　　不仅在吉林，全国多个地方的省级金融办都随着大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曾经编外，如今扩权
　　从议事协调机构，到政府组成部门，金融办日渐强势。
　　中国最早的金融办出现在上海。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金融办被定义为议事协调机构，上海金融办在当时并不在政府序列，也不具有行政审批权，主要任务是联系并配合“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在上海的工作。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金融办都属于弱势群体，在某些省份，甚至被列入省办公厅或者发改委的下属部门。能最后“熬出头”的占极少数，北京算是特例。
　　2002年12月，北京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成立，3年后，北京市撤销金融工委和金融办，其相关职能一度被并入北京市国资委增设的金融处。
　　直到2008年，中央开始对地方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各地金融办才纷纷从中独立出来，机构职能、部门设置和人员编制才得到了扩充。
　　日，北京市金融办在全国率先升格为金融局，如此高规格的设置凸显了金融在决策层心中的分量。金融局自此成为政府组成部门，不再仅仅是议事协调机构。
　　据了解，当时，除北京外，其他省市金融办正在试图寻求更大的工作空间。此后，各地掀起了金融办改革的浪潮。
　　《中国经济周刊》在通过对各地最新公布的金融办“三定方案”研究发现，在经过2008年的机构改革之后，大部分金融办的定位得到了提升，在组织形式上，副省级城市的金融办以正局级建制为主，地市级城市金融办大都改为政府直属机构。
　　在天津，2009年3月底，天津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并入了原天津“上市办”的职能。下设综合协调处、银行保险处、直接融资处、创新服务处四个处。尽管下设机构主要职能中已经涉及金融监管、金融稳定等，但与广东等省不一样的是，天津仍然称为“金融服务办公室”而非“金融工作办公室”，其金融监管职能相对弱化。
　　在广东，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获得广东省政府的批复。虽然从“金融服务办公室”到“金融工作办公室”，仅仅两字之差，但是意义重大。从隶属关系来看，金融办不再挂靠省府办公厅，而是直属省政府，不仅编制增加了一倍，而且增强了金融监管的职能。
　　唯一被国务院从国家层面确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其金融办的扩权更引人关注。
　　2009年，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上海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开始了上海金融办的权力扩张之路，而扩权后的金融办实际上成为了地方性的金融国资委。
　　根据上海金融办的三定方案，其新增职责主要包括受上海市国资管理部门委托，承担地方金融国资日常监管工作；负责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日常监督和管理等，比如小额贷款公司、PE、VC等。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一轮大发展中，自治区地方金融办也全面负责地方金融的业务。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办负责人介绍，金融办在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央给新疆的发展目标乃至“十二五”的规划，由金融办牵头将这些工作全部具体分解到各单位、各部门乃至“一行三局”。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自2002 年上海金融办成立以来，到2011年年底，我国已有31个省级政府成立了金融办，在222 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金融办，一些县市政府甚至区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金融办。
(责任编辑：刘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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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二战秘史》通过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轴心国分别在欧洲、亚洲、中东所挑起的战争，表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在海、陆、空的各个战场上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宏大场面，整部大约26小时的影片中没有一个重复镜头，全部镜头均取材于当时的战时宣传影片或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简称二战)。日&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 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日&日，是以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及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战场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有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
　　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崩盘，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出现抛售股票的狂潮，收盘时转手的股票达到1300万股，创历史最高纪录。随之而来的是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银行的挤兑风潮，使美国经济陷入绝境，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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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主题： 中国股市系列：洗钱，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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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系列：洗钱，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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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系列：洗钱，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第一章 从草根到权贵） （转贴）& &连载：洗钱，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作者：袁剑
作者简历 袁剑，男，1964年生。1990年7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毕业后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1994年开始长期从事证券投资工作和理论研究。现担任专业财经杂志《价值》主笔。发表过各类学术文章数十篇。其中《症结在市场之外》、《全流通革命不容缓行》、《人民币迷雾》、《券商之殇》、《MBO偷渡》、《并购之祸》、《企业债：离垃圾有多远》等十余篇学术文章都在业内产生过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是中国财经媒体非常有影响的深度文章作者之一。两篇文章被收入2001年出版的《泡沫与唾沫：重建股市信用与规则》一书（梁晶工作室策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并为多部证券及金融著作撰写过书评。作者涉猎广泛、学术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对中国之社会现实更保持高度之敏感性。
1990年代早期在南京理工大学任教。后下海，长期从事证券投资工作。十余年来，几乎在中国所有的热点城市有过生活和工作经历，现任财经杂志《价值》主笔。曾以本名袁剑、笔名远山、闻道在中国各类主流财经媒体发表文章百余篇。是中国财经媒体中极有影响的深度文章作者。观点深刻、文笔优美、视角独特是其财经、政经文章的突出特点。
前言 洗钱，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第一章 从草根到权贵 （1） 日 （2） 草根时代 （3） 黄金岁月 （4） 危机中的盛宴
第二章 谁是庄家？ （1） 谁套住了谁——中科创业再解读 （2） 私募之“私” （3） 吕梁与朱焕良 （4） 吕梁失踪了 （5） 动物凶猛“中经开”
第三章 在庄家背后 (1)以地方利益的名义 (2)重组之“利” (3)上海PT别样红 (4)猫有几条命 (5)庄家，拓展中的疆域——解读“519” (6)左手与右手的战争 (7)小结：中国庄家谱系
第四章 券商的化装舞会 (1)券商之殇 (2)“6¨24”阳谋 (3)券商何去
第五章 公司之变 (1)股市中的私人知识 (2)华融开张卖破烂 (3)太行股份如期变脸 (4)谁套牢了蓝田 (5)民企变质 (6)逆配置市场
第六章 股市食物链 (1)谁掐住了证监会的脖子 (2)中国股市中的利益生态 (3)基金经理为何翻脸 (4)流动性疑问 (5)症结在市场之外
2. 【小量呆呆】&
15:30:39 &&
第七章 我们得了什么病 (1)李老板的老鼠仓 (2)1500点祭 (3)政策：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 (4)经济学家一预测，上帝就紧张 (5)中国股市日本病 (
前言：洗钱，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一位很年轻的朋友跟我谈起了周正毅。我几乎是下意识的接了一句：这个人快要出事了。那个时候的周正毅，正是香港娱乐板上红得发紫的新闻人物，是国内富豪榜上的“上海首富”。一年之后，当周正毅、刘金宝事件又一次让所有人张口结舌的时候，这位由于工作关系与周正毅颇有些接触的朋友很好奇的问我，你当初怎么知道周正毅要出事了？旋即，他似乎自己找到了答案：是的，这家伙的确太高调了。按照这位朋友的理解，正是高调——这种在中国文化中最需要避讳的个人性格，导致了周正毅的毁灭。不幸的很，对于中国最新一代“富人”们，这恰恰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真实的逻辑可能恰好相反。不是高调导致了他们的毁灭，而是即将毁灭的处境导致了他们的高调。 就周正毅而言，当他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开始频频曝光，并“不经意”地将他“上海首富”的名声出口转内销的候，正是他最缺钱的时候。换句话说，获得某种“富豪”的名声，实际上是他们更大规模融资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对于许多中国“富人”来说，曝光经常是他们主动策划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相反。在中国，借钱依靠的是某种名声、权力、以及某种道德上的“善行”，而不是他的资信。（这样说，可能有点侮辱中国金融机构专业能力的意思，但周正毅将上海几乎所有银行悉数套住的闹剧说明，事实的确如此残酷。而且，周正毅还套住了被外界普遍视为中国模范银行的香港中银）。在中国特殊改革环境中一路走来的富人们恐怕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在周正毅最缺钱的时候，还要向上海市科委的SARS研究捐献2000万元研究经费的真正原因。其目的非常清楚，越是缺钱的时候，越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有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借到更多的钱。这个荒唐而奇特的秘诀屡试不爽，成就了无数中国新时代的“富豪”。周正毅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于那位年轻朋友的分析，我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周正毅）一直就是“负翁”。 实际上，周正毅早就将自己曝光的目的广而告之。在刚刚成为香港娱乐新闻宠儿的时候，周正毅就直言不讳的表达了自己的企图，“我周正毅的新闻要从娱乐版上转到财经版上”。显然，周正毅是在为自己塑造某种名声，以便进一步借钱。对于周正毅的这种高调表现，那些对中国特殊转轨时期企业生存方式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将此视为某种警讯。但讽刺的是，我们的专业金融机构对此却充耳不闻。有报道称，周正毅所涉及的贷款达到100亿左右。但如此之大的贷款规模，却没有一家银行对周正毅做过最起码的资信调查。其实，对周正毅这种用最原始的谎言所累积起来的“负翁”帝国，银行只需要一次简单的专业调查就可以立即揭穿。但在这方面，我们的专业金融机构似乎显得异常“迟钝”和“外行”。很清楚，像周正毅这类具有冒险偏好的“负翁”们之所以能够用巨额银行贷款创造出一个个脆弱的“富豪”神话，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自这些“负翁”们，而是出自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而问题的真正诡异之处却在于，这些让人耻笑的低级错误为什么会普遍的、长时间的附着在中国金融机构身上呢？难道中国的职业金融家们真的如此低能吗？如果答案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只能将这些层出不穷、令人难堪的丑闻归咎为一种制度的“故意”。 在中国金融界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华东地区是中国金融资产质量最好的地区。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低。这种令人愉快的组合与中国东北地区低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同样使高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率的中国华南地区相形见拙。但周正毅的事件却强烈暗示我们：这可能同样是一个神话。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在中国的金融版图上，已经没有一块低风险地带。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的金融实在是岌岌可危。金融，常常被人形象的比喻为经济的血脉，这大致指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金融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日益复杂，金融在今天已经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和神秘色彩。不过，就金融的应该具有的本质功能而言，金融完全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东西。简单说，金融就是将资金或者资本有效的配置给那些能够创造财富的企业或个人。不管现代金融的技术色彩如何浓厚，体系如何复杂，金融的这个本质功能可谓亘古未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悲哀的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异化。它不仅没有起到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作用，反而沦为权贵阶级掠夺社会财富的首选工具。中国金融的这种功能异化，在近年来中国改革逼近要素和产权阶段之后，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中国金融系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财富转移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书名定为“洗钱”的旨趣所在。我们这里的所谓“洗钱”，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洗黑钱”的概念，而是指特殊时代的特殊财富分配方式，即依靠金融手段对财富的掠夺。有趣的是，就在写作这个前言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位思想大师在100多年前对当时金融的一个惊人相似的概括。他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说这话的人是卡尔马克思。对于我们这一代自由主义者来说，在自己的书中以这样的方式提到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多少会让人有些局促和尴尬。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洞察，对100多年之后的中国金融，仍然是相当适用的。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我也同时发现，在更加宏大的视野上，当今中国的确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某些类似的处境。只不过，由于语境的改变，这种时代困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在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居功之伟。但金融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必须有一系列的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文化作为支撑。没有这种支撑，金融就可能走向反面。正如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中所看到的那样，金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架不折不扣的财富再分配机器。其中所隐藏着的腐败、不公、低效率本质与金融以及财富令人艳羡的华丽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中国金融的令人不安之处远不止于此，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中国金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颗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就像亚洲金融融危机一夜之间洗劫了许多亚洲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样，中国金融的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其后果可能具备同样的灾难性。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来自内部的洗劫后果还没有在中国充分呈现出来。这对于我们经过20多年改革，含辛茹苦所换来的这个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嘲讽。然而，究竟是什么制度缺失导致了中国金融功能的严重异化呢？中国金融虽然被一致公认为中国改革中成效最差的一个领域，但这并不表明这是一个改革最少的领域。实际情况甚至恰好相反。与其他诸多领域相比，金融领域在制度、技术、监管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似乎一点也不少，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加速度上升。其中原因并不复杂，更不需要那些看上去特别尖端的金融理论才能诊断。在我看来，这个原因相当浅显，那就是，我们缺乏一个监督机制。这个监督并非是被金融专业人员搞得神神秘秘的那种行政监管，而是指的那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指的是一种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当下中国，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舆论和信息开放。这几乎是每一个读书识字的人都能理解的东西，绝无任何高深之处。没有这种自觉的，从公民个人利益出发的监督，任何完美和严厉的行政监管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已经有人指明，中国目前对金融体系的行政监管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但其令人沮丧的效果却尽人皆知。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权力机关，而非那种被置于法律管辖之下的市场组织，这种分际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必然成为社会监督的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中国金融体系功能蜕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其他的诸如所有制、监管体制、公司治理结构之类的原因都在其次。完全可以肯定的判断，如果一直受到舆论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令人提心吊胆。勿庸置疑，这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是如何扭曲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许多经济学家以专业的虚妄和良知的羸弱将自己局限于“纯经济”的自我陶醉之中，却对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熟视无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个真理不仅对权力适用，对看上去不像权力但实际上就是权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开放舆论，实在是医治中国金融顽症的第一要务。之于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其紧迫性更是刻不容缓。 金融体系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它是直接经营“钱”的，或者说它是直接经营“财富”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只要它“愿意”，它就可以使人在转瞬之间变成“富豪”，就像刘金宝让周正毅变成富豪那样。在中国社会中闯荡的冒险家们，早就洞悉了这一秘密。所以，在中国社会中那些突然冒起的财富巨子们大都有地下金融家的秘密身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构成周正毅财富帝国的，除了地产之外（这是中国经济中另外一个洗钱的快速通道），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金融机构。在周正毅的帝国中，几乎囊括了证券、期货等几乎所有金融业务。可以涉足的金融领域都涉足了，不能涉足的金融领域也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标。只要没有剧烈的外部冲击导致现金流突然中断，这种金融帝国即便亏损累累，也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垮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冒险家们要争先恐后的进入金融行业的真正原因。他们并不是为了经营财富而来，而是直接为夺取财富而来。没有什么比金融更容易让我们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了。这种梦想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甚至可能出自人类的天性。但如果一夜暴富真的成为一种金融后果，那么就只能说明这个金融体系正在进行一种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其后果非常简单，少数人的暴富将导致另外一大批人被掠夺，与此同时，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也会因为公平竞争精神的耗损而大幅降低。如果连这种常识性的后果都不能察觉，我们离白痴可能就只有一步之遥，也就更没有资格去故作高深地侈谈什么“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中国金融的这种“负和”博弈可能由于另外一个时代特征而在未来变得格外尖锐。这个时代特征就是，一方面各类竞争性行业的经营变得日益艰难，另一方面各类垄断行业正在或明或暗的开始开放。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中国经济的这种阶段态势决定了，金融等要素领域将是各类权力资本下一场竞逐的主要战场。这不仅是因为其他行业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惨烈程度，更是因为金融具有我们上面描述的那种“速富”效果。权力资本之所以为权力资本，乃是因为它不会或者很少受到约束。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如果舆论开放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中国金融融风险的一个加速积累时期。与此相伴随的将是，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进一步加大。我们身边突然崛起的富豪越是多，中国金融负和博弈的程度就越是剧烈。这个指数应该成为中国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重新学习中国经济的入门课程。因为在他们的学术幻觉中，富豪越是多，就证明经济改革越是成功。而现实的逻辑可能要比他们学术的演绎冷酷得多。事实上，中国金融业中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战役已经如火如荼。一位熟悉内情的朋友说，中国相当多的证券公司已经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沦入所谓“民企”之手，金融企业控制权转移的进程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然而，在没有经过任何公开、透明的产权买卖程序而能够“独享”进入金融领域特权的企业，难道是真正的我们定义中的民企吗？容易判断，这其中，周正毅式的企业将不在少数。冷竣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在所有制上其实已经只剩下两类企业：权力企业和非权力企业，不管它们在表面上是挂着国有还是私有的牌子。这种分类可能比国企与民企的传统分类更适用于分析中国今天的现实。这种分类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久已淡忘的名词：官僚资本主义。如果在这个名词之后，对应了一种相同而且无可挽回的历史际遇，那么，我们这一代曾经为改革热情呼号的知识分子情何以堪？
一位著名的海归经济学家在中国转悠了几年之后，突然惊呼：我们的企业家怎么看上去全都像骗子。是的，这是一个诞生了而且将继续诞生超级骗子的时代。宛如黑箱的中国金融体系——这个隆隆作响的财富分配机器，是这个超级骗子时代最主要的推手。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的黑箱中，一只巨手悄然代替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按照自己（权力）的意愿洗钱。这个典型的负和游戏一边制造了许多我们知道以及我们还远远不知道的富人，一边却为中国金融系统留下数以万亿计的不良资产黑洞。在大部分时候，富豪和不良资产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富豪慢慢从黑箱里走出来了，但不良资产却还没有走出来。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它引人注目的改革以来，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符咒缠绕在中国改革之上，在早期，它叫做“不争论”，到现在，它变成了“闷声发大财”。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符咒之下，中国曾经生机勃勃的改革精神开始变得灰暗、发霉。一个巨大的黑箱诞生了，金融只不过是这个黑箱的一部分。假设不是这样，我们就肯定不会对周正毅、杨斌等时代英雄翻天覆地的角色转变感到如此突然了。这喻示：这个民族对过往20多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改革神话一无所知。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去理解它的未来了。
这是一本主要以中国证券市场为题材的书，但很显然，我要指涉的不仅仅是证券市场，也决不仅仅是中国金融，而是一个时代。我相信，对于一个时代的财富以及财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金融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2003年6月于上海浦东
第一章 从草根到权贵提要：即便有邓小平在92年初的政治破冰之旅，但及至日，中国证券市场仍然是一场纯粹民间的游戏。它的主体，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者，都是处于传统体制边缘的企业和下层的平民百姓。这个特点从1992年5月放开股价那一天起，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然而，就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普通百姓纵情投入这个新大陆的同时，地方政府和垄断资本也悄悄相中了这块宝地。这两股力量的加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股市的合法性地位，为中国股市在这一时期的加速膨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由于国有企业及社会保障对资金的巨大渴求，1999年5月开始，中央相关行政部门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正式加入股市的大合唱，然而，其明显的“人为”和“泡沫”特征很可能开启了中国经济的系统风险之门。
日日是极其普通的一天，但却注定会成为中国股市不同寻常的一天。
这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当天，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于1265点，一天之内上涨105%，成交量达到创纪录的36000万元。随后几天，上海股市继续保持惯性上涨，直到5月26日上证指数达到1429点开始回落为止。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大的一架财富机器正式发动，中国股市以其制造财富神话的非凡能力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毕竟，在此之前，个人财富在一天之内翻番还是闻所未闻之事。而股市的低门坎对于那些急切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普通中国人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或许，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当他们第一次被这种真实的暴富故事所吸引的时候，他们的一生就此铸定。
然而，对于启动按钮的人来说，这一天却一点都不轻松。
尉文渊，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年轻的总经理是这样描述他当天的感受的
“放开股价的意义在于尊重市场，充分利用市场规律调节市场。现在看起来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但当时做这件事却很不容易。我花了很长时间做有关部门的工作，但阻力很大。最后迫不得已，我自主做了全面放开股价的决定，经过几个步骤，到日实现全部放开。
当时那么做不少人有意见，有些人还提出要撤我的职。我也知道擅自闯关，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在给市领导写信时也坦言准备被撤职，不过这一步总算走过来了。” 这是尉先生很多年以后的回忆，时间肯定已经冲淡当时的紧张。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个极普通的市场决定在当时可能付出的代价。与尉先生文质彬彬甚至很秀气的外表不一样，中国证券市场最初几年迅猛发展的实践表明，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领袖级人物。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在中国最大也是当时相当保守工业城市——上海打开的这扇财富之门，一旦开启，就再难合上。这不仅会影响到他自己的一生，而且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果然，在后来的十年，就在尉搭建的这座平台上，很多人完成了他们以前不敢想象的财富积累，也有人在这里输掉了他们的全部家当。的确，尉这个可能葬送自己前程的冒险举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股市的命运甚至中国经济的景观。
以日为界，中国股市不太长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二章谁是庄家？ 提要：通过中经开、中科创业所谓一系列庄家的案例，我们将会发现，庄家并不仅仅是庄家，并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东西。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一个庄家的一次操纵，抢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的庄家的抢劫目标，却是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庄家，只是中国渐进改革时期畸形制度在证券市场的一个人格化代表。 庄家，大概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最核心也最让人着迷的几个概念之一了。投资者只要入市，几乎就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遭遇庄家。虽然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结果，但这却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当人们不断地在谈论庄家，甚至煞有介事地开发出跟踪庄家行为的软件的时候，关于庄家的一切还仅仅是传说。在所有这些传说中，只有一个真相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庄家是要赚你的钱的。可惜的是，这个最重要的真理却往往被人们“故意”遗忘了。那么，什么是庄家呢？简单说，庄家就是那些利用资金及信息优势进行股票价格操纵的集团或组织。他们的主要手段是欺诈，唯一的目的是赢利。这种定义，虽然很准确，但却完全屏蔽了庄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内涵。作为一个改革和转型时代的特殊产物，庄家不仅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困境，也同时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困境。 在本章中，我们要通过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些具体案例，追问如下一些问题：谁是庄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干的，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干？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或将发现，庄家并不仅仅是庄家，并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东西。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一个庄家的一次操纵，抢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庄家的抢劫目标，却是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庄家，只是中国渐进改革时期畸形制度在证券市场的一个人格化代表。 谁套住了谁？——中科创业再解读 按照吕梁的说法，在中科创业事件中，他首先是一个受害者。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吕梁的受害经历的： “……事实上，北京机构真正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实际已落入投资圈套。康达尔远非Z和该企业原董事长（现已藏匿澳洲）所称的业绩良好，成长性惊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揭开这些虚假财务报表的黑幕，真实的康达尔其实早已烂掉：传统主业亏损严重；为配合二级市场庄家炒作，包装业绩导致企业财务虚数黑洞巨大；不仅根本没有土地资源，实际还卷入了海关走私、土地炒卖系列等中纪委重点关注的经济犯罪大案。这些巨大的财务黑洞使一批战略投资家的策划面临空前困难。投资决策的错误，一方面导致战略投资家的良好愿望成了水上漂；另一方面严重加大了北京机构重组该企业的投资成本。”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吕梁和所谓的“北京机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受骗者。但这种形象却与吕梁在业内颇有名气的策划大师的称号以及北京机构的名头不相符合。按照吕梁自己提供给《财经》杂志的资料，收购康达尔的5500万流通股及部分国有股大约花掉了“北京机构”7亿元资金。这还是重组的第一步。如此巨大的资金收购回来的却是一堆垃圾，这无论如何是不能用轻率加以解释的。以吕梁在证券市场征战多年的经历及“北京机构”专业和雄厚的研究背景，这种明显的财务黑洞，只要稍做分析应该是很容易察觉的。但吕梁和这一批战略投资者却轻易落入了圈套。这如果不能说明，吕梁和这批战略投资者是地地道道的冒牌货，那就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落入圈套的。从主观上讲，吕梁与他的战略投资伙伴当然希望真正收购到一个成长性良好，但价值却被明显低估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组。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现状及二级市场价格泡沫决定了，这几乎根本是不可能的。对这一点，吕梁及其伙伴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很容易判定，吕梁及其战略伙伴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康达尔的基本面放在眼里，他们看中的是二级市场上康达尔已经相当集中的流通筹码，因为这为二级市场的进一步炒做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何况朱焕良还承诺锁定了50%的流通筹码呢？所以，吕梁及其伙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重组康达尔，而仅仅是准备炒做康达尔。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中科创业的总经理欧锡钊的话得知。他说，自从大股东入主以来，大股东没有为康达尔带来过一分钱。他甚至连大股东派出的董事都没有见过。 谁都知道，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重组是百分之百的幌子。没有二级市场的炒做暴利，几乎任何重组都不可能发生。这样路人皆知的道理，吕梁却偏要撒谎。我们不能不佩服撒谎者的大胆和心理素质。 指鹿为马，公然撒谎之所以能够蔚为风尚，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这是因为撒谎者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经常受到奖励。于是，撒谎者越来越多，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的成了真理。那么，为什么谎言能够重复一千遍呢？是什么导致了谎言的泛滥呢？对于谎言，最好的解毒剂就是真相。但在中国，真相却成为某些人最想掩盖的东西。吕梁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要不断地撒谎，直到谎言成为真理为止。 且不管吕梁想要遮掩的真相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即使康达尔真的如吕梁所说是由一帮犯罪分子所控制的陷阱，是一个“套”的话，那么吕梁也是主动钻进这个“套”的，他不过是想用这个“套”来制造一个更大的“套”，来套更多的人，套更多的钱。吕梁及战略伙伴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样做的。 于是，在下面的文字中，吕梁及伙伴不仅是受害者，而且从受害者更变成了“天使” “……为补救投资损失，深陷其中的各机构只好被动地加大投资力度，组织更多的资源投入康达尔重组，注册成立了北京“中科创业”。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国投、上海风险投、深圳风险投合作中联网，收购中西药业29％的股份，指望用中西药业的高科技项目和其他机构的优质资产来整体置换康达尔的烂帐、虚帐。这就构成了投资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中西药业要把市场极为看好的新生力核酸项目80％的股权低价出让给康达尔的真实原因。 如此重组，终于将康达尔80％的业务转移到高科技生物制药行业，但代价惊人。K工作室组织的北京机构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对参与的各大机构形成极大的资金压力之后，为彻底解决康达尔的财务虚数，铤而走险，试图打造一个新型的财务工具，用股票市值的虚数来填补企业多年积累的巨额的财务虚数。这种国外投行惯用的“钱生钱”操作固然为企业获得处理财务状态的有效投行工具，但系统风险巨大，一旦资金链崩溃，所导致的连锁反应会迅速摧垮整个投资系统。目前人们看到的中科系股票莫名其妙的连续跌停便为这一恶果。” 很容易注意到，虽然没出一分钱，但吕梁及其合作伙伴对康达尔的“重组”还是不遗余力的。但如果同时注意到，所有这些“重组”动作都发生在康达尔的股价已经达到历史最高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重组”的目的是什么。神智清醒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要拉紧绳子的动作，庄家们要结束炒做了。他们放出了“重组”的诱饵，正在静悄悄地等待猎物的上钩。很不幸，面对7－80元的股价，这个诱饵不够香。没错，吕梁及其伙伴的确陷入了陷阱，但并不是公司重组的陷阱，而是陷入了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陷阱；不是陷入了康达尔的陷阱，而是陷入了自己的陷阱。对于这种结局，吕梁们是应该有准备的，但他们宁愿很“政治”地相信奇迹。这当然是一种病，但不是吕梁们独有的，它是一种时代的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梁们不过是杰出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们被一根更无形的但却更加无从逃避的绳索套住了。虽然，吕梁们同时也套牢了更多的人。 在整个中科创业的连环套中，我们真的很难分辨，究竟是谁套住了谁？私募之“私” 市场上曾经传说，吕梁的在中科系的炒做上，花费了将近20亿。 对这种说法，在中科系崩溃的危机时刻担任北京中科创业临时发言人的艾晓宁表示不屑一顾。他透露，参与中科系股票操作的资金大概在７０亿之巨。艾晓宁将这些资金大部分称为“委托理财”性质，但吕梁则更愿意将这种组织方式称作“私募基金”的确，从我们看到的有关吕梁的采访中，吕梁对私募基金表现了强烈的偏爱。比如他就在多个场合暗示过要将中科创业变成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楞Ⅳ赊部A他也曾毫不掩饰地指出“德隆”系的合金、湘火炬、以及他自己旗下的康达尔已经构成了对传统分析的嘲笑。因为这些股票完全摆脱大市的纠缠。 但吕梁对“私募基金”的这种偏爱并非是毫无来由的。与“委托理财”相比，“私募基金”不仅符合国际规范（有巴菲特大师作证），甚至是一种金融创新（因为国内还没有）。这样时髦和唬人的面目，既可以在管理层那里获得某种合法性，也同时可以在投资者方面发挥号召力。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吕梁是一个非常有鼓动力的人物。不过，这种鼓动力大多建立在似是而非的投资理论基础上的。吕梁嘴中的私募基金就是一例。 所谓私募基金，就是区别于共同基金，面向少数特定人群所募集的基金。其主要特点是，操作策略比较灵活，监管当局的监管也较为宽松。但私募基金这种特点一到中国就变得有点水土不服。而到了吕梁那里，更是对私募基金性质的彻底颠覆。 吕梁曾经表示要向《财经》杂志的记者出示他与投资者所签定的合约，但最终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按照吕梁的说法，这些协议的性质可能导致见证律师坐牢。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所谓投资协议的具体细节，但按照时下私募基金流行的做法，我们也大致可以知道。无非就是高得离谱的回报率，以及包赚不赔的保底承诺。这显然已经违反了任何基金包括私募基金的“国际惯例”。用任何标准看，在风险投资活动中承诺保本都具有欺诈的嫌疑，虽然这在中国几乎成了所有私募基金包括那些国有券商的通行做法。但通行并不意味着合法，更不意味可以超越投资常识。所以在吕梁那里，所谓私募基金的“私”其实是“私底下”欺诈的代名词，是见不得阳光的意思。这显然是中国的吕梁们对私募基金的一大“创新”。但这种创新并不能完全怪吕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吕梁们的骗术是很容易识破的。因此，除了那些极少量的无知者和冒险者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主动受骗的，就如同吕梁主动上康达尔的套一样。从合约双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看，吕梁所签定的大多数投资协议并不能叫做骗局，而应该叫做合谋。他们在一起合谋以攫取第三方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那些无辜投资者的还是实际上无人管理的公共利益，这种合谋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吕梁（当然决不仅仅是吕梁）的私募基金所谓“私”的第二种含义：以私募基金的形式窃取第三方——主要是国有资产的利益。这是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者在特殊制度背景下的又一种“天才”的发明。 这种中国私募基金的独门秘诀，在中科创业的已经披露的故事中，袒露得相当充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题为“中科创、申银万国翻脸，吕梁幕后融资平台浮出”的文章披露：“一位参与过中科系与申万业务接洽、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介绍：在日，申万给了上海海燕投资公司1亿元的委托理财资金，授权对象就是被称之为中科系，‘关键人物’吕粱的最重要操盘手丁福根。据欧锡钊说，海燕投资与中科创业和上海中科没有一点股权关系。而在2000年6月份成立的上海中科，开业第一件事就是写下字据愿代海燕投资偿还申万给的1亿元。到了2000年8月，申万又给了上海中科一个亿，其用途仍然是委托理财。这两笔巨资从来没有对外披露过，如果不是中科系崩盘后引发的连锁平仓而带出申万不得不诉中科创业的官司，这2亿资金有可能永远没人去过问它的出处和归属。” 既然上海海燕投资公司与中科创业及上海中科一点关联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上海中科要为海燕投资公司偿还这一亿元呢？而且还要在开业第一天就急急忙忙地立下字据呢？很明显，上海海燕与上海中科虽然没有股权关系，但有人脉关系，确切地说，这两家公司肯定有不愿为人所知的产权关联关系。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不愿意透露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化公为私的典型模式。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申银万国为什么会轻易地将一亿元巨款轻易借给上海海燕做委托理财？而在仅仅四个月之后又再次借给上海中科一亿元呢？按照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分工，证券公司是最为专业的“理财机构”，一家专业的理财机构为什么会委托另外一家比较业余的公司去理财呢？在2000年4月到2000年8月，大盘已经处于相当高的位置，这个时候的委托理财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可想而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申银万国相关的人士在这种交易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而且这种好处大到足以让他们漠视巨大风险的程度。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种不符合常理的默契。 实际上，这种漠视国有资产风险的“默契”在披露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已经露出了它的底牌。在同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科上海方面主要资金提供者的顾翠华——申银万国陆家滨营业部总经理，在为上海中科购买别墅的过程中就获得了500万元差价。2000万的交易就“洗”走500万，其洗钱的胆量和胃口实在令人惊叹。这当然也是一种默契。在这种交易中，吕梁们与顾翠华们都获得了好处，而唯一的损失方是公共资产。公共资产（或国有资产）肯定应该分，但如此分法恐怕很多人难以接受。 一个数据可以略微反映中科创业这个“私募基金”仅仅在上海的洗钱规模。 “据来自申万法律事务部的一位律师向涉案方的有关人员透露，申万曾经一次性给过中科创业的大股东海南燕园6.2亿”。但有意思的是，这位中科创业的大股东海南燕园公司的注册地址——海口市文明东路山内花园C1栋门口，所挂的牌子竟然是“海口市白龙派出所”，门前不仅长满杂草，门锁也早已生锈。就是这么一家子虚乌有的大股东，却让申银万国——这个国内投行翘楚，一次性地掏了6．2亿元巨款。真让人感慨制度之松懈，暴发之容易。 这就是中科创业，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私募基金，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虽然中科创业不能代表中国私募基金的全部，但却在相当的程度上呈现了中国现阶段私募基金的某种本质特征。 看来，此“私”并非彼“私”。而此“私”的要义在于，用“创新”的金融工具从事洗钱活动，在于静悄悄地进行“权钱合谋”的私有化。 按照夏斌先生主持的《中国私募基金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中国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已经达到7000亿。而投资客户以企业为主的公司占69.3％。所谓“企业客户”显然是公共资产的一种更加安全和好听的说法。这个数字提醒我们，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仅仅通过私募基金实现的私有化，业已进行到了何种程度。 吕梁与朱焕良 2001年７月，长达两年的牛市崩溃了。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作出准确预报的是朱焕良——那个炒康达尔（0048）而一战成名的大庄家。 虽然，自诩为战略家、文化人的吕梁看不起他的这位同伴，嘲笑他“到底是乡下人，只喜欢现金。”但就市场感觉而言，运筹帷幄的吕梁比起土头土脑的朱焕良，恐怕就要差好几个档次了。正是朱这种身经百战而培养出的市场直觉告诉朱：牛市快完蛋了。用资金堆砌的牛市快完蛋了。于是，他选择了抛空，选择了将意义越来越含糊的筹码（股票）变成明白无误的现金。从投资的角度讲，朱完成了一次漂亮甚至是杰出的操作。整个过程系统、完整、无懈可击。而其杰出之处在于，在投资活动最关键的环节上，朱焕良克服了贪婪可能带来的致命误判，作出了理性的决定。从现在可以读到的有关中科创业的故事中，战略家吕梁先生似乎还没有彻底服气。他依然认为，如果不是朱的背叛，不是朱在关键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看上去“很萎琐”的现金偏好，中科系的资金链条便仍然完美无缺，用他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所一手打造的“中科传奇”便能够得以续写，甚至更辉煌地续写。但K先生吕梁忽视了一个常识：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严重短缺，巨量资金脱媒的证券市场也不能例外。资金堆砌的牛市哪怕再牛，也有最终衰竭的一天。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吕却没有。不过，这也难怪。在整个中科系的宏大工程中，吕是战略家，而朱则是负责二级市场的操盘手。朱比吕更知道盘口的轻重。作为一个投机商人，朱并不是像吕梁后来所讲的那样，只“喜欢现金”，0048在二级市场上最风光的时候，他曾经兴奋对吕梁说，买盘太多了，压都压不住！在那个时候，朱是绝对不喜欢现金的，因为他知道筹码可以换来更多的现金。而后来朱之所以选择抛股票，则肯定是他已经发现：追涨盘越来越少，兑现的难度越来越大。继续持筹的风险已经远远大于未来的预期收益，天平开始明显摆向抛售一边。而此时此刻，我们的Ｋ先生却仍然痴迷于他“讲政治，做大势”的战略梦想，决裂与背叛当然不可避免。中科大厦的倾覆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新近发生的传奇故事中，我们容易发现，朱是一个头脑清醒，经济理性十足的企业家，而吕则是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在中国——一个刚刚脱胎于政治社会的转型国家中，像吕先生这样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用政治的思维去做经济的企业家为数不少，这是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形象。凭心而论，在我们这块文化土壤中，他们成功的概率很高。吕梁只不过是其中极少数不幸运者罢了。而吕先生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政治智慧用过了头，以至于在常识的阴沟里翻了船。 不管造就牛市的原因有多少种，但其心理机制应该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大致如下：一批先知先觉的资金进入市场，赚了大钱，示范效应扩散，更多的资金开始进入市场，在推动股票价格上升的同时也赚了钱，直到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进入市场，将价格推升到无力继续推高的水平，一段煎熬和犹豫之后（市场表现为筑顶），一批资金开始怀疑他们以前曾经坚信不移的的神话，陆续撤离市场，股价开始下跌，赔钱效应开始扩散，股价继续下跌。牛市结束。虽然，在牛市形成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但机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如此看来，判断一轮牛市是否到头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所有可以而且愿意进入市场的资金都已经进场。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的“傻瓜”都已经作出了傻瓜的行动。如果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那么再美妙的牛市也走到了尽头。对这个简单的标准，朱焕良拿捏得相当好。 土头土脑的人之所以比有文化的人更加精明而不是更加聪明，原因无非有两条。其一，文化人更相信理念，而像朱一样的“农民”则更相信常识，更依赖常识。理念由于脱离事实经验，经常容易改变。所以那种坚持到底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是少之又少，虽然他们尤其让人感佩。反过来，土八路的常识感却非常牢固，这些常识不仅来自日常经验，而且往往是来自最切肤最重要的经验。朱焕良如果没有以前控盘但却被套牢的经验（朱曾经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但最后还是要请求吕梁出主意帮助解套），这一次就不会溜得这么果断了。作为一个商人，朱讨厌风险，讨厌不确定的未来，现金和现在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没有今天的现金就可能什么都没有。没有这种出自常识的控制力，朱肯定会陷入吕梁同样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吕梁却正好相反。吕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甚至是喜欢冒险，只有不确定的未来对他来说才是合意的。他虽然非常清楚他的前途是全或无的选择，但他宁愿这样。在这里，作为政治家的吕梁与作为企业家的朱焕良，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明显不同。政治家要做大局，企业家要赚小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庄家都属于政治家，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老板也是政治家。这当然有些无奈，因为支配游戏规则和支配他们个人命运的往往都是政治家。所以，他们也只好变成政治家。但实际上，这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没有一个疯狂的时代精神，我们怎么可以想象一个疯狂的股市呢？一个脱离常识的股市，肯定是被一群脱离常识的人支配着。 导致朱焕良与吕梁在同一事件中采取不同行动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有不同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朱的钱是自己的，而吕玩的钱是别人的。所以吕敢赌，而朱不敢赌。在整个中科创业的故事中，吕梁更像是一个代理者，说穿了，吕梁更像是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更加准确的说，更像转型期中国权力资本一个典型的代理人。朱焕良不过是出资者之一，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所以一旦看到继续增值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时，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撤出本来就不牢靠的合约。而吕梁的目的却大有不同，他必须拼命将“局”做大，作为代理人的利益才会更大。至于整个“局”是不是能盈利，并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这与所有国营企业所表现出的那种扩张冲动并无二致。不过，吕梁比一般的国营企业的老总恐怕有更大的难处。因为他的这个庄家帝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混合企业。有国有资金，有私有资金，有的想洗钱，有的想赚钱。步调一致只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一旦股票被控盘、被炒到高位，不同的利益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所以，要国有资金和私有资金同时并无限期的锁仓，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但这却是吕梁要做的。的确，这种风险只有处在代理人位置并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物才敢于挑战。吕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吕梁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恰当人选。 吕梁将很多人拉下了水，就是没有能拉朱焕良下水。朱焕良的目标很单纯，他只想赚钱。但吕梁以及吕梁后面还没有现身的另外一部分主力就不同了，既要自己的老鼠仓大赚特赚，又要让用以支持股价的国有资金保值增值，天下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吕梁肯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在这样的悖论下，再好的故事也是讲不下去的。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只有吕梁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当真，也不得不把这个故事当真。而在所有参与故事的资金中，也只有一批资金会坚持“锁仓”到最后，那就是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国有资金。这倒不是因为智力问题，而是由于必须这样麻醉自己，也希望如此能麻醉别人。但看管自己资金的如朱焕良之类却绝对是清醒着的。吕梁以及吕梁背后的人，与朱焕良实际上是两类人。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并讲同一个故事，则完全是出于某种制度的必然。 吕梁失踪了？ 吕梁失踪了。这是惊天动地的中科创业事件留给我们的结尾。或许，对于中科创业的所有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尾，但对于那些过于认真的看客，这肯定不是一个满意的结尾。 “失踪”这个词，在江湖上现在更多地被叫做：蒸发。用在证券市场上，“蒸发”这个词实在是再确切不过了。这里既然蒸发大笔的金钱，自然也要蒸发不少人。很多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蒸发的人已经不少了，吕梁不过是最新和最有名的一个。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当初吕梁跳出来，大揭中科创业内幕的时候，很多人大为疑惑：惹了这么大的乱子，为什么还要主动跳出来。于是有人分析说，吕梁之所以要跳出来，是因为与其让人无声无息的做掉，还不如去监狱待着安全。所以他要不顾一切地跳出来，主动跳到安全的监狱里去。但吕梁还是蒸发了，吕梁身上的秘密比我们想象力可及的恐怕要多得多。 关于吕梁，我们读到的最后文字是这样的：“日凌晨4点，吕梁乘出租车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好大一个夜，好大的夜色。但这可不是什么别的夜色，而是隔开中国证券市场台前与幕后的一张巨大黑幕。 不过，幕后的阴谋还是会通过前台的表演表现出来的。中科创业也不例外。 在中科创业的故事一直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北京机构”。从最早出巨资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康达尔的流通股，到后来注入“优质资产”以维持康达尔离谱的股价，这个所谓的“北京机构”就一直闪烁其中。在我们已经读到的有关中科创业的秘史中，“北京机构”曾经在以下关键场合现过身。 1998年年底，吕梁组织的“北京机构”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北京）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 在发现上当，并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被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后，“北京机构”为了挽救投资损失，又只好被动地继续加大投资，组织更多的资源投入康达尔重组，并注册成立了北京“中科创业”。 这个“北京机构”的身手的确好生了得。不仅一次性花5-6亿元资金接过康达尔50%的流通筹码，而且在二级市场上将股票炒到70-80元的高位。 按照吕梁的说法，所谓的北京机构是一批机构投资者，牵涉几十家机构。但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时几十家机构介入一只股票坐庄，违背坐庄的基本常识。如果这样，不仅合谋成本高昂，而且极易走漏消息，老鼠仓可能开得遍地都是。没有严密的组织性，坐庄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与朱大户最早合谋坐庄的，只可能是一两家核心机构。即便真的如吕梁所说，牵涉几十家机构，那也只能是先后介入，是被吕梁骗来接盘的。但这种在高位接盘的筹码特别容易松动，很难控制。 从K线走势上我们看到，在康达尔一路走牛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放量阴线。如果缺乏核心控盘资金，这种走势出现的概率非常小。这种资金可以分散在几十个营业部，但绝对受统一的调度和指挥。如果这种资金分属几家不同的利益群体，吕梁不但不能控制，股票走势也会面目全非。 所以，大致可以肯定，除了朱大户最大的老鼠仓外，必然还有一家核心资金在维持康达尔的股票价格。吕梁之所以要将北京机构指认为“几十家”而不是一两家，显然是为了模糊公众的视线，故意替这个核心资金遮掩。 很容易判断，这家核心资金就是吕梁的老板，吕梁不过是其浮出水面的发言人而已。藏在吕梁背后的才是中科创业真正的操纵者。一个真正的操纵者是不会轻易现身的，所以吕梁不是真正的操纵者。而中科创业的崩溃正是这个幕后操纵者的资金本身出了问题，而绝对不是其他诸如老鼠仓之类的问题。 这个神秘的幕后操纵者虽然从未露出其庐山真面目，但从中科创业崩溃后的走势中，我们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中科创业雪崩后的2001年元月11日和12日，中科创业出现连续跌停后的巨量换手，两天之内换手接近100%，耗费资金近十亿。这显然不是其他的投资者在接货，而是同一个主力在操作。没有周密的策划和高度协调的调度，这种走势是不可能出现的。幕后操纵者虽然从未现身，却一直在从容活动。涉资如此巨大的案件，是谁才有能量让主力如此从容的活动？其实，查幕后的操纵者在技术上是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只需要将主要的交易帐号一锁定，就可以查到最重要的线索。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查一查呢？究竟是谁可以让从公安到证监会的所有相关监管部门有同样的默契呢？ 此种迷惑，作为中科创业总经理的欧锡钊也同样强烈地感受到。欧介绍说，“中科事件全面爆发后，朱焕良帐户上的剩余股票于今年元月18日被人神秘卖出。而吕梁等核心人物从容失踪，背后似乎总有一双手在操控着全局。”
他接着发问：“据本月（2001年1月）25日（中科创业巨量换手后）康达尔公司从深交所查询的股东持股数量显示，持股10万以上的股东基本没有变化，这可以大致看出当初买入公司股票的机构并未有大的变动，谁接走了巨额筹码，谁又有如此实力通吃巨额筹码？” 很明显，当吕梁在前台起劲地表演，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时候，另外一只有力的黑手却在幕后有条不紊地继续操纵着撤退和善后。但这个通天的“北京机构”会是谁呢？ 从中科创业崩溃到2月28日失踪，吕梁整整在舞台上大大方方地表演了2个月。这其间，相关的执法部门都在干什么？两个月，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完了。现在已可以肯定，吕梁自爆内幕之举，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在掩护一个黑幕的失踪，然后他自己——这个黑幕的最后一点线索也失踪了。然而，如此从容的失踪能算是失踪吗？吕梁失踪了，黑幕也失踪了，但却以更巨大的形式笼罩着我们。 动物凶猛“中经开” “‘中经开’终于完了。” 一位经历过“327事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说，“‘长舒一口气’将是许多人共同的第一反应。” 日，一则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名义发布的公告称，“鉴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根据《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日撤销该公司，收缴其《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和《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自公告之日起，停止该公司除证券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一切金融业务活动。” 人民银行这一纸公告，了结了中经开短暂但却充满神秘色彩的金融生涯。 “中经开”，全称“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前身为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1992年1月改为现名。中经开成立于日，原隶属于财政部，现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基本核心业务为证券。中经开成立不过十余年，但它在中国股市中的名气可能要远远大于其他老资格的同类公司。其中原因很简单，因为中经开的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中经开短暂的发展史意味深长地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某种必然命运。不夸张地说，中经开的历史就是超级主力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洗钱史、掠夺史。它几乎与中国证券市场所有最著名的丑闻相关。 最早知道中经开是90年代初期。一个当时在某券商做营业部老总的朋友，言谈之中经常提起中经开，并充满敬畏之状。于是，中经开作为绝对主力的形象便在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不过真正领略中经开的威力，还是后来的“327国债事件”。“327国债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它留下的疑惑却始终没有被人忘记。而这个疑惑并不是大输家万国留下的，却恰恰是大赢家中经开留下的。 199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交易逐渐变得越来越火爆。其中主角就是以万国为首的空头及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加上不断变化阵营的辽国发，这场最能反映当时中国证券市场基本势力对比的经典大战，实际上有三位要角：一方是以财政部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中经开，一方是以地方政府支持的万国证券，第三方则是野路子出身代表草根或民间资本的辽国发。这种势力对比，不仅反映了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也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那种紧张的博弈关系，而“327”国债品种恰好将这三方势力奇妙地纠结在一起，并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其中的冲突。其实，“327”这场惨烈搏杀的结局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它还是在2月23日达到了最高潮。为了挽回败局，万国的总经理管金生，在收盘前的七分钟用700多万口空单炸盘，上海交易所只好取消最后七分钟的交易。 这场战役不仅导致当时证券市场上最为风光的万国证券公司的关门，也导致了被称为“证券教父”的管金生个人的悲剧人生。但当人们被管金生个人的沉浮和“327事件”本身的戏剧性所吸引的时候，一个最应该被长久关注问题却被遗漏了，那就是，作为多方主力的中经开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将万国当作这场金融灾难的首恶是非常不公平的。起码，违规开仓的就不仅仅是万国，中经开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但这不是问题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中经开究竟是凭什么在这场对赌中大获全胜的？其实，这个答案早已明白，中经开靠的是万国想都不敢想的内幕消息。财政部早就决定贴息了,而此时的万国还蒙在鼓里。虽然万国肯定知道中经开的背景，但他们还是固执地以为可以凭自己的智慧赢过对方的权力。如此天真，在那些谙熟“国情”的人那里，恐怕会笑掉大牙。据说，当时万国的操盘手是刚刚从海外归来的金融专业人士，算得上第一批“海归”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因为在他们的专业眼光中，对手显然要比自己疯狂得多，但他们还是错了。这当然不仅仅是这批“海归”的悲哀，也不仅仅是万国的悲哀。不难想象，这种冷酷的逻辑将决定性地改变他们一生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中经开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上靠“违规看牌”赢钱的先河。不过，这还不是中经开在“327事件”中作出的最恶劣示范。最恶劣的示范在于，中经开在“327事件”中，以最明火执仗的方式开创了中国裙带资本洗钱的新通道。这实际上是中国裙带资本大规模介入证券市场的一个明确信号。 在“327事件”之前，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虽然已经红红火火，但仍然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与成立不久的证监会的关系也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或者更准确说，它是地方政府权力在90年代初期急速扩张的一个标志性领域。由地方崛起的万国证券在当时全国证券业中的无俩风头，就是这种扩张的生动写照。许多人都记得万国在虹桥机场树起的那一块著名的广告：万国证券，证券王国。其气势与雄心，让人闻之而怦然心动。而国债期货的引入彻底终结了地方性券商的主导地位。就当时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先生的本意看，引入国债期货品种，主要是为了扩大和巩固上海证券市场在全国的地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债——这个无论如何也属于中央政府权限范围的品种，不仅将全国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带进了证券市场，同时也将一种更加具有操纵性的力量引入了市场。中经开正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市场原有的博弈格局陡然发生了变化，天平的倾斜已经在所难免。 有人估算，在整个“327事件”中，多头的盈利在70亿左右。作为多头主帅，中经开自然应该赚得盆满钵满。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中经开竟然没有盈利。那么70亿白花花的银子究竟被谁拿走了呢？答案已不言自明，靠内幕消息在中经开名下开老鼠仓的人拿走了。可以证明中经开的确没有在“327事件”中赢利的一个间接证据是，在“327事件”后不久，中经开公司竟然几次面临支付危机。在挪用客户保证金达6.8亿元的同时，还累积了70几亿元的债务，公司几乎被掏空而濒临破产。不过，这仅仅只能表明中经开公司没有赢利，而那些与中经开相关的个人的财产增值情况也许正好相反。中经开作为一个特殊公司的功能及性质，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327事件”后有人称，“327”一役，造就了一批亿万富豪。对此，一位朋友笑着问，你能想象一个普通的司机在“327”短短的几天行情中，赚到近亿元吗？不过，最应该问的是，这一批人究竟是谁？但这却是一个根本没有人敢问的问题。按照中国改革的逻辑，这叫做“不争论”。但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不许争论。 不过，兹事体大，“327”事件后，中央组成了以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安全部等六大部委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阵容不可谓不强大，规格不可谓不高。但正如一些人所预料的那样，管金生以个人17年牢狱的代价为“327事件”划上了暂时的逗号。之所以说是暂时的，是因为“327事件”在以后肯定还会被人重新提及。最近就又有一位更著名的海归派人士——梁定邦提到了这个问题。梁先生用同样不识时务的口气说，应该重新评价6年前的“327事件”。很显然，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他也只能是说说而已。 不管围绕“327事件”还会产生多少争议，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作为违规的一方，中经开也应该受到惩罚。万国的管金生被判，辽国发的高氏兄弟蒸发，惟独中经开稳如泰山。这个结果，已经充分暗示出中国证券市场的庄家群落自“327事件”之后一直延续至今的新版图。以“327事件”为界，中国证券市场由此折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种全局性的操纵力量开始登堂入室，并逐渐占据主流。 在许多人看来，中经开是不能受到惩罚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超越法律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法律不仅是软弱的，而且是可耻的。这等于是在说，只要中经开不自寻死路，它就依然可以为所欲为。果然，中经开在东方电子的炒做上又上演了它的拿手绝技。 从炒作上讲，东方电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这不仅是因为它在4年中累计60倍的惊人涨幅，而且也在于它将科技股高成长性的投资理念，深深地植入了中国证券市场。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许多投资者，大概都是从东方电子开始认识科技股的魅力的。但可惜的是，这只是东方电子这个传奇故事的前半段，后半段则又是一个让所有投资者魂飞魄散、恶梦连连的梦魇。导演这个悲喜故事的，又是中经开。 与“327”国债期货几十天赌输赢的情况不同，在东方电子上，中经开似乎经过了长时间的策划。资料显示，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用庄家一词恐不为过。人们通常将德隆系的几家股票作为长庄的代表，但从时间上推算，中经开介入东方电子的时间应该更早。而其操作时间之长，股价翻番幅度之大，决不逊于德隆系股票。如此看来，中国长庄的开山鼻祖应该是中经开。其实，中经开应该早就在四川长虹上有过类似长庄的努力，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但这种抱负却在东方电子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实现。 不过，这一次上阵的中经开已经武装了更新式的武器：基金。在东方电子长期的令人惊叹的涨升中，基金景宏和基金景福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公开资料能够看出，到2000年末，基金景宏持股达到10,669,512，占总股本的1.16%；基金景福持有2,737,848股东方电子。而到日，这两家基金仍然分别为东方电子的第七和第十大股东。而中经开正是这两家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虽然这两只基金在规定时间披露的持股量，对于当时流通盘已经相当庞大的东方电子来说，只具有某种象征性，但却为老庄的出货及老鼠仓的出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两家基金首次出现在东方电子的股东名册上的时间是2000年中报，这个时候已经是东方电子的最高价位区域，傻瓜都看得出，这两家基金所为何来。他们并非是冲着东方电子的高成长性而来，而是为了替庄家高位接货而来。鉴于当时基金在投资者心目中理财专家的高尚而又专业的形象，这两家基金实际上还起到了迷惑投资者并吸引跟风盘的作用。这大概用不着有更多的怀疑。虽然基金的高位接货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中经开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将一个为投资者理财的工具，变成了为庄家服务的私器，还是让人不得不感慨于中经开的敏捷与无所顾忌。 这几年，基金的职业操守及专业形象广受非议，但中经开的严重违规却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大股东对基金公司的控制。有中经开这样的庄家股东存在，基金公司的骼膊又怎能拧过大股东的大腿？在这个意义上，广大的基金从业人员的确相当无辜，他们正在为大股东的不法行为背黑锅。这一次，与撤消中经开的公告同时发布的还有中经开退出大成基金的公告，但愿这能够成为中国基金业重新起步的契机。 在中经开对东方电子的炒做中，大家还可以发现庄家赚钱的另外一个秘密手段，那就是利用内部职工股。中国早期的股份制公司大多发行有大量的价格低廉的内部职工股，这些内部职工股一旦上市，获利将相当丰厚。不过，一般的情况往往是，等到股票上市时，由于上市信息的极度不对称，所谓的内部职工股早已易手。基本上已经掌握在那些对上市信息非常清楚的内部人手上。而许多公司，根本就没有真正发行内部职工股，而是将内部职工股直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有人曾经通过1997年东方电子的年报计算过，东方电子在1997年底，在册职工人数应为1036人左右，但其年报则显示，持有其内部职工股的户数为5444户。比它应该有的职工数多出4000多人。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东方电子的内部职工股存在严重的问题。要么在上市前有过大规模的换手，要么存在超范围发行的问题。最极端的推测是，东方电子在1994年通过定向募集方式设立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事，根本就是骗局。这虽然只是推测，但它符合我们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东方锅炉、大庆联谊等一系列事件中一次次被证实。这本是一件非常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但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却变成了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中经开今次被关正在使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逐渐变得可能。东方电子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高峰被刑事拘留，就是彻底揭开东方电子之谜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东方电子在内部职工股上的猫腻，可能正是中经开与东方电子长期“战略合作”的原因——一个美妙的蜜月就此开始。换句话说，没有大量和廉价的内部职工股的集中（更确切地说，是向少数知情人手上的集中）也就没有人有动力去创造东方电子的这个“造富神话”。这个推理应该可以列为常识。东方电子内部职工股创造富翁的能力的确是惊人的。经过长期的送股，在东方电子职工股上市时，其成本已经降低到每股0.20元，最高增值幅度可以达到200倍。这样的财富奇迹，的确让普通人躁动不已，不过他们也仅仅只有躁动的份。有趣的是，一家IT业的报纸竟然将东方电子的内部职工股模式形容成尊重知识的典范，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夜之间批量打造了一批百万富翁不假，但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所谓“知识英雄”，而是躲在幕后的“权力贵族”。 以内部职工股的黑箱作为源头，到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延续多年的高成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经开在东方电子上的这个“宏大策划”。这当然是一个杰作，但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自从“327事件”以后，很多人就将中经开称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恶少”，这一是形容其树大根深，背景不凡，另一方面则是形容其手法凶悍，行事肆意。但从本质上看，这毋宁是所有裙带资本的统一标签。不过，“恶少”这一标签对中经开仍有不够洽切之处，中经开恶是恶矣，但却早已不“少”。十多年了，中经开早就应该成熟起来了，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经开尚未成熟，便已经死去。惟愿，这仅仅是中经开的个人命运。 在东方电子的炒做中，我们看到了中经开对高科技概念的超强悟性，以及对基金的某种独创性运用。看来，中经开也是懂得“与时俱进”的。 中经开这种“与时俱进”的特征在银广夏的故事中也同样显露出来。 银广夏的故事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但绝非偶然的是，在银广夏的操纵案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经开的影子。 在银广夏崩溃前的股东名单中，中经开的关联公司及关联基金都置身其中。其中中经开物业持有银广夏近1000万股；景宏、景福两基金持有1100多万股。不用说，这几家与中经开密不可分的关联股东又是在银广夏股票价格大幅拉高之后介入的。其用意与手法可谓如出一辙。 从时间上推算，东方电子与银广夏的炒做在时间上有交叉。也就是说，中经开几乎在同一时间出击两家（也许是数家）大牛股，其路子之野，气魄之大，让人望尘莫及。业内谓中经开凶悍，看来绝非戏言。 由于银广夏事出突然，还有许多老鼠仓未及出逃。于是坊间传说：中经开全力游说高层，希望0557无限期停牌，并最终采取琼民源方式重组，这一方案后来由于有人坚决反对而未果。这虽然是一个不太可信的传说，却显示了人们很容易对中经开这类机构所产生的某种联想。但不管这种传说是真是假，有一点是清楚的：中经开的背景仍然是它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尚方宝剑。可悲的是，总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背景的庇护下分得一杯羹，从而主动地投靠与跟随。很不幸，这可能只是那些被权力崇拜麻痹了的人们的一厢情愿。于是我们发现，在银广夏的牺牲品中，又增添了一批新的刀下之鬼。 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是这样写着的： 上海金陵因投资银广夏损失1亿元。 轻纺城因投资银广夏损失7500万元。 银鸽投资因委托理财投资银广夏1.2亿元，损失约1亿元。 不管这些牺牲品是主动献身还是真的受骗。但从这些受害者是清一色的上市公司来看，我们发现，裙带资本想要猎杀的目标，已经不单单是中小投资者了。他们的能力与胃口要求他们去捕杀更大的目标。所以，诸如放开三类企业入市的市场化举措不过是拧开了社会资源进入证券市场的阀门，将中国资本市场变成他们更大的屠宰场，放任中经开之流对全社会财富的吞噬。人们普遍认为，银广夏所引发的震撼是央行最终决定关闭中经开的关键因素。将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化装成一个无可挑剔的蓝筹股，中经开把自己的想象力和“背景”都用过了头。所谓盛极而衰，银广夏遂成中经开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最后冲刺式的一搏。在这几年信托业争先恐后的倒闭比赛中，中经开尚能逢凶化吉，成为少数幸运儿（2000年6月，中经开成为极少数确定保留的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但最终却没能逃脱自设的银广夏陷阱，中经开是被自己的贪婪与自负击倒的。 在中经开的网页上有这么一段话：“公司（中经开）宗旨是根据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以支持政府鼓励的开发性，示范性、关键性生产经营项目为重点）。对比中经开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种种“开发性、示范性、关键性”的践行，这段话不仅是绝妙的讽刺，也透露了中经开能够为所欲为的天机。权力权力，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中国资本市场2001年的恶梦似已过去，市场的气氛复归平静。但在这种平静的表象下，中国资本市场冷冰冰的吞噬逻辑却依然固我。只要这种逻辑不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明天就将是过去的延续。正如中经开有关负责人在回答某报纸记者提问时向我们所提示的那样。当记者问及中经开与东方电子的“亲密接触”时，中经开有关负责人冷冷地答道：“我能说的只是，到目前为止，中经开已经不再重仓持有东方电子了。至于以前与东方电子的接触，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情了解它做什么？”这位人士还补充说，“中国证券市场需要树立信心，需要向前看，没有必要对一些问题太过渲染。” 是的，中经开的确不愿意回顾过去，因为它的过去太神秘、太敏感。在查寻中经开的资料时，我们曾经在网上苦苦寻找中经开的公司网站，但遗憾的是，我们只找到一个挂在和讯网上的残破网页。上面除了寥寥数语的公司介绍外，最醒目的就是通常用来炫耀背景和装点门面的领导人题词，傲慢及神秘与前面那位负责人毫无二致。中经开究竟要隐瞒什么？偌大一个金融公司，竟然没有一个象样的业务网站，中经开对业务的潦草及漫不经心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讲，中经开实际上已经早露败象。 与中国证券市场上其他出身草根或地方的庄家不同，中经开是天生的贵族，出身名门，血统高贵。它一开始就拥有其他庄家期望但却不能轻易获得的权力优势。在这里，中经开无疑更接近中国庄家的典型形象。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出身草根的庄家必须通过“赎买”这个中间过程，才能够开始他们的操纵。换言之，他们必须向保护者交纳高昂的保护费之后，才能够开始考虑自己的盈利。而类似中经开之类的庄家则完全可以省略这个中间过程，他们无须更多的武装，就可以直接进行公共财富的掠夺。在这个意义上，中经开实际上是那种所有庄家欲以巴结、投靠和赎买的对象，是那种所有庄家乐于炫耀的所谓“背景”。 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而言，中经开的消亡，可能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由无限遐想开场，却以凄惶迷茫告终。其中风云诡谲，又岂一个乱字了得。 英雄总被雨打风吹去。幕，开启又合上，我们却始终不得门而入。不过，所有辉煌过后的遗迹，都毕竟为我们树起了警醒的界碑。这可能是中经开带给我们的唯一正面意义，虽然代价不凡。
洗钱，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16)作者：袁剑--------------------------------------------------------------------------------在近期可能到来的改革中，周小川可能开辟的第三个战场是：外汇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在最近可以推测的尺度是：拓宽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就在周小川即将接任中央银行行长的消息刚刚传开的时候，一年期人民币不交收远期汇价发生较大幅度波动。这显然是市场对周小川新职务做出的反应。不过，这并不是市场惯有的那种非理性波动。而是可以在周小川一贯的观点中找到根据的。在1997年6月一个讲话中，在回答中国应该采取那些对策防止金融风暴的时候，周小川明确提到：“防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运作给人以盯住美元的印象，可适时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在中国国内一片庆幸，纷纷认为是因为人民币没有放开才使中国得以幸免时，周小川的这个讲话不仅相当大胆，也相当进取。在亚洲金融风暴一片风声鹤唳之时，周小川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做如此敏感的发言，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的确，如一些接触过他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周小川具有相当坦率的个人作风。不过，除了勇气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周小川的这种态度，符合他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在外汇问题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种信念。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谈论过这个信念：货币自由则优，不自由则劣，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这是我们看到过的周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为明确的表态。不过，曾经亲眼目睹过金融风暴所卷起的惊涛骇浪的周小川，深知汇率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也曾不无困惑的问道：“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这多少有点自问自答的味道。这种发问方式体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两难和犹豫。不过最终（但却十分艰难），他好像还是说服了自己：“信心与货币可兑换程度有密切关系，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提高信心有积极作用”。但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投资市场（当然包括国际外汇市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从来就是难以捉摸的。它与货币可兑换性之间的联系，起码不像逻辑上来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等对冲基金惊险的投机历史表明，这个市场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动，相当骇人听闻。索罗斯就曾经透过他二流哲学家的眼光，以艰涩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市场复杂性。在我们看来，这个市场“晦涩难懂”的程度远远超过索罗斯的语言。纵然有这些困惑，但我们还是相信，以周小川对“适时”的理解，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扩大波动范围的时机正在到来。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刚刚1000亿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截至2002年9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600亿美元。显然，现在——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的时候，已经是“适时”的时机。调整汇率波动范围，不仅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也同时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因为不断膨胀的外汇占款所引发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而这，将与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法定职责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判断，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这几年没有发生不为人知的重大变化的话，那么可以预期，在人民币可兑换性问题上，周小川将有所作为。对改革的改革在完成了对周小川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不算短但显然非常不完备的描述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不太专业”的总结。我们要特别提示：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银行体系所潜伏的巨大风险，都来源于一种我们所称的“体制性风险”（或许还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这种风险超过在金融市场为大家所熟知的“系统性风险”，更远远超过由于个别制度缺失而发生在个别领域的所谓“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暴露”于转型期中国的几乎所有领域。它无所不在，但又超过任何一个专业术语所能把握的范围。那么，什么是“体制性风险”呢？简单说，它是由文化及政治双重败坏所导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普遍失范状态。一句话，它是一种价值体系被全面颠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这种风险经常体现为制度的缺失，和技术的单调。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就像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以及其他领域中所体现的那样，我们防范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不可谓不多，但人们怎样理解和怎样使用这些制度和技术，却可能导致非常不一样的风险控制后果。公平地说，这种风险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却在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及文化精英们根本就没有意愿去建立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他们任凭一种经济上的市侩主义冲动主宰自己的理想，并由此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所谓转型，首先是而且最终也是价值体系的转型。于是，价值体系的转型是所有转型最核心的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唯经济甚至固执到唯增长主义的信徒，有着根本的分歧，抑或，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那些发生在（或者仅仅是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风险，可以通过专业工具甚至可笑的数学公式加以发现、控制、缓解、直至消除。这钟倾向，在中国一些愚蠢的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格外突出。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荒谬绝伦的错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以坏帐为例，当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道义上的理由欠帐不还的时候，银行风险实际上已经无所不在了。一个很黑色的笑话嘲讽了中国的这种现状：现在，连乡下的老农民都知道获得贷款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当然，老农民是绝少有这种机会的。而这种现状，恰恰是中国没有任何精神目标的转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前面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敌人正是“改革”本身。这是许多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如果有的话）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从这个背景出发，我们发现周小川（包括其他的改革者）都已经具备了悲剧时代中悲剧人物的一些基本要素。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为他祈祷。
http://tdang.w8.xpresit.org/dm/uggc/jjj.rcbpugvzrf.pbz/to/5/6/12/n961741.htm
2.6：德隆是谁？　　日，北京，德隆董事局处处渗透着中国式豪华的办公室中，德隆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正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的专访。一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草根企业能够与世界顶级的 管理杂志对话，似乎暗示着德隆正在获得一张特别通行证--成为被世界主流媒体认同的国际化企业中的一员。然而，此时的唐万里心里十分清楚，这是德隆又一次惊险的"危机管理 "。现在看来，这次行礼如仪但实际上谁也听不懂谁的对话，更像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加冕。只不过，它的四周已经树起了高高的防弹玻璃。其惊险刺激的程度只有当事人自己能够体会 。在德隆短暂而又奇崛的历史中，"惊险"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次危机似乎也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所以，当唐万里以一如既往的大将风度侃侃而谈，描绘着德隆种种国际化 理想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德隆传奇故事的尾声。因为，就在他的脚下，山体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这一次，的确不同！　　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德隆，这个几乎完全是凭个人意志支撑着的金融帝国即将不支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