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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中国快递“快马加鞭未下鞍”，业务量突破130亿件，实现139.6亿件，猛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
“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韵达是中国快递第一集团军的四支劲旅，他们的业务量在2014年高达100亿件，占中国快递业务的71.43%。
“三通一达”不仅均来自同一个县——浙江桐庐，还出自同一个乡——歌舞乡。20世纪90年代初，距离县城近40公里的歌舞乡还是一个偏僻落后的贫困乡，公路还没开通，农民进城要步行七八个小时。随着聂腾飞、陈德军、赖梅松等“70后”农民怀着梦想走出了深山，申通、韵达和中通先后成立。在“三通一达”中，仅圆通的创始人喻渭蛟不是歌舞的。不过，圆通也拥有歌舞的血统，喻渭蛟是歌舞乡的女婿，他的夫人张小娟不仅是歌舞人，而且还是陈德军、赖梅松的初中同学。若没有张小娟的点拨，他也许还在建筑装修业苦苦挣扎。张小娟和她的老叔还出任圆通的副总裁。
桐庐群山叠嶂，溪流纵横，始建于公元225年，历史悠久，素有“潇洒文明之邦”之美誉。桐庐位于浙江西北部，北纬30°。北纬30°是一个神奇的区域，蕴藏着无数不解之谜。美国作家詹姆士·伯斯特写过一本书——《神秘的北纬30°》，央视播放过百集系列特别节目《北纬30°·中国行》。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马里亚纳海沟，以及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大峡谷、神农架、三星堆等都在北纬30°上。
北纬30°的农民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快递业的奇迹。他们或初中毕业，或初中没毕业，学历最高的是聂腾云和赖建法，一个中专毕业，一个高中毕业；在城市，他们近乎赤手空拳，一穷二白，既没有资本，又没有人脉，却打下自己的江山，成为中国快递巨头。“三通一达”有70%以上的员工来自于农村，他们走出深山，走出耕地，也走出了贫困，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2009年之前，他们既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合法空间，却在邮政的漫长而严酷的“围剿”下，不仅顽强地存活下来，得以发展壮大，还成功地阻挡了外国快递巨头在中国版图的扩张。得知中国单票快件均价仅15.6元时，那些国际快递巨头不禁摇晃着黄头发的脑袋，眨动着像湖水似的蓝眼睛，不可思议地说：“NO，NO，这怎么可能呢？”
快递改变中国，“三通一达”不仅给亿万国人带来便捷服务，还为电子商务的飞船提供了现实的跑道，让中国网购成为世界一大奇观。
如今，“三通一达”每家公司的网点逾万家，遍布神州大地。快递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总理将快递业称为中国经济的“黑马”，多次为之点赞，且深入到“三通一达”的网点视察，在郑州还听取了中通董事长赖梅松的汇报。张德江委员长在河南视察期间，也深入到中通网点，听取了赖梅松的汇报。
在“三通一达”中，申通创建于1993年，韵达创建于1999年，圆通创建于2000年，中通创建于2002年，长则20余载，短则10余载，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是如何在缝隙中生存，在艰难中发展，在机遇中腾飞的？他们是如何行走快递江湖，如何创造奇迹的？他们的成功对中国的8亿农民有哪些启示，对芸芸创业者有哪些点悟与教益？我们顺着他们留下的足迹去寻觅。
　　1.地平线下的起步
日，上海。
外滩海关的大钟敲响9下，普善路290号的鞭炮就“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这地方的交通极为便利，吸支烟就可以步行到上海火车站，去上海长途汽车总站也只有三四百米的样子。想想就知道这地方肯定是熙熙攘攘，去赶车的，去接站的，卖水果饮料的，开餐馆旅店的，特别热闹。
硝烟若雾渐然散去，一块牌子——“中通快递”出现了。
早在几个月前，小道消息像秋风扫落叶般刮遍长三角的快递江湖——有个做木材生意的大老板要注资2000万元做快递了。那些还蹬着自行车在街头乱窜的小快递公司感受到了寒意。投资2000万元做快递绝对是大手笔，在此之前还没听说哪位老板有如此魄力。
没有花篮，没有剪彩的领导，没有同行恭贺，也没有记者摄像和采访的开业仪式，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中通快递”这块牌子注定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在上海滩这地方不知有多少家公司随着黄浦江面的朝阳升起而诞生，不知有多少家公司随着夕阳西下而倒闭，犹如黄浦江的浪，一浪接一浪打过去，有几人留意哪些浪花出现，哪些浪花消失？何况快递公司已多如牛毛，不要说这种在百十来平方米简陋院落、数家公司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的小公司，即便是“南有顺丰，北有宅急送，东有申通”之美誉的申通，在国外巨鲸、国内大鳄逐鹿的上海滩上又算得了什么？充其量不过一尾小鱼，像中通这样新成立的公司只能算是鱼苗，甚至鱼卵。
历史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却被岁月轻而易举地就抹去冲掉，连一丝一缕的痕迹都没留下；有时我们没有在意，历史却提示这是伟大的时刻，时代在那里出现拐点，发生了上行。
这一刻，在中国快递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随着中通快递的成立，“三通一达”全部出线。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民营快递的格局，而且发展速度在中国快递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赖梅松的目光不仅充满激情与期待，甚至还有一种挑战。这位32岁的年轻人穿着一双已很少见到的布鞋，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寸头，皮肤微黑，说话声不高，却丁是丁，卯是卯。他跟上海滩那几家有点实力的民营快递老板——申通的陈德军、韵达的聂腾云、圆通的喻渭蛟、汇通的徐建荣都来自一个县——浙江桐庐。他与陈德军、聂腾云不仅是同乡，还是歌舞乡中心学校的校友。另外，他和陈德军，以及喻渭蛟的夫人张小娟还是同班同学。他们这些农民是从同一个山沟沟，顺着同一条山道走出来的，不仅走进城市，也走进同一行当。
那年头，有实力的人是不做快递的，陈德军和喻渭蛟过去是木匠，最初的想法是投身于装修行当，没想到在那条河沟里苦苦挣扎了好几年，不仅没赚到钱，还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时，像《水浒传》中的林冲被逼上梁山一样，做了没合法身份的“黑快递”。他们麾下的员工大都是“三无”（一无资金，二无专长，三无出路）农民，他们有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传闻往往不是空穴来风，尽管随便抓起来拧拧，或多或少总能拧出水分，将那滋润而饱满的传闻瞬间变回抽缩、枯萎和干瘪。传闻中投资2000万元做快递的老板就是赖梅松和站在他身边的三位合伙人，其中的两位是他的同学和发小——赖建法和商学兵，另一位则是多年的客户，现已成为挚友的浙江均碧古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邱飞翔，实际投资远没传闻那么多，仅50万元，是传闻的1/40。他们兄弟四人各占1/4股份。
这点儿投资对身价700多万元的赖梅松而言不过是试试水，不，是试试剑。你假若不将别人视为竞争对手，你就无法知道对方的实力，也不清楚自己有多大能量。让他充满信心的是“别人能做好，我也能做好”，与其说他挑战的是对手，还不如说他挑战的是自己。
50万元投资，花几万元买辆金杯面包车，以1.8万元的租金租下四个房间：一楼两间，一间做营运网管，一间做客服；二楼两间，一间做董事长与总经理办公室，里边摆两张办公桌，赖梅松白天在那儿办公，晚上两张桌一并就是他的床；一间做财务室。简陋，自然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这无法与他在杭州木材市场的5000平方米场地相比。他没有破釜沉舟，还给自己留条退路，也许试过后发现这不是自己的菜，或不是自己想要的，也就像徐志摩说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返回杭州木材市场，继续做他的木材生意。
就是50万元的投资，在桐庐快递圈中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民营快递起始于1993年，***发表南方谈话的第二年，改革开放的油门被这位总设计师一脚踩到底，这个古老的、习惯于四平八稳的民族重视起了速度，将速度提升到了机遇、财富和生命的位置。像雷军比喻的站在风口的猪，一头接一头，不，而是一拨儿接一拨儿，一批接一批地飞了起来。
新成立的公司像原子弹蘑菇云似的发展，北京市的营业执照发光了，不得不从天津紧急调进一万张；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一层25个房间，挤进20多家公司，甚至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浙江的民营公司突破了150多万户，外贸公司占相当数量。杭州的外贸出口要到上海办理出关手续，想不误出关就必须在次日将报关单递交上海海关。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报关单可以通过特快专递寄送，当时中国的快递仅有一家，即中国邮政的EMS，EMS的特快专递充其量只能称为“专递”，称不上“特快”，从杭州到上海要隔日达，寄出的第三天上海那边才能收到。快递指望不上，外贸公司只得派人送递。
聂腾飞和工友詹际盛发现了商机。聂腾飞是桐庐县钟山乡夏塘村人，在歌舞乡没并入钟山乡那时，他和赖梅松就是同乡，而且两人在歌舞乡中心学校读过书。他比赖梅松小两岁，也低两届。17岁那年，聂腾飞初中毕业，怀着“走出大山，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来到杭州的一家印染厂打工。
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出人头地的机会是不多的，他们一旦发现就会死死抓住，不像大多数城里人那样嘴巴说说也就拉倒了。21岁的聂腾飞算了一下，当时往返上海的火车票要30元，送一单收取100元的话就可以赚70元；收两单去除30元车费能赚170元，倘若三单四单，或者更多呢？这位月薪仅有40元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了，决定成立一家代人出差的公司！
办公司需要投资，聂腾飞家里盖房子欠下的债还没还上，母亲生病住院又花掉不少钱，弟弟聂腾云还在浙江商业学校读书，哪有钱办公司？浙江农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胆识，有魄力，看准的商机绝不轻易放过，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抓住。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只要有人发现商机，亲朋好友都会借钱给他，让他去拼去搏，去发展。据现任韵达副总裁的周柏根回忆，聂腾飞发现商机后找过他，想跟他合伙办公司。他们两家是世交，周柏根比聂腾飞大六七岁。那时，周柏根像赖梅松似的在做木材生意，年收入二十来万，怎么可能丢西瓜捡芝麻，跟聂腾飞“代人出差”，去做那看上去不大靠谱的公司？聂腾飞见合伙不成就提出借钱，周柏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聂腾飞的父亲聂樟清也称得上见过世面的人，在野战部队当过高射炮兵。一个能给儿子取名为“腾飞”、“腾云”的父亲，你想他人心气有多高？他和老伴都力挺儿子，帮助筹钱。据说，聂腾飞筹了3万元，詹际盛筹了5000元。1993年8月，他们在杭州市湖墅南路沈塘桥附近租了一间巴掌大的小屋，创办了盛彤公司，聂腾飞任经理。
聂腾飞的生意越做越大，不断扩张，从杭州到上海、宁波、慈溪、无锡、南京……
这一年，在广东顺德某印染厂打工的王卫也发现了商机，印染行业在批量生产前要先给客户看样品，客户中有部分港商，这麻烦就大了，需要报关和邮寄，一来一往至少要一个星期。厂家为节省时间就找人挟带。如恩格斯所说，有利润的地方就有资本介入。于是，专业“挟带人”出现了，这些人拽着拉杆箱往返于香港与大陆。24岁的王卫拿着从父亲那儿借的10万元，跟几个朋友成立了顺丰速运公司。
聂腾飞、詹际盛和王卫，这三人有共同点即均为印染行业的“70后”，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呢？在十几亿人中，为什么他们仨发现了这一商机，并且牢牢地抓住了？
聂腾飞与詹际盛在第二年就产生了分歧，分道扬镳。詹际盛跟弟弟詹际炜另立山头，创办了一度名震快递江湖的“天天快递”。
1997年10月，聂腾飞车祸身亡，他妻子的哥哥陈德军接过由盛彤改为申通的公司，聂腾飞的弟弟聂腾云与父母退出，在日创办了韵达货运有限公司。当时，他们拥有宁波和慈溪两个网点，凭着这两个网点的收入撑起了韵达。
2000年，喻渭蛟领着17条好汉杀入上海滩，创办了圆通。当时，他兜里仅有借来的5万元开办费……
那时，中国民营快递的特点即投资少，门槛低，像种下的大豆，两个豆瓣要凭自身的生命力顽强地从泥土**出来。在国外快递巨头的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31年前，也就是赖梅松出生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中尉，斥资9600万美元在小石头城创办联邦快递，第一次试运行就动用了6架飞机，正式持续营运动用了14架达索尔特鹰式飞机。
中西快递是不同土壤生长出的果实。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自豪地说：“我们就是计算机时代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阿特拉斯之女迈亚的儿子，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他身着长衣和披衫，手持盘蛇的短杖，穿着有翅膀的凉鞋，行走如飞，是诸神传送信息的信使。据说，他还是商贾和贸易之神，他的雕像往往是手里拎着钱口袋。可以说，他是希腊神话里“唯一合法”的、任何神也颠覆不了的快递。
在中国神话中，似乎还没有像赫尔墨斯这样的信使，也许在中国人眼里，神什么都知道，是不需要像人类这样传递信息的，即使需要的话，也绝对不会像赫尔墨斯那样穿双带有翅膀的鞋子，那是对神的亵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出十万八千里，既没有西方天使的翅膀，也没有赫尔墨斯那样的鞋子。由此看来，西方的神与东方的神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说，他们的神是有条件的，赫尔墨斯只有穿上那双鞋才是神，中国的神是无条件的，是真正的神。
聂腾飞创办盛彤时，不要说飞机、汽车，连摩托车和手机都没有。1993年，周柏根到杭州看望聂腾飞，聂腾飞推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车的前筐有几封待送的信件和两个包裹。聂腾飞歉意地说：“你在这里玩一下，我去送一下快件，等我送完陪你吃饭。”
据周柏根回忆，那时的盛彤设在一间不大的出租屋里，房间里除桌椅之外，还有一个沙发，聂腾飞就住在公司，日子特别清苦。
韵达创业初期，没有车，仅有一部移动电话，为聂腾云所用。张家港发生扣件事件，周柏根要连夜赶去，为便于他跟总部联系，聂腾云把手机借给了他。
圆通创业时全部家当是两辆自行车和两部电话。
这既是文化的差异，也是经济的差异。在西方，能做快递的人往往要财大气粗，要像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那样买得起飞机，还不是几架，要几十架；在中国，做快递的是那些穷得只剩下使不完的力气和“过上好日子”梦想的农民，以及像陈德军和喻渭蛟那样债台高筑，寄希望于做快递赚钱还债的人。
在中国，像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那样拥有名校文凭、飞行员执照，以及跟别人合资两年就能赚25万美元的人会做快递吗？答案只有一个：不会！在中国，只有像聂腾飞、陈德军、喻渭蛟和赖梅松这样的农民才会做快递，或者说，只有这些付得起常人付不起的辛苦的农民才能吃这只“螃蟹”。
2.杀进“黑快递”
当中通开业鞭炮的硝烟甫散，第一票快件翩然而至，那是一票信件。也许有人想寄快件，发现正巧家门口开了家快递公司，就把件送了过来。
董事长赖梅松亲手接过这票件和15元快递费。那一刻，他面带微笑，内心却是既欣慰又失落，欣慰的是刚开张就有生意，对生意人来说，这是好兆头；失落的是从大生意到小生意，从大钱到小钱，这难免会有些许心理落差。对杭州丽水路木材交易市场的老板们来说，有谁会做15元钱一票的生意，还不让人笑话掉大牙？对他们来说，15元钱掉在地上要不要弯腰去捡，恐怕还要思忖一下。做木材生意哪一单不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哪一笔不赚万八千、三五万、十几万，甚至于几十万？正因如此，赖梅松才从木材市场到快递走了两三年。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歌舞乡出产的山货有“天尊贡芽”和“雪水云绿”等名贵绿茶，前者过去是历朝宫廷贡品，后者是许多茶客的至爱。除茶之外，歌舞乡还产山核桃、毛竹和木材。赖梅松十几岁时，就靠包山伐木，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英国诗人库伯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如今，世界上每周有100万人口离开“上帝创造”，迁入“人类创造”。城市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上帝的产业日益萎缩，留守在乡村的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没能力外出打工的女人。时代变了，“上帝创造”也需要扶持了。
在歌舞乡农民的眼里，人类发明的金钱是嫌贫爱富的，它们像鱼儿似的围绕杭州、上海等城市，无论如何也不肯游向歌舞乡这样贫穷落后的山沟沟。既然钱不肯游进来，农民就得像渔民那样织网驾船出海了。改革开放了，户口、组织关系、档案已不成为羁绊，不能把他们困在乡下，只要付得起辛苦就可以去杭州，去上海，去北京，去想去的其他地方。
1992年，杭州丽水路木材交易市场仅有区区20家经营户，村主任带领着赖梅松等16个村民浩浩荡荡地杀过去。对农民来说，进城后的最好选择就是像赖梅松这样做生意。不过，生意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一要资本，二要有经商的头脑，三要有经商经验，四要有人脉。陈德军、喻渭蛟不具备这些条件，可是他们有木匠手艺，有号召力，可以像胡传魁那样拉起一支“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装修队伍在城市闯荡。聂腾飞连木匠手艺也没有，只能打工。有的农民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只好去摆地摊，做点儿小本生意。要是连小本生意也做不起，那只有像“骆驼祥子”似的去蹬三轮车，或者跑跑腿儿什么的。
歌舞乡的农民，桐庐县的农民，浙江省的农民，天南海北的农民离开上帝创造的乡村涌进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在城市立足，用自己的网去捕那些“鱼”。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对歌舞乡的农民，对桐庐的农民，对中国的8亿农民来说，也没有平坦的大道好走，要不畏艰险地沿着陡峭山路不断攀爬。在攀爬的进程中，有人掉下去，有人胆怯了，或者爬不动了，只好回到乡村种地；有的人执着地爬下去，也没有爬到光辉的顶点……不畏艰险者不一定能爬到光辉的顶点，但爬到光辉顶点的人注定是不畏艰险者。海里的冰山有6/7在水下，水上的部分仅有1/7，能站在光辉顶点的人恐怕只有千万分之几。
去杭州木材市场的村民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有的是坚持不住，有的是做不下去，有的是被其他“光辉的顶点”的诱惑吸引去了，这些人大多回到桐庐县，回到歌舞乡，回到了上帝创造的家园。赖梅松没走，留了下来，继续在木材生意的“陡峭山路”攀登下去。
那些年来，赖梅松在家乡——天井岭村的乡亲眼里，在歌舞乡同学老师和朋友眼里，绝对称得上成功人士，是走在他们时代前边的人，是他们想要成为而成为不了的人，甚至是他们绝望之下想把希望留给儿女，让他们能成为的人。
聂腾飞深更半夜拎着蛇皮袋上了火车，“咣当咣当”地赶往上海送件时，有座就坐着，没座就站着，有时站着抱着快件就睡着了，有时钻到座位下边酣然睡去……这时，赖梅松已腰缠万贯，衣食无虑。
1994年，现任申通董事长、木匠出身的陈德军搞装修赔了钱，想做服装生意赚钱还债，结果钱没赚到又赔了本，被数万元的重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得跟着妹妹的男友聂腾飞做快递。早晨5点钟，他就爬起来赶到朦胧的上海站的月台接件，然后分拣，骑着自行车一家家送。这时，赖梅松在木材市场喝着“雪水云绿”悠然地谈着生意，一单下来就赚成千上万。
2000年，喻渭蛟屡战屡败，井冈山一役折戟沉沙，欠下200多万元的巨债，走投无路，只得领着17人投身于快递。那时，赖梅松已在杭州木材市场拥有几百平方米场地和十几号员工，年收入近百万。
陈德军、喻渭蛟、聂腾云在快递的羊肠小道艰难困苦跋涉时，赖梅松一路凯歌，地盘越来越大，场地由280平方米扩张到6000多平方米，赚的钱像歌舞溪的水，赖梅松在杭州置房、结婚，把家安在省城。
没想到这几年，快递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21世纪初的楼盘突然就火了起来，人人都想着快递，谈着快递，琢磨着快递，不时有种地的、采茶的、砍毛竹的、采箬叶的、当木匠的、搞装修的农民丢下手里的活计和家什，像当年的吴琼花投奔红军似的顺着那像蚯蚓似的弯弯山道走出去，加入快递队伍，然后去杭州、宁波、无锡、南京、广州等地做加盟商和承包商，自己给自己打工，自己做老板……
消息像解放军占领南京喜报似的频传，谁谁谁赚到钱了，谁谁谁买了车，谁谁谁买了房，谁谁谁要回家乡盖别墅了。接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农民出发了……
快递像一团火，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让歌舞乡，让钟山乡（2004年5月，歌舞乡并入钟山乡）变了样，一片片别墅拔地而起，世界各种豪车停在了门口。
快递点燃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令他们热血沸腾……
赖梅松成功时，杭州丽水路的木材市场成为歌舞乡驻杭办，亲戚、同学、朋友到了杭州都往他那儿跑，有找他帮忙的，有找他借钱的，他是来者不拒；在杭州做生意或打工的，没事跑过去喝喝茶，聊聊天儿，吹吹牛，打打牌，他也陪着。来的人越来越多地聊起申通、天天和聂氏父子，他们说起詹际盛、陈德军来就像法拉利跑车，眨眼工夫就蹿到每小时300多公里，踩刹车都刹不住。歌舞乡初级中学的同学大多做了快递，在申通陈德军的麾下。
歌舞乡初级中学是一所不大的乡村学校，每届两个班，每班40名左右学生。这所中学被戏称为中国快递的黄埔军校，为中国快递培养了一大批精英，除赖梅松、赖建法、商学兵他们三人之外，还有聂氏两兄弟——聂腾飞、聂腾云，以及陈德军和“三通一达”的各路诸侯与将领。喻渭蛟的夫人——张小娟也是那所中学毕业的。有句名言：女人是男人的学校。按此逻辑，虽然喻渭蛟没在歌舞乡初级中学读过书，也算是半个学生。
没有张小娟也许就没有圆通。在喻渭蛟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际，她给喻渭蛟指出了这条明路。她的同学和亲友都在外边做快递，尤其是喻渭蛟的同行——木匠陈德军已经腰缠万贯，风光无限。
在那段日子，同学见面不仅跟赖梅松聊快递，聊申通，聊老同学陈德军，还有人直言不讳地劝他去做快递，做申通的加盟商。赖梅松由不为所动到心动，由心动到行动，最后踏上快递这“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行当。
赖梅松接下的第一票很可能在途中“爆炸”。2006年以前，专营信件的快递公司仅有一家，即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EMS。在中通成立的一个多月前，也就是日，国家邮政管理局推出新规，禁止民营快递公司接收轻于500克的邮件，而且要求私营公司在快递的收费标准上，要高于EMS。
大多数信件都没超过500克，邮政抓住就得罚款，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可是，在21世纪初，电子商务像一窝刚出蛋壳的雏鸟儿，还闭着眼睛，张着黄嘴丫的小嘴，快递业务基本上都是信件，民营快递不做信件就等于自绝，不得不铤而走险。
创办中通之前，赖梅松对快递市场进行了一年多的调研，清楚民营快递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国际快递巨头早已进入中国市场。1984年，美国的联邦快递作为航空快递公司进入中国。两年后，德国的敦豪通过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犹如一个专门生产低档廉价消费品的破旧的大车间，出口的产品极其有限。谁知在世纪末，这个大车间就像被重新装修过似的焕然一新，流水线上的低档廉价消费品越来越少了，最后几乎不见了，高新科技产品一浪接一浪涌了上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放松了对公司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占有75%的股份，外商像一大群一大群的鸟儿飞越大西洋、太平洋落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2002年，已有数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从事各种业务，对快递的需求像一壶烧开的水，吱吱响着，冒着腾腾热气。联邦快递抓住了时机，成为第一家向中国内地客户提供服务的国际速递商。
20世纪90年代，随着申通、顺丰、宅急送等民营快递崛起，EMS独揽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民营快递像一群被困了几辈子的饿狼，野性十足，有着狼吞虎咽的生猛与强悍，在EMS和国际快递巨头面前，他们就是山寨版的DVD，拥有超强的纠错能力，不论正版的还是盗版的光盘都不在话下……他们扫荡过的，近乎寸草不留。
按法律规定，信件是国家拨进EMS盘子的菜，他人是动不得的。“三通一达”是农民快递，农民对这些“规矩”没什么概念，他不管是谁的菜，也不管菜在谁的篮子里、谁的盘子里、谁的碗里，只要吃得着、吃得下，绝不客气。
中国农民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土地改革，经历过农村合作化运动，也经历或正在经历市场经济浪潮，他们已不再胆小怕事，唯唯诺诺，不再愚昧无知，没见过世面，他们已变得机智勇敢，变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城里打着“赤脚”的农民怕什么，还有什么可失去的么？他们在城里没有户口，没有档案，也没有组织关系，连熟悉他们的父老乡亲都不在身边。他们或不清楚邮政局的规定，或不接受城里人的规定，农村人若按着城里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那就没什么机会了，或去扫大街、搬运煤气罐，或在建筑工地上卖苦力，想出人头地恐怕没门儿。他们或许不按常规出牌才有希望取胜。
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从马克思、列宁那复制来的一张图纸，没有材料去建。没有农民恐怕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像一辆仅有转向轮，没有驱动轮的跑车，开不起来。***是伟大的，他老人家知道中国的改革要从农村开始，而且必须从农村开始，从别的地方开始就错了。中国拥有8亿农民，这是一片汪洋大海，能承载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乘风破浪，高速前行。可以说，中国近百年来，农民是付出最多的。
没有农民就不会有民营快递。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城里人是绝对做不了快递的。农民给中国的快递市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惨烈的竞争，带来了兵荒马乱和狼烟四起，也带来了勃勃生机和繁荣发展。
“好虎架不住群狼”，何况中国快递“御林军”——EMS犹如连老鼠都懒得抓的宠物猫呢。EMS节节败退，惨失半壁江山，国内市场份额从97%跌至40%。1986年制定并实施的《邮政法》明文规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物品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在20世纪末新世纪初的100票快件中有几件不是信件？EMS右手握着尚方宝剑——《邮政法》，左手握着办理“超常规邮件”的特权——他们的车可以跟邮政车一样在城市畅通无阻，他们的邮件可享受铁路、民航的优先装运权，国家还规定党政司法机关的文件必须由EMS投递。
可是，他们偏偏就败了，败得毫无道理，败得毫无尊严。不过，反思一下，他们似乎也只有这么一条华容道好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对企业还是对儿子，都不能过分地娇生惯养，不能让他们养尊处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无忧无虑的日子，否则他们就会丧失竞争力，就是把尚方宝剑和特权交到他们手里，他们也拎不起，捧不动。最终，他们对付不了竞争对手，却对付得了老子，会残酷地、无耻地“啃老”。
孩子哭了要找娘。国家邮政管理局没有反思，像儿子被打老娘出战似的又推出新法规不许顺丰、申通等民营快递公司快递信件，要求它们的收费价格高于EMS。国家邮政管理局解释说，这样有利于促使服务标准化，并防止一些小投递商靠压价获取市场份额。可是，这样就能让EMS振作起来，重返霸主地位么？
各地邮政局和EMS开始了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动不动就扣件罚款。可是，民营快递是游击队，神出鬼没；执法部门是8小时工作制，而他们拥有24小时的机动灵活，结果罚的没有赚的多，执法就像在熊熊烈火中滴几滴水，改变不了火势的蔓延。
好在后来邮政系统及EMS进行了反思，吸取市场教训，重新整顿思路和队伍，开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二次革命，同样也赢得了市场的尊重，但这已是后话了。
而此时快递市场已初具规模，每年全国约有两三亿份额，华东地区已有二十几家快递公司，除申通和天天是大鱼之外，韵达、圆通还属于小鱼小虾。不过，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不时有快递公司倒闭，在中通成立的一个月前就传出路通快递关门的消息，这犹如黄浦江的浪，一波消失了，又一波涌了上来。
3.融入快递江湖的第一镖
沉重而宁静的夜幕遮去了白昼的喧嚣与欢腾，上海滩的霓虹灯竞相斗艳，闪烁着不甘落后。
开业一天的中通到了盘点的时候，各网点的电话打来，算盘“噼里啪啦”几下结果就出来了。那一天，中通全网总共收了57票快件。
按原计划晚上8点，中通的网络班车从上海和绍兴等地同时出发。不过，原计划肯定不会是57票，这数不能说少，不过足以让人失望，这种失望也许就像爬到七层楼时掉了下来，还好没掉在地上，被五层的阳台给接住了，心脏在跌的瞬间失重了，忽悠那么一下子，还好，总算没把希望摔个粉碎。
不过，在此之前，中通已尝到过失落的滋味。路通公司倒闭后，他们想把那一班人马拉过来，对于新成立的公司来讲，能吸纳这批富有经验的员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经过几番接触，条件答应了，待遇谈妥了。中通敞开大门迎接新员工加入，没想到对方却投到其他公司门下。也许那伙人觉得中通弱小，对前景不大看好。
开业前，赖梅松、赖建法、商学兵等人进行过缜密策划，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是总部，哪能仅跑一辆车？又租了4辆车。当时，一家快递能开通5辆网络班车已经很了不起了，作为“三通一达”的老大——申通也就开通5辆。上海到杭州，再到宁波的运费是480元；上海到无锡，再到南京的运费是450元，还有绍兴开到无锡……每天仅租车的费用就要2630元。
下边的网点建立起来了，上海四个区：龙湾、闸北、虹口和杨浦，每个区设立一个网点，由赖梅松和赖建法投资。他们还花了3.5万元在闸北盘下了一个店，作为这四个网点的办公场所，配了一辆五菱面包车。商学兵坐镇温州，赖建法坐镇杭州，昆山、苏州、无锡等地也都设立了网点。
开业前两天，赖梅松主持召开了中通第一次网络会议，十几位各路“诸侯”聚集在上海普善路290号。条件简陋，没有会议室，只好每人一个板凳，散坐在几十平方米的院内。经过一番商议，确定了网络运营方案，班车几时出发，几时抵达，在哪儿交货，如何交接等事宜。
全网20多个网点仅收57票快件，连申通的一个上海网点的业务量都不如。区区57票快件，一辆三轮车都装不满，却分装在5辆网络班车上，平均每辆车装11.4票。在这5辆车中，最小的江陵五十铃的容量是13个立方，大的是21个立方，这些快件装上去，几乎什么也没装，跑的是空车。有人盘算了一下，每月班车的费用就要5万元，再加上房租和人吃马喂，一个月怎么也得七八万块，前期投资的50万元没几个月就得赔光，想到这儿，大家心里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来。
货装完了，车厢空空荡荡的，他们的心里也是空空荡荡的。这车还要不要发？众人的目光落在赖梅松的脸上。赖梅松目光淡定，稳如泰山，挥挥手：发车！
其实，57票并不算少，两年前，圆通起步时，每天也就50票左右。不同的是，喻渭蛟领着那17条“好汉”像游击队似的住在部队招待所里，白天分散出去，连喻渭蛟都下去“扫楼”收揽快件。凌晨，喻渭蛟的夫人张小娟要从床上爬起来，到上海火车站接件。回来后，她还要将件一一分好，交给下边的快递员去送。
不过，世界快递史上最惨的一幕不在中国，而在过去的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美国。日晚，达索尔特鹰式货机呼啸着飞离跑道，冲上云天，拉开了美国联邦快递试运行的序幕。
当时，联邦快递的网点分布在10个城市，拥有几百名员工和23架喷气式飞机，其中的10架已改为货机。他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为收揽足够的快件，所有业务员像蚂蚁似的从早到晚地忙碌着，公司天天晚上召开电话会议，了解情况，布置任务。20多天前，公司销售与客户服务高级副总裁估计了一下，开业那天起码有3000票；经过一周的盘问和核实，数量从3000票跌至300票。开业那天，媒体的记者赶到这家美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承揽包裹邮递业务的航空公司采访，却发现机舱里空空如也，原来仅有7票，其中的一票还是总裁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联邦快递开业的第一天，6架飞机运送了7个包裹！
一个多月后，联邦快递正式持续营运时，动用14架货运班机，389名员工，运送186个包裹，平均每架飞机运送13个包裹，这种空运不仅令人失望，甚至足以将希望摧毁。可是，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却坚持了下去。结果呢，26个月，亏损2930万美元，欠债主4900万美元。1975年7月，即开业两年零4个月后，联邦快递出现了盈利。按这样的周期计算，前期投入50万元的中通如何挺得住？
在“三通一达”，也只有中通是穿着“鞋子”起步的，尽管鞋子没有像赫尔墨斯和联邦快递那样带有翅膀，但起码有四个轮子，成本也是相当高的。中通的三位兄长都是光着脚起步的，也就是说亏本的压力近乎为零，不过，他们付出的艰辛也超出人们的想象。
天空犹如墨泼，夜幕越来越浓，一个送件人背着一只蛇皮袋匆匆赶到杭州火车站。买票，进站，上车，这一系列动作已熟稔得像钱塘江水似的流畅。他登上晚八九点钟开往上海的列车。昏黄的灯光，两车厢交接处和过道挤满了旅客，他像一尾鱼机灵地挤过人群，在过道里找个空，铺上一张报纸，熟练地抱着蛇皮袋子蜷着身子坐下。
车轮“哐当哐当”地撞击着铁轨，车体不停地摇摆，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列火车实在太慢，而且像老牛拉破车似的走一段就得喘一阵子气，歇一会儿。每逢到站就有一双双或大或小的脚，拖着或重或轻的行李从聂腾飞身上迈过。粗鲁的汉子不耐烦地粗声粗气骂几声，上海的“阿拉”轻蔑地叫一声：“小赤佬，挡了道儿了。”他抱歉地站起来，侧过身去把道让开，不过那只蛇皮袋子却紧紧地抱在怀里。袋子里装着外贸公司报关单，那是万万丢不得的。
火车宛如摇篮，逛荡来逛荡去，逛荡得他睡了一觉又一觉。三四点钟，正当他疲惫不堪地迈向梦乡深处时，火车“呜”一声进了上海站。他一下车就看见早已候在灰蒙蒙晨雾中的接件人。两人匆匆交接，甚至连话都来不及说，一个转身出站，要在海关上班前将报关单送到；一个返身上车，坐那趟车返回杭州，再去外贸公司揽件……
随着网络的扩张，业务的发展，送件的战线也越拉越长，从上海、杭州，延伸到绍兴、宁波……两路人马半夜里对着走：一路从上海到宁波，一路从宁波到上海。这时，上海、杭州的快递公司也多了起来，送件人不再去抢车厢里的座位，每家公司的送件人都守着一个两节车厢连接处，比如8号至9号的连接处是申通的，9号到10号的连接处是天天的，10号到11号的连接处是路路达的……各有各的地盘，互不侵犯。嘉兴的不仅要接件，而且还要把发往杭州、绍兴、宁波的件送来。
车站管控严了，接件人进不了站怎么办？这是难不住农民的，他们有的是对付“铁老大”的办法，宁波的送件人买的是绍兴的票，绍兴接件人持杭州的票进站，接头后两人不仅交换快件，也交换车票，接件人拿着宁波到绍兴的车票出站，送件人拿着绍兴到杭州的车票去下一站，在杭州仍如此炮制……这不但解决了进出站的问题，沿途各网点还分摊了成本。
随着货物越来越多，送件人不再拎一只或两只蛇皮袋子了，而是大包小裹好多件，堆得像座山似的。列车上的售货员烦了，列车员烦了，列车长也烦了。
“你怎么着啊？天天大包小包地占着连接处，把这儿当成你家了？补票！”
好说话的让你补票，不好说话的让你下去。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知道怎么对付。于是，买两瓶矿泉水，来两碗泡面，我都消费了，你总该放过我吧？
最可怕的是春运，车站人山人海，车厢挤得像罐头似的，几乎是前门挤进一个，后门就掉下一个。送件人大包小裹地背着抱着，接件人艰难地接件递件……
中国农民没有西方快递的货机，也没有EMS的邮车，他们却像《南征北战》中那句经典的台词：“我们的双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他们的确跑过了，中国的农民不仅勤劳而勇敢，而且富有智慧和创意，他们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在没有路的地方，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走出了一条路。
我不禁想到，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若知道中国农民是这样做快递的，会有什么感想？会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还是叹服不已？
中国农民就这样打败了他们。倘若没有这些农民快递，在美国联邦快递（FedEx）和德国的敦豪（DHL）等国际快递巨头大举进入下，也许中国的快递市场将像波兰遭遇希特勒入侵那样惨不忍睹。
随着两挂长鞭在空中炸响，中通的网络班车在鞭炮声中驶出普善路290号大院，汇入滚滚车流。赖梅松望着融入夜色的网络班车，望着金杯面包那红红的尾灯，它到底预示着停止，还是希望？
中通脚下的四个轮子跑了起来，业绩不尽如人意，第二天全网的业务量比第一天多22票；第三天比第二天多了32票，尽管远没达到预期效果，却在一点点地上涨。
　　1.蓝眼睛的老史与黑眼睛的老赖
老史，即联邦快递创始人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是一个疯狂的冒险家，是一个执着的追梦人。1965年，在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时，老史居然发现计算机将对商业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传统的物流运输无法胜任计算机化，于是乎一个在常人看来不着边际的梦想——航空快递就产生了。
对中国人来说，梦想往往是隐私的一部分，是不可以轻易告诉他人的。美国人老史却将这一梦想写进15页的经济学报告。荒诞，绝对的荒诞！导师在他的报告上打了一个“C”！那“C”字就像导师被气歪了鼻子：怎么会有这么不着调的学生，用飞机搞快递，亏他想得出来！老史的梦实在是太超前了，当时连传真机还没有，空运一件货物往往要经过数家航空公司转运才能送达。在导师的眼里，快递也就能送送外卖、送送比萨饼什么的。
21岁的老史在耶鲁大学做航空快递之梦时，赖梅松还没在中国诞生；1971年，27岁的老史将航空快递的梦想付诸实践时，浙江省桐庐县歌舞乡天井岭村的老赖——赖梅松刚刚1岁，还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老史不知道有赖梅松，赖梅松也不知道有老史。
21世纪初，他们的梦想像两条弧线相交时，老史的梦早已实现，已成为世界500强、世界四大快递巨头之一的联邦快递集团总裁，赖梅松的梦刚刚起跑，不在同一量级。可是，不论人还是企业，只要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就像奔跑在马拉松的跑道上，谁知道谁会超过谁，谁能笑到最后？
赖梅松与老史绝对不是一类人，指的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史和黑头发黑眼睛的老赖之间的比较，这与头发和眼睛无关，与东方人和西方人无关，与彼此的DNA也无关，关乎他们的家庭背景、生存条件、生命起点。
老史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运输世家，祖父当过船长，父亲在美国南部地区经营过灰狗长途汽车公司。老史15岁就读于孟菲斯大学预科，18岁进入耶鲁大学，22岁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中尉，25岁买下阿肯色航空销售公司的控制权，27岁创办联邦快递。祖父是搞水运的，父亲是搞汽运的，老史则是航运和汽运，人家一家三代把水陆空运占全了。
赖梅松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农民，他也是农民，他不可能像老史那样一下子就梦想做航空快递。他们两人的梦想就好比快递的起步，人家老史一上来就是23只像“赫尔墨斯”那样的带翅膀的“鞋子”（喷气式飞机）。23只“鞋子”同时呼啸着飞上天空，那是什么景象？黑压压一片，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赖梅松起步时只有5只带轮子的“溜冰鞋”，其中4只还是租的。
什么是梦，梦就像数学讲的射线，由端点向一侧无限延伸。条条大道通罗马。假如你的梦想是罗马，你要坐火车去的话，哪一个停靠站不在你的梦里？不经过那些停靠站，火车到得了罗马么？再说，火车的终点站要是罗马的话，它到那儿就不走了，你也不走么？你还得走，你的梦要像射线那样在岁月中无限延伸……
人生下来就不平等，有的人离罗马很远，有的人离罗马很近，还有的人生在了罗马。赖梅松的梦跟老史有所不同，老史是21岁就想到自己的罗马——航空快递，赖梅松21岁时梦还在去罗马的停靠站上。为什么呢？老史身在耶鲁大学，那是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齐名的世界名校，站得高就看得远，他知道自己的罗马在哪儿；赖梅松出生在天井岭村，他的梦注定要从那里起航，要一点点地走出那闭塞的小山村。21岁的他还在山里边做木材生意，在那儿望不见自己的罗马，也梦不见自己的罗马。后来，他从歌舞乡到了省城，又从省城到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里有梦想的机场，有梦想的跑道。赖梅松32岁时梦想才正式起飞……
古人将四周为山，中间低洼的地形称为天井。赖梅松就诞生于这样的山坳里。这山坳叫天井岭。“天井”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都姓赖。他们守着一座祖墓。墓碑刻着：“大清嘉庆拾玖年十一月上浣日吉旦，松阳郡、念三世先祖考秉信赖公、妣夏氏孺人之墓。”说的是这碑立于日，葬的是赖秉信和夏氏，他们是从浙江丽水市松阳县西那边过来的。
200多年前，不知是战乱、饥荒，还是避祸，赖氏兄弟离开故乡福建古田，在浙江松阳短居后来到桐庐。在历史上桐庐是个逃荒、逃灾、逃难的好去处，这里村庄或分散在富春江和分水江边，或散落在山坳里，只要辛勤劳作就有饭吃。桐庐有许多村庄是以姓命名的，如沈家村、范家村等，他们大多是从外边移民过来的。其他赖氏兄弟去了建德，秉信公留在了天井岭。秉信公有三子，这十几户人家即这三个儿子的后代。赖梅松家是老三的后人。
一口“天井”，一座祖墓，两百来年的岁月像云似的悠然飘去，山还是那座山，岭还是那道岭，一户人家已繁衍成十几户，变成一个自然村。天井岭与外边的唯一联系就是一条在山上绕来绕去的羊肠小道，外边的东西要肩挑着从这条小道进去，村里的山货要背着扛着从这儿出去，从村到乡要走3.5公里，路上不见人烟。偏僻、闭塞、瘠薄和贫困像一道道锁，将秉信公的十几户后裔困在“天井”，也将其他姓氏人家拒之在外。
赖氏几代的梦想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变得既柔软、悠长和坚毅，又现实、简洁、相似，那就是要过上好日子。什么是好日子？吃穿不愁就是好日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他们忧的是这片天。他们的梦想是那么原始，那么淳朴，那么没有海拔高度。赖家一代接着一代化为一抔黄土，梦想还在“天井”，梦想的好日子还在千里之外。
赖梅松的父亲10岁才上学读书，仅读一个学期就辍学了。他的母亲病故，丢下6岁和8岁的弟妹没人照料。辍学后，他不仅要照管弟妹，还要去生产队上工。在生产队，他连个劳力都不算，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干一天，才能挣3个工分，那日子苦不堪言。那时，人被户口拴住了，户口像座山，是移不得的，社员连梦都像天井里放炮，传不出去。
在赖梅松的童年，赖家的日子略有好转，仍然是苦，一家人填饱肚子就不错了。1976年，赖梅松上学了，学校在歌舞乡。
歌舞，这是一个多好听的名字。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放弃离城市近的公社，争先恐后地填报歌舞公社，结果一到地方就哭了，一个偏僻落后的穷山沟，你凭什么叫歌舞，你有什么资格叫歌舞，你有什么值得歌舞的？
谁知这荒郊野岭竟有历史掌故。2500年前，伍子胥被楚平王的手下一路追杀，逃到这个杳无人烟的荒山野岭。这地易出不易进，易守不易攻，追兵沮丧而归，伍子胥喜出望外，亦歌亦舞，于是后人将此地称为“歌舞”。真不知该为没人追杀而手舞足蹈的伍子胥感到高兴，还是为祖祖辈辈生存在这衰草寒烟中的农民心生同情。
歌舞是公社所在地，相对天井岭不知“繁华”到哪里去了，不仅人气比天井岭旺，还有卫生所和小卖店。中国那时还像老牛拉着的木轮车，行走在荒野，也可以说是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几十年过去了，道还是那条小道，房子也还是那幢房子，有变化的可能是住在房里的人，原来的主人故去了，儿子成了户主。从天井岭到歌舞还是那条羊肠小道，既没宽一分，也没短一寸，变化的是背着书包走在道上的孩子。
日晚上，在歌舞读完初中的赖梅松冲洗去汗水和干了一天农活的疲劳，换件干净衬衫，就去邻居家看电视了。那台尺寸不大的黑白电视机将全村人聚拢在一间堂屋，前边的坐小板凳，后边的坐椅子，再后边就得站着了。电视在播报当地新闻，播音员说，全县中小学今天开学，接着荧屏上出现一群群中小学生背着书包，欢声笑语地去学校报到的镜头。
这犹如海啸将赖梅松的内心摧毁，泪水夺眶而出，模糊了视线。光线黯淡，邻居没发现他眼里的泪光，热情地递过小板凳，让他坐在前边看。他却默默地转身离去。两个月前，他遭遇人生第一场滑铁卢，中考失利，落榜了。歌舞乡初级中学的教学水平很差，在两个班80多个毕业生中，他考了第二名，却以3.5分之差与高中失之交臂。第一名过了录取分数线，他叫赖建法。赖建法也是天井岭的，他们两家斜对门，从小他们俩就像亲兄弟似的形影不离，有时候晚上挤在一张铺上睡觉。
高中没考上，对15岁的赖梅松来说无异于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不能跟赖建法一起读书，而且几代人的“走出大山，过好日子”的梦想像一个巨浪摔在礁岩上，失意、惆怅、负疚、沮丧、郁闷像泡沫似的从心里泛起。对赖梅松来说，读书就像他大伯家屋后的那条羊肠小道，是离开天井岭的唯一的一条路。
赖梅松是长子，下有一弟，他把父母和弟弟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自己读书上了。从小学到初中，赖梅松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数学尤为突出。小学5年级时，他在数学测试中获得第一名，还代表歌舞乡中心小学的四五百名学生去县里参加过应用题竞赛。
在落榜的那个夏天，赖梅松像丢了魂似的，为忘却心灵上那难以封口的重创，他没日没夜地跟着父母备料，准备造新房。他家跟叔叔住在同一栋老屋里，孩子小时不觉得怎么样，随着他们哥俩和叔叔家的四个儿子像地里的玉米似的蹿了起来，那幢老屋就变得逼仄了。天井岭既不通公路，又没有砖瓦窑，村民盖房子只能就地取材。山里不仅不缺泥土沙石，也不缺木头。山林不像泥土，那是村里的集体资源，砍伐需要报批。不过都是本家，关系和睦，不论谁家想造房子，村里都会一次性批给6立方木头，每立方米象征性地收个10元20元。不收不合适，收多村民也出不起。村里的木头实惠，价钱便宜，数量粗放，6立方米拉到木材市场起码有十一二立方米。
两个来月过去了，赖梅松内心深处的创口似乎结痂，报到却像指甲将痂揭下，血又渗出来。赖梅松面对那月朗星疏，虫鸣蛙鼓和飒飒山林，对知识的追求，对成才的渴望，以及走出大山的梦想，在心里翻腾着。不读书留在村里做什么？难道像父亲那样种番薯，像母亲那样养猪？
第二天一早，他骑着跟亲戚借来的自行车，去了毕浦乡。一位在歌舞教过几十年书的民办教师考取了公办，被调到毕浦乡初级中学任教导主任。这位老师不仅教过赖梅松数学，还对他特别赏识。毕浦乡比歌舞乡大很多，那所中学不论在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比歌舞的强，还开办一个中考补习班。
“老师，我想复读，明年再考。”赖梅松走进教导处，满眼期盼和恳求地望着老师。
赖梅松骑了二十来公里车子，已满头大汗。山道难行，上坡下坡，沟沟坎坎，时而人骑车，时而车骑人，有些路段谁也骑不了谁，他只能推车走。
“按你中考的分数是完全可以来复读的……”老师惋惜地望着这位得意门生说道。
有书读了，过上好日子的梦可以圆下去了，犹如沉闷的石板被撬开一道缝隙，阳光照射进来，赖梅松欣喜不已地望着老师，不知说什么好。
“不过，复读班是要收费的，学费160元，再加上其他杂费，要收200元钱。”老师说。
希望的光线被“不过”的阴云遮住了。去的路上，赖梅松恨不得一下子就赶到毕浦，回家路上却忽而欣慰，忽而惆怅，忽而心里充满阳光，忽而黑云压城似的沉重。读书给他的梦想以翅膀，让他知道天井岭村、歌舞乡之外的精彩世界，让他越来越不甘于像父母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一辈子地，不甘于在这样荒寂、闭塞、单调、乏味的“天井”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赖梅松相信经过这次中考的重创，再复读一年，自己肯定会考取县里的高中，何况这次仅差3.5分。上了高中就有希望考大学，读了大学就有希望留在像县城那样的城镇。他若考上大学，不仅走出了深山，也算光宗耀祖了。不过，读书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比大伯家屋后的那条羊肠小道还要难走，不要说天井岭村，就是歌舞乡也没有学生考入高等学府。这些年来，天井岭也有人走出山去，走的是招亲路线，女的嫁到外边，男的去外边当上门女婿。赖梅松的父母也不是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跟外边的接触很有限，找不到合适人家。
200元的学杂费，对天井岭的农家来说不算是小数，父母拼死拼活地干两年也攒不下这么多钱。他知道家里有1000元钱，那是父母积攒了大半辈子，想用来造房子的。
赖梅松从小就懂事，七八岁时跟赖建法上山砍柴，十来岁时跟着村里的孩子去采箬叶，天还没亮，他就领着弟弟出门了，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才到采箬叶的地方。天气溽热，箬叶林茂密，一点儿风都没有，在林里割不大一会儿浑身上下就像水洗似的了。采箬叶是重体力劳动，每次去时妈妈都给他们哥俩的饭盒里加一个辣椒煎蛋。平常是没有鸡蛋吃的，鸡下的蛋要拿到乡里去卖，用那钱买盐，买课本。回来时，山越来越高，箬叶儿越来越沉，腿越来越软，走走歇歇，越歇越长，背到家时早已是星星点灯，鸡鸭进窝了。
穷苦让赖梅松很小就知道体谅父母。上小学时，家里每个礼拜给他两毛钱，他不花，把钱揣回来交家。小学五年级时，他代表歌舞乡中心小学去县城参加数学应用题竞赛，那是他第一次出山，穷家富路，母亲给了他两元钱。那两元钱在他的小手里攥了一路，即便晕车晕得一塌糊涂也没撒开。对山里的孩子来说，县城里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有各种好吃的，有各样好玩的，让他们目不暇接。赖梅松却一分钱也没花，把那被攥得湿湿的钱又还给了妈妈。
暮色四合，大山一派苍茫，赖梅松到家跟父母说想去复读。
父母极为质朴，质朴得像天井岭的土地，像山上的石头，像一片树林。
“过几天家里就要造房子了，你复读，帮忙的人盖什么？”妈妈担忧地说。
复读要住校，住校要带行李，妈妈担心的是他把被子带走了，帮忙的人没盖的，200元的学杂费，妈妈却没提。
赖梅松看了看没有表情的父母，又看了看那黑沉沉的夜色，什么话也没说，洗漱一下就回房间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折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时，他已把复读的想法折腾没了。
采访时，提起这事儿，父母说，为一床被子，赖梅松没去复读。
赖梅松说，不是为一床被子，而是为了200元的学杂费。
谁说得对？可能都对，淳朴的母亲在意的是那床被子，家里被子不多，儿子去毕浦乡复读怎么也得带一条过去，这样帮忙造房的人来了就没有盖的了；赖梅松在意的是200元的学杂费，在那闭塞的天井岭本来就没什么来钱道，父母好不容易攒下造房子的钱，自己哪忍心挤出来200元去交复读费？
如今提起这件事，赖梅松说，我的父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父亲只读过半年书，母亲一天书都没读过，他们也没接触过什么读书人，读书有什么好，他们看不到，在他们的心目中把家门口的茶叶弄得好一点儿，番薯种得比别人家大一点儿，猪养得比别人家肥一点儿，每年的收成比别人家好一点儿也就很好了。
2.第一桶金
毕业后，犹如番号吊销，部队解散，朝夕相处的兄弟各奔东西，赖梅松最好的哥们儿赖建法扛着行李，风风光光地离开了天井岭，去桐庐县城读高中了；住在他家对门的另一位同学——赖建昌，被当村支书的父亲送进歌舞乡，在乡政府当了会计；性情温和的陈德军去学木匠，然后进城搞装修了；那个白白净净，身材瘦削的商学兵跑到县城蹬三轮车去了；班里那个漂亮的女生张小娟去了宁波……
梦想离开天井岭的赖梅松却留了下来，他深沉了，不时有片不甘的云彩从脸上飘过。不过，他很快就被数学应用题吸引住了，这道题比课堂做过的所有题都更为综合，更为复杂，更为烦琐。他沉浸在计算所带来的欢愉与惬意之中。家里造房子了，他计算起材料费、赊欠款、每顿饭的伙食费，还有怎样省工省料……
数学老师说赖梅松有数学天分，这似乎仅说对一半。大凡有经商潜质的人都有数学天分，有数学天分的人不见得经得了商。房子造好了，赖梅松的经商潜质得到了充分发挥，要让帮忙建房的人吃得好，吃得饱，每顿饭要几菜几汤、几荤几素。那年月，平常日子是吃不到肉的，有一首童谣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吃肉是件挺奢侈的事，被列为过年的项目，平常日子，不年不节，不办喜事，不造房子，谁家舍得买肉？肉价比青菜萝卜要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赖梅松发现猪头便宜，买两斤肉的钱可以买一个猪头，10斤重的猪头可以出5斤多的猪头肉，这样不仅省钱，大家还可以大碗吃肉了；造房子的木头哪儿用粗的，哪儿用细的，他也精打细算，这么一来，房子造好了，木头还剩一堆。赖梅松把那堆木头卖掉了，赚了1000多元钱，等于家里造那幢房子没花钱。1985年，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月薪也就46元，一年才赚552元；在有些地方，500元能讨个老婆，年仅15岁的赖梅松居然一举赚了1000多元！
房子造好了，剩下的木头也卖了，赖梅松在家待着没事做，跑到亲戚办的一家丝织厂学徒。那是歌舞乡最大的一家企业，他想在那儿学机修工，不管怎么说也得学门手艺。可是进厂一个月，他就发现了商机，厂里生意很好，产品供不应求，堂姐家刚造好的房子还有一间空着。他跟堂姐夫商量：“我们俩合伙买一台织布机，放在你家那间空房子里。我们给厂里加工布料，赚取加工费，怎么样？”
堂姐夫欣然同意。他们合伙买了一台织布机，赖梅松手里的钱不够，又借了3000多元。织布机像头勤快的小毛驴，没日没夜撒着欢儿地干起来，第一个月就赚1000多元钱，不到半年的工夫，他不仅把债还上了，还从堂姐夫手里买下织布机的另一半股份，拥有了一台价值6800元钱的织布机。
17岁那年，丝织厂不景气了，赖梅松离开了那里。他失去了目标，回天井岭吧，也许这辈子就像父母那样过活，像他们那样把“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也许这个梦就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也传不到天井岭外。可是，不回天井岭，他还能去哪儿？
俗话说，靠山吃山，赖梅松将目光盯在山林上。山林长高要砍伐，不过，不是谁想砍伐就能砍伐的，要县林业局确定砍伐区域，然后进行招标。赖梅松从小就在山里边转悠，哪种树木喜阴，哪种树木喜阳；哪种喜欢干燥，哪种喜欢潮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短，哪种树的木材适合做什么，这些就像天井岭的小伙伴秉性和习惯似的，他了如指掌。哪片山林能出多少木材，各等级各占多少，他过去转一圈儿就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赖梅松看好了两片山林，卖织布机的钱还没到手，手里的钱不够。他找了两个合伙人，三人凑钱去投标。他们以2700元钱包下了那两片山林，雇人砍伐后，将木头从山上运到公路旁，再雇拖拉机拉到木材市场，卖掉后净赚8400元。他又以3600元包下了一片山林，将砍伐下来的粗圆木当梁卖出去，不粗不细当椽子卖了，净赚了近2万元！赖梅松成为天井岭村的首富，成为歌舞乡先富起来的村民。
做木材商不能没有公司。歌舞村的村民张明星办了一家木材公司，结果老父亲生病没工夫去打理，就转给了赖梅松。有公司没场地也不行。天井岭还没通公路，木材放在家不行。另外，20世纪80年代末通信不发达，想找人一是登门拜访，二是写信联系，三是拍电报，电话还是“王谢堂前燕”没“飞入寻常百姓家”。想安固定电话很难，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外，就是拥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住宅。
赖梅松见歌舞乡有一个闲置的礼堂。礼堂两道门早已不见，四敞八开，周围是农田。院内野草丛生，长势茂密，牛屎遍地，虫叫蛙鸣。除水牛慢悠悠地摇着尾巴进去吃草，连那些像猴子、山羊似的淘得没边没沿的小孩都不敢进去，礼堂里边存放着许多口寿材，还有燕雀之窝，人走进去，燕雀“扑啦啦”地飞出来，那是很恐怖的。赖梅松住了进去，晚上就睡在一块门板上，陪伴他的是门外的月亮和那些空空的寿材。日子虽然很苦，不过卖一车木材可以赚1000多元，这足以让他乐此不疲。
1992年，赖梅松去杭州之前，他的木材生意已做得风生水起，已赚下4万多元钱了。
到杭州的第一个月，赖梅松买了第一辆车——自行车；第二个月，他买了一台煤气灶。那一年，他赚了1.8万元。第二年，他赚了9万元，并把父母和弟弟接到杭州。第三年，赚了十几万。1995年，赖梅松成了家，娶的是天井岭村他家对门的村支书的女儿赖玉凤。2000年时，他在杭州买了房子。到2001年时，他不仅将原来的280平方米的场地扩大到6000平方米，每年能赚100多万元，而且手里已有了五六百万元的积蓄。
读书的那扇门残酷地关上了，赖梅松却凭自己的力量撞开了另一扇门——财富。他那年若多考3.5分的话，读了高中，也许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为大学数学教授，或者高级经济师什么的，那样中国也就没有了中通，“三通一达”也就少了关键的一“通”。
20世纪末，快递在歌舞乡已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赖梅松的亲戚、朋友和大部分同学都加入了快递队伍，尤其是他的两位要好的同学——赖建法和商学兵。
商学兵瘦削身材，面容白净，一双细长的眼睛眨动得很快，泄露出精明与活泛。
“你也做快递吧，快递这玩意儿挺好。”一次，商学兵一上来就对赖梅松说。
这时，商学兵正在做申通的温州网点。商学兵这人不仅能付辛苦，还肯付辛苦。小时家境贫寒，他又是老大，下边弟弟妹妹一大串儿。他是一年四季不闲着，采油茶籽，采箬叶，砍柴。一次上学，他的手肿得老高，原来上山采箬叶时被蜇伤了。商学兵从小就会过日子，在学校吃中午饭时，他把同学倒掉的剩饭剩菜都一点点收拾起来，放学带回家去喂猪。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商学兵还没在“黄埔”毕业就从了“军”，读初二时就跑到县城蹬三轮车赚钱去了。别看初中三年没读下来，三轮车却一口气蹬了4年。赖梅松到杭州做木材生意后，商学兵也到了杭州，不过三轮车是没得蹬了，当“走鬼”摆起了地摊。1997年，商学兵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10000元。有了资本，他收了地摊，去投奔同班同学陈德军，开启了自己的快递生涯。
商学兵跟赖梅松关系不错，他又娶了赖梅松夫人赖玉凤的同学为妻，这下子两人关系就更不比寻常了。商学兵那边的消息可以分为两个渠道传递到赖梅松的耳朵里。商学兵每天都要往杭州送件，有空就跑到赖梅松那儿坐坐。
赖梅松条件优越，在市场有三个房间，有一个房间用于烧水做饭，还有两间，去人也很方便，另外他的父母极为淳朴，有着大山般的慷慨，不论谁来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也许是老人那像待自己亲生儿子似的亲切，也许是老人那慈善的笑容，以及那浓重的家乡话，远离家乡的游子没事都想过去坐坐，感受一下家的温暖和那份亲情，商学兵自然也不例外。
“快递？快递有什么好？”赖梅松莫名其妙地问道。
“一年赚个二三十万，总是有的。”商学兵认真地说。
“二三十万？这点儿钱，我玩似的就赚了。”赖梅松不屑地摇摇头说。
赖梅松的木材生意正做得顺风顺水，年利润少说几十万，多则上百万。有那么二三十个固定客户，没事儿大家聚一聚，喝喝茶，合同也就签了。再说，那是大生意，哪笔不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快递赚的是小钱，要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打交道，一票赚上三元两元，顶多十元八元的，一万票也就赚三四万，不用说去做，就是站在那儿收钱都觉得累得慌。
谁知商学兵居然拿出当年蹬三轮车的执着，每次来都三句话离不开本行，一个劲儿地讲做快递的好处。一个成功的商人，哪那么容易被别人左右？更何况赖梅松从小就很有主意，他像***诗词中写的那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论商学兵说啥，他就是不吭气，不说做，也不说不做。
1999年，商学兵开着一辆崭新的依维柯回到歌舞乡。车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最灿烂的恐怕还是商学兵的脸。在20世纪末，对歌舞乡的农民来说，谁要是能开回家一辆十几万的面包车，比不上范进中举，也算得上爆炸性新闻，冲击力足以把人掀个倒仰。何况，商学兵家过去在村里穷得数一数二，村里像地震似的男女老少都跑了出来，围着那辆车艳羡不已。
这让商学兵有了“翻身道情”的欣喜，想想自己一个从深山里走出的农民，在城市蹬三轮，摆地摊，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屈辱没受过，苦干了10年，奋斗了10年，终于找到了正确路线，取得了成功。
“怎么样，你也弄个网点做做？2000元加盟费、5000元押金就能拿下一座城市的代理权。有10万做启动资金就够了。”商学兵对赖梅松说。
可以说，这辆依维柯对赖梅松有所触动，不过他还是没有表态。
2001年年初，赖梅松最好的哥们儿赖建法也把脚插进了快递，招七八个人，成立了灿华速递杭州网点。当年，赖建法考上高中，让歌舞乡初级中学那届的80多个同学羡慕不已。在他们的心目中，考上高中不仅能走出深山，而且向那犹如天涯海角的北大、清华迈近一步，没准过个十几年几十年就能回来一位华罗庚、陈景润或李四光似的人物。谁知赖建法高中毕业后，没上大学，却回到伍子胥亦歌亦舞的歌舞乡，在母校当了一名初中代课老师。
一年后，赖建法的父亲病逝，扔下一大笔外债，靠代课老师的那点儿收入，说不定猴年马月才能还清。于是，他放下教鞭做起了木材生意。他没像赖梅松那样单枪匹马地自己干，而是在姨妈开的公司里做。1994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移师杭州。赖建法加盟的灿华速递是一位亲戚办的，这家公司在快递江湖名不见经传，没什么实力。赖建法不仅没赚到钱，还搭进去八九万元。好在他的木材生意做得还不错，心态也比较好，对快递重在参与，不在乎赔赚。不过，他跟赖梅松聊起快递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有前景的领域，应该介入。
赖梅松与赖建法本来就是五服之外的远房亲戚，赖梅松是秉信公三儿子的后代，赖建法和赖玉凤是秉信公大儿子的后代，赖梅松结婚后，因赖建法是赖梅松的夫人赖玉凤的堂兄，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层。
2001年，申通历经“八年抗战”已在华东确立了霸主地位，版图从长三角辐射到华南、华北等地，年营业额突破10亿元。聂腾飞车祸身亡后，陈德军接管了申通，这个个子高高、性情温和、曾经屡败屡战的木匠变得像乔治·巴顿似的雄心勃勃了，计划3年内申通的营业额像冲浪似的冲上30亿至50亿元；员工扩容到15000多人，独立网点增至430家，覆盖全国600个以上城镇；每天运送包裹突破20万票，每月运送包裹突破600万票，还准备把快递做到香港……
这是何等雄心壮志，气吞山河！
赖梅松怦然心动了，木材生意做得再好，即便做成亿万富豪，富可敌国，那也没法跟陈德军他们比。他们将歌舞乡的农民带出了大山，过上了好日子，甚至像商学兵那样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是当代英雄，歌舞乡的英雄，桐庐县的英雄，浙江省的英雄，中国农民的英雄！
一天，赖梅松吸一口烟后，问商学兵：“如果开一家快递公司需要多少钱？”
他的烟瘾很大，一天要好几包，几乎烟不离手。
商学兵愣住了，他从没想过。加盟申通，把温州网点鼓捣成今天的样子，他不仅知足，甚至还有点儿骄傲与自豪。他的确该骄傲，该自豪，一个初中还没毕业就进城闯荡的穷小子，一个在桐庐县城大街小巷蹬了四年三轮车的农民，仅仅四五年的工夫就在温州打出一片天地，每天接1000来票，年收入一百来万，这是何等的了不起！这已超出当初的期待，没事就偷着乐吧，见好就收吧，哪还会想自己开快递公司，自己当大老板？
商学兵抓了抓头皮，盘算一番，说：“嗯……我想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吧。”
赖梅松眯起眼睛，猛吸一口烟：“我的意见，要做就做自己的！”
“自己做？”
商学兵惊诧不已地望着赖梅松，自己鼓捣赖梅松做快递两年多，他说啥也不撒口，没想到这一撒口就要自己做，不做加盟商，这也太出乎意料了。
商学兵对赖梅松很是敬佩，敬佩他的人品，为人厚道，讲究信用；敬佩他的能力，白手起家在木材市场打下了江山；敬佩他的稳重与执着，轻易不表态，一旦表态就会做到底。
“好，我跟你一起干！人，我有，你只要出钱就行了。”商学兵说。
“我一年可以投入30万元。”赖梅松爽快地说。
不管怎么说，商学兵在申通也是一路诸侯，年收入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赖梅松这边有什么？没有网络，没有平台，没有经验，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这是什么？是对赖梅松的信赖、尊重和敬佩！
赖建法听后也表示跟着赖梅松一起做。什么叫人格的魅力？也许这就是。
3.歌舞乡三股东
2001年10月，歌舞乡秋高气爽，一派秋收的景象。赖梅松、赖建法、商学兵回来了，他们回到创业的原点，要积蓄力量再次出发，目标更为远大。他们是歌舞乡的有钱人，是佼佼者，是成功者，而且他们还亲如兄弟，他们都生于1970年，属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狗更忠诚的动物么？没有！他们各自打拼10年多，又被快递聚在一起。他们要拧成一股绳，干一番事业。
回歌舞之前，赖梅松去温州考察了一番，见商学兵将申通温州网点打理得有声有色，风风火火，五六十个员工忙进忙出地收件派件，有条不紊。温州之行，不仅让赖梅松对快递有个大体的了解，对商学兵也刮目相看。接着，他们运作了杭州与温州之间的快递专线。
他们回到了故乡，可是家都已搬到了城里，老屋人去楼空，落寞的庭院长满蒿草，被风儿叩过无数遍的大门已难打开，锁头锈死。走进过去的家，除了回忆与感慨之外，还能怎样？童年的伙伴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家门，端上几盘几碗的家乡菜和杨梅酒。
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开始商量公司的名称。名称既要简洁、豁亮、大气，又要一目了然，同时也要寓意深远。赖建法认为，公司的名称还要站在客户的角度来考虑，要让客户听起来，叫起来感到亲切、亲近、顺耳。在他们三人出生的年代，起名的讲究被视为“封、资、修”，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改革开放以后，不仅从“历史的垃圾堆”找了回来，而且还被发扬光大了，甚至认为名字潜含着运程，隐藏着沉浮、荣衰的密码，于是乎全国各地的起名公司应运而生，玄乎其玄的名称名字也随之出现。
申通自1993年创办以来几易其名，先是盛彤；1997年，在上海更名注册为“上海盛彤实业有限公司”；1998年，又改名为“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并启用商标“STO”。上海有两个简称，一为“沪”，二为“申”。据说，战国时期，上海封与楚国的贵族黄歇。当时黄浦江尚无名，且泥沙淤积，常常泛滥。黄歇率百姓开浚疏通，修筑堤坝。黄歇号称“春申君”，百姓为纪念他，将那条河称为春申江，简称申江，并将上海简称为“申”。
三个人苦思冥想，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的烟蒂像密林似的呈现。
聂腾云为自己的公司取名“韵达”，也许取“运达”谐音，表明不论你的快件发往何处，我们都保证按时运达；喻渭蛟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圆通”，他自己解释说：“地球是圆的，我的快递将通达全球。另外，‘圆’又有圆满、完满的含义。”
申通、圆通、韵达，赖建法沉思默想着，在纸上写着画着，蓦然，犹如灵感降临，笔像骏马似的在纸上飞奔，然后把笔一扔，站起身来：“名字起好了。”
赖梅松和商学兵把脑袋凑过去一看，纸上写着两个字：“中通。”
赖建法将申通的“申”字抽去中间一横，变成了“中”字。
“好，太好了！‘申’字代表上海，‘中’字代表中国！”
他们决定公司的名称为：中通快递。
这名字大气，豁亮，好听！他们深信这个名称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赖建法想起宁波有一家“中通物流”。一个叫“中通快递”，一个叫“中通物流”，这不是撞车了么？事后一打听，那家公司居然还没注册，真是天助我也。
从歌舞回杭州后，赖梅松他们就紧锣密鼓地张罗注册公司。找人去工商局一打听，凡带“浙江”字样的公司，得到省工商局去注册，要在省工商局注册的话，或注册资金在2000万元以上，或有省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参股，这样注册资金可以降低至50万元。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只有去杭州市工商局或杭州下属各区的工商局去注册了。
赖梅松他们认为，这个公司起码要注册成省一级的。可是，对他们三人来说，筹集这么大一笔资金有点儿难度，作为辐射长三角，甚至于全国的快递公司，注册为“杭州市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甚至于“杭州市拱墅区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这牌子也实在是太小了，让人心有不甘。
第一个条件不成了，只好琢磨第二个条件，找一家省工商局注册的公司参股还是比较容易的。赖梅松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邱飞翔，他是浙江匀碧文物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专业从事文物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园林建筑施工，涉及范围有古塔、牌坊、石桥、木拱桥、城墙、寺庙、民居、书院、祠堂等。修缮古建筑少不了木材，邱飞翔也是赖梅松的客户。
赖梅松对邱飞翔说，他只需出资5万元，其他三个股东每人出资15万元，共计50万元，4个人各占25%的股份。邱飞翔欣然同意，于是，“浙江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也就顺利通过了注册。
赖梅松和赖建法没打算把快递作为主业，想把总部设在杭州，他们边做木材生意，边打理中通。温州的商学兵也是边做申通，边做中通。
事后，赖梅松实在地说：“当时，我们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完全不知道这水这么深。当时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这样简单的事情，人家能做好，我们只要认真做了，肯定也能做好的。结果进来以后才发现这个行业是举步维艰，风险很大的。如果现在让我来做，我肯定是不来做的。”
2002年春节，赖梅松的如意算盘被两个表兄弟给打破了。
“不行，中通总部不能设在杭州，设在杭州是不可能做大的！”表哥说。
表哥在上海申通操作部做经理，对快递门儿清。
“要做就去上海做。申通的总部就在上海。聂腾飞当初就将申通总部设在杭州，让陈德军去上海，后来发现上海的市场比杭州大得多。上海是什么地方？是长三角的经济、金融、贸易和交通中心，是国际大都市，有两千多万人口。想想吧，那是一个多大的市场！杭州不过是个休闲城市，做事业一定要去上海！”
“这么说吧，要想在华东做快递，非上海莫属。陈德军的钱，大部分是在上海赚的，如果上海给人家做了，这个公司，你还是不要去弄了。”表弟说。
表弟在上海申通下边网点当经理，对申通的情况了如指掌。
赖梅松一听就蒙了，原以为做木材生意很清闲，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与精力，完全可以用那些用不完的时间与精力去打理快递，没想到会这样。谁去上海呢？他和赖建法的生意、客户和10多年经营起来的人脉资源都在杭州，而且木材是他们的主业，他们俩还在安徽休宁和江西婺源承包了两个林场，前景非常不错，邱飞翔的建筑公司也在杭州，他们三人都脱不开身。另外，邱飞翔虽然也是股东，也拥有25%的股份，可是他是被拉进来的，也不可能去打理中通。商学兵在申通温州网点，自然也走不开了，总部若设在上海，那就得有人经营与管理，设在杭州又做不起来。
去上海！既然做就要做好。赖梅松狠了狠心，决计自己去上海。亲朋好友都不赞同，做生意讲究做熟不做生，陌生领域利润再丰厚，都不要染指，那就像陌生的海域，即便有再多再大的鱼，那也不是你的，你怎么知道那下边有多少暗礁与险滩？再说，木材生意已经做得顺风顺水了，拥有一相对固定的客户群，坐在市场轻轻松松就赚一百多万。去上海做快递等于丢下西瓜捡芝麻，再说那芝麻能不能捡起来还两说着。
有人说，除邱飞翔之外，你们三位股东，要去也得别人去，他们都做过快递，只有你没做过快递，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有人说，把中通扔掉吧，不就投入几个钱么，多做一笔木材生意不就赚回来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生意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两位表兄弟见赖梅松决意做快递，给他推荐了一个人——张惠民。
“这个人对快递特别熟，要是把他请过来给你坐镇，你这个公司就好办多了。”表弟认为。
3月23日，赖梅松和赖建法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家咖啡厅与张惠民见了面。
张惠民年届六十，住在西湖边上。他在申通负责网点铺设，在这一块不仅经验丰富，而且颇有手段。
两人落座，赖梅松求贤心切，省去寒暄，开门见山：“张老师，这个快递究竟该怎么做？”
张惠民见赖梅松如此爽快，也就直言不讳：“你有多少钱？”
“500万我是有的，这500万玩完了，倘若公司还办不起来，我就收手不玩了。实话实说，这些年搞木材赚的不止500万，不过有爸爸妈妈，有老婆小孩，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
钱少有钱少的玩法，钱多有钱多的做法。当时，投资500万元做快递也算是大手笔了，比赖梅松早两年做快递的喻渭蛟投资仅区区5万元，不是也做起来了。
赖梅松一股脑儿把底交出来了。这是他做人做事的风格，不打交道则已，只要打交道就得信任对方。有了信任，事情也就简单。多年之后，他将此归结成一句话，变成中通的企业文化之一：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也许赖梅松的质朴实在打动了张惠民，他说做快递关键是建网络，然后又讲了一番快递的网络应该如何去建。赖梅松若醍醐灌顶，做快递远比木材生意艰难、复杂得多。做木材生意只要有货源，有客户，有敏锐的眼光，有经商的经验差不多就够了。做快递不同，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甚至跟黑道白道都有牵连。
“张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们去组建这个网络？”
“可以的，申通的网络就是经我手组建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也称得上是‘第一人’了。”张惠民说。
“你要多少待遇？”赖梅松喜出望外地问道。
“6000元，一个月。”
“我考虑一下，明天答复你。”
赖梅松考虑还有三个股东，而且每人都占25%的股份，没有谁控股，他不能自作主张。
“张老师，你来给我们做吧，我给你5000块一个月。”第二天早上，赖梅松就打电话给张惠民，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前期该怎么做，你规划出来。”
赖梅松了解一下，申通一般员工的工资每月也只有四五百元，申通的杭州主管是1300元，张惠民的工资是3000元。
“这很简单，都在我脑子里。”张惠民说。
于是，赖梅松和张惠民去了上海，开业前，他们在江浙沪建立起20多个网点。
　　1.“黑快递”，那就是过街鼠
金任群先生对21世纪初长三角民营快递的处境是这样概括的：“可能也就申通过得滋润一点儿，其他的都特别苦逼，真不好过日子。”
金任群超有意思，他既不是歌舞乡的，也不是农民，而是一位学者。20世纪90年代，他从上海的一家图书馆下海经商，创办了闻达快递，据说在鼎盛时期绝不逊于申通，可是昙花一现，随后就被桐庐农民快递打败了。他败得心服口服，放下身价，加入农民快递，担任过申通电子商务E物流副总经理，兼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IT总监、市场总监、客服总监，现任中通副总裁。他时常搞搞讲座和培训，写写博文，品茗论剑，有点儿像那些“海归”的国军高级将领，在解放战争中被土八路打败后，进入军校给打败自己的对手讲授如何作战。
天生我才必有用，金任群渐渐在这方面有了名气，被媒体称为“探索快递运营与管理理论的先驱”和快递“教父”，网上动不动就是金任群说，或金任群的观点如何如何。甚至有人说，如果不知道金任群，那一定不是做快递的，而做快递的没见过金任群是很没面子的。
中通就是在“特别苦逼”的日子起步的。当时，快递一是没合法身份，被称为“黑快递”，饱受邮政“打压”；二是业务量很有限，没什么钱好赚；三是条件艰苦，进城务工的农民宁肯回家种地也不做快递。
加盟制办快递公司所需的启动资金不多，十几万、甚至几万元就可以搞定，真正的投入则在后续。金任群说，一方面你作为新的快递不提供利益给别人就很难走下去；另一方面华东的快递市场已相当成熟，这也就意味着相对利润很低，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效应是很难产生利润的。
快递全靠量来维持，量上不去，公司必亏无疑。如何提高量？上海滩有20多家快递公司，除申通、天天那样的大鱼之外，圆通、韵达等小鱼小虾都在拼死拼活地挣扎着。狼多肉少，为获得肉或骨头，有些快递不断压价，快递费从盛彤时代的30元压到十几元，这时已没多少利润了。没有利润，业务量再上不去，就像干涸泥沟里的鱼儿，张着嘴而吸不到水，渐渐变成了鱼干。
在中通成立前，韵达3个月仅做11票，赔得眼看资金链就要断裂，撑不下去了。
圆通也没多少业务，有时一天83票，一个月亏损20多万元。喻渭蛟窘迫到何等地步？他动不动就拎着米袋子到米店借米下锅，有人还戏称他为“亏本专业户”，唯恐躲之不及，怕他张嘴借钱。那年，喻渭蛟回桐庐老家过年，浑身上下仅有500元钱，连包红包都不够。农民好脸儿，回村免不了拎着礼物走亲访友，聚一聚，聊一聊。喻渭蛟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老岳母知道他们的窘况后，买不少东西上门看望。从古至今都是小辈给长辈拜年，哪有长辈拎着东西看望小辈的？喻渭蛟肯定既感动不已，又无地自容。
2002年，为提升业务量，喻渭蛟推出“一周七天不休息，全年无休”的服务项目。谁知这项服务推出后，反应最敏感的却不是收件量，而是薪酬支出额和公司的亏损额。
为了业务，赖梅松也亲自上门谈生意，去的是上海虹桥的一家大公司。他送给前台领班一份见面礼，希望他们能把快递业务交给中通做。对方还算不错，也很给面子，当场答应了下来，也确实把快递业务给了中通。可是，没维持多久就断了。据赖梅松分析，可能是中通的快递员不大讲究礼貌与规矩，不论走到哪儿都大声吵嚷，穿着也很随便。没办法，做快递的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想一下改变他们也不大现实。
当时，“三通一达”最大的困难是没合法身份，客户不相信这些“黑快递”，不敢把件交他们发，怕上当受骗，怕他们万一跑了落得件、钱两空，没地方去找。
其实，中通起步时民营快递的处境好了许多，已经有了部分客户。盛彤起步时更难，开业半个多月，既没什么业务，又没钱去做广告，聂腾飞让女友陈小英在家守电话，他和陈德军去“扫楼”，“扫楼”也就是去写字楼挨门挨户地找业务。
“扫楼”碰壁是常态，碰过几次壁后，陈德军意识到干这事儿得找熟人，只有熟人才敢把快件交给你去发。找谁呢？他想起了在一家公司当经理的老乡。
陈德军跑过去，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家公司正巧有几票快件要派人送到邮局交EMS。陈德军恳求老乡把件交给他来做。
老乡打量一下他，为难地说：“这些都是寄往宁波的重要文件，交给你寄，你给弄没了怎么办？”
重要文件自然要交给靠谱的快递做，靠谱的快递只有一家，那就是EMS，第一，邮政是国家办的，靠得住；第二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用担心件和钱被顺走。在快递还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时代，即便EMS服务不够好，即便是不上门取件，即便是速度不快，同城最起码要次日达，异地三五小时车程也要隔日达，可是EMS不是首选，而是唯一选择。没谁听说过快递私营公司可以做，盛彤想说服客户把快件交给他们比登天还难。
老乡都不相信自己，这买卖还能做下去么？陈德军有点儿急了，说：“我保证按时送到，弄丢的话，我赔偿你们。”
一个村子出来的，相互看着长大的，要是彼此都不信任，这个世上恐怕就没谁可以信任了，更何况陈德军为人忠厚老实。再说，陈德军的家还在村里，想跑也跑不了。
如何赔偿呢？陈德军想了想，将一笔数量可观的抵押金放在那儿吧，又没有。怎么办？只好写份保证书，保证快件按时送到，绝不丢件，若做不到就在对方公司无偿劳动一年。
陈德军终于拿到了快件，急三火四地骑着自行车赶到火车站，登上一趟最早开往宁波的列车。赶到宁波时，已近黄昏，陈德军在宁波搞过装修，可是路不熟，跑了许多冤枉道才将快件送出去。当他赶回宁波火车站时，没有去杭州的车了，只得在候车室待一宿。第二天，他坐第一班开往杭州的列车赶了回来，回到公司就接到老乡的电话，客户说件收到了，当日就收到了，你们太快了，交EMS起码要第二天才能收到。
此后，不仅那家公司的快件业务交给了陈德军，老乡还帮忙拉了一些客户。陈德军的业务就这么一点点做了起来。
苏团喜创办中通洛阳网点时，担心客户不信任，不仅把自己的照片、身份证号码印在名片上，还复印了一摞自己的复员证，可是业务还是开展不起来。
这位身高1.85米的退伍兵急了，看来必须在大客户上下功夫。有人说，洛阳有一家企业的快件业务很大，你要能把它搞定就行了。做事稳重的苏团喜跑到那家公司的门口观察数日，没有摸清情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只得“买通”门卫，混进去“侦察”。
这是一家中德合资的车膜企业，产品要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量不仅大，而且件也重，有的重达百十公斤，快递是按重量收费的，对快递公司来说，这是一块难得的肥肉。苏团喜找到销售部，销售主管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们的件只发EMS，不用其他家。”
苏团喜没有放弃，像上班似的每天早早过去，打水扫地，见活儿抢着干，遇上进货出货，他就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副手套戴上，抢着卸货装货，干得比装卸工还卖力。销售主管想，你爱干就干吧，干两天揽不到件也就走了。没想到苏团喜居然干了两个月，还没有撤离的意思，这下销售主管不好意思了，主动说：“小伙子，别再干了，我们的快递业务全给你了。”
李鑫——中通安全总监，回忆入道的情景不禁感慨地说，他是和前妻一起进入快递这个行当的。他们最初领着一个亲戚在杭州汽车东站附近做。那时，他刚把BP机换成“小灵通”，感觉“灵通”了许多，拿起它就能通话，不必接到信息就到处找电话了。为揽下一家外贸公司的生意，他在人家“蹲点”，随叫随到。公司的客户来了，他得像宾馆服务生似的把行李搬上搬下，而且还要承担老板的家务服务，接孩子、送煤气罐……
商学兵当初在温州时，揽不到业务，炒了近半年的板栗。
日，商学兵怀揣6000元钱，领着妻子和一弟一妹来到温州。他租了一处农民房，两居室，设施简陋，连床都没有。租完房子和安装完电话之后，没钱买床，一家人只好睡地板。揽不到件，他们就边无偿送件，边炒板栗卖。他凭着过去在桐庐和杭州摆地摊炒板栗练就的好身手，炒的板栗在温州大受欢迎，一天可赚一二百元钱。他靠这笔收入养活着一家四口，还有那赔钱的网点。
做快递靠揽件赚钱，派送是无偿的，比如快件从杭州发往温州，杭州网点除运费和上交总部的面单费外，余下的就是利润，温州网点则要无偿把件送交到客户手中。商学兵揽不到快件，不仅不赚钱，还要无偿给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网点送件。不过，好在那时没有电子商务，快件大多是信件，如协议、合同、营业执照复印件、护照签证等，体积和重量都不大，几件，十几件，甚至几十件骑着自行车就能送，否则的话，他还得雇车，那可就亏大了。
商学兵到温州时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更不要说那数不清的街巷了。早晨，他把接的件分一下，他和弟弟送件多的地方，把件少的地方让妹妹送。可是，他没想到件数少的地方往往偏远，却让妹妹多吃了不少苦头。
邓德庚是跟商学兵一起下去做网点的，他跟陈德军是同村，跟聂腾飞是同学，年龄比商学兵小两三岁。初中毕业后，他哪儿也没去，回村种起蔬菜和水稻。那几年，乡亲们纷纷跑出去做快递时，他丝毫没有动摇；做快递的亲友回来劝他出山，他也没出去。“黑快递”是违法的，违法的事再赚钱也不能干，这是原则。
一天，听村里的广播喇叭说，快递是一个新兴行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递业的发展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
据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玉华说，歌舞乡政府一直鼓励农民进城务工，支持他们去做快递。对在外做快递的农民在宅基地、孩子当兵等方面都给予适当的照顾。农民只有走出深山才能赚到钱，才能开阔眼界，学到知识和手艺，才能带动村子的发展。钟玉华在钟山乡当过书记。
搞了半天快递还是有发展前景的新兴行业啊！邓德庚这回信了。1997年正月初六，年的余味儿还在村里飘荡，鞭炮不时地响两声，邓德庚就打起背包，告别父母，跟着亲友去苏州做快递去了。
邓德庚在苏州没干几个月，就被聂腾飞调到杭州总部。在总部熟悉一下情况，他就揣着借来的8000元钱，和哥哥两人扛着行李卷，去了两眼抹黑，一个熟人都没有的金华。他没像商学兵那样在郊区租农舍，而是在金华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火车站附近租间房子，安部电话，印了十几盒名片，申通金华网点就算开张了。他看着名片上印的“经理”两个字，犹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在他这位年仅23岁的小伙子心里洒满灿烂的霞光。一年前还在地里种地，现在却做了老板！不管怎么说，这个网点是自己的，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这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幸福透了。
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