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离婚但牵扯到经济问题，我们现有房子一套，小车一个，货车一个现他又背着我用房子抵押贷款十万整请问我现在起讷离娼需要准备些什么？--在线法律咨询|律师365(6436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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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离婚但牵扯到经济问题，我们现有房子一套，小车一个，货车一个现他又背着我用房子抵押贷款十万整请问我现在起讷离娼需要准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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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广东 广州|解答问题：0条
你好，的原则上向基层人民法院提交，同时附上三证复印件（，户口簿，），同时还要收集证明你们。比如：分居满2年，对方有等。对于婚后取得的财产属于，也是，但是你们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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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田律师，我跟老公结婚一年多，宝宝现在五个多月，想离婚，孩子一般会判给谁抚养？老公刚查出身体出状况了，但是不承认，因为婚前他做过精索手术，对我隐瞒了，现在属于复发，很严重，他包括他家人都对我隐瞒，我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让他们家拿抚养费，他们不拿，这牵扯到我婆婆不会带孩子，月子一个月长三两，前两天回去，一天瘦二两，现在他们家既不想看孩子也不想拿钱，我该怎么办？他们家还有二套房子，一套有房产证，一套属于耕地占地搞养殖盖的，没有房产证，没有房产证这套属于我老公的，公公说将来是属于我孩子的。但是耕地占地牵扯很多人的田地，我怕以后没老公了就没孩子的份，所以也不愿离婚。所以现在我很纠结是离婚还是不离婚的好。
你好，我看到了你的留言。像你这种情况，孩子归你的可能性更大，对方必须给的。是否离婚要考虑你们两人能否继续过日子，你们两人有没有感情，以及孩子成长环境。财产的话，婚后取得是两人共有，否则你是分不到财产。
我想离婚现在牵扯到廉租房一套,我该怎么办?房子是我借钱买的，我们是再婚家庭，有一女孩是我的，房子应该分割吗？
1、《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时，夫妻的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2、针对问题，您可与对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1）双方均想取得廉租房的，竞价取得；（2）一方主张主张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作出补偿；（3）双方均不主张廉租房的，根据国家政策转让该房屋，作价分割。3、购买廉租房的借款问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了共同生活借款，属于。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我们结婚有十多年了，小孩有两个。但由于性格不合经常吵架所以决定离婚。因为牵扯到房子.车子还有贷款，外债一直没打成一致。所以想咨询一下你们的建议。
你好，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一般按照平均分割，共同共同承担，小孩的抚养以更有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为原则，一般一人一个。如需帮助，可来电或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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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今日解答20多万字社会纪实《一个村庄的中国乡愁》试读版
【写在前面】
笔者追踪自己的村庄3年，写作20多万字社会纪实《一个村庄的中国乡愁》，
【作者简介】
程明盛，生于荆楚膏都盐海之地。幼时偏居乡野，虽过目成诵却不得其书而读；大而求学隆中，然隐居两年尚不得孔明之志。年方二十即出校门直入湖北孝感地区教委机关，胸无点墨仍笔耕不辍，终有所悟遂自比孔雀，几番躁动后迟飞南国，辗转东莞、珠海，觅中山故里而栖，现司职中山日报社总编辑助理、新闻总监、编辑中心主任，系中山市首届十佳记者。
处繁华富庶之地，历灯红酒绿之时，心不为所动，独恋爬格一途。以井底之蛙试图洞悉社会，先立身后立言。然至今一事无成，只得数百万字新闻易碎品聊以自慰。幸生性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踯躅独行，且渐行渐远。
一个时代的乡愁
1、我曾经背弃村庄
2、20年后再回首
&&&&3、程湾的前尘往事
4、一个村庄的中国背影
5、4个年份浓缩村庄流徙30年
1、灌了河水的秧苗大多枯死
2、麻将桌上的乡土中国
&&&&3、守在归乡路口的人情劫
4、我们的校园被时代淹没了
5、父母的故乡不是我的家
6、乡土随乡村大戏一起谢幕
1、空巢家庭：相距百米两位老人接连自杀
2、老耕家：人工再上涨种粮可能不赚钱
3、留守孩子：学生只及高峰期五分之一
4、跳农门族：最后悔的是花钱买了户口
5、镇上村邻：一个屠户的寂寞守候
6、乡情圈：第二故乡的聚散离合
7、新女性：超过八成选择剖宫产
8、求职族：命运缰绳握在自己手上
城市化路径
1、端阳：一个汉正街之家的命运沉浮
2、小海：从小货郎到“西南日化王”
3、华生：开飞机的他开着小车回乡
4、军军：21年前18岁青年负气出走
5、夏平：农家小屋的职业期货投资者
6、肖平：把网吧开到深圳北站附近
7、大尧：从搬运工到家电代理商
8、春伯母：被女儿婚姻改变的家庭命运
1、木兰：从沈阳一处工地九楼摔下
2、新生：一家三口三年走不出传销梦
3、小峰：腊月廿六天上掉下170万大馅饼
4、德德：忙了30年的小生意停了1年
5、宽窄：两口子连续两天遭遇车祸
6、丁当：交了3年的社保是不是没用了
7、盼盼：网购劣质热水器泡了婚房
都市屋檐下
1、良哥：20多年黑户想恢复户口
2、丹夫：谁知建筑工万元月薪背后的艰辛
3、享文：小学毕业的他在一所知名大学工作
4、安迪：儿子在武警部队当了“逃兵”
5、月生：我这小旅馆恐怕开不长久
6、辣子：项目经理怀揣家装行业密码
7、爱华：缺席小儿子的春节婚礼
8、复华：儿子终于同意跟着做麻辣烫
乡村行为逻辑
&&&&1、老支书：带着30多人闯了市委大院
2、萍儿：货车停在家门口惹来一场亲戚官司
3、桂桂：两次惊人巧合的车祸
4、胡生：村里第一种粮大户被撞身亡
5、祥子：这些牌场怎么没人管呢
6、金平：住了27年的老宅哪里舍得拆
7、安可：我这一生毁在装卸公司
守望家乡&&
&1、村支书：背负40多万村债一筹莫展
2、权哥：政协委员光环已然褪尽
3、冬生：村庄走出的地产开发商
4、丽人：不想再这样飞来飞去
5、同喜：一个单职工的田园梦
6、幺哥：还住在40年前的泥坯房里
7、幺叔：年前从梯子上摔下伤了腿脚
8、香婆：摔伤的右腿再也伸不直了
后记&&这本书是村庄为我写的&
1、蔚然：八年走过万千村寨
2、寻访“井底人”背后的乡村
3、一座“生态岛”的中国危机
4、雄鹰：投资家乡回馈乡亲
【序言】&一个时代的乡愁
1967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以一部《农民的终结》，预言“农民是即将消亡的群体”，1984年再版时肯定“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被誉为加拿大最好专栏作家的桑德斯以一部《落脚城市》，记录了“最后的人类大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预言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但孟德拉斯也发现“乡村居民始终是那么众多”、“乡村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复兴”。就像我们今天在欧美看到的一样，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里，对照西方的团体格局，创造性提出“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
然而眼下，在城市化率超过50%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正以一天大约消失80个到100个自然村的速度，将许多人的乡村记忆连根拔起，在城市繁荣之后，将乡村落寞抛给留守者，留下一个家园不再的时代慨叹。
&随大潮“麻雀南飞”20年的我，与家乡聚少离多，偶尔的还乡也是匆匆而过。
&3年前的一次家乡行，从珠三角回到千公里之外的江汉平原应城市郎君镇老家，行车记录里从村口到村中央一段2分半钟的视频里，没有出现一个人影。一种家园即将消失的恐慌沉重袭来！我的家乡会像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走向消亡吗？我能为即将消逝的村庄留下点什么？
&&&&从此，我以不同方式与家乡建立联系，不断追寻乡亲行踪，在乡亲集中的城市探访故旧，试图描摹一个村庄的轨迹！
上年五六月农忙季节，趁着乡亲回乡耕种的时节，我利用年休假回到家乡，小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终日游走在杂草丛生的村庄，穿行于田间地头，与相遇的每一个乡亲闲聊，并用镜头记录村庄。
今年春节，借着乡亲回乡短暂团聚的机会，我再次回到家乡，与许多远足的乡亲久别重逢，一起感叹岁月易老，家园难再。
&&&&20年前，我义无反顾地辞去家乡机关工作南下赶海,怀揣新闻理想，至今以新闻为业。
20年里，一双并不善于观察的眼睛、一支言词艰涩的秃笔，一直忙碌地捕捉着改革开放前沿的光荣和梦想。到广东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风雨无阻民工潮》，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
&在迎面走来父老乡亲的异地他乡，在与乡亲一次次不期而遇之后，我知道，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背景下，自己身处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环渤海湾一样，作为人口输入地，正在享受成群结队的离乡背井者带来的人口红利，创造一个个野鸡变凤凰的财富神话。而与自己家乡一样广袤的内地农村大地，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下的人口输出地，正在咀嚼人去楼空的“空心”，感受家园不再的落寞和痛苦。
我们提着笔杆子进城，以文字书写世界大同、城市安好，却有意无意疏远了自己的家乡，疏远了那方沉寂的土地，淡忘了那些曾经朝夕与共的乡邻。当激情的文字肆无忌惮地为城市挥洒，乡村的落寞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凉，我们常常假装听不到。无数个没有星月的夜晚，我们在反躬自省中寝食难安。
至今，许多乡亲还像我当年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奔城市；新生的一代则像我的孩子一样，畏惧了乡村蚊蝇乱飞、蛆虫蠕动的茅坑，厌恶了家乡的遍地泥泞和荒草封路后，拒绝回到父母生长之地。
作为记者的我，对家乡是有愧的！不仅因为曾经背弃家乡的决绝，更因为长久以来对家乡的情感漠视。
&&&&74年前的日驻时代，寄居香港的著名作家萧红，凭借乡愁中的回忆和想象，于1940年写出了传颂至今的《呼兰河传》，留下家乡永恒的美惹人艳羡。“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的呢喃，读来令人心碎。
&5年前，“心灵上刻满弹痕”的齐邦媛，以85岁高龄出版耗费4年心血的大作《巨流河》，“写下这一生的故事，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在华人世界引起轰动。
年轻时闯关东落脚黑龙江省安达市的姜淑梅，60岁开始学认字，76岁出版《乱时候
穷时候》，以自己惊心动魄的经历，再现一段跑盲流的历史，也书写了一个励志传奇。
九死一生的高尔泰，以含血带泪的散文体自传《寻找家园》，再现右派分子“死亡集中营”夹边沟的人间惨剧，以亲历者的书写，留下一部中国版《古拉格群岛》。
留过洋的自怜自爱的老人叶景吕，以27岁开始持续62年的影像志，被收藏爱好者仝冰雪演绎出一部《一站
一坐 一生》，叶景吕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告诉世人一个平民视角的晚清、民国和新中国。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里，有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弯浅浅的海峡，最是那一方矮矮的坟墓，触动了无数游子生死两隔的感伤和恐慌。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当一个个村庄被从地图上抹去，当村庄的记忆被推土机的轰鸣连根拔起，当许多人对那个被世界遗弃的穷山窝子心怀怨愤，那是因为我们离家的距离还不太远、离家的日子还不太久。
13岁被迫离开家乡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在两岸隔绝的近40年里，难以原谅自己离乡时因贪吃石榴误过看母亲最后一眼，从此不吃石榴；在两岸打破坚冰后，把帮助台湾老兵灵魂还乡当作后半生的事业。
&如果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看过头朝祖国方向的金山伯的坟墓，如果听过他们留下的“带我骨殖返乡”的遗愿，如果听过家不能归者的彻夜痛哭和心有不甘，我们会为自己对家乡的轻慢灵魂不安。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在看够了城市浮华和乡村落寞后，不能不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那句经典：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吐温141年前描绘的《镀金时代》。
感谢上帝，因为远离城市、偏居一隅的原故，我的家乡还没有“被上楼”，家乡的田园还郁郁葱葱，家乡的不少房子还保留着原貌，更重要的是，家乡的老人还在以乡音呼唤自己的小名。如果能够留住时光，我希望家乡和家乡人不要再老去。
&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蚊虫叮咬的村屋，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老人身边，听他们讲家乡的如烟往事，听他们回忆儿时的点点滴滴，听他们感叹这个不愁吃穿的时代，听他们唠叨落后村庄的种种不幸。
尽管家乡的孩子相对陌生，尽管家乡的新媳妇相对无言，只要村庄还在，只要村屋废墟犹存，只要家乡老人健康，我就有足够理由一次次回到家乡，因为那里有自己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少，那里有自己一生涂抹不掉的人生底色，那里是自己生命的摇篮、人生的港湾，那里包容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倾听自己一声声沉重的太息，抚慰一个个囊中羞涩的疲惫游子。
若到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那一天，当村庄里那些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已经不再，我们就成了自己家乡的陌生人，那个村庄可能就不再属于自己。
&赶在家乡消失之前回乡，可能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心声。我们听得到游子近乡情怯的怦怦心跳！
当思乡的闸门一夜打开，回忆就像上涨的潮水浸漫开来，一时间连自己都猝不及防。就像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感慨的：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不过，真要记录自己的村庄，心里不免发怵。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村庄中，自己的村庄寂寂无名，既不像丽江古城一样美得令人流连忘返，又不像华西村一样富得金玉满堂，也不像江西南坑村一样寂寞得一人独守。但就是这样一个仅有四五百人口的江汉平原村落，留下了自己几十年完整的乡村记忆，只要闭上眼睛，那些逝去的日子，那些逝去的生命，就会飘荡在自己眼前，为自己讲述村庄的前世今生。
具体到自己村庄的写作，我曾经希望以“中国式迁徙”为主题，以自己的村庄为切入点，剖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人口大迁徙的一个断面，呈现大时代里一个村庄的光荣与梦想。但上年夏天回乡居住的那段时间，两个相距百米的七旬留守老人，刚刚在一周内相继自杀的信息，深深刺痛了我，我从中读出了藏在村庄隐秘深处的寂寞和无奈。一个正在凋敝的村庄，以诀别式迁徙后的内部瓦解，以亲酬定律、乡酬定律下的异地重构，呈现出一个浓缩版乡村命运图，留下一个时代的“中国乡愁”。
这个时代已经习惯了歌颂，但当下村庄里更多呈现的是哀乐，一个个生命在这里与世界作最后的告别。衰草遍地、残垣断壁的家乡，更需要被时代记住的是他们守住的最后炊烟，更需要被社会听到的是他们沉没的声音。乡亲会在镜头前，把你当做拯救命运的救命稻草，把你当做政府派来的使者。可我们只能在来去匆匆间，让他们呼吸外面的空气。
&我想用一本书告诉人们，每个人的村庄都是自己心中的中国，每个人的村庄都值得让世人记住，因为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悲欢离合、恩爱情仇。
若干年后，当人类真如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预言的“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我们能以一个个村庄的记录告诉后人，我们曾经这样与村庄依依惜别！
不少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自己的村庄，那里有不可触碰的隐私，有许多人的童真梦幻，一旦写出来，就泄露了许多难以见人的羞惭，打破了美丽的怀想。
我纠结很久，要不要让自己的村庄像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无声无息地走向消亡？
这是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这里有我们烂泥地里的童年。我们在贫穷与饥寒中长大，留下许多饥饿的记忆，靠着乡邻和亲朋的接济，一起度过最难熬的岁月。
那些声声喊着自己乳名的乡亲，曾在父母辛勤劳作无暇照顾孩子的时候，让我们淘气在他们的视线之内，他们看着我们在草垛间安然睡去，他们不厌其烦地唠叨我们还听不懂的事情，他们以夸张的言词鼓励我们的乖巧聪明。可如今，这些乡亲正在老去，一次不期而至的相见，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告别。许多人不曾留下一张影像，就从这个世界消失，我们和他们只能隔着一堆黄土，再不能见。
长期依附于土地的农人，终究抵不住城市的诱惑，乡亲似滚滚洪流盲动入城，来不及留下一个电话，就从村庄的记忆中消失。上回留下的电话，也被再次的流浪偷走。待他们再回家乡，也许是一个口不能言、身不能行的垂垂老者，可能只是一个叶落归根的苍凉结尾。
站在满眼废墟的寂寞村庄，我们在心里呼唤，乡亲们去了哪里？我们甚至怀疑自己的记忆，他们是否曾经在村庄停留？
当岁月无情老去，我们总想抓住岁月的尾巴，找寻失落的乡村记忆，其实就是找寻自己失落的青春，找寻曾经的岁月温情。
他们都曾经鲜活地存在，在乡村舞台上表演自己的喜怒哀乐，表演自己的成功浮华，纵然已经离开村庄，他们也会在某个恰到好处的时点，回到乡村舞台表演自己的衣锦还乡，这是乡村教给他们的荣辱尊卑。
但乡村舞台下缺少观众，就像沙漠里难寻绿洲。他们在一方寂寞的土地上顾影自怜，世界往往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可他们真切地在这里存在过，就算离开很久，他们的心也总在家乡游弋。
我们从这里走出，曾经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自我激励，在乡村的油灯下，挣扎着鲤鱼跳农门，在城市的大门外，把自己撞得鼻青脸肿。
再回首，家乡却已物是人非。
带一本书还乡，正在成为自己最深的乡愁。我想用心记录村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告慰曾经朝夕与共的乡亲。
我想让村庄让乡亲在笔下、在镜头前鲜活起来。我想让他们笑，让他们哭，让他们放声歌唱，让他们留在历史的幕布上。
【1-1】我曾经背弃村庄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背弃落后的家乡。
20多年前，我还在家乡孝感市教育机关工作，村里偶有乡亲登门拜访，自己觉得算个村庄名人。1992年，镇上征用村里土地兴建三屋泵站，给了村里部分农转非指标，这是那个时代村里人梦寐以求的事，许多年轻人获得了指标，条件相当的大弟弟却被排斥在名单之外。我找村干部理论，想知道指标分配标准，可村干部一句话将我噎了回来：“你们3兄弟已经有2个考学出去了。”我知道这是歪理，我们考学靠的是苦读，何况小弟弟的自费中专花了几千块钱报名费。但那种“爱上哪告告去”的蛮不讲理，让自己明白了，村庄不是说理的地方。
1998年，我离开家乡机关南行已经4年了。6月9日那天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大弟弟因为过去超生的事，被抓到镇里关起来，逼着要交3000块钱罚款，怕他在里面挨打，想我筹点钱回去。他们在电话里最委屈的是，村里同样情况的人没罚，可能看我们家有人在外面，就拿我们开刀。从家人的叙述中，我知道大弟弟第二个孩子是被捉去引产下来的，按说已经落实了计生政策，不用罚款，之前一年却被罚了400元，当时说好以后不再找了，不料这次又找上门来。末了，父母叹息一声:湾子里住不下去了。
那时，年届六旬的父母经人介绍，到我曾工作的孝感市的运管处当起门卫，却一次次被村里追讨提留统筹。
2000年春节前后，我携新婚的妻子回了一趟双方老家，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对方父母，第一目的地湖北，第二目的地才是浙江舟山。
飞机晚上9点左右在武汉天河机场降落，把我们从广东的暖冬投进湖北的严寒，妻子裹上厚厚的羽绒服，将脖颈系上长长的围巾，羽绒帽将头脸蒙住后几乎只剩下一双眼，仍不住地喊冷。我猜想妻子是因为陌生而心生畏惧。
开面的的姐夫早早迎候在机场，我们步出机场，姐夫麻利地把我们的行李装进车厢。我们的车没有奔向老家应城，而是径往父母工作的地方，门卫需要365天值守，春节也要有人留守。
我细细打量起父母的工作生活地。这是一间八九平方米的门房，吃住都在里面，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油烟的味道，墙面和桌子尽管经过精心打扫，但难掩常年煤烟熏染后的灰黑。我有点难过，离开家乡6年了，没能给父母安置一个窝，还要让他们在城市里起早贪黑，给家庭分忧。
夜已经深了，我和妻子住到了当地的孝感宾馆，那是我当年在机关办公室工作时，经常安排会务、接待客人的地方，距我当年的工作单位和宿舍只有两三百米距离。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在自己工作5年多的城市，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单位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小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姐夫开车，一家人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村庄，那里住着大弟弟一家四口。村庄以带点惊喜的热情迎接我们，隔壁邻居、伯父伯母、叔叔婶娘，还有探头探脑的孩子，一拨拨地涌进房间，为的是看一眼初次登门的新媳妇，吃一口迟到的喜糖。不断有人过来邀我们去家里做客，实在吃不下了，乡邻就送来不少土鸡蛋，算是对没有招待的弥补。
妻子很快感觉了对村庄的不适应。先是穿着皮鞋的我们，在霜冻后泥泞的村庄里，走几步就步履沉重，因为鞋底拖着沉甸甸的泥，甩也甩不掉。更让妻子不适应的是，家里没有厕所，只有茅坑，妻子也许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茅坑，心有余悸地说：“这厕所太可怕了，居然是两片木板搭在茅坑上，踩上去颤悠悠的，如果这木板条子断了，人就掉粪坑里去了。”
看得出妻子的眉头越来越紧锁，但一直在努力克制着。送客的间隙，我提出到田间地头走走。
在没有村人出没的田头，妻子终于情绪失控，一个电话打给已回舟山的小姨，带着哭腔哀求：“你一定不要跟我老公的弟弟谈恋爱，一定不要嫁到这个村子来，这个地方没办法住。”
到这时，我才确知，弟弟跟小姨恋爱了。几个月前，我们结婚后，把多出来的两个房间让给了他们，没想到成就了一段地下恋情。
我在曾经工作的孝感没了小房间，如今连乡下的大房子也惹人生厌，而白发苍苍的父母还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一股内疚感油然而生，我想让亲人离开村庄。
当晚，一个没有预兆的家庭会议召开了，话题由我挑起，没有跟妻子商量，似乎就做了决定：在孝感买套房子，旧房子也行。我依据当年在孝感和应城得到的二手房信息，预计的价格是6万元，由我出大头，约4万元，大弟弟筹2万元。谢天谢地，妻子没有对我的慷慨提出异议。
当年4月，家人以超出预算的价格，分期付款在孝感买了一套三居室，简单装修后，全家移居孝感，从此告别村庄。侄子从村小转学到孝感，侄女后来到城里上了小学；大弟弟考取驾照后，经姐夫介绍做了面的司机。
又是一年过后，我和弟弟的孩子相继降生，父母来到我们工作的城市带孙辈，自此与家乡告别。
原以为，我们再也不用回到那个村庄。
然而，2002年，时年64岁的母亲不期而至的第一次中风，及其后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她每到春节就想起家乡。2005年春节，母亲在村庄提前两年举办70岁寿典。按照家乡逢九做寿的传统，1938年出生的母亲应该在2007年做寿，但家里人迷信提前做寿可以帮助自己挺过古稀大坎。
那一年的寿典充满喜庆，族亲帮忙请来厨师，还请来戴河乐队，在老屋门口搭起戏台，唱起母亲喜欢的楚剧、湖北大鼓。简陋的戏台，其实就是在门口的泥地上，离地三四十公分搭起木板平台，四角以金属杆支撑，三面以红、蓝、白三色油布合围，顶部以外力牵引形成尖顶。有些夸张的是，乐队将大书自己名称，并附上联系电话和联系人的横幅当作背景，置于戏台正中央，把戏台变成了广告台。
当晚，在自家门前，冲天的烟花将村庄的夜空点亮，泥泞的禾场上，村里的孩子和亲戚家的孩子汇聚过来，顽皮一点的孩子找来搪瓷脸盆，覆盖在爆发力不小的鞭炮上，点燃鞭炮后，炸开的鞭炮将脸盆炸向天空，一会之后，哐当一声落到地面，引来孩子阵阵欢呼，更引来大人严词呵斥，担心盆子砸中人头或砸中屋顶。
4岁多的儿子混在农村孩子中间，玩得不亦乐乎，身上、脸上糊满泥浆，活脱脱一个乡下孩子。玩累了，孩子该洗洗睡了，却怎么也不肯走进一片漆黑的茅坑，吵着一定要到城里去住。
于是，一家人连夜开车进城，到宾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去商场买了雨鞋，全副武装回到村里宴客。
多少有些失落的是，这次的村庄行，没有培养起孩子对村庄的感情，反倒让孩子对村庄产生抗拒。后来，只要跟孩子说起回村，孩子就拒绝同行。
2011年，年已73岁的老母亲第三次中风。这次中风，老母亲口不能食、嘴不能言，呼吸不畅，大小便近乎失禁，但头脑清醒。第一天入院，照过脑部CT后，就办理了住院手续，插上了胃管，靠流质食物和吊针维持。随后的几天，担心自己熬不过去的老母亲，坚决拒绝没完没了的检查治疗，不断伸手去拔针头，拔胃管，要求我们送她回老家，老母亲唯恐自己病死在异地他乡。
在送不送老母亲回家的议题上，家人总下不了决心。几天的煎熬过后，医生给不出治疗的答案，对老母亲能否恢复吞咽、语言功能，能不能治愈，只有模棱两可的答复。家人几番商议后，一个艰难的决定作出了：送老母亲回家医治，让母亲活着回家，满足老母亲最大的心愿。
幸运的是，老母亲经过孝感市中心医院20多天治疗，终于恢复吞咽功能，只是语言功能没法恢复，只能发出短促的话音，家人需借助简单的声音和口型猜测老母亲的想法。在医生建议下，老母亲出院了。
半康复状态的老母亲希望回到村庄居住，但10多年不曾住人的老宅，早就千疮百孔。这样的房子要再住人，首先要对屋面进行整修，换掉腐烂的椽子，加盖新瓦，防止屋面坍塌和雨水內灌。大弟弟带人开始了屋面修复。然而，第二天，危险就发生了，弟弟坐在左厢房一根檩子上捡瓦时，檩子突然断裂，左厢房屋顶大部分随之坍塌，弟弟跌落地下，半天起不来，跌落的椽子和瓦片将弟弟额头砸破，鲜血直流。后来从邻居的叙述中，才知道弟弟跌落地下的细节，据说疼痛难忍的弟弟坐在地下哭了，邻居帮忙处理伤口后，弟弟还想继续捡瓦，被极力劝阻。
得到弟弟遇险的消息后，全家人一致决定，不再进行屋面整修，母亲也放弃了回村居住的想法。
一个多月后，我再次回乡，将半康复的母亲接回工作地。这一次，遵从母亲的愿望，大弟弟一家4口随我们迁居广东，一家人实现了异地他乡的大团圆，从此一家人告别家乡，留给家乡一个远去的背影。
【2-4】我们的校园被时代淹没了
&在意大利首都，人们可以置身于2000多年前的罗马角斗场残垣断壁，聆听2000年的历史回响；在云南丽江古城，人们可以瞥见中国千年村庄建筑之风；在人迹罕至的重庆江津深山老林，人们发现了见证60年爱情的6000多级“爱情天梯”。但推土机的轰鸣，在短短30年时间里，淹没了许多人的记忆。
&熊培云在著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借用瑞士著名绘本画家约克·米勒的《变动中的乡村》的中文版书名《推土机年年作响，乡村变了》，以《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为题作为结语，给毁灭性的建设大跃进敲响了警钟。
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存在、2001年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令全国农村小学撤减过半。冷冰冰的数据，具体到每个学子的情感世界，可能就是昔日校园的物化记忆被抹掉了。
旧的村小学位于行政村的正中央，是两排平房，从家里到学校只有约200米距离，学校没有围墙，与当年的大队为伍，大队办公室、大米加工场、理发店都在这里，是村庄生活的中心。操场上曾迎来吴桥杂技班子，最记得杂技演员高空表演结束，突然顺着斜拉的绳索“跌落”下来，观众一阵惊叫，却见演员在落地前一刻抓紧绳索，一个空翻后稳稳落地，观众顿时爆发出叫好声。学生时代的露天电影多，都在学校操场上演，我们曾走向银幕背后倒着看，好奇放映机明明在前面，电影怎么放到了背后。
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小学阶段，在这里拍下人生第一张照片，那是小学毕业照，后来却不懂珍惜丢失了。
上年夏天回村，突然发现旧小学的一间教室倒塌了，从屋墙的印迹看，应该垮塌不久，一面完整的教室后墙上，白底红字的励志标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学习”
隐约可辨，从标语里“勤”字被废弃的简化字看，应该是我们在校期间的杰作，如今就暴露着任日晒雨淋。
旧小学一排教室已经被拆除，改建成一栋民宅，留存的一排教室曾租给村里人做住房，门口对联的残迹还在，教室的格局没有变化，黑板上留有白色的字迹，教室门前被住户开辟成菜园。
幼儿园接送孩子的车，每个上学日准时开到这里接送孩子，但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已经对旧小学熟视无睹。
旧小学1994年起就荒弃了，新小学建在村外靠近镇上的公路边，侄子曾在这所小学就读。
但新小学校舍存在了10年，就在撤点并校中，被并到镇中心小学。废弃的校园内散乱堆放着建筑废料，散落着一些宽幅布条，看得出长期无人打理。
担任村小学校长15年、见证了村小学两度被废弃的和叔，谈起村小学的两度废弃，多少有些感伤：“家里看不到多少孩子了。”
初中在两三公里外的袁集管理区，当年镇上每个管理区有一所初中。我上初中时，镇里还有一所高中，初中班还没有办起来，后来变成镇初中。
中学的第一节课是在学校旁边的农户家上的，就在民房的堂屋里，密密麻麻挤着自带的桌椅，高低错落，大小不一。直到学校修葺完成，才将各自的桌椅搬进教室。在这里，每天自带大米咸菜，借着食堂的蒸笼烹制出香喷喷的午饭，倚着墙就着咸菜吃下。在这里，我获得了“县三好学生”的荣誉，印有“县三好学生”字样的奖品书包，在高中阶段连同整包刚洗好的衣服被盗，一个好学生的物证就此被偷走。
离开初中30年后再回母校，昔日办公室和教室早已变卖给附近农人做居所，买下教室的住户留下了门口的黑板。如今这里被远走的多数住户二度废弃，留下空空的门洞，办公室的房顶已经局部坍塌。操场中央拉绳晾晒的衣服，还有门口鲜红的对联，提醒人们这里还有人居住。中间的操场长出了大树和野草，成群的鸡在荒草遍地的校园内觅食，我的教室被拆建成猪圈，如今空荡荡的猪舍里，废弃的猪圈肥没人清理，发出阵阵恶臭，令人作呕。一位佝偻的老太太走过来，探头张望着镜头，似乎要从中看出新奇。向路过的旁边村子的人打听，都说不清楚学校哪一年被变卖。
高中转过学，留下不同的记忆，位于镇区的高中都撤并了，如今全市高中都集中到城区，但仅存的高中母校一中，也在拆旧建新中，将母校变成了别人的学校。新修的一中气派得令旧校羞愧，但我只在大门外稍作停留，就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学校，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唤醒自己的记忆。我的老师都退休了，也不住在新校。倒是旧校区老师宿舍还在，有的老师还在这里迎接一批批来而又去的探访学生，我宁愿在这里寻找幸存的一砖一瓦。
一座座母校校舍呈现的衰败触目惊心，令人痛彻心扉。倒塌的废墟、荒弃的杂乱，加上疯长的野草、雨后的泥泞，合成岁月的沧桑，发出浮华背后的一声叹息。一代代学子梦中的校园，就这样淹没在岁月的风尘里！
沦陷的校园不能给自己情感慰藉，我试着穿过岁月寻找当年温暖的青涩记忆。
高中第一天，江汉平原的天气已经寒凉，我们已经盖上棉被，我和同学黎闰田被安排共挤一床，至今难忘他一脸天真的笑。同班同学艾双林，在一次体育课上，被班长无厘头倒推过来的铅球砸中后脑，昏倒在地，立即送往旁边医院。后来每次见面，我都问他的后脑还疼不疼。
在高中，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一批才华横溢偏时运不济的好老师。
高中地理老师张火清，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据说当年李四光到武汉一大学执教，有一年招了3名学生，张火清是其中之一，但没待他们毕业，李四光就离开了武汉。张火情老师关于改造沙漠、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沙漠之类的地理狂想，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思考的天空，那是教材不曾告诉我们的奇思妙想。就是这样一位胸怀世界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扛起枪走上了朝鲜战场，留下战争创伤九死一生后回到祖国，却在驻防东北期间因言获罪，被贬回家乡劳动，多次运动中被批斗。直到粉粹四人帮后，才被地方中学发现并启用。
名如其人的孙天乐老师，那次分享我的作文，差点为我带来大祸。那是一篇写实的作文，完整且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一位同学在宿舍说大话的全过程。孙老师的作文朗读还没有结束，同学中便开始窃窃私语，目光齐齐朝向张教新同学。自知被同学作文“揭短”的张教新，当天下课后回到宿舍，气急败坏地责问“谁写的”，摆出一副不抓到坏人不罢休的姿态。我知道大事不好，偷偷拿了作文本到僻静处，将这篇作文撕下粉碎，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
高大干瘦的历史老师罗炎洲，瘦削的面庞上颧骨突出，双眼深陷。少有笑容的他温和慈祥，印象中没有对学生发火的记忆。他施与学生的是父爱。在比我们高几届的校友中，曾有一位万姓同学一年内父母双亡沦为孤儿，罗炎洲老师担负起这位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一负担就是几年，俨然一对父子。
6月2日那天重返高中母校看到，校门口挂上了“群众运动中心”的牌子，大门左侧挂着“校友联络处”的牌子，校内操场上的运动器材还在。在门口一眼认出在校时的后勤人员龚坤祥，他买下了当年的门房，“校友联络处”的牌子就是他挂上去的。见了我，他送一部自编的《长江高中五十年》，告诉我，自己是1956年首届学生，学校2007年关闭，他每天守在门口，就是怕校友回来找不到人。他说，准备办一个长江高中陈列室。
走出门房，迎面碰到当年一位邻班老师，正是罗炎洲老师对门邻居，问起老师近况，被告知罗炎洲、张火清、孙天乐和当年的英语老师都已去世多年。追问老师孩子的下落，知道罗炎洲老师的儿子罗文带着母亲在安徽芜湖工作，不久前因食道癌开了刀。我立即打通罗文电话，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师母跟他一前一后走在路上，但回忆起来已经添了陌生。
离开老家南下广东后，偶尔回乡总是来去匆匆，往往部分熟悉的同学相聚小酌后就各奔东西，与家乡老师鲜有联系，不少老师从毕业之日起就没有音讯。
如今，当许多老师已经不在的信息传来，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惊觉自己欠了老师一声问候，那是一种没法当面言说的歉疚，一种深埋于心却疏于表达的自责。
在同学整理的同班同学通讯录上，有的老师名字上加上了黑框，个别同学也随他们而去。我知道，尽管我们依旧年轻，但岁月已老，老得昔日师生开始生离死别。
春节回母校一中看望老师，谈起2012年8月15日因病早逝的同班同学吴泽宏，李坚老师深情地说起吴泽宏学生时代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有一本厚达一公分的日记本，我却意外地得知李坚老师至今珍藏着我们的作文，他保存了1980年以来的学生优秀作文，每届学生优秀作文装成一袋，分类装订保存，多数编好目录。
一种重读中学时代同学作文的热望，支配我当晚迫不及待地走进老师位于母校的家。房子还是那个房子，陈旧得透着寒酸，洗手间的门已被岁月腐蚀，没有上锁，也没有插销。老师卧房里最抢眼的是两个书柜，阳台被隔断成封闭式空间，贴墙立着一个大书柜，客房的顶部壁柜里装着几个大纸箱，装的正是学生作文。找来大小两张凳子过来叠起来，登到高处，将最上面的纸箱搬下来，打开，正是1980年代的学生作文，1986届作文迅速被翻找出来。于是，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着岁月的回想扑面而来。
老师仍旧用右手蘸着唾沫，一篇篇地翻看着学生作文，介绍着每篇命题作文的用意，指着作文纸背后贴墙后留下的石灰印告诉我，这些作文曾在班级张贴，还曾在后来的班级里张贴，部分作文被油印后发给学生人手一份。
我能感受到老师对学生作文的偏爱，那是一种刻在记忆深处的荣耀。但我难以想象，在拥挤的居室里，老师如何让两个儿子被学生作文和考卷挤迫着不发怨言，如何让目不识丁的师母把这些陈年旧纸当作宝贝。我想起目不识丁的朱安在鲁迅去世后穷困潦倒时，曾动了卖书谋生的念头。担心有朝一日，我们的作文被当作废纸处理掉，那是我们青春的物证，被老师悉心保存了30年！
&&&&走出老师家，心里有万分不舍，最不舍的是我们作文里的青葱岁月。
&&&&我们还在老师心中，还在老师偶尔翻开的学生作文里，而我们还满面灰尘追逐在成功之路上。
&【3-1】空巢家庭：相距百米两位老人接连自杀
&&上年五六月间，正是江汉平原农村糯稻产区插秧的时节，我回到村庄，村邻议论的热点不只是上涨的化肥农药价格和人工费，还有对两位老人“安乐死”的沉重叹息。
就在我回村的当月，一周之内，相距百米左右的两户人家，两位七旬老人相继自杀身亡。
香婆的家在旧小学旁，是拆了原来的队屋建起来的两层小楼。老伴去世后，香婆空巢独居在家多年，儿孙常年在贵州经营煤气生意，还开起了自己的煤气站，生意越做越大，无暇顾及香婆。
香婆早年患上青光眼，2012年到医院做了手术，但依然视物模糊。不料祸不单行，香婆当年中风后半身不遂，大多数时候卧病在床，饮食起居需要邻里照看。
见到村支书涛涛，谈起老人的自杀，他清楚地记得，2012年夏天，香婆在邻居家闲聊时突然倒地，涛涛刚好开车路过，与村邻一起将香婆送回家，安放在竹床上休息一阵才清醒过来。香婆的儿子得到消息，火急火燎从贵州赶回，将老人送院治疗。
春节期间，香婆刚刚享受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孙子的婚礼大年初八举行，婚礼隆重而热烈，村邻对香婆孙子婚礼的描述透着羡慕，婚礼期间请来乡村乐队热闹了几天，光烟花就放了1万多块钱。
村里人对香婆自杀原因比较一致的描述是，香婆中风后，儿子委托村里另一位老太照顾老人起居，但另一位老太的儿子不同意年约七旬的老人照顾香婆。香婆听到消息后一时想不开，喝农药自杀。
也许是孙子婚礼期间的热闹，让香婆在随后的3个月里更感冷清，选择了自我解脱。
村邻对香婆自杀的具体日期记忆模糊，只记得与几天后自杀的七旬木叔相差几天。木叔的儿子准确地记得父亲的忌日是旧历四月十三，即5月22日。
木叔育有2个儿子，儿孙常年在外打工，19岁的小孙子在武汉做厨师已有3年时间。前些年，大儿子到邻镇东马坊建了房，搬离了村庄，木叔就留在村里，住在小儿子家里。几年前，木叔的老伴上吊自杀，给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大多数时候，木叔一个人在家。
木叔的小儿子这些年一直在东北哈尔滨做泥工，每天能有约300元收入。当年春节后，木叔的小儿子急着与同伴外出，并买好车票，但在这节骨眼上，木叔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送到市人民医院检查，医生告知老人有心脏病和肺病，各种器官都有老龄化衰退症状，这样的病不好治。
随后的日子成为两代人的枯守，老人病病歪歪地或躺或卧，小儿子心急如焚地回应着远在哈尔滨工地的同伴召唤。最终，老人的焦虑决定了事情的走向，老人上吊自杀，步了老伴后尘。
木叔的族人对老人的选择充满感伤，称老人担心拖累儿孙，又忍受不了病痛折磨，所以开了“快车”。
据公开报道，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农村。
香婆和木叔一周内相继自杀，前两年一个老太太患上癌症，受不了病痛，也上吊自杀。接连发生的老人自杀事件，牵出村庄空巢家庭的养老困境。程湾现有40多个留守家庭，绝大多数是空巢家庭，21个家庭只有老人留守，更有5个家庭只有1个老人枯守，沦为独居老人。对于独居老人而言，白天还可以找人闲聊化解寂寞，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却是一场炼狱，孤独、寂寞、无助、焦虑之下，如果再遭遇病痛的折磨，老人就容易走上极端自我了断，留给家人一个无法释怀的愧疚。
与村中留守老人闲聊，他们大多故土难离，不愿意到儿女谋生地增加负担，也不习惯异地他乡语言不通的隔膜。但缺少了年轻人的村庄，老人成为容易受伤的群体。
去舅家探望，一个表姐不在家，向邻居七旬老太打听，老太以前见过，但那天显然没有认出我，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我，没有作声。我讨个没趣，转身走开，恰表姐闻讯走来，热情招呼我。邻居老太见了，面露喜色，立即报出了我母亲的名字，不好意思地向我表示歉意：“怕遇到骗子，以前就有人来骗钱。”
与村主任毛毛说起老人，他说起2012年的一场骗局。从邻县云梦过来一伙人，共有5个人，开着一辆面包车，一路骗过来。到了村里首先找干部，他们记录有村干部的电话，还出示工商营业执照，然后挨家挨户分发一张商业联盟卡，每家收30块钱，说是在全国各地都能用，在镇上商行买东西也能便宜，4块钱的东西凭卡只要2块钱。村干部感觉不对劲，向警方报了案，但村里已有6家被骗。后来，这伙人在邻村行骗时被抓，发现已经骗了3天，受骗者达到200多人。以前，程湾还有一位老人被骗走400块钱，骗子是在村里做工的人，称要换零钱给亲戚家送礼，用20元假钞换走真钞。
那天在邻居香伯母家闲聊，她的五个儿子都在外做小生意，她和老伴留守。说起村里的事，她说，年年冬月都有好吃懒做的人偷鸡，贼人有时撬开门进来、有时揭了瓦翻进来，有时打个墙洞进来，有时将门上锁链剪断。晚上进了屋，用袋子封住鸡笼口，用手电对着鸡只照，鸡就又不动又不叫了，再把鸡赶进袋子里偷走。这些人平时不偷，专拣冬月间偷，因为平时偷了卖不出去，还要喂食。
村庄里，不少家庭有条件带老人一起生活，但一些老人自己选择留守。留心观察，这些老人选择留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保持的很多生活习惯与孩子南辕北辙。
程湾与中心集镇只有1公里多路程，村口建有全镇唯一的液化气站，在燃气灶具早已普及的当下，想象中村庄炊烟缭绕的景象已经不再。
意想不到的是，行走在村庄内，许多家庭前场后院堆满麦草和油菜秸秆，有的家庭门口廊檐堆满柴禾。
走到邻居大婶家开阔的场院前，大婶正戴着草帽在太阳下扎把子（将柴草和秸秆簇成圆柱形，以便摆放和送进灶膛烧火），见到我将镜头瞄准她，忙摘掉草帽，站起来用五指梳整理头发，脸上露出燥热后的满面红光。
走进村邻家中厨房，惊讶地发现，多数老人在使用一种三角架支撑的钢灶，以木材为燃料，炒菜做饭时，炊烟和油烟混杂着弥漫在厨房内，向窗口和门口方向飘散。留心观察，钢灶下积了厚厚一层灰末，钢灶上方墙面被熏得油黑发光。传统土灶也没闲着，这种土灶有烟囱直排屋外，千百年来制造着炊烟缭绕的乡村景观。如今，村庄里留守人口太少，老人做饭往往因陋就简，主要采用钢灶。城市家庭必备的燃气灶，在许多家庭也有配备，但往往被老人闲置。有的老人直言相告：“不会使用煤气灶。”
年迈的老人说起钢灶和土灶，往往不忘感叹一句“烧出的饭真香”！他们埋在心里的另一句话是“柴草不用钱”！
村庄炊烟缭绕背后，是杂草树木的野蛮生长。过去，村庄里通往中心集镇方向有多个出入口，村邻每天通过村间小道赶集。如今，通往集镇的几个通道被杂草树木封得严严实实，村邻只得绕道通过沥青铺就的村道赶集。但疯长的杂草树木，给村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燃料，年迈的村邻足不出村，就可以就近砍伐疯长的道旁树木杂草，顺便疏通村庄通道，一举两得。村邻收割稻谷留下的部分稻草，收割小麦留下的部分麦草，收割菜籽和棉花留下的部分秸秆，也被保存下来，不再在田间地头付之一炬白白浪费。
&&&&当许多人为昔日炊烟缭绕的乡村生活不再而惋惜时，程湾留守老人以最后的炊烟，留住了久远的乡村记忆，也留给我们一段文明的感伤。
留守老人极度节俭的生活方式，令人心生敬意。多数家庭仍旧使用茅坑，茅坑与房子分立，并相隔一段距离，不管是盛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村邻都得走出屋门，深入盛满屎尿的茅坑，在苍蝇横飞、蛆虫蠕动中，忍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如厕。有洗手间的家庭，往往在洗手间有序摆放大盆小盆和水桶，洗过脸的水再用来洗泥鞋等，最后用来冲厕。
走在村庄里，一个个曾经身强体壮者老态尽显，往往表现得动作迟缓，有的老人干脆卧病在床。当这些曾经熟悉的长者，仅仅几年时间之后，就以颤巍巍的姿态出现在面前，往往让人不忍相信。
村庄里有些60岁上下的老人抱怨身体不好，带不了孙辈。几位老人患上支气管炎，有人拖成了哮喘，不仅不能下地干农活，看护孙辈也力不从心。秀婶长年的支气管炎只能靠打针控制，一个儿子在广州工作，孙女出生不久，秀婶曾将孙女带在身边，聪明伶俐的孙女长相甜美，爱说爱笑，给老两口带来不少快乐，也成为邻里的开心果。但一次孙女发烧，发现后紧急送院，后转往市人民医院，住院一周才康复出院。孙女刚出院，秀婶也累倒了。自此，秀婶深感责任重大，自己身体不济，让老公将孙女送到了儿子媳妇工作的广州。
春节回家见到村里的留守老人，大多等来了儿孙短暂欢聚，但拜年高峰一过，老人就恢复了形单影只。
&【4-5】夏平：农家小屋的职业期货投资者
夏平是村里有代表性的读书人，20多年前，夏平成了村庄第一个考进地区重点高中孝感高中的幸运儿，当年，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考上孝感高中意味着基本迈进了大学的门槛。1993年，夏平不出所料考上了大学，是5年制的同济大学分校湖北郧阳医学院，他对这一结果不太满意。
令村里人意外的是，夏平没有读完大学，上了2年半学就弃学南下进了工厂，把到手的金饭碗自己砸碎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夏平所在工厂与我工作的中山近在咫尺，就在我工作过的东莞，但因为没有电话号码，到广东后一直没有见面。
去年回乡小住，我打定主意要向他们家打听他的情况，解开他1996年放弃大学学业之谜。六一前夕，我从寄居的镇上走小路回村，这是我小时候经常走的路，我家菜园就在这条路上。见到夏平家坟地边有乡亲在锄地，我拐道过去。
坟地旁的水田边，有一个黑瘦的老人，戴一顶草帽，肩上扛着一把铁锹，明显是在田头管水的。黑瘦的脸庞，有些沉郁，目光定定地看着我，将铁锹放下来，想招呼，但没有出声。我一眼没有认出来，礼貌地问候一声：“您好！”他迎过来，扬起脸，这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他是夏平他爸，只是比以前瘦了许多，黑得轮廓不太分明。向他打听夏平近况，他的回答让我半天怔在那，不知该怎么安慰他。
夏平就在家里，已经一年多了，上一年春节一家三口回乡过年，夏平妻子突然发病，诊断为脑瘤，治疗大半年，前后花了70万元，还是没有救过来。妻子去世前，夏平就把上小学的孩子转回到家乡，再没有出去。
夏平妻子的坟就在旁边，我静静地走过去。坟前立了一块墓碑，墓碑前修了一块长方形水泥地，坟前看不到常见的杂草，坟前空旷地撒上了沙子，防止杂草生长。墓碑两旁斜插着两枝红白绿相间的塑料花，明显被精心打理过。
碑上记载，夏平妻子生于一九七七年，卒于二○一二年八月廿二，按照家乡习惯，墓碑上记载的是旧历日期，也就是说，她在35岁的青春年华离世。墓碑立于一个多月前的清明节。
匆忙告别夏平爸，赶到夏平家。他正在陪着客人，是他在东莞的3个同事，都回了老家工作，其中一个是回到陕西2年多的前保安队长，另外2个是回到应城工作的技术工，他们得知夏平妻子去世的消息后，相约来到夏平家里，前一天去上过坟。
夏平说起妻子的病逝，声音里带着疲惫和无奈。他和妻子是位于东莞长安镇的港资冠宏电子厂同事，1998年前在工厂恋爱结婚，孩子已11岁。妻子是贵州人，妻子的哥哥、弟弟都曾在那家厂工作，
上一年春节回乡过年，夏平妻子突感头痛，以为是感冒，年二十九除夕日，送到市人民医院做CT检查，诊断为恶性脑瘤。夏平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当即拨打在武汉同济医院的同学电话，那是他大学的同宿舍同学，但联系不上，他留了言，请同学回话。幸运的是，同学的电话不久就回过来，让他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去找他，安排住进医院。正月初一，他带着妻子直奔同济，当时正是春节假期，如果不是同学，就要等到初四住院。院方会诊后决定，年初八第一台手术为夏平妻子做，切除组织培养。一周后结果出来，夏平妻子患的是最高级别的胶质母细胞瘤4级。学医的夏平知道，这种病治不好，医生预计的生存期是8个月，术后好的话还能活两三年，这个预计后来不幸而言中。
妻子手术后开始放疗化疗，在东莞长安二小4年级上学的孩子该开学了，夏平想把孩子转回家乡小学，但上了几天后，孩子不愿意留在乡下，哭着要回东莞。病床上的妻子不愿意委屈孩子，执意要夏平带着孩子回东莞，要他照顾好孩子。夏平含着泪答应了，将妻子托付给在武汉打工的姐照顾，带着孩子回到东莞上学。
治疗期间，夏平多次坐高铁赶回武汉看望妻子，在妻子和孩子之间奔来忙去。但化疗最后一个疗程还没做，夏平妻子的病就复发了，尽管医生还没说，但学临床医疗的他心里知道复发了，他找到同济医院上一届神经外科的同学，同学看了结果后说复发了。他又跑到省人民医院，换一个医院看，被告知早就复发了，如果要治疗的话要再次手术，但不能保证效果，可能伤口未愈合就又开始了。
征询医生意见后，夏平将妻子转到应城市人民医院，住到同学的科室里。7月份孩子放假后，夏平将孩子转回老家，自此离开东莞。夏平每天陪护在妻子身边，直到妻子去世。夏平清楚地记得，妻子去世的日期是10月7日，也就是墓碑上注明的旧历八月廿二。
妻子去世后，夏平没有再出去工作，我以为他还沉浸在丧妻的痛苦中，担心他的生计。不料，夏平告诉我，他早在2009年就不上班了，专职投资期货至今，自从转回老家后，期货操作改到了家里。
夏平的期货操作间就在自己的卧房里，床头靠窗位置摆着一张深色大办公台，桌面放着一个大大的显示屏，旁边还摆着一台手提电脑，2台电脑都开着，点击鼠标，屏幕上的多彩K线图顿时亮了，夏平手写的4张白色便签贴在屏幕左下角，就这样，夏平在他的乡间卧室里，每天通过电脑盯着期货内盘行情。
夏平说，自己只做内盘期货，只做自己熟悉的股指、橡胶、PTA三个品种，熟悉这几个品种的走势和特性，做超短线。以前容易动手，后来吸取教训，多看少动，等熟悉的形态出现，一定要有把握才下单，一天抓住一个盈利机会，盈利目标达到就罢手，最多一天做3-4单，有时一天一单都不做。他告知，开始时赔过一些，现在每个月有盈利。
今年春节回家回到夏平，谈起期货投资，他说又将投资缩减到橡胶和股指期货2个品种。2月7日开市第一天，夏平因前一天晚上熬夜休息不好，当天没有下单；2月10日一天又没有下单。
夏平说就怕停电，所幸还未碰到。他用的软件是最好的“快期”，是最正规交易平台，有交易止盈止损功能，他说一般不会亏2%，万一碰上停电也可以打电话让经纪公司平仓。
我很好奇，学医的夏平，没有做医生，放弃学业进了工厂，走上管理层，怎么又转型做了职业期货投资者。
夏平告诉我，2005年开始投资股票，赶上一大波行情。2008年后股市不行了，要等来一波行情不容易，要靠天吃饭。但接触期货后发现跟股市不同，涨跌都可以操作，他说喜欢做自己能控制的事。
2009年，夏平不再做股票，当年3月辞职，没有再工作，而是专职做期货投资。因为做股票有点底子，辞职前公司不景气，没前途。他说，做股票后对期货产生兴趣，因为感觉中国股市不成熟，盈利机会越来越少，想做期货业。他买来很多金融期货方面的书，恶补相关知识，精力不亚于上大学，终有所悟。夏平坦言，期货投资这个职业会一直做下去。
夏平说他一直对经济感兴趣，受白手起家故事影响，高考时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南财大，想做企业家。
从夏平期货操作中的超凡冷静看，他是一个自制力超强的人，但他当年却以放弃已经2年半的大学学业的代价，南下打工，表现了一个乡村走出来的青年少有的冲动。我终于向他抛出了积蓄已久的问题，这样的性格转变因何而起？当年为何义无反顾离校出走？
夏平以平静的语气，叙述了他在工厂的13年岁月。
1993年入学的夏平，本该1998年毕业，但1996年4月，夏平离校出走了。离校出走半年后，他同宿舍的另一个洪姓同学也到了同一家工厂，做了几年仓管员。
夏平走的时候很冲动，没跟家里商量，几个月都没联系，只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家里条件所限，自己兴趣不在医学，出走不是为了享受，只是为家里考虑，想出去早点挣钱帮补家里，担心读书出来没有大的发展空间。
当年，家里为了给夏平借学费，向人借了钱，甚至借了加息钱。夏平说，回家往往碰到要账的，过年更不用说，哪有心思上学！
说起兄长姐妹，夏平眼角有眼泪溢出。他说，当年为我上大学，妹妹初中没有毕业就去武汉打工，后来因为姨妈在新疆建设兵团，妹妹投奔姨妈到了新疆喀什；姐姐也去了武汉打工，一直留在那里；哥哥因为超生，家里房子被砸，一家人全去了新疆，送煤气等，什么生意都做过。后来哥哥和妹妹家户口都迁到新疆，妹妹在那里找了男朋友结婚，现在哥哥开鞋店，孩子或开鞋店，或读大学。哥哥和妹妹多年难得回家团聚一次，一则因为路途遥远，二则因为生意太忙走不开。
夏平反复强调，当年离校出走不是随便决定，但的确没有目标，就是想到广东去。他在地图上找到长安镇，看到这是全国百强镇，去了以后没有跟任何人联系。
他进的第一家厂是台资勇荣鞋厂，但上了一个夜班就出来了。他经过面试，进入车间做大底，当晚上夜班，次日早上下班时班长要他搞卫生，机器下面有很多油，要他拿着抹布钻到机器底下抹。他感觉很苛刻，不干了。在厂里住了两三天，他不敢出去，因为出去就不能再进去，出去就只能住旅店，但他手头没多少钱。
他拿着高中毕业证和英语四级证，找了5天，但很难找到工作。5月份的广东天气很热，手头又没钱了，吃饭成了问题，没钱住旅店。好在有一天遇到一个老乡，是住店时认识的，曾借给对方100元。他找到这位老乡求助，老乡的堂哥在伟球厂，帮忙找了个朋友住了一晚上，15块钱一晚上那种，但从表情上看得出别人不高兴。老乡堂哥的姨妹所在港资冠宏电子厂当时正招保安，要退伍军人，没有退伍军人身份的夏平硬着头皮去应聘，身高一关没问题。轮到军体素质环节，夏平告知在大学军训过，招聘人员让他走队列。就这样，夏平进厂做了保安。
该厂保安施行两班倒，每月工资480元，包吃住。夏平觉得保安跟自己的理想有很大差距，想边做边换工作，但保安工作时间太长，没有休息日，又有夜班，没有时间出去找工作。做了一年多，碰到管行政的经理对他很赏识，升任保安班长，工资一下子涨到近1000元。2000年又升任保安主管，达到4级，待遇较好。
做保安主管前有段插曲，原来的保安主管主政期间，办公室被撬，财务部保险柜被盗，那是2000年的事，工厂搬迁到新厂，装有报警器。作为保安班长的夏平有一天值夜班，巡逻时刚好抓住一个贼，是工厂刚刚劝退的木工，当时，夏平还不知道这个木工已被劝退，但看到木工晚上从办公楼下来，手里拿着工具，袋里装着东西，夏平刚好巡逻到，感觉不妙，想先缠住他，他知道，这个木工前几天去过财务部2次，翦断线路，引发报警，厂里对该木工有所怀疑。
夏平推着单车搭着木工肩膀往外走。到了开阔地，木工丢掉工具撒腿就跑，夏平丢掉单车追上去，抓住木工，木工抱着树不肯就范。夏平当天对讲机有问题，无法呼唤同伴，双方相持很久，最终木工被制服。事后，保安主管被辞退，抓贼有功的夏平取而代之。
2002年，夏平升任总务主管，管饭堂、宿舍、保安。
2005年，夏平升任行政副经理，行政上的事情，除了人力资源部外，包括车队，都是他管，月薪达到1万元，还有年终奖。
在村庄，夏平带人进厂的事曾经引起轰动，许多年轻人就是通过他南下广东，成为村庄早期的外出打工者。夏平所在工厂1995年开分厂，规模扩大，不断招人，招工已经不容易，鼓励职员带人过去。到厂不久的夏平把消息告诉家人，让转告乡里，1997年回来带过去一批10多人，后来有些亲戚和乡邻自己过去。许多人去广东后先找到夏平，进这个厂，然后换工作。最集中时，他们厂里大约有他介绍的20人左右。夏平的妻子是管生产线的，跟这些乡亲相处融洽。
如今，夏平回乡近2年，生活简单、充实、有规律，每天早上起来跑步，晚饭后与通过世纪佳缘新交的女朋友牵手散步，自称没有不适应感。他说，工作日很快过去，周六周日出去逛，陪孩子去武汉比较多，在城市久了，在家反而觉得清静。
春节见到夏平，他说马上就要结婚，孩子也要小学毕业了，他们已经为孩子找好武汉的一所国际学校，打算把家安到武汉，开始三口之家的新生活。
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波折，夏平如今变成一个沉稳的中年男人，内敛、含蓄而深沉。我在心里祈愿，他的人生从此走上坦途。
&【5-2】新生：一家三口三年走不出传销梦
这是一个特殊的传销之家，母亲是程湾外嫁女，背后连着一个20人左右的传销亲族网。
从2010年6月起，一家三口在亲戚蛊惑下分2次走入云南曲靖同一传销网，去年分两次走出传销，总共投入10万元，多数亲朋还留在里面，自家的传销资格仍被亲戚代管着，至今相信靠传销分红可能一夜成功。
孩子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也是传销梦的代言人，且以“新生”称他，我试图通过他解读传销世界的精神胜利法：
是什么让这个传销家庭如此痴迷？
为什么走出传销后也不说后悔？
传销者背后有怎样的心理隐秘？
我：你们一家什么时候走进传销的？
新生：2010年6月份我和我妈先去，我爸过完年去。当时去的人蛮多，但多数没有留下来。
我：传销之前，你们家在贵州做送气生意，一年能赚10万块钱，为什么还选择传销？
新生：我亲叔叔叫我们去的，他是2009年底去的，他去得最早，说是赚了很多钱。我们相信他不会害我们。
我：你叔叔带了多少人去？有多少是亲戚？
新生：我叔叔现在有40多个下线，其中大约20个是族亲，但大都不是很亲，多是一个房头的，平时有走动。
我：5年只发展了这么多下线，是不是很难说服人去？
新生：就说2011年吧，包括我们和我叔叔，叫了120-130人去，留下来20%左右，我们打电话后，不答应去的人很多。到现在，这条线还有30多人在，他们绝对都在打电话叫人，还在不断邀人。
我：你们这个传销怎么收费？你们家共投入多少？
新生：底线是3800块，这是一份的钱，买10份只收33500块。我们一家各买了10份，一共交了10万块，还返还了2万块。
我：传销是金字塔形的，你叔叔有40多个下线，做到经理级了，能拿多少钱？
新生：叔叔到目前已经有大几万块钱收入，都用了，毕竟消耗太大了。金字塔形我也晓得，顶端永远在拿钱。但现在有改观，是一个等腰梯形，上面是平的，不是尖顶的。
我：你们的分红或者说业务提成是按什么标准收的？
新生：不是业务提成，而是一个循环，今天干这个事，明天就不归我干；今天这个钱该我拿，明天这个钱该他拿。目前不想过多谈这事。
项目常改名
我：你们做的这个传销叫什么名字？
新生：经常换名字，跟你这样讲吧，每隔一段时间就调换，就是为了逃避监管。到我走时还没有定性，有时跟人介绍叫资本运作，有时跟人介绍叫西部大开发项目系统工程，有时跟人介绍叫万商西进工程。
我：你最早去的时候项目叫什么名？公司叫什么名？
新生：那时叫连锁销售、连锁经营，没有公司，有公司也是虚构的。目前公司不在正式运作轨道，没有与原来的公司挂钩，也查不到。他们说跟一些大公司合作，但真正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你们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项目到底有多大？比如有多少人？有多大业绩？
新生：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呆了3年多，知道这个项目对西部有帮助，地方对我们也很重视，我们住的全部是廉租房，规模很大，房屋构造一样，内部结构也差不多一样，层数也统一，不能随便说是谁建的。
我：传销的很多欺骗手法是一样的，比如有人以前在湖南衡阳做传销时，花了钱进去就发一套价值500块钱的服装。你们也有吗？
新生：3个月之内发服装，说白了，跟我们去的时候套路一模一样。我就是不甘心，回来后还不甘心。有一个疑问，外界对传销误解很多，我有蛮多资料没拿回来，但电脑里存了几份资料，你帮我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我们百度不能确认。
我：这些非常容易证明是假的，你不能证明是真的，为什么要相信呢！我再问你，你们参与的项目有营业执照吗？
新生：营业执照没有，但他有个说法。
我：许多传销组织被抓后摧毁，人员被抓后被遣散，你们不担心被抓吗？
新生：我被抓进去3次。第一次，派出所的人亲口对我说，50多人进去了。我们被要求配合一下。他们说当地百姓报案，举报我们在这里做传销，必须把我们弄进来。进去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三次大约进去了2个小时，最长的是第二次，不超过24小时。
我：最长的那次为什么进去？
新生：我妈搞经理晚会，她有三四十人，要主办经理晚会，我跟我妈一起参加。那次一起被抓进去的有300多人，
我：你妈都53岁了，也被关进去了吗？
新生：我妈没关进去，警方说50多岁的人，带孩子的，就不进去了。
我：你跟300多个人关在一起吗？你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人？
新生：关我们的派出所装不下，又安排一批到火车站那儿的一个派出所。我们关在里面，有10多个房，一个房关10多个人，因为关不下，一些人还站外面。他们说，这么多人赶快处理了，让他们回去，不要把声势搞大了。有一个40多岁的老乡，我跟他很好的，警察点他进去问话，他坚持说是做生意的，强调了几次。
我：最后一次被抓是哪一年？
新生：三次进去都是同一年，2012年。去年一年风平浪静。
我：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出来之后做什么？
新生：去年元旦，我爸先出来，跟着亲戚送气去了。我和我妈去年国庆节后出来，好像是8号出来的，我到亲戚在广东的公司打工。我妈出来后回家了，她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想出去找点事做。
我：据说传销组织内部控制很严，没有自由，你怎么出来的？
新生：我们在里面是自由的，时间长了，想走就可以走。不瞒你说，我还在里面，目前资格保住了，人不在那，但资格还在那，到时该打钱还是打给我，当然前提是必须做成功。因为我为人还蛮好，蛮年轻，他们让我先出来，让我不用管，不操任何心。现在我就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想都不想。
我：也就是说你还在做传销？谁为你保留资格？
新生：我叔叔还在里面，前段时间给我叔叔电话，他说那里的事情不用我担心，让我安安心心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那里的资格帮我保住了，但不会再让我过去，说有什么事情他担着，以前的事情没有办法，自己走错了路，把我们带进去了。
我：你叔叔认识到错了，但是为什么不出来？不能出来吗？
新生：他不能出来，不是被人控制，而是还有那些下线在那，他要走了，这些人会找他算账。
我：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离开？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新生：在里面有的人说赚到钱了，我没看到。考虑到自身问题，能力不够，在那里没有能力做好，外界对这事看法又不那么好，看不到希望，成功有难度。人都为将来打算，在里面太呆长了，没办法规划，连打工都不如。最后走出来是冲着伯父的一句话，他一直劝我出来，我说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伯父说，重新走向社会，在社会上运用这些知识，可以一边学一边挣钱。别人的话打动不了我，就这句话打动了我，点到了我心里，所以走出来了。
不能说后悔
我：你在里面耽误了3年，把最好的青春浪费在传销了，现在出来3个月了，到底怎么看做过的事情？ 你后悔吗？
新生：不好怎么说，不能说后悔，他们还在里面，这个不能点破。比如说，我投资做什么生意，赚钱了当然说好，不赚钱就说不好。我不能点太透，也不想违背良心，毕竟我还有下线在里面，目前虽然不想去，但我还有份良心，有份责任。
我：做了3年都没有赚到钱，有受骗的感觉吗？
新生：做到一定级别后发现，跟原来讲的有差异，但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别人会说你傻，连那都看不懂，所以只能闷在心里。
我：有没有想法劝亲戚朋友出来？
新生：我不能这样说，如果劝他们出来，那我今年日子好过，明年他们就会回来找我，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我是明白的，他们回来绝对会让我们不好过。
我：你都从传销里出来了，以后遇到可能进入传销的，会阻止他们吗？
新生：年二十八到城里见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年后要到云南去。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去曲靖，问我熟不熟悉，我告诉他很熟悉。他说想去做餐馆，问我那里生意好不好做？我说餐馆肯定不好做。他听后犹豫了，说再考虑一下。我想提醒他，但不想拿传销出来说，那不是光荣的事情。
我：你对传销还没有死心，生活中遇到挫折的话，会不会重走老路？
新生：我都快30岁了，考虑问题会非常全面，除非无路可退，才会回老路，如果到那种绝境，那也没办法。我不想再走老路，凭现在的能力，绝对不会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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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日中山日报A6版）
链接原文：
&【6-1】良哥：20多年黑户想恢复户口
他与家人在我们家老宅生活了10多年，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在这里娶妻生子，直到在村里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才搬出去。他的母亲跟我的父亲是未出五服的族姐弟。他比我年长很多，是我的表哥。
表哥姓尹，是村里唯一的尹姓家庭。我叫他良哥。
最后一次面见良哥，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读大学，暑假回家做社会调查，遇到良哥。良哥因为生意不顺，欠下亲戚厂里的货款，我不明就里，跟他到亲戚家走了一遭，感受了亲戚的冷落。也许是生意再无转机，良哥从家乡消失了，很长时间里没有音讯，连老婆也避而不见。听父母讲，后来良哥曾多次偷偷回村，深夜来到，凌晨即走，颇为神秘。
去年五月底，我回到家乡小住，与留在家乡城市做小生意的良哥的大儿子联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良哥电话，要我帮他问问怎么补办户口。到这时我才知道，他离开家乡不久就没了户口，当了20多年黑户，以前没感觉有什么不便，拿一个假身份证就可以到处行走，现在换成二代证了，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
向村干部谈起他的遭遇，都惊讶他怎么这么久才想起补办户口。据说，以前曾有常年外出者回村补办户口，大多是因为外出多年没交提留统筹被销了户，也有超生者缴纳计划生育罚款后补办户口，都由村里出具证明补办了手续，但像他这样离村20多年的还很少见。村干部建议他回来一次，由村里开具证明补办户口，我把信息转告了良哥。
去年11月底，良哥为户口的事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带着湖南现住地警方相关证明，找村里出具了身份证明，向户籍部门要求补办户口。他陈述的理由多少有些令人同情：几个孩子散布在湖北、湖南、广东，想去看看孩子都不容易，因为没有二代身份证，不能买火车票，只能坐长途大巴，住宿则只能找不检查身份证的小旅馆，有些寸步难行。
但要找回注销20多年的户口却并非易事。
据良哥说，户籍部门要求查找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在老家的证明，但24年前那次人口普查时他已经远走他省，不可能在老家留下记录。良哥拿出已故前妻过去在当地的身份证、他与前妻的结婚证，但户籍部门认为不足以作为凭证，要求良哥出示自己原有身份证复印件或当年缴纳提留统筹的单据，但这些证明都散失了。最终，户籍部门提出，要良哥缴纳一定费用，由警方到良哥现住地调查，视调查情况决定是否补办户口。在是否拿这笔钱出来的问题上，良哥犹豫了，因为补办户口没有把握，价钱也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
事情至此陷入僵局。回乡时，良哥以为一两天就能办好户口，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带，可回乡四五天了，补办户口还没有头绪，不能继续呆下去，呆下去也于事无补，失望之下，良哥心事重重地回了湖南。
良哥的户籍遭遇，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他这些年的生活。
分田到户后，常年在外经商的良哥不愿意在家务农，为了逃避提留统筹，很少在村庄出没，后来在1公里外的镇上买了一幢旧房子，住到了镇上，可能因为常年欠缴提留统筹的原因，良哥的户口被注销，与良哥一起被注销户口的还有他与前妻所生的2个儿子。7年前，2个儿子托人花钱办了户口，一个户口的费用是500元，问良哥要不要办一个，他舍不得花那笔钱，也没觉得黑户有什么不便，就谢绝了。如今说起来，良哥有些后悔。
在外的日子，良哥在湖南重新组建了家庭，又有了孩子。他现有两任妻子所生的4个孩子，前妻所生的大儿子前年在老家所在城市结婚，去年为他添了一个孙子，他多次往返于湖南与老家之间。前妻所生的二儿子曾到广东等地打工，目前在湖南长沙打工。后妻所生的女儿目前在广州读研究生，儿子也在长沙打工，但与前妻所生二儿子并不在一起。
像良哥一样没有户口的人员，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资料，全国有1300多万人，大部分是超生未上户口的。对他来说，没有户籍，意味着不能参加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不能申请廉租房；不能去银行开户；出门不能坐火车，更不能坐飞机。
良哥年已66岁，感叹自己身体越来越差，迫切需要恢复户口后得到一份养老保障。不知道良哥的户口最终能否恢复，但良哥的往事却一件件苏生起来。
尹家是程湾唯一的地主，尹家5兄弟姐妹中，在村庄生活时间最长的就是小儿子良哥，约有40年。
20多年前，前妻病逝前，良哥在外重新组建家庭后，一直躲避着前妻及其家人，前妻去世时他也没有出现。
他在程湾长大，在这里结婚生子，在这里留下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村庄记录了他生命的荣辱，但村庄里似乎已经找不到他生活的痕迹。
他们家的土房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变卖给我们家并拆除，如今只剩下一片荒草，连残墙都难以辨识；父母的坟就在村口一片树丛里，但没有墓碑，村里的年轻人忽视了它的存在。只在家人清明回乡上坟时，村邻才想起他们的过往。
尹姓在程湾的物化记忆被时光一一抹去，但尹姓在程湾的遭遇却令人唏嘘。
良哥的母亲是程湾人，年少时随父亲到县城开裁缝铺，嫁给尹姓国民党军医，住进深宅大院，家乡客人登门造访需要门卫通传，后来随夫走南闯北，育有4子1女，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儿，是在军旅途中生下的，以出生地命名，打下了深刻的生命烙印。新中国成立前，良哥出生不久，良哥的父亲就随部队南下广州准备外逃，全家人则避居程湾。据尹家人回忆，良哥的父亲被安排第三批登机，但临上飞机前被抓获，释放后避居外乡另组家庭，上世纪60年代末回到程湾，良哥母亲曾拒绝接纳给家庭带来灾难的老公，最终禁不住村邻劝说，一家人就此团聚，但好景不长。
良哥的童年在父爱缺位中度过，他一生的遭遇似乎都与父亲有关。
良哥10多岁的时候，他们家先在土改中被划为贫农，但在土改复查中被划为漏网地主，当晚房子被贴了封条，民兵到家里守着，第二天抄了家。他从引以为傲的贫农后代，一夜之间沦落成地主仔，自此灾难降临。大约因为尹家在县城曾经的辉煌，村里有人以为尹家藏匿有财产，企图通过抄家侵吞尹家财产。
据村里老人讲，划为地主后，尹家的半边房子被拆掉充公，家里只搜出2箱药，包括凡士林等，并没有发现财产。没了房子的尹家被安排与村人共住一幢破败的房子。
没有父亲在家的日子，良哥亲眼目睹家里房子被拆，母亲被以地主婆身份游村，被反剪双手吊打批斗。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中，往往被同伴一句“不跟地主仔玩”孤立，然后哭着跑回家。
成年之后，良哥好不容易等回了父亲，父亲却在回村几年之后，禁不住政治审查的恐惧上吊自杀。
在孤苦无依中，良哥的4位姐姐哥哥或勤奋苦读离开村庄，或迫于生计远走他乡。因为长期受歧视产生的疏离感，他在分田到户后就淡出村庄，以经商为业。
只读过2年书的父亲，说起这个家庭的离散，用了一个颇让人意外的成语“五马分尸”，尽管不太恰当，却道出了尹家5位兄弟姐妹天各一方的境况。
良哥的父亲去世后，尹家搬离了伤心屋，住进了我们家。记忆中，每到春节，尹家兄弟姐妹从外地回到村庄，带回村庄难得一见的花生糖果。良哥的婚宴上，尹家兄弟从渔场带回齐人高的大鱼，让人大开眼界，给村庄带来了一次惊喜。
人在异乡的良哥总是音讯稀少，我期待哪一天良哥来电报告恢复户口的好消息，再来一次惊喜。
&【7-1】老支书：带着30多人闯了市委大院
多年不曾回乡，对故乡的人和事渐渐疏离。家乡村支部书记想生被抓的消息，却像风一样从一千多公里外的家乡传到了我工作的广东，传言里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成分，至于事出何因，存在几个不同版本。
那是2010年的事。
见多了村支书横行乡里、富甲一方的故事，凭想象，这应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败故事。那时的我，没有兴趣去追究家乡村官的猫腻。
去年夏天回乡做乡土调查，到村委会见了百忙之中的村支书涛涛，得知我的来意，涛涛主动提起老支书的事，大约因为老支书留下了几十万元负债，令现任班子被债务所累，难以施展抱负。我考虑谈话时间有限，还有更多家乡基础信息需要调查，将老支书的事压了下来：“迟一点再说。”我知道，老支书的事情一旦展开，就会没完没了。
在田头巧遇老支书想生的哥哥桂桂，对方主动说起想生的事，却是我没有预料的。
从桂桂的叙述中，我大约知道了事情的脉络。想生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建筑公司，在镇里经营多年，盖了很多房子，2010年参与镇中学新教学楼项目投标时得分第一，项目却被得分第三者抢走了，怀疑有猫腻，便带着一帮老头老太，大约30多人上了城里，闯了市委大院，打出横幅和旗子要求公平公正，却被抓进去关了8个多月，罚了几十万元，里里外外又花了几十万元，大约花了180多万元，判了个缓刑后放了出来，村支书职务和党籍都没了。
桂桂的叙述中带着强烈不满，故事的情节也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见我对这件事好奇，桂桂让我等一等，他一个电话打给想生，语速很快，带着兴奋，告诉想生说我想调查这件事，让想生马上到不远处的桂桂家。想生住在镇上，离这里有2公里左右路程，一会功夫，想生赶到了。
想生比我小，跟我同村不同湾，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虽然当了10多年村干部，光村支书就当了9年，但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想生看上去很年轻，脸庞饱满，面带微笑，一声大哥叫得人热热乎乎，与他哥桂桂的眉头紧锁形成鲜明对比。他上穿一件横条纹T恤，左手腕戴一块粗大的手表，左手握着手机，一串钥匙意外地挂在腰带下左侧裤袢上，与见惯了的钥匙串右挂相反。
见了面，寒暄几句，想生就直奔主题：“我那事确实冤枉。”
于是，我听到了这样的一段叙述。
我从1998年开始当村主任，2001年起接替原来书记的位置，做了9年书记。
2010年7月份，中学教学楼工程招标，当时省里来了几个评委，我没找人，拿了5个资质，评标时拿了第一名，后来无缘无故被第三名的老板搞了这个工程，他做完工程拿了300多万，余下60万没有付。我就不服这个事。
当时我们几个工程在开工，第二天，做工的五六十人在一起，都问我为什么第一名被第三名挤了。我觉得丢了面子，决定村里的事不搞了，要到市里去讨个说法，那天去了30多个人，到市委门口拉了横幅，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要求公平公正。
我们上午去上访，公安下午就开始抓人，来了几十个人，警车日夜守在村里，见到人就缠着，要求说我的不是，到我们村里可能来了几十次都有，还几次到泵站抓我哥桂桂。
家里躲不了，我就到省里找人，在武汉躲了几天，知道没有办法，家里孩子要读书，我想想了不起罚个几十万块。后来知道，我的手机被卫星定位，我是在长江埠大普村姨夫家所在地的建国宾馆被抓的，8月10日抓的，上来就将我的包包、银行卡、手机拿了，送到市看守所，后来转到孝昌、京山看守所。在孝昌看守所，我的名字被改为“朱文”，在孝昌关了19天。转到京山看守所又被关了17天，后来到应城市第一看守所，连审2个晚上，日夜审问，我就是不说。后来实在扛不住，就说了几件事:
一是强买强卖7000块钱东西，那是别人做中学工程时，我觉得对方凭关系拿到工程，感觉不公平，堵着沙石料不准对方做，派出所把我弄去几个小时，他说招标了，是合法的。我就说损失1万多块怎么办？对方说给7000块沙石料钱算了。
二是做镇里邮政工程时，别人接了工程，我的建筑队没有中标，承包工程的给了我一万五千块。水电都通了，他反过来说我敲诈。
三是电信工程给了我5000块，我把水电干扰排除了。
最后定我敲诈勒索罪、强买强卖罪，2011年元旦判的，判了我缓刑3年，说我通过家族势力捞好处，关了我8个月零10天，日放出来，到日才到期。
在里面时叫我统统承认，承认我是敲诈别人，说认罪态度好马上放出去。但判了后又不准出去，说一定要送到沙洋。我就偷偷托人带电话进去，在看守所日夜打电话托人，花了不少钱。
我回来很轰动，回来2年多，该搞的工程还搞。我想等下一年4月18日缓刑期一过，还要伸冤，还要再请律师打官司。
现在我有些事情不能抛头露面，有些事不能说话。受过这种磨难的人，心理上有打击，心理有一定影响。
从老支书的叙述中，听得出他心中的疑问，想生觉得，明明是自己中的标被人抢了受了冤屈，却因为到市里反映意见被抓了起来。在我看来，他以村支书的身份带人闯了市委大院，明显有不理智的成分，但对他的判决是否公正，首先要看判决书怎么认定。
我向他索取判决书，他爽快地答应回家后再拿给我。当晚致电给他，他却犹豫了：“我现在还在缓刑期，还不能公开喊冤，等过了缓刑期再给你吧。”后来他做过一次解释，说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考虑到事业在当地，等过了缓刑期再喊冤。
今年春节回乡，距离他的缓刑期到期只有2个月了，我估摸着这次可以拿到判决书了，致电给他，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但有些不解的是，后来几次电话给他，电话通了，都没有接听，我分析他在刻意回避，原因何在，就不得而知。
春节行走在镇上，关于想生开发房地产的消息不断传来。夜晚到镇上老街看望同学，同学的兄弟告知，同学搬到了同在老街的新房了。新房是一排整齐划一的临街房，一间两层结构，是拆了原来的街道企业改建的，约有10多套。按照门牌号码敲开同学家门，聊起房子，细问方知，这些房子都是想生开发的，每套房售价20多万元，卖得很好。
与搬到镇上的同村人聊起想生，对他的房地产开发透着羡慕，之前开发的位于中学对面的几栋一间4层都卖掉了，在市场对面拿下一块地正准备开发，刚刚还买下中学门口连通对面一条马路的地，准备开发一大片房子，砖已经进场。
想生的房地产生意正忙，大约顾不得打官司的事了。
最近跟想生取得联系，他说上年底中标的龚集幼儿园工程催着要开工，投资400万元的郎君小学综合教学楼工程马上要招标，要趁年轻奋斗几年。再次跟他提起判决书的事，他答应4月18日到了就给我。
想生的缓刑期已经过了，他没再提起判决书的事，我不知要不要提醒他。
【8-5】同喜：一个单职工的田园梦
这是他留在我镜头里最后的影像。
上年夏天回乡调查，离开前一天，我站在军军家门口，与正在洗衣服的军军妈聊天，门口就是一块稻田。一抬头，看到同喜叔跟在老伴后面，箭步走在这块田的田埂上，右肩扛着两把小锄头，老伴空手走在前面。见到我出其不意举起镜头，同喜叔和太太一起笑了，脚步没有停下来，就这样，留下了一张乡村田园图。画面中，同喜叔露出几颗金牙。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小时候发疳积坏了牙，后来换上去的。
第二天，我踏上归途。个月后的月日，同喜叔的侄子国生到我工作的城区办事，他在中山所属的黄圃镇大岑村与人合伙办厂，我们相约在体育场碰头。见了面，聊起我的村庄行，国生说上个月刚刚回了一趟老家，为同喜叔奔丧，同喜叔月日去世。去世时，正是他栽种的棉花收获的季节。
我怔在那，有些不愿相信。
那次回村，我几次跟同喜叔相遇，几度跟他聊天。
拍照当天，他们正往田头给棉花除草。之前，我曾在同喜叔家门口遇见他，他正对着一瓶农药发愁，旁边放着药筒，但他看不懂这种药怎么使用，请我帮他看看。我拿过来，看着那些深奥的化学名词，却找不到用量说明，只能遗憾地告诉他，我也看不懂。他拿起药瓶，摇摇头，将药瓶和药筒放回屋里。我知道，他们许多年不曾务农，对如今的农药生疏了。大约当天打药不成，他临时决定到田头锄草，我离开不久，他和老伴恰好走过来再次相遇，有一种重逢的喜悦。
当时闲聊得知，同喜叔的老伴身体不太好，有先天性心脏病，年月日在武汉同济医院做了心脏手术，换了心脏瓣膜，花去了万元，身体康复了，但做不了重活。
国生告诉我，同喜叔得的是白血病。
我有些难过，同喜叔年纪不大，与新中国同龄，只有岁。他的生活曾是许多人期待的。年轻时以农民身份当上工人，到邻镇长江埠盐厂工作，端上铁饭碗，让家人免受乡村饥饿之苦。当年程湾像他一样当上工人的单职工还有几个，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同喜叔的大儿子雄俊中专毕业后外出打工，后来小两口到武汉华中通信广场开店，有了自己的事业，这里是武汉地区唯一的大型手机通信产品集散地，他们批发手机零配件，店子有20多平方米，生意还不错，店面和2个仓库的月租就要2万多块钱，每个月员工工资开支就要万把块钱。小儿子长大之后顺利接班，接过铁饭碗，衣食无忧。同喜叔年岁时功成身退，自谋职业发挥余热，他和老伴到武汉做小生意，挣不到钱，一年后到武汉一家环卫处工作5年，添孙子后含饴弄孙。晚年家庭包袱卸下后一身轻松，2012年下半年退守田园，过起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没有种水田，只种了几亩棉花。
不料天意弄人，天有不测。不期而至的恶性白血病，在短时间内夺去了他的生命，留给亲人无尽的伤痛。
今年春节回家，在雄俊侄子的婚礼上，我见到雄俊，他正在为新郎整装，一张温厚的国字脸，浑厚的话音里透着真诚，显得沉稳、大方，完全不是小时候的印象。聊起他父亲，告诉他我那有几张他父亲的照片，他非常感慨。但婚礼现场不宜聊伤痛话题，没有谈起他父亲的病情。当天下着小雨，中学同学相约在城区相聚，不能跟雄俊深聊，我提前告辞。
雄俊得知我去城区会同学，问是否能跟我的车同行，他的中专同学会当天也在城区进行。于是，我车上他直奔城区。离开婚礼现场，我试着说起他父亲的病，话题开始变得深沉，我抛出了构思很久的问题，想知道他父亲的病到底怎么引起，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一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
雄俊很快猜出了我的采访意图，说出了和我一样的心声：“哪个人不想回忆啊！”他善意提示我，跟乡亲聊天的时候，可以问几个主要的问题，如人生经历的最重要事情，比较坎坷的事情，最艰难最刻骨铭心的事情，这样跟他们聊，他们肯定会说出来。
当天车程太短，聊天只持续了多分钟，回头再找他时，他已回到生意场。与他微信联系，希望补充一些细节，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复过来：“清明节的时候要回趟家，我了解多一点，然后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一部分给你参考。我想以我的视角和想法写一下父亲，清明之后整理给你。”
我有些感动，他是一个有文字感觉的人，已经构思了书写父亲的细节，那是一篇献给父亲的祭文，我的想法恰恰触碰了他的情感深处。
清明节刚过，他就用微信发来纪念父亲的文章，手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足足有页。他借家中镜框中的张相片和一张没有装进镜框的遗像，深情回忆了父亲的一生：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回老家祭祖，都有父亲和弟弟约好日子一起去上坟，而今年，父亲已走。
快到家了，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要回来，母亲耳朵基本已聋，根本听不清，最后是请别人帮忙接的电话，说在郎君镇医院打针，我心头一紧，母亲前年做过大的心脏手术，恢复很慢，去年又有丧夫之痛。
我赶紧叫了麻木直奔镇医院，母亲正好出来。接了母亲回家，直奔堂屋，仿佛听到父亲在叫自己，而一切整齐又安静，只有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我努力搜寻父亲的身影，在屋里屋外转悠，希望能看到父亲，但唯一能找到的父亲的影子，却挂在家里的相框里。相框上有父亲的照片共有4张，还有一张没有放进相框的遗像，正好是父亲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照片，可以概括父亲平凡而坎坷的一生。
第一张相片是一张1寸黑白半身照，父亲参加工作的第一张照片，也可能是平生第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父亲鼻梁大而挺拔，标准的国字脸，理着平头，年轻而英俊。
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被集体安排到汉川汉北河道工程工地，担任村的民兵排长，工地扫尾工作完成后，父亲回村，已到1970年，正好长江埠盐厂招工，村里有两个指标，一个给了父亲。就这样，父亲从农民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