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中国汇率利率市场化可一步到位
杨燕青 聂伟柱 严婷根据统计局的测算，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2013年至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6.86%、6.86%和6.3%。与过去30年相比，这种增长速度似乎不是特别高。但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上升等多重约束，其实要达到上述目标并不轻松。 如何在7年后实现上述目标？深化改革并释放改革红利被认为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当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可谓点多面广，既有领域的利率、市场化，又有财税领域的营改增等。具体到改革的方法论上，利率、汇率市场化如何推进？土地财政又该如何破题？就上述问题，著名经济学家、集团董事长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美联储退出QE对中国影响可控美联储逐渐缩减并最终退出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正常化道路已经铺开，流动性盛宴结束。一度吸收了大量“热钱”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否会面临一场系统性危机？不少经济学家纷纷警告美联储收回QE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影响，但胡祖六认为，短期是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只要我们自己的政策适当，引进QE或退出QE，对我们来说都是容易应对的。”胡祖六认为，中国经济以及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很大程度上由“内因”决定：“中国内地与香港情况不一样，中国也不是新加坡、东南亚或墨西哥。我们不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而是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中国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没有资产价格泡沫，经济过热还是过冷，主要是由国内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美联储主席6月19日表示，如果经济情况如期改善，美联储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目前850亿的月度债券购买规模。此言一出，全球
随即暴跌。胡祖六认为，这是市场反应过激。“与当初刚引进QE的时候一样，市场一片哗然，如今要退出，市场又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他认为，当美联储开始逐渐退出QE时，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全面改善。“如今房地产市场已经越来越稳定，高科技、、盈利的预期向好。目前就业市场仍是美国经济相对比较弱的方面，但在支出、企业投资都显著改善之后，企业会慢慢增加员工，这需要一个过程。失业率通常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滞后指标。” 胡祖六说：“如果我是伯南克的话，我要对金融市场说的就是，做好思想准备，QE迟早是要退出的。政府不会永远给生命支持，总是靠QE来打强心针，这是非常危险的，市场很快就会形成泡沫。”日本QE是经济复苏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日本经济政策一度遭到炮轰，但其实日本也是穷途末路罢了。过去20年日本尝试过几乎所有方法，但最终都不奏效，如今只剩这招，可以说是货币政策的一笔大赌注。”胡祖六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摆脱持续20年的通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底上任后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包括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促增长的结构性改革这“三支箭”。作为“安倍经济学”的“货币之箭”，日本央行今年4月4日推出了震惊全球市场的“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计划每年将基础货币增长60万亿~70万亿，两年内翻番，以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问题是，日本的“最后一招”是否会奏效？胡祖六认为，日本QE的目的是刺激资产价格反弹，但如果没有结构改革跟进，那么资产价格反弹就不能持续，无法奏效。“日本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流动性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日本的QE可以起催化剂作用，因此QE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是光靠这个并不能化解日本经济顽症。它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胡祖六说。 国际上对于日本激进货币宽松的指责也包括日元贬值导致的“溢出效应”。过去半年多来，日元汇率出现了大幅贬值。去年9月底，美元兑日元汇率尚不到78，到今年5月底甚至一度超过103。“显然，QE的一个副作用是日元贬值。但中国大陆所受影响相对较小，远不及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韩国的三星等企业与日本是直接竞争对手，受日元贬值影响很大。”胡祖六还认为，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日本经济能够更加景气，那么中国最终亦将受惠。所以，明智的反应是乐观其成，希望日本QE能够奏效。央行需改进与市场的沟通针对6月中下旬出现的“钱荒”，胡祖六表示，短期Shibor利率突然急剧飙升，引起了市场恐慌，这本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他还提醒称：“很多金融危机都是流动性的危机，动摇了市场赖以正常运作的信心。”今年6月前10天，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接近1万亿元，投放速度创历史同期纪录，这引起了央行警觉。与此同时，大量投放信贷、补缴准备金等因素共同作用下，6月中旬，部分显露出流动性紧张迹象。在市场资金偏紧的情况下，央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迅速介入。至6月20日，货币市场上隔夜拆借利率盘中最高甚至飙升到30%。银行“几经煎熬”之后，央行才向市场释放积极消息，随后市场恐慌情绪逐渐消散。“从市场的情况来看，已经是十万火急了。金融体系依靠信息做出预期，央行的意图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向市场传达，例如发表声明，或者非正式评论，都可以作为政策信号。”受“钱荒”影响，整个6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58%，比上月高3.6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82%，比上月高3.81个百分点。“6月的‘钱荒’事件完全不应该发生，”胡祖六称，“我对央行的意图没有任何怀疑，信用过度膨胀确实可能造成巨大的风险。但任由短期利率突然急速飙升，前所未有，货币当局保持沉默，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以至于国际上有人称这是体系的‘雷曼时刻’。”经历此次“钱荒”事件之后，央行向市场传递“正能量”的频度和意愿似乎也大幅增加。上半年M2、社会融资规模等关键数据公布后，央行迅速就若干热点问题公开进行了评述，引导市场正确解读。胡祖六认为，央行为了抑制信贷泛滥，给金融机构适当压力，动机本身没错，但方式方法值得商榷。今后央行应当对于市场的心理更加敏感，与市场、媒体沟通方面需要更加精细化。汇率、利率改革可一步到位对于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胡祖六认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不应该浪费过多资源精力制定所谓路线图或者时间表，而应该不失时机，果断启动，争取一步到位。“要么就是市场化，要么不市场化。”胡祖六表示，利率和汇率改革应当吸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的教训。欲放不放，试图鱼与熊掌兼得，结果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影响改革成效。其实，最终市场的变化不是事先能够设计或者预期出来的。在胡祖六看来，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市场环境、金融机构和企业本身的行为，均已经达到了可以放开利率、汇率的程度。“从二战以来，世界上鲜有国家具备今天中国所拥有的有利改革条件，然而今天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放开利率和汇率管制。”胡祖六认为，其一，中国的经济表现比较强劲，即使GDP增长放缓到7%，在全球也是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其二，中国拥有良好的国际收支记录，经常账户连续多年实现顺差；其三，中国的审慎管理框架已基本到位；最后，经过了重组改革后，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比较趋于稳健，短期内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非常低。这些为利率与汇率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条件。金融领域改革方面，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均历经有年。以利率市场化为例，1996年我国就以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突破口，正式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早在1996年、1997年，我就参加过国务院体改委和央行召开的利率市场化专家研讨会，那时大家都摩拳擦掌。”胡祖六还记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资本账户开放上也采取了非常大胆积极的态度，当时计划在1996年经常账户开放，在2000年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但后来遇到1997年危机，原定时间表便延后了。但是，此事一拖再拖，崩盘、“9·11”恐怖主义袭击、非典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时间窗口。胡祖六表示，外部世界总是变化莫测的。目前，中国推进和完成利率汇率和资本账户改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拖延改革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减少政府预算的经济性支出财政领域改革方面，胡祖六认为，1994年的财政改革非常成功。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结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具体来看，胡祖六主要从税收、支出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方面，有必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税收负担。“以结构性减税做一个前提，简化税制，降低有效税负。”“第二就是支出，政府应该减少经济建设性支出，而大力增加社会性支出。”胡祖六举例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都属于政府社会性支出的范畴。财政支出有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经济活动的补贴支出等，而社会性支出则与民生福利有直接关联。谈到当下讨论较多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负债规模较大时，胡祖六称，土地财政出现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税收并不匹配。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高达10.7万亿元。在胡祖六看来，应该理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关系。全国性的公共品支出责任由中央承担，地方性的当然就划归地方，但同时要给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收权利。“现在地方独立的税收来源极其有限，预算法又禁止赤字，所以会出现土地财政、各种融资平台等，地方政府‘必须’搞财政创收。”究竟哪些公共品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环保是一个全国性公共品，应该由中央财政负责。义务教育也是如此。”胡祖六还认为，医疗卫生、等都属于全国性的公共服务。摄影记者/任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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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不该一步到位调整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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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许多麻烦和遗憾，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再做改变与调整、大床，满眼是能动和不能动的家具。因为当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的同时，家居设计理念和流行趋势也会有所改变，一次性完成装修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因此，把所有的东西都一步到位新婚家居的装饰要有长远考虑，别光顾一时的舒服，客厅里的大沙发面对一个大背景墙或是电视柜；卧室里是衣柜，新房装修一定要“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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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相比过去二十年都说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比较明显地提升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
招商证券首席分析师罗毅认为，未来股票发行有望迎来突破性改革，多元股权融资将继续深化，债券和衍生品市场的扩容是未来资本市场发展的新方向。
《决定》把资本的流动和货币的兑换区分开，资本项目下货币兑换会加快推进，但资本流动要逐步推进，要把资本流动管住，表明资本和金融项下的开放还会稳健推行。
投资者就可以在交易过程中可判断未来价值，这样也有一个缓冲渠道，可缓冲新股发行和巨额融资的冲击。
财政部科研所科研处长刘尚希认为，公报强调了财政的地位，不在仅仅只是国家的管理工具，财政的职能加大。从首先要完善立法来看，提出了法字当头，法制理念的重要性。
管清友认为，在完善金融市场 领域，股票发行注册制有重大突破，股票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将大大提高。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绪亚对腾讯财经表示，《决定》的发布对资本市场来说是长期利好，市场会随着各方面政策的具体落实给出进一步的反映。
细则从内容上、到形式上到实施的先后顺序都显得具体，而应该是第二步，实际上最有影响的是第三步，也就是具体实施的阶段。
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为民营资本增加了更多投资渠道，尤其是引导民营资本投资扩大对实体产业的投资。
亮点是明确提出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量化目标，即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要提高到30%，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必须让集体土地入市。早在十几年前，广东、浙江就有地方提出地方性的集体土地入市法规，全国不少地方也在试点。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看，主要亮点是市场的位置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变为决定性作用，这就明确下一步改革肯定是市场化的，这是最大变化。
邱晓华说，公报还强调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城乡关系也有新要求，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这是历年三中全会中，唯一可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媲美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剧锦文表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做好这三方面的工作有助于实现“中国梦”。
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进一步抓好今年年度改革任务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其他具体的改革细则将在未来几年里逐步揭晓。未来中国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将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而上海自由贸易区将是这些未来重要改革的试验田。
在2020年前，中国共产党将在关键领域实施更加坚决和强有力的改革。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回应了外界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关切，承诺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掀起飞跃式大发展，带动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科技富裕国家之列。这次会议将带来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35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八大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是会议最重要的文件，被认为是中国今后十年的“改革总部署，是“描绘未来中国改革的总路线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是中国朝新方向迈出的一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重大变革，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机构。
中国执政者的勇气和决心将决定新一轮改革的成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亟待推进的多项改革，其目标和路径都已明确。
他们将向中国人民和世界证明，他们有足够意志和能力推动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向前发展。会议成功召开，将使中国朝着更好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向前进，而且将令其他国家获益。
　　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那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改革。“政”的改革主要包括：首先，科学划分事权，解决中央和地方在财力分配和政府职能分配上的问题，把国家应该管的事务管理来，减少相应的专项专业支付；其次，在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为此必须提高财政的透明度。
　　“政”方面的改革是财政改革的深水区，果敢而又慎重、坚定而又持续地推进财政改革，在管理国家的方式上采取现代国家的做法，将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打下基础。
财税体制改革今后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渐进性改革与配套改革。一方面，我们不能指望一步到位；另一方面，财税机制的配套改革要和其他方面的相关体制、要素的配套改革一起推进，只就某一个税种、某一个层级改革是不行的。
个税改革下一步方向是由目前分类税制转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在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的同时，会将纳税人家庭负担，如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情况计入抵扣因素，更体现税收公平。
近20年来，中国的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改革进展比较大，而地方税的改革相对滞后，不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发展地方经济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非税收入、体制外收入膨胀，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开放经济体中，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帐户可兑换是国际金融政策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大领域的相互关系，最重要的理论是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即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如果选择资本帐户自由流动（即人民币可兑换），则必须放弃汇率稳定，即汇率自由浮动。
　　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是资本帐户可兑换，这就客观上要求汇率市场化。
奠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长效机制的主要路径有：一是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化的价格引导资金配置的方向；二是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样化融资手段，逐步改变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三是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小微金融机构。
即便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的各项管制，中国距离实现完全市场化利率或资本有效配置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政府和央行仍然对信贷投放采取额度控制，并且频繁地通过行业政策指导贷款投向。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的好，才能吸引存量资金进入。一方面，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后，大企业和资质较好的中型企业在与银行议价时将更占主动，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后，大中型企业议价能力增强，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通常能上浮10%―30%，这样一来，银行将会把更多的信贷资源转向小微企业，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新型城镇化需要从土地改革打开空间。中国的土地制度长期不明晰，已造成一些矛盾更加复杂化。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涉及中国千千万万个小城镇建设中土地的统一规划、建设用地供应、土地财政问题。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处在“后土地经济”时代。各地方政府需要看到，土地不仅是商品，可以拿来买卖，土地以及以土地为基础的城市更是宝贵的资产，需要用心经营，使之增值。
资金来源、户籍制度和现有土地制度的缺陷构成了阻碍城镇化的三大难题。有关改革可能提出对预算法进行修正，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地方债。户籍制度改革从中小城市开始推进。未来以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收入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偿还市政债的资金来源。
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不应该为房地产行业提供太多优惠政策，此举并不稳妥。随着中国推进城镇化，势必会继续推升地价。政府应该减轻对房地产经济的依赖。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制约了城镇化进程。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对各类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等。三是财税体制改革。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间接地促成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卖地收入的局面。四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行政审批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是，当前阻力重重，尤其当落实到基层时，调整难度不小，因为牵涉其中的相关利益方太多。
　　从制度上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基本走两条路：首先是立法；其次是靠政策扶持。所谓立法，即行政许可法，要详细规定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设定、程序、限制了许可的事项。在政策层面，决策层有必要对某些行政许可事项重新调整。
当前增长动力衰减主要是因为以政府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价格扭曲和自发的经济活力下降。现有制度造成的权力寻租导致社会奢靡与腐败。由于资源的配置以政府权力为中心，这也容易造成权力寻租，而这种寻租也带来了腐败和社会奢靡。
这次给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出台，是政府强化供给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释放出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走向：从扩张需求转向改善供给，从调结构、提效率上下功夫，以求稳增长的可持续性。与简政放权、简化手续、加强服务相结合，这项政策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政府能否放权体现了其改革的态度和决心。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体现了政府放权、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态度。接下来就要看能否更多地取消行业壁垒，能否对垄断企业采取更为严厉的反垄断措施，以及能否更大力度地对中小企业进行减免税额。
　　如果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则显然有利于我国铁路长期建设发展，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将吸引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同时，预计政府也将在财政上出台配合措施，以加速融资。铁路建设有望迎来新高潮。
改革重点是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政府最终要退出一般经营性领域的投资；推动以投融资项目审批为主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官员的裁量权。同时，放开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市场，吸引、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现有的融资模式是不能支持城镇化的，第一投资效率比较低，第二比较低的投资效率必须不断的提高发展力，这个是目前现有的增长模式下面临的最大困难。但如果农村不能把土地变现到城市去，没有这样的融资方式，其他的方式都是显得微不足道。
再多资金也救不了旧体制下的铁路。制度建设和在财务可持续状态下的行业良性发展，才是铁路投融资改革最重要的选项。从转变发展模式角度看，铁路项目引入责权明晰的战略投资者，比原有贷款、发债、上市以至策划中的“产业基金”更该受到重视。从数量上看，民营资本不可能改变铁路资金短缺的总体状况。
　　2012年资源价格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就在当年最后一周，电煤市场化政策开启了新一轮改革的进程。
　　资源价格机制改革是解决环保问题的根本途径。去年冬天开始，PM2.5闯入中国人的生活里，全国各地不断“爆表”，让环境污染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
加快资源要素市场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国有企业亏损，倒逼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股份实施重组改造，减轻国家补贴与财政包袱；会倒逼政府行政部门削减各种行政审批权力，放宽管制，便于民间资金的投入，推进“大部制”改革；
发改委是管审批的，国资委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而电监会的职能是监管市场，但十年来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没有符合条件的独立市场主体，电力市场根本没有形成。电网是唯一买家和卖家，它又是全资的国有企业，你监管谁？所以这次电监会并入能源局从职能调整统一来讲是好事。
电价改革是电力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但并不是全属于能源改革的范畴，是价格体系改革。至于该不该输配分开，该不该竞价上网，都是可以讨论的内容。但改革一定要考虑成本，要适合发展阶段，要有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有益于电力建设和长远发展。
　　对于如今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环保没有太多高精尖的技术，主要靠政策推动，“国十条”的出台有望形成有效的驱动力。
　　雾霾治理将是一个长周期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和政策的变化将持续呈现，相关产业所受到的事件刺激和需求提振也将持续数年。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将出现种种反复，需要坚持的毅力和坚决的信心。
政府加大力度治理空气污染，只要政策对头，不但不会抑制经济增长潜力，反而会将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创造新的增长点(如页岩气、煤层气、风能、地铁等)、甚至在中长期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这一届政府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不走“老路”的倾向。从政策表述看，包括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投资都有长短兼顾的意思，此外在投资方面有一些创新，包括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等。但是盘活存量资金，到底是什么范围、怎么做？目前还不是太清晰。
当前的稳增长措施，在财政预算和货币总量大盘子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结构性的优化，不是说要增加预算，也不是要使得货币政策更宽松，把不该花的钱放在需要花钱的地方去，具体说这些领域包括棚户区的改造、信息消费、节能环保等。
　　目前，中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养老金和企业人员退休养老金采用不同制度，由于两者待遇的巨大差别，被称为养老“双轨制”。
　　仔细观察将会发现，中国养老保险不只双轨，大概有十轨：省部级以上公务员、地市级公务员、县处级公务员、普通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工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军人和农民工等。即不同身份人员，有来源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并且养老的待遇差距较大。
今年预算的亮点包括：增加民生支出：2013年增长最快的三个财政支出项目是社会保障和就业（14%）、医疗卫生（13%）以及节能环保（12%）；进一步减税：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中小企业减税以及取消部分行政收费，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税收损失……
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很理性，既进取也稳健。他们采取很可控的方法、一步步进行改革。当然，改革面临的挑战也很多。他们要处理腐败问题，处理农村向城镇化转型，为这些人提供基础设施，需要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建学校、医院等。但是这些挑战也不是新的，欧美国家都有类似的挑战。
如果不能构建起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难以有效落实，也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此外，如果收入情况不摸底，财富分布不清楚，数据体系不完善，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及相应政策和效果。
　　从中央政府在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风波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中国政府清晰地表达了将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区间的短期政策目标，希望能稳定市场信心。
　　因此，“底线思维”的提出，显示出政府对改革和增长并重的看法。
通常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大支柱：不推出经济刺激政策、结构性改革（短期阵痛、长期获益）和去杠杆。我们认为以上概括有误导性：(1) 我们认为是改革与增长并重；(2) 局部刺激政策已经展开，但规模可能较小；(3) 对增长的担忧意味着目标并非“去杠杆”，而是调控当前杠杆上升速度。
李克强总理不会惧于采用有限的财政刺激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他很可能会通过加大中央政府的融资杠杆，同时对地方政府进行去杠杆化，以此采取一种“放松财政政策同时收紧货币政策”的办法。我们必须对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给予足够的耐心。
消费只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结果，如果没有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会是无源之水。反周期措施必须以投资为主，只要中国能够比较好的利用现有的资源，采取必要的反周期措施，在未来2013年到2020年，中国平均每年增长7.3%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纵观全球，有国家制定短期的经济目标（如通货膨胀率），有国家制定较长期的目标（如失业率），但没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年复一年地制定GDP增长目标。有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再以GDP为经济目标，未来数年应当以实现经济再平衡为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量化标的是投资占GDP比重。
　　不过，一刀切式的摒弃GDP目标未必可行，正如李克强总理日前所言，现实工作当中，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指标像GDP这样更能概括经济发展状况。因此，GDP目标还是应该有，GDP增速还是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上。
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风险凸显期，国人中的多数已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容忍，必须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上半年经济走势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严控奢侈品消费的影响。另外三大需求、三架马车都出现增长的萎缩，政府在现在还没有推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刺激，政府用现在良好的机会会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改革，推动经济的转型。
就现有的就业指标来看，虽然GDP增速有所放缓，但至少劳动力市场中最具周期性和灵活性的部分已经在合理地、缓慢地上升。这样政府将能够更加注重于稳增长并启动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
主办：腾讯财经&&&&
如能真正解决制度改革问题，那么就真的会带来需求，但事情又不是如想象的这么简单，这只是理论上的判断。
近些年来消费率由62%下降到48%，投资率由35%上升到49%，投资率超过消费率1个百分点，全世界都是比较少的。
尽管改革中会有阻挠、障碍和不可知的未来，但是新一届政府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等领域的改革都已经悄然破冰。
虽则老百姓的认识的逐渐提升，就能给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铲除观念上的障碍。有了这样的基础，“我希望这些改革一定会发生。”
中国国民储蓄率50%，家庭储蓄率30%以上，但绝大部分时间银行的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我们的金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对不起百姓的。
如果要释放改革红利，就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应该管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第二件事就是要打破垄断，建立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能让所有企业都使用生产要素。
中国经济在下行，这个下行从商业和投行的角度来看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预期并不是说下行速度多快、下行幅度多大，而是下行时间这么长是超出预期。
历届三中全会
时间主要经济政策措施主要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日-12日）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日-14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首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并明确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非公有经济都可以进入，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农村改革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五届三中全会（日-14日）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日-14日）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其中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经济的开放力度《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三届三中全会（日-30日）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在今后五年或较长一段时间内，严格控制物价上涨速度，实施价格和工资改革。《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十二届三中全会（日）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日-22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启动农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