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中国面临六大陷阱
我的图书馆
薛力：中国面临六大陷阱
提示政府：户口问题对于2.74亿城市外来人口来说，已经成为他们痛苦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自留地与宅基地。他们是中国真正城市化的试金石，
原标题：克服经济下行才能避免国家离心化
作者：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摘要：经济下行，将导致多方面的连锁效应：既可能来自内部（如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来自党内），也可能来自外部（如被美国利用）；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陆发生，也可能在台湾发生（如蔡英文推行法理台独）。克服这些挑战，中国才会继续向上发展，而不会倒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
中国的崛起真可谓全球瞩目，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国际会议不能没有中国人参会。而“一带一路”战略一旦获得成功，无疑将让中国在方方面面跃上新台阶。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内外两方面都将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有些挑战也可以说是陷阱，或者说是根本性危机。
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稳定因素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经济绩效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或叫GDP-based
legitimacy，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进行了巨大而强力的投入，问题是，维稳投入增长的速度与强度是有限度的，维稳经费已经高于军费了，再提升的空间有限；官方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摄纳，政治上允许入党、给予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资格、参加政府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团等，经济上允许与支持其商业活动（典型如支持吉利收购沃尔沃，但从此在媒体上已经很少看到李书福发声了）；文化上给予一些权力与好处，这一点在知识圈中比较明显，有机会从政、给政府出谋划策、经济上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一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存在的怕乱心理，觉得好不容易过上几天稳定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接受，咱就不要折腾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值得注意的两个社会现象
但是，当下的中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第一，普遍的不满意。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派、稳健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级干部、中层领导、基层干部，无论是富裕的阶层、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乃至比较贫困的阶层，似乎都对社会现状与自己的境况不满意，尤其是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个体都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但力量太渺小、也太无力。
第二，普遍的不安全感。大小官员、大中小企业家、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农民，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某种不安全感：有的是因为财产，有的是因为官位，有的是因为思想表达，有的是因为医疗保障，有的是因为自己产业的发展前景，有的是因为在大城市的定居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孩子在大城市的教育权利，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如此等等。
官员把财产与妻儿转移到国外、富人们把相当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一些企业家把公司注册地点放在境外（数量众多，典型如阿里巴巴、娃哈哈），一些农民对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树林、草地、果园）等进行掠夺式经营，这些都是不安全感的体现，大家对此也比较熟悉。大家比较少注意到的是，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一些中产阶级的境遇。他们在这些大城市打拼十来年，有了孩子与房子，与老家的环境已经格格不入，除了户口，已经是城里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的孩子因为户口问题进入不了好的小学与初中，特别是，孩子不能在本地上高中，因为必须回老家参加高考。他们的选择是：或者放下现有的工作全家回去呆几年，或者夫妻分居几年其中一方回去看孩子，或者让孩子自己回家单独上学，或者孩子凑合着上个城里的高中然后投考可以报名的职业学院，如此等等。无论哪种选择对他们来说都代价巨大，他们内心的纠结，所产生的不满意、不安全感、乃至愤怒，是可以想象的。这些人绝对数量也许不大，但具有象征意义，提示政府：户口问题对于2.74亿城市外来人口来说，已经成为他们痛苦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自留地与宅基地。他们是中国真正城市化的试金石，
上述两个现象在八十年代是不存在的，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病了，到了需要治疗的时候了。许多人会觉得，这些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说法。可是，我们逐渐意识到，许多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无关。
面临的挑战与陷阱
我首先想到的是环境污染，这是中国下一阶段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一点已经逐步成为共识。有些地方依然持经济发展优先的理念，但已经有的地方宁愿在发展经济上做出些牺牲，也要治理环境；有的地方虽然比较落后，也注意选择污染少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治理污染、恢复环境是可以做到的，但比较昂贵，这适用于“通过发展来解决”的范畴。
第二个是，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经济方面，整体上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不当干预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股市依然有明显的政策市特征，典型例子是前一阵子的暴力救市。遗憾的是，很快就有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不但效果并不好，还成为海外质疑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有力证据。
虽然非公有制企业解决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贡献了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但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限制与歧视依然存在，许多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非公有企业进入。公有制企业比重过大、效率低下、却受到特别关照（垄断地位、特殊补贴）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既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还导致了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逆向流动。政治方面，各级地方领导人对于所管辖区域整体影响太大，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领导人一换，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官员体系也出现大调整。地方债务的增长在本地缺乏制约机制。
第三个是，缺乏一个官方与民间都普遍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现有的官方与民间的价值观出现偏离。从文化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展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从经济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影响族群的经济行为方式，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对此有典型的展示。从政治角度看，将成为国家认同的主要来源，对于多族群的国家来说，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就是说，没有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存在与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也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我坚信，建立一套官民共信的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也可以说很困难。但中国没有选择，只能面对，而且越早越好。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达成了共识，就有解决的可能，早晚而已。
第四个是分裂势力，这与第三个有关但不完全一样。中国的分裂势力包括两部分：大陆的分裂势力与台湾的分裂势力。大陆方面以疆独与藏独为代表。香港的分裂势力，虽然是新现象，也难以成气候，但依然值得注意，特别是注意探索治本之道。关于藏独，我想说的一点是，达赖喇嘛的主张相对温和，至少没有公开主张独立。但他已经八十高龄，一旦过世，新一代的藏独势力可能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思考与准备。
关于疆独，中国政府过去几年采取了“几手并下”的措施：对于露头的疆独势力与行为，坚决打击；开展群防群治，把疆独势力消灭在苗头状态；强化边防管控，防止疆独势力非法越境，但采取措施便利普通民众正常的出入境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弱化三股势力滋生的经济土壤，包括内地对口支援、设立经济特区、扶持民众的生产与经商、增加民众的就业岗位，等等；发展教育，提升民众的谋生技能与对三股势力的识别、抵御能力。上述措施对于防范与打击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也要让基层注意，在实施打击三股势力的相关措施时，避免给普通民众正常宗教活动造成不便。其他省份在打击三股势力时，也同样要避免给新疆民众的经商、旅游等造成不便。现在的问题是，新疆的三股势力有向外省、境外发展的趋势。三股势力越境参加训练后回到国内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例在增加，国内多个省份也出现了三股势力实施的恐怖行为。不大可能做到各个省份都采取新疆那样的防范与打击措施，境外更是如此。这些行为的根还是在新疆。所以，如何采取治本措施，是新疆与中央政府需要应对的一个挑战。
&&&台独无疑是一个挑战。马英九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稳定，经济联系得到强化，但接替马英九的很可能是蔡英文。她的精神导致是李登辉，而李登辉属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台独气息”的人物。李登辉1999年提出“特殊两国论”，她这个“国安会”与“国统会”的委员谋划有功。陈水扁2002年弄出个“一边一国”，作为“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更是功不可没。在信仰与推行“台独”上，她将展示出什么叫“不让须眉”。因此，她如果上台，很可能会利用一切机会推进法理台独。如果大陆因为经济形势不佳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就可能成为她推进法理台独的一个机会。从而触及大陆的底线。一旦大陆因而采取武力行动，美国与日本将会分别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与《美日安保条约》而涉入。战争范围的扩大将严重打击中国外贸，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经济形势。
&&&第五个挑战是经济问题。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已经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一定时候转为低增长、零增长或者负增长，都属于正常现象。而一旦出现，将导致多方面的连锁效应：既可能来自内部（如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来自党内。苏联的案例表明，一些家财丰厚的党员干部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个人财产的公开化与合法化，这种“国家不幸个人幸”心态在一定情况下将成为国家稳定的负能量），也可能来自外部（如被美国利用）；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陆发生，也可能在台湾发生（如被蔡英文利用）。
现在的市场经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如证券、期货、金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这使得经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前。这一点的对于经济陷入麻烦的国家是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另外，对于经济增长、GDP等也不能看得过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算出，中国2014年的GDP是1978年的293.57倍。可见，只要社会稳定、政府与民众一心谋发展，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还注意到，1990年中国GDP是俄罗斯68.61%，1995年俄罗斯的GDP却变成了中国的54.77%，1999年则下降到中国的18.07%，2014也只是中国的19.81%。这说明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减速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后果，未来十年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6.2%左右。但这只是一种看法，结果并非如此，而是开始走向正常的经济波谷期呢？该如何应对？这对任何政府都是棘手难题。
最后一个是外部威胁，主要是美国。把中国拉入现有的世界体系，也是一种西化手段。信奉现实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在中国经济形势良好期，努力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但在中国陷入麻烦的情况下，美国将会调整政策目标，尤其是当出现经济停滞、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大陆分裂势力膨胀、台湾推行法理台独、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下，消除中共挑战美国的能力将成为期现实目标。
&&&中国如果能成功应对上述六大陷阱（应该说大部分叫挑战更为准确），就会继续向上发展，而不会倒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直到成为综合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
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在？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习大大用四个“新起点”进行了回答
今天（9月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来到杭州，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这次脱稿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同时抛出了现实性问题：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迎来“新的起点”，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从创新找增长动力、加强对外开放，各国之间加强合作、平等互利，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寻找更大空间。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绿色经济发展之路坚定不移。科技创新方面，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在国际合作方面，习近平主席表态：“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以下为习近平主席现场演讲实录，有删节。点击【】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以及同世界的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经济走向受到外界关注。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行胜于言。中国用实际行动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今年年初，中国出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我们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精髓，就是这五大发展理念。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拓更好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要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依靠改革。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不会放慢。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磐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我们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协调发展。我们将继续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抓住科技创新就抓住了发展的牛鼻子。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中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我们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努力实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我们将推广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我们将力争在重大项目、重点方向率先突破，积极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我们将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急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谋求更佳质量效益。我多次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朴素的道理正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而我对这样的一个判断和认识正是在浙江提出来的。我们将毫不动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我们推动绿色发展，也是为了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和产能过剩问题。今后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下降23%、15%、18%。我们要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节供求关系，要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用3到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这是我们从自身长远发展出发，从去产能、调结构、稳增长出发，自主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去产能方面，力度最大，措施最实，说到就会做到。——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公平共享，增进更多民众福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扎扎实实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我们将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在2020年前实现现行标准下57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我们对中国人民做下的庄严承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反贫困作出贡献。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老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我们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我们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高便利化程度，促进公平开放竞争，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同时，我们将加快同有关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推进国内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有序开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繁荣。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系列重点项目和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在同步推进。我们倡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始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我们落实上述改革发展举措的决心是坚定的。这些举措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3.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4.1%，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可以相信，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世界的贡献一定会越来越大！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现在，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面临瓶颈，区域贸易安排丛生，导致规则碎片化。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政治安全冲突和动荡、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国际社会对二十国集团、对杭州峰会抱有很高期待。在去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上，我提出要对世界经济把准脉、开好方。中国希望同各方一道，推动杭州峰会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第一，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各国合力推动，在充分放大和加速其正面效应的同时，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中方把创新增长方式设定为杭州峰会重点议题，推动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目的就是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创新、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这是二十国集团首次围绕创新采取行动，我们要把各国实施创新政策的力量汇集一处，做到理念上有共识、行动上有计划、机制上有保障。我们要针对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出现的突出问题，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创新，把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有效组合起来。第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收窄世界经济共同空间，导致“双输”局面。“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中方把贸易和投资摆上二十国集团重要议程。我们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重申反对保护主义承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为各国发展营造更大市场和空间，重振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第三，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我们应该加强政策规则的联动，一方面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外溢效应，减少负面外部影响，另一方面倡导交流互鉴，解决制度、政策、标准不对称问题。我们应该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中方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我们应该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第四，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也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同时，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了冲击。我们要正视和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为实现上述目标，今年二十国集团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各方一致承诺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快生效。我们还就能源可及性、能效、可再生能源、创业制定共同行动计划，加强粮食安全和农业合作。我们关心不同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众的需求，推动各国讨论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调整。我们希望向国际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的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要抓住以下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授权 虎嗅网 发表，并经虎嗅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article/162598.html
未来面前，你我还都是孩子，还不去下载 猛嗅创新！
后参与评论习近平如何带领中国走出“两大陷阱”？ : 经理人分享
习近平如何带领中国走出“两大陷阱”？
学习大国按危机，可能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最有辩证思维的词汇。
2013年11月，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中央委员会作说明时指出，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今天，学习大国（XXDAGUO）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节选自《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希望能有启发。
[美]罗斯·特里尔
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研读大量资料不难发现，如何避免落入“两大陷阱”，是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当前最为重大的问题关切。
“两大陷阱”，对内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所谓“拉美陷阱”，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对外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冲突，最后两败俱伤。
这两大陷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中国实现大国雄心的最大考题。
但换个角度看，成功规避这两大陷阱，也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机遇。一旦成功，中国将顺利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将拥有比较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国梦也将因此步入收获期。
“中等收入陷阱”是魔咒吗？何为“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世界范围的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中低等收入国家是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中高等收入国家是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则超过10065美元。
时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曾在《人民日报》撰文介绍说，陷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金立群介绍说，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些国家甚至深陷其中长达60余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与此相对的是，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就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被称作“东亚奇迹”。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等人的测算，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打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除去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经济腾飞的老牌工业强国日本和海湾、中亚石油国家，实际上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世界上尚没有一个上亿人口的经济体成功跳脱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陷阱，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转型的陷阱”，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型阵痛期。中国清华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后，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警惕陷入“转型陷阱”。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即为“转型陷阱”。它主要指的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会阻止进一步的变革，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国《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这些充分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单一性问题，也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在内的综合性转型难题。
从中国国内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约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3亿人的大国如此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关口，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型。
尽管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持续回落、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乱象丛生、就业压力持续、反腐败形势严峻、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社会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却现实存在。世界上体量较大的经济体，连自然禀赋极佳的巴西、阿根廷都仍然深陷泥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突出重围绝非易事。习近平领导的执政团队“压力山大”，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不过，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能否打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实际上就是用改革与危机赛跑，改革如期成功，则中国进入高收入较发达国家行列；改革停滞不前，则中国将深陷萧条与动荡的泥坑，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靠什么？挪威国防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荣英格早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初就指出，与以前相比，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应对繁重的发展任务，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安抚邻国来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还得避免地区危机甚至大国对抗”。
确实如其所言，对习近平而言，不仅国内改革发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一种现实考验。
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中国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登上世界亚军的位置，也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地位正在快速上升。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
针对这种担忧，习近平在一次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议题。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等人看来，如果从历史的轨迹上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剧烈冲突似乎“难以避免”。
如果单纯按照修昔底德与阿里森等人的逻辑，中美之间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按照保守主义者的思维，中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抗、摩擦、猜忌，也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担忧的可能。
而美中对抗的现实也佐证了两个大国的确存在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和角逐，这从美中对抗的新战场——中国南海，就可见一斑。
习近平对美中关系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早有预判的，他在上任执政伊始，就明确提出要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并且率先为中美关系定调——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的真诚和远见也得到了美国战略层的积极回应，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均不止一次表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已成必然。
但谁都清楚一个事实，博弈是双方的事，合作也是双方的事。仅靠中国单方面释放善意，并不能为中美矛盾解套。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消除战略互疑，需要中国降温，也需要美国撤火。中美之间能否避免迎头相撞？这种博弈的主动权其实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习近平能否纵横捭阖，用强有力的震慑手段遏制极端人物的野心冲动，用来自东方的人文情怀化解顽固的战略误解坚冰，既考验着他的胆气，也考验着他的智慧。
大跨越，中国人正在创造历史邓小平有句名言：“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为了“赶上时代”，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中国党和政府带领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扩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共十八大重申了这一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只是历史赋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使命之一。与此同时，新一届领导集体还将肩负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从中共十八大到中共二十大，执政党既要率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科学谋划未来30年的现代化建设全局。这就是中共未来10至15年最为重大的历史任务。
根据中国的发展规划，人们可以看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既处在已经完成第二步发展战略，正在迈向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大台阶”上，又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叉点上。换言之，中国既处于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阶段，又处在由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跨越的阶段。只有确保转型成功，中国实现现代化才有把握；只有确保跨越顺利，中国才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强国。
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正在重返世界之巅的复兴之路上艰难攀登，如今已走到了“致命海拔区”，正在发起对“希拉里台阶”的冲刺。
“民族复兴”“赶上时代”“中国梦”，从其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都指向一致——让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所以，全面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历届领导人前赴后继、从未放弃的强国梦想。
近14亿人的中国迈入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当今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人口总和还不到10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而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已经达到13.68亿人（2014年数据），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20%。也就是说，中国一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将超过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现代化人口的总和。
中国一旦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世界的财富版图将为之重新描绘。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占据的位置。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早在21世纪之初就研究了1700年以来中国GDP的变化趋势，并与美国和世界总量进行了比较：170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3%，美国占0.13%；1820年中国占32.9%，美国占1.87%；1949年中国占4.5%，美国占27.34%。
中国的财富体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触底反弹的。中国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分别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预测了中美两国GDP增长趋势，其中汇率法预测结果是：2019年中国GDP为19.8万亿美元，美国为18.9万亿美元，中国将第一次超过美国。世界大多数统计学家都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口径，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即使按汇率法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10至15年内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号经济体的位置。
中国重回世界一号经济大国的位置，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在人类历史上，繁荣经济体曾经轮流坐庄，辉煌强大的罗马帝国、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等都曾雄霸一时，但谁也没能成功演绎“王者归来”的历史大戏。如果中国能够重登一号经济大国的宝座，那将是创造历史的奇迹。
当然，中国领导人也非常清醒地看到，即便到21世纪中叶，尽管那时中国GDP总量也许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GDP还只能达到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中国总体还只能算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也足以称为旷古伟业了。
然而，中国实现现代化大跨越的最大历史意义还不仅止于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如何在5000年文明的土壤上嫁接现代文明？换句话说，“内不失古老文明固有之血脉，外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这一前无古人的难题，中国将如何做得到？这才是史诗一般的大跨越，也是当今世界文明演进最大的悬念之所在。
现实的成功本身就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与之争辩。中国道路、中国优势乃至中国经验能否成立，都依仗于中国人民的艰苦探索能否成功。中国的成功将会彻底摘掉困扰其数个世纪的“文明自卑”帽子，从此重树起泱泱文明大国应有的自信心，重树起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
正如50多年前的1962年，毛泽东曾预计的那样：“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斗争，也正在创造惠及全人类的宝贵经验和发展成果，这样伟大的文明成果理应受到历史的珍视，也理所当然会得到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友好提示：本文转自《学习时报》（日，原题为《两大陷阱，如何化危为机——&习近平复兴中国&节选》有删减），欢迎转载，请注明来源和学习大国（微信公号XXDAGUO），谢谢合作！
长按指纹扫描，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学习大国” ↓↓↓
（下载iPhone或Android应用“经理人分享”，一个只为职业精英人群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的分享平台。不做单纯的资讯推送，致力于成为你的私人智库。）
作者：佚名
文章相关知识点
评论&&|&& 条评论
畅阅·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