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权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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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作为在匈牙利的人民币清算行，中国银行当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启动仪式。该行成为中东欧首家人民币清算行。
　　人民视觉
　　由中国电建集团老挝南欧江流域发电有限公司建设的老挝琅勃拉邦省孟威县帕景村新移民村建筑（左），极大改善了当地村民生活居住环境。右图为搬迁前的旧房子。
　　日，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巴哈瓦尔布尔地区，当地工人在中兴能源900兆瓦光伏地面电站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该电站总投资额逾15亿美元，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优先实施项目之一。
　　新华社发
　　陈建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北京大学G20财经课题组主要成员、财政部G20专家）
　　李昕（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G20财经课题组主要成员、财政部G20专家）
　　李远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
　　倡导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从思路和格局上超越现有利益冲突
　　陈建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是当前两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共同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一直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这种现象至今仍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尽管如此，中国近年来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调整及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不能低估的。
　　首先，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呼吁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IMF向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代表权过低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得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投票权稳步提升。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上升至全球第三位。近几年，中国多次选派人员在IMF及世界银行中担任高级官员职务，两个组织里也增加了中国籍雇员人数。这些变化是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更加具有代表性的体现。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去年出现加速态势，尤其是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标志性事件，这对于优化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去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中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应对风险，当前汇率已逐步呈现双向波动。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G20峰会倡导实施负责任宏观政策，避免各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些都对当前全球金融治理及金融风险防范有着积极意义。
　　李昕：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不仅在包括G20在内的多边场合大力倡导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还通过自身行动践行这一主张。首先，亚投行是中国完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重大举措。亚投行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还在推动全球金融合作，特别是政府间金融合作上开创新局面，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发出中国声音。其次，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的筹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启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等，都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再次，作为国际金融领域中创设的一种新机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同样是对旧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最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落地暨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成立，成为&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着区域金融稳定锚的作用。
　　当前，国际金融中心正逐渐由大西洋西岸转向太平洋西岸。这意味着以旧金融利益关系消解和新金融利益关系织造为主要内容的全球金融体制的变迁。中国正主动参与这种变迁，并在此过程中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
　　李远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旧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在解决全球失衡、稳定全球金融体系、防范全球金融风险上的欠缺及不适应。全球化时代及全球经济格局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要求，包括改革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机构，使其发挥更切实有效的全球性职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全球合作加强对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道德风险等。
　　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变革牵涉到各国既有权益及责任的相对变化，必然会引发复杂的矛盾冲突。如不能妥善处理，改革就可能陷入僵滞。同时，发展更为公平、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也需要时间的磨砺，如何平稳过渡并凝聚对进一步发展的决心和信心，需要关键参与者的引导和努力。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体量之大、上升之快，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中，中国是利益攸关方，也是众所关注的关键行动者，面临非常复杂的关系问题。从目前的有关实践中可以看出，中国以非常积极务实的态度应对了这些挑战，一方面对既有秩序和机构保持了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绝不被动，敢于创新，从思路和格局上超越现有的利益冲突，形成有利的改革局面。
　　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让多边金融体系更加完善
　　陈建奇：不论是从亚洲等主要经济体基础设施缺口来看，还是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来看，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成为重要的融资平台，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主要着力于减贫援助，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基础设施为重点投资领域，使多边金融体系更加完善。
　　亚投行的成立催生了游离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发达大国参与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体系，调整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主导的亚洲多边开发银行生态，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李昕：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不是对原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替代，而是弥补其在满足发展中国家资金需求上的不足。一方面，亚投行更加开放、自由、包容。作为一个跨越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无疑会对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形成冲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另一方面，亚投行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互联互通建设，提高&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能力和分散投资风险。&一带一路&是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实现区域共同繁荣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其开放与包容理念决定了亚投行不仅不会挑战或取代现行的国际秩序，而且能够做到与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
　　李远芳：必须承认的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既有框架内的改革过程对旧有利益有很大的触动，因此改革必然是艰难缓慢且需要重大时机推动。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并非突然出现，中国提出亚投行的倡议及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发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在既有框架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一方面填补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空缺和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对激励促进原有机构的改革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亚太自贸区为推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融合指明了方向
　　陈建奇：&十三五&规划建议从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推动开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的理念。虽然合作共赢的相关具体治理规则有待制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合作共赢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的核心思维。
　　李昕：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产品生产和供应过程的不同工序、区段和环节的日益细化与空间区域的优化配置。在此过程中，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工厂&地位将继续上升，承担更多的商品生产分工，从而要求更大的世界市场。亚太区域经贸一体化应需而生。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必将与贸易伙伴发生更广泛、更深入的经贸往来与合作。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仅将赋予中国经济发展更丰富的内涵，而且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共治态势。因此，建立更广泛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生产链向广度与深度不断延伸，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是区域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目前所倡导推动的亚太自贸区更具包容性，是我国为构建亚太开放新格局、实现区域发展共赢贡献&中国智慧&的具体举措。
　　李远芳：由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原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多边贸易投资治理框架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了区域、双边、诸边贸易和投资治理的潮流，亚太地区治理规则的碎片化比较明显，出现了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由东盟主导、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果说TPP独立于已有的规则体系，在新的高标准平台上吸纳成员，RCEP则更多以整合、开放、渐进的方式进行。该合作致力于缩小参与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并在协定的实施中达到最大限度的互惠互利，兼顾高水平目标与渐进性落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后者包容性更大。二者有一定竞争关系，但不同的思路也意味着二者具有互补和战略互动的潜力。
　　中国目前倡导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则不仅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兼容协调，同时将TPP、RCEP都视为可能的实现路径，具有更高层级的整合性，以统一的亚太地区的开放进程，降低碎片化机制可能造成的市场分割。这为推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融合，指明了重要的努力方向。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特色开放主义的重要实践
　　陈建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合作共赢开放理念的具体实践，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发展的同时，也有望在该区域构建合作共赢的区域治理体系。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必然面临对接的问题。
　　李昕：从经济学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融合与发展，还有利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
　　一方面，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涉及数十个国家，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相互联通。实际上，基于其现有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发展融资，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作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在这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通过各国更紧密的相互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提升亚洲各国产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李远芳：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亟须突破口的背景下，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全面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对于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其保持非常高的关注及热情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践中国特色&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主义的重要场域。中国在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到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转型过程中必然会面临难题，比如投资收益保护和投资安全、融资渠道和风险管控、与当地政府及民众的关系等等。在学习有关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秉持共同繁荣的理念，更加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难题，不仅可以带来瞩目的经济成果，还将向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的最佳实践，以具体合作支持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实质进展。
　　（本报记者李琰、孟祥麟采访整理）
编辑：安梦莹
责任编辑：王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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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
作者：卢静&&&&&&来源：《国际展望》(沪)2013年6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
摘要：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催生金砖合作机制。但随着危机延续，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主要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出现明显分化，世界经济正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尽管如此，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正进一步彰显金砖机制的影响力，尤其是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关于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决定，将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本文认为，在后危机时期金砖国家的合作战略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正确定位金砖机制；第二，建立对话协商的软约束机制；第三，完善“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合作”的包容性合作机制；第四，推动金砖合作的网络化机制建设，实现金砖国家产业演进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也需要借助金砖平台，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探索南南合作的新模式，强化金砖国家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作用，同时在金砖合作中积极倡导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合作原则。
关键词：金砖国家;后金融危机时期;务实合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的巨大冲击催生了金砖合作机制。尽管金融危机尚未真正结束，全球增长仍处于疲弱水平，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世界主要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出现明显分化。可以认为，世界经济已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在此背景下，金砖合作机制将如何发展？金砖国家如何在后危机期间保持危机时期的良好势头，如何借助金砖合作平台解决自身发展困境？国际社会对此既有希冀也有质疑。有西方媒体称“金砖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桥梁”；[1]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也认为金砖“有着远大前程”；[2]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奈则称金砖为“没有泥浆的砖”；[3]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门主管新兴市场的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则称之为“破碎的金砖”；[4]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G20)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舞台上“既无足轻重，又畏首畏尾”；[5]就连最早提出“金砖”概念的美国高盛公司现在也开始看淡金砖国家的前景，并建议投资者停止购买相关美股。[6]由此可见，无论国际社会评价如何，金砖国家在后危机时期的合作都不仅对其本身而且对世界具重大战略意义。
　　2013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第五次领导人会晤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库，并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将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也体现了金砖五国寻求共识的积极作为，反映出国际格局调整变革时期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趋于活跃和成熟的现实。同时，峰会成果也集中表明，增强合作机制的务实性是金砖国家的历史使命，包容性发展的战略合作是金砖机制的特质与创新所在。
　　一、金融危机催生金砖合作机制
　　12年前，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创“金砖”(BRIC)一词，以形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并表达其商业投资的价值。随后，“金砖”一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概念，并被赋予了新兴经济体代表的头衔。同时，发展阶段的相同和发展议题的类似也使得金砖四国在许多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上看法十分接近，由此导致了金砖四国的对话合作不断加强。2006年9月，金砖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碰面。2008年7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日本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也举行会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尽管发展势头良好并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但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环境持续恶化、全球通胀压力增大、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而严重恶化了国际经济环境，使“金砖四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并呈现“危机过敏症”。[7]为应对危机，金砖国家加强了彼此间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蔓延，金砖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望空前增长。2009年6月，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首脑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标志着金砖四国合作机制诞生。
　　叶卡捷琳堡会议后，金砖国家轮流举办正式峰会，不断完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2010年12月，南非被接纳为正式成员使得金砖四国演变为金砖五国。金砖国家的合作也形成了包括领导人定期正式会晤、部长级会谈、不定期非正式会谈、工商论坛和智库论坛等在内的一系列机制，合作领域从投资和贸易逐渐扩展到教育、会展、服务业、文化交流等方面，合作内容日趋多元化。同时，合作机制的建立也为金砖国家协调立场、发出新兴经济体更统一有力的声音从而捍卫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平台。
　　2013年3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决定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等，将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该决定也顺应了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趋势，并反映出金砖国家自身发展的战略诉求。
　　首先，传统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已无法满足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发展要求。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虽然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有所改革，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仍然是西方国家新现实主义理论支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即由西方大国主导、控制并体现其利益偏好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机制。这种传统国际机制随着美欧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它表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已经难以全面提供目前世界所需的公共产品，因为所有西方国家几乎都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全球公共产品的短缺，使传统国际金融体系与机制的基础受到动摇，特别是美元体系的动摇。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等透支美元信用的举措来维持优势地位的做法，不仅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备受国际货币波动和美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转嫁危机之苦，而且使全球进入国际货币不完整的时代。但是，全球化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又迫切需要完整而稳定的国际货币，仅以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机制，无法克服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困境，也不可能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程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
　　其次，全球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治理结构转型，需要和期待金砖国家实施金融合作。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传统国际金融体制固有的弊端，使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的提升，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也发生变化和转型。这些都促使金砖国家更广泛深入地参与这场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份量和话语权，使其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金融危机也昭示了建立在不公平主权货币基础上的世界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随着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的绝对优势，严重影响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和话语权成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共同要求。同时，金融危机也凸显了没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不能发挥重要的国际金融工具的作用，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足够的金融资源。这就导致了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在部长级会议上批准新的配额和表决权分配系统，提出了把超过6%的份额转移给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方案。但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至今也没有完全落实，美国国会尚未批准成为其最大阻力。由此导致目前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缺乏实质性影响。因此，不改变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格局，即使再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份额和表决权，也难改西方大国主导国际金融的实质。
　　最后，深化务实合作满足了金砖国家自身发展和战略合作的要求。“展望未来、共同繁荣”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本质内涵，发展、包容、稳定的金砖理念，集中反映了金砖国家具有强烈的深化合作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德班峰会的成果集中体现了“金砖国家”深化合作的共同愿望。金砖国家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并使合作机制建设的步伐稳步推进，其原因就在于金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基础相近，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关切，在许多领域中也具有共同利益，尤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愿望更加迫切。这就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和金砖银行设立的共同基础。正如有评论称：“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能有此出众表现，绝非仅凭内部经济发展因素使然，也非相关国家心血来潮的一厢情愿，更非来自于外部威胁的强大压力的结果。而是有着强大的价值驱动力，它是一些国家谋求走出危机之路的新探索，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新范式，拓展了国际秩序的新价值，代表着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重建的新模式。”[8]由此我们可以说，金融危机催生的金砖机制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世界经济格局和实力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新兴经济体公平、公正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促进全球化进程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正当诉求。
　　二、务实合作彰显金砖机制影响力
　　综上所述，金砖机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在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衰退中，金砖国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对平衡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据《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在全球经济总体低迷的情势下，金砖五国经济仍保持了整体较快的增长态势，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继续上升。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也是稳中有升。[9]尽管如此，金砖国家的地位和未来发展却仍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质疑，“金砖失色”的舆论不时发酵，这也反映出西方一些人士对金砖机制的担忧和疑惑。
　　实际上，金砖机制的产生反映出的是金砖国家追求发展、维护发展权益的自觉行动，无意也不会争夺什么霸权。金砖国家意识到，在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下要实现自身发展，不加强彼此的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不实现金砖概念向利益认同体的转变，就既不可能实现发展和共赢，也不可能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因此，金砖国家致力于将合作机制提升为促进发展的机制，努力寻求合作的共同点。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共同的利益和诉求，才产生了金砖机制的成果和生机。事实上，金砖五国在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互补性，可充分发挥相互间的优势互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层面，金砖国家对全球发展领域的紧迫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国际经济政治利益诉求基本一致。这些都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坚实基础。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形势下，金砖国家在经贸领域更需要密切协调，加强合作，推动金砖机制务实化，提升制度化水平。这就是德班峰会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根本原因。德班峰会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既顺应了各国合作发展的愿望，也把金砖机制推向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决定一经宣布，便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和高度关注。德国《新奥斯纳布吕克报》发表评论说，西方的魅力的确消失了，金砖五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心脏”。[10]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世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计划联合它们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事务中挑战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机构。[11]加拿大《国际工商时报》引用加前总理马丁的话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全世界的地区银行来说都是一个威胁。[12]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不仅是金砖国家机制化成果的国际反响和展示，也标志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该行将在推动成员国基础建设、抵御经济风险、加强金融监管以及互助机制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将打破国际金融旧格局，为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提升话语权。一直以来，不论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还是亚洲、非洲、欧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和主导的。而由金砖五国发起并出资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自己“做主”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将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突破。它不仅将打破国际金融旧格局，促进国际金融体系转型，而且将提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其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解决金砖国家的中短期融资问题，有利于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2008年以来，美欧相继爆发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重创各自国家的经济，并拖累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不得不紧缩现有的国际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导致世界银行最近几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为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发项目提供融资，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可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再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可以减少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依赖，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相继推出本币贬值的“杀手锏”以促进本土经济发展，使得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饱受痛苦。如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选择成员国中的货币作为主要媒介行使其职能，无疑是对现在美元“一币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大改变，亦将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在德班峰会期间，金砖国家互签多项合作协议，涉及能源、采矿、教育、科技、运输、国防等不同领域。尤其中巴首签金砖国家间货币互换协议，凸显了彼此认同对方的发展前景，深化了双边金融合作，降低了国际汇率波动给本国双边贸易带来的风险。标志着金砖国家将逐步摆脱以美元进行结算的金融体系，朝着改变传统贸易流通方式迈出了坚实步伐，将预示着金砖国家间的经贸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这种合作不仅将拉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也将对以金砖五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不可否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将成为世界金融新格局重要的“一块砖”，必将打破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但需要强调的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绝不是传统国际金融体系的对立者，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个有益补充，这块“金砖”将让世界金融格局更加完整、更加稳固。世界银行日也表示，欢迎金砖五国宣布设立开发银行，世行将以可能的方式尽量帮助这个全球开发的新参与者。[13]
　　三、后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表现出难得的合作精神，联手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和世界经济的全面衰退。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即危机走向缓和而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各主要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世界经济处于脆弱性复苏阶段中，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自2012年底随着各主要国家政府换届或领导人更迭，世界进入新的政治周期，大国共同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氛围已发生明显变化。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开始新一轮调整，西方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恢复增长，不断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加大市场保护措施。比如，美国在2012年12月宣布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以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欧洲央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也多次降息，2013年5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继续将存款利率保持为零不变，并强调只要有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就会保持宽松。[14]而日本在2013年1月宣布实施“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至今仍然沉醉在量化宽松的狂欢节情绪之中。[15]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为提振本国经济增长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呈现好转，但导致了全球低息环境和充裕的流动性，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得不承担热钱大量流入、本币升值以及资产价格膨胀等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而且，一旦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价格会面临大幅波动，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资产大量撤出的风险。面对严峻的外部金融形势、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新兴经济体面临的调整转型压力增大。
　　新形势为金砖国家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面临近似发展问题的金砖国家来说，强化战略合作的意义更为重大，而新形势也为金砖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在后危机时期，金砖国家的合作战略应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坚持金砖机制正确定位有利于金砖国家战略合作的国际认同。
　　金砖合作机制要成为有行动能力的国际机制，必须首先定位正确，并且要与金砖国家的实力地位和利益偏好相适应。机制定位是合作机制化建设中的基本要素和重要考量。机制定位又与其身份定位密不可分，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实力象征，其身份和性质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表。这就决定了金砖机制是G20框架下的一个协调机制。金砖国家必须认识到，金砖机制的意义除了促进金砖国家的合作外，还利用G20平台协调新兴国家的立场。俄罗斯一直希望金砖国家以统一的立场参加G20峰会，并认为这将巩固金砖的地位，并对G20提供帮助。同时，金砖国家也要认识到，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经济贸易规则，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支持，金砖国家自身无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因此，金砖机制不是一个寻求与发达国家对抗的国际机制，而是一个寻求与发达国家实现更有效合作的机制。同样，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目的并不在于削弱业已存在的多边金融机构，而是要成为这些机构的有益补充，使金砖国家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程中。同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建立和运行过程中，要充分借鉴其他国际或区域性金融治理过程中已有的探索成果，汲取教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第二，建立对话协商的软约束机制是协调金砖国家利益、凝聚金砖合力的现实选择。
　　金砖机制是金砖国家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也是金砖国家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合作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金砖国家间战略合作的良性互动。尽管金砖国家有着相似的身份和目标认同，有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与空间，但金砖国家的合作存在许多问题，如相互之间贸易合作还不多、相互依赖度不高。同时，在追逐自然资源、竞争市场份额和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权力以及许多共同发展议题等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利益冲突。加上金砖国家在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使其缺乏共同价值观基础。尤其是金砖各国均面临艰巨的现代化挑战，也对其合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就连在机制建设的出发点上也还是存有差异。国家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和矛盾使得建设一种软约束合作机制成为现实的选择。为避免金砖国家之间矛盾激化使合作受损，以推进机制合作的合理性及有效性，需要定期就某些重大事务进行对话、协调、协商，形成一致立场和政策，也就是说，对话协商的软约束机制对于金砖国家的合作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这是金砖国家机制建设和战略合作的基本要求，也是金砖国家最有可能促进合作务实化的路径选择。
　　第三，完善“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合作”的包容性合作机制，增强金砖国家战略合作的内在动力。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基于全球治理时代主题的全新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今时代各国普遍追求发展条件下促进国际合作的发展新思路。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是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包容性发展致力于克服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差异带来的障碍，真正实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共享发展成果。把包容性发展作为金砖机制中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兼顾政治信任累积，通过不断积累政治互信，逐步化解矛盾和分歧，以包容性合作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同时，包容性合作还是开放性合作的思想基础，因为金砖国家的组合本身就是亚非拉地区开放性合作的产物。在全球化时代，市场开放与竞争使各国从各自发展走向互利互赢的共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发展与外部国际环境的矛盾与协调。把包容性合作理念植入开放性合作中，就是重视金砖国家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包容性，加强与全球各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注重与金砖国家以外的经济体参与合作。包容性合作不是利益交换与平衡，而是共同应对与解决金砖乃至全球治理中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
　　完善包容性合作机制还要以合作与发展的良性互动为保证，即“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合作”的逻辑为指导方针。首先，金砖国家需要通过实质性合作为各自发展创造空间和条件。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克服市场壁垒，提高需求的规模化水平；进一步扩大金砖国家市场的整体规模，为各国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和专业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提高合作服务水平。以首脑峰会为核心，以多边机构代表为辅助，以务实合作为目标的论坛作为合作平台，以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为基础，循序推进，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把疏通彼此间市场壁垒和障碍作为合作机制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品，通过发展专业化的组织和团队，培育合作文化与制度，不断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进而提升合作机制的可靠性和实用性。最后，中国作为金砖国家联结全球分工体系的枢纽，需要在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是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完善的不可缺的重要因素。中国应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责任。
　　第四，推动金砖合作的网络化机制建设，实现金砖国家产业演进和可持续发展。
　　网络化这一新兴生产组织方式，有利于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实现更大范围内经济主体的社会联结，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网络化机制的发展表明，在扩大需求规模、促进生产分工细化、提高专业化水平、强化生产流程各环节以及生产与消费间联结的过程中，网络化将成为自我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但是，在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网络化运作中，发达国家因吸聚高端生产环节而不断拉升消费力，并拉动全球产业链运转；发展中国家则因聚集中低端生产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和财富在国际竞争机制下被大量转移。作为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具备较强的工业化实力和差异化发展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与合作的网络化机制既是必须也是可行的。网络化的运作和联结模式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创造了发展空间，通过专业化提升生产效率和收益，并转化为驱动网络化的消费力，从而促进整体市场的响应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事实上，近些年金砖国家一直在探索经贸合作的新途径，挖掘合作潜力，提高经贸合作水平。2011年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过3200亿美元，达到了十年前的6倍。[16]相信通过网络化机制建设，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基础将更牢固。德班峰会决定建成2.4万公里的海底光缆直通网络连接五国，打破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对金砖合作的网络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总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产生和发展并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单一显示，而是在新型的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兴起背景下，发展中大国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通过自觉合作，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分工体系重构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重要举措和切实路径。[17]
　　四、中国参与金砖合作的战略思考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中的重要成员，不论是从经济规模、增速和世界占比，还是从全球竞争力等方面，中国都在金砖国家中占据领先地位。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为第29位，与上年持平，而其他四个金砖国家，除俄罗斯(第64位)排名有所上升外，南非(第53位)、巴西(第56位)和印度(第60位)均有下降，其中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从2006年的8位扩大到了当前的31位。[18]“金砖”概念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指出，“金砖国家整体增长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19]尤其是考虑到近期金砖其他国家经历的经济困境，奥尼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能修改，(金砖四国BRIC里)我只会留下C(China)”。[20]南非《独立报》也曾称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非正式领导人”。[21]对于在金砖国家中地位如此突出的中国来说，应该如何利用金砖合作这个平台，又该在金砖合作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也一直在积极推动金砖合作从松散的对话论坛向更加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发展，并将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金砖合作也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
　　首先，借助金砖平台，助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随着开放型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弊端，中国政府一直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然而，虽然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大幅提升，但仅靠自身力量去改变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和代表权的不平衡问题，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金砖国家是具有最广泛的地域代表性的五大新兴经济体的集合，也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改革国际经济体系方面有共同的强烈诉求。随着金砖合作机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它必将成为东西沟通的桥梁、南北合作的纽带，促进整个世界治理更加开放、透明和公正。[22]因此，金砖国家既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上发出更大声音的舞台，也是参与像联合国和G20等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平台。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G20圣彼得堡峰会前，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提出，金砖国家在当前形势下要共同应对好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主张。[23]这些主张既进一步凝聚了金砖国家的共识，也得到了G20与会国家的接受和认同，体现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其次，通过金砖合作探索新时期南南合作的新模式。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摆脱发达国家控制、发展民族经济而开展的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并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进入80年代后，随着南北对话走向僵局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南南合作虽然呼声高但成绩有限。进入21世纪后，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但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挑战。在此形势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加强南南合作、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会，还可以减弱世界经济的系统风险，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因此，新形势与新挑战使南南合作的战略重要性再次突出。由五个新兴发展中大国组成的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就是新形势下南南合作的代表，并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有西方学者指出，金砖合作“是一次‘和命运的约会’(tryst with destiny)，第三世界国家过去为此斗争和团结多年却不能实现，而现在却开始复兴了”[24]。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部分。由于目前发展中国家因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发生明显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在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方式和途径。金砖合作机制是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的一个沟通与合作的核心平台。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有利于突破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围堵。同时，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也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是新形势下南南合作的新内容。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指出：“我们要用伙伴关系把金砖各国紧密联系起来，下大气力推进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朝着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前进。”[25]这指明了金砖国家的战略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再次，应始终强调金砖国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虽然是由当前五个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构成，体现了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定位，但是，金砖国家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应反映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诉求，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是影响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依托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发出反映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与诉求的呼声，才能使自己的政策与主张具有更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而如果想借助金砖平台实现一己私利则会严重损坏金砖合作。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与道义支持方面，发展中国家都是中国可信赖的朋友。因此，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成为中国外交的基础。在金砖合作中，中国要始终强调金砖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不仅仅是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代表，这样才能使金砖国家更好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最后，在金砖合作中积极倡导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合作原则。金砖国家间因资源禀赋、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在一些具体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不同；而且金砖各国均为新兴大国，随着其国力和影响力的增长也均有宏大的民族抱负和大国战略，在追求大国之路中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加上个别国家间因历史原因还存在着猜忌甚至怨恨，这些都给金砖合作带来很大的挑战。但金砖合作的战略意义已是各国共识，为此，必须积极倡导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切实推动金砖合作。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地位突出，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其他国家的猜疑和防范，但任何形式的合作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能长久。因此，在金砖合作进程中，中国只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不会充当领导者，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共赢的关系。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1]《西媒：金砖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桥梁》，人民网，日，.cn/n//c78.html。
　　[2]《不是反对，而是绕过西方》，载俄罗斯《生意人报》，日，http://www.kommersant.ru/doc/2148773。
　　[3]Joseph S. Nye, Jr., "Despite All the Confidence, the BRICS are Without Mortar," Daily Star, April 10, 2013.
　　[4]Ruchir Sharma, "Broken BRIC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Issue 6, Nov/Dec 2012, pp. 2-7.
　　[5]Dani Rodrik, "What the World Needs from the BRICS," Social Europe, April 11, 2013, http://www.social-europe.eu/2013/04/what-the-world-needs-from-the-brics/.
　　[6]《高盛看淡中国等金砖国家前景 建议停买相关美股》，证券时报网，日，/577306.shtml。
　　[7]林跃勤：《金融危机对金砖国家的影响》，载《红旗文稿》2009年第12期，第31页。
　　[8]赵可金：《发展、包容、稳定是一种金砖精神》，载《环球时报》日。
　　[9]林跃勤、周文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3)：转型与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0]《金砖组织“不再是纸老虎”，西方极力打入“楔子”》，载《环球时报》日。
　　[11]同上。
　　[12]同上。
　　[13]《世界银行称支持金砖五国设立银行 愿与其合作》，中国网，日，.cn/live//content_.htm。
　　[14]吴家明：《欧洲央行再度打开降息之门》，载《证券时报》日，第4版。
　　[15]《李稻葵：如何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全景财经网，日，http://www.p5w.net/news/gncj/791.htm。
　　[16]《金砖国家间贸易总额超3200亿美元》，载《人民日报》日，第22版。
　　[17]马莉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基础与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第60页。
　　[18]《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第29位继续领先金砖国家》，新华网，日，//.html?fromtool=roll。
　　[19]《“金砖之父”：金砖国家的黄金时期并未结束》，上海证券报，日，/news/.html。
　　[20]《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目前仅中国称得上金砖国家》，观察者网，日，/america/_168119.shtml。
　　[21]《金砖组织“不再是纸老虎”，西方极力打入“楔子”》。
　　[22]赵杰：《“金砖国家”的世界分量》，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3期，第14页。
　　[23]《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纪实》，载《人民日报》日，第2版。
　　[24]Joseph Ingram and Daniel Poon, "Brics: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North-South Institute, March 22, 2013, http://www.nsi-ins.ca/newsroom/brics-a-new-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 “Tryst with Destiny”一词来自日，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日前夜的演讲《我们和命运有个约会》(We Made a Tryst with Destiny)。
　　[25]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主旨讲话》(日)，载《人民日报》日，第2版。
　　（作者简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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