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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在阶级固化吗：焦虑的中产与蠢蠢欲动的底层
作者：周晓虹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应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军事威胁，因此需要把民众有效地团结、组织起来。这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政策导向必然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出于团结民众的考虑，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分化， 当时所谓的阶级矛盾，并不是现代性社会意义的阶级冲突和矛盾，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 至多只是工人阶级内部(人民内部)的阶层差别，这种差别以工人阶级与农民、工人和干部、干部内部分成五级这三种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层差别。这种“人民”内部的阶层差别程度其实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与其说是差别，还不如说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就是这种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团结方式，对于刚刚解放的中国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物质短缺和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凸显出社会分配的公平，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平等，从而凝聚了人心。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阶级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明显，阶级意识更主要的是表现为一种基于政党意识形态所“召唤”出来的政治想象和革命话语。
然而，在强调公平的同时，这种体制的弊端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效率的不足。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开放，其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效率，但与此同时，也打破了平均主义，使阶层之间的差别拉大。由于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级意识，阶级问题才真正地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参与改革利益分配的群体成为富有的阶层，由于经济力量壮大，这个富有阶层的社会精英意识开始凸显，对政治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意图。而在改革当中利益受损的下岗工人则沦为社会底层，他们由于利益的损失和穷富的巨大差距，萌生了朦胧的阶级意识，并由此引发集体行动。那些没有改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办事人员，得以维持了原先的地位和利益，成为社会的中间阶层。由于改革直接牵涉他们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因此在体制改革的靴子没有落地之前，这部分人总是处于焦虑不安之中，而体制改革问题又不是这个群体所能决定的，于是他们只能消极地等待着，一个“熬”字是其心理的最佳写照。在内心煎熬的过程中，这个阶层需要一个独特的渠道来释放内心的压力，消费自然成为他们释放内心压力的最好办法，消费上的前卫与政治上的谨慎和保守构成这个群体的典型心理特征。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与城市底层社会
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使得率先开放的东部城市在国家经济版图中迅速崛起，从而引发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向东部流动的打工潮。1958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全国人口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就此建立；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城乡差别由此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现代人就是城市动物，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十分形象地体现了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城市的发展在经济建设中意义重大，我国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来自城市，特别是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创造了将近一半的国民产值，吸纳了全国大部分的新增劳动力就业。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入水平与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由于城市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农村，因此，城市的收入也大大高于农村，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种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和收入差别，吸引了富余劳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欠发达的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
与此同时，农民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下所获得的土地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一般一个家庭只有几亩地，按照每亩地的种田收入1000元来计算，家庭收入不过是几千元。因此，土地承包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想要挣钱，只能选择出来打工。同时，土地承包制实施后，农产品数量和品种增加，但由于农村市场没有形成，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问题。与此同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当中央政府不断扩大整个税收蛋糕的享有份额时，地方政府的享有份额却下降了”，而“当中央向地方政府汲取财富时，后者就从农民身上汲取财富。不法和违规的掠夺，大量地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民由于种田收入低下，而负担加重，因此不得不走向外出打工挣钱这条路。农民收入水平的低下和城市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收入水平，这两种合力共同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
在城市中，国有经济之外的私营经济发展，也为进城的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贸、投资和内需拉动，其中，外贸和投资的占比很大，因此，打工一族主要是由外贸工厂工人和建筑工地的民工组成。内需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如饭店服务员、家政保姆等，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建筑、外贸还是服务行业，要么是受到垄断力量的盘剥；要么是由于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受到国际资本的压榨，导致利润相对较少，所谓“养猪的不如卖猪的”的形象说法正反映出中国产业在价值链中的不利位置。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本来利润就非常低，要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只能压低工人的工资，否则就很难生存，此类因素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较为低下。再加上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供应充分，民工的工资水平难以提高。 这几年由于农村条件好了，许多打工者回家创业，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工资水平上涨，可能会出现“无产阶级的市民化”（伯恩斯坦语），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此章讨论范围之中。
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农民工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班来获取较高的收入，同时要尽量压缩生活开支，只有这样，打工一年下来才能攒到钱。不过，这些通过辛苦劳动和省吃俭用所积攒的那一点钱，根本无法支付他们在城市安家的高昂成本，正如当年顾况对来长安闯荡的白居易所说的，“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对于打工者来说，城市虽好，但“居之不易”，因此他们对打工都不抱长远的打算，对所打工的城市也没有归属感，往往是哪里有钱挣就到哪里打工。
此外，民工群体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私人企业，与原先在城市就业的产业工人不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单位组织，因此缺乏必要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和组织资源。只能按照传统的社会关系网和组织——老乡关系、亲戚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平时的社会交往也主要局限在老乡和亲戚的圈子中。他们的生活圈子、居住环境、生活品位等基本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交集，难以与城市居民形成互动，这使得他们在获取城市社会资源方面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工社会交往和文化的同质性、封闭性，难以融入所在的城市，大部分人在打工挣到一点钱后都只能选择回到家乡重新就业。
在心理上，由于农民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迁移、居住、受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待遇，与“城里人”差距很大。城市精英有明显的优越感，而外来打工者则有被统治的感觉。这种“被统治的感觉”使得农民工的身上存在着某种类似“阶级意识”的心理状态。 这种阶级心理和不满情绪虽然在各个社会领域里滋长，但没有公开爆发出来，也无法以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方式来呈现。只是由于农民是文化教育水平最低社会的阶层，他们也不可能像私营企业主一样组织学者进行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这就决定了农民不善于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长远的政治思考，基本上只能采取着眼于眼前利益的自发政治行动，比较容易满足，目标基本上就是打工赚钱。
《中国体验》
周晓虹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些打工者回乡就业所选择的地方并不限于原来的村庄，由于他们在城里见过一定的世面，许多人更倾向于选择在离自己的村庄不远的乡镇甚至县城买房定居和就业。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完成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而且，相对于没有出去打工或者打工没有积攒下钱的人，这些能够在乡镇甚至县城买房定居的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基本满足；相对于在大都市中处于下层社会的城市下岗工人，他们在农村的家里有地，打工又能挣到一点钱，因此，这些人在现代大都市中虽然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但相对于失落的城市下岗工人，在心理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更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失落的城市国有企业工人
与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不同的是，工人阶级大部分原先就是在城市就业，与城市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单位”这个特殊的组织来实现。如果说进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主要是跟职业相关的话，那么，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则主要是与所在单位相关。也就是说，单位效益好，收入水平就高；单位效益差，收入水平就低；单位没有效益，可能就要下岗。这种个人收入地位与单位性质具有直接相关性而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无关的特殊机制，使得城市工人具有很强的单位情结。
这种单位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横向来进行比较，比的是单位的好坏。在好单位就业者感觉良好，精神面貌也更好；在效益不好的单位就业者，其精神面貌就不佳，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调到好单位去。在中国，单位的效益好不好，主要与单位在体制改革中的位置有关，公认比较好的单位都是国家重视、在改革过程中受益的单位。第二个方面是从纵向进行比较，比的是在单位内部的地位差别。有学者认为，改革前城市就业群体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社会身份：干部和工人，这两种身份的区分“不仅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体现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干部在工资级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上，都大大优于工人。
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以及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刺激了城市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神经，于是国有企业改革以一种稳健的方式开始逐渐推进，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激发企业的活力，但效果均不明显，与之相应的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也不明显。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需求，国有企业改革不得不开始加速，随着改革的提速和力度的加大，工人阶级内部开始产生较大规模的分化。
首先，是拉大单位内部各层级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工人阶级分化成“当官的”与“干活的”两类人。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维持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因此，干部和工人都属于工人阶级的成员，彼此间的收入差距不大，在量上处于大家可接受的程度，在质上属于阶层之间的差别。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开始拉开收入差距。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原先干部与工人之间相对融洽的关系和早期工人阶级的内部认同，逐渐被“当官的”与“干活的”两种人的分野和自我意识所取代。
在国企改革以前，工人与干部的身份区别局限于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别，这种差别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经济利益方面都不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所以没有引发强烈的矛盾。改革开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以后，由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工人与干部的各项待遇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使得原来的阶层差别开始向阶级矛盾演变：干部被看成了“当官的”，工人被看成了“干活的”。“当官的”和“干活的”这种流行话语本身隐晦地表达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与农村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逻辑一样，城市也推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企业自主权与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以后，随着“一把手”厂长经理的权力越来越大，一方面他们对工人的支配权力越来越重，另一方面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在工人看来，以厂长经理为代表的管理层已成为一个和自己迥然有别的群体——当官的。这种工人和管理层之间日渐拉开的差距，导致原先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统一的工人阶级内部群体认同，被两个群体——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分化所取代。
其次，是国企之间出现分化，分成“好单位”和“差单位”。所谓的“差单位”，指的是经济效益不好的国企，这些国企往往属于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效益不好，这些“差单位”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措施，即所谓“关、停、并、转”，使大量经济效益不好的国企破产倒闭，于是便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他们一夜之间从“吃公家饭”的人落入底层社会。
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管理层日渐成为企业的中心，并通过管理权、私有化、上市等手段获得利益；普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工人们的不满日积月累，甚至产生了敌意。如果企业的效益好，那么，工人的这种感觉也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一旦企业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甚至面临破产和倒闭，导致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水平下降，那么，这种不满和平时积累的敌意就会汇集成阶级意识并导致集体行动，通过上访和消极怠工等方式体现出来。
阶级意识是由社会分化（分层）而产生，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社会分层，而有社会分层并不一定产生导致集体行动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分层以公平为原则，如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安排社会分工，从而产生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分层。如果一个社会的分层并不是按照某一种大家基本认可的公平秩序来安排，而是通过不平等、不公正的方法形成，那么，这种社会分层就会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存在敌意和对抗，下层群体的集体行动和斗争便由此产生。
其实，相对于外来的打工者，城市下岗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并不是最低，然而，城市下岗工人的阶级意识却远远强于外来打工者，其原因在于，城市下岗工人是向下流动，这种向下流动使他们丧失了原先在体制内所获得的利益，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因为有横向的对比——跟曾经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管理层相比，他们感受到的不公正感更重。因此，他们对那些在体制内的受益者更充满敌意，其仇富心理更高于外来打工者，他们所谓的阶级意识以及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农民工。根据于建嵘的研究，当前中国工人的抗争形式，本质上是“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动，而这个“理”的依据就是传统国企工人的“主人”身份。
不过，虽然城市下岗工人的不公平感更强烈、阶级意识更强，从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但由于这些下岗工人跟原来的单位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的人，而且仍然有一部分属于原单位。即使原单位破产倒闭了，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会由政府或相关单位来接收和托管。总之，他们还与原单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使得一个统一的城市下岗工人阶级被各种各样的单位分割成碎片。一方面，各个单位对待下岗工人的政策和待遇不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各单位下岗工人的利益诉求也不一样。因此，他们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一般是以零星的行动来争取利益。由于单位仍然对于这些下岗工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的阶级意识并不一致。换言之，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由于体制的分割，下岗工人们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而是分散成以各个单位为中心的小群体、小规模的集体行动。
这些被迫向下流动的下岗工人，与成功向上流动和攀升的私营企业主一起，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变革所引发的阶级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一道风景线，同时也成为引发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最主要根源。不过，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下岗工人与单位的矛盾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样尖锐。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仅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从业者仍然留在体制内，即使是在国有企业中，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的工人也仍然留在体制内，这使得工人阶级的意识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即使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原来他们是处在体制内，现在虽然处于体制边缘，但总是和这个体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在阶级意识上则具有特殊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反抗这个体制，另一方面又非常留恋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许多福利的体制，想方设法要“搞个编制”。
因此，下岗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复杂，既非传统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也非正在被意识到的无产阶级意识。具体表现在，他们有事仍然会找政府，但也经常处于反抗的社会位置，他们的上访（如当前的因事业单位工资问题而产生的原国企工人上访）行动，一方面反映出一定的反体制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对体制的依恋，时刻想着重新回归体制。比如，如果他们所反映的待遇等问题能够得以在体制内解决，那么他们就会欢呼和拥护这个体制。此外，下岗工人虽然在经济地位上与打工农民相差无几，在下岗后也加入打工者的行列，但由于他们曾经在这个体制内生活，与这个体制天然具有各种联系，与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农民工相比，他们可以享受到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低保、保障房等城市福利，因此，他们有着与进城农民工不一样的社会心理、阶级意识和利益诉求。
草根阶层攀升的“天花板”
从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阶级差别。然而，存在这样的阶级差别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激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康有效的阶级流动机制：底层的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渠道，上层社会也需要一个自我淘汰和更新的机制，从而保持自身活力和统治能力。从改革的角度看，能上能下是必然的，因此必然有一部分人落入社会下层，然而，能下还要能上，如果落入社会下层的民众没一个向上流动的渠道，底层社会就会出现固化现象。而底层社会的固化则会强化底层社会民众的无产阶级意识，甚至引发集体行动，严重的话还会引起社会冲突和动荡。换言之，阶级分化是必然的，但阶级固化则不是必然的。
这里所说的草根阶层，主要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进城农民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底层社会的精英应当有较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普通民众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草根阶层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 这个看不见的天花板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改革再出发与制度变迁的深化，这块天花板会被拿掉，社会各阶层会呈现良性流动的状态。 而社会上热议的各种“二代”问题其实正是这种“天花板”现象的另一种写照。在当下，如果向上流动的社会机会被各类“二代”所垄断，底层的社会阶层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时，就不免会心生怨恨，就会进行强烈反抗，甚至由此引发集体行动和暴力冲突。
文化资本与教育资源垄断：看不见的“天花板”阻断草根阶层上升空间
社会是按照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来进行分层的，所谓的上层社会，便由拥有较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群体构成。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经济资源可以以遗产的形式直接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因此富人家庭可以直接生产出富二代。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具有丰富政治资源的人可以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巧妙的政治运作，让子女继承自己的一部分政治资源，从而成为官二代。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再生产的产物，是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世袭制。正是这种资源的世袭制度，制造出了一个草根阶层攀升时看不见的天花板。
无论是城市下岗工人，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既无经济资源，也无组织-政治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自身的人力资源。在许多年前，穷人的孩子辍学之后仍然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但在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科学技术的专门化，靠个人自学成才来形成具有优势的人力资本的比例非常之低。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只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部分人的成功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教育资源的垄断则成为草根阶层攀升中看不见的最大天花板，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方面，那些“培训三天就可以是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为打工者提供积累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源的机会。由于没有人力资源的积累，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价值递减的趋势，从而就越来越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必然逐渐不能满足劳动需要，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趋势。由于在打工生涯中没有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打工者只能进行经济资本的积累——拼命攒钱，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依靠这些少量的资本原始积累自己当老板、开店做生意挣钱。然而，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留给打工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有的打工者都去开店、做生意、当老板是不可能的，而且开店做生意也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经营能力与人脉关系，而这恰恰是打工者所欠缺的。因此，大部分打工者的“老板梦”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教育是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对于穷人的孩子来说，读书没用（上普通的大学没什么用，只有上名牌大学才有用），不读书更没用（不读书意味着他们无法积累下层社会民众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力资本）。教育不仅阶层化色彩十分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享受不同的教育资源——而且承担了阶级再生产的功能。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围绕学区房的市场化分配来争夺教育资源。“学区房热”就突出地体现了经济资源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有学区房才能上名校，而有钱才能买到学区房。在高中阶段，虽然主要通过中考的方式进行录取，但是，在分数的背后，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经济上的大力投入——花钱上各种补习班。在高等教育阶段，虽然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但是，名牌大学还是少之又少，在职业学院和名牌大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名牌大学承担了生产精英的功能，而职业教育则从来就不是想往上层社会攀升人群的首选，因为一旦上了职业学院，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将来的出路只能是当工人——技术工人，上层社会的门就对这些人关上了。因此，底层民众走职业学校教育的路，虽然有路可走，但却是一条通向社会下层的路。
网络群众运动与电视选秀节目中的存在感
社会运动与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政商的勾结以及底层社会的固化，使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从而导致社会心理失衡，产生较大的社会怨气。这种社会怨气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发泄。于是，民众会自发地投入反抗的群体行动中。而中国传统的政治运动模式在无形中为这种反抗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资源。中国传统的政治参与构架建立在精英主义的基础上，即以“士”这个阶层作为政治参与的基础。作为社会群体主要成员的农、工、商这三个阶层，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始终没有参与政治的合法渠道，政治参与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无法企及的奢望。当一个社会的底层民众缺乏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不能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寄希望于清官，这仍然是一种合法的渠道；二是只能选择不合法的方式——造反和革命。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造反其实是一种群众运动。自古以来，群众运动不仅是中国人宣泄不满情绪和仇恨的机制，更是一种广泛和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正是由于这种群众运动机制的存在，以及深层扎根于中国民众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的游戏规则，极大地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正是群众运动这种传承了两千年的古老“游戏”，在造就了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同时，满足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当家做主的梦想。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充分意识到群众运动强大的破坏力，不仅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进行镇压，而且采取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办法，领头者和挑头者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由于在社会中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羊群效应，群众运动如果没有一个领头者和挑头的人便很难组织起来；而统治者的严厉打击则使得挑头者的风险和成本极高，敢于冒险者少之又少。而民众所积累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又需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宣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匿名化的网络社会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于是，传统的群众运动与“聚众造反”模式在网络和电子媒介时代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网络舆情突发公共事件。
网络上的群众运动和网络暴力，最符合社会运动的匿名化特征，成为信息时代中群众运动的最佳表现方式。在现实社会的陌生环境中，人们会把自己隐藏得很深，便是所谓的城府，这主要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的本能；然而，同样一个人，如果“穿越”到网络这个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中，由于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和身份隐藏起来，人们便会感到毫无压力，从而就会变得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于是大众的情绪就很容易被点燃，群众运动就容易被发动起来。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化媒体的时代，虽然人们组建成的群体是一个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但他们的共同行动能力非常强大，甚至大到令政府感到无所适从和无法应对。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为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工具和资源”，“信息技术促进了政治参与，有助于传统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直接参与转变。互联网促进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观点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一方面，网络上的群众运动虽然是一种不满社会心理的宣泄方式，但这种方式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谓的“以炒作的眼光来看世界”就是利用网络群众运动的最佳写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网络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攻击政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利用网络群众运动可以迅速吸引眼球、制造明星以服务于商业目的，因此更多的是被商业机构操纵和利用。
在互联网时代,当下中国的网络造星运动发展十分迅速，许多人气很高的网络写手和网络名人，会在一夜之间从普通百姓而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人，如较早的有以身体写作出名的木子美、以写玄幻小说出名的树下野狐，近期如南派三叔，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商业机构的利用不可分离，另一方面也与网络社会中的匿名化特征和娱乐大众的心理相应和匹配。网络中的群众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是偶然的、零星的，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娱乐精神——为了宣泄和寻找快感，为了“愉快和满足”，更是为了在大都市所笼罩的空虚精神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除了网络这个新媒体可以为平民阶层与底层民众提供造星运动以外，电视这个传统媒体也加入了造星运动的行列。电视选秀是近年来大众文化迅速发展下的一种新兴电视节目，它之所以有很高的收视率，是因为这类节目满足了平民的明星梦。相对于一定程度上固定化的社会结构，无论是网络造星运动，还是电视选秀节目，它的社会意义在于，为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向上攀升的通道——只要愿意参加，平民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明星。由于这类电视节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收视率很高，各大电视台争先恐后办各类选秀节目，比较著名的有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和《中国好歌曲》等。虽然借助网络和电视等媒体来提升知名度、实现向上流动梦想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但这多多少少意味着，梦想仍然有那么一点点实现的可能。无论是地方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这些节目的主打招牌无一例外都是“打造平民偶像”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底层社会民众所期待的“丑小鸭变成凤凰”、一步登天的心理——选秀节目所打造出来的偶像不过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投射而已。在电视台的热情煽动下，怀揣着梦想的民众参与十分踊跃，选秀节目所打造出的平民新星也备受社会欢迎，而在其背后则折射出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实现向上攀升的梦想。
逃离城市与“回家”的情怀
无论是网络造星运动还是电视选秀节目，虽然有人成功，但更多的人是以失败告终。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虽然他们参与热情高涨，但实际上成功的概率甚至不如买彩票中奖的概率高。与在网络上的虚拟世界中可以采取积极反抗方式不同的是，现实世界中大部分人都无力反抗，打工者们在城市找不到存在感。面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和困惑，面对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大多数的外来打工者会本能地采取消极的反抗方式——逃离城市。
打工生涯中缺乏存在感与逃离城市的潜意识，在中国人所特有的“过年”节日气氛中强烈地迸发出来：车票再难买、路上再辛苦，都要“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年几十亿人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徙——“春运”，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在珠江三角洲去往湖南、两广、四川方向的省道、县道和乡道上，每年“春运”期间都会看到一幅令人心酸的景象：打工的农民工由于买不到回家的车票，便成群结队地骑着摩托车，载着老婆和孩子，驮着硕大的行李，一家三口顶着寒风，屁股要忍受着强烈的颠簸，千里骑行，就是为了回一趟家！从经济学的“理性人”角度看，从成本-收益比的角度来衡量，农民工们回家所付出的成本和回家所产生的收益几乎不成比例，可以说是成本巨大，而收益为零。然而，明知没有收益却还要无怨无悔地为之付出，只能说明他们的心中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念想——想家。因为家是世俗之人的精神家园，是治疗心灵创伤和安抚人生失败的最好港湾！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之中挣扎和奋斗，慢慢就会看清现实与想象之间巨大的落差，就会想到家乡的好和家里的温暖，“想家”的乡愁便会油然而生。而中国人每年要“回家看看”，跟家人团圆的传统也为这种返乡情怀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因此，只要有可能，在城里打工一年的人们总是要想方设法回到家乡，跟家人团圆，以慰藉在城市中受伤的心灵，忘记遭遇的屈辱。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回家过年”情怀，是进城农民工反抗工厂资本政治和现行城市体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心灵漂泊和压抑的大爆发，也是他们碎片化的阶级意识表达。
作为反抗工厂政治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作为对心灵压抑的慰藉，许多在城市打拼失败的人在回家过完年之后，可能也不想再出来打工了，他们会尽可能在家乡附近找到活干，或者是开一家小店维持生计。这样，他们就从“回家”变成“返乡”。对于工厂老板来说，打工者的“返乡”和“逃离城市”具有阶级反抗的意味，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厂的招工难问题，而这个难题就会迫使老板提高工人工资、增加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的“返乡”行为具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然而，对于大部分的“返乡”者来说，如果没有在打工的过程中积累下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并在家乡找到一个投资机会，这种反抗是不可持续的——年一过完，他们还是要踏上进城打工的道路。否则，钱花完了该怎么办呢？这是每一个打工者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打工者们的灵魂苦苦地挣扎在“苦钱”、打拼的愿望和“回家”的乡愁之间，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往哪里走。2011年，在网上迅速蹿红并因此走上春晚舞台的打工者组合（“旭日阳刚”）唱的那首《春天里》，以感动自己、让自己泪流满面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老无所依”和“悄然离去”，是大部分城市打工者的命运写照！这就是那首歌打动人们的地方。
中产阶层的焦虑与疲惫
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立足、找不到存在感所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习得并拥有一技之长，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在城市之中。与打工者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往哪里走所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卖力地向上攀升。与此相应的一种恐惧感便是，害怕在向上攀升的途中跌落下来。 德国在“一战”后，由于战败导致国内经济破产，中产阶级大量坠入社会下层，从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害怕向下跌落的恐惧感，使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变得激进起来，于是投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在现有的社会体制机制下，人们向上攀升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机制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力量，正如周晓虹所指出的，“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一种机制是市场力量，这是全世界的市场化国家所普遍通行的机制。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形成有两个机制，一是靠体制，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政治资本或组织资本；二是靠市场，市场经济中的管理者、技术人员等由于拥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人力市场的交换机制而获得经济利益。中国的中产阶层正是在国家与市场这两种力量的共同塑造下被生产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成功地完成了向上流动，而被剥夺了组织-政治资本的国企工人则落入社会底层。中产阶层则处于这两者之间，其社会构成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拥有少量经济资本而成为体制外的小老板，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部分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人则是拥有一定的组织-政治资源而成为体制内的新中产阶层。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主与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并存，使得中国中产阶层的肖像显得模糊不清，周晓虹称之为“杂领”。无论是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主，还是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其社会地位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对于向上流动的渴望与向下沉沦的恐惧感始终困扰着他们，焦虑不安、身心俱疲是这个阶层所特有的心理状态，而消费则是他们调节心情、安抚自己情绪的主要方式。
体制内的中产阶层焦虑不安，辛苦地“熬着”资历
改革开放前，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工作稳定、收入较高，是中间阶层的主体。在改制过程中，这个原先的中间阶层出现分化，即分成改制中的得利者与失利者。前者完成资本积累，成为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而后者——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则跌入社会的底层，成为失业、下岗的主要群体。与这些“失落”的原中间阶层相对照，那些没有进行改制的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办事人员，得以维持了原先的地位，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体制资源成为他们中产阶层地位的主要保障，有学者称之为“新中产阶层”。对于这些依靠体制资本或组织资本而获得中产阶层地位的人来说，现行的体制是保障他们社会地位的关键。因此，体制改不改，即所谓的改制问题，就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改制与不改制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可以留在体制内。不改制的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其职员可以留在体制内，可以分享到体制化生存所带来的利益，因而得以维持原有的社会地位。
不过，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即使目前是留在体制内，但体制内部的改革也不可避免，最为典型的是以激励为名所进行的工资体制改革。工资体制改革对体制内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因此也就在体制内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许多待遇好的单位所进行的工资体制改革，大多是拉大了收入差距。虽然收入差距的拉大没有到形成阶层界线的程度，但已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等级差别来。自1992年开始，计划体制时代的等级工资制转变为岗位技能工资制后，有没有“官位”这一资源在工资分配中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拉大了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等级差别。因此，即使是在理论上可以把留在体制内的那一部分群体理解成为中产阶层，但这个中产阶层也是分裂的——至少是分成干部与工人、“当官的”和“干活的”这两个群体，甚至还可以分成更多的层级。因此，即使是留在体制之内的中产阶层，其肖像也是模糊不清的。
这种模糊不清的肖像，折射出他们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牵动着体制内每一个中产阶层成员的神经。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靴子没有落地之前，他们焦虑不安，因为改革直接牵涉到他们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不是中产阶层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因此，他们只能消极地等待着，“熬”是他们心理的最佳写照，“熬资历”“熬级别”甚至“熬房子”（熬到级别够了等单位分福利房）成为他们人生最主要的目标。正如20世纪80年代从国家机关下海经商、现已成为京城大房地产商的冯仑所说的，“如果我当时因为熬房子，在机关里熬，一熬房子二熬级别，我也会成为一个房奴，那个房奴变成了单位的奴隶，双重奴隶”。体制内的中产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地在现有的体制中向上攀爬，这样在将来的体制改革中就可以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收益，将来即使面临“改制”，也可以将体制中的政治利益转换成市场中的经济利益，由此完成一个从官员到老板的“华丽的转身”。
为了向上攀爬并成为体制内部的精英，中产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因此备感压抑。这种压抑状况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情绪，使大部分人对政治理想主义失去信心，对现实政治持冷漠态度。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一方面表现为不太愿意参加单位组织的政治活动，消极应付各种政治学习。另一方面，中产阶层转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用到使用歪门邪道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上，由此导致的“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而他们对此却见怪不怪。不过，这并不是说中产阶层没有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热情，而是他们的政治热情被埋藏在心底，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拒绝参与政治的态度本身就很政治化。此外，仍然存在一部分具有强烈政治热情的中产阶层，他们愿意以公开身份来批评甚至反抗体制，其中激进者甚至以“持不同政见”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阶层意识，相对而言，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之中比较多见。
体制外的白领职场竞争激烈，身心俱疲
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呈现国际性的布局，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体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世界城市”，如东京、纽约、伦敦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并使得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沿海城市兴起。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圈的龙头。与中国沿海核心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相一致的是，这些城市接纳了大量新增就业的劳动力。正如周晓虹所说的，“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因为全球化，却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印度理工学院和北京中关村造就的IT行业人才，以及在中国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外资企业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东部发达城市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抓紧进行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试图升级到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中——因为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就意味着更高的利润。正如周晓虹所指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产业结构的高级同时也意味着该行业从业者的高收入，因此，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这些产业高速发展相一致的是，产生了大量从事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中产阶层，其特点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可以称之为全球中产阶级。
然而，由于这些行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所以竞争激烈，加之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全球中产阶级并不稳定，比如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公司的裁员便会首先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开刀，因此他们不得不卖力工作，并尽可能地向上攀援，因为越向上攀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就越小。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的上面有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而在他们的下面，是……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由于中产阶层需要积极、卖力地向上攀援——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成功梦，同时他们也具备向上攀援的文化资本，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网络上，对于这部分人群及其心理，有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术语——屌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屌丝来说，北京梦就是，我来到这里历经千辛万苦，就是为了留下来继续千辛万苦。”“历经千辛万苦”可以说是他们在追求成功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写照，这种辛苦与压力也造成了许多城市白领们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许多人因此产生了“不想上班”的想法和“上班恐惧症”（每一个大的节假日如春节或国庆过后，许多第一天来上班都会产生一种不适应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上班恐惧症”）。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好歌曲》明星选拔比赛节目上，一个重庆小伙自己原创词曲并演唱了一首名为《老子明天不上班》的歌曲，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上班的中产阶层一族所承受的压力与无聊，也唱出了许多都市白领的心声，因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便一夜蹿红。
当心灵处于压力和烦躁之中时，消费和旅游便成为他们宣泄心理压力的重要方式，周晓虹认为，“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群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这实际是中产阶层的阶层肖像模糊、缺乏阶层意识和自我认同的一种表现。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稳定，既有可能向上流动而成为政治经济精英，也可能向下跌落流入社会底层；与此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不稳定，并且呈现阶梯式的分布，因此在政治上难以抱成团。换言之，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感不强，在政治方面缺乏本阶层的自我意识，因此只能在消费当中寻求自我认同。通过对国际大牌的消费来彰显自己的阶层品位，成为中产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在各大城市的高档商场和国际大牌的折扣店中，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的情形是中产阶层消费状态的典型写照。比如每年12月圣诞节前后，香港维多利亚湾附近的国际大品牌专卖店都会有些购物折扣，许多人会在店前排上几个小时，排成一条长龙，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进店购物的机会。
总之，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与经济社会变革中向下沉沦的社会底层民众，构成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矛盾的主要方面。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的迅速暴富和可疑的发家史，与底层民众向上流动机会的缺失，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仇富”的氛围，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由此生成，国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维稳”成本。由于改革和社会转型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处于进行时，改革的进程必然引起处于政治经济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这容易导致他们处于焦虑不安、身心俱疲的状态之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动荡情绪，这或许就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的反映。这种社会心态，反映了社会脆弱以及社会整合的必要性。
为了在社会转型期有效地重建整合机制、消除社会的不安情绪，一方面，国家需要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争取占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为提高本国劳动者的收入提供物质条件，以此来稳定和培养中产阶层。同时，需要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转型升级，才能确保这些已经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从而稳定中国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还要通过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对社会发展成果的掠夺和垄断，拆散腐败官员与不法商人的政商勾结联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给予下层社会民众尤其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精英分子一个上升的空间，消除民众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实现非平均主义的公平，走出阶级对立的泥潭。
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阶级意识的对立，从而破坏国家统一和谐与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超级大国，正如杨学军所指出的，“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在超级大国的位置与能力上完成”，而“要成超级大国，能否达成共识是道坎”。面对利益共同体的分化与多元化，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在毛泽东庄严宣布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这个历史与现实的共识之中改革和创新政治经济体制，以达成共识、凝聚社会各阶层意志、重新塑造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这或许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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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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