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经济：“股权型“资本经济时代彻底到来，将诞生新一批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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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经济上一轮改革开放的红利释放殆尽，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从未有过如此激荡的变化：市场经济走到了尽头，资本经济时代将彻底到来。而资本经济跟市场经济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资本经济多了一根“杠杆”。
这究竟是一根什么样的杠杆呢？先看个鲜活的例子：小米手机其实是典型的“资本思维”成长起来的企业。
首先，他会找到合作方、投资方，告诉他们方我将用全新的方式做手机，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在还没有开工之前就拿到了投资，并且组建了一个分工型、协作化的团队。
然后它会先告诉消费者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手机：配置是多少、价格是多少。
找到了自己的消费者，拿到了订单，这时再去找工厂去做代加工，然后以手机为渠道，不断做深、往外延展。小米用的就是轻资产、精定位、做纵深、高增长的资本思维方式。
你会发现，小米背后形成了一条生态链，价值巨大，却又不需要工厂和设备，仅用5年竟然可以成为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价值450亿美金！“资本思维”背后的杠杆作用的力量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小米手机按照传统的“市场思维”去运作，那么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我们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先用于手机市场的调研和产品研发，这个过程需要至少半年。
然后我们得准备一大笔费用去购买设备、建设厂房，接下来开工生产。当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再去找渠道商，你还得去砸钱做广告，努力卖给消费者。
这时如果资金不够了就去银行贷款，进行扩大生产。而传统企业之所以难以为继，症结就在这种运作思路上，最后资不抵债、或者利润率赶不上银行的贷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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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跟金融是“债权型”关系，而在资本经济时代，企业跟金融机构是“股权型”关系。
“债权型”关系的弊端日益暴露：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企业谋发展，比如银行就是企业的拜把兄弟，但是这位拜把兄弟只愿跟企业同富贵，不愿跟企业共患难！
当经济处于上行期，银行会锦上添花，主动、过度的放贷给企业。而一旦经济进入下行期，银行就立刻釜底抽薪，绝不会雪中送炭，这使下行的经济雪上加霜，这也是中国银行盈利模式和监管模式决定的。
而“股权型”关系的资本经济时代，金融机构将钱“投”给企业，占有企业股份。
当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股权能够风雨同舟；企业高速成长的时候它会获利退出，能起到调节经济增速、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因此，现在的企业的问题不再是如何优化产品、如何做营销的问题，而是必须重头开始的问题，我们必须彻头彻尾的调整运作思路！
这是资本思维，再来看下股权投资。
为什么国家在号召“大众创业”呢？因为按照现在的变化速度，未来三年，所有的商业逻辑都将摧毁重建，所有的传统企业都将重头再来！必须有一个归零的过程！
即：所有的传统企业必须另起一盘，按照崭新的商业逻辑重新开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再创业的过程，中国正在打造“创业型”经济！
那么，国家为什么会实行IPO注册制？因为国家就在要求每一家崭新的企业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去发展，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和创意，只要敢于创新，就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资本市场进行大众融资、发行股票！
然后时刻对接投资方、投行等金融市场，利用资本增长方式去发展，这就是“资本思维”，而能够参与到这种创业型项目的人，就是拿到了原始股权，这就是“股权投资”！
这种创业者手中的股权，也是一种“配额”，是一种可以坐享其成的财富。怎么使社会上产生大量的“股权”呢？
国家将通过IPO注册制，降低企业上市门槛，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初创型企业，帮助其实现直接融资，从而激发大众创业的热潮。
繁荣了10年的房地产终于走到了尽头，靠投资拉动经济也是一条不归路……如今中国实体经济越来越乏力，我们终于明白，钞票增发只是经济增长的外在。
切换到“印股票”模式，这里的“股票”指的是创业者的股权，是股权投资。不是指传统上的股民购买的“股票”，那种是已经在四级市场流通的“股票”，是已经流通了三轮后被炒的虚高股票，因此传统股民才是跟风者，也注定是中国这轮经济转型的牺牲品。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财富一共经历了四种形式的变迁：
第一次是199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各地掀起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投资热潮，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创纪录的62%。
第二次是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产能收缩告一段落，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叠加的影响之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迎来黄金增长期，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三年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长，直到金融危机爆发。
第三次是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央果断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拉动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回升。
尤其是2013年八项规定以来，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以上大幅滑落至15%，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
不过，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撰文指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落实阶段，投资低迷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可能即将拉开序幕。
从纯经济角度看，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或间接的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
我们根据公开新闻收集的信息统计，各地方“一带一路” 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考虑到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4年，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亿元左右。
而海外项目（合计524亿，每年约170亿美元）基建投资中，假设1/3在国内，2015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基建乘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我们预计将拉动GDP增速0.2-0.3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从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可能重新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就像一颗炸弹扔进炸药库，它不单是一颗炸弹，更是一个导火索，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可能随之引爆。
各地方政府都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是***总书记亲自推动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没有之一。
从2015年地方“两会”透露的信息来看，各地都在争先恐后的上项目，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这可能从根本上逆转近年来反腐导致的地方政府消极怠工现象，使地方政府被压抑的投资冲动重新爆发。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只把一带一路看成一个产能输出的中国式马歇尔计划，恐怕是严重低估了其影响。
总的来看，在经过不断的试错之后，中央宏观管理的思路可能在2015年出现重大转折，从紧缩需求倒逼结构性改革的思路逐渐转向需求扩张配合供给改革的思路，而一带一路就是这种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剂。
对投资者来说，当中央加快摒弃紧缩式供给主义思路的时候，市场也在加速进入一个资本过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市场缺的不是钱，而是优质的标的资产。只要有相对高收益或者说被低估的资产，都会被过剩的资本疯狂围剿。
从房地产到非标，从高收益债到A股，再到今天的新三板，每一次资本对资产的追逐都是如此。如果说风来了猪都会飞，那么今天的股市无疑已经站上了风口。
第一个风口来自存量财富的资产重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翻看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史，经济增速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只有13个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无一例外的下滑到7%以下。
GDP的本质是财富的流量，中国史无前例的GDP高增长也带来了存量财富的快速积累。截至2014年，一般性存款余额达110万亿，近二十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8%，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为50万亿。
此外，伴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理财产品野蛮生长分流了部分一般性存款，2014年年中，理财产品规模约为13万亿，每年约2-3万亿的净增量。
而相对于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居民的财富配置也一直缺乏多元化的渠道。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的财富都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存款成为第一代居民财富的标志。
而随着90年代末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居民财富又大规模涌向了房地产市场，房产成为第二代居民财富的标志。
现在，随着利率市场化对存款的加速分流以及人口老龄化给房地产带来的下行压力，过去沉淀于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的居民财富可能大规模的向资本市场转移，而相对低估的A股可能成为第三代居民财富的主要配置方向。
第二个风口来自央行货币宽松带来的增量资金。在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央行宽松大潮愈演愈烈，货币宽松可缓释实际有效汇率压力。
从国内环境看，在大的渐进去产能周期中，货币宽松可防范金融风险。
从转型角度看，在企业债务率高企实体融资难的今天，通过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打开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的空间，对促转型大有裨益，只要不出现“疯牛”行情，货币政策会保持宽松支持股市。
第三个风口来自金融体系无处可去的配置资金。银行由于表外严监管和风险偏好收缩，失去了对非标和同业创新的兴趣，沉寂了大量的基础货币和理财资金用不到实体。
在此背景下，恰逢存量财富资产重配，券商将已有的融资融券资产向银行抵押融资，银行也积极沉积的流动性和理财资金投入伞形信托入市。
具体来说，入市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通过券商两融撬动，另一种是银行理财资金做优先级通过伞形信托或券商资管计划加杠杆入市。
后者与过去的非标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资金承接方由过去的开发商、地方政府转为股市。
从数据上看，投向股票市场信托余额增长2500亿，13年仅为400亿，而基建类信托由过去万亿规模的野蛮生长显著放缓至1700亿。
巨大规模存量财富资产重配再叠加杠杆的煽风点火，股市屡创新高且成交量破万亿也就不足为奇。
展望未来，假定未来一般性存款10%的增长，2020年居民储蓄存款有望达到百万亿规模。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假定理财对居民储蓄占比50%，其中债券类资产占60%、随着刚性兑付打破，股权和非标由过去5%和35%的比例到各按20%分配。在不考虑杠杆效应下，未来至少有10万亿增量资金入市。
当前，中国发起“亚投行”，相当于在世界上摆放了一个支点，而中国布局的“一带一路”，其实是在支点上架起了一根连接世界东西方的杠杆。
那么，接下来中国该撬动世界了！踏上这个跷跷板之前，中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进行一场裂变，变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团。
激发这股能量的源动力，就是国家号召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有变市场驱动为资本驱动，发动全民性的生产和劳动，中国经济才能继续保持高增长！
一个叫创业，一个叫创新，这兄弟俩个将合力推动中国下一轮的运转。
在市场经济时代，很多资源看似是共享的、公平的，其实是少数人占有的，而且先占资源的人会给后来者设定门槛！
比如传统的私募基金门槛就很高，而且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不对称，效率不对等的基础上去获利，它的理念、模式和业态也让很多百姓觉的太遥远。而在互联网+时代，私募基金将进入全民参与的黄金时代，众筹、P2P其实都属于私募，这些都是大众行为，金融游戏不再高高在上，开始渗透到人们生活各个角落。
以上是中国资本、经济层面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技术层面的变化：
一提到技术，必然要提到工业4.0。眼下正值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将引发世界动荡，重建新的世界格局。工业4.0其实就是C2B，是在电子商务、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物流等等配合下，工厂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智能化、定制化生产。
工业4.0不仅只是一场工业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生产工具的革新，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商业结构。
工业4.0分为生产和消费两个部分。我们先拿中国跟德国的生产水平对比。德国为了实现工业4.0，已经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应用于生产，努力的实现生产的智能化，而中国的生产水平还停留在模仿和山寨的阶段。
再拿中国跟德国的消费过程对比。中国的电子商务、O2O、移动互联网、物流体系等已经非常发达，走在了世界前列，基本上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当天下单隔天到货，而德国乃至欧洲的互联网产业还被美国把持。
也就是说，对于工业4.0来说，各国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路径。德国的工业4.0以制造业为基础，美国版工业4.0叫“工业互联网”，以信息产业为主张。而中国版的工业4.0叫“中国制造2025”，以“互联网+”为工具。同样，英国制造2050、日本的机器人计划都是各国的战略布局！
评论人士水木然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从未有过如此激荡的变化：传统企业在衰变，大企业在裂变，小企业在聚变，大众创业、人人创客时代来临。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过去所有的成功，都是你明天的拖累，原来优质的资产，都将成为你明天的负债。有人麻木，有人呐喊，有人等待爆发……
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创新。创新促进生产力进步，从而优化生产关系，最终使每个人都能找到更加适合的位置、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正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当上一轮改革开放的红利释放殆尽，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以互联网+为工具，以大众创业为形式，正在塑造崭新的经济结构！而具备新知识、新理念、新思维的人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这就是资本经济时代：未来人人都有自己的资本，资本之间的配置产生驱动，无数个驱动力组成了社会前进的动力，这种力量将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必将打破市场经济，构建新的商业文明体系！你所看到的，也许正是别人所需要的！谢谢你的转发！温馨提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看完这篇文章，记得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你的朋友一起开心、一起成长！&&转载是一种智慧，分享是一种美德！&&&您看此文用了分秒，点击右上角分享至朋友圈，只需一秒哟~创富网为一群有梦想的人而打造，分享成功经验，励志人生，精彩创富话题，轻松创业，圆满人生！这是您学习.事业.生活的加油站，减压舱，期待您的订阅！特别声明：本公众微信部分文章并非原创，其素材来源于网络，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一些微文章经编者收集整理后与大家一同分享学习，重在传播创富知识、经验和技能，帮助更多有缘人掌控机会，自主创业和创富，如您认为某些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编者联系，我们核实后将立即改正！您可以直接用微信扫一扫加入我们，加入有惊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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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藏至我的藏点中国资本时代到来
|经济|投资|行业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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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时代到来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受益于投资全球化，还要取决于中国资本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1000亿美元140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FDI流出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5%；2014年有望达到1400亿美元]
　　两千年前，西汉的骆驼商队穿越丝绸之路将大批优质丝绸、香料和香水运往古罗马帝国；两千年后，中国的企业家再次穿越丝绸之路斥巨资收购欧洲房地产、机场、铁路、金融机构和能源企业。
　　这条7000余公里的长路正在见证中国从“制造商”到“投资家”的转变。如今，中国资本已经拥有了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的股权、英国泰晤士水务10%的股权、法国蓝鹰航空48%的股权、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公司100%的股权……
　　中国资本在欧洲的快速蔓延仅仅是中国资本进军全球的冰山一角。金融危机后的五年中，中国资本已经遍及包括曼哈顿地产、缅甸服装厂、非洲煤矿在内的全球各个角落。纵观中国海外投资全景图：在欧美日等发达市场，中国资本主要布局品牌与技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非洲、拉美市场，重点布局资源类企业；在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主要投资中低端制造业。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FDI流出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5%；2014年有望达到1400亿美元。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6136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11年的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目前依然是FDI净流入国，但FDI流入的速度正在放缓，2013年FDI流入为1240亿美元，仅比上一年增加30亿美元。从目前趋势看，2015年中国很可能成为FDI净流出国。未来三年，中国有望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这表明中国对海外投资的动力和能力有了巨大提升。
　　中国资本进军全球动因
　　从内部因素看，中国资本进军全球首先来自于国内投资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
　　第一，身处结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增长时代，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高杠杆水平、实体经济的高融资成本、房地产向上周期的结束，以及政策层面不断推进的去产能化，都表明国内市场整体投资率已经触及天花板。
　　第二，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两位数的涨幅和土地成本的上涨，中国传统中低端制造业相对东南亚国家已经不具备优势，而将这些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正是我国制造业向上游升级的第一步。
　　第三，中国制造业人均生产率已经达到5.7万美元，远远高于东南亚制造大国，但依然只有美、德等制造强国的三分之一，这部分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品牌价格，中国想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有更多成功的品牌，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海外收购。
　　第四，政策层面正在逐渐从吸引外资向引导海外投资悄然转舵。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流程不断简化、门槛不断降低，外汇管理控制放宽，政府积极设立海外投资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政府对于FDI流入的限制条件逐渐增多，对于已经进入的跨国公司监管调查更加严格。
　　第五，截至2013年底，中国海外资产总额为5.94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占比约为67%，而外汇储备中约40%为美国国债，金融危机后的五年里，美国10年期国债的平均名义收益率约为2.2%，而同期外商企业在华投资回报率约为20%。这一巨大收益率差将刺激巨额的外汇储备在海外探寻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金融危机后全球宏观经济新格局也为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利润提供了机会：
　　以美国市场而言：在经历危机后美国经济释放出全球最强劲的复苏动力。QE时代美联储提供的宽松流动性支持美国实体经济活动回暖和金融资产价格创新高，后QE时代金融市场的财富效应和人工智能、能源革命、物联网技术主导的新科技革命接棒成为美国经济前进的引擎。在全球低增长低通胀、美元开启升值周期的环境中，美国市场的相对投资价值愈加突出。与此同时，危机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战略上开始全面收缩，“制造业复兴”战略和危机后日益严格的金融监管，预示着美国正在试图从“银行家”转变为“实业家”，这为中国角色的逆向转变提供了契机。
　　以欧洲市场而言：受欧债危机影响，整个欧洲依然处于政府部门去杠杆、私人部门不愿加杠杆的尴尬境地。这为中国在欧洲提供了两大投资机会：一是政府财政力量不足空出的基建缺口；二是跌出估值优势的蓝筹企业，尤其在能源、金融、高科技行业。中国资本近三年来在欧洲的大规模扩张也正反映了这一趋势，即便如此整个欧洲市场在我国海外投资中占比依然不足10%，中国资本在欧洲全部FDI流入中占比不足0.5%，欧洲市场未来开拓空间依然巨大。
　　以新兴市场而言：2010年，新兴市场GDP占世界GDP比重为38%，到2014年其份额已经接近50%，渣打银行预计，到2030年新兴市场GDP占比将达到63%。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奇迹式高速增长遮住了新兴市场整体增长的光芒；现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再次盖过了新兴市场整体经济份额不断扩大的事实。实际上，区域经济的崛起和大类资产的上涨一样有着轮动规律。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抵御的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内生需求下降导致的投资下滑与经济衰退，这也将是发达市场长期内挥之不去的梦魇。相比之下，生产力的巨大提升空间、城市化空间和人口结构与数量优势，将成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崛起的最大竞争优势。未来，新兴市场中很多国家都有潜力复制中国式增长奇迹，而中国目前的海外投资有50%以上份额正押注于此。
　　高度警惕海外投资风险
　　从历史上看，在海外市场投资的异军突起并不少见，有美国这样利用国内廉价资本在海外赚取高额利润的成功案例，也有日本这样过度挥霍、最终泡沫破裂一蹶不振的失败经历。人们已经熟知日本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后“失去的十年”，却可能不太记得80年代日本在海外投资市场的叱咤风云。从1980年开始，日本人在全世界进行大采购：三菱公司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买下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星电影公司和四季酒店；松下公司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美国广播公司、花旗银行总部大厦、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大厦也都被日本财团“攻陷”。整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如今看来，日本用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换取了这80年代“风光的十年”，代价实在太高。
　　尽管中国当前的海外投资现状和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和彼时的日本不尽相同，但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海外资产安全性的威胁。加入WTO以来，中国充分分享了贸易全球化的红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受益于投资全球化，还要取决于中国资本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中国海外投资的一大风险来自于对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集中投资，尤其是在复苏进程领先全球的美、英市场。美、英两国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开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模式，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对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唤醒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活力。然而，宽松的流动性对于两国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恐怕远小于对金融资产和房价的推动作用。尤其在英国，房产泡沫隐患已经浮现，目前英国住房均价已逼近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高点。英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海外投资市场，而其中对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又是各类资产之首，占在英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已走在了全球货币政策周期最前端，两国于2015年加息是大概率事件，届时房地产市场必然会出现大幅波动，中国的海外房地产投资者需要提前对冲这一重大风险。
　　中国资本海外投资的另一特点是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与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活动不同，中国海外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政府部门，这部分资金除了考虑市场收益率外，还要兼顾政治利益。例如，中国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的投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而这些正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开发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都谨慎对待的国家。截至2014年10月，由于国际油价暴跌，委内瑞拉已对多个债权国家宣布违约，而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因此，中国的海外投资需要设置“止损位”来确保资产安全。
　　20世纪初，美国实现赶超英国时，罗斯福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会在英格索尔闹钟的闹铃中醒来，用吉利的刀片刮胡子，用凡士林发型水打理头发，穿上箭牌的衬衫，跑到楼下吃桂格燕麦片，搭配加州无花果，再来上一杯麦斯威尔咖啡，然后搭乘西屋有轨电车到办公室，坐奥的斯电梯进到办公室，陪伴他一整天工作的是Walden牌钢笔和爱迪生电灯泡的灯光。”
　　这并非是在描述英国人对于品牌偏好的变化，而是在描述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变化。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中国制造，但这还远远称不上新秩序。让我们等到中国本土的品牌和中国收购的品牌遍及全球，再去想象那是怎样一番动人景象。
　　（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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