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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改革需要由破而立 在实践中寻求创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和讯网读书消息 9月28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新书发布会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我们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确实有必要特别需要进一步的对于供给端、供给侧相关的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等主体这种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的分析认识，我们应该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的讨论问题，不回避矛盾，面对挑战而提出我们建设性的意见。
　　以下是文字实录：
　　贾康：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以这样一个新书发布会的形式和大家进一步的交流，我觉得这个交流的实质性的内容就是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人怎么样进一步的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召唤，来深化我们的研究。
　　经济学的研究我在70年代文革中自己自发的有所接触，比如那时候自己试图自学《资本论》，到了历史给的机会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进的是北京经济学院，当时对“经济”两个字就有一种解读，经济可以把它解读为经世济民这样的一个主旨，后来我知道北京经济学院把这四个字刻成石碑立在校园里。那时候我自己的体会也是所谓经济学它不论是从哪个角度做它的研究和阐发，有的可以表现的非常阳春白雪，有的也可以连接到非常下里巴人的状态，但是学以致用一定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对现实有解释力，进一步的在学理的层面应该对现实有引领的作用。在整个理论框架里经济学的贡献就是和其他研究一起互动的要给予实践以必要的指导，这种理性之光的指导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今天在这个研讨中我想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简单勾划一下我作为一员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群体我们在已经做的工作里最主要的在经济学研究角度上自己认为还有一定价值的作为何在。我们觉得已经做的这些工作和今后按照洪理事长所说到的我们多少有些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还要深化和各个方面的人互动展开的研究活动，至少有破和立两个方面。我们在经济学已经有的知识基础之上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要有必要的创新，这个创新是离不开所谓对已有经济学成果的反思和必要的，对他们必需指出的弱点方面的破除所做的努力分不开的。我们已经在研究中说到我们经济学形成的现有的认识框架里必须去加以创新和突破的地方。
　　比如在破的概念下我们已经比较直率的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主义经济学都存在着他们各自的贡献，但是有一种共同的失误就是虽然强调了不同的角度，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共同的失误就在于他们在理论框架里是假设的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的分析和需求端的认识，他们所有的政策主张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提出的，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特别明显的启发和警示就是这一些被人们所推崇的主题经济学他们已有的成果虽然有一系列积极的正面效应，但在这一次震动全世界的危机面前，他们的解释力和政策的指导力是明显不足的。
　　我们可以说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对于经济规律认知作为假设条件，回到现实到联系实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有效效正还原到现实境况中，实际上他们拒绝了在供给侧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而这种深入分析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在决策层、管理层，现实生活中企业层面大家都在发出一个疑问，既然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如此明显，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者在此之前没有能够稍微像样一点的给出一些前瞻性预判和对大家感觉这样一个研究应该给予的一些有意义的支持？一些政治家这样问，很多的企业家也在这样问，我们研究者也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认为已有的这种实际上非对称的经济学它的认识框架是需要进一步在指出它的弱点的基础上考虑怎么样的得到改进和发展的。
　　另外一个也可以认为是破的领域，我们认为可以比较直率的评价一下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仍然存在着言行不一问题。教科书是经典，教科书是要指导政策和运行实践的，但是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从世界头号强国到其他一系列有影响的经济体他们的实践来看，他们所做的一切恰恰不是主流教科书所强调的那样一些套路，那样一些要领。
　　在最典型的一些对全局有影响的动作方面，它都是脱开了原来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套路而实施了供给管理，虽然他们理论上并不作如此的概括。我们回想一下对于雷曼兄弟到底救还是不救这种斟酌后，一系列供给端的结构性的政策。对于花旗，对于两房，对于通用，美国实际上它的调控里的实践，言和行一致的内容何在，并没有人把这层窗户纸真正捅破。
　　我们在研究中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晰的把这些东西全都描述的非常完满，但是我们觉得必须有这个努力指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实践方面的言行不一，并不能有效对接的情况下我们做有意义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这样的一些反思和对于已有经济学成果在破的方面的研究认识之后，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还必须有立的方面的努力，我们至少已经在几个方向上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提出了基本的认识。
　　在立的方面我们第一特别强调必须在经济学基本框架里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认为应该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以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因为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有效供给对于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认识不足，而我们需要填补这种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这些突出问题，以及包括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过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之后更好把理论服务现实需要问题都必须回归到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上。供给在和需求的互动对应过程中它的实质性的作用和一般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学资源配置里实际上必须更清晰的引出的制度供给问题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探究。
　　另外，我们强调要正视现实，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理论上非常有意义，它给了一些模型分析的规范性，引出了一系列的启发，但是非完全竞争作为一个跟它对应的概念，我们认为应该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更明确的确立起来，因为这是我们面临的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它的启示作用我们在领会之后，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回到非完全竞争的这样一个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来扩展模型，洞悉现实。
　　再有，我们在立的方面比较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大所说到的核心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方面，虽然各个方面的看法有明显不同，见仁见智，但是我们认为应该理性的指出市场、政府应该各有作为，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样必须有的放矢的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政府和相关的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发展起来的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等，他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应该怎么样更好的互动，各自发挥自己应该有的作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政府、市场的关系讨论了这么多年，一系列的困惑，一系列的挑战，也实际上伴随着这些年在民间资本壮大起来，社会资金力量强大起来以后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非常明显的发展。
　　面对这些现实，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的在理性讨论的层面上更好的形成中肯的能够把短期和中长期的问题打通来形成的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认识。当然在这样一些破和立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力推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在政策主张和改革建议方面已经形成了“八双五并重”这样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展开形式上的文本已经上交到有关的决策层面，也送到一些相关的市场人士、研究者那里去征求意见，我们也听到一些积极回应。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展开政策主张和改革建议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新书具体的内容包括了它相对展开的文字的表述，欢迎各位朋友，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在这些方面进一步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我们总体的看法是在面对着中国党的十八大之后必然展开的一个全面改革新的阶段，经济学人应该更清晰的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我们应该发挥作用的显力空间。我们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确实有必要特别需要进一步的对于供给端、供给侧相关的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等主体这种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的分析认识，我们应该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的讨论问题，不回避矛盾，面对挑战而提出我们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并不是为了概念上的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确实有感而发，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为了时代的客观需要我们理应有所追求，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应该和方方面面互动，共同来寻求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间怎么更好的化解矛盾，克服障碍，大家共同争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自己的实践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应该讲在反周期的意图方面是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的成绩的，但是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着今年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经日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
　　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复制式的推出四万亿的2.0版，3.0版这样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了。我们必须以尽可能高水平的理性的供给管理来优化宏观调控。在这个方面的理论支持显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而且联系在中国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在我们中长期的视角上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怎样有效的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等等这种挑战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历史性的重大考验。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服务实际的经济学经世济民的追求和原则来从现在已经认识到的供给端做更多的分析，我们要更多的在建设性意见作用之下促使我们的有关方面在互动中，在调动潜力，激发活力方面破除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的瓶颈，争取中国梦一步一步的变为现实，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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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3:46&&&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靠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带动了其消费、投资的复苏以及出口的反弹。2010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了衰退，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2008年末，中国实施了四万亿需求扩张政策，但2010年经济依旧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经济进入持续五年的下行阶段。
贾康领导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适时提出了“三驾马车”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而与需求侧“元动力”相对应的――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综合形成的供给侧产出及相关的制度供给，才是真正形成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供给侧动力机制体系。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供给侧改革”热度不断升温。12月13日，《新供给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供给侧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刊记者对贾康进行了专访。
经济生活的五大要素源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
《中国发展观察》：在中国经济下行、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之时，您和您的团队提出了把“供给侧管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知道，1981年-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里根改为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主导思想，有效缓解了美国滞胀问题，并且在1985年第二任期宣布继续扩大原计划。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靠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成功实现转型。在您看来，现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
贾康：说到供给侧财政政策，里根经济学的供给政策主要是减税。然而我们所强调的供给侧政策更多是侧重总供给侧和需求侧调节的有机结合。就财政政策而言，我们强调财政政策要赋予弹性，应对下行态势时，可以更加积极一些。面对新常态，应根据经济“中高速”运行的新特征和随之而来的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惠及民生的必然诉求，对接能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机制，即有效投资，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之下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结合为一体。因此，我们不认为应当采取简单的双管齐下式的过渡性政策组合，而是需要从增加有效供给的角度来看待需求侧调节的财政政策。
《中国发展观察》：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新供给经济学”提出有“破”有“立”，这种理论创新是借助“萨伊定律”还是“主流供给学派”拉弗或者“温和供给学派”费尔德斯坦的思想？
贾康：我们所倡导的新供给经济学采取的是一种“集大成”式的态度，因此不能直接说来源于拉弗或费尔德斯坦等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影响。我们所倡导的“有破有立”，是从更大的格局上，对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中对供给侧、需求侧问题的忽视，对主流教科书与代表性实践之间的“言行不一”，对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等方面做出直言不讳的批判，同时从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从经济基本理论支点（分析前提），从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等资源配置主体各有所为，从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物”和“人”两个视角、在供给端打通认知体系等方面对新的分析基础有所明确。当然，我们总结经历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及“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而新供给经济学则是沿着两轮否定知否定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所对接的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认识追求与开阔境界。新供给经济学具有“求真务实”的特征，其“否定”的方式是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同时赋予“复辟”浪潮的思想内核与创新色彩，是从基础理论到政策主张的贯通。
《中国发展观察》：近日，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撰文《供给侧改革须避免三大误区》指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为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供给老化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你们也提出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其中的“破”与“立”是什么？五中全会提出体制创新，请您具体谈一谈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贾康：当前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轮下行态势。在这方面，我们提出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要解释所谓“中国发展之谜”，无论现在大家如何探讨，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确立一定是第一位的。这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特别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与此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在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方面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规律优化重构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从这样的认识再往下展开，结合五中全会，以及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从五个视角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
从人口劳动密集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土地自然资源方面，应该承认土地制度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是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在资本作用方面，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
在改革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改革是不到位的，制度供给仍然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在进一步创新方面，首先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人员的物质条件虽然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过程中，然而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逐步提升。应该承认，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实际生活中还是看到机制的僵化和落后，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了多年。
因此，从制度供给角度、体制创新的角度看，我们都需作出努力，解除供给抑制，放开供给约束。
供给管理的核心内容：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发展观察》：新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一书提出，新供给经济研究力求在理论框架中廓清和打通“物”与“人”的视角联通，或者说新框架实际上应可被定位为对传统理论经济学微观部分供给侧的创新，这种认识助益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物的视角逻辑脉络：生产力―生产要素供给结构―技术创新―实现供给优化升级―经济增长；人的视角逻辑脉络：生产关系―宏微观经济制度―制度供给创新优化―经济增长），这种供给管理可以使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充分互动而解放生产力，制度创新、制度红利是中国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请您对此详细解读一下。
贾康：所谓“供给侧”的“物”和“人”，剖析起来，对于“物”和“人”两大基本视角的划分，可认为不仅源于对经济学大家思想脉络的考察（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关系的唯物史观；亚当?斯密关于人际分工与“看不见的手”使物资配置达于合意的内洽性原理），而且源于对经济社会现象的“通识研究”或广泛认知（例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兴衰的秘密是“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变化）。实际上，所谓“物”，也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层面，由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而推及劳动者（人或“人力资本”），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而言，即“技术”的层面（邓小平所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为由人实现的科技创新供给）；所谓“人”，则实质上必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或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而言，即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制度安排、利益分配；而无论是强调“生产力”（即由物切入）的层面，还是强调“生产关系”（即由人切入）的层面，归根结底都是居于“生产”的方面，即都隶属于“供给侧”，以回应“需求侧”的原生诉求（人从温饱底线上必生的需要）。反过来认识“五维一体”的理论基础要素，供给侧的“五维一体”考察是在以传统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研究两轮“否定之否定”演进的主线下，既以发展经济学为一大基点――即突出于“物”的供给研究，又以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信息及行为经济学为另一大基点――即突出于“人”和人际关系的研究，进而作“打通”之努力。
基于“物”的研究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后发优势，欠发达后进经济体可以追赶发达经济体，并通过“蛙跳”、技术扩散、“干中学”等方式方法，实现技术上的乃至组织结构方面的赶超，从而实现经济上的赶超。基于“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供给因素，尤其是产权和交易成本的机制联结状况，直接影响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制度变迁即制度安排的供给演变过程中，既会出现制度滞后现象，又会存在制度潜力的能动性空间，计划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相对劣势已然较充分暴露，而作为原属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怎样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无论是稍早风行而标榜全面“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还是稍后兴起的对并未定型的“中国特色”充分肯定而将其推向模式化的“北京共识”，都难免失于偏颇。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提升，仍须进一步肯定其摸索前行的基本姿态，加之信息的不完全和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例如：“柠檬市场”“不完备信息市场”“动物精神”“羊群效应”“王庆悖论”等因素的存在，往往造成理性预期失灵，亟需讨论如何加入“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矫正力量。两大基本视点可展开的相关理论研究都表明，以矫正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之缺陷为切入点而初具形态的供给侧强调以“理性的供给管理”为核心（在当下中国即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决非“为创新而创新”的无的放矢，而是在致力于经济学人理应尽责的学科发展建设和对时代要求的积极回应。
如前所述，新供给经济学注重实现供给侧认识的有机联通，即将“物”与“人”的两个视角打通而助益于经济学理论创新。根据“物”与“人”的逻辑脉络，将“物”与“人”从供给侧有机联通，即追求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一方面充分促进生产力的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升级优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生产关系中的制度结构优化能动性，从而互动地实现经济增长。理性的供给管理的实质任务，是使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充分互动而解放生产力，焕发现代国家治理可包容的一切潜力、活力空间，其核心内容落实于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制度红利”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
《中国发展观察》：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面对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破解错综复杂的矛盾，都要突破认识和利益的掣肘。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那么现在，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当前中国经济还受到三大供给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如何用新供给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
贾康：在“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好吃的肉已吃完，而难啃的硬骨头啃不下来。在此情况下，杨小凯生前所强调的制度性“后发劣势”就会成为中国实现其现代化宏伟“中国梦”愿景的巨大拖累和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正明显地威胁可持续发展；在“人”的视角可举出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公权体系与公民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违背公平正义的不良现象，这两者都愈益容易导致“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而危害现代化进程的全局，而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十分明显。
这里最为重大的要领是，应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配套改革举措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虽然在中长期内，我国将面临外部国际竞争环境复杂化和国内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势必告别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次高速”较快增长的可能。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实质性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充分减少行政审批管制、打破过度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力，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维护增长的可持续性。
“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端的偏颇，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总之，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也强烈呼唤能促进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并在其“集大成”的包容式开阔边界理论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
两大悖反现象使“科学发展”“生态文明”迟迟难以落地
《中国发展观察》：您的《新供给经济学》一书对“能源开发利用缺乏顶层设计通盘规划”、“产能过剩导致能源浪费后面的体制性原因”也做了分析，请您结合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谈一谈。
贾康：“半壁压强型”发展制约及其上的多层压力叠加，是指来源于“胡焕庸线”的现实存在对中国发展环境制约的第一层加压，加之特定发展阶段上“压缩式―密集式”粗放模式形成环境压力的第二层叠加，再加之“以煤为主”的环境压力形成的第三层叠加。在这“三重叠加”之重压下，如何有针对性地优化中国能源、环境战略，应对挑战消解压力，可谓意义重大，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两大悖反现象：一方面，官方反复强调科学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增长，但实际进展在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的阻碍下步履维艰，与煤、电相关而形成经济手段为主节能降耗长效机制的改革一拖再拖；另一方面，公众对环境恶化的感受日益趋向“民怨沸腾”，但一说到资源税、环境税等改革，却又会由其“加税”特征引发一片反对声浪。上述这种政府、民众两大方面的悖反和荒谬状态，导致“科学发展”“生态文明”迟迟难以落地，必须依靠着眼全局、前瞻长远、逻辑清晰、设想周全的改革设计，和以更大决心、勇气、魄力和智慧构成的改革行动来破解，把中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发展势头和仍然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释放的较高速发展和“升级版”发展的潜力，真正释放出来。
（记者?原松华）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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