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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化设计研究———户外运动用品的性别差异化设计.pdf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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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性别差异化设计研究——户外运动用品的性别差异化设计
姓名：霍春晓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设计艺术学
指导教师：江建民
座机电话号码
本文通过对性别的生理及心理差异的分析，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待设计、设计师、设计的过程，
指出在父权制下女性设计师及女性消费者所处的地位，并且揭示造成这种现状的深层原因，通过对
女性消费者的诉求以及女性设计师特点的研究，根据目前市场上大部分产品没有根据性别差异进行
相应的设计的现状，提出性别差异化设计的概念，对性别差异化设计的内涵及外延进行探讨，同时
提出性别差异化设计在功能方面、造型方面、材料运用方面、色彩配置方面以及使用者心理方面的
基本要求。在实际的设计运用中，分析了户外运动产品的背景以及女性在这一运动当中所处的地位，
特别是对户外运动产品设计中存在的无性别差异的现象进行了一定层次的分析，将这一课题的研究
成果运用于户外运动产品的设计之中，对部分户外运动产品的性别差异化设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及
相应地解决办法，从而在新的方向上提出了对户外运动产品的设计思路，为女性户外运动爱好者设
计出符合她们诉求的产品。
关键词：性别、差异、女性主义、父权制、户外运动
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Thisarticle analysesthedifferencesof
gender contain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regardsdesign、designerprocessdesignfromthe
thelocation
andcustomersin
stayunderthe
patriarchy，
anduncoverthe
reason．Throughanalysesthedemandoffemalecustomersand
designers，accordingthesituationofnon-differencesin
design，propose
difference
conceptgender
design，discusscontentand
extension，andpropose
difference
design，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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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夏& 商& 路 （一）
（历史纪录片解说词）
苗延波& 著
第一集& 南风之薰兮
第二集& 从荆棘走来
第三集& 悲壮的祭坛
第四集& 曲径图发展
第五集& 盛世的繁华
第六集& 熙攘的街市
第七集& 千年成一梦
第八集& 剧烈的碰撞
第九集& 如烟的往事
第十集& 爱拼才会赢
第十一集& 百年的辉煌
第十二集& 艰难的变迁
第十三集& 悲壮的传奇
第十四集& 历史的机遇
第十五集& 现代的倚陶
第十六集& 大商的情怀
第十七集& 历史的见证
第一集& 南风之薰兮
中国最早的商业行为，产生在什么时期，一直令中国经济史学家们感到茫然，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可信的史料。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与史前时期的四大发明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史前四大发明是中国商业兴起的起搏器。
在距今1万年以前，是一个以弱肉强食为法则的时代。那时人类居住的是天然洞穴，穿的是树叶兽皮，吃的是野果野兽，过着衣皮带茭、茹毛饮血的生活。
那时的人的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够找到一个食物充足的领地，来一顿以野生动物的肉为主食的丰盛的晚餐。他们在用石头砸死野兽的过程中发现，具有尖利锋口的石头容易把野兽砸伤或砸死，并且用这些带有锋利缺口的石头可以很快地将野兽的皮毛剥离，于是就把这样的石块收集起来，这些石块便成为了最初的人类使用的原始工具。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于人类的工具落后导致物质极度匮乏，社会根本没有可供交换的物资，商业更是无从谈起。
到了距今1万年的时期，人类不仅能够对石块进行切片、钻孔、开槽和整形等磨制加工，而且开始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活动，同时，钻木取火的发明使得制造日用的陶器成为可能。因此，石器工具的磨制、火的利用、农业技术和陶器烧制，被当做史前时期人类的四大发明。
石器工具的制造使人从动物变成人，火的利用使人拥有了文明的曙光，农业的发明使人摆脱了完全受制自然的约束，陶器的烧制，发起了人类对于新生活的追求。而农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分工，这次分工使人类出现了专事农业的群体，人类从此可以通过种植和养殖人为地定期获得食物。
当人类拥有了获得稳定食物来源的技术后，便从山洞、树巢里走出来，开始寻找适于农业种植并有水源的平原，为了获得固定的水源，人类一般在湖边或河边构筑房舍，房舍的建筑往往是成片的圆形半穴居房舍，在这些房舍的中央地带一般还有举行公共祭祀活动的场所。
部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主动寻求利益分配和利益保护的文明时代，从此，人类彻底摆脱了洞居、穴居生活，而开始了文明历史，中国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5000年文明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起算的。
那时的农业还处于所谓“刀耕火种”的阶段。“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中的“耒”和“耜”都是农具。“耒”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使用时把尖头插入土壤，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然后翻出。改进的耒有两个尖头或有省力曲柄。耜类似耒，但尖头成了扁头，类似今天的锹、铲。它的材料从早期的木制发展出石质、骨质或陶质。耒耜的发明提高了耕作效率。耒耜也是后来犁的前身，所以有人仍称犁为耒或耒耜。耒耜的发明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
那时的农耕一般情形是：一群人聚合在一起，砍倒并放火烧掉地面上的植物，随便把种子撒到地里，靠草木灰和土壤中原有的肥力生长发育。一块土地的肥力耗尽，就移到另一块土地上重复以上的耕作。
这样的农耕自然不可能生产出剩余的粮食，也就缺乏用于交换的物资，因此，在那时，商业是不存在的。
商业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离的产物。农业的出现消除了生存上的后顾之忧，部落里的人口日渐增长，部落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也随着水涨船高起来。新生的人口压力又对农业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迫切的要求，而想要扩大农业的规模，一来依靠发明新的农具，如耒、耜，同时，还需要生产和改进这些农具的心灵手巧的人，他们发挥自己在生产和改进农具方面的一技之长，不断生产、改良出新的、适手的农具，逐渐这些人便成为了专心制造工具和发明新的工具和用器的专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于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技术发明与器物制作的工匠，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农耕者司田、渔猎者司狩、游牧者司畜、巧工者司用的社会分工逐渐明确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样一来，随着这种分工协作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各个行业所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的数量和种类也较之从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和增加，于是，在各个部落中便出现了许多已经超过本聚落人民需要的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激发了一些手工业者用剩余产品来换取他们部落或者个人的需要，但自己的部落又无法或者不会生产，而其他部落能够生产的产品的欲望，这种各部落之间相互的产品交换行为，揭开了商业的序幕。
一名制作陶器的工匠生产出了陶罐、陶碗，可是他所在部落没有人需要陶器，可他家里又已经快没有粮食了，眼看着全家老小就要断粮。于是，陶工只好自己背着自己生产的陶罐、陶碗，离开居住的地方，到更远一点的地方看看能否交换到自己家里急需的粮食。
他来到一个部落，那个部落虽然有剩余的粮食，但现在并不需要陶罐、陶碗这些产品，他们需要麻布，陶工只得背着自己的陶罐、陶碗到别处碰碰运气。他又来到另一个部落，他们虽然需要陶罐、陶碗，但他们只有自己生产的麻布，而没有粮食。
这时的陶工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换不到粮食，他的一家就要饿死。就在十分沮丧的陶工万念俱灰之际，突然他的脑海中一亮，前一个部落的人不正好需要麻布吗？他立刻与需要陶罐、陶碗的部落商量，用自己的陶罐交换了麻布，而后，背着这些用陶罐、陶碗交换来的麻布回到需要麻布的部落，换到了粮食。
但是，这种物物交换的行为并不是商业行为。真正的商业不是由生产者与需要者直接见面的交换产品，它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能形成：交换日益频繁，交换地域不断扩大，产销不可能直接见面，需要有一些人从生产行业游离出来专门从事买进卖出，组织交换。这样的卖出买进、从事交换的行为，才是商业行为。中国一般的交换行为，出现于夏朝，甚至更早，但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业，并且有了专门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商人，则是商朝建立以后的事情。
最早的中国商业行为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学界至今有着不同的意见。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商业肇始于神农氏而成于黄帝时期，依据就是《周易?系辞》：“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的“廛”是指储物仓库，“国”是指城邑。“列廛于国，日中为市”，就是城中设市，午时交易。可见，伏羲氏时代，中国已有城邑，并以之为邦国。人居住在内，以墙围之，这就是城；当时财物就聚集在和谐城内，并在城内进行交易，这就是市。从此，城与市结合，“城市”概念随之诞生。在城市中，人们将自己所剩余物贮藏起来以待有需要者时出卖，自己则从其他人处买进自己所需物品，这样往来交易，互通有无，坐贾行商从此产生。
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和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文化大体相当，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距今约7000～5000年。在伏羲时代，原始畜牧业大发展，原始农业起步，农牧并举。伏羲是一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象征，是一个文化符号，伏羲的传说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
到了距今4500多年的黄帝时期，百工已成，各司其职，社会分工开始体系化，于是，就有黄帝造车以利交通，隶首定数以利计算，仓颉造字以利交流，嫘祖养蚕以利纺织，胡曹制衣以利服饰，赤将造家具以利日用，共鼓、化狄造舟楫以利水运等大发明，这些发明都紧紧围绕着促进商业经济发展与繁荣这个基本目标。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黄帝时期到中国第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夏代建立这4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农耕社会进入了一个工商和农耕并举的新的社会，人类从谋求简单的生存进入到渴望舒适生活的文明阶段。而引起这个巨大变化发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工商业的兴起，如果没有工商业的兴起，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从原始的农耕社会步入工商与农耕并举的新的文明社会，甚至于夏代的建立也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尧的接班人舜原居东方，早年，曾亲自耕过田，打过鱼，烧过窑。舜曾到东夷诸部落去排解纠纷，经过他的排解，恢复了东夷诸部落间的团结，消除了各部落之间的侵衅、争坻，解决了生产的陶器质量粗劣、以次充好的问题，因而受到人们的拥戴。使得各个部落逐渐联合起来，他自己做了联合后的大部落的酋长，并且，建筑了都城。他还到处推销制作的陶器等手工产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后来，为了便于产品的交换索性把部落的中心迁到了位于今天河南省东部濮阳附近的负夏。那时，部落首领往往代表部落外出进行交换活动，舜擅长交换活动。为了能够换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满足部落所需，舜把自己部落的多余产品运到位于今天河南省清丰县西南的顿丘进行交换。舜在生产产品较多的地区收进产品，把这些产品带到稀缺这些物品的地区，去换取更多的产品，使自己的交换处在有利的地位。这些物品除了农渔产品和手工业制造的各种家庭日用器物以外，还有陶器等手工品。
舜本人就是个优秀的陶器工匠，他对制陶技术进行了改进，使陶器更加完好，然后把这些陶器从位于今天山东省定陶西南的制造之处运往不生产陶器的顿丘等地，以换取更多的当地产品。那些产品数量较多的地区，甚至可以让人来先把产品运走，以后再以其他产品偿还已经运走的产品。此乃后世的“赊销”、“赊购”行为的鼻祖。也正是有了这种赊欠行为，才产生了“债”的概念。
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河东解州出产食盐，舜以陶器、农渔产品等换取解州的食盐，在被推举为尧的继承人后，他把部落中心迁到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县靠近盐池的蒲州之地，并大力发展食盐生产。舜做五弦琴，曾弹琴歌南风之诗：“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它的意思是：南风清凉阵阵吹来，可以解除万民之愁苦；南风及时而来，池盐结晶即成，部落的财富增多就有了保证。
善于制陶、做什物的舜十分重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他任命巧主管手工业，巧发明了规矩、准绳等木工工具，堪称木工之鼻祖。舜时还发明了漆器的制作，并将其投入了交换。
舜还对黄帝时期创制的度量衡作了整顿，他在继尧位之初就宣布“同律、度量衡”，统一丈尺、斛斗、权衡。
在舜的这一时期，已经产生了最原始的货币形态。货币形态的产生是产品大量交换的结果。当时的货币主要是海贝。在马家窑马厂期、齐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海贝以及仿制的骨贝、石贝、蚌贝等，这些海贝及其仿制品已经不是专门的装饰品了，而是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了。海贝是生长于海洋沿岸的生物，由海贝串成的饰品，在古时候象征着财富与地位。海贝具有轻便、只能在有海的地方获得、较坚硬、不易破损、不可食用、体积小、有美感等特征，因而在古代，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印度、缅甸、孟加拉、泰国等国也都用海贝作为货币。天然海贝在中国的黄帝和尧、舜时期就被当作货币用于商品交换，是中国最早的古代货币。
自从有了货币以后，人们不再需要以物换物式的交换方式，代之以货币作为产品交换的媒介，只要根据大小和成色，就可以基本核定每一只海贝的大约价值，就可以用海贝换取到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不必像那位制作陶器的工匠那样为了能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而艰苦奔波了。
舜为了治理水患，没有把天下的统治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慷慨地把天下交给了具有家传的治水天赋的禹，禹继承了他父亲鲧善于治水的天赋，顶着他的父亲鲧由于治水失败被舜流放到羽山的压力，在外奔波十三年，跋山涉水，逾险越阻，完成了划分九州，开通九道，围堰九泽，度量九山的艰巨工程，建成了通达九州的道路，使得南北东西的货物可以通过九州之间的大道顺利往来交易。那时，济州的漆、蚕丝和锦绣，青州的盐、葛布和海产，徐州的雉、桐木和黑绸，扬州的竹、鸟羽和橘子，荆州的缎、珍珠和象牙，豫州的丝、麻布和磬石，梁州的银、兽皮和地毯，雍州的玉、珠宝和毛呢，通过九道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当时天下的中心地带――冀州。同时，禹制定了九州之间“以有余补不足”的经济政策，使各州之间丰歉互补，同舟共济。于是，便出现了四海为一、天下安宁、九族和睦、府库充足的“华夏盛世”。“华”者，华彩奕彰之意，“夏”者，广袤博大之意，“华夏”者华彩博大之意也，从此，“华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通称。
正是坐拥了如此宏大的伟业，禹的儿子启，才敢于打破“禅让”天下的传统，毅然从禹的继承人益的手中将天下的统治权夺到他自己手中，从而改变了以往的“公天下”的传统，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夏朝。夏朝共传14世17王，历470余年。
禅让的“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禅让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如伊祁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舜让位给姒姓的禹。这是一种“拟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目的是让各大部族的代表人物都有机会分享最高权力。
夏代交换比以前有所发展，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那时的交换主要在各氏族部落之间进行，受到贵族的操纵，并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一个手段。商族人的祖先王亥在夏朝时就曾亲自驾着牛车，载着帛，带着牛，到别的部落去进行贸易，不肯假手于另外的中间人。夏代掌握产品交换的人是控制部落事务、使用大批专门从事贩运交换活动的奴隶的部落首领及其管事，还没有出现从事专门产品交换行业的“自由商人”，更没有形成专门的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业。中国出现商人和商业的时期较晚，大约在商代之后的奴隶社会中期。
在夏代，通过与商族和南方各族的交换，贝的来源逐渐增多。夏人崇尚黑色，所以，贝一般选采黑色，或者染制成黑色，称为玄贝。至于布币、刀币的出现则更是商朝以后的事情了。
夏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城市。随着产品交换的扩大，交换场所的市也应运而生。奴隶主们在他们所聚居的地方修建城郭沟池，城中已经出现了供奴隶主贵族们居住、享用的宫殿建筑。其目的仍然是保障他们的安全。此时，有城墙围绕、初具规模的原始城市――堡墉已经出现，如夏邑、安邑、阳城、阳翟、斟寻、帚邱、斟灌等城邑。
但无论怎么讲，夏代的交换主要还是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的补充，人们一般的物品交换，主要还是自产自销，交换的规模不大，而且交换的产品也极有限，主要是一些日用品。但社会分工既已形成，交换活动就不可能停止，非但不能停止，反而会愈来愈旺，这可以从夏代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奢靡浮华的生活和最终的结局中略见一斑。
夏桀大兴土木，后宫佳丽，粉黛三万，宠后妹喜喜欢听丝绸撕裂时发出的声音，夏桀就命令宫女坐在她的身旁，以撕绸缎为乐。夏宫之内“肉林酒海”，群臣伸着脖子俯身狂饮池中美酒。夏桀的衣食十分讲究，穿的衣服必须由指定的地区织造，吃的蔬菜、鱼肉必须是特定地区生产的，喝的酒不得有半点杂质。这些情况既反映出了夏桀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夏朝物质之丰富，货物流通之畅便。
就是这样一个沉醉于纸醉金迷生活的夏桀，并不重视自己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他严格控制国内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制定苛刻的从业法规，它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宁愿来自于其他邦国，也不让本国的工商业者生产提供，致使社会经济凋敝，国怨沸然。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不希望看到别人也从商业上得到享受，它要自己独自享有天下的所有财富。于是，才有人民天天指着太阳咒骂：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们都盼着呐；宁可我们也不活了，也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正当夏桀竭尽全力地享受着无比奢靡的生活之时，一个源自东夷被禹赐封于商丘的部落正在悄然崛起，并开始觊觎起夏桀的天下。
这个部落原本不在商丘，而是居东海，属于海洋民族，称殷人或因人。他们的祖先契曾经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赐封商地给他，并举族迁徙到了商丘，后人称这个族民为商人。
身为海洋民族的商人历来重视商业，较早地发明了舟船，迁到中原后为了便于陆地运输，又发明了驯马术和牛车。于是，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商业起源时间和起源地的另一个重要的学说商丘起源地说。
2004年5月16日至17日，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政府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商丘市举办了“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40多位研究历史、考古、经济、伦理的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围绕商丘与商业起源，以及商丘历史与先商文化、商丘与历代商业发展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这次会上得出的结论是：商丘是商族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与会学者认为，商业起源尽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从《竹书纪年》、《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王亥“宾于有易”，应该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较早的明确无误的商贸行为。因此，商业源于相当于夏王朝的商族的先公时期，王亥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的代表，应该给予肯定。他们认为，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有着悠久的经商、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传统。
王亥是殷人的第七世祖，就是他发明了用于运输商品的牛车，并且还亲自远游贸易，到黄河边上去和有易氏部落做买卖。后因为贸易纠纷为有易氏国君所杀，亥的儿子上甲微为父报仇，起兵攻打有易氏，获胜，商的势力由此大增。从此，商人继承王亥的传统，纷纷到周围的一些小国、部落做买卖。因而，王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代表，而商丘则被看作是中国古代商业的发源地。
随着商的迅速发展，在商的统治者中开始出现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商汤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到了夏桀时期，商汤认为商灭夏朝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在灭夏的过程中，奴隶出身的宰相伊尹为商汤出谋划策，其中最重要的谋划就是用大量的文绣珍玩换购夏朝的粮食，以达到促使夏朝上下滋生奢逸之情而国库日益亏空，而使得商国物阜民丰、兵强马壮的目的，这个做法得到商国内民众的大力支持。于是商汤组织国内的妇女大量生产纺织品，并四方采购珍宝奇玩，源源不断地把这些纺织品和珍宝奇玩输往夏朝，以套购夏朝的粮食，使得夏朝粮食告罄，国库亏空，民怨四起，等到商汤挥师攻打夏朝时，已经是饿殍遍野的夏王朝，只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商汤灭夏的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地运用商战而取胜的著名的战例。伊尹和商汤成功运用的这一商战战略，反映了商业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决定一个政权兴衰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商业起源于距离我们3000年前的商代。
商王朝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文明大国。它的国土大致东到大海，西到今天的陕西中部，南到今天的安徽北部、河南南部以至湖北、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北到今天的河北北部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东北到辽宁。如此辽阔的疆域孕育了极为丰厚的人类文明。
商汤有感于夏代灭亡的前车之鉴，提出“不惊耕市”的基本国策。商朝开始将农商并举，把商业作为与农业同样重要的政务。商代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力较夏代有了明显的提高。
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商代的粮食种类和数量较之夏代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后来的主要农作物那时已经基本出现。此外，诸如桑、麻等经济作物也得以普遍种植。同时，马、牛、羊的饲养头数也有了惊人的增长，牛除了和马一样用于驾车之外，还和羊、猪、狗一起供食用和作祭祀时的牺牲，富裕的奴隶主宰杀数十头甚至数百头的牲畜来祭祀鬼神。渔猎和采集只是作为了农业经济的补充，逐步退出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产领域。
商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因而，商代也被称为青铜器时代。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篇《青铜器时代》一文中把青铜器的鼎盛期定在整个商朝及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之时，他认为，青铜器兴衰的历程与奴隶制兴衰的历程是一致的，青铜器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但随着冶铁和钢的冶铸技术的不断成熟，青铜器已不再是一切器皿的主角，故而青铜器的制作也走向了衰落。商代青铜工艺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它形制雄伟，高1.33米，重875公斤，是古代青铜文化中罕见的杰作。商代的青铜主要用于铸造兵器和贵族使用的礼器及其他生活用具，如铜镜、食器、酒器等，但也有部分青铜用于制造斫伐、刮削、雕刻等工具，这些青铜材质的斧、凿、锛、刀、锯、锥、钻的制造，对于木、石、骨器手工业的发展和山林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代重视商业、手工业的政策，为生产的商品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促使百业巧工发达，科学技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和民间有能力向社会提供丰富而奢华的财富。
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出土了轰动世界的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墓，妇好墓共出土各类器物1928件，其中铜器468件，玉器755件，各种器物巧工精致，纹饰繁缛，形制多样，造型逼真，雕刻精美，神韵飞扬。墓中的宝石器、象牙器、骨器、陶瓷器、蚌器、石器，件件美轮美奂，个个巧夺天工。整个妇好墓简直就是一座殷商手工业成就的伟大的博物馆。这些出土的文物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商代的手工业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当时人们的商品需求欲望和商业发展规模，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阶段，可以坚信的是，当时的殷人已经有能力将四方的财货聚于一地，而聚集这些财货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发达的商业行为，如果没有纳四方财货于一地的商业能力，如何能够在一座仅仅是中等规模的墓葬中就聚集如此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且制作精美的器物？可见当时殷代的商业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繁荣的程度！
但是，商代初期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国家行为，商人主要是代表国家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官营商人，商人因此被称为官商，这恐怕也是中国官商的起源。出现官商的原因，从主观上说，奴隶主贵族不愿意把巨大的商业利益让与平民分享；从客观上说，当时的商品交换还没有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官商的商行为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剩余生产物日益增多，掌握大量产品的奴隶主的贪欲也水涨船高，他们想有更多的消费品来满足自己日益奢侈的生活需求。他们广泛收罗四方的奇异特产，如西北的玉石，东南的大龟、海贝、海蚌等都是他们珍贵的装饰物、占卜用具和玩赏之物。这些物品的产地距离商的都城安阳很远，而且有的产地同商并没有臣属关系，这些东西一部分可能来自纳贡，但更多的是来自于商品交换，商朝以自己的农产品和工业品来换取西面的羌、鬼方，北面的土方、吕方、苦方诸国的牲畜、皮革和羊毛等商朝没有或者缺乏的物品。
到了商代中后期，特别是后期，商朝的商品交易获得了较之以前更大的空间，官商已经不可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中小奴隶主和平民百姓得以乘虚而入，涌入商海。最能够反映这一现象的就是商代中后期出现的脱离部落而自立门户的以姓氏为纽带的产业家族，这种产业家族具有世袭沿革的特征。这种家族世袭的基本特征就是“技术不外传，利益不外泄”，所以，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各种以专业类为家族姓氏工商专业户，如陶工氏族以陶为姓，绳工氏族以索为姓，酒器氏族以长勺、尾勺为姓，旗工氏族以施为姓，樊篱工氏族以樊为姓，釜工氏族以W为姓，等等。这些专长于某一技艺的氏族不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同外界交换就不能满足自己多方面的生活、生产需要。分工越细，交换也就越频繁。
城市的发展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商朝已经有了许多城市，如商、殷、亳、蕃、雇、霍、盂等。这些城市既是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又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商代的城邑有70多个，邑，在历史上有不同含义，一般为城的别称，邑即城市、都城，是古代诸侯分给大夫的封地，其中约一半集中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它们中不仅有大型的建筑物，而且还有手工作坊和一般居民建筑。当时的城邑内都有常设的特定交易场所市，市内有各种各样的“肆”。市肆是商人聚集的地方。姜太公吕望就曾在朝歌和孟津的市内做过游商、屠宰和卖酒的营生。这时，在市中已经出现了饭铺和酒肆。
自从盘庚把商的首都迁到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县小屯，当时叫做殷的这个地方之后，商朝又延续了273年，直到商纣亡国。这一时期是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商业有很大的发展，殷都繁荣一时。《诗经?商颂?殷武》篇的描述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声。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商代后期一些热衷于交易活动的奴隶主贵族，已经不愿意再东奔西走、亲自主持远距离的交易活动了，专门进行交换的事情就由奴隶主的奴隶管家“小臣”率领奴隶来进行。这种交易活动的方法是：交易的操纵者是奴隶主贵族，而交易的施行者由奴隶主手下的“小臣”驱使大批奴隶进行，这些奴隶由内地至海滨，由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往来贩运各地的土特产品。这些奴隶主贵族，由于在商品交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于是在奴隶主上流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产品中介人，也就是商人，这些商人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社会的承认。商代的一般平民，也把自己生产的陶器、捕的鱼产品等拿到市上出售，或通过别人贩卖，有些自由民在农闲时间还牵牛驾车到远处去做生意。但他们并不是脱离生产而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他们的商业行为仅仅是在经营主业农业的同时兼营商业活动。
商代还出现了较之夏代更为稳定的、完备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现在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为学界公认的货币形态，应是商代的贝币。
海贝作为珍贵宝物的地位在夏代就已经得到确定，因为其色泽光洁美丽，有象征吉祥之意，而且具有便于自然计算、坚固耐久、携带方便、便于保存、体积小、价值高等优点。与夏代崇尚黑色不同，商代崇尚白色，而海贝大多为白色，因而，海贝很快就被商人认定为货币形态。商人非常重视贝，盘庚把“贝玉”称为“货宝”，贝和玉同为货币。当时的货币单位是五贝为系，二系为朋，也就是5个贝串成一索，两索分挂左右，名为一朋，一朋是10贝。贝的价值很高，商代对有功的大臣一次赐贝也不过两、三朋至十朋。贝朋已经具备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贝是价值尺度，也是流通手段，它与玉一样还是珍藏物品，也是支付手段，甚至连贵族的墓葬之中也少不了贝。因为，殷人相信鬼神，他们认为，活着既然可以使用货币海贝买到东西，死后就应该把贝币带到阴间去花，所以用贝随葬的风气很盛，他们一般把海贝放在死者的手中或者含在嘴里。1976年春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小屯村北偏西发掘的一个公元前12世纪中叶的王室墓中，就出土了6000枚海贝。平民也用贝做随葬品，只是数量只有一二十枚，最少也要有一枚。
货币诞生于商代，是商代商业空前发达的结果，货币作为一种等价交换物，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各种弊端，而货币的诞生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其前朝。中国社会发展从此也步入了一个更加色彩缤纷的新的时代。
除了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商业的最早发源地之外，在学术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认为位于中国西南的重庆之地，才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发祥地的学说。
滚滚长江在接纳嘉陵江的汇合处造就了重庆。三面环水的重庆，形同半岛，曾是古代巴人的国都，我们时常称呼的“巴蜀”，就是四川蜀国与重庆巴国的合称。巴人自古善商，尤以经营盐业称奇。我们今天对盐的习惯称呼“盐巴”，就是从“盐自巴人”来的。但重庆这个地方并不产盐，从重庆顺长江而下到湖北宜昌的三峡地区，自古是盛产食盐的地区，远古的巫咸国便在这里立国，并一度十分强大。巴人是因帮助巫咸国推销食盐而成名，因运盐有功，巴人得到巫咸国王的册封，方得以建立巴国。
巴地盐业，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比中原黄帝时期还要早。盐是人类最早、最重要的特殊商品，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可以就地解决，而食盐却不是随地就有，必须通过交换获得。所以，盐商应当是最早的商人，而最早以经营盐业为生的巴人就被人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巫溪大宁厂与彭水郁山两处都有直接流出地表的天然盐泉，早在上古时代巴人就开始开发盐泉，整个汉中盆地、两湖盆地、四川盆地、鄂西地区等地的食盐，都要由巫溪大宁盐场供应，而巴人正控制着这个宝贵的资源，为此，巫溪大宁盐场形成了“万灶盐烟”的奇观，四方商旅荟萃云集，当地至少有10万人以盐业为生。
善于驾独木舟的巴人，溯水而上，销盐至溪河上游部分，循江而下，巴人又销盐给荆楚地区。巴人垄断了巫盐的生产、销售和运输，成为名震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著名商帮。
因此，将巴人作为中国最早的商业民族的观点，也不是毫无根据。需要指出的是，巴人可能是最早从事盐业贸易的民族，可是，无论他们经营的种类、手段、影响力、范围和历史地位，都不能与中原的商业相媲。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巴人从事盐业的行为，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商业起源的一个论据或者参照点，不能就此断定中国的商业起源于此，巴人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民族之一。
在谈到中国商业究竟起源于何时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商业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蜂拥而起的，它必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到有了剩余产品，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才产生了商业。中国的商业发端于神农氏―黄帝时期，兴起于夏代后期，成熟于商代。
第二集& 从荆棘走来
商业发展到商纣王的时候，已经与农业和手工业脱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业，正是由于工商业的空前发展，社会财富的空前丰富，造成了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财富相对集中的问题，也进一步拉大了社会成员间贫富的差距。以大奴隶主为代表的官营经济与中小奴隶主和商人为代表的私营经济间的利益的冲突，是当时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冲突的结果就造成了社会成员对于统治阶层的强烈不满，而这时只要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分裂或者严重的矛盾分歧，出现社会的动荡甚至变革现有政权的命的情形便成为了可能。这时所需要的也只是能够振臂一呼的革命领袖人物的出现了！这个振臂一呼的人物就是隅居西陲的周武王姬发。于是，农盛而商弱的周国，在曾在商朝的陪都朝歌作小商人的姜子牙的辅佐下，终于实现了灭商大业。
周国本是农业之国，不善商贸。商人出身的姜子牙为了使周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曾多次劝诫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说一个国家有大农、大工、大商三宝。重视农业人民就会有充足的食量，这是立国之本；有了手工业就使人民拥有了可供使用的充足的器皿；有了发达的商业，就有了充足的可供消耗的货物，只有“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才能够治理好国家，使国家富强。周武王仿效商代的做法大开商贸之途，广开财路。周公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商业政策，明确了商税标准，建立了市场监督制度，统一了度量衡，并设立门关以课关税。这些商业法规和政策，刺激了周国自己的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诸侯国和邻国的经济发展。
西周政权建立后，鉴于商人善于经商、理财的特长，很多王族成员和建国功臣在前往自己的封国的时候，都要携带一批具有工商才能的商朝遗民作为奴隶同去封地，希望利用他们的所长为自己封国的经济发展服务。但是大量的商朝遗民虽然被给予了自由民的身份，但在各地他们被严加监视和管理，为了打消周朝对于他们的顾虑，他们听从周公旦的告诫，积极投身于商业活动，主动为周朝贵族的需要而奔走效劳。那些曾因参加反抗周朝统治而被剥夺土地和政治权利的商朝遗民，除了在官府控制下被驱使去做买卖，也没有了其他出路；那些本来就脱离生产，身无一技之长的商朝贵族，也只能以做买卖作为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在周人的心目中，做买卖的人就是商族人，久而久之，买卖人就是商人了。以后，商族和周族之间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非商族人做买卖的也逐渐多了起来，买卖人虽然已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人们不分种族地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起初，人们只把跑贩运贸易的叫做“商”，坐肆售物的叫做“贾”，这就是后来“行商坐贾”的来历。后来逐渐把他们统称为商人。现在所说的商旅、商人、商品、商业都和中国古代的商朝有着历史的渊源。
西周的商业操纵于官府的手里，一般平民在农闲时也进行交换活动，出现了一些牵牛驾车远走四方、贩运土特产品的大商人，只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是平民。但是，到了周穆王以后的西周中后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到了周穆王和周夷王时期，周室开始衰微，奴隶不堪奴隶制的残酷压榨开始起来反抗，并且大量逃亡，一部分中小奴隶主利用奴隶大规模逃亡的时机趁机私自招募、诱骗流散的奴隶，在井田之外开辟私田，通过经营农业而致富。他们还通过家庭奴隶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这些奴隶主逐渐变成新兴的农业经营者兼工商业经营者，有的成为了贵族奴隶主之外的新兴的工商奴隶主。从此以后，奴隶制国家权力开始减弱，政府对私家的经济控制也有所松动，从而崛起了一批带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商人群体。
这些群体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门从事商业行为的纯粹的商人，另一类是既自己经营生产，又将自己的产品通过代理人进行交换活动，将生产利润和商业利润集于一身的大商人。前者的利润近3倍，后者则完全成为了一群经济力量更为强大的工商巨富。因而，西周中期以后，身份不高的新兴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者构成了“国人”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使统治者开始担心他们会威胁到国家主权的稳定。公元前9世纪中期，周厉王为了抑制庶姓家族经济势力的增长,开始强力推行“工商食官”制度，把国家具有一定手艺和头脑的奴隶或自由人和商人，以世袭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国家依据需要向工匠或商人发出指令，工匠和商人遵照指令制造或采购国家所需的商品，而他们的生活则由国家负担。在这种原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向工商业者提出商品名录和限价，工匠和商人为国家生产或采购所需商品，商人如果越权私自上市交易，或不能满足国家商品的需求，都被认为是对国家的背叛而受到严厉的打击。除此以外，周厉王下令不许私人染指一些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行业和领域，周廷禁止私人开垦土地，改变了周朝山林川泽由大小贵族和平民共同使用的传统做法。这种行为侵犯了新兴制铁手工业者的利益，也影响了一大批手工业者、商贾和使用者的利益，引起了平民和中小贵族的激烈反对。厉王推行的这种“新政”，史称“厉始革典”，严重地压制和损害了商业的发展和新兴的工商奴隶主的利益，他的麻烦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由国人发动、部分贵族参加的“国人暴动”，周厉王狼狈出奔，最后死在今天山西省霍县境内的彘地。这次“国人暴动”是带有封建因素的新兴工商业者同旧的奴隶主大贵族之间的一次较量，表明坚持一切生产资料和利益归奴隶制国家所有的守旧势力的失败，加速了西周奴隶制开始走向崩溃。
厉王出奔后开始的“周召共和”，扭转了厉王的专利政策，对百工、商贾作出了一些让步。14年后，周宣王即位，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承认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现实，把王室的个体农业奴隶上升为农奴，将采邑的井田制变成了王室的藉田，自此，封建生产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史称“宣王中兴”。但是，尽管如此，分封到各地的诸侯面对巨大的商业利润和农业经营的利益，仍然希望扩大自己的领地经营权，他们已经不愿意继续受周天子对财富分配的控制，纷纷自作主张地扩大领地的工商规模，诸侯国的国力迅速发展壮大，并且越来越各自为政，使得周幽王十分恼火和担心，他请来贪财好利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制定出更加严酷的朝贡制度，并加大对诸侯国、藩属国财富的搜刮，而自己则导演出了那出著名的“烽火戏诸侯”闹剧，浑浑噩噩地断送了存在了275年的西周奴隶制王朝。
“工商食官”和周厉王所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打压新兴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得国家经济活力降低，技术革新缺乏动力，文化交流渠道减少，社会进步也放缓了脚步。当国家施行强制性的经济垄断政策不能满足各利益阶层的求利欲望，不能解决不同层面之间的利益交换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的教训。
随着西周历史的结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长达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了，这550年的时间，应当是中华文化的奠基期和黄金期，它的历史文化地位应当与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相媲美，如果从现在的影响和积淀来看，它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或许要高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黄金期，它为中国商人大展身手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商业逐步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中国商人开始成为自由的群体。
齐国为商人出身、周朝的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国，姜子牙也是齐国的开国之君。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齐国从立国之日起，就以工商作为它的立国之本，因此，到了姜子牙第11世孙齐桓公时，齐国仍然是得益于工商而称霸于诸侯。
姜子牙初封于今天山东省临淄北的当时叫做营丘的地方，因这里土地碱性大，在主要使用石制生产工具的条件下，不适宜于农耕，但当时的劳动力缺乏，发展农业生产难度很大。有着经商经历的姜子牙立刻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一套依靠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维持国家生计的政策和措施。他提倡种植桑麻、养蚕织布，扶植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手工业，利用地处山东半岛的自然环境，发展渔盐生产，在此基础上扩大商业经营的规模，以补农业生产之不足。这样做的结果使齐国财富充盈，四海归心，趋利者赶往齐国做买卖的不绝于道。到春秋初期，齐国农村的井田耕种者虽已由集体奴隶转为各家自营“份地”的农奴，但领主们还保持着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劳动者怠工、逃亡连续不断，致使公田荒废不治，杂草丛生。到齐襄公时，党同伐异，残忍无道。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逃往国外的齐国公子姜小白做了齐国国君，经与管仲有着莫逆之交的鲍叔牙的推荐管仲做了齐桓公的相国，并尊称“仲父”。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是轻重家的鼻祖。轻重家主张利用国家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国家政治经济的平衡。先商后仕的管仲，对商业的作用极为重视。他认为，商业繁盛对于国家利多弊少，国家财富因商而盈。管仲实行了土地分级纳税，严禁侵夺私产，发展国家盐铁业，铸造稳定货币，调节市场物价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仲在对外关系上还通过“商战”来制服他国。鲁、梁两国常和齐国发生冲突，齐桓公问管仲如何对付这两个国家。管仲的回答是，鲁、梁两国善于织绨，令齐国上下提倡穿绨，齐国自己不织，必须仰仗于鲁、梁二国。管仲就告诉鲁、梁的商人，以金300斤买绨千匹。在高价厚利的引诱下，鲁、梁两国人民都放松了自己的农业生产而专心织绨。此时，管仲又命令齐国人民一律不穿绨，封闭边关，不予鲁、梁通商。鲁、梁因缺乏粮食发生饥馑，谷价涨至百钱1石。齐国因粮食增产，每石谷只10钱，鲁、梁百姓十之六七投奔到齐国。鲁、梁只得屈服。
管仲对莱国和莒国两国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齐国以高价收购两国所产的一种名叫茈的染料，使他们放弃农耕而以向齐国出卖茈而发财，结果莱国和莒国的粮价大涨而齐国的粮价却很便宜，招致两国的人民纷纷归顺齐国。有时候，管仲又以大大提高粮食的进口价格，使其他国家的粮食流归齐国，造成其他国家因出现饥荒的现象而归顺齐国的做法来实现齐国的富强之梦。
管仲在商业上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统制流通环节，只是把生产的环节发放给民间经营，生产者可以得到十分之七的纯利。
管仲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位重商主义者，他的很多思想，与16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的重商主义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只是二者相差两千多年，但有一条是相通的，那就是都在试图寻找到一条商战强国的有效途径。
继齐国之后，以商业著称于世的是郑国。郑国的创建人与商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郑桓公在今天陕西省华县，由于当时周朝的奴隶制已经日薄西山，宣王实在拿不出过多的财富给自己的老弟，只好把一些商人及属于商族后裔的商人奴隶给了郑桓公。到了周幽王时，郑桓公入朝为司徒，看到王室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害怕自己搅在里面同归于尽，就听从太史史伯的建议，把奴隶与财物送给了虢国和郐国，自己则带着懂得经商之人，从原来的居住地今陕西华县迁到今天河南省洛阳附近，并在商人们的帮助下开始开发这个地方。由于商人在开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作用，郑桓公为商人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解除了商人的奴隶身份，给了他们自由民的地位，还给了他们一定的经营自由权，使他们摆脱了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官贾的束缚，并且与商人订立了一个盟约：只要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商人有值钱的宝物，公家也不过问。盟约订立后，双方都能够遵守盟约，互相合作得很好。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直至今日仍然兴盛不衰的私商与官商并存的局面。这是中国商业的一大特色。
东周伊始，平王东迁，郑桓公的儿子武公保驾有功，周平王便将虢国、郐国等10邑之地，赐予武公，建都新政，国号为郑国。郑国靠近东周的王城洛邑，位于济、洛、河、颖四水之间，当中原要津之地，更加有利于商业的兴盛。
春秋初期，郑国国势极盛，后来内部发生变乱，郑国中衰，接着，郑国的北面有晋国崛起，南面有楚国，东方有齐国，西方还有一个强秦，郑国介于各大国之间，为晋国、楚国、齐国、秦国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与诸列强相比，弱小的郑国要想生存，不得不特别讲究内政外交之策。地处中原要津、且为周边列强争霸的缓冲之地的郑国的去向，直接会影响晋、楚两国的霸业，因而，晋、楚两国之间约定，把互相不许封锁郑国这一商路，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妥协条件。而郑国土地狭窄，夹在列强中间无法扩展，人口又不断增殖，要想生存只能凭借它在南北交通要冲，为往来商贾必经之地的地理优势，通过发展商业来达到求生存、发展的目的。当时，各国有着各自的经济特点和著名的土特产品。齐国的鱼、盐、文彩布帛，晋国的矿产、畜产品，楚国的杞、梓、皮革、鸟羽、象牙，彼此之间都需要交流，而各国的货物运输都要经过郑国中转，然后销于各地，郑国过去已有商业的基础，进一步发展商业，保持独有的商业特色，成为列强彼此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及其争霸的缓冲地带，便成为了郑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因此，处于四面受敌境地的历代郑国国君，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着依靠本国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在200多年间始终谨守着郑桓公与商人的盟约的既定国策，使得郑国能够长期保持商业的繁荣、发达，郑国商人对郑国也是忠心耿耿、投桃报李。
记载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著作《左传》就曾不止一次地记述了郑国商人的故事，弦高犒师就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令百里、西乞、白乙率领军队去袭击郑国。一路上奔袭千里没有被其他国家发觉。郑国商人弦高正要到周朝的首都洛阳去做买卖，路上遇到了秦国大军。弦高料定秦师必是偷袭郑国，于是一面派人回国报警，一面拿出12头牛和四张熟皮革，告诉秦国大军，郑国国君听说贵军要经过这里，特意派我来慰劳你们。郑国得到信后，立即加强戒备，严兵以待秦师。秦将认为郑国已有准备，不可希冀速胜，如果攻之不克，秦师又无后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只好放弃了偷袭郑国的计划。郑穆公想奖赏弦高，弦高不但不受而去，而且还全家东迁东夷，终身未还。
《左传》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公元前597年，晋国贵族荀被楚军俘虏，囚在楚国，9年后有个来楚国经商的郑国商人筹划把荀夹藏在自己的货物袋里偷运出楚境，计划还未实行，楚国就放了荀。日后这个商人到晋国经商，荀把它作为救命恩人盛情款待他，这个商人很谦虚地说：小人不敢领受这份待遇。就到齐国经商去了。这个故事至少有以下四重意义：一是，那时商人十分活跃，足迹遍及各国大江南北；二是，一个普通的郑国商人能够营救被楚国囚禁的晋国贵族，说明这个商人有着非凡的活动能力，且十分富有，他与楚国和晋国的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过往甚密，并且有着一定的活动能量；三是，商人的地位属于平民阶层，不敢与贵族平起平坐；四是，那时的商人一般都很低调，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有自知之明，弦高和这位欲营救荀的商人同样都具有这种品性，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商人的心态和境遇，尽管郑国对于商人是那样的宽容和依仗。
商人对于贵族王室是那样的态度，那么贵族和王室对于商人的态度如何呢？《左传》里还记载有一个反映贵族与商人关系的故事：公元前525年，晋国卿士韩宣子到郑国访问时，韩宣子藏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他一心想拼齐一对，就专门谒求郑国国君替他求索。郑国执政子产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答应去办，理由是：这不是官府的守器，我们无法应承。韩宣子起只得直接向商人购买，商人说这件事必须告知郑国的君大夫。韩宣子请求子产出面斡旋，子产向韩宣子解释说，200多年前郑国国君就与商人订立有盟约，这个盟约信守至今，公室一直尊重商人而不强买强卖。您要玉环，是要敝邑强夺商人的财物，背弃盟约，于理不可。您如果一定要做成此事，您就可能因玉而失去诸侯对您的尊重和信任。韩宣子只得承认自己做的不对，求环之事作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按照商业规矩，商人们完全可自行交易无须告照公府，韩宣子提出购买玉环，本属普通的买卖行为，商人提出要报告大夫，实际上是一种推诿，商人根本不愿意把玉环卖给韩宣子。但子产只字未提既已作价的事实，却大谈先代的盟约，明显是在袒护本国的商人和商业，像这样敢于以一环之微顶撞大国使者，使商人利益不受侵犯，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属少见，反映了小国、弱国在与大国的交往中所持的态度和策略。
在春秋时期，除了郑国的立国、建国与商业和商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另一个小国卫国的情况与郑国极为相似。公元前658年，卫国被狄人侵劫，靠齐桓公的帮助迁往位于今天河南省滑县的楚丘，卫文公招集流亡的人，力图复国，制定了通商政策，23年后，国库充裕，人口增加了10倍。卫国复国之初，所辖人民只有5000人，但经过鼓励商业，商人的实力逐渐增强，到后来，卫国的私营工商业者人多势众，成了卫国政治上、经济上的重要支柱。春秋后期，卫灵公不堪晋国的侮辱，于公元前503年想背叛晋国，但因国家弱小，顾虑重重，一时下不了决心，有人献计说，如果卫国有难，也必将危及到卫国的商人，如果商人们觉得可以与晋国抗争，不妨试一试。于是卫灵公召集商人说，如果我们卫国现在反叛晋国，晋国讨伐我们，我们能支持得住吗？商人都说，如果晋国讨伐我们，我们可以应战。这件事情说明，在春秋时期，当国家有难时，商人的意见对于统治者的某些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自由民身份出现的工商业者，既有报效国家的忠心和志气，也有一定的实力。可见，在当时，商人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因此，在历史上，商可建国，商可兴国，商可复国，并非无稽之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反思。
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后期，身份自由、独立经营的私营工商业者已经大量涌现，自由商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社会阶层。这些商人阶层主要由出身微贱，富而不贵的大商人，一些不甘贫困的没落贵族，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以及平民、原来的工商奴隶解放后变为身份自由的小工商业者组成。
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自由商人阶层，在春秋后期已经形成，并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和标志。
在春秋时期人数众多的自由商人中，出现了一批耀眼的商业巨星，他们以卓尔不群的风姿，在人生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令人惊叹、瞠目的历史活剧。
出身于楚国宛郡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的范蠡，在竭力辅佐勾践灭吴复国建立霸业后，却突然做出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辞官归隐的决定。范蠡毅然离开了越国，泛舟五湖，准备开始一种潇洒的经商生涯。他先来到太湖边的无锡落脚，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资源，采取围池、孵化、混养、轮捕等技术，大力发展养鱼业，并撰写出《养鱼经》一书，并且还带领乡民利用这里的陶土资源优势，烧制缸、壶、盆、罐等生产生活用品，被后人奉为陶业鼻祖。后来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又携家眷毅然放弃在无锡创办的事业，悄然北上进入齐国，并且更名为“鸱夷子皮”。齐国有着天然的山海资源，范蠡除了耕种粮食外，还从事盐业生产和海产品的贸易，以及皮货加工与销售。在流通环节上总结出了农业生产中的“六岁穰，六岁旱”的农业循环学说，以及物价观测、贵出贱取等经商致富的“积著之理”。致使范蠡没有多长时间后，便“致产数千万”，声名大噪。齐国国君决定任命范蠡为副宰相，协助处理齐国经济方面的政务。不到3年，范蠡发现自己已经遭人嫉恨，便再次退出政坛。辞官后，为了逃避齐国可能会给他带来的麻烦，他再次举家迁至位于今天山东省定陶的陶邑继续实现他的商业梦想。
范蠡在定陶定居后，仍然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把握市场商机，贱买贵卖，对各类商品的贸易都做得游刃有余，同时坚持贸易货物质量上乘，诚信经营，薄利多销，日积月累，资产竟然达巨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经商致富的范蠡不仅每年都会拿出一半的资产接济乡邻，而且向乡邻传授致富的经验和技术，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当时，有一位叫猗顿的贫寒书生在范蠡的帮助下，经过十年的努力，富如王公，驰名天下。公元前454年，在政治上叱咤风云，在商业上终成一代巨贾的范蠡，以八十七岁高龄溘然长逝，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作为距今24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如果用后人的眼光来评价范蠡，恐怕他在商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影响力，要比他协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因为，他留给后人的处世之道、经商的理念和智慧、淡然高洁的品性，不仅深得后人衷心折服，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些经商理念和商人智慧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商人的风雨路程。正如唐代诗人王尊对范蠡成功、传奇而且充满智慧一生总结的那样：
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
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范蠡的一生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由官再而商，几经周折；由楚而越，由越而齐，由齐而宋，所至必成名。他的一个最令人称羡而又最不为一般人所能参透、领悟、做到的，就是总能在关键时刻急流勇退，而且退的极为从容，退后把自己也安排的恰到好处，在越国是这样，在齐国同样也是这样，从不贪恋一时的权力与荣华。这样做说起来好像容易，但要真正做到恐非常人所能为也，即使是像张良这等大彻大悟之人虽然做到了能够在功成名就后的急流之中全身而退，但退下来之后也难以像范蠡那样在另一个领域里再次获得或超越他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和高度。这就是范蠡能够在两千多年来始终受到人们敬仰的秘诀之所在，也是最值得后人认真地参悟之处。尤其是作为中国商人，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商业环境里，范蠡的处世、为人之态度与理念，更加值得我们认真地参悟。
范蠡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据他自己所说是运用了一套名叫计然之策的商业经营理论和原则以及增加利润、积累财富的方法。
计然是一个人还是一本著作，至今尚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范蠡在经商的过程中已经主动地运用了计然之策，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这个计然之策包括教化、大农、大工、大商、恤民、振武和谍伺七个策略，这七策就是越国的强国富民之术，范蠡在经营商业时对这七策做了全面的推广与实施，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七策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治国策略的核心部分，每一个统治者对这七策都不会陌生，但一个国家能否强盛，关键看统治者是如何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落实和实现这七策，并且能够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运用好这七策，只是，在不同时期可能侧重点不同而已。这七策之间互为依存、不可割裂：大农、大工、大商，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恤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教化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振武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谍伺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对外联系、交往的保障。
范蠡经营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反对囤积居奇，主张缩小价格波动的幅度，价格涨价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能杀价抑卖，不能让平民吃亏，也不能让商人赔本，应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范蠡的经营思想反映了自由商人要求经营有法有道、实现良商诚贾的理想境界。
范蠡一生用他豁达淡然的人格品性、勤劳坚韧的创业精神、丰富超拔的经商智慧，以及富而好施的高尚情操，赢得了千古美名，一直被奉为商业鼻祖――商圣，成为中国自由商人的楷模与典范。
子贡是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聚徒讲学开设有“六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教授科目，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教科书，同时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实行分科教学，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贡主攻的是语言科。孔子的学徒来自五湖四海，处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阅历，他们之间取长补短，互相充分交流，总有说不完的新鲜话题。孔子的课堂又是开放、灵活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大家经常可以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辩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这样良好的学习氛围中，子贡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功课，他不断地向老师提出的问题，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子贡逐渐成为一个知识广博、才华出众的才子。当子贡问老师自己是一块什么材料时，孔子回答：可以称得上是“瑚琏”之器。瑚琏是王公贵族眼中的名贵祭器。有一次，有人问孔子：“子贡是怎样的一个人？”孔子答道：“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我说不过他。”孔子还表示，自从得到了子贡，远方的学生纷至沓来，犹如车轮上的辐辏集中到了轴心上来。
在伴随孔子一生的漂泊生涯中，善于经商的子贡在旅途中不断捕捉商机，在所到之处贩卖一些珠宝等物品，为他们师徒的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为在各个诸侯国宣扬孔子的政治主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公元前483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子贡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实践了他早年为自己既定的人生目标。
公元前483年秋天，齐国大夫田常企图作乱，但是势力强大的高氏、鲍氏、田氏等几个家族从中作梗，便想将他们派出去攻打鲁国，以消除国内的敌对势力。孔子听说后，便为自己的父母之邦担心起来，希望弟子中有人能够挺身而出，为鲁国化解危机。当时已经在外交活动中取得不俗成绩的子贡自然成了不二之人选。
在一系列环环紧扣的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成功地将战火从鲁国引向了吴国，一场空前绝后的诸侯大战在他的精心导演下正式拉开了帷幕，之后的事态完全按照他的预料向前发展，最后的结局是：鲁国存，齐国乱，吴国破，晋国强，越国称霸。
等到子贡完成了这一连串的外交活动回到鲁国已是深秋季节，寒冷的天气使他猛然想到深处南方之地的吴国大批军队北上，肯定需要准备大量御寒的丝绵，而吴国的丝绵货源不足，价格肯定要大涨。于是，他迅速组织人员分成几个小分队，马不停蹄地到各地采购丝绵，即刻运到吴国销售。吴国当时正在强征丝绵，子贡的丝绵正如雪中送炭，货物一到便立马销售一空。这趟外交游说不仅保存了鲁国，还使子贡发了一笔大财。
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几十年里，子贡不仅与孔子形影相随，全程给予了极大的财力支持，使孔子能够安心传道解惑，而且他还利用与各个诸侯国及上层官员在生意场上所形成的关系广泛宣传孔子的政治主张，维护孔子良好的声誉，为儒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对子贡也是喜爱有加，一部《论语》，提到子贡44次，仅次于子路的47次，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子贡花费巨资为尊师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丧礼的规模胜过任何一个诸侯。葬礼后，子贡带领众弟子为孔子服丧守墓三年，子贡承担了守丧期间全部弟子的生活开销。在此期间，子贡还组织弟子们整理了他们的学习札记，一起回忆老师生前的教诲，最后由子贡、冉有和曾参执笔，辑录成《论语》这部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经典。服丧三年后，各师兄师弟相别而去，而子贡仍然割舍不下师生情分，在孔子坟旁盖起一座茅庐，继续在墓园为老师守丧三年。一天，他在清扫墓园时，发现了一截搭建茅舍的圆木，顿时灵感大发，回忆起尊师的音容笑貌，在木料上刻出了孔子的肖像，后来，不断有学生和王公贵族到子贡处求孔子的肖像，而颇具经商意识和才能的子贡在每次有人求请时总会让人留下一些钱两，久而久之，竟然积累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在鲁哀公决定为孔子建立孔庙的时候，子贡慷慨地分四次捐出了全部的收入，支持孔庙的建设。
服丧六年后，子贡被齐国聘为大夫，来到齐国，在从事齐国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子贡还经常出入鲁、卫、晋、楚等国兼做他很在行的珠宝生意。每次做生意前，子贡都仔细分析市场形势，精心选择贸易物品，准确把握时机，而且多在各个王公贵族间买卖，总能够取得很大的收益。出生名门，身为孔子得意门徒，又兼大商人的身份，使得子贡在各诸侯国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当子贡乘坐的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去访问各诸侯之时，各国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可见这位大商人在各国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甚至一时间有天下金银珠宝向子贡钱袋流的说法。
公元前456年深秋时节，这位名满天下、积财无数的孔子的高足，伴着纷纷落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被葬于他的故乡今天位于河南省浚县黎地大缮降亩矗砟炅逅辍
子贡的一生丰富多彩，留惠人间，驰名后代。宋代著名学者张载曾用“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评价子贡为中国儒学的传播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子贡在商业领域所开创的儒商精神，历来被商人们所推崇，子贡被称为儒商之祖。
子贡一生信奉儒学，亦文亦商，累积千金，博施于民，以仁为本，取财有道，注重诚信，知行合一，为我国的商文化留下了足以使今人赞叹、独步古今的精神财富。他是中国历史上儒商之鼻祖，罕见之商业奇才。
除了范蠡、子贡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诸如白圭、吕不韦等巨商大贾。
吕不韦是一位颇有争议和疑点的历史人物。
公元前292年，吕不韦出生于今天河南省濮阳西南的卫国濮阳的一个濮阳城王宫守门人的家中。他的父亲吕鑫虽然身为王宫守门人，但对儿子的前程却充满了信心。当吕不韦读完了十年的私塾后，吕鑫托人在卫国大夫卫横的麾下为吕不韦谋到了一个门客的职位。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门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门客中也有出将入相的佼佼者，如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门客蔺相如，就是因为以完璧归赵之壮举而被拜为赵国首相。吕鑫把吕不韦送到卫横那里做门客，就是希望吕不韦在官场有出人头地的一天。遗憾的是，不久因为一件意外事件，吕不韦不得不离开了卫横，开始行商的生涯。他从到匈奴统治的地区以中原的绸缎换取匈奴的马匹开始，转而成为一名珠宝商。
在战国时期，玉器不但用于祭祀、外交和社交方面，而且，还用于服饰。佩玉是当时贵族必备的衣饰。佩戴玉器的人，走起路来，所佩之玉相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显得高雅、富贵。人们对珠玉的需求量很大，而经营者却不多，珠玉之赢，在当时是个“冷门”。吕不韦通过与金家玉店玉女的联姻，占有了金家玉店，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分号遍布七国的珠玉大商人。
有一次，吕不韦路过宛城，在一个不起眼的玉店里发现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红玉石，可惜玉石的边线处有一块黑斑。吕不韦认为，唯其有瑕，才能贱买，买来之后，可以利用这个瑕疵，变废为宝。于是，他在玉店老板面前故意夸大这个瑕疵，说，这块玉本能卖百金，只可惜有了这个瑕疵，只能卖到十金了。玉店老板见这块玉长久无人问津，便以十金卖给了吕不韦。吕不韦请玉匠将这块红玉小心雕琢，因势像形，雕成了一条大红鲤鱼，那块黑斑，恰好是鲤鱼的眼睛。当人们知道吕不韦这里有条“大红鲤”前来观赏并想购买时，吕不韦始终没有开价，也没有答应任何人要出卖这条“大红鲤”。数年后，他用这条“大红鲤”铸就了自己一番惊人的事业。
随着吕不韦珠玉生意的越做越大，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他又从韩国搬迁到了赵国首都邯郸。在邯郸，他邂逅了作为人质扣押在赵国的秦国王孙，从此，他又开始了一次成就了他后半生事业的更为冒险的投机。
在邂逅了秦国王孙异人之后，吕不韦连夜赶回卫国老家，与他的父亲吕鑫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对话。
吕不韦问父亲：“耕田之利几倍？”
他父亲回答：“十倍。”
他又问：“珠玉之赢几何？”
父亲答道：“百倍。”
吕不韦又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父亲被这问话弄得目瞪口呆，想了一下说道：“无数！”
吕不韦向满脸疑惑的父亲解释道：“当今之世，拼命种田，辛勤耕作，到头来也就是落个饱暖。如果能够立国定主，不仅一生衣食无忧，而且荣华富贵可泽及后世。我现在就想做这笔生意。”
父亲望着眼前这个充满自信而颇具肝胆的儿子，满含激情地示意儿子去尝试一下这个伟大的计划。
吕不韦在受到父亲的鼓励后，马不停蹄回到了邯郸，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计划。
吕不韦实现“立国定主”计划的目标是当时在赵国做质子的秦国公子异人。这个异人是当时秦国在位的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秦昭王是秦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在位时间长达56年。他通过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秦国的国力日渐强大起来。为了防止东方各国以“合纵”之策联合攻击秦国，他采取“连横”的对策，拉拢和结交一些小国和远方的大国。赵国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由弱变强，成为可以同秦国抗衡的一大军事强国，公元前270年至公元前269年赵国打败秦国，此后，秦昭王为了表示对赵国言和的“诚意”，便向赵国送交人质。异人就是于公元前265年前后在他14岁时被送到赵国作为人质的。这种送交人质的行为，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一种外交手段，其目的在于向接受人质的国家表明一种要求和平的“诚意”，送交人质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担保手段和和平承诺。
异人虽然是安国君的儿子，但却是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最受排挤、最不被待见的公子，因为，异人的生母夏姬已经因年老色衰而失宠。异人在被送到赵国的时候，赵国和秦国的军事摩擦不断，异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当时的异人穿着破旧的衣衫，遭遇着近似囚徒般的境遇，过着失魂落魄、战战兢兢、醉生梦死的日子。此时，他对于自己前途彻底绝望了。吕不韦对于异人的情况了解的一清二楚，他还知道，当时的安国君已经是秦国的太子，安国君的嫡嗣还没有确立，而安国君最宠爱的夫人没有儿子。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这个异人经过他的包装和运作，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国君，到那时，自己的投资回报将以“无数”计。“此奇货可居”，便成为了吕不韦留给后人的一个经典的成语。此“奇货”便是这位秦国王孙――异人。
这天，已经深处绝望之境的异人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这人便是吕不韦。吕不韦开门见山地向异人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改变你的处境。”异人觉得这位商人简直令人可笑，便带着几分蔑视的口吻回答道：“你还是先把自己的门庭光大了再说吧！”吕不韦平静地说：“只有光大了公子的门庭，我的门庭才能光大。”异人听出他话里有话，便请他落座。吕不韦说：“亲王已老，今年公子之父安国君又做了太子。听说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说服安国君立王位继承人，但又没有儿子。公子有兄弟二十余人，你排行中间，又长期在外作人质，关系疏远。一旦大王去世，安国君作了秦王，你哪有机会争做太子？”异人忙问吕不韦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争得太子位。吕不韦说：“我可以拿出千金去西游秦国，活动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继承人。”异人兴奋地向吕不韦道谢，并起誓，若果真有这一天，定于吕不韦共有秦国。这笔政治交易就这样谈妥了。
吕不韦首先拿出五百金交给异人，让他广交天下宾客。吕不韦又把自己心爱的女人赵姬送给了异人。这一来是异人的心愿，因为，异人自打第一次见到赵姬就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他，二来也是吕不韦的一条美人计，让赵姬来监督异人的一举一动，将来只要异人当了秦国国君，赵姬也就是将来的王后，这样也便于吕不韦通过赵姬来控制异人。
邯郸这边的一切安顿好了之后，吕不韦用五百金购置了奇珍异宝，西去秦国。到达秦国首都咸阳后，通过各种关系首先结识了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吕不韦说服阳泉君，让阳泉君认为，如果让异人作了华阳夫人的儿子，并被推举为国王继承人的话，他们的家族将会得到长久的安宁和庇护。接着，吕不韦又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先是奉上带来的无数的珍奇异宝，惹得这个女人眉开眼笑，接着将他的计划向华阳夫人的姐姐复述了一遍，由于事先阳泉君与她已经有了沟通，又听到吕不韦的亲口表述，华阳夫人的姐姐立即赞同了这个计划。华阳夫人的姐姐到华阳夫人面前对她说：“如果一个女人仅凭借美貌来侍奉别人，一旦年老色衰，男人就会减少对她的宠爱甚至远离她。”她接着又说：“现在太子宠爱你，可是你没有儿子，你不如趁早在安国君这些儿子中间找一个有才能，对你有孝心的做儿子，立他为国君的继承人，这样当安国君百年之后，才能保全自己。”她又向华阳夫人讲诉了远在邯郸的异人是多么有才华，多么思念她。就这样，在吕不韦的精心安排下，华阳夫人终于下定决心，接受吕不韦的建议。华阳夫人便开始在安国君面前夸奖起异人的聪明贤德，并泪眼婆娑地在安国君面前哭诉自己没有儿子，想求安国君同意立异人为嫡子，当做自己的儿子，以便她日后也有个依靠。安国君看着自己心爱女人的可怜样，当即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并拿出玉石，刻符为据，确立异人为嫡子。接着，华阳夫人又对安国君说起吕不韦如何在邯郸照顾异人，于是，安国君便安排吕不韦带些礼物给异人，还让吕不韦回到赵国后想办法让异人尽快回到秦国。
正当吕不韦为自己计划的顺利实施而豪情万丈之时，公元前262年，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著名的长平之战，四十万赵国将士被秦兵坑杀，从此这个东方大国一蹶不振。本来答应让异人回国的赵王加强了对异人的监管，甚至想杀掉异人。吕不韦如坐针毡，担心他手里的这个已经投了巨资的“奇货”一旦有什么闪失，将会使他功亏一篑，倾家荡产。就在此时，在公元前259年，吕不韦送给异人的赵姬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但就在赵国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秦昭王却命令秦军停止攻击，与赵国议和。吕不韦立即拿出那条“大红鲤”和六百金贿赂了赵国重臣触龙和监视异人的赵国士兵，在撇下了赵姬母子之后，吕不韦带着异人匆匆逃出邯郸，到达秦军的驻地，在秦国将士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咸阳。从此，吕不韦在秦国这个政治舞台上开始了一场长袖善舞的政治表演。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撒手人寰，觊觎王位多年的已经五十三岁的安国君终于得到了一个威震四方、充盈富足的强大国家。但令人意料之外的是，就在举行了登基大典的三天之后，这位老太子竟然一命呜呼，成为中国古代在任时间最短的君主。秦文王一死，异人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史称庄襄王。这位曾经流落赵国街头、倍遭人间冷落的秦国人质，俯视殿下山呼万岁的群臣，自然不会忘记给了他荣华富贵的吕不韦和华阳夫人，因此在他坐上王位后下达的第一道诏令，便是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尊自己的母亲夏姬为太后，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至此，吕不韦“立主定国”的投资计划终于大功告成，他得到了任何商人所无法企及的至高的回报率。
出于对吕不韦的感激和对吕不韦才干的认可，异人对吕不韦言听计从，吕不韦就此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施展自己才能的偌大的舞台。他当政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大赦天下，奖赏功臣，从而稳固了他的政治根基。一年之后，在吕不韦的精心安排下，留在邯郸的赵姬带着已满十岁的儿子嬴政回到了咸阳。
在吕不韦执政后，秦国又接连派兵攻占了通往关东的战略要地成皋和荥阳，在那里建立了三川郡，为将来东征各个诸侯国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他还利用离间之计，使得魏王解除了在窃符救赵中立下了头功的信陵君的职务，致使四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名将含恨而死，从而，也打消了东方各诸侯国的反秦军事联盟。
就在吕不韦准备乘胜东进的时候，他的“奇货”庄襄王撒手西去了。庄襄王死后，异人和赵姬所生的年仅十三岁的嬴政在吕不韦的辅佐下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王位。吕不韦除了继续担任丞相要职外，还给自己加封了一个特殊的称号――仲父，以显示同小秦王特殊的关系，把自己比作齐桓公时的管仲。
在吕不韦当政的十年时间里，他不断采取正面迎击和分化瓦解东方各诸侯国的策略，不断扩大秦国的版图，打造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威武之师，为秦王政亲政后建立大秦帝国奠定了根基。他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兴修了一百五十公里的郑国渠，使关中成为沃野，使秦国谷粮满仓，人们安居乐业。出身商人的吕不韦，当然不会忽视商业的发展，他大力促进秦国的商业，使秦国出现了众多富比王侯的大商人。秦国的政治更加稳固，秦国的经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秦国在战国后期的列强中一跃而成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
但是，在经历了预谋夺取秦王嬴政王权的迸崖沂卤渲螅钋械厝鲜兜剑约罕匦刖】煺莆帐等ǎ裨颍匚徊晃取Ｓ谑牵诖币桓鲈潞螅铝畎彰饬寺啦晃さ呢┫嘁恢埃源耍啦晃た嘈木硕嗄甑牧⒅鞫ü苹谑栈窳宋奘某晒螅沼谧叩搅怂木⊥贰ＹＰ穆啦晃び胩笤俅尉汕楦慈迹铝钏氐阶约旱奈挥诤幽下逖舻牧斓亍５牵啦晃せ氐搅斓睾笕匀坏酱Π莘煤澜苊浚哟鞣奖隹妥萏妇隆⒄危郧蠖皆倨鸬恼我靶恼讶蝗艚摇Ｈ旰螅235年，嬴政给吕不韦送来一封信，斥责吕不韦有何功于秦，竟然食十万户；吕不韦与秦王何种关系号称仲父，并下令吕不韦和他的家属立即迁徙到蜀地。身心俱废的吕不韦，在到达蜀地后，终日郁郁寡欢，精神陷入绝望之地，不久便饮下毒酒，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吕不韦死后的第14年，公元前221年，嬴政一统天下，由秦王正式改称始皇帝。吕不韦一统天下的志愿终于实现，只是他已经永远地看不到了。
吕不韦以一介商人起家，在谋取到一定规模的财富之后，进行了一次前无古人的政治投机。本人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商人，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强国的丞相，而且，直接策划、领导了秦国统一六国前的最后一次决定秦国命运的崛起高潮，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秦国来说，他功不可没，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他由商而政，主观动机是为了追求巨额赢利，求得传之后世的荣耀。正是他的这一从商人视野的不纯动机，输给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最后，他仅仅成为了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一个陪衬和奠基者，而没有看到秦王政功成名就的那一日。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商人终究是商人，政治毕竟是政治。当商人要投机政治时，必须学会关键时刻急流勇退，无止境的贪婪和商人所特有的投机心态，是玩不得真正的政治的。如果吕不韦在秦王政亲政后效仿当年辅助越王勾践复国后的范蠡能够激流勇退，主动要求辞去丞相之职，回到封地颐养天年，就不会有以后的悲剧的发生。
中国的商人群体产生于商代，商业开始繁荣于商代。进入东周以后，出现了商业立国和商业兴国的诸多著名实例。重商主义成为各列强立国、中兴、强国的基本战略。同时，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出现了灿若星辰的巨商大贾，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演绎着辉煌的人生和事迹。有的被称作商圣、商祖，甚至出现了由商而入政的商人政治家。这些历史人物如同璀璨的流星划破夜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国商人书写了一笔光辉的历程，写下了中国商人的商魂，为今后中国商人树立起了不朽的丰碑。这些商魂可以概括为：诚信经营，以德立商；以仁为本，取财有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乐观时变，智勇仁强。这些立商之魂，应当成为千年之后中国商人认真汲取的精髓。
第三集& 悲壮的祭坛
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起，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全统一中国止，是我国历史上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相争的战国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战国时期的商业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和高度。商业的繁荣，对旧制度的瓦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于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及空前活跃的商业活动，出现了集商人和地主为一体的新兴地主阶级。这些新兴地主阶级成为了旧制度的掘墓人。但是，当时的商业活动还只停留在流通过程中，而不在生产过程中，商业也只能促使一部分当作使用价值生产的物品商业化，而不能使生产商品化。在此时，两极的生产者是独立的，介于两极生产者之间的流通过程中的商业也是独立的，这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水平很低，真正的商品生产还不多，自然经济还居于统治地位。当时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使用或者上贡，城市独立的手工业的生产目的也仅是为了换回生产、生活资料，很难实现交换价值的不断增值。这就无法动摇自然经济的根基，也就使得商业资本不足以构成一种生产方式，它只与地主经济结合，而不是与产业资本结合，也就无法独立地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它只能是依附于封建社会的封建制的商业，而不是与产业资本融合的真正独立的商业。
战国时期，商业经济虽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由于灾荒、战争、赋敛对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破坏的加剧，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的现象很盛行，为富不仁的贪贾奸商日益充斥于商界，横行于市场。从前诸如范蠡、子贡那样的儒商、良商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人们所看到的是商人已经从以前的扶贫济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诚实信用的良商形象逐渐转化为贪图暴利、眼光短浅、为富不仁的奸商形象，这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每当天下纷争、战乱仍频的时代，也正是不法商人趁乱攫取暴利的时机。
商人通过压低粮食价格从中取利。只要遇到大的战事或者灾荒之年，商人以每石米20文收购粮食，低于一般丰年或者平年的市场价每石30文，农民要换取同等数额的货币得多拿出一半的粮食来。对于农民来说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收获季节也是政府收取赋税之时。不仅如此，商人放高利贷，他们在贷出货币、收回实物时，既要取高利又在折价上预先压低实物的价格，与在贷出货币、收回实物情况下的压低收购价格并无任何不同。当余粮不多的小农在出售粮食以应急用时，由于粮价过低而得不到所需要的货币，因而在第二年新谷上场以前，还得出售其他的副业产品，甚至借债，买回口粮，到那时商人又施展出抬价这手绝招，农民又增加了负担。碰到荒年，农民粮食不够吃，商人们又囤积居奇，等待粮价的暴涨。因此，农民不论卖或者买都难逃遭到商人盘剥的命运。就这样，商业资本通过严重的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惨重的盘剥，他们用高利贷来吸取农业生产的血液，这样就致使战国初期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出现了萎缩的趋势，许多农民无力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还不起债，此时，商人便用农民的土地、宅园、儿女抵债。已经得到国家授田的农民的土地逐渐被商人和高利贷者所吞噬和兼并。这样一来，作为封建国家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被商人们通过对于土地和农副产品的贱买、贵卖、高利贷等方式而沦于破产，农民或沦为奴婢，或流离失所，减少了国家所掌握的粮食和所控制的劳动力，以及用于战争的士兵和武士，直接侵犯了新兴封建政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商人们通过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等手段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势力越来越大，国君对他们已经无法控制，造成了国家政治上的一种不稳定的离心力。有的富商大贾既是宗室大臣，又是封君贵戚，集富商、贵戚于一身，加强了与国君分权的势力。商人们还通过高价交易、高利借贷从新兴地主那里分割了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商人还通过土地兼并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的所有权。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以货币财富为基础的、与土地所有权相对立的商人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
除此而外，富商大贾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保持着残余的奴隶制的剥削关系。他们凭借财势，用高利贷、掠夺等方式强迫穷人做奴隶，从事盐、铁、开矿、畜牧等手工业和农牧业劳动。这些奴隶的存在，减少了国家赋役的承担者。他们实质上已经与封建政权的利益发生了抵触，因而，各国的变法者们都将限制商业和商人的行为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基本政策和措施。他们认为，只有重视农业，对经济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由政府掌握粮食流通，平入平出，调剂供求，才能够保护生产，保障消费，保证国家的收入和称霸所需要的财力和人力。否则，任凭商人们肆意地吞噬和盘剥农民的血汗，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更严重的还会直接威胁到封建政权的稳定，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称霸的目的和野心；而要想达到称霸的目的，国家对于粮食、物资和人力的控制，则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想要控制这些资源，则必须要限制甚至打压商人的行为，使得商人无法与国家争利，更无法威胁到国家的根基。
因此，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几乎都从商人开刀，把重农抑商作为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抑制商人的势力来把变法者以为原本属于国家的利益拿回来。同时，通过抑制商人对于土地的兼并和蓄奴的行为，以保证自耕农踏踏实实地在土地上为自己的生计毫无怨言地付出更多的汗水甚至生命，使得他们觉得如此一来自己的利益就不会受到商人和其他投资者的侵害；而对于国君来说，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从此广大农民将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只要他们拥有可以养家糊口的、可被自己耕种的土地，就不会轻易地采取抛家舍业的反抗政府的行为；二是可以就此获得国君称霸的兵源，他们还用奖励耕织和军功的方法来得到民众对于称霸战争的参与和支持。这就是各国变法者都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魏国李悝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活动。
魏国位于黄河流域一带，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诸侯，属战国七雄之一。自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周威烈王册封为侯，到公元前225年为秦国所灭，一共179年。它的领土约包括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当时它西邻秦国，东隔淮水、颍水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
魏国的国力在头两位君主魏文侯及魏武侯之时达至顶峰。魏文侯尊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学者为师，命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国，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又任用李悝进行变法，巩固了经济基础。李悝还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今天仅存篇目，内容已经失传。
李悝变法中最有影响的应当属实行“平籴法”。平籴法的核心思想和目的，就是要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突出重农思想。所谓平籴法，就是在丰年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储粮食，到荒年，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需要粮食的人，国家以正常价格收购或供应粮食。这种国家干预的经济措施成为后来封建社会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依据。这种国家出面平抑粮食的价格的方法，虽然早在管仲时期就实行过，但那时并不普遍和经常实行这个方法，正式把“平籴”作为一项政策并有一套具体做法付诸施行的，李悝是第一人，这种由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价格的平籴理论，也是从李悝开始的。
李悝实行“平籴法”时认为，国家要富强，仅仅让农民安心种田是不够的，还必须不要因粮价过高而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的再生产。如果粮食售价太高，人民的生活会困苦，也会给社会造成不安定。李悝想通过平籴政策，使粮食即不甚贵又不甚贱，做到既不出现谷贵伤民，又不造成谷贱伤农。
实行平籴的具体做法是，将年成熟荒各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熟年由政府收购农民余粮，上熟年收成为平时的150石的4倍，除去留用粮及什一之税等，收购余粮的四分之三；中熟年收成为平时的3倍，收购余粮三分之二，下熟年收成为平时的2倍，收购余粮二分之一，以满足农民的出售粮食的要求。除去食用、什一之税等，各年收购余粮之数为：上熟年400石，中熟年300石，下熟年180石。直到粮价保持平衡为止。政府收购剩下的可自由出售。荒年抛售粮食，大饥年收成仅得平时的五分之一，发上熟年所敛；小饥年收成仅得平时的三分之二，发小熟年之所敛；中饥年收成仅及平时的一半不到，发中熟年之所敛，使价格不致腾贵。
李悝实行“平籴法”的目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