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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人及儒商伦理思想之比较.pdf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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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江户时代的町人和我国明末清初的儒商所处的时代大致相近，其伦理思想表现出很
大的差异牲，概出了17世纪以后中日儒学对各自商业幽薹嚼想的影珥母程嚏。又因巨骗和思
维方式的异同，町人椭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的特点。本文联系町人和儒商两种不同的伦
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和主观原因寻找比较的“关联域”，从价值观和道德意识等方面对町人
和儒商的伦理思想进行比皎。 柏E 介隹拐见匕，日本町人具有典型的霉唰主羔；c特性，硇溢蓿豇耍程中町人移＆金戡为“l瑶lZ之
尊”认为世界E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了，对义利的理解上町人认为“义即是利’’、“利即是义”
为极端强调“利”的重要性而混淆f铣的义利界限。中国儒两鲥介值观E并器洧象町人那样 以金浅为重，而是采取义然后取的观点，在义利观方面提倡“以义取利”以求达至姻骢的“义
利兼颐”。 在道德意识上，日本町八不仅将“信义”“俭约”作为经商营利的基本原则，而目还使
其E升至性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层面。而儒商对“诚信”“俭约”的理解和认识只限于在经
商营利过程中，只是将“诚信”“俭约”作为本阶层的道德要求，并没有使其匕升为社会责
任韵层面。 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处于删甜甜商丘的商工阶级却形成了不同特点的伦理思想。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各自伦理思想的异同，从中也反映出中日两国思想家们面J晦傩甄丘课
题不同的思维方式。 Abstract businessmenandthc17th inChina Japan．sT0kugawashogIlnateperiod century bnfhcjanefhjcswithbusjnessmenofIhe are a tjm部a豫similar'砥ethics showing dealofdi腧rcncc．rcflectedinthe17th ancrthe g他at ccntury Sino-Japanese their ofthe ConfIIcianethicsof andbecauseof busine豁thin“ngimpac|．Conditions tIlediffercncesof in businessmen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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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
厦门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 姓名：赵莉莎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戴一峰
内容摘要本文拟跳出传统研究模式，首次运用“网络理论”重新审视占据中国金融史 上举足轻重地位的山西票号，选择其中创办最早、最具典型性的日升昌票号作个 案分析，以图管中窥豹。笔者借助“网络理论”解构了日升昌经营的多维度网络 化结构，通过对其内部的组织网络、外部的业务网络进行分析，透视日升昌票号 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又进一步讨论了隐藏在上述网络之下的人际网络，得出 结论指出日升昌的组织网络和业务网络依托并形塑于人际网络。 全文共分五部分，内容归纳如下： 绪论通过学术史回顾，评述自二十世纪初到现在有关山西票号的研究状况； 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即首次运用“网络理论”分析山西票号：最后介绍本文的 结构安排。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旨在分析日升昌内部的组织网络。首先 概述日升昌票号发展的历史脉络；再通过呈现其各号的地域分布图，揭示日升昌 内部组织的网状结构，并按时问顺序，探究该组织网络随时间变化地域空间不断 变更的动态过程；最后分析日升昌组织网络的扁平式层次结构。 第三章日升昌的业务网络。首先阐述日升昌的业务范围，即汇兑、存款、放 款三大业务；其次分析日升昌四个主要客户群体，包括旧式商号、官府官吏、个 人以及其他；最后讨论日升昌四个不同时期的业务结构，通过量化分析笔者发现 在日升昌的业务结构当中，对官府官吏的业务量始终未占总业务量的绝对比例， 从而提出了对以前学者“清亡，则票号亡”说法的置疑。 第四章人际网络与日升昌的运作机制。阐明了人际网络对日升昌商业运作的 重要作用。以地缘、人缘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形塑和影响着日升昌的内部管理机制 和外部经营策略。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主要观点，并得出结论：日升昌票号的经营呈现多维度的 网状结构，其内部组织网络和外部业务网络均依托、形塑予其背后的人际关系网 络。正如网络理论所言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是被社会所限定的，它总是嵌入于它 所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而且被其形塑和制约。关键词：日升昌；组织网络；业务网络；人际网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ａｎｓｊｕｍｐｏｕｔ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ｔｅｍ，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ｘｉ Ｄｒａｆｔ Ｂａｎｋｓ，ａｎｄ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ｙ－－－－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ｄｏｃａｓ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ａｉｍｓａｔ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ｓ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ｆｃ，ｌｌｏｗ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ｘｉ Ｄｒａｆｔ Ｂａｎ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ｉｌｌ ｎｏｗ；ｔｈｅｎ 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ｔ ｆｉｒｓｔ，ｉ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Ｄｒａｆｔ Ｂａｎｋ，ｔｈ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ｑｕｉｒ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ｌａｔｌｅｖ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３：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 Ｄｒａｆｔｓｃｏｐｅ，ｔｈｅｎ ｉｔＢａｎｋ．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ｔ ｍａｉｎ ｃｌｉｅｎｔ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ｆｏｕ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ｉｎ 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ｒａｗｓａ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ＤｒａｆｔＢａｎｋ’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ｅｈｉｎ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ｉ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Ｄｒａｆｔ Ｂａｎｋ；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 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声明人（签名）：起菊匆础６年ｏＲ甲Ｅｔ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厦 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纸 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 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 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 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本学位论文属于 ｌ、保密（ ２、不保密（ ），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４”）作者签名：起莉匆导师签名：日期：跏／年歹月牛日日期： 年月日第一章绪论第一章绪论第一节学术史回顾山西票号是晚清民间自发创办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它几乎垄断了国内埠际间所有的 汇兑业务，取得了中国近代金融界执牛耳的显赫地位，并成就了晋人商帮一个时 代的灿烂辉煌。由于山西票号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管理、文化、艺术、建筑等 丰富的内涵，所以一直以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今， 学术界针对山西票号的研究涌现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后，学人们围绕着票号兴衰的原因、经营管理模式和理念、价值观念、票号与 政治、文化、民俗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早在２０世纪初期，学界就有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成果面世。其中研究专著 最早见于山西平遥人李宏龄１９１７年出版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作者初步探讨 了山西票号的盛衰过程和原因。之后３０、４０年代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陈其田 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和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这可以说是中国学 者关于山西票号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但《山西票庄考略》内容过于简单，《山 西票号史》也仅限于对票号史料的汇集，研究都不够深入。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调 查资料和研究论文问世，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 地位》。、记《山西票号》。、《山西票庄之今昔》⑦等等。日本学者在这一时期也 有相关调查资料和论文发表。此后的几十年中，该领域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新 中国成立后，对票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山西文史资料》创刊于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到文革前，发表了《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体侯家和蔚 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论文。但这时期的研究总体上来说比较零 散、不系统。①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自费印刷出版，１９１７年版。 ②陈其用：《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１９３７年版。 ③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１９４４年版。 ④《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１１９号，１９２５年版。 ⑤《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１５卷７号，１９３５年。 ⑥《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７８号。 ⑦《山两票庄之今昔》，《民族》第４卷第３期，１９３６年版。１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被中断的票号研究得以继续，并逐步升温。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山西以及全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从史料的整理及社会调查入手，开始对 票号进行比较全面和科学的研究，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并有不少具有 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专著、专论问世。 资料方面，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由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收 集整理的《山西票号史料》。，几经充实，终于１９９０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 行。这部大型史料著作极大地弥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不足，２００２年又出 版了《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９０年代以来对资料的整理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如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穆雯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史若 民等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黄鉴晖校注的《晋游日记、 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编著的资料汇编《山西票号 资料集?书简》⑦，收录了大量由中国遗失海外的票号资料，弥补了中国史料的 缺憾。 论著方面则更多，如８０年代发表的论文有孔祥毅的《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 勾结》。，郝建贵的《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兴盛之奥秘》。，刘民山的《鸦片战 争前后天津票号的兴起与发展》。，杨文忠、杨永丽的《山西票号创始年代探究》 “。这一时期的论著对于山西商人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 作了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晋商的营业范围、活动区域以及资本与获利情况等问 题。 ９０年代以后，对于山西票号的研究形成了热潮，召开过多次专题研讨会。 ２００３年７月，山西省还正式组建了晋商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推动了对晋商，①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 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②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③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④穆雯英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杜，２００２年版。 ⑥黄鉴晖拉注：（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重版。 ⑦滨下武志编：《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东洋学文献丛库，第６０辑。 ⑧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ｌ页。 ③郝建贵：《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兴盛之奥秘》，《财经贸易》，１９８６年第１Ｉ期。 ⑩刘民山：《鸦片战争前后天津票号的兴起与发展》，《天津史志》，１９８８年第３期。＠杨文忠、杨永丽：《山西票号创始年代探究》，《山西档案》，１９９８年第３期．第３５页。第一章绪论尤其是票号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专著出版有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张巩德 的《山西票号综览》。，张正明、邓泉的《平遥票号商》。，孔祥毅等的《山西票 号研究》。，孔祥毅著的《金融票号史论》＠。该时期的论文更是如雨后春笋，作 品颇丰。这里举例几篇，如雒春普的《山西票号业与金融创新》。，张桂萍的《山 西票号的身股与经营管理》⑦、《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等。票号研究开始呈 现出多角度、多领域、多学科的态势，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可见，到目前为之，山西票号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并还在继续有成 果陆续面世。上文所举前人著作和论文难免有疏漏之处，但纵观多年来对票号的 研究，基本就集中于对如下几个问题的探讨上： 一、票号的兴衰 票号的产生在历史上将晋商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吸引来众多学者就其兴衰展 开热烈的讨论，并不断推陈出新。 许多学者都对票号的衰亡的原因十分关注，刘可为在《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 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衰亡的经济社会原因进 行分析：第一，经营方针上的大幅度摇摆，从依靠官款存汇向大量放款变化，是 山西票号在战争带来的信用危机中倒闭的直接原因。第二，对竞争性环境反应迟 钝和不适应，使山西票号丧失了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机会。第三，与封建政 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满清王朝的殉葬品。。 孔祥毅的论文《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将山西票号垮台的根本原因，归 结为缺乏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他在另一篇文章《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 结》中则认为“票号的蜕化是其衰亡的根源，票号这种专门汇兑的金融机构，是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而产生的，而且它本身又是从商业中直接 分离出来的。但是它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与官吏勾结、攀结政府，钻进了财政①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②张巩德：《山西票号综览》，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③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④孔祥毅等：《山西票号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⑤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⑥雒春普：《山西票号业与金融创新》，《晋阳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２９页。 ⑦张桂萍：《山两票号的身股与经营管理》，《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２ｌ页。 ＠张桂萍：《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晋阳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２９页。 ＠刘可为：《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管理世界》，１９９Ｚ年第４期，第１１３页。 ⑩孔样毅：《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金融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８期，第１页。３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体系之中，脱离了产生它自身的商品经济。随着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深，票号也 就逐渐走向衰亡”。。其他学者在分析票号衰亡原因的同时还对票号的产生原因、兴衰过程等进行了论述，如史若民在其专著《票号兴衰史》中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发展直至衰败 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晰的梳理，对山西票号的业务情况、组织制度及其重要地位和 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肯定。他通过对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考察，结合建国以来 整理的相关文献和新发现的清初会票实物，说明了山西票号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商 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对山西票号的发展过 程作了明确的时间划分，对山西票号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经营状况、盛衰原因作了 详尽的分析研究。。张正明、邓泉的《平遥票号商》专门对平遥票号作了详细的 研究，其中述及平遥二十二个票号的兴衰之路。固 二、票号的经营、管理机制 票号拥有一套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是保证其高效运作的重要原因。董继斌、 景占魁等在《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一书中提出山西票商具有现代金融的雏形， 它的两权分离，公积金制度和风险防范金的提留、转账、异地结算、票据和贴现、 汇票的防伪以及劳力和智力资本的入股等在当时都具有超前意识。。 票号首创汇兑业，成功地进行了一系Ｙ，］Ｉｔ，Ｊ度创新。雒春普的《山西票号业与 金融创新》指出“山西票号之于中国金融的创新在于开汇兑业务之先河，在于实 施网络式经营，在于使存、放、汇三大业务的有机结合，在于促进了高利贷资本 向借贷资本的转化”。。 近年来由于人力资源管理逐渐成为热门，关于票号用人制度的研究也Ｒ趋升 温。山西票商知人善用，任人唯贤，形成了一套具有严格而又灵活的员工选拔、 培训、薪酬、激励、任免和人事管理制度。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刘建生①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１页。 ②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④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⑤董继斌、景占魁等：《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雒春普：《山西票号业与金融创新），‘晋阳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５期，第５４页。 ⑦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４第一章绪论《晋商研究》①和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称雄商界５００年》＠也都有相关论述。作 为票号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人身顶股制，诸多学者都有较高评价。李勇的《从 山西票号看我国股权激励制度》认为：“山西商人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身股制是 一项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办法，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管理层和员工 持股案例。”＠ 三、票号的文化内涵 票号的经营理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近年来学界研究最多的是票商 的“信”和“义”。 杨艳红的《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强调文化与伦理在社 会制序的型构与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几千年“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儒商制序。在这种制序中，关于诚信的集体惩戒机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作者以山西 票号为例，分析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惩戒机制在票号的经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 和由此带来的问题。…张奎胜《诚信经营看晋商》。、王劲松《山西票号与社会信 用》。和葛贤慧《中国近世商人伦理及其现代价值》。等文章均指出诚实信用原则 是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原则。 综观票号研究，尽管成绩斐然，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就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对票号本身的研究上，显示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同时研究中雷同现象、人云亦云、就地徘徊情况严重，缺乏高屋建瓴的透视和剖析，宏观上的审视和把 握仍显薄弱。①刘建生等：《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②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称雄商界５００年》，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③李勇：《从山西票号看藐国般权激励制度》，《会计之友》，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１２页。 ④杨艳红：《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０２年第ｌ期，第５０页。 ＠张奎胜《诚信经营看晋商》，《当代经理人》，２００２年第“期，第６０页。 ＠王劲松：《山西票号与社会信用》，‘山西档案》，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第３８页。 ⑦葛贤慧：《中国近世商人伦理及其现代价值》，穆雯英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５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第二节本文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与结构安排一、研究方法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理论重新审视山西票号， 以得出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近来，学术研究中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方 法在学科界限上逐渐模糊已成为趋势，许多学者尝试将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的研究当中。其中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以其跨学科而又独具特色的理论范式正日益广泛地被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而其中的核心理论――“网络理论”更是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 网络理论的理论奠基人是波兰尼、格兰诺维特、怀特等。“网络理论”认为， 社会是网络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一种网络。这里用“网络”一词来指代这种社会 结构，是一种隐喻性的用法：从几何形状来看，一个网络主要由一些节点之间的 连接线条组成，在经济社会学中，这些节点被用于代表经济体系中的行动者（行 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组织或集团），而连接线条则被用于代表存在于行动者 彼此之间的各种联系纽带。这样，借助于网络这种隐喻性的概念，研究者就可以 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具体的经济现象，因为行动者的各种选择必然受到整个 网络结构的影响，他在网络中的位置，他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系纽带都将制约着他 的具体行动。网络结构的各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过程及其结果。… 在分析经济行为时“网络理论”作为研究社会的经济部分的社会学，即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理论，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它更加强调经济组织及其行为的社会性。认为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都具有与外界一定的“社会关系”与“联 结”，都镶嵌或悬浮于一个由多种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社会网 络之中。引用该理论的著名代表格兰诺维特的经典论断即：“经济组织和经济行 为是被社会所限定的，它总是嵌入于它所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而且被其形 塑和制约。”。这就意味着经济组织的制度、运作不会自动生成，而是被社会地建 构着。而且这里所说的“嵌入”是“弱嵌入性”，弱嵌入性实际就是部分嵌入性。 一方面强调社会结构对经济行动者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承认行动者的主动性。总①朱国宏主编：《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成都：四川人民出救社，１９９８年版。 ②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ｂｖｅｔ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９１ Ｎｏ．３。１９８５． ６ＥⅢｂｅｄｅｄｎｅｓｓ”，ｉｎ第一章绪论之，揭示一切经济组织的社会性，这是网络理论不同于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一项重 大意义。 将网络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目前已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此并取得了相当多高 水平的成果。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就是较早运用该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在其论 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把亚洲形成的经济圈、贸易圈视为由血缘、族缘、 地缘、业缘条件下形成的经济现象，并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网络之中去研究。。 东南亚学者刘宏也在该领域具有相当建树。在这方面他近年来著有专著《战 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并发表了多 篇论文：《从双向交往到多边网络：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新马社会经济关系》。《商 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案研究》。、《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东南亚华人社团与跨国社会和商业网络：兼论 客属与非客属之异同》。、《华人企业网络的全球化、制度化及其历史与社会基础》 。、《当代东南亚华人商业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向》。、 《论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帮权网络特征》９、《跨国企业家及其社会网络：比较视野下的中 国新移民》。。 在国内学界，业师戴一峰教授在该领域的研究也颇有见地。他曾发表了一系 列相关论文：《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ＩＩ、《旅日华商“泰益号”经①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日］滨下武志，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 ②刘宏：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垒球视野》，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杜， ２００３年版。 ③刘宏：《从双向交往到多边网络：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新马社会经济关系＇，陈荣照主编：《新马华族文 史论丛》。新加坡：新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３―１９５页。 ④刘宏：《商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页。⑤刘宏：《新家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１０６一１１８页。 ＠刘宏：《东南亚华人社团与跨国社会和商业网络：兼论客属与非客属之异同），徐正光主编：‘第四届国 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历史与社会经济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７９－－４００页。 ⑦刘宏：《华人企业网络的全球化、制度化及其历史与社会基础》，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 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５―１７２页。 ⑧刘宏：《当代东南亚华人商业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向》，郭粱主编：｛２１世纪初的东南亚社会与经济》，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舨，第３７３－－３９５页。 ＠刘宏：《论战后新加坡华人杜会结构的演变与帮权两络特征》．唐力行主编：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 动与社会变迁》（中国近代社会研究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９５－－４１３页。 ⑩刘宏：《跨国企业家及其社会网络：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新移民》，《中国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旺》戴一峰：《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３１－３７页。７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营网络剖析》、。《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弓隶论亚洲历史的重建》。、 《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 点》。、《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初探》＠、《饮食文化与中国海外市场：清代 中国与南洋的海参贸易》。、《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 他们的研究给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企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借助网络理论对近代企业进行研究，不仅分析了企业组织内部正式的层次结构，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企业组织内部非正式的联结关系。突出了人际关系这一隐藏在正式工作关系背后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在企业结构中的作用。 不过，目前网络理论还没有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当中。山西票 号是中国近代金融企业中成功的典型代表，虽然对票号本身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日 渐成熟，但到现在为止，从新的视角、用网络理论对其加以剖析，却仍是空白。 二、研究目标与结构安排 本文笔者依托前人学者从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各 省市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民间甚至日本海外收集整理出的丰富票号史料，特别 是从中国票号博物馆，即日升昌票号旧址发现的大量日升昌各号往来信稿和帐册 等珍贵资料，选择成立最早，也最具典型性的日升昌作个案研究以管窥整个山西 票号。这些资料主要见于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 编写组、黄鉴晖等编写，山西经济出版社于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山西票号史料》增 订本这一资料集当中。该资料集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该资料１９９０年版时的 内容，收录了该书编写组历时３０年的广泛搜集、整理、修改而完成的有关山西 票号的丰富史料，日升昌的资料在其中所在比例很大；下部收录的是黄鉴晖先生 １９９０年以后收集整理的《山西票号史料》（续编），这部分则汇集了大量新发现①戴一峰：《旅日华商“泰益号”经营网络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５８―６４页。②戴一峰：‘中国海商与环中禺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ｋ‘东南学术》，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２４―２９页。③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ｌ期，第７０―８ｌ页。④戴一峰ｔ《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ｌ期，第９６―１０２页。 ⑤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初撵》．吴景平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舨。 ＠戴一峰：《饮食文化与海外市场：清代中国与南洋的海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ｌ期， 第８３―９１页。 ⑦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ｔ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７０一７８页。第一章绪论的日升昌信稿和帐册等资料。基于上述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本文拟运用网络理论 分析、解构日升昌票号经营运作的多维度网络化结构：通过讨论其内部组织网络 和外部业务网络，透视日升昌票号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再进一步剖析隐藏在 上述网络背后的人际网络，突出人际网络在该网络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即内部组 织网络和外部业务网络建构、依托并形塑于其背后的人际网络。 本文共分五部分，包括绪论、正文四个章节和结语，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绪论。首先回顾了自二十世纪初到现在的有关山西票号的研究成果； 交待本文的创新之处，即跳出传统视角而用网络理论重新审视票号，并选日升昌 作为研究个案以管窥豹；最后介绍本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旨在分析日升昌内部的组织网络。第 一节先对同升昌票号进行简要的概述，梳理其作为成立最早、最具典型性的山西 票号的从创立到衰亡的整个历史脉络；第二节通过呈现其各号的地域分布图，揭 示日升昌内部组织的网状结构，并按时间顺序，探究该组织网络随时间变化地域 空间不断变更的动态过程；第三节将日升昌的组织网络划分为由总号和分号构成 的扁平式的层次结构。 第三章、日升昌业务网络的扩展。旨在描述日升昌外部的业务网络。首先阐 述日升昌的业务范围，即汇兑、存款、放款三大业务；其次分析日升昌四个主要 客户群，包括旧式商号、官府官吏、个人及其他：最后讨论日升昌不同时期的业 务结构，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官府官吏虽为日升昌重要服务对象之一，但其业务量 从未达到总业务量的绝大多数份额，从而对以前学者“清亡，则票号亡”的说法 提出了置疑。 第四章、人际网络与日升昌的运作机制。论述了人际网络对日升昌商业运作 的重要作用。以地缘、亲缘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形塑和影响着日升昌的内部管理机 制和外部经营策略。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主要观点，并得出结论：日升昌票号的经营呈多维度的网 状结构，从其内部组织网络、外部业务网络的形状、规模可以窥见日升昌的组织 机构和运作机制；日升昌的内部组织网络和外部业务网络均依托、形塑于其背后 的人际网络之上。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第一节日升昌票号概述票号被喻为中国银行的“乡下鼻祖”，是金融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在国际 国内贸易快速发展引起货币在埠际间流通量日益增多和频繁的情况下，商人担心 旅途被抢劫遗失，强烈要求改变运送现银的货币清算方式为汇兑方式，而顺势产 生的主要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票号初始以一纸汇票作为兑现的凭 证，因此得名。 日升昌票号是山西票号中成立最早的一家，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一家，“最初 行业为颜料行，西帮人名之日西碌……道光初改汇兑业……”。对于日升昌前身 即西裕成染料庄的创始年代，由于资料的局限暂不可考，但多数学者认为日升昌 改营票号始于１８２３年（道光三年）左右，。设立总号于山西省平遥县，其分号 ３０多家，遍布全国近２０个省区，后经歇业、复业，最后于１９３２年改营钱庄，。 前后历经大约１０５年。 考察整个票号业所处的历史环境，按照学界较为认同的黄鉴晖在《山西票号 史》中的分期方法，我们将日升昌经营的百年历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８２３―１８６１年是日升昌创办初期。山西自古以来商业发达，秦汉时期，太 原、平陆、汾阳等地就已发展成为商品集散市场。隋唐时代，又新兴了晋城（泽 州）、太谷、平定、大同等商业城镇。隋唐以后，专业市场，期庙集会以及各县 镇商业，亦相继发展起来。到了清代，平遥县呈现出商业一派繁荣的景象，市场 发达，商号林立，”并且其经营范围不仅限于本地，还将影响辐射至全国，在各地广设分号。日升昌的前身西裕成颜料庄就是平遥商号之一，并属当时山西颜料庄①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７年版，黄鉴晖等编ｔ《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 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页。 ②对于日升昌票号的创办年代问题学界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多数学者认同其始于１８２３年，即道光三年之说。 黄鉴晖在‘山西票号史》中对山西票号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将创办初期定为１８２３－－１８６１年；张正明， 邓泉在《平遥票号商》～书中也专门就日升昌票号的起始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其比较合理的创始年代是 道光三年，即１８２３年。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华丰印刷铸字所１９３７年版，第２０２页，黄鉴晖等编；‘山 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３３页。 ④‘山西资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６０页，黄鉴晖等编：（山区票号史料》增订奉，山 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页。１０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中规模最大，资力最雄厚者。西裕成染料庄设总号于“平遥县西大街路南，分号 设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天滓、汉Ｅｌ、成都都设有分号。 嘉庆年间，国内社会动荡不安：湖北、四川、河南、甘肃、陕西五省爆发了 白莲教武装起义，直隶、山东、河南边界又爆发了天理教武装起义，加之灾荒不 断，农业歉收连连，社会极不安定。原来商家贸易周转资金均采取镖局运现的方 式，此时官饷和民间镖银被抢亦成常有之事。而当时在北京经营干果的山西商人 很多，年终帐期有大量款项需运回山西。出于对用镖运银安全的考虑，许多商家 便把欲从北京运往平遥的银两托资力雄厚、信用良好的北京西裕成颜料庄捎带， 当时西裕成的经理为雷履泰。商户把欲捎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 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后来更多的商户在缴纳一定汇费的前提下，托 西裕成拨兑银两。同时，西裕成有时在北京需款，也在外主动招揽汇兑。此种业 务使西裕成获利颇丰，经理雷履泰遂建议当时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 的票号，取名“日升昌”，意在希冀该票号如旭日东升，繁荣而昌盛。 其实，利用票号汇兑这种方式早在唐宋时代即已萌芽，“此即唐宪宗时，委 钱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谓之飞钱之意。亦即宋蜀中有交子之法，富人十六 户主之，嗣又官为置务之意。”。虽然唐代的“飞钱”和宋代的“交子”与票号汇 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真正将异地汇兑固定为一个专门的行业，并形成一定规 模却是肇始于山西票号的开张营业。日升昌经营初期便已初具规模。广设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张家口等分号达１８家，遍布全国主要商埠、南部沿海、西北、西部省份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时期服务对象以旧式商号为主，个人次之。 １８６２―１８９３年是日升昌票号的发展期。这一阶段由于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 对经济的影响，日升昌经历了短暂的撤庄收缩之后，又逐步繁荣起来，并开始承 领公款业务。但清政府时禁时汇，使整个票号业在对公业务方面处于比较尴尬的 境地，而且从业务结构上看，官款业务仍不占总业务的大宗。由于鸦片战争之后 东南沿海多处开埠，经济日渐繁荣起来，日升昌即有将分号向南方扩展之趋势， 增设上海、杭州等分号，这些分号后来均成为其重点分号。山 ①平遥县文史馆编，平遥票庄纪略（草稿），１９６０年８月．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Ｉ页。 ②祁寓藻等遵旨会议请行钞法的奏折，上谕档。威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 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杜，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页。１ｌ开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１８９４―１９１１年为日升昌极盛与危机期。甲午战争后为偿还外国借款，清政 府不但放手票号经营公款汇兑，还视票号为其重要财政支柱之一。此时日升昌分 号已不只局限于全国重要商埠，开放口岸，而是关照到其他一般城市，分布地区 更广，达到历史最大规模。同升昌汇兑、借垫公款的业务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 高，红利收入也突破最高。但极盛表现的同时也突现出危机，主要是该时期近代 国家银号纷纷创办，外国银行、邮政局、部分钱庄等也参与了票号业务的竞争， 预示着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整个票号业的衰亡。 １９１１―１９３２年为日升昌票号衰亡期。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覆灭，官款退 出了票号的经营网络，民间商人又成为日升昌的主要服务对象。民国政府废两改 元的金融举措，以及纸币的大量发行，严重影响了日升昌的汇兑业务，代之而起 的是存放款业务份额的明显提升。辛亥革命过后许多商号倒闭致使日升昌大量外 该无法追回，而票号实行无限责任制又决定了该外款必须偿还，债主的挤兑已使 日升昌无力应对，又加合盛元票号。搁浅，经理为躲债务被逼潜逃而牵连到担保人――时任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侯垣。侯垣在外遭地方检察厅追逼，内受各债主催逼的情形下，于１９１４年携带帐簿同伙计归逃平遥。消息传开，牵连各地 分号相继关闭。。按照地方检察厅的要求，日升昌东家李氏派离任不久的副经理 梁怀文赴京清理债务。经过一番努力，日升昌得到了债权人的再度信任，又因为 一时难于清理，在大多数债权人同意下，日升昌于１９２２年复业。。由于外欠债款 全部追回无望，１９３２年经债权人从收回的帐款中提取资本，改营日升昌钱庄。。 日升昌票号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综合上述，“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的分号遍布中国３０多个城市及重要商 埠，其势力覆盖全国近２０个省区；客户往来下结宫绅，上结朝廷，内携水客， 外交洋商；业务涉及汇兑、存款和放款。形成了庞大的以人际为依托的经营运作 网络。①合盛元票号属山西票号三帮（平遥帮、太谷帮、祁县帮）中祁县帮，１９１２年在挤兑中搁浅，经理为躲避债务潜逃外地，地方检察厅遂向其担保人――时任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之侯垣要人。②《晋省日升昌倒闭之种种详情》，《大公报》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３日，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１８页。 ③‘农商部训令第九。三号。中华民国十一年九月五日》，《天津商会档案》业务类，１９１４年，卷号１３５， 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３３页。 ④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华丰印刷铸字所１９３７年版，第２０２页，黄鉴晖等编：《山 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３３＿贞。１２第二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第二节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分布中国旧式商业，其组织结构多采取总分号制度。一般总号设于故里，分号遍 布全国各地。总号运筹帷幄，统领管理分号；分号听命于总号，向总号负责。票 号经营汇兑业务的性质决定了其运营必须在外广设众多分号，故实行总分号制度 实属必然。票号在设置分号时，“设立的手续，由总号选择干员，携带图章砝码， 并路费及开办费前往。不必携往大宗资本，因系汇兑，与自己的各分号或其他票 号往来拨兑。比至标期，如缺少现款，再由附近分号从镖局运现接济。”。 日升昌总号设于山西平遥，分号遍布全国近２０个省区，共３５处。，在同行 中数目最多。如此大的规模是在百年的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数量、区域的 选择亦随政治、经济时局的变化而发生转移。日升昌经初期（１８２３―１８６１年）、 发展期（１８６２年一１８９３年）、极盛与危机期（１８９４年一１９１１年）及衰亡期（１９１１ 年一１９３２年），分号数目时有增减，但大体态势是由少到多，从传统商埠扩展到 沿海、以至内陆。表２―２：日升昌分号增设统计表 分号 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 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１８处） 增设沙市（合计１９处） 增设上海、杭州、湘潭（合计２２处） 增设桂林（合计２３处） 增设梧州、周家口、道口、芜湖、南宁、营口、沈阳（合计３０处） 另有保定、太谷、太原、镇江、香港５处设立年代不详（总合计３５处）资料来源：根据《日升昌票号分号增设统计》，《日升吕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旧有、新设分号一览表》 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５，４６８页。由于战争等原因， 以上某些分号曾有过短暂的撤序记录，本表忽略不记。时阅 １８５０年 以前 １８５６色 １８６７伍 １８８６篮 １９０６正如上表所示，在发展初期（１８２３年一１８６１年），日升昌票号已初具规模，至１８５０年，分号遍布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共１８个城市。①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娃，１９４４年版，第７４－７５页 ②根据《各帮的实力，表１－２－７１，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第６３８页。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遍布全国主要商埠、南部沿海、西北、西部省份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有因 各大商埠必须设立者，如平、津、沪、汉等。有因自己营业范围设立者”，…之所 以选择在这些地区布点，是因为：票号设立分号必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交易活 动较为频繁之地。京师、汉口、苏州、佛山早在嘉庆年间就有“天下四聚”之称， 是全国几个最大的商品货物集散地，至道光、咸丰年间仍是全国举足重轻的大市 场；广州是上海开埠并发展为余融中心之前全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中俄《恰 克图界约》签订后，中国商人在西北边境与俄国、蒙古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起来， 张家口即成为这一边境贸易的重要商埠，市场流通量颇大；晋中一带商人经营茶 叶、药材、干果等货物的地点亦是其分号设置地点；其他的分号分布在四川、陕 西、河南、江苏几省，地处中国西部、西北部或长江下游一带，因为当时这一带 是全国绸缎和颜料业的中心，日升昌原经营颜料业，改行票号后在原有势力范围 发展顺理成章。 在日升昌的发展期（１８６２年一１８９３年），票号经历了１９世纪五十年代太平 天国运动带来的短期萎缩后，又重新得到发展并壮大起来。在这期间，１８５６年 增开分号于沙市（湖北），１８６７年增设上海、杭州（浙江）、湘潭（湖南），１８８６ 年增设桂林（广西）分号。可见这期间随着日升昌实力的壮大，分号选址不再集 中于长江流域、西部和西北，而是向南方迸一步扩展。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 利用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多处沿海城市，地点由南向北逐步推进，所以这一时期 南方许多城市的对外贸易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日升昌新设分号于该地区，正是顺 应了这一地区商贸活动日多，汇兑业务日繁的形势。而在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意 义的是增设上海分号。上海于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后开放为对外口岸。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后，外国商人和洋行在上海逐渐增多，海上进出口贸易遂逐渐由广州转 向上海。在此之后，“上海与国内各地交易繁盛，每年几有亿万两之巨额，而其 运货所以稀少者，赖有票号为之周转”。。 在极盛及危机期（１８９４年一１９１１年），日升昌的实力达到顶峰。分号设置地域 更广。在原有基础上，１９０６年又增设了梧州（广西）、周家口（河南）、道口（河 南）、芜湖（安徽）、南宁（广西）、营口（盛京）、沈阳（盛京）。可见，日升昌①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１９４４年版，第７４－７５页。②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永鞭久吉明泊三十九年报告，见潘承锷，中国之金融上册，中国图书公司１９０８年版第５ｚ一５３页，黄鉴晖等编：Ｃｄｔ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９０页。１４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在广西、河南、安徽、盛京的力量。这些地区既不是全国著名 商埠，也不是开放口岸，说明日升昌实力雄厚，其分支机构已经伸向了国内的一 般城市。而且这些地区确实在这一时期市场活动较为活跃。此时日升昌分号遍布 地区最广。 辛亥革命后，日升昌票号步入衰落期，经１９１４年歇业、１９２２年复业，至１９３２ 年改营钱庄终止。。这期间日升昌分号数目呈逐渐萎缩态势，举足轻重的上海分 号也于１９１５年收撤停业。。 日升昌票号在经营最繁盛、分号地域分布最广时呈现出如下规模和态势：表２―１：日升昌各分号分布表 行政区域 山西 直隶 江苏 盛京 山东 河南 陕西 浙江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四川 广西 广东 分号所在城市 太谷、太原 京师（今北京）、天津、张家口、保定 上海、苏州、扬州、清江浦（今淮阴市）、镇江 奉天（今沈阳）、营口 济南 开封、周家口（今商水县）、道口（今滑县） 西安、三原 杭州 南昌、河口（今铅山县） 芜湖 沙市、汉口 长沙、常德、湘潭 重庆、成都 桂林、南宁、梧州 广州、香港资料来源：跟据《日升昌票号江西分号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汇兑对象统计》，《日升昌票号分号增设统计》， 《日升昌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旧有、新设分号一览表》，《各帮的实力，表ｌ－２－７》，黄鉴晖等编：《山 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２１５，４韶，６３８页。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制作如下一张日升昌组织网络（即在总号和各分号之间 构成的日升昌组织运营网络）的地域展开图：①‘票号改组和歇业号名一览表》，黄鉴晖等编：《ＬＵ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４９页②‘票号各地分号撤存一览表》，黄鉴晖等编：“ｂ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第５４８页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图１：日升昌组织网络地域展开图由上图可见，我们把日升昌的总号和各个分号作为节点，总号和分号之间、 各分号之间互相连接，就构成了其内部运营的组织网络，该网络展开于中国的北 部、中部和南部地区。诚如上文所述，这一网络空间上的规模是随着时间的流动 逐步形成的，这里呈现的是日升昌分号数目最多时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在该网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络中心（平遥总号）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下，其余各个节点（各地分号）几乎遍布 当时全国各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除此之外，还呈现出一个特点，即节点相对 比较集中：有的地区分号分布比较密集，有的地区则没有分号。日升昌并非每省 必设分号，而是基本不设孤号，在其势力所及之范围内几乎每省设两个或两个以 上分号。这种布局方法更能保证日升昌组织网络内部的安全调剂，如某号缺银， 周边分号即可镖运现银对其接济应急。第三节日升昌组织网络层次划分日升昌的组织网络呈现扁平式的层次结构。如下图所示图２：日升昌组织网络层次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总号处于上层核心位置，各个分号在总号之下平铺并辐射开 来。结合日升昌的具体情况，平遥总号是日升昌组织结构的核心，京师、上海、 张家口等分号是该组织结构的一般节点。日升昌实行总号集权制，一切资本统属 平遥总号，获利也归总号。各分号作为总号的分支机构，在总号的统筹管理下在 外经营，向总号负责，听从总号调配。分号与分号之间是平行并列关系。 在业务往来上，总号与各个分号具有业务联系，各个分号之间也具有业务联 系。比如，若一客户从总号所在地向分号１所在地汇款，则总号收款，分号１交 款；若又一客户从分号２所在地向分号４所在地汇款，则分号２收款，分号４交 款。总号和分号之间、各个分号之间通过书信沟通信息，保证各节点之间的顺畅 联系。下面就上述日升昌组织结构做具体分析。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一、总号平遥总号是日升昌组织结构的上层核心，其核心地位主要表现在： 首先，各分号的用人权掌握在总号手中。日升昌总号设大掌柜（即总经理） 一人，二掌柜（即副总经理）一人，管事内掌柜（即总营业）一人，营业（跑街） 三四人，司帐四五人，司信三四人，练习生（即学徒）五六人至一二十人。分号组 织相对简单，多者十几人，少者五六人。一般设经理（即老帮）一人，副经理（即 副帮）兼任营业，营业、帐房、信房各一二人。。不仅总号的伙友成员由大掌柜权 定，“分号经理及成员，亦由总号大掌柜选派，……票号内部办事程度均听凭总号 规定”。 下面一则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至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间杭州分号与平遥 总号之间的信稿，就提到按照总号的指令进行人事调动的事件：“平与清有信调 房筱琴来杭住班，俟伊到日即将杭号一切之事交代伊管理，棣台明春赴京住班， 谅已收阅照办矣。”。意思是总号派人来杭就职，调原杭号人员赴京住班，分号已 按要求照办。 其次，日升昌实行营业报告制度。“分号对于总号，逐月有‘月清’，年终有 ‘总结帐’报告全月及通年营业状况。”。这就保证了虽然３０多家分号散居各地， 总号也能对全号业务了如指掌并统筹全局。下面是日升昌清江浦分号１８５２年分号总结帐，里面清江潇分号向总号详细报告了该年所有入帐、出帐款项，年终实存和该外款额。元年冬月底起至二年冬月底总结 （１）、收项 一宗元年结存本平本平足纹银１７９７．６３两 一宗共收各处会票本平足纹银１８８７８８．７２两计开［花名原在帐后，现列 于兹］：①收平［遥］会票３６３２１．２４两①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牡，１９３７年版。第８２―８４页。 ②通志馆束刊稿（丙）金融机关，（一）上海的旧式金融机关，４页，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 奉．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９０页。 ③黄鉴晖等绽：《山西票号史辩》增订奉，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８８页。 ④通志馆来刊稿（丙）金融机关，（一）上海的旧式金融机关，４页，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 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９０页。】８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②收京［都］会票４７８４９．１０两③收苏眇岫会票④收扬［州］会票 ⑤收陕［西安］会票 ⑥收汴［开封］会票 ⑦收江［南昌］会票 ⑧收长［沙］会票 ⑨收汉［口］会票 ⑩收广［州］会票 。收重［庆］会票 ＠收成［都］会票 一宗除付外净得现利银２８１３０．６５两 ３５５３５．５９两 ２８０２７．２８两 ９５１２．４４两 １６９８．０６两 １１９１．４７两 ２３６．７５两 ６１．０４两 ２５．１０两 ２００．００两 ３７４４．７２两 １２１８：蟹西 １９５５４９．５９两二塞基金壬鱼堡四宗共合收本平足纹银 （２）交项 除一宗共交各处会票并发扬标足银１８８８００．３４两 计开［交银花名亦附在后，现列于兹］： ①交平会票 ②交京会票 ③交苏会票 ④交扬会票３２０３．３４两 ２８６５９．７４两 ３１９１４．７７两 １０４６６１．０６两 １４７６４．４６两 ３６１２．７７两 １６２２．２４两 １４２．５５两 １２４．４１两 ７１４．１６两 ９６１．８９两 ２８５．００两⑤交汴会票 ⑥交江会票 ⑦交陕会票 ⑧交广会票⑨交汉会票 一宗借贷帐除外该净该外在帐利银 一宗房租伙食杂支疲［帐］ 一宗撇春和钱店疲帐银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以上除讫净该存本平足纹银 （３）计开实存 一宗现存扣实足银 一宗外该借贷本平足银 一宗外该在帐利银 一宗家具作本平足银 （４）计开该外 除一宗该外借贷本平足银 一宗该外在帐利银 以上除讫净合结存本平足纹银 （５）附录 外该借贷处 郁丰号二年正月十六日借去本平库宝银４７８８．３０两１０９４１．５６两 ７５００．００两 ２６１．７２两 １００．００两１３０３９．３０两 ９７５．８８两 ４７８８．２０两５００两（月七厘腊月还）丰兴典二年四月初五日借去本平库宝银４０００两（年七厘对年还） 裕泰典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借去本平平库宝银１０００两（月六厘十二月还） 德馨堂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借去本平足纹银 该外借贷处 阱丽堂二十九年闰四月十七日收借来足纹银一万两合实平１００２６两（每 百大２钱６分，月二厘） 白海蜂二年二月十五日收借来足纹银三千两合实平３０１３．２０两（每百 大４钱４分，月三厘）资料来源：《浦ｇ－总结帐――威丰二年》，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７－－６１８页。２０００两（月八厘明二月还）为保证日井昌总号集权制度，各号之间按规定的时间间隔通过信件互报本地营业状况及当地行市。平时用平信，有急事如遇行情暴涨暴落时用加急专信，电 报产生后则用电报。日升昌的运营原则为“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为保证客户 在甲地存款到乙地兑现，各号要及时沟通信息。乙地现款充裕时甲地才敢承揽业 务，如乙地缺银，还可就近找丙、丁等号通融接济。所以各分号在向总号报告的 同时，还要将本号经营情况向各分号互报，以便互通信息。而总号掌握着全国各 号业务、当地行情等信息，所以能够统筹规划，指挥各号行事，特别是遇到特殊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情况时，总号即向分号下达紧急通知。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日升昌经营受挫而收 缩规模，在该时期总号至各分号的信稿中多次提到了总号命令分号撤庄、停做与 部分地区间业务等情况。下面是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二月二十二日广州分号 收到的平遥总号于年前十二月十八日发出信稿的一部分，记载了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年底，太平军石达开等部队进军川地，导致成都、重庆等地分号撤庄，总号 通知广州分号勿做与该地之业务的事件：昨接成、重两地来信，军务甚是紧急。成都左近四面贼匪扰乱不堪， 兼之省城勒逼捐输，以滞［致］生意之家实难存站，平以寄信去矣，即着 成伙速归重号暂行躲避。至重地一二百里，亦是贼匪，搅扰人心，亦属惊惶，如再不妥，亦要迁动。祈见信之日，万不可做成、重两处交之票。０下面这则同年二月二十八日Ｉｊｌ升昌总号发往汉口分号的信稿则记录了由于 形势紧急总号命令汉口分号撤庄的事件： 又闻于初六日赊镇已经失守，所有银钱货物，尽被贼人掳去。如此 一来，乃是苍天杀灭票号，若蒙上天庇佑，贼人不到汉口，吃亏尚浅； 如是一到汉口，吃亏无底矣。见信之日，各处总以归结，赶快回铺为要， 愈早愈妙，早回一天即算有功，万万不可霸占不舍，至悔于将来，切嘱 切嘱，至要至要。至收庄之事，乃是东伙议定之事，定而无疑，万不可 二三，亦不必写信商议，徒延时日，总以速归早回为要，专此又及。。 再次，各号人员薪俸全由总号拨给。日升昌薪酬的分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拥有日升昌股份的按股权多少定期领取分红，股份又分两种：银股和身股。银股 即金钱股，拥有这种股份的人即日升昌的财东；身股即人力股，也称顶身股，一 般为在号中工作资历较老的经理级人物所持有，以人力充当股本，不投入资金， 也不承担亏赔责任；另一种是没有股份的伙友领取薪水。日升昌每四年结算一次 大帐，又叫“合帐”，由财东和总经理协定每股应得红利数Ｅｌ，分号员工的薪水 由总号统一发放。可见日升昌的财政大权掌握在平遥总号。①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４７页。 ②黄鉴晖等编：《山两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４６页。２１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二、分号 分号是日升昌不可或缺的分支机构。分号在外经营保证了日升昌异地汇兑业务的展开。在分号当中，按照其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业务量的多少，可分为重点分号和一般分号。 所谓重点分号即在日秀昌各号中承担业务量较为显著、与他号联系相对密切 的几个分号。这些分号基本上位于商业活动频繁，市场流通量大的全国著名商埠， 即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重庆、苏州、广州等地。由于日升昌从草创到歇业 历经百年之久，这是中国面对内忧外患、被动和主动的变革频仍，社会动荡不安 和时局变幻莫测的百年，所以这一时期全国的金融中心和各地市场规模时有变 化。然而票号的性质又决定了其业务主要集中于这些金融中心和市场活跃地区。 因此，日升昌的重点分号随不同的发展时期有所发展和更替，有些一般分号由于 所处地点市场逐渐繁荣或经营得当业务增多，而在分号中地位上升，成为重点分 号；而有些原来的重点分号由于市场的转移、战争导致的撤号、经营不善等原因 致使业务量下降，遂失去重点分号的地位。如在日升昌创立初期，京师、天津、 汉口、苏州、广州为重点分号，全号业务量基本上集中在这几个大市场。从下面 江西分号１８５３年汇兑统计表中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将与分号的收汇与交汇额合 计相加，仅江西分号一地，当年经办的与苏州、广卅Ｉ相关的业务额就达７００００两 以上，明显高于与其他分号之间的收汇交汇总额。蜊象 收汇玲救山西平遥京师 苏州表２―３：日升昌票号江西分号咸丰三年（１８５３）汇兑对象统计字号８２２８ １２１３４ ３１３８９ ３１３８９ １４８８５ １５４０ ３０４７２ ４４８１ ２２１３ ５００ ９１７ ４０３２ １６ １０００ １７０４ ２７２０ ２６０８６ ７３３７单位：银两其他９５２官吏收汇的对象 私人 其他交＿ｉ七＝的对象合计８２２８ １４８３８ ４１４４６ ５７４７５ １５３８５ ２４７３ ３６７１７ ４４８ｌ １９７９ １０３４ ３０００ ４９７９ １０３４ ５８２５９ １０１ ２０４５７ ７８７１６ １０１字号４２５７３ １００９５ ２９０８２ ６１０官吏私人４３５台计４３５２５ １０５３０ ２９０８２扬州 重庆广州６０００６６１０三原汴粱汉口常德１３４５１８ ３７１３ 台计 ３５４５９ ７３５３ １８１０４３ １４２５９８ １１３５ ２６８９２ ３９５２ １７４５７７ 资料来源：口升昌江西总结帐，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杜，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 页。注：江西在１８５３年已有南昌、河口两处分号，笔者认为此表“江西分号”或指代江西省城所在之南昌 分号．或是后人作统计时将南昌、河口两处合计于此，而非当时两分号汇总后再报账。因为据多项资料显 示，Ｈ升昌报帐翻度规定每个分号直接向总号报帐．而且在笔者所见到的日升昌年度总结帐中，只有此例外。２２第二章日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但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苏州和广州的重点分号地位就逐渐减弱了，上海开 埠后，逐渐取代广州成为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发展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日升 昌各号与上海分号之间的业务额渐成日升昌全号业务的大宗。 表２―４：日升昌省城（晋）分号一年汇兑业务统计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十一月至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十月、＼地点收汇单位：银两上海项叭交虻京师天津平遥２６０２ ７４８０汴粱４８８４ ３５９５三原周家口苏州１４２１５ ２０８３扬州９４１６ ２２７７６广州１７１３ ．１９１５１１７９７２ ９４４１６５６３ ３３８１２２７８ ２００３９７ ２６７５７３５ １４７２２４潞≮长沙梧州湘潭沙市桂林汉口重庆成都合计１５９０６ １９ 收汇 ２８ １２０７ １６４９ ２３５３６ １４６９ ２０９５８９ 交汇 ２５１２ ３８ ８５８ ９３０ ３９９０ ２０５ １４４７４ ２２１５６９ 资料来源：摘自省城分号光绪十四年《银流水帐》，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８４页。上表是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十月日升昌 山西省城与１８个分号一年的汇兑业务统计，在该年与山西省城分号发生业务联 系的各分号中，收汇城市中京师、重庆、长沙、苏州即占８１．８９％，其中京师占 ５６．２９％，重庆占１１．２３％，长沙占７．５９％，苏州占６．７８％。交汇城市中，上海、扬州、 成都三个城市即占８３．２５％，其中上海占６６．４５％，扬卅Ｉ占６．５３％。可见，与几个重 点分号之问的业务量占据了该号所有业务的绝大部分。而与京师、上海分号的业 务额明显高于其他分号，仅上海一号即占交汇业务的６６％以上，足见上海分号 已获得了在全号中的重要地位。 表２―５：１９０６年日升吕１４个分号收汇统计 单位：银两数、＼逗往城市票号所在ｈ汴梁 道口 扬州汉口 沙市收 山西平遥６４９８汇京都１９１９３８ ８９９２上海６１４７４１重庆６４６４沙市３５９３７ ５０６６２ ８７６０ ２２４０ ３５６５８２９ １５０６６９ １０１ ２３２３１ １９７９８１０８９３９ ３７８８９３ ７３２４ ５５８３４ ７４２４５ ５１２９２８ １２９５２７ １４００００ ２４７４８８ ６３６７１７长沙梧州京都 天津西安 卜海杭州广西营口 合计１０４０９２４６０５５８１２３９９７６１０３６４０７６３６７１７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堪城市 票号薪桃汴梁 道口 扬州 汉口 沙市表２―５续表１收汇 扬州１８８３６数杭州３８６０ ８２４ ３３６３ ４７９３ ３０４９０９ ９６３５ ６８１ １９８５０６ ３０４１８ １０３３６０２ ２４６６ ４７８成都２０７８天津１１００４５ ２２２８广州３４８６桂林１９３５梧州１１０３７３５ １１０７６４１１６９６ ６９４４ ９８８ ６９６３４ １８４８ １１１０８４ ５１４５５２０４ ３４３５ ７０７１ ２３６２０２鹋９２长沙梧州１３７６５ １４６４９７ ３２６京都天津 西安 上海 杭州 广西 营口合计１３１３５５１３８６６４２０６５０６４７３７７５２２０１０１０９４８１３５８８表２―５续表２、瓤凄城市汴梁收 汉口４８９１０ ３５２１ ６８２３９ ９９７９５ ２３３００１ ５０８１２９ ３０４２７ ２９５ １１６ ９７４９汇 西安数 长沙１５６８票号所翟地 道口扬州 汉口 沙市湘潭４周口１４２５３９ ４３７０１汴粱１６１８７ ５８５８ １９８７１５ １９７６ １５８７合计１１８８２８８ ２４７８１４ ４９３０３７ ３４９８１８３ ４０４１１０ ９００７２６３４２７６ ２６６７８ ８０６３ ８９４３８ ２０１８ ４９１３２８３４ ５７６０５６ ４７０８４０８６７ ２８９５４３ ４９４ ２４氏沙梧州 京都 天津 西安 上海２５０７６１６鹄０３１１２４７４１２ ８５０１３３ ５６３４７９ ３２８５６３９ ４７６５５６ １０８４Ｃ０９ ４２６１４３杭州广西营口合计８９２２２７ １０９９５９ １６０５２２ ７３１２４２ ５１７１６８ ３７０００６１６３３３６６０第二章曰升昌组织网络的地域展开表２―６：１９０６年日升昌１４个分号交汇统计＼、扛来城市单位：银两数 沙市票号所茬Ⅺｋ 遥汴粱 道口 扬州１７９３７０ ｌｌｌｌ８ ４４５２５ ２８３６４ ３ ２１４７９１１＼交汇 广州１５３７山西平京都１８９８８７ １５０４ ９８５１ ３２５８４ ４９ １５５１３ ３１４上海５９３７０ ４５２８ ７８７８０ ５２１４５７ １１４９ ５４０４９ １３９１重庆成都４４２天津Ｚ１３６４７ １７９２６０扬州７６２６杭州１６９８１６００ １５０２２ ４２８８ ２３７２７５３ｌ ５０４０９８ １０４７２８ ５１３５３６２２４２ １６５５８ ２１６ １４６１１ ３７０１８８８ １２６７２１ ４９４ ５６１８ ３４３ ６８２３９ ９９ １２３９６０ ４７８１１３７５ ５８７５汉Ｕ沙市 长沙 梧州 京都 天津 西安 山海２２４６０杭州广西 营口合计２６６４３８２４９７０２７３０７２４４６１７４６０９３５７５１３５３６３４４４９５２７９７ｌ２００４０２４１４０８、醚城市汴梁表２―６续表Ｉ交 桂林３０Ｉ汇 长沙１５０５数西安１００５３５票号所在地、 道口汉口２０４９４３湘潭３０１１周口２４７６７２ １６３８２汴粱１５６７３ １７０９ｌ ５６３４５ ９９梧州合计１２１１５４４ ２２８４ｌｌ扬州 汉口 沙市５１１２ ２８４９６５７７６１６１３９１６２ ２７７７９９ ２９３２２ １６１６１３ １１８５６ ４８９０６３３２ ２５３４３４ ３ ４５５７ １８１３１３８ ５５９６６４８７２ ３３４８ｌ４３７４３７ ２９６６０７６ ４３３８９５３００３６ｌ ６０４２５ １５５３８４３ ５７４９４４１０５５０长沙 梧州京都 天津 西安 ｝海 杭州１３８０７１５５８ １２３３０２８６１００６５６８ １５５７７９１ １２４６９４８ ８９５７８０ ６３７５４０３３１７２０６４８５５１９ １２０７４３２ ２５９４０６广西营口 合计１９０４６４６ １１５７８６４ ４２９０１６ ２５４７０８ ３５８８７９ ３５６９ＩＩ ９０８８９ 鹋１３９ １５８９１５４４ 资料来源：根据目升昌各分号总结帐统计所制《１９０６年Ｉ；；＿Ｉ升昌１４各分号收汇、交汇统计》，黄鉴晖等编 《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７１―４７４页。到日升昌发展的极盛与危机期，重点分号仍在上海、京师、汉口等城市，但 广西、梧州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上面１９０６年日升昌１４个分号收汇、交 汇的统计表我们可以计算出１９０６年日升昌１４个分号中每个分号全年的业务额， 即汴梁该年业务额＝收汇数合计１１８８２８８两＋交汇数合计１２１１５４４两＝２３９９８３２ 两，其他分号依此计算，其全年业务额分别为：道口４７６２２５两、扬州９３０４７４两、 汉口６４６４２５９两、沙市８３８００５两、长沙２１０７２９４两、梧州３２２５８２２两、京都２４９４３６０ 两、天津１７４５９１３两、西安１２０１０１９两、上海６６０２８４５两、杭州９６２１７５两、广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西２２９１４４１两、营口６８５５４９两。其中上海以６６０２８４５两远远高于其他分号。业 务额在２００００００两以上的还有汉口、长沙、梧州、京都、广西分号，也属重点分 号。汉口、长沙、京都一直是全国的商业中心，贸易往来频繁，汇兑业务自然繁 盛。梧州和广西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是由于这一时期内陆与福建贸易再转口销往 海外的商业活动曰盛，梧州、广西在此时作为内地与福建贸易的集中地，市场交 易日渐活跃，汇兑、存放款等金融业务量便也增多起来。 除业务量明显突出的几个分号之外，其余的分号即属于一般分号。它们设立 的地点有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开埠城市，如成都、营口、沙市、梧州、张家口 等；有传统的内陆商品集散地，如开封、周家口、西安等；还有将势力范围扩展 到境外的，如日升昌在香港设有分号，其信稿中出现过关于跟香港业务的记录。 这些分号营业额少于重点分号，业务量的大小因当地市场行情、号内人员经营能 力而异。虽然一般分号承揽的业务量远远低于重点分号，但分号设立的多少，分 布地域范围的大小关系着一家票号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客户的需求，因此这也是 一个票号整体实力的象征之一。第三章日升昌的业务网络第三章日升昌的业务网络第一节日升昌的业务范围日升昌票号首创了成规模的汇兑业务，同时又吸取旧式银号、钱庄的经验， 兼营存款、放款业务。汇兑、存款、放款共同构成了日升昌的业务范围，本节将 对此三大业务作一述论。 一、汇兑业务 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第一家，被称为中国近代银行的“乡下鼻祖”。经过一 系列的金融创新，其几百年前的业务范围、办理业务的方式几乎与现代银行无甚 差异。国汇兑业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日升昌的最主要业务，按照汇票方向与资金 流向的异同，可将汇兑业务细分为顺汇和逆汇，此两种形式也仍见于现代银行中。 甲地收款，为客户立去汇票，乙地见票付款，因汇票与资金流向一致，此为顺汇； 甲地付款，客户出具汇票给票号，委托票号从乙地收款，因汇票与资金流向相反， 此为逆汇。 下面是－－Ｎ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张家口分号正月初十至汴梁的信稿：去岁冬月二十五日收接到第二十六次信会来十一月底口交大顺雷 足银一千两，四月标交伊银一千两。十四Ｅｔ收第二十九次信，会来大寅 标口交兴盛德足宝银一千两，永顺祥足宝银一千二百两，裕兴昌足宝银 五百两，源泰昌足宝银一千五百两。二十三日收接三十一次信，会来大 寅标交庆源德足宝银三千五百两，永顺利足宝银一千五百两，万和明足 宝银二千三百两，永顺利足宝银一百三十五两四钱七分，德兴恒足宝银 四百三十两，源盛兴足宝银七百两，均已各照信票交。统来永顺祥寄兴 玉中、永泰段等会银信，俱已转往。……天津会来年标口收银一千九百 两，平会来七月标口收银五百两，京会来年标口收银二万零八百两，又 会来四月标口收银五百两、十月标口收银三千两，汉会来腊月二十日口①姜波克、杨长江：《国际金融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２７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交银四千两、又交会过省收银四千七百余两，苏会［来］三月初一日口交 银一千两，浦会来年标口交银二千五百两，泾会来年标口交银一万七千 五百两，京会来年标口交银八千五百两，扬会来口交银二百五十两，京 会来四月标口交银四千两，天津会来口交银六百零六两，交会过京收银 四千两，成会来三月半口交银三千两。①信稿中提到的第一宗业务是张家口分号于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冬月二 十五日收到汴梁来信，照信应于四月标期在张家口交大顺雷商号足银一千两。此次业务的信用工具――信笺的流向与资金流向一致，是为顺汇。后面所列各项业务也都属于顺汇。 在顺汇业务中票号先收款后付款，对票号而言非常保险，但仅做顺汇，不能 满足客户的要求。“逆汇”的形式允许客户先从甲地支取后在乙地还款，能够帮 助解决客户异地办货资金不足时的问题。在日升昌总号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十 二月十二四日给汉口分号的信中有以下逆汇的记录：寄信后定会汉［汉口］二月十五日收元丰玖足宝银五千两，三月初收 足宝银五千两，咱在祁［山西祁县］现交伊镜宝银，每千两得汇费五两。 又交会汉正月二十日至月底收合盛长足宝银二千两，二月底收足宝银二 千两，咱在祁明春夏标各交伊足宝银二千两，得期外，满得费银二两。 又交会汉正月初五至二十日收永逢源足宝银～万两，咱在祁明春标交伊 镜宝银，得期外，满得费银五十八两。。除了单纯的汇兑，日升昌还经营存、放款与汇兑结合的业务。在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张家口分号正月初十至汴梁的信稿中有如下两则记录，“前信后定会 过九月初一日汉交下庐足银三千两，咱在口年、四两标分交，自收银之日，各依 各标口规与伊行息外，每千两贴伊六两。”＠日升昌票号在汉口分号收商人交汇的 银款，由张家口分号在年标和四月标期分别支付。此为存款与汇兑的结合；“又①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３９页。 ②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６页。 ③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３９页。第三章日升昌的业务网络定会（汇）过二月廿日迟早三五天内交西批足银五千两，四月标京口随便交咱，迟交日期按月四厘－－ＥＪ规与咱行息外，每千两贴咱银四两。”客户在张家口分号 支取日升昌票号的银款，可以在京师或者张家口“随便交咱”，此为放款与汇兑 的结合。 这两种存、放款与汇兑结合的形式是根据双方对于资金的需求情况而开展 的，办理存款与汇兑结合的业务时向客户收取汇费的同时日升昌要支付给客户存 款利息，在办理放款与汇兑结合的业务时，客户除了要支付汇费还要向日升昌交 纳放款利息。这两种形式是一种灵活的，对主客双方都有利的经营方式。尤其对 于票号而言既能在存放款中赚取差额利息，又省却了调拨现银的烦劳。 以上几则信稿中所提到的汇兑业务，其信用工具不全是汇票，还有信笺。这 是因为票号实现汇兑业务有三种方式，即票汇、信汇和电汇。票汇是用汇票形式 办理汇款的一种方式，汇款双方收交汇款的惟一凭证是汇票。。信汇是以信笺为 汇款凭证的汇兑方式，当汇款人交款给票号后，写信给收款人，票号收到汇款， 也写信通告汇款地的分号或联号；收款人接到汇款人的信后，持信向交款地的票 号提取，票号如果接到交款的通知，则行付款。这种方式不立汇票，一般适用于 与票号交往较多，汇兑款项比较大的商号和个人。。电汇是用电报传递汇兑信息 的汇兑方式。１８８０年我国开始创办电报事业，。电报允许民用以后，票号利用电 报传递信息，比信汇方便快捷了许多，但是电报保密性差，票号又不能得到“得 空期”利益，此为其缺点，也是许多票号不愿接受电汇的原因所在。二、存放款业务“存款多则汇兑灵通，汇兑灵通则汇水利息源源而来矣。”。为开拓业务，日 升昌在经营异地汇兑的同时，还借鉴帐局、钱庄的经验，兼营存放款业务。在日 升昌存放款业务所针对的对象当中，以官府和官吏为多，商人、商号为少。因为 就存款而言，票号利率较低廉于钱庄银号，所以商人很少存款于票号；而票号放 款又对借款人选择甚为严格，非官僚、钱庄、大商人即不外借，所以小商号也没 有借款于票号的信誉资格。这就使官吏和官府成为了票号存放款业务的主要客①陈其田ｔ‘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１０页。 ②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１９４４年版．第１０８页。 ③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ｌ页。 ④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１９４４年版，第３１０页。２９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户。秦省如也曾在《山西票号在今昔经济上的地位》一文中说：“票行业务其最 有利益者有二：一为官金存款，一为官吏贷款。官衙之地租厘金以及各种慈善公会之募集金存放于票庄者，所谓官金存款是也。官吏因金钱困难，不克赴任时，票庄贷与旅资，使之就任者，所谓官吏借贷是也。票庄一方面薄利，或竟无利而 得官金存款，用运他处，以博厚利，一方面又以高利贷与官吏，迨其赴任后，即 收回债务，所得利益亦不甚少，其渐臻发达之境者，亦非无因也。”。 票号存款有浮存、长期两种。据文献记载“浮存之款颇少，利息甚低，或多 不付利息。长期存款占票号存款之大部分，普通以六个月为一期，亦有一年者，利息因时不等，大概为二三厘。如长期存款者欲临时提取，则不付利息，往往有以一夕之宴餐代利息者，存款者亦不以利息为目的，未尝介意也。”。 至于放款也有短期和长期两种。史料称：“票号放款的期限，分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放款以～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为限，长期放款则以一年为限。放款的利息并无一定，须视金融状况如何，普通自八厘至一分二、三厘不等；如放款 于官吏，因冒危险较重，而利息也较高。”。 票号吸纳存款与发放贷款时，概与客户立下票据以咨凭证。借款之据称为“借 券”，存款之据即为存银折和取利折。下面是存款于日升昌票号的一则存银折和 一则取利折。五福堂存银折 平曰升立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邑昌记 初五日收借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整严明长年四厘行息期至来年对Ｅｔ归还无砝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取还九九七平足银贰千两 又付二千两上六个月利足银叁拾六两九钱二分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收借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①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４３页。 ②东海：《记山西票号》，《东方杂志》１４卷６号，１９１７年，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 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４４页。 ③《通志馆未刊稿》（丙）金融机关，（一）上海的旧式金融机关，第５页，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 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４８页。３０第三章日升昌的业务网络 无砝常年四厘行息期至来年对日归汴清还此批十二月二十七日取二于上九个月利足银陆拾两汴号注付至腊月初五日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取二千上十二个月利九九七平足纹银捌拾两广号代付至｛。二月初五日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取还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整洋号代还又取九九七平足纹银壹百肆拾肆两四钱四分洋号代付自元年六月初五起付至今年三月二ｔ＿五日正利此折如数还讫作废资料来源：《五福堂存银折》，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收藏， 增订车，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４６页。 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此存银折虽在平遥总号所立，但还可在其他地方如其中提到的汴号（开封）、广号（广州）、洋号（上海）的分号支取本银或利息。这个方法大大方便了储户。 而且该存银折兼据取利折的作用，比过去票号一直沿用的存银折和取利折各自分 立的方式又进了一步。下面一则即为单独的取利折。何自树堂取利折 平日升立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 邑昌记 冬月初五日取六千两上二个月利足银五拾柒两六钱平市平元年四月初七日取二千两上三个月利足银二十八两八钱付至本年正月二十日止本银由陕用过平市平同日取四千两上十个月利足银一百九十二两付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止平市平民国二年七月十一号取信平银贰佰两由西安号用三年四月十八号取议平银五拾两由西安号用五月二十二日取议平银八拾两臼升昌票号的经营网络研究由西安号用八月六号取议平银四十三两二钱六分由西安号用补宣统二年五月十四日取议平银二百两原日有立永字据寄平存票 此折利银并本银由陕如数算结陆续使用清楚 折资料来源：《何自树掌取利折》，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收藏，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科》增 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４７页。均缴销无事矣此批对于常年存款的储户，除立有存单之外，还持有这样一本取利折，以用之取 利。这种办法方便了当时靠利钱维持和添补生活需要的人。第二节日升昌客户群的构成票号的客户主要分为四类：其一为旧式商号；其二为官府和官吏；其三为私 人；其四为其他。 笔者这样分类的标准如下：首先，凡是有堂名记载的皆归于旧式商号类。其 次，官府和官吏类包括政府公家和官吏个人两部分，这类名目下内含两个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