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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中邦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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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途货运,长、短途运输业务;整车、零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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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大、笨、重货物运输、大型机器设备运输
5、轿车托运、商品车、越野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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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的航运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海运船舶资源整合,大宗货物包船运输价格优惠,水深负三米以上的内河港口均可到达,能提供码头及拖车运输服务。
公司全体员工以&为促进中国第三方物流发展而努力奋斗&为使命;弘扬&为客户创价值,为社会做贡献,为物流育人才,为员工谋福利,为公司求发展&的价值观;秉承&诚信为本,互利双赢,追求卓越,心怀感恩&的经营理念。
奉行&认真、快速、守信、绝不找借口&的工作作风;中正人的信念是:我们要做中国网络最齐全的第三方物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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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负责&&每单业务均由专人洽淡、、反馈、一票到底
结帐灵活&&可货到付款批量货运可签《长期承运合同》
基于知识管理的现代货运物流有限公司是经广州市工商局批准设立的一家空运代办公司,主要业务以国内空运为主
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司现有员工一百多人,拥有整合各种运输车辆三百余台、车型有高栏、平板、高低板、直板、翻斗自卸车一般车宽为2米、2.3米、2.8米、3.5米,车长为6米、 8米、10米、12米、17.5米、21米等, 能承重为10吨至100吨左右。仓库、分拨场地四千多平方米,年吞吐货物四万余吨。并在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七十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物流网点,与国内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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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天宇秉承&宏达用心、让您放心&的服务理念,重品牌、讲诚信,以每年60%的发展速度,在中国物流行业迅速崛起。2006年,物流被中国物流协会评为&中国物流诚信企业&;2006年,公司获得&广东省服务行业100强&荣誉称号。
3、优先选择昌远物流-你将获得更有竞争力的物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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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批发市场
简介:阿城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地址:哈尔滨市牌路大街电话:(5...[]
简介:广安市旧车交易市场地址:6路(距 交警支队 32米)附件315货源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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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宜春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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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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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江西国际汽车城二手车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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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上海百联联合二手车交易市场是经上海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由上海百联汽车和上海联合汽车集团共同投资成立的汽车 交易市场。市场位于共和新路3550号,中环线北端,南北高架南侧,距地铁一号线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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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东达二手车市场位于华南汽车交易市场的中东达二手车市场,市场拥有专业的旧车交易队伍,有专业旧机动车评估师,经验丰富、专业操作、专业管理,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个人、进行车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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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
戴世连(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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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市场货源
公司名称:佛山南海兴奇废旧物资回收总公司
最小起批量: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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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价:¥ 38888.00元
主营:二手废旧机床机械设备回收 电渡设备、电渡物资回收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
简介:广州二手车床回收购销部长期收购废旧车床回收翻新:(兴奇旧机床设备购销部)是一家专业回收、销售二手机械设备商家。在广州 越秀 荔湾 海珠
天河白云 黄埔 番禺
二手车批发市场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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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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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文端街1号
C. 中顺二手车交易市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D. 黑龙江车来车往二手车 - (8
城乡路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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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地  址:厦门市枋湖路二手车交易市场
联系电话:
厦门市枋湖路二手车交易市场成立于1997年,前身为厦门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是国家商务部、市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我市最早的唯一一家规范化的二手车交易场所,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市场位于枋湖路8号,占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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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厦门市二手车交易市场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路8号
新中源二手车收购交易中心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丰禾二手车寄售中心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98号
鑫概念二手车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兴山路
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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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江西国际汽车城二手车交易市场
江西国际汽车城二手车交易市场成立于2003年10月,占地面积30000平方米,采用露天场地+办公室模式,同时启动信息系统、管理系统和诚信服务系统等三大系统;现拥有800多个停车位,目前已有40多家实力雄厚的二手车公司和100多位经纪人,是目前江西省规模最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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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九江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长虹北路29号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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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15次人口大灭杀
中国历史上15次人口大灭杀网络收集& 15:56:03
本站提示:资料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谨慎分辨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残暴专制掠夺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乱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导致人种的灭亡。
历史上的中国经过历代战乱,真正的炎黄子孙在中国的国土上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由百越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戎狄集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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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残暴专制掠夺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乱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导致人种的灭亡。
历史上的中国经过历代战乱,真正的炎黄子孙在中国的国土上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由百越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戎狄集团融合而来的。(也既现代科学证明的四大基因集团)。华夏集团在历史上最残烈的一次灭绝是蒙元帝国的大屠杀,除了当时的一些叛将,顺民能活下来,真正的汉人除了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南宋遗民),已经几近绝迹。
华夏集团的人口的特征是黑眼睛,单眼皮。三绺胡子。A型血。而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深褐色眼瞳了。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环境的污染和痢特灵的使用,人们的眼瞳都多被黄染了。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炎黄子孙身上有三项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有的生理印记。一是铲形门齿。上颌两颗中门齿的两边缘翻卷成棱,中间低凹,像一把铲子。我国绝大多数人是这种门齿,二是青斑。新生婴儿的尾骶部或其他部位常有淡灰色或青灰色的斑块,既“蒙古斑”。我国新生婴儿几乎都有这种特征,一般一二岁时褪去。三是内眦褶。在眼的内角处,由上眼睑微微下伸,遮掩泪阜而呈一小小皮褶,旧名“蒙古褶”。我国大部分人有这种褶,而外国人却无此褶。人类学家判断,这三项印记,是由炎黄祖先遗传而来的,其中铲形门齿可追踪到旧石器时代的远祖。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族为夏后氏后裔,始祖叫淳维,殷时称荤粥,秦时称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匈奴的单于头曼统一了匈奴各部,楚汉战争时,头曼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又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几十万人口,形成了一个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西达西域,“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强大奴隶制国家。
关于匈奴族西迁的历史,中国史书语焉不详,多为“向西方跑了”。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1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的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无神论者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世界演变的根本法则。谁把谁吃掉,谁就能占据进化上的优势地位,当然也没有什么公义、平等、爱。无神论的最大危害是鼓吹棍棒教育的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七零八落,斗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次数
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
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从1740年到1974年的234年中,共发生过366次,平均每年1.6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年中,包括现在仍在进行着的,就有87次之多,平均每年2.3次。其间,29次在亚洲,26次在中近东和北非,17次在中、南部非洲,10次在中南美洲,5次在欧洲。
据瑞典、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
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这些战争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灾难,使36.4亿人丧生。损失的财富折合成黄金可以铺一条宽150公里、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
据前苏联学者统计,从公元前1496年到公元1861年这3 357年间,人类有3130年在打仗,只有227年是和平的。
据匈牙利一位教授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年里,世界上爆发470余起局部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无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26天。
据美联社调查报告说,二战结束以来,爆发了大约30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军人阵亡860万人,年均人力资本损失66.35亿美元,占1913年各参战国GDP总量的
3.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军人阵亡高达1940万人,年均人力资本损失121.6亿美元,占1938年各参战国GDP总量的3.6%。越南战争中,美军阵亡5.8万人,人力资本损失约为58亿至117亿美元。为了打造核武库,冷战时期美国累计花了5万亿美元。尽管苏联国力远不及美国,但也花了近3万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步兵的—套行头也高达5万美元。
人类史上,凡是内战(或称兄弟阋墙)都比一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残忍,死伤更多。
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次数我国是战争频繁之国。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近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频繁;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代大约有3
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 000~5
000次之多,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左右。
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的地方:湖南怀化。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发生战争最多的地方:从公元前28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的2200年间,境内共发生各类战事800起,平均不足3年一起。怀化地处西南战略要冲,东界湘中宝庆,南邻广西桂林,西有京昆古道通云贵,北有沅水通航入洞庭,素有“黔桂门户,全楚咽喉”之称。怀化又是湘西有名大山区,魏峨挺拔的雪峰山雄居东南,逶迤奇险的武陵山绵亘西北,形成两峰夹一垅的狭长结构,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著名的“洞口塘孔道”、“老鹰坡隘口”、“青龙界孔道”、“蒋家湾隘口”等八大关隘排居四面八方,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一块天成的军事要地。所以历代兵家无不看重怀化。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我们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我们要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三线建设”实际是一个军事代名词,随着湘黔、枝柳铁路的建成和一批军事基地的迁入,&怀化在林彪执掌军权的时候一直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基地。时至今日,怀化现在有中国最大的核二炮基地
2大军区的弹药库且怀化境内仍有三个县为军事禁区。
日本打到了中国的湖南山西,就再也打不进去,因为他们的军队,在山地战中不占便宜。结果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耗尽了日本的国力。日本之所以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是要征服美国英国,而是要解决中国。日本陆军无力继续作战,而海军又帮不上忙。只好让海军去截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这补给线就是从美国经过夏威夷、南中国海、新加坡到缅甸的海上通道。只要美国给中国政府运来战略物资,中国政府就能把日本消耗得只剩下一排板牙。日本人考虑再三,认为就是和美国海军打,也比和中国陆军打更容易。打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也比打进四川陕西容易,而效果大致相同--迫使中国投降。所以日本才掉过头来打美国。日本并没有打败美国的幻想,只是设想,一旦把这条海上补给线切断,哪怕只有两年,中国政府必然投降。到那时候,占领了中国大陆,既使美国的海军来打日本,也奈何不了一个拥有中国大陆的日本。日本那时可以和美国进行“大陆决战”。而这样的战争,美国人绝对打不赢。但是中国人挺住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事实上五帝与周边部落战争从未中断。颛顼与共工的战争,《淮南子》之《天文训》、《兵略训》皆有记载,起因是“争为帝”。共工与高辛氏的战争,见于《淮南子.原道训》。尧与三苗的战争,《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与“四凶”的战争,舜对三苗的战争;禹对三苗的战争,从《墨子.非攻下》来看,这场战争的规模相当大。
有夏(前)一代,权力内战和周边战争仍然不断(《史记.夏本纪》)。
商有“九世之乱”,仲丁开始,其后5代9王皆为王位杀伐,屡次迁都,并不断与周边部族征战。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据《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所辑卜辞统计,商伐苦方就有26次之多。从商帝国用兵的数额看,一次可征集人以至3万人,一次杀伐敌人竟达2656人。战争的规模可不算小。
《大誓》记载周武王的话说:“纣有亿兆夷人”,所谓“亿兆夷人”,就是纣在征夷方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牧野之战,纣王一下子武装起17万(一说70万)奴隶,证明武王的话是真实的。灭商后,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和5000虎贲,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征服了652个方国,俘虏了410万战俘《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此后西周分封了大量诸侯国。西周(前)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如武庚之乱,南讨楚国,征伐犬戎。
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记录了6千次的战争!约占世界战争总数的1/3左右。正所谓“岂有分权倾社稷,历来极权起战端”。据《春秋》记载,春秋(前770~476)242年间,36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前476~221)250年间,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禹时天下万国、西周初期1773国、春秋时1200国,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七国了。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
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
中国帝制史上灭绝人口的周期性浩劫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图为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名作《死亡的胜利》(约作于1562年),反映了黑死病之后社会的动荡与恐怖。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恐怕也有问题。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着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着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1.秦末农民战争(前209-前195年):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而后世为霸王别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复有几人?秦末2000多万人,到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她将情敌戚夫人关进永巷服苦役,戚夫人边舂米边悲歌:“子为王,母为奴,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吕后闻歌,大怒曰:“你想翻天”。前194年,吕后把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招回长安毒死,把戚夫人砍去四肢,挖去双眼,割去鼻子,割掉耳朵,药哑嗓子后扔入厕内,取名为“人彘”。对戚夫人的处置比极刑——凌迟还残忍,他的独生子惠帝见“人彘”后被吓傻,从此以后不能理政(而武则天对待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做法是,将她们的手脚砍掉,把手接在脚上,把脚接在手上)。
汉惠帝死后,吕后专权;立的皇帝都是小孩子,先是刘恭,被吕后杀了;又立刘弘。在吕后死后,大臣清除吕氏家族的当权者,同时把这个小皇帝杀了,另立刘邦的儿子刘恒来当皇帝,同时将刘弘的三个弟弟都杀了。人们明知儿皇帝无辜,还是要杀掉。
汉景帝刘启生前驱使数十万老百姓和带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长达28年之久。仅在1972年,就在阳陵附近发掘出有脖颈和脚腕上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痕迹的刑徒尸骨,达万具以上。最无耻的是刘启还出卖、残杀了最忠于他的晁错和晁错全家;晁错还是他从小便在身旁的近臣,也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的爱臣。然而,到了要牺牲晁错的时候,刘启却处晁错以腰斩酷刑,而且还要“无少长皆弃市”。
2.汉武帝独尊儒术,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穷兵黩武,四处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武帝嗜杀成性。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大臣灌夫被满门抄斩,窦婴被斩首示众且灭族。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派中将唐蒙率数万人修筑巴蜀之路,许多人死亡,许多人逃跑。唐蒙就以“军兴法”诛杀士兵。
当时,女巫师楚服等人以巫蛊之术教陈皇后咒卫子夫以使自己重获宠爱。谁知几个月过去,并无效验。事败露,陈皇后被收回印玺、废去尊号、将其终身禁锢在长门宫。武帝又派酷吏张汤彻底查处,楚服被斩首示众,楚服徒众、宫女、太监等牵连者300余人一并处死。由此,武帝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让张汤和赵禹共同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法律,特别是鼓励告密揭发的“知见法”,使官吏们不得不相互窥探、相互揭发,朝廷上下,诬告成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著名侠士郭解被斩首且灭族。武帝派主父偃任齐国相,负责查问齐厉王刘次昌,齐厉王害怕,服毒自杀,燕国也灭掉。赵王刘彭祖上书武帝,力陈主父偃的罪状,武帝在诸侯国的压力下,杀了主父偃并灭族。武帝征调十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和要塞,国库被消耗一空。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帝任命酷吏张汤出任廷尉,完全根据武帝的喜恶执法,造成了不少冤案。而太子刘据仁慈宽厚,平反了不少冤案,这自然引起了酷吏们的不悦。所以,主张宽厚的大臣们多支持太子,而酷吏们则诋毁他。而且,由于酷吏多结党,所以,对太子进行诋毁的言论就多于赞美的言论。太子的母亲卫皇后一贯小小谨慎,安分守己,担心太子处理事情过于宽松引起武帝和朝臣不满,让太子处理事情要顺从武帝的意图。武帝得知后,明确表示太子所为符合律法,甚至还批评了皇后。
征和元年(前92年)冬,武帝在上林苑建章宫内闭目养神。恍惚中,一个男子手持长剑快步窜入华龙门内,武帝大呼救驾,喝令左右搜捕刺客。宫中护卫马上在建章宫内细细搜索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守门的侍卫也说没有见到带剑男子入内。武帝惊魂难安,将守门侍卫斩首示众,又派驻守在京郊的部队搜查上林苑,也一无所获。武帝依然不罢甘休,下令关闭城门,挨家挨户搜查,前后共搜了11天,闹得长安城内鸡犬不宁。最终虽没有发现刺客,却从宫中一些妃嫔宫女居室、长安百姓家中搜出不少巫蛊所用器具。经过审讯,查出这些宫女妃嫔因为失宠怀恨在心,勾结巫婆用巫蛊术作法,诅咒皇上或其他宫女。武帝当即大怒,认为带剑刺客是有人行蛊作法谋害自己,下令将牵涉到巫蛊的妃嫔、宫女、巫婆处死,用巫蛊术的百姓也投入牢狱,严刑拷掠以示惩戒。
征和二年(前91年)为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这时的武帝已经66岁,离他归天的时间只剩4个年头了。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虽然皇帝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头,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对于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确信它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由此造成了巫蛊之祸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
造成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在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舍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在卫子夫得宠时,公孙贺青云直上,并以军功封侯。但究其实,这些并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从而父子并居三公卿位。公孙敬声竟擅自动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终于被发觉而下狱。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居然大功告成。当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他说,公孙父子的罪过,“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穷治所犯,结果是征和二年初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诛灭公孙贺九族。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大将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被以私通外廷的罪名处以死刑。处死两位公主时,卫皇后哭求武帝免杀亲生女儿,武帝无动于衷。涉案人员越牵扯越多,很多与公孙贺父子过从甚密的大臣以及后宫的妃嫔宫女等牵涉在内,也被处死。
经过这一大案,武帝已处于妄想与怀疑的狂热之中。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偶人,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也梦见攻击,甚至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神秘的隐患,这年夏天,他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
江充得旨后,在首都长安搜查巫蛊。他改变了前次派士兵搜查的办法,选择了几个据说从西域来的很有道行的胡人巫师,宣称这些胡巫能看见鬼魅和地下埋藏的木偶。他带领这些胡巫在长安城内四处巡查,故意把酒洒在地上,事先在地下埋入木偶,让胡巫故弄玄虚地作法念咒,说某人在这里祭酒拜神,用巫蛊诅咒皇上。从祠堂到寺庙,从店铺到民宅,后来又到官吏居所,一旦挖出木偶或者发现酒污痕迹,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官吏,一律抓入牢狱拷问。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被抓入牢狱。江充指使部下使用各种酷刑,烧铁钳灼,许多人不堪忍受,只得含冤屈服,随意诬攀他人,结果越攀越多。江充正希望如此以显示功劳,对所有牵连到的人员全判以“大逆无道”的罪名处斩,一时间长安城内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上行下效,以查获犯案人员数量作为平步青云的政绩,争先恐后罗织冤狱。几个月下来,城内和三辅地区被牵连进去处斩的有数万人。全国其他地方也开始搜查巫蛊,同样用酷刑峻法处死了不少涉案者,整个长安乃至全国一片乌烟瘴气,直如人间地狱。
江充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武帝随时可能驾崩,自己与太子之间的仇隙极深,武帝一死,必为太子所诛,现在奉旨勘查巫蛊,正是打击太子的绝佳机会。江充将胡巫檀何向武帝推荐,吹嘘此人能望云看气,哪里地下埋有巫蛊,一看其上空云气便知。武帝让檀何作法察看,檀何装神弄鬼一番,说:“后宫中有邪气,如不尽快驱除,龙体难安啊!”武帝随即下诏让江充率胡巫、士兵前去后宫搜查,同时责令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搜查。
江充先从失宠的夫人、妃嫔寝宫开始查起,范围逐步扩大。每到一处都掘地三尺,每一个角落都让人挖开寻找木偶,连皇帝的御座也不能幸免。七月九日,江充兵分两路,自己持诏令闯入太子住的博望苑,同时派黄门苏文去卫皇后住的未央宫搜查。太子自信没有罪状,毫不在乎。江充搜查得特别仔细,命士兵刨开地面认真翻检,将宫中挖得一片狼籍;苏文在未央宫也是如此,连卫皇后的凤床也被搬开。果然,江充真的在博望苑和卫皇后宫中共挖得木偶六枚,每个木偶都是武帝模样,并用铁针刺心。在太子的博望苑里还发现了许多布帛,上面写满了恶毒诅咒皇上的咒语。其实,这是江充一伙早就做好手脚栽赃太子和卫皇后的。
江充擎着木偶向随从宣布:“太子宫里掘出木偶最多,还有写咒语的帛书,本官一定如实奏报皇上,严惩凶手。”太子惊惧非常,就问自己的师傅少傅石德怎么办。石德说:“先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年幼的卫伉都死于巫蛊,现在江充蓄意伪造罪证陷害太子,皇上不了解其险恶用心,见到这些证据,也无法辨明真假。现在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逮治江充,再揭露其罪行!而且,如今都说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太子去问安也被挡在门外,皇上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奸臣江充当道,一手遮天,太子如不从速行动,必定重蹈秦王扶苏的覆辙啊!”太子迟疑不决:“江充是奉父皇诏令来的,我们怎能擅自捕系?不如我去向皇上说明情况,还有可能使皇上知道我们无罪。”谁知太子带人刚走到门口,就被江充派的负责监护的士兵拦住,禁止出门。太子只得回到宫中,坐立不安,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最后把心一横:“我好歹也是太子,江充奸佞凭空诬陷我,将我逼到无路可走,难道现在我只能坐以待毙?”决定听从石德的意见,起兵自卫。
太子没有调动一支正规部队,只得把关押在城内的囚徒全部放出,发给他们兵器,由少傅石德和门客张光统率,鼓动他们共击奸贼,必定按功封赏。不过,这些乌合之众在丞相率领的正规军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了。太子见囚徒兵寡不敌众,危在旦夕,只得将长安城内的平民百姓驱赶数万出来,充当士卒,做拼死抵抗的准备。太子的军队和丞相的军队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恶战,繁华的长安城每一条街巷都成了杀戮战场,喊杀声惊天动地,成片的百姓倒下,尸体层层叠叠,鲜血汇成了小溪,汩汩流淌,真正达到了流血漂橹的地步。五天五夜的血战后,太子的兵卒几乎全军覆没。丞相的军队逐渐控制了长安的局势。太子的门客、内侍被捉住全部处死,跟随太子发兵的护卫以谋反罪族诛,那些被逼从军的囚徒、百姓则发配敦煌戍边。随后,武帝逼迫卫皇后自尽。卫皇后在与武帝相处48年、做了37年的皇后后,以三尺白绫自缢身亡,香消玉殒。武帝又派人将太子刘据的夫人、妃嫔、太子的儿子史皇孙刘进及其妻子处死,史皇孙的女儿虽已出嫁,也被处死。太子留在长安的家眷,惟一剩下的就是有几个月大的皇曾孙刘病已,他被投入郡邸狱中,后改名刘询即位为汉宣帝。
太子带着两个儿子逃出长安后,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一农家避难,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主人家里很穷,以编织草鞋为生,却依然尽力照顾好太子父子数人。太子想起有一位故交在湖县,决定派内侍去寻求帮助。没想到走漏风声,八月初八日深夜,地方官派兵包围了农夫的小院。太子见无路可逃,悲愤交加,只得悬梁自尽。两个皇孙则被乱刀砍死。农夫一家也全被杀死。20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
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武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7万大军出征匈奴。李广利自然想把自己的外甥立为太子。他作为当时最高的军事将领,又与当今丞相是儿女亲家,两人掌握大汉的军政大权,只要两人稍微用力,里应外合,就很有可能达到目的。不久,有人告发丞相刘屈氂的夫人祭祀时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并与二师将军李广利祭祀时共同祝告神灵,祝愿昌邑王为帝。武帝大怒,当即将刘屈氂夫妇逮系下狱。六月,丞相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其妻也在华阳街斩首。李广利的妻儿也被逮系下狱,只因李广利尚带兵征战大漠,武帝怕他闻讯谋反,没有将其家属处死。李广利领兵7万,兵发五原,此时正在塞北与匈奴骑兵杀得难解难分,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胡兵奔走逃散,不敢抵抗。突然有心腹从长安赶来向他报告了长安动乱的情状,李广利才知道妻儿及全族被系诏狱。李广利一怒之下,率军投降匈奴。武帝得知李广利投降匈奴,当即将其妻儿及族人全部处斩。
征和三年(前90年)九月,武帝查明江充所判巫蛊案大多查无实据,才知道太子死得确实冤枉。下令把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诛灭九族,把苏文烧死在横桥上,参加湖县剿捕行动的官吏张富昌、李寿被灭族。为表达对儿子的哀思和追悔之情,武帝在长安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台,时时追悼太子和皇后的无辜冤死。完全是掩人耳目的“作秀”。
汉武帝在位54年,一共用了13个丞相,罢了3个,自杀了3个,杀死了3个,其中诏杀窦婴、族诛公孙贺、腰斩刘屈氂,三个不是“因病”提前退休便是病死在任上,最后一个丞相田千秋只是因为汉武帝死在他的前头才幸免于难。
大将王恢,屡建功勋,就因设计骗匈奴王军入马邑城聚而歼之的计谋没有取得成功,汉军虽未取胜,但也没有遭受损失,结果王恢被判死罪,王恢在狱中上吊自杀;
材官将军韩安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吃一次败仗,即被汉武帝派人痛加谴责,韩安国又羞又怕,没等到汉武帝办罪便吐血而死。
名将李广,累建奇功,威震漠北,被匈奴尊呼为“飞将军”,反倒因为一次中了匈奴埋伏,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奋勇率领残部杀出了重围,浑身伤痕,血透战袍,结果被判死罪。由于当时有纳重金赎罪的法令条文,飞将军缴纳了重金,才获得了一条性命,但是,晚年还是因为一次军事行动的失误而被迫自杀。李广的孙子李陵,其遭遇就更悲惨了。李陵率领五千汉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十万大军围攻。李陵临危不惧,指挥将士以一挡千,殊死拼搏,在杀死了超过自己兵力数倍的敌人,且战且退了一千余里之后,仅剩下一百余人。在矢尽援绝、刀断矛折的情况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在未查明李陵的情况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并把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处以宫刑。
在苏武滞留匈奴期间,苏武之父苏建因“扶辇下除,触柱折辕”而“伏剑自刎”;苏武之弟苏贤因追捕逃犯而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母死,妻改嫁,妹妹存亡不可知。
相比之下,匈奴的单于对苏武、李陵可是关怀备至,极尽笼络之能事。即使苏武所率领的外交使团的成员在出使匈奴期间欲发动政变,谋杀单于,后来又始终不为所用;单于也没有一杀了之,而是让他牧羊,许他与胡妇产一子,真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公元前100年,中国派遣正使苏武、副使张胜赴匈奴汗国报聘。张胜跟早先投降匈奴汗国的一些汉人,密谋乘单于外出打猎时,杀掉匈奴的智囊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国。事情败露后,经过一场杀戮,张胜露出投机的原形,投降匈奴。而毫不知情的苏武却拒绝投降,匈奴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贝加尔湖,靠牧羊维生,始终拒绝投降。公元前81年,中匈复交,中国派到匈奴汗国的使节听到苏武仍然活着的消息,就告诉匈奴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吃了一惊,才把他释放。苏武出使时只40余岁,回国时已60余岁,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星散。还有李广那个孙子李陵,跑到匈奴去以后,匈奴人很敬重他,单于还把女儿都嫁给他了,汉人未必有此胸怀。而同时期的汉人却经常干那种杀害俘虏的事情。比如说李广就曾经杀掉了几百个被诱降的羌人。
张骞这个间谍被匈奴人抓到后,要是按汉人的德性,早就被砍掉脑袋了,但匈奴人只是骂了他一顿,责问汉人为什么不守信义,还给他讨了老婆,生了儿子。这家伙第二次又被抓到时,匈奴人还是没有杀他,所以他还能够活着把情报带回去然后回头来攻打匈奴。
汉武帝的妾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生了个儿子,汉武帝很高兴,因为传说古圣人尧就是在娘胎14个月才生出来的。武帝盛爱之下,决定立这个儿子为太子,又担心这个小太子将来管不了他年轻聪明的母亲,就找借口指责钩弋并下令处死。这样,就建立了立子杀母制。
《史记.外戚世家》说:钩弋夫人“生昭帝,后受责,忧死于云阳宫。”是睁眼说瞎话,司马迁赞赏汉武帝的这一暴虐行径为“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被儒家人士狂呼叫好的“立子杀母”制度使刘氏后裔不是昏庸无能便是懦弱不振。
北魏仿效立子杀母,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朝代。后来,幸亏宣武帝元恪笃守佛法,不忍杀生,“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这才废除了这一野蛮而残忍的制度。
3.《汉书.王莽传》载“连年久旱,…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之)七八”;“会稷大疫,死者万数”。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光武中元二(公元57)年,人口2100万。中国人口减少3859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东汉末年滥杀与三国混战
汉桓帝时的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杀洛阳令吕放,然后嫁祸于吕放的仇家,杀其宗族宾客百余人;郎中袁着上书谏戒,被杀,其友胡武等荐海内高士,不要去谒见梁冀,梁杀胡武全族60余人;梁冀为占有富豪孙奋的财富,向孙借钱5000万,孙只给了3000万,梁遂诬告孙奋,孙被抓,死于狱中,梁冀便没收了孙的7000万家财。梁冀把持朝政十多年,“大起第舍”、“广开园囿”,梁冀一句话就吞并了扶风的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命令就把几千个农家子弟抓来作奴婢,并掠取良家女子几千人以供淫乐,把洛阳周围几十里的农田强行圈起作“兔苑”,将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为梁家猎苑;一个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他竟先后杀死十多人。当他乘车出游时,都有成群结队的倡伎婢妾紧随车后,鸣钟吹管,歌酣竟路。梁冀的家产值30万万缗,抵全国租税的一半。
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合谋,杀了梁冀满门老少,而单超等五人也于同日封侯。这五人中除单超早死外,其它四人的骄奢淫佚也毫不亚于梁冀。他们是宦官,已无性功能,但也“多取良人美人,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宦官张让的弟弟以杀孕妇取乐,时任司隶校尉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等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百余人,并在全国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太尉陈蕃因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167年赦免了李膺等2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
公元167年,桓帝死,年仅13岁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在窦太后的支持下,窦武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曹节等迅即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捉拿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80余人持刀攻击宦官,陈蕃等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反被诬告造反;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受牵连者甚众。
李膺在张俭事发后,站出来说话而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柏杨说:士大夫比宦官还残忍。160年,士大夫连宦官的宾客都杀。166年,士大夫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阳球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经黄巾起义和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曹操说当时活下来的人只有原来人口的1%!“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中国人口只有1616万多人了。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被杀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赶会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士兵为婢妾。
《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隺等放兵劫略……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两年间数十万户人竟所剩无几,一片荒凉。皇帝刘协逃出长安后,住处是以荆棘编的门户,许多宫女饿死途中。随驾官员出门打柴,往往倒毙路边。袁术军在江淮,不得不以蚌蛤充饥。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曹操曾经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坑杀数万,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曹军救刘备而打吕布首先攻下了彭城,并将彭城的守兵和平民全部杀戮一空。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7万余级,坑杀袁军8万降卒。那时常需短兵相接;杀人三千,必然会自伤八百;曹军伤亡,亦可想见。
更多的人是饿死、病死了;饿急了、人吃人。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22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三国志.魏书.张绣传》有“天下户口减少,十才一在”的估计。《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描述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230万人。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
西晋统一后的太康年间,有240多万户,1600多万口。金属货币五铢钱被废弃,布帛代替金属,成为交易的手段。可注意的是,这种经济衰落从汉末(公元3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唐中叶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初),500来年才得恢复。人口恢复到汉代水平,金属货币又代替布帛。这情况,不是战争所能解释的。战国是战争最多的时期,但战国时期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简单的讲,秦汉社会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破产流亡,变为奴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代。这导致了农业衰落。
5.西晋时经过八王之乱后人口减少80%。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这场祸乱令晋室元气大伤,更使生灵涂炭。都城洛阳及关中是主战场,受害尤烈。单单灭赵王伦一役,就“自兵兴60余日,战斗死者近10万人”!诸王混战中又引胡人参战,最终覆灭了西晋。
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馀,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无恶不作,播乱长达50年。
永嘉五年(311年),“关西饥馑,白骨蔽野,民存者百无一二”(《资治通鉴》)。《晋书.卷37司马模传》:“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疫,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进逼长安。司马模之子司马保遣胡崧兵入援,打击刘曜于灵台(长安西)。“崧恐国威复振,则曲索(曲允、索琳守长安)势威,乃帅城西诸郡兵屯渭北不进,遂还槐里(长安西兴平)。曜攻陷长安外城,曲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内外断绝,城中饥甚。斗米值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太仓有麴数十饼,曲允屑之为粥以供帝,既而亦尽”(《资治通鉴》)。
6.东晋内乱和南北朝混战。
《晋书.刘聪载记》称永嘉5年4月石勒杀“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同年六月王弥纵兵烧杀洛阳,“害诸王公百官以下10万余人”!石勒率轻骑在宁平城一次杀死晋军20万人,少数民族士兵接着连败晋军12阵,晋军再死3万人,洛阳失陷;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1万6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在今河南郸城县东,石勒将西晋逃窜的10多万官员及士兵团团围住,全部射杀,死尸堆积如山。
羯赵石勒明文规定羯人有权抢劫任何汉人;同时禁止汉人称游牧民族作胡人,违者重罚。一次,一个醉酒骑马者突闯入宫门,再飞驰而去。石勒见了大怒。责问门卫为何不阻止他。门卫惊惧,忘了石勒禁令,如实说,那是个喝醉了酒的胡人。俗话说,胡人难缠,我哪里阻止得了他。言毕,突记起石勒禁令,吓得跪地求饶。石勒反而笑道:胡人是难说话,免罪。
名士樊坦被石勒任某地方官。有次他回京瑾见石勒,半路上被国人抢个精光。石勒见他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惊问怎么会是这样子。樊坦答: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我这身衣服是临急找人借来的。石勒笑道:羯贼确实乱抢乱干。这样吧,我替他们赔给你。樊坦这才想起石勒禁令,惶恐不已叩首祈恕。石勒免之。
后赵帝国地盘很小,皇帝石勒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姬妾。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石虎杀掉,灭绝了皇族。
石虎每攻下一个汉人据守的城池、堡垒,便将其中的人全部杀死。他在首都邺城以南开辟了世界上最大的狩猎围场,任何人都不许向野兽掷一块石头,否则就是“犯兽”,要处死刑。官员们遂用“犯兽”作敲诈的工具,一个人如果被指控犯兽,就死定了或破产定了。石虎造猎车千乘,车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同时造格兽车四十乘,令犯人在车里和猛兽格斗。
有官员报告:济南一个石头雕制的老虎,走到城东南,后有狼群千余相随,脚印深陷入石头中。石虎大悦:“石虎便是朕的名字。自西北徙至东南,大约天意佑朕得天下啊。”
于是石虎宣称要进攻晋帝国,下令征兵,家有三个男人的征两人入营,制造盔甲的工匠就有50余万人,制造船舰的工匠也有17万人。这些工匠2/3在征调途中被水淹死或被因田亩荒凉而出没无常的野兽所吞食。士兵比工匠更苦,后赵政府不但不供应粮食,每5个士兵还要献出1辆牛车、2头牛和15斗米、绢十匹,违令者斩,缴不足的亦斩。人民卖子卖女来供奉石虎的挥霍,等到子女卖尽或没有人再买得起时,世界上最和平善良的中国农民,便全家自缢而死,从洛阳到长安的道路两旁的大树上挂满了尸体,前后衔接。
石虎为聚敛金帛,发掘前代帝王的陵墓。又发近郡男女16万人,车10万乘,运土至邺城北隅筑华林苑,华林苑的围墙就有数十里。天寒地冻,役夫冻死路上的有近万人。
石虎掠夺中原地区年龄在13~20岁的汉族美貌女子3万多人充实自己的后宫,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其他羯族贵族各自夺取的美女又有近万人,就连结过婚的、老百姓的妻子也不放过。当美女送到邺城时,石虎龙心大悦,凡有超额成绩的地方首长,都晋封侯爵。等到其暴政引起人民大规模逃亡时,石虎又责怪那些新晋封侯爵的地方首民不知道安抚人民,一律斩首。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
石虎好男色,男色郑樱桃为人又轻佻淫妒,使出种种柔媚的手段将石虎笼住。他每夜在枕边诋毁石虎的妻子郭氏,且时常当着石虎的面讥讽嘲笑。郭氏反唇相讥,谁知石虎袒护郑樱桃,于是和石虎起了争执。石虎性似烈火,一顿拳打足踢,将郭氏当场打死。
后来石虎又娶清河崔氏女为继室,相处一年有余,郑樱桃又加以诋毁。石虎大怒,取来弓箭,急召崔氏问话。崔氏光着脚来到石虎跟前,边哭边哀求:“大王不要杀妾,先听妾一言!”石虎狞笑说:“你若心无歹意,何必这样慌张。你先坐下,我给你时间慢慢说。”于是崔氏转身入座,却听见背后弓弦声响,她急欲闪避,但已来不及,一支箭从后背穿入前胸,血光疾射而出,立刻倒地毕命。
石虎察知太子石邃有反意,当即诛杀了石邃及其亲随30多人;石邃妻张氏等男女26人,一律诛死,同埋在一口棺材里;并杀东宫僚属2百余人。另立河间公石宣为天王太子。
石宣出入建天子旌旗,前呼后拥,戎卒随从多至18万。他日夜荒淫,所经之地,必须穷极珍奇地供应,州县多为之一空;石韬的行径与其兄石宣类似。348年,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及随从,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将石宣绑到台下,将石宣割舌、剜目、刳肠、断手足,最后活活烧死。石宣妻妾子弟29人一并被杀死。石宣所有的妻子姬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小儿子拉住石虎的衣服,狂叫痛哭,石虎咬牙将他猛掷出去,摔死了事。东宫僚属3百人、宦者50人全部被车裂肢解,将东宫作为养猪的场所,东宫10余万卫士全部谪配1200公里外的梁州。
再议立太子,被两任太子杀怕了的石虎说了一番痛彻心肺的话:“吾欲以纯灰三斛自涤其肠,何为专生恶子,年逾二十辄欲杀父!”遂选年龄最小的“红小兵”石世,“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被两任太子杀得心惊肉跳的老天王,也顾不了小王子将来能不能守住石家江山,只求一个底线——我活着的时候,他不会萌生杀死我的念头!选定接班人之次年即394年,石虎匆匆称帝后撒手而去。不等老皇帝入土为安,石虎的儿子们为争夺皇位就开打了,这里适用的是所谓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继位33天的少年天子石世及其母刘太后成了哥哥石遵登基的祭品;接着,石遵在位83天后被弟弟石鉴杀死,石冲争夺帝位失败后,“坑其士卒三万余人”。石鉴登极103天后又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死,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冉闵于350年在邺城建立冉魏帝国。352年,东北的前燕帝国跟冉魏帝国在廉台村(河北无极)决战,冉闵马倒被擒。前燕帝国把冉闵打了三百鞭之后斩首。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被石虎千方百计搜罗来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中州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北魏的鲜卑人更是公开扬言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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