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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通货膨胀与中国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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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时报：今天我想问的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存在一个比较大分歧的问题，就是全球化进程是不是影响到国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张成思：2007年以后，西方学术界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全球化至少对美国来讲影响不大，比如对货币政策传导系统没有太显著的影响，后来的研究有一些比较矛盾的结论，但是总体上这是一个时政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全球化进程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对国内宏观指标的影响有没有？显不显著？可能从逻辑上讲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只能说有可能有影响，但究竟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显著的影响，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　　最近我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就是关注全球化是不是影响中国这样的国家，我最初做这个问题受到一个什么启发呢？我们想一下初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西方的判断说中国是输出通货紧缩的，当中国市场繁荣起来之后，西方又有一个结论是中国是输出通货膨胀的，我反过来想这个问题，西方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的萎靡、物价的变化等等，是不是也会输入到中国来，不是说中国输出通货膨胀、输出通货紧缩，而是西方国家也同样对中国有一个输入、输出的问题，不要总从一个视角看中国怎么影响世界，可以换一个角度反过来看世界怎么影响中国。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大，要落地就需要有一个承接的载体，现在研究这个框架主要从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框架入手，在已有的框架下做一些修正、改进。这个问题既然是一个时政问题，就需要比较细致的、深入的计量分析，同时又有一个比较严谨的逻辑分析框架和基本的逻辑思维在里面。这也是我近期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你能和我们讲讲你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吗？　　张成思：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拉动，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选题。大家看到投资拉动增长这个模式备受诟病，但转向消费，消费又不足，还有就是应该摆脱出口导向思路。　　所谓全球化程度，实际上就是贸易开放程度。这个变量所捕捉的信息，比较开放，这是从贸易这个层面来说。当然全球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金融全球化，我这个研究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金融全球化的视角，一个是目前还没有做出来，或者说还没有做。　　从经济全球化的指标可以看出来，从1984年到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上世纪80年代大概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或者开放度，现在我们叫全球化程度是20%多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到了30%至40%，2000年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加入了WTO以后是50%至60%，甚至是将近70%。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一个短暂的回调，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进程在加速和提高，全球化程度在提高。而事实上在2000年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全球化程度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跳跃。这个对各个国家及我们国内的宏观政策是不是有冲击？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这可能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现实的时政分析、时政问题。　　回过头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的贸易层面还有没有空间？我们现在的全球化程度和全世界相比还排在100名以后，就是进出口总额与我们经济体量的比值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当中我们排在100以后，是居中靠后，所以至少在出口层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还有通货膨胀标准差，在2000年以前是8.92,2000年以后这一序列的变化降到二点几。原来我们的通货膨胀变化是幅度很大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中西方变化反映在预期里面，让你的预期比较精准，特别是标准物。标准物减小的时候，有可能不显著。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的表现与全球化的进程有一个伴随的关系，就是全球化程度好像越来越高，这时候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平稳，水平值越来越低。但可不可以反过来想？我国通货膨胀率很低，有可能是别国输送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了，不要总站在西方角度，单纯地讲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和输出通货膨胀。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二三十年当中，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全球化程度也非常明显，在最近的十年、二十年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所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有两个趋势需要关注：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呈现出水平值下降，波动幅度也下降，这是一个特征；二是全球化程度实际上也开始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中国经济时报：能再具体地谈谈全球化程度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的直接和间接通道吗﹖　　张成思：全球化程度提高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有两个基本的逻辑。一是全球化程度，如果我们看经济全球化，我国的贸易融合度越高，为什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呢？直接看贸易开放度的水平和国际通货膨胀率。还有一个间接通道，我国全球化程度反映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反映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物价变化，可能是因为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就是它繁荣的时候不仅仅是体现在它的需求很高，可能一个通道对我国的进出口的影响增强了，带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上去之后，一般通货膨胀率就会有比较对应的表现。这是一个间接的通道，通过我们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周期来影响我国国内的实体经济表现，然后传导到物价水平上。　　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全球化可以影响通货膨胀率。因为物价变化了，会影响成本，进而影响投资，从投资层面来看，如果我国通货膨胀率上去了，相当于真实成本上去了，一般影响带动我国的经济向上走。这时候经济显出变化以后，很可能我国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有一个缺口，就是实际产出多，潜在产出变小的话，缺口是更大。产出结果更大的话一般情况下其他条件不变会带动我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表现出来。当然通货膨胀率不仅仅受实体经济的变化影响，它可能还受到通货膨胀的惯性影响，甚至有预期因素在里面，通过我们变量的加速可以控制这些因素。国内的经济周期变化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这个故事是不是要更新一些呢，从全球化的角度可能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或者叫通货膨胀曲线，最简单的就是国内经济周期的变化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它的敏感性是正常国内产出缺口影响通货膨胀率，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加入其他因素，削弱了这样一层关系。　　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在全球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国外的产出缺口，首先可以影响国外的商品价格，当然国外商品价格也可能影响本国进口价格，这又是一个进口价格的通道。我们想，我们主要贸易伙伴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它们经济繁荣了带动我国生产的积极性，还会带动整个市场的乐观预期，这个带动很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直接通过价格传递出去，就是我讲的进口价格直接传递。　　当然全球化影响国内通货膨胀还有其他许多间接通道，比如通过劳动力市场、通过比较优势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就像我们算一样，很可能把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都加上去。你要找到一个根源，如果它涵盖了这些信息，国外的经济周期变量可能就涵盖了这样的信息。国外经济周期的变量是我们能够划定的标准，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国内生产带动的预期效应，就能够捕捉到。所以全球化程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说了这么多，想说一下我研究的基本结论或者发现。　　第一，我发现在1984年到现在如果垄断看这一段时间，你可能忽略了一个信息，就是有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没有捕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如果不去捕捉结构性的变化，结论可能被掩盖了，就是真实的结论被掩盖了。如果考虑从1984年到现在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发现90年代中期左右，中期以前或中期以后是两个不同的区间，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的通胀率主要还是由国内的经济变化来影响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的估计结果说国内的产出缺口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结果指向国外的产出缺口比以前和它自身比要更明显、更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言外之意，中国如果现在是通货紧缩，不再简单地说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有可能是你通过各种形式输送给我的，你输入给我的。反过来，以前总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输出通货膨胀，这个故事是你站在哪个角度看，如果从中国角度看你还输入给我呢。　　第二，对自身的提醒，因为最近的20年，1994年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受到了国外经济的影响，言外之意就是中国的经济通货膨胀率越来越平稳，然后通货膨胀率水平比较的温和，从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改善呢？我们可能有这样一层意思。另外，当国际环境再发生变化，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过于乐观，未来国际环境变化，因为它已经深入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我们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控的工作更复杂。　　全球货币政策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影响　　中国经济时报：进一步强调了新常态下经济运行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请问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执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正强调的经济新常态有什么影响？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又该如何调整？　　吕随启：美联储量化宽松已经终结，下一步我国政策取向是什么时候再加息的问题。而美联储货币政策之所以转向是因为美国经济开始强劲复苏，不需要再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刺激，欧债危机也已走出谷底，也不需要美联储再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美元升值，而美元升值又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能源商品价格下跌，比如黄金、石油等的下跌。第二个影响是由于美国经济强劲上升，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新的驱动力，带动全球经济好转。三是美元升值后，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的通货膨胀率会下降，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大的能源进口国，通货膨胀压力会大幅减少。四是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进口能力大幅增强，从而使全球很多国家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好转了，从而刺激了外部需求。五是美元升值对全球资本市场也有一定影响，全球资本有可能向美国回流，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低估的，对中国来说应该还是资本流入而非流出，所以美元升值对中国资本的负面影响很小，主要影响还是正面的，能让中国出口压力减缓，能够让我们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入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让中国资本市场仍然能保持平衡运行。除了美联储之外，像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仍然执行的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经济近年一直有反复，欧洲经济虽然已经走出谷底，但复苏的劲头不够强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尤其是日本现在执行的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化宽松，这类政策会产生更大的流动性效应，对中国来讲也是好事。　　回到国内，我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正在向宽松转变，比如大家预期还会进一步降准，这反映了我国在新常态下要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任务，还要很好的稳增长，货币政策会转向宽松。可以说，这种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复苏，完成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回顾过去一段时期的货币政策，总体来说，央行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其实在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也不是万能的。央行货币政策的目的，一方面要调总量，另一方面还要调结构。而且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里，还要关心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问题，甚至还要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央行其实是在走钢丝，要在不同的各种压力之间，寻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方式，这很不容易。这些年，央行不断地运用新的方式、推出新的工具品种，在各种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总体上，通货膨胀率比较稳定，资产价格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经济增长也还算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但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只能起到自身所能起的作用，绝对不能依赖货币政策解决一切问题。很多问题需要改革，需要整个宏观经济各部门配合才能解决，有些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　　新常态下对货币政策操作走向要把握的新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的确，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中间全球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其中货币政策发挥了什么作用？新常态下对货币政策操作走向的把握有什么新的要求？　　魏本华：央行肯定还有一些更加精准化、结构化的政策工具。谈一下新常态下研究货币政策走向的意义。在新常态之下研究货币政策的走向，一方面要完成它的传统的作为央行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在新常态下对货币政策的把握，有一些新的要求。　　在当前形式下，探讨中国货币政策，还要看模型的设计，研究数据尽可能满足一般性的国际形势之外，还要考虑我们中国本身的特点。周小川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分量的文章，谈我们中国人民货币政策是多重目标，这一点很明确，我们不隐讳。美联储也好，欧洲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好，他们的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比较稳定，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它也更多地关注就业，也要关注经济增长，我们除了传统的这三大目标之外，周小川行长还提出了，要注意国际收支的平衡，这是中国面临的现实。　　但是我国央行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有效地对冲了外汇占款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一路看过来，走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真的控制得比较成功、比较好，这要考虑到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还是很成功的。　　最近我们讨论了很多，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的、宏观的比较难掌握。宏观的方面除了继续要掌握稳健的把持度之外，还有精准性，要起到一个能够对经济结构调整，通过货币政策的运用去发挥它的功能的作用。这一点如果要丰富现在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就真的变成调整经济结构，也变成货币政策的一项组成内容，确实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真的是作用很大。除了传统的一些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调整结构新的内容，货币政策要有所体现，怎么做？我们这几年创造了一系列的新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这些工具的把握，达到人民银行的要求，定向的降准，支持三农企业、支持小微企业，在达到人民银行的政策指标要求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方能得到支持。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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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变动关系的研究时间： 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本文字数：2903字
　　近年来随着我国GDP持续高速低增长这一态势的呈现，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式以及持续高涨的物价水平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两大不稳定因素也由此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在持续的货币超发积累与国内市场中的流动性泛滥的共同作用下，不可避免地诱发出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特别是在国内资产过度投资以及美国次贷危机这一国内外因素的共同诱发下，我国经济开始呈现出向由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方向发展的态势。并且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式压力以及持续高涨的通货膨胀压力之下，菲利普斯曲线失灵这一经济特征也日益在我国宏观经济中有所呈现。据此，对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变动关系的研究对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我国经济与劳动就业现状
　　近几年来，随着3%CPI通货膨胀警戒线己经连续多次受到冲击，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我国居民在消费中倍感压力。仅2007一年期间，央行为了应对当前日益上涨的通膨压力，就对存款基准利率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进行6次和10次上调，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抑制经济明显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确定由&从紧&取代从前的&稳中适度从紧&以实现货币政策转向调整。结合中国的经济形式与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状况主要呈现出三种类型并存的现象：分别是受国际市场影响的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动因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由起关键作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升造成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至于前两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对紧缩政策的单纯倚赖是毫无作用的，为了保证物价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根据现实的经济状况适时进行调整，松紧搭配。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政府针对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出台的政策措施的落实，使得国内就业人数和劳动力需求日益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的实体经济受到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结果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使得我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压力，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失业的现象。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发展缓慢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在历年未实现就业与本年度应届人数的高压下，许多大学生与研究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况，就业形势严峻异常，这也使得许多高知识人才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同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急需转移的状况极不协调的&民工荒&现象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也开始普遍化发展。而且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大国，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本来就特别紧张，整个就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 我国能否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解决现存难题
　　通过菲利普斯曲线的解读我们可以知道，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即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就高，反之亦然，无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根本无法同时实现，因此，尽可能地减少失业与通货膨胀之和成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能做的事，在此菲利普斯曲线这一工具就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针对菲利普斯曲线中表明的这一替代关系，政府是否可以基于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来缓解失业现状，解决失业问题呢？无疑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并不完全适用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意图通过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实现失业率的降低并不可行，&如果政府通过提高通胀率来减轻失业率，短期内失业率会下降，但长期看，失业率的不均衡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也就是说长时间内，失业率将最终回归到自然失业率水平，而一旦通胀率提高，长时间都会钉死在较高的位置。很难下调，人们只能接受高通胀的煎熬。&
　　那么我们能否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解决中国现存难题呢？由于我国通货膨胀是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国家失业率升降已不能仅用工资成本推动通胀低高的反向变动来解释。我国通胀虽然在一定程度与工资成本上升有关，但近年由农产品、原燃材料价格和进口中间品成本上升引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由城乡利益格局调整引致的结构性通胀以及由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引致的流动性过剩压力，构成我国物价上涨主要因素。&
　　据此，我国经济并不完全体现出菲利普斯曲线的特性，仅凭货币工资增长这一条件并不能直接导致通胀现象，并且我国通胀与这几年的失业率并无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而且&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失业现象，是政府对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结构调整和改革的结果。目前的失业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行业就业的冲击。&
　　因而我们不能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直接予以套用，我们可以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理念，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事实与就业实际，对其进行扬弃发展，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决策治理方案，寻找出理论与现实最优的结合。
　　三、 应对我国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政策措施建议
　　由于中国经济并不完全体现出菲利普斯曲线的特性，其通胀表现与失业现象并无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通过政府适当投入的增加、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促进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增长等综合治理措施的实现，来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压力。另外，&经济学的奥肯定律说明，实际GDP相对于潜在GDP每下降两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一个百分点，反过来也成立，即实际GDP的增长速度高于潜在GDP两个百分点，可以使失业率下降一个百分点。&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保证经济的又好又快的适度增长来提高就业率。与此同时，以降低产品价格、缩减生产成本及缓解通货膨胀为其表征的集约式经济增长虽然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途径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及产业结构升级而下降。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加速实现就业渠道多元化，即通过积极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加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个体、民营以及包含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小型企业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对劳动者就业及其技能培训，对培育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适当投入，有助于加速低技能的过剩劳动力向其他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部门或行业转移，缓解自然失业率问题，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
　　再者，可以通过采取适宜货币政策，适时加强汇率制度弹性，对国际金融加强监管等相应措施来缓解经济开放条件下的通胀压力。
　　综上，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失业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经济并不完全体现出菲利普斯曲线的特性，其通胀表现与失业现象并无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我国政府要想正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经济问题，就要有意识地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理念，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事实与就业实际，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即社会可承受的最优的组合，决策治理方案，解决现存难题。
　　参考文献：
　　[1]王沫.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J].商业经济,2006(02).
　　[2][3][5]罗玲玲.中国就业形势的现状、根源及趋势[J].企业导报,2010(02).
　　[4]黎德福.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J].世界经济,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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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09:43　　　来源：中国金融
　　全球化与价格变化
　　经济理论预期，当前国家经济边界的逐步消失以及国际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的不断增加，有助于推动资产、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同。由于各国边界消除的速度不同，因此资产价格的趋同进度要比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趋同进度更快。
　　大量证据显示，尽管各国之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然有很大差异，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风险特征类似的资产其收益率却非常接近。许多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主要货币的长期实际利率已经趋同到相近的（低）水平。另外，各国长期利率的相关性大幅提高，表明这些变量主要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与本国实际经济增长状况关联度不大。判断整个价格缺乏趋同性的一个简单方法是查看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结果。
　　与全球化相关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尽管各国价格水平的趋同有限，但通货膨胀的变化似乎受到了全球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由于全球化对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影响，进而影响着全球通货膨胀趋势，但也可能是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周期性影响，如近年来石油价格的飞速上涨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中央银行一般都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通胀水平由货币政策决定。许多著名分析家将当前全球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与全球化相联系，认为全球化降低了各国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偏好；或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共识，即价格稳定已成为中央银行的最重要目标。
　　全球化的力量可能通过如下两个渠道影响周期性通货膨胀的变化。第一，在价格和工资决定过程中，外国因素的影响力已经增加，因为国际竞争压力增大，这会隔断通货膨胀与标准的国内宽松政策措施之间的联系。第二，全球化对许多贸易条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抑制进口制成品的价格上涨幅度，推升初级产品和食品价格--这些冲击都会造成标题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虽然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因素对通货膨胀产生了向下的周期性压力，但显然目前这种潜在有利的"顺风"因素正在转变为不利的"逆风"因素，从而对保持价格稳定形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这种情况影响到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则后果会更加严重。
　　全球化对价格和工资的周期性影响
　　下面我将讨论全球化对欧元区生产价格、初级商品价格以及最终消费价格的影响。我认为，在过去5～10年里，全球化只对欧元区消费价格整体上产生了较小的净向下影响，这种平衡表明存在着相反的价格冲击。
　　欧元区内的贸易一直增长迅速，但欧元区从低成本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及欧盟新成员国的进口增长更快。 年的数据表明，从中国和欧盟新成员国的进口价格水平大约是整个欧元区进口价格的四分之一，只相当于从高成本国家的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一。自2000年以来，欧元区从低成本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份额从三分之一上升到几乎占半壁江山。从低成本国家进口份额的增加对欧元区制成品进口价格产生了向下的压力，总体上估计使欧元区进口价格平均每年下降 2.1个百分点。
　　但同时，全球化因素也对欧元区的进口价格产生相反方向的影响，非OECD经济体近年来的强劲增长部分地说明了1999 年以来石油和非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原因。
　　过去10年里全球化的相对价格影响一直比较强--制成品价格受下行影响，而初级产品价格受上涨影响。大量估算表明，在过去5～10年里，全球化使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每年平均下降 0～0.3个百分点。欧洲央行的研究表明，年，贸易开放度提高使欧元区制造业的生产价格指数每年下降0.1～1 个百分点，使欧元区消费价格下降0.05～0.2个百分点。
　　下面再看看近年来欧元区的工资变化。全球化可能是欧元区较长时间内工资上涨幅度较小的原因之一，无论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情况都是如此。虽然在过去10年里欧元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快，但实际工资也同样增长较慢。 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1%，而实际工资平均只增长了0.4%。这种情况可能与一个时期以来持续的高失业率和全球化因素有关，但得出这一结论时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在度量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实际情况是，工资增速放缓主要发生全球化的近一阶段。在过去几年中，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似乎有所增加，尤其是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弹性增加明显，这可能表明了全球范围内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的趋势。除了显而易见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隐蔽的"威胁效应"也对抑制工资上涨产生了影响，即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因为担心生产会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从而感觉到自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不至于过分要求提高工资。
　　欧元诞生以来的工资滞涨似乎也是对上世纪90年代一直困扰欧洲的高失业率所作出的一种强烈反应。工资增长缓慢已成为欧元区就业状况显著改善的一个根本原因--过去9年中，欧元区新增工作岗位1500万个，比同期美国多增加200万个。
编辑:张方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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