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为什么要移民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大量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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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大量移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形成了第三波移民潮现象。其背景是各国均受危机之困,经济出现倒退或者增长放缓,而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形势则相对较好,但却意外出现了企业家移民迅猛增长的情况。
  一、企业家移民基本现状  近些年,移民的群体发生了变化,很多是新生富豪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这被许多人称为是第三次移民浪潮。中国大陆移民输出主力军主要在北京、广州、江浙沪三个区域。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报告披露,2005至
2010年国际移民总数从1.95亿人增长到2.1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3.1%。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移入和移出中国的国际移民迅
  海外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比重逐渐增大,表明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其中,个人资产超
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移民中,年龄大多在35—50岁之间;在身份上,既有众多从事实业、服务业而发达的企业主,也有靠炒股和投资房产完成财富积累的中青年人士。
  二、企业家移民的主要问题和特点  1、企业家移民数量显著增加
  据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有关方面统计,年,中国移民海外的总人数再创新高。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移民潮不同,而这次移民浪潮以投资移
民、商业移民为主。2010年以来,中国移民潮又现加剧态势。商业移民申请人数有20%~30%的增长,主要为企业主或高管,事加工贸易、采矿、金融投
资、房地产等行业。
  2、移民企业家财富水平显著提升
  当移民越来越多时,流向海外的人才与钱财也越来越多。2008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移民形成一个高潮,流出的财富也更为可观。据美国《世界日报》日文章,仅2007年以来,中国富豪企业家移民潮就带走170亿,这还不包括他们对移民国的其他投资。
  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
1000万元以上的群体)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其中中国东部和南部被调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超过70%。
  3、西方国家是企业家移民首选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分析,我国海外投资移民多集中在房地产、外币存款和股票等领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投资环境和更高的生活品质。
  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大约有1.5亿人表示欲移民到美国。其中,中国人约2200万,高居世界之首。
  4、“灰色”移民方式盛行
  据多家移民公司中介透露,中介“转人”和地下钱庄“转钱”属于移民的两条线。移民中介名义上只负责代理代办移民手续、处理文件,协助处理少部分资产的转移,并帮助移民者合理避税。
  一方面中介公司可以作为机构分担一部分结汇需求,另一方面中介机构也会让移民者将钱款分拆汇出。“比如美国投资移民汇50万美元,可以让10个
亲朋好友帮忙,一人汇5万元,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没风险又简单。”另外通过地下钱庄等路径将财富转移,或者在当地开办公司也绝对是“可操作的”。
  5、“裸商”成为普遍现象
  “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媒体将此称为“裸商”。
  和传统的移民定居海外不同,真正想永远待在国外的企业家并不多,绝大多数富裕人群的家庭和事业的重心仍在国内。80%以上的移民仍在国内生活发
展,绿卡身份更像是自己的一种储备资产。以加拿大为例,去了那里的中国企业家留在那里开拓事业怎么算也不足8%,大多数老板都是在拿了绿卡或取得外国国籍后回国继续经营自己的事业。
  三、国内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移民海外会遭遇到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如移民国外后,交往圈较国内有限、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按美国纳税政策,无论美国公民还是
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不论居住在哪,必须按全球收入向美国政府纳税,因此移民者必须事先做好财产规划;有些国家的条件较苛刻,要求新移民每年须累计有半年
时间生活在那里,因此移民者必须做出足够详细的事业规划;长时间居住在国外,便无法继续按照传统方式管控在中国国内的财富;好不容易积攒的声誉在民族主义
的声浪中遭到损伤等等,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还是乐此不彼、争相选择“跑路”国外?
  从国内角度看:
  1、企业家对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容许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信心普遍不足,内在的危机感促使他们移民国外,这是核心原因,是企业家移民的最重要动机,也是用来解释中国企业家移民“畸形”现状的最合理的解释。
  2、国家政策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以及广泛的权力寻租,都使一些企业家对现存商业环境失去信心,从而通过移民获得“超国民待遇”或者寻求海外商业机会。
  3、企业家地位尴尬,在国家体制中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因此个人权益缺乏保障的渠道和机制,促使部分企业家移民。
  4、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造成他们幸福感的“阙如”,而缺乏创新和个性的教育内容与方式也使他们对子女的未来充满忧心,因此寻求移民,为将来养老做准备,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也为了孩子美好的将来
  5、中国护照在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具“免签”待遇,导致企业家的商旅活动很不方便,影响了国际间经济合作,因此移民以获得西方国家护照,便利出行。
  从国外角度看:
  1、各国普遍实行了更加积极灵活的移民政策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特别是西方普遍将吸引优质移民当作提振本国经济、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措施,针对投资移民,普遍实施了较之以往更加积极和富有弹性的政策。
  2、西方优良的制度、社会、文化因素的吸引
  在西方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外,西方民主制度、宽容的社会氛围、广泛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以及多元文化等因素,都是中国企业家寻求移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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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移民
企业家在移民时只要不涉及不正当的资本转移,社会舆论就应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横加指责,嘴炮式地抢占道德制高点恰恰是非良性社会的佐证,也是最廉价的伪善、伪正义。但作为执政者,则必须思考如何留住企业家,因为不管怎么说,被社会精英资源用脚投票,并不光荣、且很难堪。
要想移民美国,只需准备一张三四十万美金的存折。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散落着许多璀璨的明珠——汤加、塞班、马绍尔群岛,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它是一个迷人的旅游胜地,涨潮时国土缩小三分之一,在那里呆够两年,就可以获准去它的托管国——美利坚合众国……”这是20多年前的电影《大撒把》中演员葛优谋划移民路线图的经典台词。
时过境迁,贝劳如今已脱离美国托管。要想移民美国,只需准备一张三四十万美金的存折,就不必绕道贝劳了。从理论上讲,在北京四环内拥有房产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美利坚公民,笔者熟悉的朋友中就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计划移民。
但相较于一般中产的移民,企业家移民无疑更能刺痛社会敏感脆弱的神经,去年“张兰事件”中的那张无法送达的法院传票所引起的骚动,仍让人记忆犹新。有意见认为“企业家移民属个人行为、无需为义”“忧心企业家移民是杞人忧天”,与之相左的观点则认为“企业家是最稀缺的社会资源,会造成稀缺资源和民间资本的流失,需设法应对”。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只说对了一半。风吹方有草动,能在改革开放大浪淘沙之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家无疑大都是头脑聪慧之人(至少也算得上聪明的投机者),他们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恐怕是真真切切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A先生的移民观
A先生是笔者熟识的一位投资家,早年供职于中央智囊团任幕僚,后下海经商,通过与洛克菲勒以及索尼等的合作起家。此前的产业工厂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但如今已选择全部关闭,并将大部分的资金和精力投向了东南亚。
A先生在日本遇到一些欲进入或扩大大陆市场的企业家时,总是会建言他们三思,因为他认为“大陆目前的经商环境糟透了”“大陆的黄金时代将终结”“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笔者问其对移民的看法,A先生认为,“企业家随时都能移出去,但对于百姓而言,能移还是要尽快移,等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后,想移的人会更多,各国届时恐怕将不得不提高门槛,移民或许将比现在困难。”
提到大陆某著名企业家呼吁企业家不要移民,A先生回答:“我与他认识,他本人的可选项很多,想移的时候很简单。抛开移民的观点不谈,他说的在大陆经商从未贿赂过,有多少人会相信呢?大陆的经商环境,某种意义上说是逼人作恶、犯罪,不贿赂就会随时被找麻烦,但一旦贿赂按照法律就是违法,等于留下了把柄。”
“也就是说,这些或主动或被动所造成的‘原罪’性把柄,会让企业家惴惴不安?”笔者追问道。A先生回答:“‘先天性原罪’是造成不安的原因之一,说到底,人在根子上是向善的,为恶之后有不安是正常的反应,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贿赂借助了公权。此外,只要公权未得到有效限制、私产在公权面前难得到保护,将永远不会让企业家真正对体制放心,此前的重庆就是鲜活的例子。”
A先生很坦然地认为,“人活一生就几十年,说白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物体,没必要被所谓的民族、国家等人为虚造的概念束缚住手脚。”不过,话虽这样说,笔者却从A先生身上感受到浓浓的中华情节和不时流露出的忧国忧民,读出了某种“自我矛盾”,其实连他自身都无法超脱这些“束缚”,甚至比大多数人都更为密切地关注着未来走向。
B女士的移民观
B女士曾被大陆某省评为省内十大女企业家之一,企业经营范围较广。如今已经移民新加坡,但产业只是部分移至新加坡,大部分仍留在大陆。
她曾对笔者说道,“大陆转型很难,顶层不想真改,而其实底层也不希望大变动。比如我的父母之前就经常不理解像我这样经商成功、衣食无忧的人为何还抱怨,觉得我应该感谢才对。他们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治理成这样很不容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很多人对取消农业税都已经感恩戴德了。但将父母接到新加坡一段时间后,他们的观念就开始变了,只有比较才知道差距,在这个基础上,再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就可以慢慢理解了。”
如今她的家人基本上都生活在新加坡,那么,为何要选择新加坡呢?“我的儿子在美国,我的英语不好,而且生活习惯更偏东方,新加坡当然就是首选。其实,XX、XX等人都移民新加坡或拿到新加坡永居权了。”她列举的几人都是大陆响当当的大企业家。
笔者问她是否建议移民,她回答说,“拿着大陆的护照,出行确实极为不便。但移还是不移说到底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尊重个人的选择即可。何为中国人?拿着中国的护照就是中国人、不拿中国护照就不是中国人了?这其实只是法律上的界定,骨子里打着中国人的烙印,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一个国家若真良性的话,其实不太会介意移民这件事。中国如此介意且触动社会的神经,这一现象本身恐怕也需要思考。”
说完,她反问“日本会很介意本国人移民吗?”我摇了摇头回答:“日本不太会关心这些,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报道探讨这一话题。2008年南部阳一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媒体在报道时会加括号标注‘美国籍’,但很少有人对此批评或声讨。”
A先生、B女士的移民观有同有异,但都符合当前企业家移民的动机——为了更好的生活或安全保障。笔者认为,企业家在移民时只要不涉及不正当的资本转移,社会舆论就应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横加指责,嘴炮式地抢占道德制高点恰恰是非良性社会的佐证,也是最廉价的伪善、伪正义。但作为执政者,则必须思考如何留住企业家,因为不管怎么说,被社会精英资源用脚投票,并不光荣、且很难堪。
(本文作者介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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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大量移民?
滴答网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形成了第三波移民潮现象。其背景是各国均受危机之困,经济出现倒退或者增长放缓,而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形势则相对较好,但却意外出现了企业家移民迅猛增长的情况。
一、企业家移民基本现状
自1949年以来,中国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近些年,移民的群体发生了变化,很多是新生富豪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而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这被许多人称为是第三次移民浪潮。中国大陆移民输出主力军主要在北京、广州、江浙沪三个区域。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报告披露,年国际移民总数从1.95亿人增长到2.1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3.1%.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移入和移出中国的国际移民迅猛增长。
报告显示,海外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比重逐渐增大,表明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其中,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移民中,年龄大多在35-50岁之间;在身份上,既有众多从事实业、服务业而发达的企业主,也有靠炒股和投资房产完成财富积累的中青年人士。
二、企业家移民的主要问题和特点
1、企业家移民数量显着增加
据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有关方面统计,年,中国移民海外的总人数再创新高。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移民潮不同,而这次移民浪潮以投资移民、商业移民为主。2010年以来,中国移民潮又现加剧态势。商业移民申请人数有20%~30%的增长,主要为企业主或高管,事加工贸易、采矿、金融投资、房地产等行业。
2011年投资移民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75%.截至2011年11月,加拿大魁省投资移民中国人占到62%左右;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一年时间内,澳洲各类投资移民中国人约占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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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7胡润移民富豪榜》,统计了全球十亿美金富豪中的第一代移民。与很多人印象中不同的是,中国并不是最大的移民富豪来源地,德国和印度的移民富豪人数最多,大中华区和英国居于其后。胡润表示,德国成为本土企业家移民较多的国家,主要因为本土税收高。相反地,瑞士、阿联酋、新加坡和加拿大成为最受青睐的移民目的地,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税收较低。不过,胡润的榜单仅限于身家十亿美金的富豪,并没有给出完整的中国富人移民数据。中国散伙人自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和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因为当时出去的移民都非常苦,被称为“洋插队”。而近些年移民的群体发生了变化,多是新生富豪阶层,这被许多人称之为第三次移民浪潮。中国移民的富人有多少?有心人或许还记得,2013年10月的一天,著名导演贾樟柯发过这样一条微博:“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当时有网友调侃,贾导新片好题材!片名可参考《中国合伙人》,易一字即可:《中国散伙人》。胡润研究院于2014年发布的《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也佐证了贾樟柯的观察。报告中提到,已经移民、正申请移民和正考虑移民的中国富豪比例加起来占受调查者的64%。也是在同一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披露,由于来自中国的递交量暴增用尽了额度,2015年之前,中国人无法再申请投资移民EB-5 签证。中国的投资移民中,有相当比例的高收入国企和外企经理,以及律师、演员、建筑师和金融家等职业人士。但在不少媒体报道中,“移民”常与“富豪”结对出现。免不了,一些知名企业家也总是被公众猜测,他也移民了吧?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就曾说过,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中国企业家的确是移民群体的重要一支。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的调研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以致于曾有知名评论员发文呼吁,“企业家们,请留下来!”理想丰满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走?对出走的企业家们而言,政商关系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它既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构成了中国企业家们原罪的一部分,并成为一些企业家马失前蹄的杀手锏。王石在自述当年万科股份改造时曾提到,自己放弃了股份,选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对此的解释是,在中国商业界,“名”与“利”不可兼得,“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事实也证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结局惨淡。一代集体性的原罪,追究来追究去,那么,与其担忧某一天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归零,尽早转移和脱身,这才是最好的漂白剂。而面对政府管理部门台面下的规则,另一些企业家群体的预期已经发生了变化。万通董事长冯仑在他的畅销书《理想丰满》中说过一段话:“倘若一个人拼命干活、创业、创新,把企业做大做强,到头来工作成果(具体表现为个人财产或金钱)却与自己毫无关系,或关系含混不清,要么只有几十年使用和支配权,要么今天说是你的、明天有可能又被剥夺,那他立即会作出一个理性的决定:放下手头的活不干了,拔腿开溜。”但凡此类原因移民的企业主,往往对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政策与体制环境——比如,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制度——有着更高的要求。一间间移民中介公司的会议室里,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富人们,并不想让他们的后代继续在这片土地上重复他们的财富故事和制度焦躁。于是,绿卡便成了他们为自己留的一张随时可以脱身的船票。山河故人“船票”并不代表“归属”。 进可攻的富人们,往往会选择退而守。最有意思的,还要数 2015年《南华早报》上的一篇文章。原文内容被中文翻译后以“中国富人移民到加拿大 但不愿在当地生活”为标题被广泛传播。文章直白地指出,中国的富人想要的似乎只是一个外国身份,他们并不打算从此挥别故土,完全放弃中国的事业和生活。实际上,富人们不想放弃、也做不到完全放弃。每一个企业主大都具有移民能力,但移民过后,他们最活跃的土地不在别处,而在中国,这是装得再洋人范儿的中国企业家都无法隐瞒的事实。尽管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还有诸多的不满,但比起美加澳等移民国家,这些企业主们往往只有在中国的熟人圈子和政商环境中才能如鱼得水。不谈在文化、语言这些方面,他国未必是人间天堂,起码,不少企业主移民以后还会常常惦记祖国的天上人间。这些“移民不移居”的富豪,被称之为“裸商”。 转换国籍后,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子女留在国外,富人们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赚钱的主战场。如果要说得更温情些,可以回忆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尾段里,已经移民澳洲的煤老板张晋生。好山好水,但也好寂寞。在自己的豪宅里,张晋生甚至要用谷歌翻译和不熟中文的儿子为了后者的未来安排而吵架。也可以说,移民不移居,是一系列夹杂了财富考虑和情感需求下的产物。风声只不过,无论是基于何种考虑的移民,都无需承担过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责任,更不必道德评判,因为它仅仅只是趋利避害的个人选择。一个繁荣的店铺,一定是一个方便进出的店铺。富人们的出走大多是两种可能:或者害怕将来受到追究,或者对商业环境与体制失去了信心。前者,说明社会正在走向法治和清明,而后者则更像是一句鞭策: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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