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泳装和这座城市》-兴城泳装外贸发展史 - 纺织服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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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泳装和这座城市》-兴城泳装外贸发展史
《泳装30年传奇》讲述草根创业故事
因为兴城泳装傲视全球，所以兴城泳装人也在葫芦岛人的心目中越来越神秘起来。作为一群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他们是怎样创造的抢占世界1/4市场的这个奇迹？日前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泳装和这座城市———葫芦岛“兴城制造”30年的时尚传奇》一书，首次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实业群体的五彩斑斓创业史。
　　原来泳装出口大腕王宝兰的童年那么苦啊！做过多年《葫芦岛日报》记者的该书作者，没有夸张，没有渲染，采用新闻平实记录笔法，把历时1年多采访到的王宝兰、刘氏姐妹、白氏兄弟、孙开彬、秦大军、张东元、周佳等知名泳装人物的真人真事，像讲故事那样为我们娓娓道来。
　　书中《没有一个安分人》段，记述了王宝兰、刘雪艳等作为第一代的泳装人，尽管自身在公家单位均已经事业有成，依旧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毅然下海经商的风采。商海中，既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王宝兰，也有摸爬滚打、大起大落、永不言败的李海峰等跌宕起伏的激荡人生；还有从酒店门童到国内泳装电商一哥的“小桃泳衣”老板、今年刚满30岁的周佳创业史。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精彩，给人以无数启发、无穷思考。因为这是葫芦岛第一部记述身边人创业故事的书籍，因此其甫一面世就被大家纷纷抢购借阅，一时间葫芦岛纸贵。“原来创业是这么难的啊。”好多机关干部阅后说，从心底油然增强了服务企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好似一部实用创业案例教科书。”一些人读后，也决定向他们学习，积极投身兴城泳装电商创业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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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 冯德虎
2013年春节前，在葫芦岛市兴城的富都酒店，我接受了作者的访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一部系统记录兴城泳装发展30年历程的书稿完成了。
文光部长邀我为此书作序，我很高兴。因为，和兴城泳装接触有几年了，对这个产业非常熟悉了，对这里的人也有了很深的感情。和文光部长在北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过：只要你们政府有热情，有积极性，愿意抓好这个产业，中国服装协会就会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我这番话，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个产业的意义，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想为它做点什么，也是孤掌难鸣。
因为，推进兴城泳装的产业升级，主动权始终在企业和地方政府。
兴城被命名为“中国泳装名城”以后，我有幸参加和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大活动，接触了一批泳装企业家，和很多人都成了非常熟悉的朋友。对兴城泳装、对葫芦岛这座城市，我有很多感悟。在此，借助这个平台，向各位读者、向葫芦岛、兴城市的朋友们试作表达。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服装协会于2010年9月共同授予葫芦岛市兴城市（县）“中国泳装名城”的称号，是经过了认真考察的、仔细摸底的，是建立在深入了解这个产业、这个群体的基础上的。授牌给兴城市，我们始终觉得，这个选择是准确的、恰当的，尤其从后来的效果看，此举对推动产业集群的提升和发展是有力的。
因为，兴城泳装产业群，是一个有着特殊品质的经济体。
这是一个根植性的民营产业群体，它有着巨大的、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和这些泳装企业家稍加接触，不难发现他们身上蕴藏着的巨大能量。这个群体作风扎实，人品可靠，心气很高，想法很多，有境界、有胸襟。兴城泳装发展30年，为葫芦岛、为兴城，选拨、锻炼、集聚了一批企业家人才。这是葫芦岛兴城地区泳装产业集群发展的巨大财富。
这是一个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庞大经济体。葫芦岛兴城是全国泳装三大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泳装1.5亿多件（套），占全国总生产量的38.7%，年产值100.8亿元，年出口交货值4亿美元，年产量占国际市场份额20%以上，产品远销俄、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多户企业，5万左右人就业，它的冷暖，直接关系到兴城地区的百姓生活，直接影响到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甚至直接决定了某一领域的发展走向。它的总体量已经成为左右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是一个体现了充沛活力、巨大潜力的产业。它介于传统产业与新兴创意产业之间，纵横国内与国际市场，它的很多特质尚不为人知，但是，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正在悄悄发生。我想用一组数据来表达可能更确切。2012年，我国的制造业、服装业的增速减缓，全国的销售收入增长是10.57%，但是，兴城泳装的增长速度是27%；全国出口平均增幅在3.47%，而兴城的泳装出口增幅则在36.7%。在整个经济形势走低的情况下，兴城泳装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逆袭”，它说明，这个产业是与众不同的，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是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担当的。
令人高兴的是，兴城荣获“中国泳装名城”称号后，围绕这块牌子，文章越做越精采。
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兴城市、葫芦岛市以及辽宁省三级党委政府为推进泳装产业升级，做了很多工作。兴城泳装发展的前面20几年，可能是相对无序的、自发的形态。通过近几年葫芦岛市政府的有力推动，尤其是授牌以后，葫芦岛兴城两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是符合我们开展产业集群试点工作的根本宗旨的。他们充分发挥省、市、市（县）级政府和各级协会以及400多家主要泳装企业的积极性，共同推动整个集群的发展。葫芦岛、兴城不仅是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创造性地带动了城市转型，启动了创意产业的发展。虽然授牌兴城仅仅3年多点的时间，但是，因为基础非常好，它的产业集群试点工作刚刚起步，就很有成绩。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辽宁省还实现了省、市、市（县）三级政府和国家、省、市各级协会的互动，形成了非常好的氛围。效果大家都看到了，这里诞生了很多中国驰名商标，甚至有很多企业去国外收购品牌，在国外注册了。
已有的成绩说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政府，泳装企业，包括三级协会，这些年所做的功课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连续三届泳装节泳博会，把“兴城泳装”这块金字招牌打出来了，人们的眼光聚焦到了葫芦岛，聚焦到了兴城，聚焦到了泳装产业。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兴城，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进了兴城，同时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兴城。
由推进兴城泳装产业集群发展出发，葫芦岛市提出了向创意城市转型的发展方向，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所谓向创意城市转型，关键不在于“是不是”，而在于“转不转”。创意城市不是被人“命名”出来的，而是要靠这个城市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双手，主动“转型”，实实在在干出来。
站在全国纺织行业的高度来看葫芦岛兴城泳装产业集群发展，它体现了一定的引领性和示范性。
兴城泳装产业走过了30年，就当下而言，回望过去的脚印，展望明日的征程，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泳装和这座城市——葫芦岛·兴城制造，三十年的时尚传奇》一书应运而生。这是对兴城泳装产业整个发展历程的首次完整书写，也是对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三级党委政府近年来振兴泳装产业、推进城市转型思路的形成和发展的集中概述。
全书分为AB两卷。A卷从泳装企业家的角度，较为详尽地展示了几代泳装人艰苦创业的艰难历程，是个人创业史，是企业成长史，也是产业发展史。B卷则从经济环境变化的角度，系统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经济环境的变迁对兴城泳装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A卷表现了企业家们的境界和精神，B卷则较生动地表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书中把泳装产业放在整个兴城地区的环境中，去讲述，去分析，去再现。对于泳装企业家的经历，更多地从个人命运的视角着眼，尽可能地挖掘这些企业家作为“一个人”的成功因素。B卷的着力点，在于对经济体制转变之艰难的展现。其中，文化层面的发现，更有深度。
这样一部书，有力地宣传了“中国泳装名城”，理清了兴城泳装产业的提振思路，向世人推介了辽西走廊的历史文化，诠释了葫芦岛开启城市转型发展的思路。更为难得的，是展现了决策和发展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学会了“尊重”，对于根植在民间的原生发展能量的尊重，对人民群众意愿的尊重，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这种变革的意义，在兴城、在葫芦岛，在辽宁省，在我国改变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都是重要的阶段性收获。它必将在更长远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发挥作用。
聊备一格，是为序。
& && && && && && && && && && && && && && && && &&&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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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如何取胜？
1946年，“三点式”泳装问世。它刚一降生，就引发了一次竞争。
竞争项目——服装设计。
竞争者，一个内行——服装设计师，一个外行——机械工程师。
竞争结果，出人意料。
“三点式”泳装的创意，在意大利西西里地区古建筑的壁画上、古希腊墓穴的壁画上都有发现。很长时间里，面对“三点式”，人们只能感叹古人的构想和个性解放，却没人敢于穿上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虽然能查阅到的资料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面对这个创意时，内心长时间的纠结。
1946年的上半年，法国戛纳的服装设计师雅克·海姆为设计“世界上最小的泳装”坐卧不安，这个女设计师被自己的想法震惊了。她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是：这款泳衣投放市场后，可能怎样?
人们都知道，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为人类科学做出划时代贡献的牛顿已逝世21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已176年。现代科学开辟的热兵器时代，让人类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战争。但是，在意识形态中，禁欲主义阴魂不散。
1900年以前，一些国家法律规定，泳衣必须覆盖从颈部到膝盖的人体部位。为突破这种禁锢，一些先驱者付出了代价。1907年，澳大利亚出生的女游泳选手安妮特·凯勒曼打破常规，在美国波士顿穿出一件“大胆的”连体泳装。波士顿警方毫不犹豫地逮捕了她。安妮特·凯勒曼的名字，因为穿了一件“大胆的”衣服，被写进了历史。
直到1912年，女子游泳首次成为奥运会项目。穿着有半长裤腿、无袖连体泳装的范妮·杜拉克在许多项目中独占鳌头。——女子泳衣的袖子终于没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非比赛泳装款式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背带代替了袖子，裤腿越来越短，领口也越来越低。
在法国戛纳能吃服装设计师这碗饭，雅克·海姆的设计水平当然了得。她很清楚泳装发展的历史和趋势，她相信“三点式”这只“螃蟹”能“吃”，但是，现在“煮”到了什么程度，还不好判断。她应该知道安妮特·凯勒曼的名字。古往今来的服装设计者，其实目的始终是一个，就是让自己的作品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只是眼前，自己迈出的这一步太大了，她不知道前面的路上，等待她的是鲜花还是手铐。——服装设计师雅克·海姆正在做政治家式的思考。
这时候，遥远的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传来一声巨响。
日，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美国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当然也震惊了雅克·海姆。在下定决心的最后时刻，雅克·海姆头脑中，艺术家的思维战胜了政治家的疑虑，她将自己设计的这款泳衣命名为“原子弹”（Atome），她的创意理念凝成一句话：“原子弹（Atome）——世界上最小的泳装。”
面对风险有所畏惧，是人的正常反应。在压力面前有所作为，需要的是胆量，而胆量与智慧相结合，是谓魄力。
很有魄力的雅克·海姆预感到这件作品是一颗原子弹（Atome），她相信一旦投放市场，也会引发像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上那样的爆炸。
雅克·海姆雇了一架能放烟写字的飞机，在空中打出她的创意理念：“原子弹（Atome）——世界上最小的泳装。”
事与愿违，雅克·海姆的Atome的确是颗“原子弹”，只是原子弹的引爆是个极其复杂的程序。
杜鲁门的原子弹爆炸18天后，一个服装设计的外行闯了进来，这个叫作路易斯·里尔德的机械工程师居然也拿出了自己的服装设计作品，名字不叫“原子弹”，而是刚刚爆炸过原子弹的那个环岛——“比基尼”。机械师里尔德也学着雅克·海姆的样子，雇了一架飞机，在空中写下一句广告词：“比基尼（Bikini）——比世界上最小的泳衣还要小。”
他们的竞争结果，地球人都知道了，60余年过去，比基尼成为“三点式”的专有名词。Atome早已在人们的视野里烟消云散。如果不是为了了解这个典故，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戛纳曾有一位叫作雅克·海姆的服装设计师。
据说，路易斯·里尔德因此大发横财。这些年过去，人们记住了路易斯·里尔德，忘掉了雅克·海姆。
两人的胜负，只在一句话：
“原子弹（Atome）——世界上最小的泳装。”
“比基尼（Bikini）——比世界上最小的泳衣还要小。”
这是同一产品的两个创意。深入分析它们的区别，当然需要更职业的素养。对于服装业，我和最初的路易斯·里尔德一样，是个外行。但是，我可以说点感性的认识。
他们都注意到了那次核爆，他们都寄希望于这件新款泳装问世后，有一个核爆炸似的回响，在这一点上，他们“英雄所见略同”，打个平手。
作为一件兼具内衣和时装功能的衣服，一件“蓝海珊瑚”应该比一件“杀人的原子弹”更体贴，更容易让人接受。命名上，里尔德胜出。
“世界上最小”与“没有最小只有更小”哪句话更有说服力呢？——商业说服永远是更直接、更实在、更具体、更切实的话语占上风。
路易斯·里尔德胜在创意理念。当然，作为机械工程师，他也很幸运。
比基尼问世之初，就宣示了这个行当的取胜之道：
创意决定成败！
2、葫芦岛兴城泳装的影响有多大？
2011年仲夏，宁远古城，600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景观——
钟鼓楼前，古老的延辉街怎么也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一队肤色不同、身着比基尼的美女，会微笑着走在牌楼中间，青春、阳光、美丽，甚至还有性感，溢满古城。
这一定是2011年首届中国（葫芦岛·兴城）国际泳装文化节的经典创意。
若在平时，穿着“三点式”走在兴城海滨，都是让人眼压升高的事，今天这个日子，比基尼走上延辉街，居然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相反，模特、行人、牌楼、钟鼓楼，还有牌楼下的那几对石狮子，簇拥在美女周围，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养眼！
那一瞬间，古城和时尚结合得居然如此完美！
这份完美，一定是60多年前，比基尼岛上那次爆炸亮丽灿烂的冲击波。
虽然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1946年的那场核爆。
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葫芦岛兴城的泳装，影响越来越大。
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来问一问“百度”（时间：日，是日“情人节”）：
搜索“葫芦岛石化”，结果是200万条；
搜索“葫芦岛两会”，结果是42.9万条；
搜索“葫芦岛塔山”，结果是52.9万条；
搜索“葫芦岛大遣返”，结果是3690条；
搜索“葫芦岛泳装”，结果是40万条。
感谢互联网，它让我们对“影响力”这个概念，可以做一个数据化的考量。
石化产业是葫芦岛的支柱产业，当年的锦西——今天的葫芦岛升格为地级市，强大的石化产业是一个重要因素。“葫芦岛石化”信息量的霸主地位，无可动摇。
一年一度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各层级的政治生活中，都是重要的角色，议事议政的最高权威机制，理所当然要受到应有的关注。
半个世纪以前的塔山阻击战，是扭转中国命运的辽沈战役至关重要的一战，而今，当年的硝烟虽已散尽，但这场独特的阻击战依然疑雾蒙蒙，它让辽西走廊的这个沿海小村名扬世界。
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已经过去60几年。2006年，中日关系处于冰冻期的时候，葫芦岛承办了一个中日关系发展论坛，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等很多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国际友人齐聚葫芦岛，重温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葫芦岛大遣返作为一个关键词，一度在互联网上成为点击的热门。
从第一件作为商品销售的三角裤在兴城至老龙湾的海滨销售，满打满算，葫芦岛兴城的泳装发展不过30年的历史。而葫芦岛石化的历史当在90年左右。在整个经济布局中，石化与泳装的地位有着巨大的不同，以老工业基地著称于世的辽宁，曾被称作共和国的“长子”。而泳装最早的问世，即便在当初全县只有“一壶酒、一本账、一把锹”（注：改革开放初，北方的县级工业，一般有一家酒厂、一家印刷厂、一家农机修造厂）的岁月里，也只能算是“庶出”。今天，它在百度搜索引擎的信息保有量，为葫芦岛石化的1/5，与“两会”相比肩，略逊于“葫芦岛塔山”，超过了另一历史大事件葫芦岛大遣返几个档次，它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相信读者应该有了自己的判断。
葫芦岛兴城泳装的影响力，经历了瞬间爆炸式的跃升。这个跃升，起于2010年的9月5日。这一天，在大连世博广场举行的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上，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授予兴城市“中国泳装名城”称号。就像核弹装上了引爆装置，兴城泳装积聚了30年的能量，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产生了“类核裂变”。
这不是忽悠，请看下面的数据。
搜索“中国泳装名城”，16.3万条；
搜索“中国泳装名城兴城”，8.82万条；占中国泳装名城54.11%。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关于“中国泳装名城”的信息，其中一半以上是因为兴城泳装而发生。
再看一组数据。
搜索“葫芦岛泳装节”，结果是24.9万条；占“葫芦岛泳装”62.25%；
搜索“葫芦岛泳博会”，结果是13.3万条；占“葫芦岛泳装”33.25%；
搜索“葫芦岛泳装节泳博会”，结果是25.9万条，占“葫芦岛泳装”64.75%；
月间，葫芦岛市举办首届中国（葫芦岛-兴城）国际泳装文化节；2012年同期，泳装文化节的升级版——第二届中国国际沙滩-泳装文化博览会举行。连续两年的节会，为“葫芦岛泳装”概念下的信息保有量，增加了64.75%。
有30年泳装人的创业积聚，有近几年各级政府的有效激活，今天，泳装再也不可小觑。
中国工商银行葫芦岛市支行分管国际贸易的领导刘志军告诉我：前不久，行主要领导要求，要特别注意葫芦岛、尤其是兴城泳装的业务情况。他为我提供了一份《葫芦岛市2012年全市收付汇统计表》。这份表格的属性，决定了上面的数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水份，每一笔都是掷地有声的真金白银。
统计区域为葫芦岛市的4个县（市）区和3个开发区。所在区域发生进出口贸易的，兴城市为45户企业，位列第一，超过位列第二的龙港区13户。如果把与兴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葫芦岛益丰（集团）运动服饰有限公司计算在内，兴城市的这个数字则为46户。
上述数据足以说明，泳装产业是兴城市进出口贸易无可争议的支柱。
受统计方法及渠道的限制，这些数据还不能反映泳装业的发展全貌。
一份由兴城市泳装行业协会提供的材料，这样阐述葫芦岛兴城泳装产业现状：葫芦岛兴城泳装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成为全国泳装三大生产基地之一。全市现有泳装企业400多户，年产量达1亿多件（套），年销售收入50多亿元，出口创汇1亿多美元，直接从业人员5万多人。泳装产品远销俄、美、欧、非、东南亚、东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商标近百个。葫芦岛泳装现已占国内市场份额38.7%，占国际市场份额20%以上。
5万多人就业，意味着什么？
葫芦岛市国省直属企业10多家，国家特大型企业也不下七八户。每户特大型国企，用工大致在万人上下。5万人就业，意味着这里消化了5个国有特大型企业的用工数量。这样的数据，能否反映泳装业的基本面貌呢？
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冯德虎对此还心有疑虑。
蛇年春节前夕，冯德虎来参加兴城市泳装协会的春节团拜会，并就来年工作与葫芦岛市政府领导进行商洽和调研，在那个早上，我早早地等在他下榻的酒店，采访了这位为葫芦岛泳装倾注很多心血的领导。我把自己拿到的一些反映泳装业发展情况的数据与他交流。他告诉我，为了准确了解葫芦岛泳装的真实情况，中国服装协会组织专人几次调研，但是，要摸准这个家底，还需要一个过程。
冯德虎说话语速较低，这位浙江人生在苏杭，一口吴侬软语，却很干净利索，绝无想象中南方水乡的脂粉气，一个个的字就像从嘴里吐出来，硬硬实实地砸在地上。
他说：葫芦岛兴城泳装，这潭水是很深的！
我明白他所说的“深”意所在。
3、泳装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作为葫芦岛市的一个县级市，兴城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这里保存着一座完整的宁远古城。这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古城，早已成为辽西走廊上，压在人们心里最重的文化符号。晚明20年历史，成就了边塞军事文化的古老传奇，走过兴城而不知孙承宗、袁崇焕和祖大寿的故事，辽西走廊算是白来。
今天的古城内外，正在续写新的故事。
一进城区，泳装带给人们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感觉，没人能够屏蔽得了。沿102国道到东关，经南关，转西关，进北关，一座城算是绕了一周，目之所及，临街的楼面，随处可见泳装、运动服饰、体育用品、制衣、服装、泳业等字样的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出西关再向西行，穿过京沈线铁路桥涵，眼前这条街简直就是“泳装一条街”，沿路两侧的主体建筑是几家泳装大户，沿街门市分别是泳装面料店、泳装辅料店，睁眼闭眼都是泳装。
一个产业，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形象。
2010年，冯德虎会长带着调研组来葫调研，在这条街上的一个小吃部用过午饭，出门一抬头，看见一家泳装公司。调研组没打招呼就走了进去。
面对不期而至的客人，主人问哪儿答哪儿。
公司多少人啊？
年销售额多少啊？
3000来万儿。
像你这样的企业，兴城有多少啊？
……那可多了去了！
语气轻飘飘，“200来人，3000来万儿……那可多了去了！”
我们第一次到兴城市经贸局，副局长刘义跟我说：现在做泳装，可了不得，一个女同志，挣得比我这个副局长还多。我老家是三道沟乡的，正经的偏远山区，有个小两口，前两年来城里打工。女的做泳装，男的弄个板车。泳装活儿多，女的成了主要劳动力，起早贪黑地干，一个月能挣到3000元到5000元。男的反而干起家务了，接送孩子上下学，一天三顿饭，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城这才几年啊，在南关外买了新楼，全家户口进城，小日子滋润着呢！反过来看机关公务员，一个月死工资，2000元到3000元，一年整好了也就是3万上下。今年涨工资，科局长一级的，年收入4万5万的，了不得了。在泳装厂里打工，有的小年轻的，刚结婚，两口人一齐上机做计件，多的一年能挣到10多万。
男的也能上机做泳装？
哎！那些泳装老板讲，男的上机做泳装，比女的做得还好呢！
一个产业，解决了数万个家庭的生活。
泳装业，一头牵系着基层民生，一头支撑着政治经济，作为兴城一域的社会结构中最有生机、最有活力的部分，时时处处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这里经过的人们、关注着这里的人们，真真切切的接受着、感受着、享受着！最初一家一户的小生计，终于长成整个社会的大事业。
调研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各级政府机关、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的人都还好找。而那些泳装企业主，这部书的主角们，却不是一般的难找。
几方面情况一汇总，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很忙，这种忙，是真实而焦灼的。仅凭感觉，他们坐飞机的概率，比我坐火车的概率要高，他们每年上莫斯科、纽约、巴黎、法兰克福、罗马、马德里的次数，比我上沈阳的次数要多。他们在政府部门参加的会，是我这个正牌党委机关干部的两倍。他们见过的场面，无论是当年那样困窘的、甚至凶险的，近年这样体面的、光鲜的，都是超乎寻常的。
一路走来，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破解了一个又一个迷局，闯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登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每向前一步，都要有与以往不同的新办法、新套路、新理念。泳装产业前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无论是款式设计，还是市场营销，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创意。
一个产业，逼出来一个创意群体。
曾有人问：小小泳装，能抓出什么来？
拨开重重迷雾，在泳装产业的深处，最先被发现的是这个产业中生长起来的创新机制和创意精神。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泳装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是产业本身的事，而它所创造的发展模式，则是一种文化积累，先进的文化应该属于整个城市。这就是三届泳装节、泳博会之所以都以“文化”命名的意义所在。
小小泳装，能抓出什么来？
我们抓住了一种文化。以此为“阿基米德支点”，推广一种新的文化方式，撬动这座城市的发展转型，这就是近年来，在葫芦岛市正在发生的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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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静的古城
冬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只是冷得伸不出手来。
近几年兴城市城区东扩，连接旧城与海滨的兴海南路，早就成为一条主干道。虽然是深冬季节，路上行人稀少，车来车往依然见出几分城市的喧闹。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南关。
在兴城，南关总是最热闹的。南关街两侧，一家挨一家的门市。南关街与兴海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一直是兴城的闹市区。我下了车，加入到南来北往的人流，离南关延辉门还很远的时候，我站下来，望着正前方，街两旁落光了叶子的树冠，掩映着卫城与延辉门城楼。这样的远望，总是让人有所感动。
眼前这样完整的古城，中国还剩4座。整个辽西走廊，仅此一座。古城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兴城人的无量功德！
以古城为中心，方圆几十平方公里，集中了与泳装生产有关的400多户规模不等的企业、店铺，“按照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联系，众多中小型泳装企业形成了一个互动互补、有机配合的整体。”（引自兴城副市长王建华的一份报告）
这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但是，面对古城内外铺天盖地的泳装气息，当我要找寻这个奇迹的成因时，就像此时站在南关城外面对的这座古城，头绪繁多，深远广博。
对泳装企业家的采访越是深入，在古城内外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就越是强烈。虽然对这座古城也算是熟悉，但是我还想更深入地感受一下这里的一砖一石，穿越一下这里的大小胡同，只有这样，我才能接到这里的地气，从那些细枝末节中，找到我希望找到的“所以然”。
第一节&&宁远商踪
其实，兴城临海，并不是泳装业走到今天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以说，临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因素。浙江义乌并不临海，却成为全国三大泳装基地之一，一座城市是否临海，不能决定他产不产泳装。
和南方的晋江、义乌相比较，兴城泳装业在起跑线上，就没有明显的优势。如果翻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和南方沿海城市相比，不光是泳装业，整个兴城市的发展起点都很低，处境都很难。
兴城居通衢却非大邑。古往今来，辽西走廊为兵家必争，宁远古城处在这个1000多年历史的大通道上，角色地位辽金元时就已定型。海运兴起，这里的商业氛围和中国南部沿海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1908年，晚清所谓“新政”已经推行了7年。这一年，《宁远州乡土志》印行，当时的宁远州领导是这么看宁远人的：
“文武士人多固滞、少圆通，尚不愧为自了汉，求有热心，公益提倡义举者每不数数观。
家家男妇习勤荣耕耘，不遗余力，尚近古风，然财来甚难，斯不免自顾身家有无，罕得相通。
工习高曾之矩约，只知守旧，不肯图新，屡经劝谕，仍多从俗，不能争奇斗巧，虽守奇技淫巧之戒，但于商战之世不甚相宜。
商无大本生理集股谋利者，多往往不能经久，无他，弗克耦俱无猜故，聚之易，散之亦易，街市商号无有百年者。
温饱之家创业者过于刻吝，守成者转流入浮华，率由于不能约束子弟，动辄逾检荡闲，故富而延及三世者恒鲜矣，亦地气使然也。
俗信神佛，烧香建醮不惜重资，一布施恒至千百，殆辽金元之遗俗犹未尽除云。
俗喜俳优，每岁春祈秋报，务演戏酬神，各邀亲识男女老幼聚观，自办新政以来，禁止极严，此风渐息。”
概括起来，宁远人的形象如下：固滞、守旧、胆小、抠门、猜忌、封闭、迷信，就喜欢在地里死受。200多年的大清朝，让宁远人成了这副模样。这本《乡土志》的持笔人明显忽视了后世出现的像吴景濂、王承斌这样的人物。据史料记载：王承斌的孝记票号开进了北京，与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有往来业务。看了这本《乡土志》，王承斌恐怕要骂人。
《乡土志》用语如此刻薄，想来是州署衙门在过去7年里，新政推行不太顺畅。从另一面看，宁远人是比较有主意的。志书上面的话虽然不好听，却证明了宁远人的个性：不是特别敢于冒险，做事讲究稳扎稳打。认准了的坚决干，忽悠不好使。对于官家的话，听得多，做得少。
“商无大本生理集股谋利者，多往往不能经久，无他，弗克耦俱无猜故，聚之易，散之亦易，街市商号无有百年者。”——这句话将商业不振的原因归结于“弗克耦俱无猜（合伙生意不能相互信任）”，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确实是以偏概全了。真正决定经济发展兴衰的还是经济环境。
辽西走廊春秋战国时属燕国辽西郡，那时，即以物产丰富著称，燕国的“枣栗鱼盐”曾不为人知地称雄中原（阴王之），这里出土的青铜币，南方六国中，只没有楚国的货币，说明这里的“枣栗鱼盐”那时就越黄河到长江了。从古代自然经济时期直到20世纪，“物供天下”一直是这里的主要经济特征。辽西走廊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这一带很少出现经济发展的自由时空，商业贸易始终是“鱼米盐”的初级交易为主，刚见繁兴之势，往往又遇灭顶之灾。近代以来百年历史，“因事变频繁，时势起伏，驻军敲榨，捐税繁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加之经济封锁，城乡物资交流中断……”（引自《沙后所镇志》）这样的情形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年份。
历朝历代，人们的衣食之需让手工业始终坚挺。1927年时，兴城县的成衣局有8家，军衣庄有2家，加上小裁缝铺，蔚为可观。这时的兴城县古城周围总人口仅有1.09万人。各行业中，杂货铺居多，烧饼铺、粮栈也不少，次之为“服装业”。自然经济时，兴城的服装业还看不出明显优势。
布匹生意在辽西走廊引起人们注意，应该是伪满时期。伪满洲国让山海关成了“国界”，日货东洋布侵入中国市场，关内关外，走私东洋布兴盛一时。很多老人忆及“当年往关里背布”的惊险故事，都回味赞叹不已。在我的老家，一位“16岁就开始往关里背布”的老太太，直到上世纪80年代，依然受到屯里人们的尊重。
我们无法判断“物产丰富、布匹走私和手工业”这些因素对后世经济的影响，但是，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东辛庄、沙后所、兴城一带，很快出现了以买卖大布和倒卖成衣为主的大宗贸易，进而产生了最初的服装加工业，这对后来泳装业的出现，是有巨大的影响力的。
虽然我们占有的信息很少，但是，向历史深处一望，还是约略能够见到一些服装业的蛛丝马迹。
第二节&&两个胡同
兴城泳装的源起，在古城外面的两个胡同：北关村的地藏寺胡同和南关外的王氏家祠胡同。如果说泳装最初的泉涌出自地藏寺胡同，那么，南关的王氏家祠胡同则是翻起第一朵浪花的地方。
这两个胡同，挺有说道。
北关村党支部书记韩跃告诉我，北关村是依着古城和地藏寺形成的村落。地藏寺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古城小学这院。原来规模很大的，“文革”破“四旧”，扒掉一部分，剩下的几间，学校当作煤仓了。冬天储了不少煤，不知道怎么整的，煤自燃了，莫明其妙地着了把火，把剩下的庙宇烧得干干净净。后来，干脆就整理整理，盖了学校。现在的学校，四层教学楼，大院宽绰的。
接触过的人没有能说清地藏寺情况的。我翻开民国十六年八月出版的《兴城县志》，方才见到古地藏寺的真容。
“地藏寺，在北关外，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已卯建。清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重修，正殿五楹（量词，古代计算房屋的单位，一说一列为一楹；一说一间为一楹。），东西廊庑各五楹，大厅三楹，山门一楹，东院毗卢殿五楹，东西廊庑各五楹，门房五楹，山门一楹。住持僧三人。”
另一则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碑记则讲得更详些：“宁远州北关有古刹曰地藏寺，建于何代荒远无考，观之碑记，前明崇祯十二年重修。国初顺治八年又重修，皆僧刚果之力也。寺西有地藏殿，东有毗卢殿，前有弥陀殿。两配山门，高爽钜丽，诚宁郡一大禅院也。”
也是我少见多怪吧，地藏寺东院供奉的毗卢佛，头一回听说。何谓“毗卢佛”？
《佛学大辞典》：毗卢佛是“毗卢遮那佛”的略称。“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法身佛。“法身佛”又是什么佛呢？佛教中经常会提到“三身佛”，即法身“毗卢遮那佛”，应身“释迦牟尼佛”，报身“卢舍那佛”。这三尊佛像的关系，佛教中有一个比喻，法身毗卢遮那佛，就像是天上的明月，应身释迦牟尼佛就像是月亮映在水中的影子，报身卢舍那佛就好比是水干了，月亮的影子不见了，但月亮依旧存在。就是说法身“毗卢遮那佛”，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永远存在。
旧县志有限的记载，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与地藏寺有关的人事。
“今本寺住持僧净意，髫年出家，剃度于安然师，守清规，通禅教，岁月辛勤，劳心稼穑……”——净意住持，8、9岁出家，由安然法师剃度。能吃苦、有恒心、肯学习、务根本；
“……重修西院地藏殿弥勒殿两配殿，东院毗卢殿……缭以重垣，甃以筒瓦，色相庄严，种种精工，四方来观者，皆大欢喜，顶礼而退。僧乃欲勒之石碑以告成功。……”——做事讲究、追求完美、有始有终、在乎口碑。
227年前的乾隆朝，重修禅院绝对是宁远州的文化大事，在这件大事上，以净意和尚为代表的北关人乃至宁远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格，一定会按照人类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沉淀存留在这方土地之上。
今天，地藏寺虽然写进了历史，但是地藏寺胡同却成为后来的“北方海上传奇”的起点。这是古城内外人们的造化，也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因果吧！
相对于地藏寺胡同，王氏家祠胡同的历史，要更近一些。
靠着古城南关西墙根外侧，王氏的宅居和家祠建成一行。年深日久，王氏门前就形成了王氏家祠胡同。之所以说它的历史近一些，是因为在民国年间，王氏家族出了一位人物。王承斌，字孝伯，号遇庵。1877年8月生于兴城，1936年2月逝于北平，落叶归根，葬于兴城枣山。
说王承斌是个人物，可不是个小人物。他的故事很长，不方便讲。捡主要的说，有这几件：虽是东北人，却先后几次担任直系陆军23师师长；做过直隶省长；曹琨贿选总统的时候，他帮着筹款、送支票；“五四”运动，与人联名通电，反对逮捕爱国学生；冯玉祥倒曹，王承斌进中南海，劝退了自己参与扶上来的曹大总统。
1923年，王承斌独资维修兴城文庙及城东南角魁星楼，翌年竣工。
大致说来，这个人，思想新锐，处事果断，能破能立，求公义、护公道、敢犯上、讲原则，一生命运大开大合，忽起忽落。“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北平逝世。晚年的王承斌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解放后，王氏家宅与祠堂都成了普通民居。50年代中期，魁星楼下南一小学校长刘锡文一家住进王氏家祠。又过了50多年，刘氏后人在兴城泳装业界，掀起第一起波澜。再以后，古城内外无数人物商海弄潮，几代泳装人的创业历程不乏大开大合，大起大落。
歌里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
兴城泳装业走到今天，其深层因素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但是，这个群体骨子里的文化沉淀，总还能够在与所处文化环境的对映中，见出一二。30年创业历程表现出来的胆识、魄力、执着、坚持、隐忍、机敏、洞察、眼界、心气等等等等，在这种文化思考中，是可以看见那些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影子。
似乎，做几件泳衣与这两个胡同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当钟鼓楼上挂出“我们手捧地球，分销兴城泳装”的时候，分明让人看见兴城泳装人盈满胸怀的冲天豪气。为这一城豪气，我想，要感谢地藏寺胡同、感谢王氏家祠胡同、感谢这座有史600多年的古城，感谢这一方土地！
第三节&&为了生活
1、绕城而居（张忠仁篇）
北关村地处兴城城北，土地2000亩左右，人口不到2700人，共有10个村民组。全村党员43名。
出了威远门，就是北关村。韩跃书记说，在城内，还有100多户北关村民。古城四关，村与街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哪里分得清城市与乡村呢！北关村有3个蔬菜专业队，专门为“城里”供应蔬菜。剩下的7个生产队，在过去“以粮为纲”。
老话讲，穷北关，富南关，不穷不富东西关。绕城而居，生活不易。城市周边，一般来说人多地少。专以土地维持生计，是不靠谱的。在北关村生存下去，就得什么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
解放前，韩跃的祖父韩德臣种菜种得好，除了在家里种菜，每年还要上锦州城郊去当“园头”——种菜园子的头儿。那时候，北关人就开始到处“打工”了。
张忠仁一家是满族人，世居北关村地藏寺胡同。大清据有天下，满族人“从龙入关”，张氏一家落在了宁远。经过200多年汉化，到张忠仁父辈，张庆、张林（张忠仁父亲）哥俩个都成了世代手艺人——画匠。所谓画匠，就是现在为丧事做纸活儿的手艺。张忠仁回忆，最早的时候，整个兴城地区，仅有两家做纸活儿的。现在，兴城、沙后所地区都发展起来了，原来不是这样的，是很严肃的一门手艺。手艺人，在城市周边，不难讨口饭吃。死人的事情虽然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也不能指望着天天有纸活儿可做。张忠仁说，过个平常日子，还可以。手艺人有手艺人的讲究，活儿要做得讲究，服务要周到；手艺人有手艺人的本份，要有精湛的手艺，要靠手艺吃饭，要诚实有信用，离开了手艺，就不是手艺人了。
张忠仁的父辈做画匠，他却没有进入这个行当。那个年代的人，总要早早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少年时的张忠仁就背起粪箕子，捡粪挣钱。在人们还不知道化肥为何物的年代，人畜粪便就是最宝贵的肥料。张忠仁的粪箕子从12岁开始，一直背到15岁。无论冬夏，每天凌晨3点钟起炕。那年头，捡粪的人多，等天亮起来，昨夜里的新粪就让早起的人们捡光了。背着粪箕子从北关屯子边上拾起，绕着古城出出进进，眼睛专往地角旮旯撒眸，天快亮的时候，差不多能把粪箕子装满。然后，心满意足地背回家。多少日子攒一堆，5、6百斤，1000来斤，交给生产队，可以顶工分，卖给收大粪的，100斤粪可以换13斤苞米。
10几岁的孩子，能吃这样的苦，都是老实、厚道、本当、守谱的孩子。一个孩子捡粪能捡出兴趣，是因为他尝到了甜头，这又与孩子的聪明和机灵有关，在人多粪少的年月，如何捡到更多的粪，也是需要有脑瓜儿的。这样的生活磨砺，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弥足珍贵。
按说，做得一手好活的画匠，加上家人不辞辛苦的劳作，在古城内外讨生活是没问题的，但是造化弄人，历史也总是不经意间和手艺人开开玩笑，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画匠手艺成了“四旧”，张家的生活就难免困窘。当然，这是后话了。
2、先顾吃穿（梁长山篇）
梁长山，祖籍兴城市元台子乡梁家洼子村，1955年生。
如果不是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9个月的国民党兵，梁家就不会落在梁家洼子，梁长山的人生轨迹也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了。
1950年左右，为了恢复锦西化工厂，在锦西县周边地区农村，选招了一批20岁上下的年轻工人。“伪满”期间，梁父曾在“日伪”的“693”厂（锦西炼油厂前身）做过工，因此，很顺利地应招入厂。上了不到10天的班，厂里对新工人进行“政审”，新工人小梁实话实说：被国民党“抓去当兵9个月”。事情很严重，这是“历史问题”啊！
有“历史问题”还了得么？工人做不成了，遣送回乡。做不成新中国的工人，还戴回一顶“历史问题”的帽子，梁父这一辈子都被这顶帽子给拐达了。
梁长山一兄一姐一妹，兄弟姐妹4个。梁氏一家在屯子里人口不算最多，但是，计划经济时“画地为牢”的政策，让贫穷成为多少年挥之不去的影子。
日子太穷了！
吃了上顿没下顿，20岁之前，一件完整衣裳没穿过，一顿饱饭没吃过。17岁的时候上锦州去打工，“出远门”了，这才第一次买了双鞋穿。在此之前，没穿过一双好鞋，上山打柴、下地干活、跑河套玩耍，都是光着脚丫子。
家里穷，没有饭吃，“三年困难时期”，只有6、7岁的梁长山，跑到地里抓野菜，扑拉扑拉就往嘴里塞。9岁时上了学，念到4年级，赶上“文化大革命”，这书也念不成了。直到今天，梁长山还自称“写不好字”。
混了几年，总得想辙吃饭吧，又只有到生产队上班一条路。一个壮劳动力，日工记10分。1个月下来，能挣300来分。工分是挣到手了，分值却低得可怜。那时候，靠铁路线的村屯，个别分值有2毛多的，大多数则只有7、8分钱，像梁家洼子这样的地方，有时只有2、3分钱。一个大男人上一天工，只挣2、3毛钱。供销社的酱油1毛钱1斤，火柴2毛钱1包（10盒），累死累活干一天，就挣2斤酱油。
莫谈温饱，先顾吃穿。1972年，锦州市的一个工厂搞基建，需要抬土篮搬砖头的临时工，梁长山想去。17岁一个半大孩子上锦州做临时工，目的只有一个，“在外边闹个吃穿，总比在家强。”出门在外，抛家舍业，谁都知道吃辛苦、不容易。就这，还不是想去就去的，生产队里有条件：在锦州干一天活，挣1.86元，每月能挣50多块钱。这钱要交生产队30元，队上给你每天记10个工分，剩下20元才是自己的。这20块钱，要在锦州起伙吃饭，出门在外不比在家，要穿衣穿鞋，自己胡噜口饭吃，还得紧出几块钱来，交给家里。有这几块钱，对于梁家来讲，太重要了。
别说，还真是比在家强。
可惜的是，这样的日子并不多。临时工做不成了，梁长山接着回生产队干活，耕种犁耪，打石头、修水库。队里最好的活是做豆腐，干豆腐、白豆腐。梁长山本家的一个老爷爷会做干豆腐，梁长山跟着他学，做过几回，还挺好，干豆腐做得精薄的、劲劲道道的，队长一看，你就做吧。一做做了三年。
一包干豆腐20多斤，南北二屯的卖不了多少，就得进城里卖。8毛钱1斤，去了交给队里的本钱，豆腐渣给生产队喂驴，每天能剩个1块、2块的。但是，风险特别大。那时候，在附近的村屯卖干豆腐（不能走远了），这叫“自给自足”，到城里去卖，就是“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问题是，不去远处的村屯和城里去卖，这1包干豆腐不知道要卖多少天呢！
没办法，只能偷偷摸摸地卖。一辆自行车，后座驮着1包干豆腐，进了城里，找个地角旮旯支起车子，就有人来买。一边约秤，一边得撒眸着四周，瞧见穿灰制服的影儿了，放下秤，推车就跑。
有一年在兴城西关卖干豆腐，梁长山让两个灰制服给瞄上了。梁长山包上豆腐，骑着车子就往兴城车站方向跑。过了涵洞，到了车站北边，两个灰制服依然不依不饶。梁长山使劲蹬车子，劲用大了，咔！链子折了。
这下还有个跑么！
灰制服追上来了，20多斤干豆腐、16块钱的东西让人家拎走了。“千日打柴一日烧”，连本丧仓，梁长山赔了个底儿朝上。
梁长山说：1982年以前，我做买卖，没有一样不被抓的。
1977年或是1978年的夏天，元台子乡遭了冰雹，那雹子那个大，庄稼地给凿个溜平。苗都没了，收成别寻思了，公社和大队让各队补种萝卜。到了秋天，萝卜下来了。家家分萝卜，这东西也顶不了饭吃，卖点换几个钱吧？梁长山推着一车萝卜走了20来里路，上锦西石油五厂居民区东门市场去卖。到了双树公社地界，一伙人给截住了。
哪儿的？为什么不上班？卖萝卜？这是“投机倒把”，萝卜没收了。
卖萝卜有啥罪？
再问一句？再问就把你扭送公社，挂上大牌子游街！
萝卜给人家了，认倒霉吧，倘若扭送公社，真就得游街示众。梁长山清晰记得，英仓村的一个人，因为“投机倒把”，被挂了牌子。别的社员都修梯田的时候，他被人押着在地头地脑来回地游斗。
挂着大牌子游街，那还是个“好人”么？算了吧，一车萝卜就这么交待了。
啥也不许卖，连自家磨米下来的糠都不许卖。一个农民，只允许你上生产队上班，一天挣2斤酱油，那时候政策就那样。
但是，得吃饭哪！得有钱花呀！啥社会儿也挡不了这个。在队长眼里，梁长山不是个老实且（客），“正经时候”找不着，鬼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回到屯子里，就到处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天天想着“投机倒把”，偏偏总有些“不正道”的人“追腥逐臭”围着他。
其实呢，梁长山他们，就是为了有吃有穿。
3、家遇变故（王宝兰篇）
也许是由于性格的内敛，说起从前生活的艰难，王宝兰的叙述简约而平淡。
王宝兰的母亲是长春人，姥爷一家祖传生意是做度量衡的——杆秤、盘秤、天平、木斗、戥子之类的专业制造商。伪满时，因时随势，姥爷开了一个家具厂，生产高档家具。王宝兰回忆，那时，姥爷的客户都是日本人。与日本人做生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那个年月里，把生意做起来，还要看出利润，不说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也得有一套走一步看三步，瞅着前边听着后边，随时随地感知周边的本事。王宝兰的姥爷是有这个本事的。生意做起来了，家里条件好了，王宝兰的母亲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考上了长春女子“国高”。长春只有这一所女子“国高”，竞考的难度不亚于今天的国家重点。那时候，没有“招生办”，想上哪所高校也没地方送钱，更不会有“你掏多少万，保你上一本”这样的事。考上国高，只凭学习成绩。这件事让王母一生都觉得欣慰。王宝兰说：老太太有文化，现在也天天看书，看杂志，啥书都看。
长春围困那年，家里“出事了”，很大的一件事。姥爷的生意再也不能做下去，家道遭遇重大变故，母亲一家失去了“好条件”，和很多人家一样，在东北解放的硝烟战火中，动荡飘零。
1960年前，王宝兰父母在沈阳相识成家。王父在一家水泵厂做画线钳工。如果没有“三年困难时期”的“低标准”，王宝兰一家不会落户在兴城，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天顺制衣有限公司”了。
画线钳工王师傅面临选择，是在沈阳城里每天“低标准”，还是逃回老家再想辙？道理很明显，回到老家，乡里乡亲，怎么着也比沈阳城里更有办法。于是，王师傅辞退了公职，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兴城，落户南关大队做了农民。
岳丈家世代行商，王师傅也很有商业天份。在生产队上班，挣回口粮工分就不错了，南关大队地处县城南郊，比偏远山区分值要高，但是，在地里死受一年，也挣不回个像是样的钱。王师傅开始“投机倒把”，倒腾菜籽。从当时的兴城县把菜籽卖到吉林白城子，一年干那么几回，“钱就多得花不了”。兴城的菜籽在白城子非常吃香，王师傅的生意很好做，只是别让工商、公安、公社干部抓住，所以，那一路上，就像打游击，随时得做好背包就跑的准备。
王师傅的选择明显是正确的，回到老家，有了饭吃，虽然冒点风险，但是能有钱花。王宝兰头生长女，接下来一妹一弟，一家五口温饱总算没有问题。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月里，这是好日子了。
可惜好景不长。王宝兰10岁那年，王师傅病逝。
王宝兰说：我不懂事的时候，家里条件好，等我记事了，父亲走了，家里就不行了……很穷的……很苦的……
这起变故无异于天塌下来。眼前的现实远比眼泪和悲伤更加逼人，一个女人，带着两女一男3个孩子，最大的10岁，4口人的生活全指望生产队里挣工分，这日子怎么过？母亲一人天天上班，好歹得把工分挣回来，不然，年终的口粮就分不到手。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人困马乏，还能做点什么生计？王母是个心灵手巧的人，针线活不错，帮人做件衣裳，换个人情，换点东西物。做几件小孩儿衣裳，到南关市场也能卖出去。凭着这双手，能做什么做什么，尽量吧，挣回的钱物虽然不多，日子还能坚持过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宝兰省事早，14、15岁的时候，上初中，下学后就带着妹妹鼓捣点小买卖，卖瓜籽、倒腾水果，细皮嫩肉的小手拎着秤杆，站在兴城县职工俱乐部的街头，无论冬夏，风霜雨雪。对于今天的父母来讲，让这样小的女儿上街站摊，心里接受得了么？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形再正常不过，对于小姐俩来讲，这是很严肃的生活。柔弱的肩膀甚至挑不起半担水，生活的担子却过早地无情地压在了她们的肩上。
卖出一秤，就讨回一份生活。日子在这一秤一秤的争取中，坚持过来，在这一秤一秤的往来中，渐渐地积攒起希望，积攒起前景，虽然小姐俩未必看得见，感受得到，但是，这样的积攒让她们的内心一点点地强大，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在春天风沙肆虐的街头，在落叶飘零的夜晚，在职工俱乐部前车水马龙的人流中间，谁能注意到两个卖瓜籽卖水果的女孩子呢？谁能想到，这两个用红肿的小手扒拉秤砣的小女孩儿，会是40年后的泳装企业家呢！
4、绝不自弃（刘氏姐妹篇）
1957年的时候，南一小学校长刘锡文大概没有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一家人要靠妻子卖菜苗、养蜂来维持温饱。
这一年，刘锡文被打成“右派”。
打成“右派”，对于今人是个苦尽甘来的悲情传说，而对于刘锡文一家来说，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刘家祖居兴城，世代讲究耕读持家，宽裕的生活让刘锡文从小读书，却很少摸过锄头。17岁的时候，父亲问他：你是想出去念书啊，还是拿着一笔钱娶媳妇。刘锡文说：我要念书。
刘锡文考上了锦州的“国高”，后来，还曾赴日本留学。学成归来，被分配到朝阳教书。在朝阳，与未来的妻子张儒林相识，并最终成婚。到解放的时候，夫妻两个已经是近10年教龄的教师了。人逢乱世，倍思故乡。解放前后，辽西地区动荡不安，刘锡文与妻子张儒林回到了老家兴城。
刘雪艳回忆双亲，她说：我父亲的理性思维严谨、准确，而母亲的头脑则感性、有空间、有境界。一个智商高，一个情商高。
刘锡文的智商再高，也难以应对残酷的现实。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霄壤之别。大女儿刘雪莹正上小学二年级，昨天父亲还是校长，同学老师见了她，眼神都像是见了小公主。第二天上学，背后就跟了一些孩子，大喊打倒“右派”黑五类了。追着撵着，有时还围过来打。刘雪莹受了委屈，回家还不敢和父母说，怕他们难受。一个10来岁的孩子心理落差有多大，可想而知。即便这样，那些“愤怒的孩子”还天天来骂，有时追到刘家后面的古城墙上。大喊革命口号也就罢了，有的还张口骂人。
张儒林没了办法，去找学校：我们是犯了错误，但是，在城墙上骂我们，这不是欺负人吗？得管管这些学生，不能这样欺负我们！
刘锡文工资停发，被下放到南关大队参加劳动。从来没摸过锄头的刘校长，要跟着一线劳力下地干活，拿教鞭的手去撸锄杠，最初的日子体力难支，每天都累死累活的。因为这样的身份，还不敢偷懒，精神的痛苦和劳动的压力，让刘锡文身心交瘁。即便有心，也难以顾及妻子儿女了。
刘雪莹至今记得，那时候，一听见街上敲锣打鼓的声音，心一下就空了，全家人都屏息静气，听着这锣鼓声往哪里去。鼓声越近，心里越凉。一旦王氏家祠胡同“锣鼓喧天”，这条街上的“典型”就刘锡文一个，自然无处可逃。带走了，不知道带哪里去，人家爱咋整咋整，也不敢问，更不敢挡，锣鼓声远去了，全家人只能望着大门，不知要等到啥时候。
刘家就像遭遇急风骤雨的小船，在风头浪尖上颠簸飘零。
这样的关键时候，张儒林表现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她一系列的决定和操持，这艘小船不但没有倾覆，反而迎风避浪，几经辗转，最终剑走偏锋，在接下来的20年间，营造出极为难得的平稳和祥和。
为了让刘锡文有力气干活儿，每天做饭的时候，妻子在锅中间专门为他做些干粮，单做单吃——这是旧时代贫苦人家惯常的做法，顶硬的饭食总要可着家里的“顶梁柱”来吃。刘家从前吃粮没受过紧，但是现在不行了，要破这个例。
刘雪莹上学挨欺负，刘母怕她受伤害，让孩子休学一年，避过这个风头，总会好一些。刘雪莹和弟弟妹妹都被母亲锁在院子里，不让出去。有时，母亲也会从一些可靠的人家找来小朋友，到刘家的院子里和他们一起玩。
刘锡文被打成“右派”，有人要遣送刘家下乡到原籍羊安公社柳壕大队，张儒林说啥也不去。
你是“右派”家属，必须得去。
我在南关有房子，我跟“右派”离婚，带着孩子在这儿过，他能去就让他去。
张儒林坚持着，最终保住了家里的这栋房子，保住了全家在兴城南关赖以生存的院子。对于刘家来讲，在未来的四五十年中，这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刘锡文一人被冤，全家应对。张儒林倾尽全力来消解大人孩子的心灵创伤。但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心灵创伤的医治，顶不了6、7口人的吃穿，一个“右派”家庭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生活下去。
刘锡文“单吃单做”了不久，他就跟妻子说：我不能单吃了，这么多孩子，这样下去不行。干了这些日子的活儿，我也能扛起来了。
简省地过日子，这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入不敷出总是难以改变。刘锡文辛辛苦苦在队上干一年，全家的口粮都挣不回来。刘妻在学校上班，月薪20几块钱，返过来还得往生产队补钱，才能把全家的口粮分回家。清汤寡水的日子，苦涩难当。
为了全家的生活，刘锡文被打成“右派”不久，张儒林也自动离职，再没回到学校。
这件事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它意味着，夫妻两人的工资都没有了。不要小看这20多块钱，对于一个7口之家，这可是缺不得的过河钱，甚至是救命钱。但是，张儒林做出这样的抉择，一定是做过认真而系统的思考的。在那个压抑痛苦的日子里，她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眼光，看到了一条可以走得很好的、平稳可靠的生活之路。
刘雪艳说：讲起家世，我姥家是大地主，我爷爷家是土财主。我姥爷则经商。母亲受我姥爷影响，从小就很活络，有一个经商的头脑。在我父亲打成“右派”的时候，我母亲很快转换角色，她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把全家里外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
张儒林的这次抉择，显出非凡的见识和胆略。
几年过去，刘氏全家人接受了这个现实，慢慢习惯了这样的日子。
1958年，刘家老闺女刘雪艳出生，刚出满月，张儒林就开始在后院种菜苗。
种菜苗是很辛苦的活儿。院子里的空地都开成菜池子，扣上暖棚，河面开化之前开始育苗。到了卖菜苗的时候，每天早上2、3点钟，夫妻两个一同起来，刘锡文帮着妻子把菜苗担子送到南关市场，然后刘锡文回家接着睡觉，早上5点多就要上早班。
张儒林留在市场，披着棉袄，一直要等到5、6点钟的时候，买菜苗的人来了，开始交易。一个县城，育菜苗的就那些人，相互都熟识，日复一日，自然形成一种生产状态。
直到上午8、9点钟，张儒林才能把菜苗卖完。回家吃过早饭，上炕睡一会儿，到下午一点多钟，吃过午饭，接着还要预备明天早晨的菜苗。从暖棚里，把菜苗带着土起到担子里，浸上水。这种连泥带水的活计，在张儒林手里像绣花织锦一样地操持，一棵棵、一簇簇、一团团的菜苗在篮子里摆得整整齐齐、水水灵灵，到了市场，总是最打眼儿、最引人的那一担子菜苗。憨乎乎的茄子秧、弱不禁风的黄瓜秧，精神直棱，让人从心里往外稀罕。张儒林的菜苗卖得最快，价钱最好。
从下午一直忙碌到晚上10点，张儒林上炕睡觉，睡4个多小时，接着起床，继续披着棉袄蹲市场。冬春之交不知多少个寒彻骨髓的凌晨，张儒林就这样，抱着衣襟，迎接每天早晨冰凉的太阳。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在这乏味枯燥的劳作中，她居然还能有心情伺弄花一样的伺弄菜苗，这样的乐观，多么罕见啊！
到了5月中旬，菜苗卖得差不多了，张儒林开始下乡，放蜂摇蜜。冬天蜜蜂冬眠，蜂箱子放在院子里苫上柴草。春暖花开，张儒林就带着这些蜜蜂来到山青水秀、花香四溢的地方开始新的劳作。
刘家人都记得，每年的5月28日前后，是龙湾海滨树木开花的时候。养蜂多少年，哪座山里开槐花、哪片沟里开梨花、哪座山前是杏花、哪片山林哪天开花都记得清清楚楚。养蜂人最爱鲜花怒放的季节，循着春天的脚步追逐漫山遍野的鲜花，多么浪漫、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职业！但是，也是非常辛苦、疲惫不堪的活计。5月开始带上蜂箱随着花走，真正地走南闯北，往北过了松花江，往南甚至到了深圳。有鲜花的地方，就有养蜂人的影子，此言确实。这样的日子一直要到10月份。
育菜苗、养蜜蜂，选择这两件事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好，育菜苗、养蜜蜂既不破坏国家计划，也不影响各项生产，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居然还能生出这两株长势喜人的小草。对于很多力图改变生活境遇的人们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难得的项目。
这样的活儿，懒人干不了，没有头脑也做不来。辛苦是自然的，辛苦到什么程度？张儒林辗转在外，孩子最大的刚过10岁，3个小的还没过10岁，家里没人带，她一边要组织蜂箱转场，找车搬运，寻找蜜源，还要拉扯着3个孩子，管起吃喝拉撒。在不堪其负的劳作中，又要挤出时间看书自学养蜂知识，一个女人连踢带打，左右开弓，这得是多能够儿的一个人！
时间长了，智慧终于转化为能量，张儒林成为养蜂群体的带头人，成了行家里手；别人还只会摇蜜的时候，她开始学习制造蜂王浆；别人还不知道下一个地方是哪儿的时候，她开始规划今年的转场路线。出色的与人交往能力，让她在这四处飘泊的生活中，总是能够及时地找到帮手。刘雪艳至今还记得母亲把她寄放在彰武养老院时的情景，刚刚咿呀学语的小孩儿，在老人中间，自然成为众手呵护的心肝。张儒林以自己的办法和这些老人建立了亲近热络的感情，这些老人经常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给这个听话的孩子吃。这段时光，成为刘雪艳一生中的美好回忆。
进入“文革”，蜜蜂居然也养不下去了，因为怎么瞅，这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当然，见多识广的张儒林并没有被难倒，卖了蜜蜂，她作为养蜂专家，应聘到阜新地区的一个公社去做指导，为生产队代培学员，传授养蜂技术。
说起母亲的故事，刘氏三姐妹都极其深情、滔滔不绝，尤其是刘雪艳，极为投入，甚至有点不由自主、不能自拔。母亲对他们姊兄4个的影响非常大，非常深。母亲是这个家庭的灵魂。刘雪艳说：从小，母亲就教育我自立自强，不要被人家瞧不起，别人可以瞧不起咱，但是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母亲让他们知道，勤劳和头脑永远是居家执业的本分，境界和胸襟永远是成就事业的根本。他们跟着母亲，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在别人看不见路的时候，居然走出一条路来。
刘雪艳说：最困难的时候，我母亲也忘不了给家里带来一些浪漫气息，不大的院子，种了很多鲜花，院子花香四溢，正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前边院里还要种上果树。老人是如此地热爱生活，所有人都认为这家人倒了霉的时候，她却精心地经营起小院的一花一木，一叶一草，她相信，风霜雨雪虽然可以对满园春色造成摧残，但是只要不放弃，园中的每一朵花、每一枝蕊总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继续盛开、继续结果，此中道理，亘古不变！
大姐刘雪莹说：我妈可比我们姐几个都强，非常有能力。我们姐几个身上很多优点的地方，都是继承了我妈的东西。
二姐刘雪娟说：如果咱妈年轻，咱家的董事长总经理轮不到咱们几个。
在母亲那里，姊兄4人继承了母亲的思维方式，继承了母亲的宽广襟怀，继承了母亲的乐观和宽容，继承了母亲的品格和气度。这是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
第四节 泳装萌芽
是的，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潜能，总是不断地被生活所激发。生活可以改变人，生活也可以塑造人。
1978年的冬天，梁长山从收音机里听到，邓小平访问美国了，中国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而且，南边的深圳说干就干上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不就是让人做买卖了吗？“投机倒把”还能抓吗？萝卜、干豆腐还有罪吗？梁长山在屋地下转摸摸儿，心里开始“长草了”，人家那边都干上了，挣上钱了，我还在这儿拉干豆腐呢，这哪行啊？
听着广播，梁长山只能干着急。在北方，生产队还在，“三级核算队为基础”仍然是农村经济的基本统计办法。虽然如此，他分明感觉到一股气息，无论是县城还是村里，人们的表情和身子骨，都开始松泛了。
到了1982年，生活的变化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生产队解体了，北关村第二生产队会计张忠仁把账交给大队，成了普通农民。王宝兰在前一年考上辽宁省粮食学校，这一年正在沈阳读书。刘雪艳与爱人一起，由辽宁省林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兴城县闻家林场，已经工作2年了。而梁长山，这时候已经折腾出一个结果——他被兴城县羊毛衫厂录用了。从78年冬天听到点风声开始，他就没闲着，折腾来折腾去，兴城县羊毛衫厂发现他是个人才，这样，梁长山成了羊毛衫厂的一名工人。在外人看来，进城当工人，梁长山有点“成就”了。
然而，这个时候，整个兴城县，人们还不知道泳装为何物，甚至见过泳装的人也不多。当然，更不会有人想到将来会以做泳装为生。
1983年，我所在的锦州师范学校组织两届学生一起由锦州乘火车到兴城旅游。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几百学生坐着火车，“哐当哐当”走了近百里路程，出兴城站换乘大巴，出车站进古城，然后由北关威远门驶出，行了20几里路，来到了兴城海滨。那时候，兴城海滨已经建起“三礁揽胜”。仲夏季节，很多人长袖衬衫，长腿裤子，露脚指头塑料凉鞋，我们的老师头上居然还压着顶藏蓝人民帽。在海边上走啊，看啊，照相啊，热热闹闹地玩了一天。回学校后，一号教学楼走廊里，贴出一墙黑白照片。
去兴城海滨旅游一回，没听说哪个老师同学下过水，更没听说谁带了或是穿了泳衣。
现任葫芦岛市经济信息委员会主任王忠平，2000年前后，曾任兴城市副市长。1983年，他正在兴城县机要科工作。放假的时候，一些相好的大学同学来兴城看他，大家一起到海滨去玩。
大海的诱惑总是让人难以抗拒，几个同学相约下水游泳。但是，没有泳衣——噢，不！这些念过大学的朋友，脑子里可能闪过泳衣的概念，但此时此刻，却根本没有穿上泳衣下水的意识。海滩上的游人本来就稀稀拉拉的几个，大家往远处走走，找块僻静的海滩，脱了衣裳，腼腆的穿着内裤下水，胆大的干脆来个“天体运动”。拥有一件泳装，似乎不用特别着急。
那一年，兴城县已经办过几年的“海会”稍稍有了变化，但依然保留了一些政治色彩。王忠平说：好像是以纪念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多少周年的名义，当时的县委王汉才书记带领组织起海会，以自娱自乐为主，干部放假，很多人都去看海，扭扭秧歌，唱唱歌儿，放放烟花游游泳。
“海会”兴办形式的转变，让这里迎来了更多的游人。
游人如织，再搞“天体运动”就不大严肃。当然，外来的和尚也不光是会念经，有时也会带来先进的东西。兴城海滨，包括三一三龙湾海滨，开始出现零星的泳装。
我第一次看见泳装，是与表弟一起上龙湾海滨游玩，几个愣小子来到海边，往海滩东侧躲躲，就可以“天体运动”了。我的表弟行动迅速，说话间已经在水里涮了两个来回。就在我们犹豫着是否大胆一试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男子，从一处角落走出来，腰间穿了一条紧身的三角游泳裤头，干净利索，大大方方，甚至有点牛气哄哄地走向海边。那一瞬间，真叫人自惭形秽。穿着泳衣走向海水，那叫体面，那叫斯文，光着屁股串上串下，这叫粗俗，这叫缺乏修养。泳装一亮相，立即将同样的人拉开了档次。
第一次看见泳装，我们开始自惭形秽，而北关人看到泳装，却不这样，他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个“讨生活”的机会。
把账交给大队，张忠仁就和北关的其他村民一样了。人口不断迁入和增长，北关村人均土地仅有7分。这时候，张忠仁和父母、弟弟一起过，全家5口人，有了孩子后，就成了6口人。指望这点地，解决不了生活问题。不管做什么，他和妻子都不能闲着。
改革开放初，在东辛庄、沙后所及兴城一带，自然形成了一些针织产业。北关村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针织户，织些线衣线裤往东辛庄市场一送，挺不错的生意。海滨出现泳装，有人把泳装拿回家，琢磨琢磨，照葫芦画瓢，很轻松地就能照着做，做个10件8件地往海边一摆，居然就卖了出去。很快，第二生产队主要居住区的地藏寺胡同，就有好几家做了泳装上海边去卖。这买卖当然好啊，在家轻轻松松做几件泳装，摆到海边很快就能卖掉，稳稳当当，不着急不上火地把买卖就做了。
第一个做泳装的是谁呢？
30几年过去，已经没人说得清楚。只有梁长山给出了一个答案：最早做起来的是孔令伟，他在刚起步的时候做泡泡纱泳衣来的。北关村最早干起来，都是一圈亲戚、朋友，你带我我带你，越洇越多，一点点做大。
张忠仁的侄儿、还有几个亲友，都做着这个东西，看见别人做泳衣挺挣钱，张忠仁的妻子也做起泳衣。家里有一台家庭缝纫机，从东辛庄买回几尺布，做完了上海边去卖。一个三角裤头，海边零售1块钱，有几毛钱的利润。女士的泡泡纱泳衣卖得贵些，零售5块，很快就涨到7块8块钱，利润也相对要高。
本儿小利薄，几乎没人瞧得上。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女人的生计。家呆外闲着，没事就做几件呗，总比没事唠闲嗑儿看小牌儿要好。
卖得快，做得也快，布料就紧张了，东辛庄买不了那么多，人们就去锦州烧锅大坑进布。日子一天天过去，没人瞧得上的泳装生产一点点做起来。慢慢地，光靠女人来做不行了，于是，家里的男人们也进来帮着进布料，帮着送货。
一个新产业在地藏寺胡同暗流涌动，北关村的泳装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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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没有一个安分人
有一种经济现象叫“短缺”。
短缺经济：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原有体制下运行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1982年至1991年前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正是中国逐渐摆脱“短缺经济”现象的10年。“摆脱”之前，中国的经济依然是短缺经济。
短缺经济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数量冲动”，即强烈追求产品产量的周期性循环。
——这时的买卖相当好做，有了产品就不愁卖，只要把产品的数量做上去，钱就能够挣到家；
二是“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即尽可能地取得多的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周期性循环。
——手里有多少钱就投多少钱，能找到多少钱就投多少钱。原材料进到家，就意味着把钱挣到手了。
三是在当前和长远的生产和投资活动中，对价格、利率等信号反应迟钝。
——不用考虑价格，不用考虑产品款式，不用考虑借钱给多少利息。兴城泳装业发展初期，泡泡纱一种款式就能卖10多年。
四是“囤积倾向”，即产品滞存的周期性循环，等等。
——只要手里有了原材料，手里有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中就有了主动权。
任何产业，在摆脱短缺经济的时代，都可谓恰逢“天时”。
兴城泳装业当然不例外。占了“天时”，再看“地利”。做泳装，兴城的地缘之利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也是天资禀赋。再加上一个追求充裕生活的愿望，促成了创业者们最初的“人和”。兵法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那么，三者皆得呢？就没有不成的道理。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产业规模。
滚了几年的“雪球”，兴城泳装产业迅速形成了规模。这是泳装业走到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规模决定市场份额，决定市场影响。说白了，有了产业规模，客商到兴城来，就能拿到足够多的货。
在经济短缺的时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这就是1990年前后，兴城泳装业达到的程度。这个流动业态的形成，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上面的这些话，基本都是“臭氧层子”。在兴城做泳装，挺挣钱的——那时候，有这一句话，什么都够了。
兴城今天的泳装大户，大多是第一个10年入这一行的。张忠仁说：这一行看似简单，也不是想做就做的。
什么样的人做泳装才能成功呢？这正是本书想探讨的问题，当然，决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捡突出的一条说吧，3个月的时间里，我接触了10多位企业家，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安分的。
第一节 北关二队的人们（张忠仁篇）
韩跃书记说：北关村最早做起泳装来的，就是二队这些人，他们大多住在地藏寺胡同。这些人，生产队没黄的时候，就比较有经济头脑，别看那时候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凶，二队那帮人，想法掉个地得干点啥。
割资本主义尾巴凶到什么程度？
沙后所镇副镇长赵长义讲了这样一件事：我家一个亲戚，那时候从沙后所往东辛庄、绥中、山海关倒腾鸡蛋。每天，工商所的人、公社的人都要上车站、上火车去抓“投机倒把”的，像电影上演的鬼子进村似的，鸡飞狗跳的。我那个亲戚为了躲工商所的，火车刚开的时候，把车门弄开了，跳了下去，结果，摔死了。
画匠张庆、张林哥俩个，“文革”期间早就关了铺子，到队上上班了。但是，那些出了丧事的家庭，总有一些“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偷偷地找上门来，求他们给做几个花圈，做头纸牛、纸驴，砸几张纸钱儿。那时做一个花圈2元钱，扎一头纸牛或纸驴10块钱。但都是私不举，官不揪吧，张庆、张林哥俩个就偷偷地给做了。偷偷地做，还是让人知道了。在揭发“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有人在会上讲：北关二队，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不是没有阶级敌人，革命群众一定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张庆、张林到现在，还在搞资本主义，搞“四旧”，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结果，张氏哥俩个被挂了大牌子、戴上高帽，上面写上“牛鬼蛇神”，先游街，然后拉到文庙跟前的灯光球场，兴城镇人民公社在此召开批判大会。
这“资本主义”还能搞吗？还敢搞吗？
二队人“顶风作案”，照搞不误，只是“悄悄地进庄，打枪地不要”。
开“地头荒”——在屯里屯外，地头地脑，犄角旮旯找块空地，用镐开出来，偷偷地种点苞米、种点烟、种点高粱，上秋的时候悄悄一收，好歹也弄个十几斤几十斤粮食。擗点烟叶，换几块钱，打个酱油买点醋，还能将就。很少有人举报，谁都明白，做了这样的事，太丧良心。
“投机倒把”——张忠仁中学没毕业，就和三姐夫去绥中倒粮食。坐火车到绥中荒地、前所一带的村屯，走村串户地收购。收够100多斤，然后背上火车。一个人没多大力气，一次也就能扛一二百斤。到兴城站下车，再到粮市去卖，1斤粮食挣几分钱，辛苦一趟，能挣2块3块的。
北关二队这样的人不少，在地藏寺胡同居住的“投机倒把分子”最多。
这些人都很现实，任你把什么理想、什么主义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我只坚信一条，碗里要有饭吃，兜里要有钱花。离开这些，一切的主义理想都是“臭氧层子”，都是扯用不着的。这些人都很认干、能吃苦。我采访了北关出来的3位企业家——凯瑞达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忠仁、舒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旭东、美路威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素敏，在他们的讲述中，没听说过一件因为懒得干、遭不起那个罪、忒累得慌而放弃的事。这些人肯动脑又极聪明，说句白话，做事总有道道儿。“办法总比困难多”，用在他们身上，再恰当不过。这些人能屈能伸，挨憋受气的时候，买卖依旧，生意照常；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不是一鸣二喊地到处声张。在他们身上，始终有一股劲，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得到。
第二节 走海里去我也不回来了（梁长山篇）
还没有“改革开放”这个说法的时候，梁长山就“总是不着家”，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些啥。在梁家洼子，这是个最能折腾的人。在书记队长眼里，他是个“投机倒把分子”，而对大多数的人们来说，这是个神神道道的人。回到家来，尽说些比广播里讲的还要远的事情，人们既想听，又不由自主地和他保持着距离。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虽然离偏僻的梁家洼子还比较远，但是，却足以让梁长山这样的人们兴奋不已。“投机倒把”依然是一宗罪，但是，队上的干部却失去了拿它来打击谁的动机和想法。于是，梁长山们比以前跑得更欢，在屯子里，连人影儿也见不到了。
1979年，广播里的消息告诉梁长山，“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在南方已经热火朝天地干上了。梁长山决定，和谁也不商量了，自己先干起来再说。
干点什么呢？上兴城、走沙后所、赶东辛庄大集，走过几圈，梁长山选了一个买卖，卖裤子。先从北京的大栅栏儿、天津的劝业场买布，用一个大兜子背回兴城，再到沙后所，找有缝纫机的人家，一家放点布，做成裤子收回来，最后，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卖裤子。
1980年的时候，中国刚刚试图摆脱“短缺经济”，梁长山的裤子当然好卖，一条裤子能挣2、3块钱。2、3块钱，这可是钱哪，那时候，一天挣5块钱，就了不得了，民办老师一个月的补贴才5块钱。一天要是挣到10块钱，嘴就乐得合不上了。
当然很辛苦，从北京、天津往回背布，蹭车板、滚车轴，自是一番辛苦；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又是一番辛苦。但这些都不算啥，最让人难受的是，做个买卖，家里外头受气。买卖得偷偷摸摸地做，每个月得到生产队上几天班，做出经常出工的样子。然后，瞅不冷子“消失”几天，不是进布去了，就是卖裤子去了。绝不能让队长知道，知道了可就大祸临头了。
一个月偷偷地出去二三趟，生产队还能见着人，大家心知肚明，梁长山这个人管也管不住，大面儿上过得去就行了。
这回就放心大胆地卖裤子吧？还不行，外面的事儿也挺多。怕屯子里的人们知道，梁长山卖裤子，能走多远走多远。他去过盘锦、去过唐山，最远的是往黑龙江的海伦背布，布卖了，再往回背黄豆。去盘锦几回，让人抓了一次，在市场上铺开摊子，正卖着呢，戴盖帽子的来了，连裤子带人都带到所里，罚了款，还罚了裤子，好歹没把裤子都没收，人和剩下的裤子放出来了，这个市场轻易也不敢来了。
坐火车到唐山，进了天桥市场，往地上一撂摊儿，围上来好多半大孩子，脱了身上的旧裤子，就穿新裤子，梁长山还以为是生意来了呢，紧着溜地招呼。等到这些孩子们穿应当了，收钱吧？还没等梁长山张嘴，这些孩子忽啦一下全跑了。一跑好几个，这边刚要去追，跟前又有几个抢裤子的。梁长山有点蒙，这是咋回事？
有人告诉他，这些孩子，都是唐山地震后的孤儿，抢了也就抢了，要不来钱。
外边市场风险大，回兴城来卖吧。在西关市场，梁长山被抓过两回。第一回，抓他的那些人一人分了一条裤子，剩下的让他拎回来了。第二回，抓住梁长山的是个领导，处理的就比较严肃，裤子全部没收，连个条儿都没打。
就这么连抢带抓，梁长山也挣了些钱。到1981年末，梁长山手里攒了2000多块钱。那年月这可是好钱哪，又向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凑够2500元，在梁家洼子买了一幢房子。
梁长山总往外跑，居然挣了2000多块买了幢房子，这件事，在梁家洼子震动不小。走在屯子里，梁长山胸脯挺得高高的，够牛的了。
总往外跑，和买卖行的人接触就多，很多人都知道梁长山这个人，跑外挺能够儿的，于是，兴城县的一个社队企业——羊毛衫厂书记来找梁长山，说你别当个体户了，多受气呀！你来羊毛衫厂，给我当采购员吧，一个月给你60块钱。
梁长山一核计，县城里头上班，每月挣60块钱，家里刚刚包产到户，自己种地又有收入，口粮解决了，还能月月见到零花钱，这日子多得儿啊！
挺合适，梁长山就到了羊毛衫厂，当上社队企业的工人。一干两年多，羊毛衫厂领导看梁长山挺能干，就跟他说，你搬兴城来吧，别来回跑了？
梁长山说：搬到兴城，户口也进不来呀？
领导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户口能进来，城市户口解决不了，先到城郊呗！
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离乡背土，可不是小事。在外头咋奔嗒，总会有闪失的时候，一旦失去了祖辈流传的那块故土，就连个退路和依靠都没有了。这个决心不好下。几经思考，梁长山下定了决心，但实施起来，一步一个坎儿。
先跟村长说，我要把家搬兴城去。
村长说：你小子，没见你好好上过班，天天走去，除了投机倒把你不干好事。这回把户口起出梁家洼子，你就别想回来了。
梁长山明白，话不好听，却分明是难舍难分。他心一横，说道：我走出去了，走海里去也不回来了！
村长说：你人走了，地也就收回来了？
梁长山点点头：我认了。
厂领导帮着把户口落到兴城县城郊东二村。村书记接了户口，就开始交待条件：到咱这儿了，上下都帮忙，但是，这土地都分完了，没你的份啊！
梁长山早已破釜沉舟，他说：行啊，没我份就没我份，我就挣60块钱，也能把老婆孩子养活了。
户口落完了，回梁家洼子卖房子。父亲知道了，高低不同意。见到梁长山，张口就骂：你这个败家子啊，这么容易买个房子吗？说卖就卖，搬城里还得串房檐，你这不是倾家荡产了吗！
梁长山告诉父亲：爹，你说得不对。社会是往前发展的，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包产到户了几年，咱国家肯定往前走。我是社会一个细胞，社会发展我肯定发展，不可能停止在一个地方，我搬出梁家洼子，我保证能过好。
谁也挡不了，梁长山带着老婆孩子，拉上简单的家什，走出梁家洼子。走出屯子的时候，他梗着脖子不肯回头。土地扔下了，老父亲扔下了，贫穷的日子扔下了，前面的路上，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只有每月60块钱的工资，一路上注定要经风着雨，梁长山的眼泪往肚子里咽，就这样离开了梁家洼子。——啥都没有我也挺着，说啥也不在这儿受穷了。穷怕了，在梁家洼子这些年，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第三节&&心灵深处的东西被悄悄唤醒（刘雪莹篇）
梁长山走村串巷卖裤子的时候，刘雪莹“落实政策”，分配到兴城县第二工业局自行车零件厂。
按学龄计算，刘雪莹应该在1966年初中毕业。1966年的中国，刚刚进入动荡之中，这一届初中毕业生直到两年后的1968年才算结束初中阶段。刘母张儒林顶住了被遣送下乡的压力，全家人在兴城南关的生活得以保全。刘雪莹毕业了，按当时的称呼，叫作回乡青年，落到了南关大队的南甸子第9生产队。20岁上下的小姑娘成了青年农民，种菜、倒粪、放羊、喂猪，城郊生产队的一应活计，都干到了。
生在这样的家庭，刘雪莹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到队里上班，活计不容你选，派什么是什么。干什么活，都能猫下腰来，把它做好。人群里，不吱声不言语，干活时，不叫苦不叫累。人们发现，刘雪莹非常能干。当然，也难免让人认为，家庭出身不好，不干也没法子。可是，刘雪莹的这种能干，似乎不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她很会干活，有条理、有道道儿，有她干活的人群，总是很和谐。看不见她朗声朗气地吵吵喊喊，在她话语不多的交流中，总能感到和人们的亲近和随便。这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年轻人。这个话不多的年轻人，渐渐地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22岁的时候，刘雪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给介绍了一个教师，刘家人吓了一跳。父亲刘锡文说：不能搞老师，那是“臭老九”。你没看爸都受这个苦吗？你就搞个工人，他只要不嫌弃咱就行。
按照这个条件，有人就介绍了一个工人，在薄铁厂工作，家庭成分好，但是，哥兄弟多，条件差，生活特别困难。
刘雪莹拿不定主意了。
小伙子姓王，兄弟4个。前边哥仨都下了乡，按政策，老四就被照顾留在城里当了工人。在薄铁厂学徒，每月开32块钱，按工资算，顶农村5个劳动力，而且家庭还是供应户。就是条件差，全家生活主要靠这32块钱。以至于王母都害怕儿子搞上对象：先不能搞对象啊，还得为家里做点贡献呢！
反复核计，父母都给刘雪莹建议：这样的不搞，搞啥样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搞个工人，以后不带受罪的，咋的也不能说打倒贫下中农吧。咱家这出身，出门就是被打倒的对象，受够了这个，坚决不能搞老师啊！
刘雪莹接受了父母的建议，和小王确定了关系。从恋爱到结婚，小王就送了刘雪莹一个纪念章。王家担心儿子婚后不能再为家里“贡献”，刘母张儒林说：不用怕，结婚了上咱家来开伙，工资交给你家里。咱家吃饭还不成问题。
1970年，刘雪莹结婚成家，新家也在南关，离王氏家祠不远。在南甸子9队一干干了12年，这个新生的社会细胞在父母的拉扯中一点点丰满起来。
1980年，父亲刘锡文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刘雪莹跟着“落实政策”。回乡青年变成了下乡青年，要安排进城里的工厂当工人。往哪里安排呀？刘雪莹的对象在第二工业局的薄铁厂工作，于是，刘雪莹也进了“二局”，夫妻两个安排在“一个系统”，刘雪莹来到自行车零件厂车间，干的是几乎没什么技术的技术活——看冲床。
工作很乏味，越干越没劲，但对刘雪莹来说，乏味、没劲从来都不是问题，艰苦的生活早就让她掌握了战胜乏味和没劲的武器，在工友和领导的眼里，这是个特别能干、特别会干的女工。然而，一个女工再能干，也左右不了企业的命运。5年过去了，自行车零件厂黄了。还没等刘雪莹仔细想想往哪里去的问题，因为听说这个人“特别能干”，第二工业局的幼儿园园长就把她要过去了，刘雪莹成了幼儿园的教师。
幼儿教师工作，给了刘雪莹稳定的生活，和孩子家长的接触，让她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从小就受人歧视，长大后，自知没有与人相争的资格，听凭命运的安排，一直是刘雪莹仅有的选择。改革开放几年后，生活状态逐步改善，在幼儿园工作，收入也相对多一些，这些积极的变化，悄悄地触动着刘雪莹的内心。
生活，已经稳稳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工资比一般的单位高，日子相对稳定，工作也很受尊重，刘雪莹应该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但是，或是因为习惯，或是因为内心对未来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期望，更主要的是受母亲的传授和影响，刘雪莹总是想着做点什么。简单地说来，力所能及的多挣点钱，改善一下生活，总是件好事。
于是，业余时间里，刘雪莹依然是个闲不住的人，弟弟刘大维制作沙发，刘雪莹帮着扎沙发套子。活供不上手的时候，什么挣钱做什么，反正不能闲着。
在自行车零件厂，有个同事叫张玉霞，和刘雪莹挺投脾气。张玉霞的爱人是兴城北大营的军官，张玉霞却一点也没有官太太的做派，和刘雪莹一样，从不拈轻怕重的。
自行车零件厂黄了，张玉霞分配到塑料厂上班。好朋友，有日子不见了，有一天，刘雪莹到住在北关村的张玉霞家去串门。
进了门，张玉霞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着。刘雪莹很奇怪：你在做啥呢？
张玉霞告诉她：做游泳衣呀！
刘雪莹眼睛一亮：这东西行吗？
张玉霞说：刘姐，这东西可行啊！你干，就干这个，干啥也不如干这个。
刘雪莹问：这个，一天能挣多少钱啊？
张玉霞肯定地告诉她：最少最少，也能挣30块钱。
刘雪莹心里一动，一天30块钱，现在一个好工人月工资也就60、70块钱。做一天泳装，赶上半个月工资了。
刘雪莹就坐在旁边看张玉霞做。平时常做针线活，没用多大功夫，刘雪莹就看明白了这个活计，工艺很简单，就是扎四方块，再用皮筋一抽，整出型来。简单是简单，但是，瞧着张玉霞她们做，还神神秘秘地，刘雪莹有点抹不开。
张玉霞说：你做吧！
刘雪莹问：我行吗？
张玉霞说：你行！
临出门，刘雪莹也没抹开说想做的事。但是，心里又有些舍不得。凭着自己和张玉霞的关系，她说的都是真心话。只是如果跟着人家做泳衣，会不会抢了人家的生意！刘雪莹心里七上八下，从北关村出来，进了威远门，过钟鼓楼，出了延辉门，她直接来到王氏家祠胡同，去和母亲说这件事。
张儒林老人何等精明，一听女儿的讲述，就明白了。她问：那你咋没学学呀？
刘雪莹有些不好意思：没抹开呢！
老人明白了闺女的心思，她告诉女儿：你再去呀！再去……
刘雪莹又去了北关村。一进门，张玉霞就明白了她的心思，没等她张嘴，张玉霞就说：我给你弄个报纸，铰个样子，你就做去吧。
刘雪莹说：我啥也没有啊？
张玉霞说：我这里啥都有，一样给你拿点。
拿了张玉霞铰的样子，和一小团皮筋，布料家里有现成的，刘雪莹回家就打开缝纫机，照样子就做了一件泡泡纱。确实很简单，没用多大功夫，刘雪莹就做完了一件。她把自己做成的第一件泡泡纱拿给张玉霞看。张玉霞喜出望外：刘姐，你比我做得还好呢。
刘雪莹问：这就行啊？
张玉霞肯定地告诉她：行！
1987年春天，在南关王氏家祠胡同自己的家里，刘雪莹开始制作女式泡泡纱泳装。
第四节 囫囵吞枣的青春岁月（刘雪娟篇）
和大姐刘雪莹的亲和沉静不同，二姐刘雪娟是个直脾气，向别人介绍自己，刘雪娟直言：我脾气不好，有话就说，比较直性。
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性格直率的刘雪娟，并没有像父母和大姐那样，直接承受了政治生活强加给他们的不公和屈辱。和同龄人一样，“革命年代”将青春生活劈头盖脸地塞到他们手里，大家都有些害怕、震惊、不知所措，并且普遍地消化不良。相对于出身好的年轻人，刘雪娟承受的不适比别人还要更多一些，但是，对于他们一家人来说，这样的境遇已经不算什么了。
1951年，共和国成立第二年，刘雪娟出生在王氏家祠胡同。1968年初中应届生，和累计拖延了6届的学兄学姐们一起毕业，然后一律上山下乡。刘家早就因为父亲刘锡文的右派问题“下放”到了南关大队，于是，刘雪娟和大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