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羿：“全面二胎”政策的经济影响与社会后果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周羿
　　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国家都曾弥漫过或正弥漫着对生育率的忧虑。有些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抱怨生育率总居高不下，而另一些国家（如欧洲和东亚的一些发达国家）则苦恼生育率持续低迷。即使在同一国家里，也可能几十年前还在恐慌“婴儿潮”阻碍发展，今天却又担心生育率之低难以应对老龄化之挑战。
　　到底什么水平的生育率是好的生育率呢？毫无疑问，极低或极高的生育率之于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都是有害的。倘真的有“最优生育率”存在，那定 是在这两个极值之间。更重要的是，这世上没有人咸美之、皆大欢喜的生育率水平。所谓的“好”或“最优”一定是在特定情境下之于特定对象而言的。那么，假设本周宣布的“全面二胎”政策真能让中国生育率有明显提升，谁又会是政策的受益者呢？
　　人口规模会阻碍生活水准提高吗？
　　在“全面二胎政策”公布后没多久，一位性格较真的朋友给我发来微信，询问这个问题――“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坦诚地说，对这问题的思考让他感到有如精神分裂的困惑。很明显嘛，土地面积必有其上限，过大规模的人口超过自然资源的负荷。如果人口减少了，均摊到每个人的资源就多了，那么生活水准提高是很显然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听到别人说，人口规模下降会阻碍创新，妨害一国之长期竞争力。他又觉得似乎也很有道理。那到底是人愈多愈好，还是人愈少愈好呢？
　　这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一国之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倘这个国家是以农业为主，那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土地的供给是有限制的。给定土地数量，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随人口增加而递减 。所以，生活水准也就会随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下降。这情境大体与马尔萨斯在《人口论》所描述的状况相似，我们可以称一个只有农业部门的国家为马尔萨斯经济体。
　　对于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言，情况会稍有不同。工业生产除人之外的主要投入是资本（或者设备）。相对于土地，资本（或者设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复制和可流动的。设想下，前往浙江省务工的外来劳动力在一夜之间多了一倍。从短期来看，民工的工资会下降，不少民工会失业待业，生活水准会降低。但从长期看，当浙江省内外的企业家会（也包括外资、港资和台资）看到这里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他们就会带着资本纷然而至，或投资建厂或扩大生产。新增的工作岗位会让工资逐渐回到原来的水平。所以，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不啻数十倍，但当地生活水准并未因此下降。因经济增长研究而荣膺诺贝尔奖的索罗在其模型中潜在地指出，在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情形下，人口规模对于人均产出的影响是中性的。故而，我在这称只有工业部门的国家为索罗经济体。
　　在时下的信息时代中，社会生活中又出现了大量新鲜事物。比如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微信，这比如你正在痴迷某部大手笔制作的电视剧。我们很难想象，它们会诞生在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岛国。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对于这类产品的出现和革新，反倒有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假设有企业家（如乔布斯）和天才（如爱迪生、莫扎特和大仲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是恒定的，那么一国的人口愈多，这国家里出现的乔布斯、爱迪生、莫扎特和大仲马的可能性也就愈高。另一方面， 人口规模某种意义上即是市场规模，一个巨型的市场适合那些固定投入高、边际成本低的行业（比如软件应用、游戏和电影）发展。我暂且将只有这类产业的国家命名为乔布斯经济体。
　　总结一下，在马尔萨斯经济体中，生活水准会因人口规模扩张而下降；在索罗经济体中，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准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而在乔布斯经济体中，人口规模对商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反倒有促进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国家更多是这三者的加总，且三者各自所占比重会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当我们讨论人口规模之于国民生活水准的影响为何，须给定一国之当时的经济结构来做判断。比如， 出台一胎政策时的中国更像是个马尔萨斯经济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今天的中国则是以索罗经济的成分为主，乔布斯经济占比在迅速上升，马尔萨斯经济占比已较小。人们倾向于基于当下的情境来做判断。这就不难理解，1980年的中国社会会接受人口规模阻碍经济发展的论断，而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就会对它存有质疑。
　　“一胎政策”的社会影响
　　让我们把关注点从宏观经济转移到围观个体上来。全面实行二胎政策是一件好事吗？答案也不确定。我曾在天涯社区一篇帖子的回复里看到，一群反对一胎政策的网友和另一群支持一胎政策的网友在论战。有趣的事情是，我注意到说那些支持一胎政策的网友以女生为主。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支持一胎政策呢？
　　原因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大多数社会中，是母亲在承担了生养孩子的主要成本。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快速提升。很多职业女性常因兼顾事业和家庭而感到疲倦不堪、分身乏术。所以，当她们的丈夫和长辈希望要更多孩子的时候，一胎政策有时被这些妇女用作“挡箭牌”。在“全面二胎”正式宣布后不久，即有女权主义者撰文担忧某些妻子的命运会由之前的“被迫不生育”变成“被迫生育”。
　　其次，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计划生育虽让一部分女婴因选择性堕胎而“消失”，但是那些存活并成长起来的女孩平均来说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一方面，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使家长们能更重视孩子的质量。即使是在那些有强烈男孩偏好的家庭，倘家里没有儿子，他们也只能把资源投入到对女儿的培养上去。另一方面，哈佛大学学者黄炜及其合作者的工作论文发现，计划生育还改变了家长对女儿、以及女孩对自己的未来预期。具体来说，当家长预期到女儿将来只会生一个孩子，那她将来更可能会是职业女性而非全职太太。那么，今天花费在女儿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更高的预期回报。
　　计划生育还会对婚姻市场带来扭曲。让我们把婚姻想成是包括子女、亲密感和劳动分工收益等等一揽子商品的集合。那计划生育可被理解成一种消费税：每个家庭按其特征都会被分到一个可生育（消费）孩子数量的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部分就会被罚款（征税）。公共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税会减少个体对商品需求，还可能会扭曲个体的消费行为。我和黄炜最近一篇论文就发现：一方面，一胎政策降低了年轻人（尤其是汉族）的结婚意愿；另一方面，在那些汉少通婚家庭享有特殊政策（例如，可多生一胎）的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通婚率明显上升了。在后者的情境下，与少数民族结婚某种意义成为了一种“逃税”的渠道。但是这种扭曲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有利的。这等价于是分给他们可合法多生一个孩子的配额，并允许他们通过婚姻市场来出售这个配额。那么少数民族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就会相应上升。这也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吻合。我们发现，在存在汉少通婚家庭特殊政策的地区，一胎政策使得少数民族找到的汉族伴侣的教育程度更高了。
　　对“全面二胎”时代的政策启示
　　今天，创业与创新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与农业时代不同，人口规模不只不再是制约增长负担，还成了未来产生更多创新的土壤。但是，创新不只依赖于人口的规模，更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在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后，那些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有可能多生孩子。但这些家庭往往缺少条件同时为两个孩子提供足够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同时，如之前所述，“全面二胎”还有可能对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带来负面冲击。在失去了一胎政策的托辞之后，一些妇女还会迫于丈夫和长辈的压力，不情愿地进行生育
　　很多人在讨论，在“全面二胎”之后，从计划生育相关工作的人员是不是就无事可做了。我想，他们或可转变职能，从控制人口数量走向保障人口质量。比如说，他们可以为低经济社会地位家庭提供支持，他们可以监督女童得到和男童平等的对待，他们还可以帮助妇女维护其在生育数量上的发言权。倘若如此，计生机构完整的组织体系和数十年的基层经验，将对于缓解“二胎政策”的负面效果大有帮助。（作者系伯克利人口系博士周羿）
(责任编辑：UF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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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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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间： 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本文字数：2186字
　　一、前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稳定低生育水平，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 1982 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计划生育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分析
　　（一）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82 年的2.86 不断下降到2014 的1.55,并且在2012 年一度降到1.18.按照鲁茨等人的理论，1.5 是一国总和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点，一旦低于 1.5 一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很难再上升到 1.5 以上，即陷入了&低生育陷阱&.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 1.5,一旦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引起外企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口数下降，直接削弱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造成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缺失，影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青年人口数的不足还会降低消费能力，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 GDP 增长的三驾马车，而青年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内需不足，影响 GDP 的稳定增长。为了摆脱&低生育陷阱&,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以此来刺激总和生育力的增长。
　　（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 2014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数量达到 2.12 亿，占总人口比例为 15.5%;65 岁以上人口数为 1.37 亿人，占比 10.1%.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并且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造成对投资和建设的需求不足，房价波动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大环境下，大量 80 后、90 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老龄化使得在家庭成员中老年人较多，一对青年夫妻需要赡养 4 个老人，养老、教子问题日益突出，加重年青人身体和精神负担。同时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制约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的资金投入，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人口，而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逐渐增加，政府税收来源不断减少而支出逐渐增大，可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高，影响到社会的再分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三）男女比例失调
　　受重男轻女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目前男女比例达到 105:100,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左右，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会对传统家庭的稳定造成影响，引起离婚率的上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引起绑架和贩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增长，犯罪率不断提高，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同时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导致房价的高涨和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全面二胎对经济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全面二胎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与二胎直接相关的婴幼儿奶粉、尿布、母婴保健等母婴行业相关产品的增长，带动了母婴行业的繁荣发展。中期来看，全面二胎刺激了与孩子教育相关的早教、小学教育、家教等行业。再者，带动了减肥、运动等与女性健身保健有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了对食品、服装、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增长。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低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是我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主要诱因。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外迁东南亚，二胎政策的放开，将刺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对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提供后续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再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大量能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环境和素质培养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超生现象严重，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农村家庭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后天学习环境，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而全面二胎能提高社会人口素质，增加企业的人才供给，增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振兴我国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实现转型。
　　全面二胎有利于稳定房价，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国的房价不断上涨，男女比例的失调更是加大了房价的上涨趋势，2015 年下半年房价月均增幅达到 0.5%,部分大城市增幅甚至达到 2%.作为生活必需品，房价的虚高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旦楼市价格泡沫破碎，必然严重冲击中国的社会经济，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全面二胎既能调剂男女比例，同时又增加了对楼市的刚性需求，稳定房价，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1]都阳。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 2005（12）
　　[2]宴乐平。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山西师大学报 2010（3）
　　[3]王卫琴。论单独二胎新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 2015（4）
　　[4]盛德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即对策[J].内蒙古电大学刊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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