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倒挂会拖城市活力后腿---晶报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
第A06版：大社会
标 题 导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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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4 : 大头条
第A05 : 大社会
第A06 : 大社会
第A07 : 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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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9 : 大民生
第A10 : 大民生
第A11 : 城市圈
第A12 : 城市圈
第A13 : 城市圈
第A14 : 文娱
第A15 : 文娱
第A16 : 文娱
第A17 : 文娱
第A18 : 人文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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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20 : 撞彩/体彩
第A21 : 体育
第A22 : 体育
第A23 : 体育
第A24 : 体育/零封
人口结构倒挂会拖城市活力后腿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谈深圳推进新型城镇化
史青玉 成江
近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几年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进展进行了介绍。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各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来深参加活动的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晶报记者 史青玉/文 成江/图
城市结构存在巨大反差 谈到深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李铁认为，首先是农村社区的演变，包括原有的宅基地之上形成的建筑模式，与现代化城市发展具有较大反差，“基础设施配置还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对原有的乡村这部分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供给上与城区还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是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问题，“现在是1300万的常住人口，还有一个说法是2000万的管理人口，300万的户籍人口，说明人口结构严重倒挂，使得公共服务水平不能让所有人分享。城市的外来人口和常住人口的长期消费愿望，对城市的活力和服务业的质量提升都有‘拖后腿’的作用，”李铁表示，大量人口聚集，但又没有长期性的行为，使我们整个城市结构存在巨大反差，中心城市很好，到了龙岗、坪山等地，工业和住宅区的混杂，使社会关联出现了相对混乱的局面，出现人口和产业结构与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在一个地方没有长期的居住预期，就没有长期的投资、就业和消费心理，就比如服务业的员工都是临时性的，那其质量和水平就不可能得到迅速提升，直接影响了人口素质问题，直接导致了城市管理和居民所享受的服务质量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好的城市治理的政策一定要贯彻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是需要人来实现的，人的素质没有提高，提出再好的政策也没有办法能落到实处。”李铁指出，城市的公共政策和改革政策没有对应，大量外来人口在深圳就业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使他们的短期行为长期化，使我们低附加值的工业转换成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产业，对于深圳来讲都是挑战。 城市管理水平需跟上 “还有就是产业问题。”李铁表示，深圳虽然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城市，被称为创新城市，涌现了大量的领先于全国的科学技术，但“深圳在人口城镇化率100%的时候，工业占比过高。从全世界的规律来看，任何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服务业应该增加比重，甚至到统治的地步，在韩国，服务业占比是工业的1.5倍，就业人口占整个城市就业人口的75%，美、英、法、德、日，服务业比重全部占到70%以上。”李铁表示，深圳在产业化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另外，“城镇化过快不等于管理水平能跟上。”李铁认为，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过快，配套措施就容易跟不上。城市规划的不科学容易滋生城市安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也是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这两年随着人们对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要求的提高，随着我们对城市环境问题认识理解的加深，这些问题被市民所关注。“其实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当你认识到的时候，问题就变得突出了！”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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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中国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和文化传统的关系
中国教育是否会拖经济增长后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朱天 为FT中文网撰稿 日 07:12 AM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上等水平，中国似乎必须走上一条以创新驱动的增长之路。但是创新需要人才，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呢？换句话说，中国教育是否会拖经济增长的后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多人那里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向来为人诟病，学生负担过重、死记硬背、缺乏创造性等批评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学术界却有不少学者在解释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又将重视教育作为一个主要原因——毕竟，如果中国教育真的一无是处，那就很难理解何以恰恰是中国成了过去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一贬一褒，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究竟孰是孰非呢?
中国的教育质量如何？
如果说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所有国家都该重视教育，中国（东亚）在这方面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事实上，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的教育支出的比重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则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从政府教育支出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并不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资。从衡量教育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只是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
但是，一个国家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只是体现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一定能反映普通国民有多重视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不绝对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毕竟一个人上多少年学与他学到多少东西不总是一致的，教育的质量与数量起码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Hanushek）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Woessmann）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科学和阅读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认知技能指数都名列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教育年限关系不大，而与教育质量高度正相关。例如，菲律宾的人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时是8.95年，高于中国的8.11年，与新加坡的9.13年非常接近（2000年及之前还高于新加坡），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则远低于中国和新加坡。如果比较三个国家的认知技能指数，新加坡是5.33，中国是4.94，而菲律宾只有3.65（作为对比，美国是4.90，最低分是南非的3.09）。
很多读者也许会觉得说中国教育质量很高（甚至高于美国）是个笑话。但这里所讲的教育质量比较的是相同学龄的（中小学）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例如同样是九年级（即中国的初三、美国的高一），中国学生的认知技能要略高于美国，更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却远低于美国，以2010年为例，中国是8.11年（相当于初二），属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是13.09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为世界第一。故综合起来看，中国的教育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人只会考试吗？
许多人会说考试成绩好不说明教育质量高，中国人（东亚人）就是会考试，不见得有更多的真才实学，更谈不上有多少创新能力。可是，东亚国家培养出来的学生真的就只是缺乏创造力的考试机器吗？难道说，不那么会考试的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学生反而比很会考试的东亚学生更有创造力？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虽然高分不见得高能，低分也不一定低能，但是高分低能者一定远远少于低分低能者。毕竟，很多人认为创造力更强的欧美发达国家学生的国际考试成绩要比（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其实，无论是人均发明专利还是人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已经世界领先；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创新水平和能力也已将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抛在后面，并正在迅速追赶发达国家。
我们在批评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的时候，都是将中国的现状与发达国家做简单、静态的类比。确实，中国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但这不是因为应试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而是因为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科研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科研经费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中小学乃至本科基础教育质量太差，而是因为我们的（属于非应试教育阶段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水平还远不如发达国家。而这又归咎于我国高校教师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普遍较低（但又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国深造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国内收入水平和科研条件上的差距）而没有回国。所幸的是，这种状况近些年来正在迅速得到改变。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一旦去了西方研究型大学继续学习，他们的创新能力绝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做的一项以移民发明家（immigrant
inventors）为对象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所谓的移民发明家指的是那些以外国人身份在居住国申请发明专利的的科研人员，例如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科学家以美国居民（resident）的身份申请了发明专利，就是个移民发明家。数据显示，在年间，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吸纳了全世界97%的移民发明家，他们固然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但也有不少来自其他发达国家。来自中国的移民发明家占比最高，达16.3%，其次是印度，占12.1%。但来自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总人口6亿）的只有2.7%，来自非洲（总人口11亿）的只占1.7%，原因显然不是这些国家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而是本来就没有很多这样的人才。
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外流严重（世界上除了美国、瑞士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有较多的人才净流入，很多国家都存在发明家人才净流出的问题，包括英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很多发达国家愿意吸引的人才（而不是他们想要拒之于门外的非法移民）。毕竟这些海外的中国移民发明家几乎都是在国内接受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显然没有扼杀掉这些人的创造力。中国虽然流失了这么多发明家人才，甚至是最优秀的一些人才，但是留在国内（以及从海外回国）的人才还是多到足以让中国成为过去二十多年来创新水平增长最快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
决定一个国家教育质量最关键的因素可能不是政府愿意花多少钱，而是普通家庭有多么重视教育！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也不只是体现在开支上，而更可能体现在家长和孩子们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世所公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家庭特别重视教育，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孩子的“钱途”吗？现在经常讲教育是最好的投资，但如果重视教育只是因为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别的国家的家庭不也会同样重视教育吗？
中国（东亚）人重视教育通常归功于儒家传统文化。但是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出发点并非功利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个人和国家创造经济利益，因此所重视的不是学习有用的技能，而是学习四书五经、仁义道德。中国的科举制度只是强化了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使得受教育、有知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毕竟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这是学习的唯一目的的话，那教育就是一个风险太高的投资，无异于现代社会想要通过买彩票来发家致富。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犹太文化也以重视教育著称，出发点也非经济利益。犹太教在大约两千年前就规定所有的父亲都必须在儿子六七岁时送他们去上学，让孩子们学会阅读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因此成为识字率最高的民族。在古代农业社会，送孩子上学认字并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反而是个负担，所以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因此脱离犹太教而转信别的宗教。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颇重视教育，这是因为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发起新教改革运动时就要求每个基督徒能够自己阅读圣经，新教徒也因而比天主教徒识字率更高。
由于教育存在所谓的“外部性”（即受教育多的人不只是个人收入会提高，还会给他人或社会创造更多收入），因此，如果大家只是从个人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决定接受多少教育、花多少功夫学习，结果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一定是有差距的。政府可以提供免费教育，但接受免费教育的人不一定会用功读书。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有多勤奋，而这不是政府花钱能够买到的，需要有超越于个人经济利益之外的动力。儒家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就恰恰赋予了教育以超越于功利之上的价值，使得接受教育、勤奋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规范，而不只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近代之前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更谈不上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并没有让中国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以及对学习儒家经典的热衷也许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但是重视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上，其所迸发出的力量使得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一点与犹太人的情况颇为相似。犹太人重视教育的本意是为了学习宗教经典，不是掌握实用的知识，所以犹太人对近代科学革命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犹太民族一旦将他们的学习热情转移到世俗的科学技术上，一两代人之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产生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可以预期，几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名单里也一定会有许多中国人的名字。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重视教育的文化是个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中国教育由于过度关注应试科目的学习，因此，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体育、文艺及各类群体和社区活动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众多学子也在埋头苦读中牺牲了青少年所应享有的快乐时光。这些问题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以及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的学生的确太辛苦了，但也造就了中国超高的基础教育质量，为中国走上创新型的经济增长之路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
中国创新不足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2月22日 07:12
中国的创新不足一直以来被当作既成事实而为人诟病。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创新不足”四个字，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文章或发言批评中国创新不足的现状，痛陈中国创新不足的种种原因——无外乎是体制的弊病或者文化的缺陷，警告创新不足将拖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确实，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用品都可以说是西方发明的。很多高科技产品和设备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核心技术却是发达国家的。我们用的苹果手机也是中国生产的，但中国的附加值只是整个手机价值的零头。中国有数十万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但年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都与中国无缘；而瑞士这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却出过二十多个诺贝尔科学奖成果。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确实非常不足！但是，少有人想到，这样的比较可以用到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身上——不只是中国创新不足，巴西、墨西哥、土耳其这些人均收入高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甚至还要不足，更不用说其他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了。事实上，不只是中国本土没有产生过诺贝尔科学奖成果，可以说所有发展中国家本土都没有产生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之下的创新不足不是中国所特有，而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这样的创新不足显然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更不可能是文化问题，毕竟世界上约140个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文化是千差万别的。
拿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简单地相比意义不大。根本不用比，一定差距很大。如果要质问为什么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不足，就等于质问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而是这个差距有没有在缩小，缩小的速度快不快，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高不高。
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创新水平和能力评价很低，但是由权威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欧洲管理学院（INSEAD）共同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或GII）却没有低估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其最新的2014年国家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位居第29名，排到了意大利和葡萄牙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前面，而排在中国前面的全部都是远比中国发达的高收入国家。显然，根据这三家机构的评价标准，中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超过很多人均GDP高于中国的中上收入国家，更是将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常用指标有专利申请数、科技论文的数量、研发的投入及科研人员的数量等，不只是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数量。在将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相比之后很容易看出，无论用什么指标，中国的创新水平和能力与发达国家的距离都在快速的拉近，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水平及上升的速度都遥遥领先。
首先以发明专利的申请数为例，中国在2012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就在2002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总数还不到2012年的10%，世界排名第七。专利申请总数第一当然不说明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其实还差得很远。因为中国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按人口平均以后的专利申请数中国就比发达国家落后多了。中国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大约只有韩国和日本的10%，不到美国的30%，也显著低于英法德等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专利申请数已经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多年来发展水平一直高于我们的国家，包括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东欧大国波兰以及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大国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人均专利数更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所有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专利数量虽多，但质量可能不高，尤其是在国内申请的专利。不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虽然各国专利法不尽相同，但所有国家授予的发明专利都必须满足相似的标准，即必须是新颖的、非显而易见的及有工业应用性的。
中国在国际上申请的专利是由外国的专利机构审核的，所以也许国际专利的申请在质量上更有可比性。申请国际专利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管理的专利合作协议即PCT（PatentCooperationTreaty）这个平台。从每百万人口PCT国际专利申请数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不到美国的10%，但是超过比我们更发达的俄国、波兰和土耳其，更是大大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已经是PCT国际专利申请数名列前茅的公司，进入了世界前三名的行列，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
图1.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情况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虽然中国的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已经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在快速的缩短。在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发明专利申请数及授权数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接近甚至超过30%，是全世界最快的，不只是远远快过发达国家，也同样快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92年时，中国的专利申请数与印度和拉美加勒比地区（指该地区全部国家申请数之和）相比是处于同一个数量级的，但二十年后，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了欧洲（全部欧洲国家申请数之和）、美国和日本，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专利申请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没有明显地缩小。还可以看出，中国专利申请数在十年间的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的十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向创新型经济的迅速转型。
专利是创新活动的产出，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则是创新活动的投入，也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发达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研发人员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中国的研发人员占比虽不到发达国家的1/3，但已明显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研发支出占比一直在快速上升，与发达国家水平愈益接近，已经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当然，研发支出的大幅增加并不必然是好事，如果创新体系效率很低，支出的增加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创新产出的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了一个指标来衡量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就是每百万美元研发支出所带来的发明专利的申请数。用这个指标衡量，中国的创新效率一直在不断提高，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效率最高的韩国已经非常接近。
技术创新离不开基础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水平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潜力和后劲。科学论文发表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水平的主要指标。根据最权威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或SCI）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的信息，中国已经成为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从人均论文数量来看，中国还不到美国的10%，但已经超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拉美国家。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发表的科学论文总量在十年间没有太大变化，而中国论文的数量增加了3倍多，年增长率超过15%，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有人可能会说，光数量多没有用，也许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质量更低呢。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首先，上面所说的论文都发表在质量相对较高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其次，论文的数量其实是质量的基础，两者是高度正相关的。中国的人均论文数量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质量可能也会低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数量又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质量绝对不会比他们更低。
引用率是衡量科学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汤森路透集团最新的研究报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头脑：2014》（TheWorld'sMostInfluentialScientificMinds：2014）公布了年间全世界在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高引用率论文（指同一领域和同一发表年份的论文中引用率在前1%的文章）数量最多的约3000名作者的名单。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有112位这样的高引用率作者，数量上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德国，超过了日本和法国，更是把俄国远远甩在后面。从人均数来看，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差还很远，但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实，最前沿的基础研究从来都是发达国家的游戏，令人惊讶的不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世界领先的科学成果，而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世界级学者。
所有关于中国创新不足的流行观点大概都犯了简单类比的错误，即只是将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或者将现实与某种理想状况相比。简单的类比很容易让人得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体制所造成的结论。可是，中国过去十年里在政治、经济和科教体制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却在基础科研和技术创新上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虽然中国的各种体制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之处，但显然没有影响到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快速崛起。即使可以将发达国家的制度立即照搬到中国，也很难想象我们的进步还能够更快。
如果以为只要有一个“好的”体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就可以迅速赶上发达国家，那就把科技进步想得太简单了。若真的只是体制问题，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通过体制变革而成为领先的创新型国家。事实上，中国已经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创新水平最高、也是全世界创新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难道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佳的创新体制吗？这大概不会是相信体制决定论的人所希望得到的结论。
简单的类比也容易让人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归结为文化上的缺陷，好像中国文化天然不利于创新。殊不知这种差距非中国所特有，而是文化各异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一直比中国富裕的中上收入国家）的特征。如果中国文化真的不利于创新，怎么解释二十年来中国创新水平举世无双的进步速度呢？
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创新还很不足，而是为什么中国的创新力在过去二十年的增长远远快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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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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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利弊观
摘要：本文拟在《人口增长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吗》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谈谈中国人口众多的利弊
关键词：人口利弊；短期长期；人口出路
Simon在《人口增长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吗》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大致是：人口增长并不是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真正原因，而且它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导致人们忽略了真正发展的核心因素——经济机制。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这是中国的大思想家老子在几千年前说过的话，今天我用之来形容中国现阶段和可以预期的未来的人口问题，深觉合适。应该说，一个国家人口的多和少都有它的好处和弊端，关键是如何认清优势所在并合理地利用。同时我们也要有直觉，就是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理论都要认清楚它的短期情况是怎样，长期又是怎样。
短期内我国人口的利弊
现在的中国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正在向科技密集型发展，中国现在的GDP总量排在前列，但人均生产值仍然很低，这也就反映了我国目前的发展离不开基数庞大的人口。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中国的人口优势正好弥补了资本禀赋不足这个发展中的瓶颈。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发展轻工业带来了最大的优势。大量的进出口贸易顺差为中国带来了无限的优势，同时解决了资本缺少的问题和就业不足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最主要的是看它的生产率，在当今中国拥有最丰富的劳动力，正是因为拥有这么多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才有可能自改革开放以后保持经济的飞速增长，这是基础条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纵使改革开放再彻底，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看看这些年的印度，其经济增长之快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印两国经济能够拥有如此显著的增长速率，都是有着强大的人力资本做后盾才能实现的。中国的人口多让其拥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市场，吸引着国际上诸多大型公司企业的眼球，这个市场的某种产品供需关系的一次小小的波动都会引起需许多投资者为之焦急。而我们也靠着外资的引进，弥补国内投资金额的不足，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等。这些都是人口优势带来的，可想而知，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还会有那么多跨国集团愿意在这里下“血本”吗？同时这些年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也许教育制度还不够完善，但是让每个人都拥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样在一个大基数的人口下，会出现更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未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保障
1.人口多在技术进步中仍然具有比较优势
人口多在我国过去的发展中曾经是优势，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多的优势不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人口多，所以导致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了，两者是不具备因果关系的。纵观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在前现代社会时期，由于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依赖于工匠，农夫的经验和天才对自然的观察，中国因人口众多而在技术进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后，随着技术进步方式的变迁，即实验方法的采用，按道理，中国因人口众多，应该具有更多的高素质的科学人才，而继续具有比较优势，可是却由于科举制度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限制了这一优势的发挥。所以，并不是说，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多变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劣势，而是由于其他因素，限制了它在技术进步中比较优势的发挥。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国家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重视程度在提高，并且采取很多措施鼓励科学发明和创新，再加之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很多人会接受教育，平均文化程度持续提高。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的潜力增大，人口多的优势得到更好地发挥。
人口多是我国成为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1973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8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具有廉价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制造业迅速占领世界市场。据专家预测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13年前后，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劳动人口的数量会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也将继续保持。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大的人口总规模和高的劳动人口比例使得中国成为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大力地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会为世界产出的提高带来巨大潜力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进行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和老龄化水平加速。当人口红利枯竭时，劳动力由充裕变成短缺，我国的经济增长机制和方式都会随之改变。所以面对这一挑战，要抓住“人口红利”的时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的升级和转移，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同时也要发展教育和培训，加大这方面投资，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还要创造条件，改革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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