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造成德日战后反省差异?
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的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下跪，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久前的8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8月22日，上海书展举办“二战战败国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专家研讨暨新书首发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余伟民、孟钟捷、徐显芬，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萨克雷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徐之凯就德国与日本的战后道歉、记忆政策、受害者身份认知等问题进行学术研讨。民族性不足以解释德日反省的差异说起二战后的国家罪责观，人们往往把日本与德国进行比较，并认为日本“态度不好”，德国“起了典范”。余伟民认为，受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影响，以往研究多从“民族性”角度分析德日战后对待历史的态度差异，“相较于欧洲的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我个人对这个看法有点怀疑。我们对这么一段距离不太远的历史进行反思，如果仅从民族的特殊性去看，就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认知，即日本人永远不会变化。在这种观点下，为什么德国人做得好，日本人不可能做好？民族性决定了（这些）。”在他看来，分析其实要注重德国内部因素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德国的战后反思其实受到美苏英法占领阶段很强的引导，我们要重视。”“我们现在批评日本的时候总把德国拿出来比。如果从民族性角度去看，一个是把日本看得太糟糕，一个是把德国看得太好。”孟钟捷赞同余伟民的看法，他举例德国的战后反思其实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德国被盟军改造时期（1945年到1949年），实际上50%以上的德国人对这样的‘再教育’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到1949年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反弹。阿登纳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赦免了很多前纳粹分子，让他们陆续回到原来的政治岗位。”孟钟捷说，之后过了二十年，犹太人作为受害者这一群体崛起。“我们知道受害者不愿意回想历史，所以犹太人在战后二十年没有把对德国的诉求表达出来。等到上世纪60年代初，犹太人表达希望德国人道歉的愿望越来越强。”他认为在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促使德国政治家开始进行反省，所以才出现了1970年，时任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但即便是勃兰特下跪，当时德国也有至少40%的民众其实是反对的。”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科尔上台担任总理，在几次演讲中都提到自己这代人拥有“晚生的幸运”，言下之意是德国人无须再为父辈的罪责道歉。“所以德国的战后反思其实很曲折。”孟钟捷说，“好在德国有这样一群学者，认为要在年轻人的教科书中进行历史教育。所以德国教科书会不断强调德国曾经犯下的历史错误。”德日的“受害者意识”作为二战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战争下其实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冲击和生命伤害。那么德国和日本有没有受害者意识？有没有想到“被害”背后是什么？在孟钟捷看来，在战争中有无数人成为炮灰，个体非常有权利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举例日到14日，盟军对德国德累斯顿进行大轰炸，造成至少2.5万平民死亡，这段记忆在民主德国固化几十年。 余伟民补充自己前不久刚去过德累斯顿，那里虽重建了旧建筑，却保留下了战争的痕迹。“他们确实是受害者，确实受到了精神损伤，这是没问题的。但关键是，受害人记忆如果到政府层面，就有问题的了。”孟钟捷解释说，政府若没有反思动力，不会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本国老百姓会受伤害？是别国的原因？还是本国的原因。“关键是政府如何表态。这一点上德国政府（相比日本）做得更好一点，比如德累斯顿市政府态度很明确，遭受轰炸是因为德国人先发动战争。” 孟钟捷说，今年刚去世的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就很强调5月8日不是失败日，而是德国的解放日：5月8日，他们从纳粹主义中被解放出来。余伟民也认同德国人的反思存在着“本民族的对立面”，即把战争责任放在本民族——纳粹。“战后德国的国家意识有一个断裂。第三帝国在这整个历史进程中是被完全否定的。战后则开始一个新的国家和历史。日本就缺少对国家历史进程的断裂性观念。”他提出今天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把战犯看作本民族的对立面。徐显芬也认为日本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确实非常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实有一个条件： 留下天皇。”实际上，她认为日本的政体是延续下来的，财阀的组织结构也在延续，日本整个社会的世袭性都非常强。而在受害者记忆层面。徐显芬说日本人每年都在纪念广岛长崎，但不去追究责任。“他们明白自己是战败国，也是发动战争的国家。所以他们反思得到的结论是：战争是绝对恶的。所以战后日本社会和平主义思潮非常强。他们觉得不存在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余伟民总结，纳粹历史之所以能得以切割，从德意志历史中被完全否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纳粹时期犯下的罪行“超越民族主义”：“不只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否定，同时它还是反人类的。纳粹德国是以国家名义实行种族主义。在战后审判中的罪名是‘反人类’。在这个层面，任何理由都不能辩护。”但日本和德国有差别。余伟民说：“就法西斯来说，德日是有差异的。日本没有走到德国那种极端种族主义，所以日本认为自己的民族主义有合理性，尤其日本人自己认为他们为本民族利益（考虑），没错。但是从反人类角度上进行审判，他们无可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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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德国经济走上“国富民强”的发展道路，可以归功于其对外建成了外向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对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
根据欧盟的最新统计，2015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30259亿欧元，占欧盟28个成员国总值的20.68%，是欧盟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2011年德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2900欧元，在欧洲仅低于北欧的丹麦、冰岛以及邻国荷兰，如果考虑到德国有8200万人，那么说德国老百姓在欧洲最富裕应该也不为过。战后以来，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为其扩大政治影响创造了条件。现在德国是欧洲真正的核心，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走通了一条&先富后强&的崛起之路。外部条件：战后德国建成外向型经济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采取出口立国的政策。据欧盟统计，德国出口额在2011年首次突破1万亿欧元大关，2015年达到11983万亿欧元，占同期欧盟28个成员国出口总额的66.9%。目前，德国一半的就业岗位与出口有关，外贸收入占德国企业收入的约三分之一。可以说，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是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战后德国外向型经济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欧洲和世界接纳了战败的德国。历史上，德国一直是欧洲最大的&问题&。这是因为，处于欧洲心脏地区的德意志民族体量大、素质高、实力雄厚，它的崛起势必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因此始终令其邻国忧心忡忡。1871年，德意志民族终于在东部邦国普鲁士的带动下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之后德国迅速崛起，随即与欧洲列强产生激烈冲突，最终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二战结束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提出，应让德国在战后支付巨额赔款，用于帮助受害的欧洲国家战后重建，同时遏止德国再次崛起。但是，由于汲取了一战的教训，同时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及其盟友最终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技术、设备等形式实施对欧援助，金额合计131.5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在战后&欧洲复兴&的过程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目前尚有争议，但从解决&德国问题&的角度看，该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战胜国放弃了弱化德国的企图，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战后联邦德国抓住西方世界对其采取接纳政策的机遇，一方面积极反省纳粹时期的战争罪行，取得欧洲国家的谅解与信任，另一方面则努力在经济上融入一体化的欧洲，构建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充分释放德意志民族的&经济动能&。这样，不仅联邦德国迅速走向富强，而且从根本上消解了&德国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德国联手法国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始终尊重其他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甚至似乎总在低调行事。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后，多数欧洲人却已经接受了德国在欧盟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事实。这是因为，战后联邦德国的确在欧洲繁荣与安全格局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至于其在欧盟成员国中的地位最高，则是其经济体量的必然结果。因此，以对外开放拉动经济增长，在战后德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德意志民族的&强国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最终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文明的方式得以实现。内部条件：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战后联邦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主要特点是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市场经济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形成比较和谐的社会氛围，增进特定国家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为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这种特点是分不开的。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2007年德国各行业共发生劳动争议286368次，而同期法国发生1553000次，英国发生1041100次。这说明，德国劳资合作的程度远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控制劳动力成本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德国做的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西欧国家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控制劳动力成本是在国内劳资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的。两德统一后，德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2003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0.4%，在欧盟成员国中仅优于葡萄牙（-0.9%），排名倒数第二。当时的德国被人们称为&欧洲病人&，不仅经济低速增长，而且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都高于欧盟平均值。为走出这种经济困境，时任德国总理的社民党人格哈特&施罗德推出包括系列改革措施的&2010议程&，内容涵盖劳动力市场改革、压缩社会福利、降低税率、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以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强化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施罗德政府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裁员，同时要求工人忍受就业福利的削减，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当时，欧元区刚刚建成，大量资本从德国流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南欧，德国必须控制劳动力成本才能维持国际竞争力。结果，南欧国家很快就因为热钱流入产生经济泡沫，提前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德国反而得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维持较低失业，在欧债危机过程中&一枝独秀&，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在欧盟的话语权，成为欧洲国家改革成功的典范。反思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基因2007年，欧盟已经把&社会市场经济&写进《里斯本条约》，将这种源于德国的经济社会模式上升到&欧洲模式&的高度。但是，从实践效果看，这种模式所产出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能否实现却有赖于更加复杂的文化因素。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德意志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父权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在价值观上更加强调勇敢、严谨、服从、纪律、秩序、团结等&自律性&而非&自由性&的品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作精神更强。对其他欧洲国家说来，没有这些文化精神的支撑，即使照搬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全套的制度，恐怕也未必能取得民富国强的效果。从内在因素看，战后德国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产品的优质和创新，而这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底蕴有关。但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基因并非全是精华。在德国崛起的过程中，普鲁士发挥了很大作用。德意志民族强调自律的特性和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结合起来，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恶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深入思考战后德国走向富强的内外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当代世界，坚持对外开放，维护国内团结与和谐是和平崛起、走向富强的必要条件。否则，无论民族的文化基因如何&优秀&，恐怕都不会结出善果。（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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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不忘初心，正在走新的长征路。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中继续前进。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的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经验及启示--《国情报告（第九卷 2006年（上））》2012年
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的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经验及启示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价值相平衡理念下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使一个劳资极为对立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不同阶级和平共处的社会;由一个强调对私有财产保护,强调在市场经济中个体自由的社会,转变为强调"人"的尊严与权利,强调社会公正,社会和解的社会。这种变化不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这两种价值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两者的共存与平衡、互相补充与包容的基础上。它力图在保持个人自由的价值和市场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建立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社会和解,朝向共同富裕发展的社会。社会市场经济代表了战后西欧的发展方向,对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F151.6【正文快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经济自由和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理念受到强调,以作为保证发展与效率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般人们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福利国家的建立。但是,如果仅仅把福利国家看成以社会保障体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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