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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
本文见《比较》2011年第5期
霍米·卡拉斯
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 566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6 546美元）。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当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与日本持平。尽管2009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远远超出“十一五”规划所设定的目标。
但是，决策者必须小心规划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大国比小国更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原因包括世界经济结构性剧变所带来的紧张局势；第二，很多国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发展减缓，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I.Gill and H.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World Bank, 2007.）
中国需要平衡两种政策：一种政策事关大国的世界责任和全球影响，另一种政策是发展和致富所必需的。中国是第一批需要作出这种权衡取舍的国家之一。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都实现了二者兼得：它们在致富的同时，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在中国，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等收入国家。它幅员辽阔，构成复杂：最穷的省份，例如贵州、甘肃和广西，仍在努力实现城市化，不断从农村向外输出劳工，它们堪比中低收入国家；排在中间的省份，例如广东和江苏，已经摆脱贫困，变成中等收入地区，现在正在向富裕地区的行列迈进。最顶端的是上海，从各种富裕定义来看，它几乎都可以被归入富裕经济体的行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平衡这些不同的需求。
本文旨在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回顾过去几次重大的全球结构性变化，并与最近中国的崛起作比较；然后，通过分析战后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来推断中等收入国家的潜在产出增长。反面教材有墨西哥和巴西，它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停滞不前，目前正在试验各种新政策，以图恢复经济增长。
另外一些国家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因而成功转型为高收入国家。虽然现在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远低于国际最高水平，这为今后的增长和赶超留下了空间。本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可以源自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和服务业，也可以源于从城市内部的低附加值制造业转移到其他高附加值产业。
众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呈现出一个特征：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产品和新工艺不断涌现。一个渴望多样化产品和服务的国内中产阶层，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旨在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宏观政策和方针，也有助于推动中产阶层的形成，帮助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年的40年间，世界经济非常稳定。自称为七国集团的一小组国家占世界总产出的65%（以市场汇率计算）。这个份额每年都在变化，但总是在这个平均值上下3%的范围内波动。一旦出现全球性事件，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元过剩、年和年的石油危机、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广场协议、苏联解体、互联网泡沫以及欧元区的成立，几个大国都会联合行动，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
实际上，我们的世界由一个国家集团掌舵，它们能够采取行动，消除全球失衡，保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健康环境。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掌舵的国家集团已经日薄西山。在40年的稳定之后，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开始稳步下降，在2004年跌至6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10年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将下降53%（按市场汇率计算）。这一下降源于七国集团最近几年的发展模式失败，这种失败在2009年的衰退中达到顶峰，与此相伴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例如印度、中国、越南和其他商品出口国。
在七国集团的份额下降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在上升，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0年的32%，这一上升幅度相当大。当今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估计，19世纪中期的50年内，西欧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也就增加了10%，即从1820年的20%增长到1870年的30%，但自从美国开始工业革命后，这个份额就开始下降了。
年，中国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从4%上升到10.8%，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保持的记录。美国在年间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翻番，从8.8%增加至18.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所占的份额也快速增长，从1950年的3%提高到1991年的近9%。但是这6%的增长花了日本4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17年。
以上内容是想说明，全球经济快速的结构性变化并非没有先例，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个或多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快增长的情况。19世纪末期的美国和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就是例子，它们的快速增长都伴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这也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当今的特殊之处在于，变化的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美国占1/5。10年内（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绝对总量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从而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人均收入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占世界总量的1/4。
中国并非第一次享有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快速发展只是让中国回到了19世纪之前的位置。当然，按人均计算，那时的中国并非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其绝对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一。①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总量重回原来的地位不是问题。而这样的速度确实也是史无前例的。（①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到202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经济的绝对总量，这是因为中国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经济体。中国对国际贸易和商品价格、对全球碳排放量、对全球储蓄和投资水平，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中国只占世界经济的5%（按市场汇率计算），差不多是英国或者法国的水平。到今天已经是9%，可以和日本比肩。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考虑到其他国家在2009年的衰退，中国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可能在13%左右。
中国目前占全球总产出的份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①在早些时候的2000年左右，中国增速虽快，但绝对总量较小，所以每年所占份额只提升0.2~0.3个百分点。但2000年之后，这个份额开始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日生效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消除了贸易限制，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2009年中国带领世界走出经济低谷。（①从数学上来讲，中国占全球总产出份额的变化等于中国与世界增速之差乘以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
换言之，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中国快速增长、国际贸易政策变化以及其他国家增速减缓的共同结果。当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会保持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增速，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将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这个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历史上的工业革命、美国起飞或日本战后崛起时的速度。
再过20年，中国的快速增长给世界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将有所缓解。首先，中国将会更富裕，并度过人口高峰，增长将会减慢。其次，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它们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等到那一天，中国占全球总产出的份额的增长速度将会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即每年0.2~0.3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保持这种增速，那么世界对中国发展的适应期就是从现在开始的20年。在这个时期内，中国有着显著不同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那就是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只有印度可能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印度也确实开始影响全球总产出。印度所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已超过5%，印度的经济增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6%，印度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每年增加0.2~0.3个百分点。
强调这些，是因为中国今后10年的发展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结构性的变化。中国的增长模式将决定世界经济能否平稳调整。
3.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3.1过去“最先进”的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到达高收入水平后，发展速度会不会自动减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想通过比较韩国和日本在年的发展状况，以计算中国潜在的增长速度。当时的韩国和日本是较大的国家中，被公认为发展最快的国家。
图3画出了以市场汇率计算（以2007年美元计价，消除通胀因素）的中国、韩国和日本人均收入。图中有两个历史比较。首先，图的左侧将中国与韩国的人均收入作了比较。中国1993年的收入水平（503美元）与韩国1965年（564美元）持平。①换句话说，只看人均GDP，中国落后韩国大约28年。在接下来的15年内，中国和韩国收入的增幅大致相同。到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 200美元，也就是说从1993年开始年增长率为13.2%。②而韩国从的15年间，年增长率为13.4%。因此，在2008年，中国仍然落后韩国28年，就和1990年的情况一样。（①以美元衡量的收入水平，是用市场汇率计算出以美元衡量的人均GDP，再用美国的GDP平减指数换算到2007年水平。②这个增速高于通常报道的数字，主要原因是这是按照市场汇率水平计算的收入增速。）
图3的右边比较了韩国和日本。在1965年，日本人均收入4 900美元，①和韩国1987年的水平相当。换句话说，韩国的收入水平落后日本22年。在接下来的20年内，韩国年增长率为6.6%，日本为7.1%。（①数据来源是World Bank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从1965年开始）。）
如果中国的发展路径与韩国和日本一样，那么这些轨迹就展示了中国的收入水平在今后30年会如何变化。 中国2009年的收入水平相当于韩国1981年的水平。如果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中国达到韩国在年的发展速度，那么中国2019年的收入水平将会是9 400美元。
图3表明，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富裕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发展会减缓。接下来的10年中，以前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速可以保持在10%；再下一个10年，日本和韩国的情况表明，人均收入每年可以增长6%~7%。
需要注意的是：图3同样表明，即便是表现良好的经济体，收入增长也是不稳定的。韩国和日本都经历过低增长和负增长阶段，虽然被后来的快速增长抵消。我们应该学会应对繁荣和低迷两种情况，这样才能在长期中保持高速增长。
3.2增长核算法
另外一种估计中国经济增速的办法是计算各种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就是说，从供给角度来分析潜在产出。
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Prospects）数据库（2006）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7.66亿。①在2000年之后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经济活动人口的年增速仅为1.2%。预计到2020年，劳动力数量将保持每年0.25%的增速。实际上，以绝对规模衡量，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②。中国未来扩张的关键不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在于质量的提高——通过高等教育或者剩余劳动力被吸收进入高生产率行业。（①劳动力等于15~64岁总人口数乘以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②尽管关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统计数字有很大争议，但是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供应快速下降的态势即将临近。）
中国的资本存量则因为高固定资本形成率而快速增加。保守估计，如果中国的投资保持年的增速，那么2020年之前，中国资本存量每年将会净增加GDP的9.4%（扣除折旧）。这预示着人均资本存量将会显著增加，成为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之一 。
为了计算潜在产出增长，我们还需要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大部分国家，全要素增长率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全球技术前沿的变化，二是对这个前沿的追赶。
第一个构成部分主要反映全球技术前沿的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中，新产品和新工艺不断涌现，有效利用各种要素创造出更高附加值的机会也不时出现。
为了估计全球前沿技术的增长，我们假设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样，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等同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增长。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很好的研究，估计每年的增幅大约是1.3%。由此可以估计出美国长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8%，这与美国的长期（135年）增长历史相符。①美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增长非常稳定，这表明，虽然历史上有过重大的科技进步，例如汽车、大规模生产、飞机、计算机和电话的发明，但是，技术前沿的提升仍相对稳定。由此可见，认为无线网络技术这类新技术发展的有利影响或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将主导不久的将来，就有些言过其实了 。合理的假设是：全球技术前沿的提升速度是每年1.3%。（①R.Gordon, “Interpreting the One Big Wave in US Long-term productivity Growth” , NBER Working Paper, ).）
全要素增长率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追赶。对于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追赶潜力是巨大的。理论研究表明①，一国的追赶速度与该国和世界领先国家的相对收入差距成反比，而现在的世界领先国家就是美国。所以随着中国和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生产率增长的追赶速度会缓慢下降。（①Goldman Sachs, “Dreaming with the BRICs” (2003).）
但是在2008年，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7.1%的穷国（按市场汇率计算），所以技术变革的快速追赶空间还很大。事实上，用上面估计的劳动和资本存量来计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8，而且也远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大国（见图5）。
综合考虑中国的低人均收入和技术前沿的全球变动趋势，我们估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接下来的10年内将保持每年4%~5%的增速。
这样的速度也不是没有先例。事实上，这几年中国一直接近这样的水平。凯茨（Cates，2009）①通过回归模型估计，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年间保持每年4.1%的增速。他同时强调，最近的一段时间（年，也就是中国入世后），这个增速要更快。（①Andrew Cates, 2009, “Global Productivity Perspectives”, Tectonic Economics, 14 October, UBS Investment Research.）
上面的估计表明，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中国实际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可以达到8%。这可以与韩国年8.3%的水平相比。中国完全有能力赶上或者超过韩国。
3.4各不相同的中国省份
和日本、韩国不同的是， 中国有很多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省。图6①表明最富的上海和最穷的贵州之间，人均收入相差10倍之多。有20个省的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贵州堪比中等收入经济体，也只有上海算得上富裕。所以，虽然各省份之间的收入有差距，中国也理应被归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Lu Ding, 2008, “China?s Regional Labor Migration”, EAI Background Brief No.399.）
居民人均消费也同样差距很大，不同的是，最富裕的省份与最贫穷省份之间的差距有所下降，也许降到了5∶1。这些收入和消费差距导致了大规模的区域间移民。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到2005年，居住在非户籍所在地的人口达到了4 800万。9个最富裕省份有人口净流入，而10个人口流出比例最高的省份（内蒙古除外）的人均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值。
这些跨省人口流动为中国注入了活力。富裕省份吸引了青壮年移民，减少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跨省移民也为贫穷省份的农民提供了工作机会，他们可以在富裕省份挣到更高的收入，然后寄回家中。
通过移民和其他渠道，中国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呈现出趋同现象。如果考虑结构突变，中国各省可以按照人均收入的趋同分为三个区域：中部、东部和西部。①而这三个区域又都分别等同于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接下来，我们就在总体上把中国当做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分析。（①T.Matsuki and R.Usami (2007), “China?s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Panels with Multiple Structural Breaks”, mimeo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4.中国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并不一定真能实现潜在的增长率，这要看经济政策是否适合中国的现状。实际上，纵然是那些很快从低收入成功增长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觉得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困难重重。
图7中的几个例子，都是曾经增长势头强劲，但最后只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我们把它们和韩国的成功进行对比。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巴西。1965年，巴西的人均收入为1 400美元，随后以每年9% 的增速发展，在1979年达到 4 600美元。但在此之后，巴西连续经历了几次宏观经济危机的打击，后续发展无力。2005年，巴西的人均收入只有5 000美元。这26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3%。
另一个例子是南非。年，它的人均收入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至6 200美元。但之后南非发展停滞，收入水平不升反降。
其他的例子（摩洛哥、菲律宾和叙利亚）来自不同的地区。这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都没有再发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难处，有时候问题的根本是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但是要知道，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转型，不同于从贫穷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多在初期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转型之间的差别，也没有意识到新战略实施所需的时间。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转型通常意味着新技能或新能力获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例如发展资本市场、创新和高等教育、良好的城市管理、宜居的城市和聚集经济、有效的法治、分权和反腐败，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可以说，每个领域的战略都需要至少10年才能成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行动，那么从中等收入到富裕的转型就会停滞。（I.Gill and H.Kharas,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这种制度变化的一个例子就是出口和贸易的作用。这些年来，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成熟的装配工艺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品成为发展的捷径。劳动力也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这些出口品以服装、玩具和电子装配为主，这种工作更适合女性，所以这场运动给女性劳动力带来了特别的收益。因为这些产品卖到了国外，所以在长时间内价格不会下降，利润稳定。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收益颇丰，中国的出口额也从1980年的18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4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6.9%。但这并不是通过增加制造业工人的数量来实现的。有关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统计数字各不相同，但是其中一项研究指出，2002年中国制造业工人总数仅为8 800万人，其中一半来自农村。①实际上，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增长，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部门所带来的增长，被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减员所抵消。所以，对中国来说，劳动力的结构调整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农村迁移到城市；另一个是在城市内部，从国有企业再配置到出口导向型轻工业。（①Judith Banister,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in China”, July 2005.）
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储备仍很丰富，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率也还比较低（从2003年后，每年大约500万~700万人的规模）。①因此，中等收入国家转型必经的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阶段，在中国并没有完成。这样一来，虽然国有企业转型导致了生产率增长减缓，但中国未来生产率显著提高仍然是有保证的。（①World Bank, (2009b), p.94.Figures based on Rural Household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制造业工资从1999年开始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这表明在给定最低工资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并不能随意流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力量只是在城市发挥作用。在沿海地区，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率更高，明显呈现出中等收入水平向富裕水平的转型。在这些地区，出口品必须从简单的装配品转型为附加了更多知识、工艺和复杂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
这两个特征让中国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还没有完成，所以仍需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来促进这种转移；另一方面，出口产业所在地既是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发生地，也需要更高的技术含量。因此，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将出口产业迁移到内地，这样才能使得沿海地区完成升级。除此之外，还应该解除人口流动的障碍，例如城市住房不足、户籍制度、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等。
在贫困转向中等收入水平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城市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来实现。资本积累是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要像沿海地区一样从中等收入转型到富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有其他动力。
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表明，有一些因素可以推动中等收入国家的生产率提高。
有学者（ Imbs和Wacziarg，2003）①研究表明，低收入国家在一开始会从事多种制造业活动，从而拥有多种生产能力。但是，一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它们就开始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产生了规模经济或者产业集群，提高了生产率。此时，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竞争性市场，以便让拥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能够脱颖而出。相对来说，低收入国家可以随便进入任何一个行业，因为它们面临的情况是快速多元化的产品市场和快速积累的要素市场。（①J.Imbs and R.Wacziarg,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1), pp.63-86.）
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来发掘这些规模经济。中国的巨型企业很少，只有30%的企业雇员人数超过250人。中国内部市场的分割可能会减缓专业化的进度。虽然国内市场整合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但是间接的限制，例如政府采购和争端处理时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仍然是很大的障碍。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生产率提高的第二个源泉是聚集经济。弗农·亨德森（Henderson，2007）①写道：
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化的区域中会更加有效率。聚集起来后，企业之间会交流新技术、找到合适的人才，购买和运输中间品。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例如日本和韩国）表明，单个工业规模的倍增会导致工人的生产率提高2%~10%。（①V.Henderson, “Urbanization in China: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 mimeo (2007).）
实际上，中国有“一城一品”或者“一乡一品”的传统，这是聚集经济出现的基础。（温州市共有13个专业化的乡镇，这与意大利的一些社区专业从事轻工制造业有些类似。）
生产率提高的第三个源泉是知识经济。保罗·罗默（Romer，1990）的研究表明，知识积累是增长的关键。①他推断，一国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知识工人数量的增加。其他学者②试图用知识而不是学历来量化分析罗默的观点，而知识在国与国之间有着质的差别。其中的一项研究把经济中的知识工人的比重定义为参加一项国际考试合格者的比例。结果表明，降低职业文盲率（标准化得分低于400分的学生的比重减少）对低收入转向中等收入非常重要，而增加潜在知识工人的数量（高于600分的学生）对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更重要。（①P.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1990.②E.Hanushek and Woessman, 2008.）
图8表明，中国在这两点上做得都很好。低分学生的比例很低，甚至比发达国家还低。例如，中国的表现比英国和比利时都要好。与此同时，相比于英国和法国，中国高分学生的比例也很高。
当然，由于学生样本并不是随机的，所以数据并不一定真实地反映该国的平均水平。然而，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处于培养知识工人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国国内的高等教育可以满足3 000万人的就学需求。
知识工人和信息通信技术（ICT）投资都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对美国的研究把生产率的提高归功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①。这构成了对“新”经济讨论的基础。乔根森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投资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加快了。这意味着除了本身的回报外，信息通信技术投资还有溢出效应。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大提高主要还是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内部，其他产业也会有一些间接受益。在美国，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27%~30%都是信息通信技术投资，这与低增长率的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只占14%。②（①D.Jorgenson, Mun Ho, K.Stiroh, 2007.②OECD, http://www.oecd.org/dataoecd/27/37/.xls.）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生产率提高来源于行业内更高利润率公司的进入和无效率公司的萎缩或退出。智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两位学者（Bergoeing和Repetto,2006）的研究发现，生产率更高的新建企业几乎能够解释年所有生产率的提高①。《增长报告》（The Growth Report）②一书中给出的解释，就是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力量。（①R.Bergoeing and A.Repetto, “Microefficiency and Aggregate Growth in Chile”, March 2006, mimeo.②The Growth Report, 2008,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综上所述，在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转型中，生产率提高主要是通过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村转移到城市来实现的。教育、资本积累和出口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
但是一旦一个经济体或者一个地区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生产率提高的来源就发生变化了。这种源泉可能是规模经济、专业化或者产业集群。得到良好管理的城市会出现显著的聚集经济。知识工人和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有溢出效应。竞争性的环境能迫使无效率的企业退出，为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腾出空间。
看起来，从中等收入转型到高收入与低收入转型到中等收入需要完全不同的对策。中国必须双管齐下。随着沿海地区更加富裕，内陆地区拥有了成本优势，但是运输费用必须相应降低，以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虽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很大，中国内陆地区的运输成本仍然偏高。中国必须关注农村地区的教育，为人口流动解除后顾之忧。
对于富裕的沿海地区，问题更加复杂。教育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聚集经济有待发展，进入退出机制也不完善。在这些过程中，市场必须是主导力量。通过计划或者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压力，也不用担心失败和退出，但民营企业需要担心这一点。当创新和生产率成为发展的关键时，民营企业的效率就开始显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要素快速积累的优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5.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上所述，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低成本生产者（或地区）和高技能创新者之间摇摆的时候，就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阶段，经济必须摆脱对低工资生产的依赖，转型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这个转型，从本质上讲就是成为有竞争力的高技能创新者。
这样的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一些国家在从低收入转向中等收入的过程中，长期停留在取得了极大成功的装配业或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上，导致转型停滞不前。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战略就是当退不退的一个例子。
另一些国家急于求成，希望一步跨入知识经济。例如新加坡政府在年试图通过国家工资委员会（National Wages Council）人为提高实际工资，推动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最后无果而终。过高的劳动成本（大约25%）使得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年大幅下降，政府被迫反其道而行之。1985年新加坡经济大滑坡，1986年新加坡政府在固定名义工资的同时，将公积金（Provident Fund）的比例从工资的25%下调到10%，以此降低工资成本。（R.Disney and Ho Soo Kiang “Do Real Wages Matter in an Open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42, No.3, July 1990, pp.635-655.）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平稳地推进转型既非常重要，又很难实现。如果像新加坡一样拔苗助长，企业就无法跟上调整的步伐，生产能力就会受到打击。但是，如果裹足不前，企业就不会投资于新产能，增长的势头就受到遏制。这就是为什么审慎的汇率升值非常有效。它既表明了变化的方向，又维持了全球竞争力。那些富裕的高技能创新国利用全球经济的服务、知识和技术，为全球提供新的理念和产品，以此获得收益。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系统将发达经济体联系起来，使它们能够共享最前沿的技术和管理理念。
中国内部有多个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故而中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的转型更加复杂。沿海地区比内地要先进很多。前者已经在低工资的装配业上失去了比较优势，而后者仍在奋力扩大这些领域的产能。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需要发展更高附加值的知识经济。单一的宏观变量，如汇率，很难同时平衡这两个世界。
这是由转型的本质所决定的。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转型的关键是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这个转移部分通过城市化（供给）实现，部分通过出口导向（需求）实现。
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就有所不同了。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需要转移到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劳动力和资本在城市内部的再分配，以及资源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流动可以实现要素的转移过程。对新产品的需求可以来自国内或国外。
中国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同时进行如下两种转型：中国必须加速城市化，利用城乡工资差距积累资本，同时也要将城市改造得更适合现代企业生存。
这两种转型同时进行，就要求中国有多个政策工具。迄今为止，中国一直依赖汇率来维持制造业的发展。但是，这样做也会带来风险，也就是说，中等收入水平的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可能停滞不前。随着出口向内陆转移，中国应该补贴物流或提高物流的效率，增强国内竞争，加强国内市场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审慎的汇率升值将会促进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同时保持内陆地区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
5.1城市的转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①中国的城市太多，市民太少。在未来20年内，每年将会有2 000万人成为新的城市居民，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①V.Henderson, “Urbanization in China: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 2007 (mimeo).）
移民的速度并不确定。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从2003年开始，每年有500万~700万农民进入城市。城市里的农村移民总量在1.5亿左右，其中只有1 200万人是没有工作的家属。换句话说，中国城市里有1.38亿农民工，其中大部分人（1.11亿）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年以上。①换言之，21%的农村劳动力是农民工。（①World Bank, 2009, “Poverty…”。该研究统计了那些在本人所在乡镇之外工作一段时间的外出打工者，也统计了那些举家搬迁到城市的家庭。）
大部分（大约2/3）农民工都前往沿海省份，因为那里的工作机会更多。沿海省份吸引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中部和西南部省份，也有的来自本省。在沿海和东北部省份，大多数农民工都在省内的不同行政区间迁移，西北部的农民工倾向于留在西北部的城市里。
即使考虑到农民工平均每年只在城市工作8.1个月，他们的收入也是从事农业的两倍之多。
这些数字表明两件事：首先，中国人口从农村移向城市还有很长的路；其次，这种转型对生产率的提升将会非常显著（至少2∶1）。
怎样才能保持这种势头呢 ？
从供给面来说，有三个因素最为显著。首先是要保证农产品的产出。农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就能解放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的劳动力缺失是农民选择不外出工作的最常见原因（31%的男性和25%的女性）。（World Bank, 2009, op.cit.）
其次是举家迁移的可能性。虽然户口制度本身并不是障碍，但是如果一家人不能共同行动，那么照看儿童和其他家属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移民。
最后是不低于初中的教育水平。初中毕业生的迁移率相对于其他受教育水平是最高的。大多数移民都在制造业（30%）或者建筑业（23%）工作，这需要一些文化知识，但不需要太多。
在需求面上，虽然有近一半的移民在服务业工作，制造业和建筑业仍然是移民的主要就业领域。这说明中国需要保持其出口活力，鼓励出口商向内陆城市迁移。到那时，中国就有能力加速城乡转型，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大多数多余工人都被新的就业岗位所吸纳。
城市转型不仅是劳动力的转移或者通过大城市产生聚集经济，它还包括创造更适合创新的环境。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在很多方面都能有良好的表现，例如，建设商业环境、提供公共服务、保护自然环境、推动法治建设等。总体上，好的政府和经济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个方面做得好的城市，在其他方面也不差。①改善城市治理应该成为中国各城市的重要政策议程。（①World Bank, 2006, “China:Governance, Investment Climat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Competitiveness Enhancements for 120 Cities in China”, October.）
5.2加速中产阶层的发展
产品差异化是任何经济体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源泉。如果生产出来的只是“商品”，那么竞争就会将利润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如果产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要，那么利润将提高，产量也会上升。这种产品差异化可以通过品牌认知度来实现。品牌管理需要较高的技能。
这个发现被施莱弗等人(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模型化。他们指出，只有当消费者有了足够的可支配收入，他们才愿意为满足个人偏好的差异化产品埋单。当消费者是“中产阶层”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发生了。中产阶层愿意花钱买质量，这种需求促成了创新和产品差异化，也增加了对新产品开发和销售的投资。
从国际上看，这一过程体现在产品贸易的特性中。从全球来看，贸易领域不断扩展，是通过新产品的引入而非现有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的（Hummels和Klenow ，2002）。实际上，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多数贸易都是为了交换同一大类的产品，其间只有细微的差别。①在20世纪末期，北美和欧洲中产阶层的新产品需求不断涌现，而满足他们需求的正是亚洲的工厂。（①Krugman, Paul R.,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1980), 950-59.）
2009年的衰退可能会减缓欧美的需求扩张。中国需要自己的中产阶层来增加内需和促进创新。这意味着，中国在关注减贫和满足穷人需求的同时，也要着重培育中产阶层。
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或第三。但与其他大的市场不同，中国国内市场的主力是贫穷的消费者。他们对价格很敏感，看重产品的物理性能。他们关心“这件衣服是否保暖”、“我穿上这件衣服是否好看”。中产阶层不那么在乎价格，对产品的无形方面有支付意愿，例如质量、时尚和形象。就此而言，中产阶层的市场截然不同于大众消费品市场。向中产阶层的国内市场转型可能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5.3什么是“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一个很宽泛的分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定义。因此，中产阶级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有些时候，为了分析的方便，人们会采用不同的定义。比如，有人认为，中产阶层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重视储蓄、教育，强调勤奋工作。在这类分析中，可以采用社会学或基于阶级的中产阶层定义，只要这一定义有助于我们圈定那些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也有人认为，中产阶层是企业家的源泉。在这类分析中，就需要一个能够有助于识别企业家特征的中产阶层定义。
就中国而言，中产阶层的重要之处在于他们的消费以及他们对产品质量与差异化产品的支付意愿。所以，我们用他们的支出水平来定义。
那么，如何选择一个可以用来定义中产阶层的消费或者收入范围呢？一种办法是看他们对不同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像野村证券（Nomura，2009）这样的商业机构认为，在人均收入6 000美元左右，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收入水平上，对耐用品以及很多新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显著大于1。（Nomura International.2009.“China: a secular shift”.Asian Bank Reflections, Volume 3, August 2009.）
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中产阶层，就可以加速新产品在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在施莱弗等人（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模型中，工业品的生产有固定成本，这个固定成本必须由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弥补。市场规模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如果收入过于平等，收入水平的上升不足以支持国内制造业。如果收入过度不平等，购买新产品的消费者人数就不足以分担固定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国内工业增长起飞的关键因素就是由中等收入的消费组成的国内市场规模。
受这种观点影响，世界银行（2007）把全球的中产阶层按照绝对收入定义，只要收入水平相当于巴西和意大利两国的平均水平（以2000年购买力平价衡量的4 000~17 000美元），就属于中产阶层。
本文也采取类似的定义。我们将全球的中产阶层定义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日收入在10~100美元的居民。下限是最贫穷的两个发达国家（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贫困线的平均值，上限是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卢森堡）的收入中位数。因此，中等阶层不包含发达国家中的穷人，也不包含发达国家中的富人。
这样的定义的确有些武断。它与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的收入区间并不怎么吻合，而且严重依赖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2005年采集的数据的跨国可比性，而该数据仍有争议。也许重要的并不在于中产阶层的准确范围，而是某个范围内的人数变化。
为了计算全球的中产阶层人数（和变化情况），我们使用131个国家的家庭调查微观数据。对于另外的14个小国，我们认为它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和其邻国相同。①这样就有了145个国家的数据，覆盖世界人口的98%和世界GDP的99%。对于每个国家，十分位数的数据都可以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查到。我们用这些数据来估计二次洛伦兹曲线的参数，以描述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②（①这是Bourguignon和Morrisson（2002）采用的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直接忽略这些国家。它们规模小，不会影响到全球的趋势。但插值法的理念更偏向于保留尽可能多的信息。②世界银行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调查数据可参见 PovcalNet 数据库 (http://go.worldbank.org/NT2A1XUWP0); 发达国家的数据可参见 “Inequality Around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set” (http://go.worldbank.org/0C52T3CLM0)。两个数据库于2008年12月公开。）
最后一步是给分布赋均值。世界银行（2007）使用家庭调查的均值。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2002）使用人均GDP，创新地将家庭数据和宏观数据相结合，估计出全球性收入不平等。在这里，我们使用了世界银行的居民消费额的数据（来自国民收入账户，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看起来这最能够反映国内对产品服务的购买力和市场大小。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序列数据的趋势很接近。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差异很大。例如，迪顿等人（Deaton和Dreze，2002）在详细估计印度的贫困状况时，发现居民调查的均值和GDP账户都需要调整。
计算出每个国家的洛伦兹曲线的参数后，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算术就可以得到每个国家的中等阶层规模，也就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的人数。
居民调查的年份不尽相同，我们可以看看最近一年的中产阶层规模。我们用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预测了2009年的家庭支出平均水平。2009年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
2009年，全世界共有18亿中产阶层，总消费额为21.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出的1/3。
这些人大多在北美（3.38亿人，其中美国2.3亿人）和欧洲（6.64亿人，其中欧盟4.5亿人）。日本的中产阶层也非常庞大，达到1.25亿人。意料之中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产阶层很小，和加拿大差不多，只有3 200万人。
因为中产阶层所涵盖的人群的收入范围跨度大，所以中产阶层的消费额比中产阶层的人数分布还要偏斜。美国有世界上12%的中产阶层，但是占世界中产阶层消费总量的21%（4.4万亿美元）。当然，整个美国占世界总消费的比例更高，但这主要归因于富裕的美国消费者的高消费。
从比较分析中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中产阶层占世界中产阶层的比重，小于中国总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实际上，虽然中国的中产阶层绝对数量很大（1.58亿人），但是，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小（12%）。于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对于维持内需拉动的增长来说，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是否足够大，或者说增长得足够快？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在接下来的三四年内达到7 500美元。1986年，韩国达到了相似的发展水平，注重平等的发展方式造就了占人口53%的中产阶层。韩国禁止奢侈品进口，甚至对出国旅游实施外汇配给，以此鼓励中产阶层在国内的消费。庞大中产阶层的需求推动了韩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今天，有94%的韩国人符合全球中产阶层的上述定义。
日本有类似的经历。日本1965年的人均收入为8 200美元，中产阶层占人口总量的48%。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日本实现了“奇迹”增长。
这些国家与巴西形成了鲜明对比。巴西的商品依赖型经济是非常不平等的。当巴西的收入水平在1980年达到7 600美元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产阶层只占人口总量的29%。这使得巴西的国内市场无法发展，巴西也没有能够转型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这些都只是个案，它们并不能说明中产阶层“导致”日本和韩国的成功或者巴西的停滞。但是这些例子以及理论模型都表明，我们必须关注这个潜在消费群体的发展。
有一个经验数据可以清楚地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状况。如果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居民日均消费10~100美元来定义中产阶层，那么相比大多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中产阶层还很小。表2给出了比较的范围。在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印度尼西亚的中产阶层占比偏低。所有其他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产阶层的占比都要高得多。相应的，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如埃及、叙利亚、玻利维亚和菲律宾，中产阶层的规模也很小。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增长不能依靠中产阶层，因为亚洲人的价值观注重储蓄。中国的居民储蓄率的确很高（虽然并不比其他亚洲国家更高）。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愿意消费。
一项对6 000名中国消费者的调查指出，中国消费者每周购物时间为9.8个小时，而美国人只有3.6个小时（Chan和Tse，2007）。另外，40%的受调查者表示购物是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中国的消费基础巨大。13年前（1996年），沃尔玛在中国开设第一家超市后，现在已有257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产品和服务消费市场。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预计2009年的销售量达到1 300万辆。中国即将成为通用汽车的第一大市场。中国占世界汽车市场的比重从2000年的1%上升到了2009年的13%。
所以，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小并不是大多数评论所关注的储蓄习惯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国居民实际获得的GDP比例偏低。
旨在培育中国中产阶层的政策，既要关注如何完善社会安全网，以降低中国居民储蓄率的问题，也要关注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宏观问题，完善安全网的政策虽然就其本身而言是合理的，但不足以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5.4发展中产阶层的政策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否自动壮大呢？假设中国保持第2节中所说的增长率，且收入分配格局不变。那么，中国的中产阶层确实会继续壮大，但是速度缓慢。
图9给出了中国的中产阶层随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图中的横轴表示收入水平，纵轴表示其收入水平低于横轴上某一收入水平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累积比例。2009年， 88%的中国人口日均收入在10美元以下，而10美元是全球中产阶层的下限。到2020年，随着平均收入的提高，曲线向右移动，如果中国保持潜在的产出增长率，43%的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层。但是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3 600美元，接近今天发达经济体的门槛。
问题在于，如果中产阶层不能快速发展，中国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潜在的增长率，增长可能因为需求不足而减缓。
因此，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快速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这就要求增加个人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只占总产出的37%，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61%），也低于越南（66%）、印度尼西亚（63%）、印度（54%）和泰国（51%），甚至比中国过去的比例还低。从2000年开始，消费增长落后于GDP增长2.5个百分点。
中国可以采取一些直接措施，来提高个人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中国的国有企业积累了非常可观的利润，理论上，这些利润属于全体人民。2005年，国企利润总额是GDP的5%，自此以后，其增速也高于GDP增速。这些利润并没有上缴给财政部，也就无法替代所得税或费。①这些利润留存在国有企业，并用于再投资。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只有65%可作家用，剩下的缴纳社会保险、工资税和其他各种保险（医疗、工伤、失业，等等）（Banister，2005）。如果国企利润能用来缴纳这些税费，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工薪阶层）就会立即增加。（①随着公共财政的增强，中国取消了所有农业税费，但这只是减少贫困，没有增加中产阶层。）
目前，有很多公共服务是由居民付费的，如教育、医疗等，如果将国有企业利润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的收入早已完全靠财政来融资，不再向国有企业收取任何分红。
除了上收国企利润来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外，中国还有其他办法。一些人指出中国的私营企业融资困难，这限制了就业（Aziz和Cui，2007）。因此，工资占GDP的份额从1980年的2/3下降到目前的50%多。由于中国的人力资本在这个阶段迅速增加，中国非同寻常的增长很大程度源自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村转向了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工资份额的下降越发显得突出。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显示，中国的融资难易程度排名世界第61位。《营商环境》调查显示不到50%的中小企业获得了银行贷款。回归结果表明，融资困难的企业所创造的就业量也会更少。根据学者们（Aziz和Cui，2007）的研究，在中国，银行重组项目的重点是强化规则，以便尽可能地减少不良贷款，这导致企业进一步减员。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化和私有企业的加速增长，就业必然会加速增长。这将提高劳动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城镇化的加速也会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村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增长的受益者就是这些移民。因此，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居民收入的增加就越多。
在实施促进快速城市化的政策时，如果关键的障碍是潜在的就业不足，那么放开居民对服务业的投资就是一个解决办法。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城市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中国也有这样的潜力，但是融资不畅和中小私营企业缺乏支持阻碍了这种潜力的发挥。
但是，上述这些可能性还受到了一些结构性趋势的挑战，这些趋势导致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在这些结构性趋势中，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投资模式。根据工业调查（Industrial Survey），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净固定资产从2001年的3.86万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7.59万亿元。私营部门的平均净固定资产增长更快，从2001年的2 040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2.39万亿元，但是，与国企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平均净固定资产从2001年的1.1万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3.7万亿元。
表3显示，在中国的资本存量构成中，私营部门的份额在增加，但这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初始份额太小。直到2005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占资本收入（总利润）的绝大部分。2001年，国有部门的利润总额比国内私营部门多7.5倍，比外资企业多50%。截至2008年，私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已经达到国企的近90%，略高于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的增速很快，其数量从2001年的36 000家增加到2008年的245 000家，就业量达到2 870万人，另外有2 580万人在外资企业工作，国有企业的员工数量只有1 750万人。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的资本所有权正在变化，私营部门的资本收入份额在增加。如果不对私营部门的利润征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增加。但是现在有50%以上的私营企业利润以增值说的形式被征缴。这样的征税将会减缓私营部门以及中产阶层的壮大。
图10表明，居民收入占GDP份额增加10%，相当于回到10年前的水平，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将立即增加6%，到2015年将增加10%。
6.政策建议及结语
中国正在同步推进两个转型。低收入地区正在将其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城乡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依然很大，因此这种转型带来了可观的效率提升。由于20%的移民在制造业工作，而且有很多在出口装配行业，所以这个过程还需要政策引导。
与此同时，出口竞争力最强的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在2009年危机之前，制造业工资也增加得很快。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不能通过城乡转型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来驱动，它们必须找到生产率提高的新途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出口已经无法推动这两种转型。将出口加工产业移到内陆地区来扩大出口，同时在中上收入的沿海地区发展高端出口产业，这也是不现实的。就目前的增长率来看，中国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正在以两倍于其他快速发展国家的速度扩张。其他国家已经难以适应中国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
但是，如果中国依靠国内市场来拉动需求增长，就必须进一步壮大国内的中产阶层。中国必须运用更多的政策工具来推进这两个转型，其中有四个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发展中产阶层、移民、城市化以及规模经济和创新。根据这四个战略，我们提供了10条政策建议。
6.1发展中产阶层
中国的问题在于中产阶层能否快速壮大，以保持新的高生产率领域的经济增长。和其他成功的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绝对规模很大，但是占人口比例很小。如果中国继续以接近潜在增长率的速度增长，那么中产阶层会逐渐增加。但是，即使如此，中产阶层在10年内也只能达到人口的40%。比起现在的12%，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与韩国和日本当年快速发展时期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现在，中国应该考虑是否采取积极的政策，来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这样的政策应该与中国目前的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但是如果不重视中产阶层，中国的增长就会受制于结构性压力。
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都会影响中产阶层的发展。宏观政策有两点非常重要：首先，应当逐渐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其次，应该增加居民的资本回报。
（1）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一个办法是名义汇率的缓慢升值。一般来说，这将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最终提高实际工资，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引进新科技（见下文）。实际汇率升值将提高技术工人的回报，为沿海地区注入发展的动力。当然，这样做也有不利之处，那就是，减缓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但是其他政策可以消除这个不利影响，其中包括更好的治理、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金融改革。
实际汇率的缓慢升值也可以避免给经济带来过大压力。广场协定后的日本和1981年的新加坡都表明，大幅度的汇率调整会危及经济。企业无法调整自己的产能，以适应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由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率差异显著，所以持续的汇率变动不可避免。这是下一个10年的重大挑战。
（2）运用财政政策，推动利润流向居民部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如果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能够更透明地转移给财政部，那么居民和企业的税赋就会降低。劳动税的降低直接促进了收入向居民部门倾斜，而将国有企业的收入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公益事业、退休金改革等）则间接实现了收入向居民部门的倾斜。
6.2移民
管理好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将会使下一个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冗员很大一部分已被吸收，新兴的私营企业在城市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因此移民管理可以采用更加系统而持久的方式。移民再也不应该被视为工人临时改变工作地点，而是举家移居城市地区，它能够加速中产阶层的壮大。对移民的调查显示，以下三个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
（1）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会大大促进农民向城市移民。与此同时，潜在的移民不能失去对土地收益的无偿索取权。处理这个问题需要新的政策。
（2）户籍制度让渴望移民的家庭望而却步。这些人希望确保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能够享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定为移民家庭提供支持的各种制度，需要转变当地官员的理念。
（3）农村地区高质量的初中教育对移民政策至关重要。大多数成功的移民需要掌握基本技能，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当前的制度是当地政府负责发展教育，但是当地政府往往忽视移民迁移带来的外部性。对农村教育的补贴，应该直接发放到学校。
6.3城市化
城市化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动力。即使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密度也只有汉城的50%。规模更大、人口更密集的城市可以产生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但我们不鼓励无规划的城市化。决策者应当把重点放在城市的融资渠道和城市之间的竞争上。
（1）良好的治理和廉政是中国加快城市化建设的重点。政府提供更好的商业、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公共服务的能力千差万别。关键就在于是否有良好的城市治理。
城市，特别是中国的沿海城市，需要在价值链中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位置，而发现这个位置的过程必须让市场来完成。但是，政府从当地企业的股权中获益颇多，所以并不乐于发展竞争型经济，也不希望企业自由进入或退出。这种心态制约了城市化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为市长确立正确的激励和权责制度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2）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瓶颈。如果中国要为农村移民提供工作机会，那就必须为私营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和商业服务。调查显示，那些希望在中国各个城市提供服务业产品的企业，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6.4规模经济和创新
中国的中上收入地区面临着一个问题：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能否延续。许多成功的例子表明，这一收入阶段的生产率增长来源于品牌建设、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也来源于国内外新技术和新工艺在生产上的快速应用。
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新的私有企业不断出现，削弱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就业、利润及资本上的垄断地位。而私有企业是规模经济和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1）中国还没有完成国内市场的整合。虽然中国有趋同的迹象，但是大企业所占份额仍少。跨省贸易仍然间接受到限制。纠纷调解和政府采购仍然偏向当地企业。由于规模经济的收益长期内由整个经济所享有，而不是短期内能让个别地区获益，所以当地政府没有什么激励来减少市场壁垒。
（2）运输不便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整合，也限制了内陆省份融入世界经济。随着沿海地区的出口转向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运输成本的降低会使内陆地区更有竞争力。对所有产品的运输成本提供补贴，并为内陆地区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见第6条）要比低估汇率更有效。
（3）企业创新和高技能工种的增加，是中上收入地区维持快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扩招，必须保证企业愿意转入高技术领域，并为这些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例子都表明，单纯增加高等教育的供给并不能自动增加高技术工作岗位。供给和需求必须同时发展。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全球化能提高生产率，特别是能大幅度提高高技术工种的生产率。
（吴迪 沈建 成九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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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一书中的背景论文。——编者注&
版面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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