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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债务问题目前正在持续发酵。银监会、央行、审计署先后公布了不同口径的地方债务总量，尽管统计结果存在差异，但债务总量之大无疑。这些巨量债务的违约风险、对银行体系的可能冲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担忧。　　这些地方债务从今年底将逐步进入还本高峰期，从目前情况看，部分违约难以避免，必须尽早为之找到合适的处置方案，以免到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目前的建议方案以拷贝上一轮国有银行大规模坏账处理经验为主，此外，也有人建议实行央行代偿，有的则提出资产证券化方案。在笔者看来，上述方案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剥离、出售、外汇注资是上一轮银行坏账处理模式的三个基本环节。从事后看，这一轮银行体系的重整总体上比较成功，但代价极为巨大。说其成功，是因为它以较快的速度解决困扰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为后续的改制上市赢得了时间，但这一处置方式付出的代价极为巨大，一是资产剥离和出售过程中，保全效果不理想，国资损失严重；二是以巨额外汇补充银行资本的做法，相当于以通货膨胀方式由全民为银行经营不良买单。　　央行代偿方案，是更为直接的坏账货币化，绝不能再尝试。资产证券化方案，看上去有所创新，但实质上无意义，因为证券化只能解决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并不能消除信用风险，银行将那些可能成为坏账的贷款打包出售，市场会直接给出大幅折价，因而这种财务技巧无助于银行避免损失。　　在设计应对新一轮潜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处置方案时，要考虑到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完成后经济环境乃至债务性质的变化，不能刻舟求剑，复制旧模式。处置方案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利于严肃地方财政纪律，预防道德风险。　　十几年前，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未完成，银行和国企均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银行坏账，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向国企发放的&政治稳定贷款&，一部分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财政刺激计划的配套资金，例如配合西部开发而发放的基础设施贷款。当时，银行充当的是第二财政角色，采取全民为之兜底的方式（剥离等于全民买单，外汇注资等于以铸币税形式给银行输血）处置这些坏账，虽然留下诸多后遗症，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尽管腐败因素造成的坏账也同时被老百姓一起兜底承担了。　　这一次地方债务大跃进的情况与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今天银行和国企均已改制完毕，虽然其独立性还不理想，但大致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此轮大放贷中，虽然地方政府可能施加了一定的行政影响，但更多的是银行在利润驱动和中央政府隐性担保诱惑下的自利行为。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仍然要全民兜底，不仅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还会强化两个层面上的道德风险：　　一是形成地方倒逼中央，坏孩子受到奖赏的后果。这一次许多地方融资平台敢于不顾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和未来盈利前景，大手笔向银行借款，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日后出现偿付危机时中央政府不会撒手不管。正是这种&倒逼&机制，使得一些根本没有现金流的项目，或者预期利润极低的项目，也敢于向银行贷款。　　例如，媒体日前报道的云南公路开发公司，总资产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成立五年来合计才实现8亿元利润，根据规划十二五末也仅能实现利润10亿元。类似的平台贷款如果出现问题由中央兜底，就等于是为地方政府不顾实际的大干快上式的政绩工程背书，形成&老实人吃亏&、&坏孩子受奖赏&的结果。　　二是鼓励银行进行冒险，打击那些认真进行风险评估的银行。银行放贷谋利并没有错，但是要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如果中央为那些最终出了问题的鲁莽贷款承担损失，就会破坏银行改革成果，为下一轮更大坏账的形成埋下伏笔。　　因此，从巩固改革成果、严肃地方财政纪律、树立预算硬约束出发，地方财政的问题应该通过财政方式解决，再也不能走倒逼货币政策的老路了。未来解决银行金融风险，应该从流动性方面援助地方政府，而不应该以中央兜底的方式来救融资平台并间接救助银行。　　笔者建议，融资平台的问题原则上应由地方政府负全责，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卖资产、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偿还一部分债务，剩余不能解决的部分，可以在中央预算中建立一个特别基金向其提供流动性援助，地方政府向这个基金窗口申请援助时，应该与往后年度的转移支付进行挂钩。　　从理论上看，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用发债所得偿还银行贷款，最为直接方便。但是，地方政府债市融资在操作上预料会困难重重，在平台资产负债状况已经恶化的情况下，平台无法成为发债主体，因而只能以政府为发债主体，但这又要求政府提供可信的全口径财政数据，而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做不到这点。在那些允许地方债存在的国家，其资金多用于经常性开支，以税收偿债，因而账目简单明了。对中国来说，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经济活动，但资本经营预算非常不完整，多数地方政府连静态的全口径财政状况都是一笔糊涂账，一旦土地泡沫破裂，更是无法编制出包括税收、土地出让金、资本经营收益在内的全面预算，缺乏发债所需的信息，资信评估就无法进行。　　在发债面临技术性障碍的情况下，不妨先利用中央财政透明度高、负债比率仍可控的优势，在中央预算中建立一个特别的基金间接解决问题。该基金可由财政拨付和发行特别国债筹集，地方政府遇到当地平台发生偿付困难时，可以向该基金窗口申请借款，如果风险是流动性风险的话，这笔钱日后归还，如果是实质性损失，地方政府的借款将在未来年度的转移支付中被抵扣。在地区公平前提下，还可视情况调整中央地方的分配，通过普遍上调转移支付数量，缓冲抵扣后地方财政受到的影响。　　建立这样一个窗口的好处在于它透明、规范，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能形成硬约束，既避免倒逼货币政策、全民埋单的恶劣后果（历史上央行给地方的再贷款很多有去无回），又避免了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为偿还融资平台债务必须付出明确、可计算的成本，倒逼其紧缩开支，这利于其养成量力而行的习惯。而硬约束下，地方与银行谈判也会更加积极，部分违约或坏账不可避免。这样，银行既不会陷入危机，避免了对实体经济的重大冲击，避免了耗费社会资源去救助，又不会毫无损失，这对约束其鲁莽习气，引导其走上规范化经营的正途大有帮助。
11-07-11 15:15
媒体日前报道的云南公路开发公司，总资产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成立五年来合计才实现8亿元利润，根据规划十二五末也仅能实现利润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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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难引发新三角债 或源于央企大型工程日20:39 来源：中央电视台
第1页:新“三角债” 第2页:困局待解　　顶着北京超过30摄氏度的酷暑,张浩辗转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个建筑工地。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前还在忙碌的工地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无奈之下,他又前往另外一处工地,继续自己的讨债工作。　　张浩是北京市重型电缆厂的销售经理,现在,他最首要的任务却是讨债。每天一上班,他就开始打电话催收货款。从3月份到现在,由于没有完成公司下达的讨债任务,张浩已经连续四个月连基本工资都没有拿到。以前能联系上的公司,可是最近有将近一个多月,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电话打不通,张浩只好决定另去其它企业碰碰运气。即使找到欠债户,结果多是不欢而散,张浩对此早就习以为常。虽然手上就拿着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但对方根本就不理会当初确定的付款期限。　　“可以说现在我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没有办法,整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想着我要去要账,每天晚上睡觉我要想要去哪儿要账。”每次出来要帐的时候,为了省钱,他总是不去餐馆吃饭,而是啃面包,喝矿泉水。“我要跟谁去要账”, 是张浩每天大脑里高速循环往复的问题就是重复着这样的问题。　　吴海涛是北京市重型电缆厂总经理,为了早日追回欠款,吴海涛每周都要专门拿出几天时间,叫上厂里所有的销售人员,召开讨债动员大会。电缆厂2010年的利润为400万元左右,而超过合同规定期限、逾期未还的账款就有900多万元,逾期应收帐款达到了企业年利润的两倍多。“由于资金链的问题,使我们的产量在同期相比下降了1/5。”吴海涛夜夜辗转难眠,“流动资金是企业维持正常运转的血液,一旦匮乏,企业的正常生产就亮起了红灯。”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就曾爆发过一轮“三角债”危机。所谓“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是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二十多年过去了,而今由中小企业融资难而引发的新“三角债”现象又有抬头迹象,且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新“三角债”　　“我们所需的铜量是每天都在增加,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却陷入了没米下锅的窘境,厂里急等着大伙追到回款进行采购。”北京市重型电缆厂总经理吴海涛现在是一筹莫展,“像我们北京重型电缆厂这样的企业正在陷入大量欠款无法收回而苦苦支撑的不仅仅只是我们一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债务关系已经扩散到整个行业的上下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三角债。”　　客户欠电缆厂的钱,电缆厂只好欠上游企业的钱。在电缆行业,超过70%的成本来自于主要原材料——铜,但由于铜的资金占用量太大,货款拖欠几天就有可能把铜厂拖垮,所以电缆厂一般不敢拖欠铜厂,而是拖欠塑料厂等辅助材料生产厂商,上海斯瑞聚合体科技有限公司就深受其苦。　　“资金压力也传递到我们这来,本来答应我们90天付款的,90天到了,也不一定能付款出来,有时候做到120天,都有的,甚至比如说某一个企业拖到我们两年多。”上海斯瑞聚合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辛志荣道出了自己企业面临的资金困局。　　对于斯瑞公司来说,货款即使费尽周折要回来了,企业也仍然不会感到轻松多少,因为他们收回的往往不是急需的现金,而是一张又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上海斯瑞聚合体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双宜介绍称,“比如像这个月,本月我们回款了1500万左右,其中有1000万左右是银行承兑,这都是本月收的银行承兑,甚至还有商业银行承兑,所以说这样对我们整个资金压力成本是比较大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般期限在6个月,如果企业急用资金,就要自己去付息贴现,这就额外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不仅如此,承兑汇票由于中转环节和背书较多,还会面临很大风险。”曾双宜对这种现象充满忧虑,“出现过上千万的银行承兑,中间的背书信息是错误的,都有可能,这样就导致违约风险都在由最后一家来承担。”　　斯瑞公司的年平均销售额为4个亿,目前被电缆厂拖欠的货款就有8000万左右,占到了20%。流动资金的大幅减少,使得这家公司的开工率从去年的100%骤降到现在的60%。为了解决流动资金的难题,辛志荣可谓绞尽脑汁,三天两头召集厂里的管理人员开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公司已经开始逐渐降低电缆料的生产,开始考虑生产利润较高的防弹衣。　　“我们在开发新的领域,比如说我们进入了高强高膜纤维,以及防板防护这个领域,这个领域目前在我们国家还属于比较新的领域。”上海斯瑞聚合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辛志荣介绍企业为摆脱资金流困局而展开的“自救”行动,“电缆料的利润率目前毛利率也就15%-20%,要落到纯利率也就是7%-8%左右,新的产品来讲毛利率应该高一些,确实能够弥补一些,平衡一些利润。”　　像斯瑞这样顺利转型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客户拖欠电缆厂的货款,电缆厂拖欠辅助材料厂的货款,电缆厂和辅助材料厂再去拖欠银行的贷款,一条原本正常的产业链已经变成了一条充满风险的“三角债”债务链。对此,中国线缆商会秘书长李国林认为,应该说也是一个新型的三角债,由于用户不给付款,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拖欠。“一环解不开,就造成所有的产业链都是在欠款,你欠我,我欠他,形成了多角欠款。”　　资金流困局　　在我国机械行业,电线电缆是除了汽车以外最大的行业,2010年,这个行业的产值达到了9000亿元,超过汽车行业产值的五分之一。由于客户拖欠货款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电缆行业都在遭受“三角债”带来阵痛。　　远在上海的快鹿电缆厂面临着和北京重型电缆厂一样的遭遇,总经理王勇诚告诉记者,去年公司制定的销售目标是7个亿,但由于很多应收帐款没有及时回笼,严重影响了原材料采购和正常生产,最终只完成了4.8个亿,比预定目标下滑了三成还多。　　“我们西部的一个客户,可能是甘肃的,合同条款签好的是预付30%,货到90天就付款。没想到到90天去催款的时候,电话怎么催都不来。人去了以后,他们说了一句很令人伤心的话,‘整个国家都在支援西部,你们上海这么有钱,这点钱就当支援我们西部了吧’。“ 上海快鹿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勇诚谈到企业讨债中遇到的尴尬。　　受到债务问题困扰的并不仅仅是那些中小型的电缆厂。位于江苏溧阳的上上集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电缆生产企业,今年销售额预计在100个亿左右,应收帐款就高达14个亿。为了追讨欠款,上上集团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市场后援部,主要职责就是追收货款,记者来到这个部门的时候,发现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原来七名员工全都在外要帐。有的时候要两个月才回来一次,一般(每月出差)都保持在25天以上。
11-07-11 15:20
“当初成立市场后援部只是想尽快把欠款收回,然后就把这个部门解散,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现在这个部门的工作反而越来越繁忙。”这让江苏上上集团副总经理高勤凯感到颇为意外。　　逾期应收账款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沉重,又是一个十分尴尬的普遍问题,目前我们的电缆行业正处于逾期应收账款泛滥的怪圈。据中国线缆商会调查,逾期应收帐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电缆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数字触目惊心。“就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400多家企业,其中183家企业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数据,这些企业加到一起,销售额超过了2000个亿。其中逾期应收账款占整个销售收入的10%,已经达到了200个亿,整个超过两年的逾期应收账款,占整个逾期应收账款的1/4,达到了50个亿。中国线缆商会秘书长李国林介绍道。　　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就曾爆发过一轮三角债危机,对此,很多人还记忆犹新。198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就在这一年,一向出言谨慎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这样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　　对于造成这种三角债的原因,很多电缆行业业内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央行收紧信贷之后,客户的流动资金受到了很大影响。蒋锡培认为,银行贷款收紧了,他们贷款不太容易有些客户可能本身就也有困难,自己可能资金也不够用了,于是大家都拖着款不还,早就了今天的困局。　　一直以来,电缆行业都有这样一个行规,每一笔货款客户都要扣押电缆厂10%的质保金,在挂网运行、确保产品质量没有问题之后,客户就会及时地将这笔钱付给电缆厂。然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电缆厂不仅连质保金都很难要回,还要搭上更多的货款。北京重型电缆厂的张浩在讨债的时候就了解到,建筑工地拖欠货款的原因正是在于最近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银行收紧贷款,从而造成公司资金紧张。　　对于三角债形成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分别提出了“经济周期说”与“经济体制说”。“经济周期说”把企业拖欠归因于中央银行信贷的周期性收缩与消费结构的周期性变化。而“经济体制说”则认为,利率过低以及经济交易过程中缺乏惩罚制度都会使商业交易中的净负债者有利可图,而使偿债缺乏应有的刺激机制。除了央行收紧信贷的原因,本轮三角债的形成也有信用体系不完善、企业信用观念淡薄的原因。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三角债问题主要源于大型国企和央企的大型工程。今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从6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这已经是央行今年来第六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5%,创下历史新高。　　“如果再去掩盖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大,那么有一天这个国家都有可能被毁掉。”谢国忠不无忧虑地说。　　困局待解　　“1955年左右,日本就出来一个法,叫做《防止延期付款法》,就说你合同规定,90天付的,你必须90天付,防止你延期付款,防止延期。如果你到时候不付,行政管理部门就要来抓你,不仅仅是看作民事的财产纠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陈小洪以日本为例,为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新“三角债”问题提出一个可以借鉴的标本,但他同时指出,“我们也出台了防拖款法,我们有《合同法》也不是没有,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独立的监察、监督、管理还是不够的。”　　事实上,对于如何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解决企业的逾期应付帐款问题,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除了借鉴国外的做法,对于如何解决三角债问题,国内有些企业的做法也给同行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联邦电缆厂位于湖北宜昌,董事局主席郑保祯在几年前也深受连环债务之苦,然而最近两年,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我们以前生产中低压电缆,这个像这个电缆就是中低压电缆,这个电缆竞争非常激烈,厂家特别多,而且那个有的个别的回款还有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转产压缩这个产品,做出高压、超高压。”联邦电缆厂董事局主席郑保祯介绍道。　　这是中国第一根500千伏的超高压的电力电缆,现在在那个龙滩电站、山西轩岗电厂以及三峡工程都在用这个产品500千伏超高压电缆属于电缆行业的高端产品,现在我国能够生产这种压电缆的企业只有7家,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利润率是中低压电缆的20倍左右,货款也很好收回。目前,联邦电缆还在逐步加大这类高精尖产品的比重。　　新产品由于竞争的厂家很少,所以它的回款率,回款周期要比以前要提高了好多,现在原先大约一年多才能收回来,现在这个用两三个月就收回来。如此一来,郑保祯的企业已经逐渐走出了下单——讨债——再下单——再讨债的怪圈,流动资金的问题也大为缓解。　　“我们现在通过调整以后比较顺了,现在我们这个账号存着两个亿左右,大概存着钱。”湖北宜昌联邦电缆副总经理曾学忠介绍道,“将来企业的产值肯定是高压、超高压以及海底电缆,大概占到70%大概那个(中低压电缆)也就占到30%左右。”　　除了企业自身调整产品结构,解决“三角债”难题的另一种方法是把传统产业和电子商务结合起来。中国线缆商会秘书长李国林告诉记者,商会下一步要在行业内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并寻求从制度层面解决“三角债”问题。　　“由于电子商务平台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和重复流程,使供求信息更加透明。这样可以降低电缆企业的采购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同时我们依据电缆企业的资质、产能、诚信度等指标,定期为银行推荐优秀企业,当这些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紧张时,可以通过银行等为企业无须担保直接授信,来解决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中国电缆网总经理张树春对摆脱“三角债”困局做了展望。　　“拖欠货款现象十分严重,光从道德方面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高到法律层面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我们商会将积极配合他们,共同起草限制逾期应收账款议案,使这些拖欠货款的企业受到高额的惩罚,从根本上杜绝多角债。”　　中国线缆商会秘书长李国林更看重从法制建设方面做出努力,“我们商会要建立信用黑名单制度,对于一些恶意拖欠和逾期不付款的企业要列入黑名单,提醒相关的企业谨慎跟这些企业业务往来。”　　与李国林的观点相似,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应当以更加严厉的法律制裁来限制恶意欠款。谢国忠认为,最重要就是我们体制要走向正规的道路,就是要走到法制的道路。所以欠债要还钱,你不还钱的话,上法庭把你的资产给收了,这是地方政府即使央企都应该受到这样一个法律的限制。　　节目播出之前,《经济半小时》记者再次联系了采访过的企业,得到这样的消息:北京重型电缆厂的张浩经过四个月努力,终于要到一笔十多万元的货款,然而和他手上剩余的100多万元欠款相比,这笔钱显得微不足道;江苏上上集团市场后援部的7名员工陆续从外地回厂,稍作休整后再次外出,有位员工甚至拉上了自己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一起去外地讨债。
11-07-11 15:21
不让全民买单，让谁买单？股民？那还不如全民买单哈
11-07-11 15:22
钱去了哪儿？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7期 出版日期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凌华薇 　　流动性是松是紧，已不可仅看银行层面。首先7万多亿元的信贷计划未变，再加之今年3.7万亿元的信托产品、２万亿元理财产品、2.3万亿元公募基金等，整个社会在投资层面的资金量并不少，关键还是分配机制。　　本期封面报道“银行理财错配”提出的疑问是，监管当局和银行都认为，理财市场对居民扩大投资渠道意义重大，甚至是居民“抗击负利率”的有效乃至惟一途径。也有人将之升华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预演。道理虽不错，但仅被用于稳定少量银行核心客户的２万亿元理财能解决70万亿元的存款负利率问题吗？当滚动发行的理财产品被短融长投到一些不适合居民风险承受能力的项目上，一旦最终造成坏账，形成庞氏之局并不耸人听闻。　　7月7日的小幅升息仍未改变中国负利率的现状，价格机制尚未能真正起作用。还要任由负利率的财富重新分配效应维持多久？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时机何时可谓成熟？中国银行业中报即将出炉，继续30％的利润增长几无悬念。仅仅是为维护银行的既得利益格局，一味延迟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还有多大意义呢？IMF经济学家孙涛和社科院外汇专家余永定，都向财新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资本项下的开放前提众多，中国几乎都已经具备，惟独卡在利率市场化上。国际板不妨作为资本项下开放的试点，但体制改革不能再等。　　中投董事长楼继伟亦在本刊发文表示：未来五到十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其中就包括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条件已不可谓不成熟。“金砖”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已经实现的目标，中国还要等多久？　　
11-07-11 15:24
银行理财错配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7期 出版日期日 订阅《新世纪》 银行理财短期资金滚动募集，开始投向资金饥渴大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一旦降临，将会引爆一连串事件财新《新世纪》 记者 温秀 杨娜 陈慧颖 赵静婷 马媛
　　今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呈爆炸式增长。 　　从募集资金的数量看，根据普益财富统计，截至6月21日，年初以来银行理财产品预估发行规模达到8.25万亿元，已然超过去年全年7.05万亿元的发行规模。从理财产品的数量看，今年上半年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在9000款左右，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这是流量数据。根据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一季度末，银行理财产品的存量在1.9万亿元，相当于商业银行总资产的2%左右，存量和占比都不算高。惊悚程度似乎大大降低。　　“流量和存量数据都有意义，不可偏废。”中国社科院金融产品中心副主任王增武告诉财新《新世纪》，“流量说明资金周转的速度。但风险是否一触即发，关键是看资金链条上是否存在问题，哪一环最先出问题。”　　有关银行理财产品构成中国银行业新的影子银行体系的说法，开始流行。影子银行体系，本指美国的银行体系将房地产贷款资产证券化，做成衍生产品后在资本市场上销售，银行的融资功能部分被投资功能所替代。2008年到2009年美国因此酿下的金融危机，开始令人审视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和风险问题。但一位受访的银行风险部门的高管认为，与次贷危机前的美国相比，中国远未达到风险高度集聚的情况。但监管者的远见和忧虑，值得关注。　　当下中国，更令人关注的，是令人眼花缭乱但收益率仍在奋勇攀升的银行理财产品。“有的产品预期收益率已经接近10%，但银行哪里有那么多高收益投资渠道？”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表示质疑。这类超短期产品除了在银行的账面上改变了一下会计科目，进行了一番体内循环“赔本赚吆喝”，原本一般仅投资债券市场，但是现在开始出现了向一些资金链吃紧的“铁公基”及房地产项目转移，甚至投向私募股权基金项目的灰色地带。　　银监会有关监管官员近日分析认为，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从研发、设计到销售，乃至售后环节，全程都独立于风控部门之外，导致理财产品的投向存在失控倾向。7月，银监会发布征求意见稿，对外界批评最多的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问题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规范，希望能唤醒银行“卖者有责”的责任感，也希望银行能遵循“风险匹配”的原则，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　　这绝非易事。“除了公募基金能做到每天公布净值而投资者心里有数，市面上的这些理财产品，能真正做到买者自负吗？”一位监管当局人士如此评价，这是理财产品最严重的隐患。常代理理财纠纷的律师张远忠也认为，现在还没有像对基金产品一样，建立起一个对理财产品的系统性监管，理财产品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聚。　　“银行理财产品是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抵抗通胀、推动中国过于依赖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化的重要工具，理财市场要大力发展的大方向毋庸置疑。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如何规范的问题。要维护市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又不能越俎代庖，以监管代替市场。”这是银监会与银行业较为一致的基本观点。存款大战发行滚动型短期理财产品成为银行吸收存款的日常方式　　7月1日，一座东部发达城市的各家银行行长们，因为半年末结算编报表忙碌了一个通宵后，被召集到银监局，讨论6月末各行间的存款大战问题。会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互相控诉会，大家纷纷指责对方乱发高收益、短期限的理财产品，不断抬高利率，变相揽储。 日， 香港，持有雷曼相关产品的投资者在街头游行中击鼓示威。Bobby Yip/REUTERS 　　“今后所有的产品宣传材料，包括LED屏，都要明确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是强制性要求。”在6月29日的银监会通气会上，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官员苏薪茗强调，不能把高风险的产品，卖给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客户。　　但一位大行东部省份分行长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6月起实施了日均存贷比考核后，月末、月初的概念逐渐淡化，发行滚动型短期理财产品成为银行吸收存款的日常方式。　　中行一位一线理财经理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理财产品分为三类，短期固定收益（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非固定收益的集合理财产品和100万元为起点的信托产品。风险越大，收益越高，不同时点理财产品利率不一样。月末，季度末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会更高些，“主要是为了吸纳他行资金”。　　产品短期化趋势在接近6月末时尤为明显，Wind统计显示，6月下旬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共计265款，其中91款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均超过5%，5款理财产品超过7%。　　月末一过，理财产品收益率迅速滑落，以中行这家分支机构的短期固定收益14天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为例，7月初为3.9%，和6月下旬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一情形并不会持续几日。一位中银国际定息收益部分析师介绍，现券价格（指交易双方以约定的价格在当日或次日转让债券所有权的交易行为）并没有回落，就是钱松一些了，预期还会紧。　　究其因，多位受访银行业人士指出：对大行而言，存款余额决定着资产规模，是座次之争；对中小商业银行而言，贷存比是事关业务准入又随时可能突破的监管红线；对银行从业者而言，存款又直接影响着绩效和收入。只要商业银行对规模、座次的追求不改变，商业银行月末、季末、半年末、年末冲时点，急功近利的行为就会生生不息。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副主任段继宁就《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作出说明时也指出，在一些特殊时点发行过多收益率过高的产品，对于银行理财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未见得有好处。因为并非每个时点都可以实现高收益，满足高预期。　　7月4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隔夜及14天期利率跌幅接近200个基点。但到了5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突然全面上涨，其中7天期的拆借利率日涨203个基点，达到6.7992%的水平，14天期的拆借利率日涨308个基点，达到7.4992%。　　据银监会统计数据，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余额1.9万亿元，相当于商业银行总资产的2%左右，存量和占比都不算高。　　“由于大量理财产品是滚动发行的，在很多时点上看，存量看起来都不大。”前述高管认为。　　由于理财产品的定价已经十分市场化，竞争亦相当充分，不乏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在主动或被动经历着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预演。这对于银行进行风险定价，根据资金价格进行投资核算等方面，积累了经验。　　不过，对于近70万亿元的全部银行存款而言，2万亿元左右的银行理财产品所获得的高于CPI的收益，仍仅有三十五分之一而已。“资金池”秘密银行发行的短期理财资金都进入一个资金池，靠不断滚动来保证池子的容量，短期资金主要是投向债券市场，也不乏资金投向其他品种的资产，但这并非规范做法 银监会有关人士表示，监管部门对单个理财产品的原则是“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披露要充分”。X/CFP 　　“很多理财产品的投资项目未必都是赚钱的，很多是亏损或打平。这种发新还旧的滚动式发行很像新的庞氏游戏。”王增武直言不讳。　　理财资金越来越短期，体现出“滚动式发行”的特点，正在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介绍，银行发行的短期理财资金都是先进入一个资金池，靠不断滚动来保证池子的容量，短期资金主要是投向债券市场，但也不乏资金投向其他品种的资产。“否则收益率没法保证。”　　与去年相比，今年银行理财产品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产品短期化，一天、三天、七天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二是短期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较中长期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出现倒挂。一位大行一线理财经理介绍，这是为了冲时点及应对存贷比考核，每家银行都一样。而短、中期收益率倒挂则明显受到加息预期的影响，反映对宏观后市和投资形势的迷茫，目前长期理财产品并不多。　　在各家银行中，工行的理财存量是最高的，至少有5000亿元。一位大行人士透露，在2009年以前，工行内部对理财的管理并不规范，代客和自营不分，均放在金融市场部。在2009年工行专门成立了资产管理部，专事代客理财，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好的高端客户流失，设计一些产品让渡一些利益，使之有机会获得比存款高的收益，从而留住客户。至于销售则是全行很多部门都参与其中。通常会根据不同客户提供不同风险收益的产品，门槛越高、收益率也越高。当有客户要求提前赎回时，由于银行募集的资金已经投资到相关市场当中，为了保证投资收益，银行不愿意提前将相关投资了结变现，又要满足客户的要求，就通过内部资金拆借的办法，来补上相应的缺口。虽然客户资金已经赎回，但资金依然都在进行投资，差额通过内部拆借弥补。　　这种做法有两个问题，一是按照相关规定，只有法人机构之间才能搞同业拆借，资产管理部并非独立的法人机构，处于灰色地带；二是目前处于升息周期，投资不出问题的情况下，拆借的资金还可以还上；一旦转为下行周期，投资出了问题，部分产品的收益率恐将无法实现，银行需用其他方式补贴保本保收益型的产品，无疑又让银行的部分资金面临风险。　　对此，工行内部有意见认为不合规，无形中提高了银行的成本，并质疑这种做法可能带来道德风险，比如为掩盖投资亏损、经营不当，通过拆借的办法补窟窿。甚至内部有计划给银监会或者央行打报告，申请特殊批准或授权，否则一旦审计出问题，责任到底谁来承担？最终，这个报告没有出来，工行管理层在各种压力之下，主动进行了合规性整改，对已经发行的产品到期后不再继续，新产品也不准做类似操作，现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2010年开始，监管部门要求保本型的理财产品要进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计提风险权重，消耗资本充足率，因为视同银行对客户有所承诺。银信理财这种变相的贷款替代型产品也被叫停。　　但前述工行发生的故事是不是还在其他银行中普遍存在？又是否都已经走向规范？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介绍，商业银行的自营和代客从管理人到账户都必须严格分开，银监会有严格的规定。但大多数银行的理财资金仍是放在资金市场部或金融市场部之下统一管理。　　银监会有关人士表示，监管部门对单个理财产品的原则是“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披露要充分”，每一个理财计划都需要有单独的会计处理、账户管理，看得到具体投资的资产。资金池的做法不符合这些基本原则。短融长投监管部门正在考虑对理财产品的投资领域和方向进行规范，“如果资金投向了限制性行业，肯定是不行的，一定会严肃查处”　　“不少理财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至于量有多大，风险积聚到什么程度，银行看不到全貌，就像平台贷款一样，是笔糊涂账。”一位股份制银行财务高管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前述分行长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迫于揽储压力，融资替代性理财产品开始受到青睐。比如银行摆脱信托公司，直接以委托理财方式进行。这类理财产品则有不少短钱长投，将资金滚动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此类公司往往通过正规渠道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相应的收益率也日益走高。在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对建行的负债中，即有该行发行的40亿元理财产品。（参见本刊2011年第25期“违约开始了”）　　这犯了风险管理的大忌：短融长投，期限不匹配。“一旦所投资项目受到调控或政策变化影响，或者流动性抽紧，就会产生较大的风险。”数位受访的银行人士均对此类创新产品的风险表示忧虑，“现时一般不会出事，要是通货紧缩真的来了就难说了。”　　工行一位理财高级经理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银行将贷款打包为理财产品，都是通过银信合作的形式，“贷款是以理财产品形式呈现的，但跟贷款没啥关系，因为不占用银行的信用额度，银行帮信托公司从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再通过信托公司贷款给借款公司，比如地方融资平台等。通过此方式，将表内业务转为表外。”他介绍说，该行“高净值”理财产品多涉及上述操作。　　一位大型银行风险部门负责人坦承，关注融资替代类理财产品，管住其投向，对于防范理财产品的系统性风险，意义重大。他表示，也注意到业内的确有不少理财产品投向了监管甚至银行自身亦不鼓励的行业和领域。此举不仅增大了理财产品持有者的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效用。　　一位主管风险的大行高管也直言，理财业务的风险关键不在利息，而在本金。其主要问题不是高息揽存，而是将表内流动性转移到表外，影响宏观调控。亦有业内人士认为，在监管重拳清理银信理财产品，要求相关产品逐步入表之后，问题已经得到极大缓解。　　谈及理财产品的投资领域和方向，银监会创新监管部副主任段继宁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监管部门正在考虑对理财产品的投资领域和方向进行规范，“如果资金投向了限制性行业，肯定是不行的，一定会严肃查处。”　　银监会在6月下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批评了商业银行在发行理财产品方面存在的违规行为。包括将理财产品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绕过信托发行信托受益权产品，发行委托贷款理财产品，以及利用票据资产类理财产品逃避贷存比监管等。　　段继宁介绍，《办法》相对于2005年的暂行办法，对理财产品的资金运用披露有更细的要求，包括投向哪里、投资标的占比等。PE新渠银行系PE都在香港组建，而理财资金虽然不能投给PE却可以投给信托产品，信托产品背后对应的标的可以包罗万象，又以未上市股权、土地等标的的回报率为最高　　银行已经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融资的重要渠道。这可能吗？　　近期，银泰地产同时启动三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在信贷严格管控的环境下，因为缺乏必要手续，无法申请银行贷款和或者发行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最后，这个三个项目以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通过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渠道发售，基金对有限合伙人（LP）承诺的回报是20%。　　“这种产品是银行向客户推介，客户自行决策，直接与信托公司签约。”一位信托公司参与此项目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称，信托公司和银行销售渠道都有义务进行风险揭示和声明。　　他介绍，从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的风险控制角度，主要在于对客户资产和风险承受能力的筛选，选择能力强的开发商做投资顾问，以及在合同中对投资项目的选择标准作出规定。　　知情人士称，银行已成为很多PE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包括鼎晖、德同、软银赛富在内的众多PE管理团队，已经从私人银行渠道募集到了资金，“最早走通私人银行渠道的，还不是它们，而是银行系自己的PE管理团队。”　　例如，建行旗下的建银国际与相关机构合作，先后注册成立了医疗、皖江等多家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在具体运作上，建行在各地的分行将贷款客户的股本融资需求汇总到建银国际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这成为建银系基金的主要项目来源。而建银国际旗下基金自己投资的公司，也被要求在建行开户，以加强对被投资企业的管理。　　“分行很了解客户的情况，股权投资又可以使银行更好地掌握被投资企业，也就是贷款方的动向。这种股权和贷款的结合，增加了银行的竞争力。”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直投、PE业务是商业银行业务的补充，有利于业务的多样化，同时可以防止客户流失。　　但一位PE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美好愿景乃是建立在繁荣的假设之上。一旦经济凋敝，“一损俱损”的风险便会大大加强。虽然现在私人银行门槛是600万元，但从国外PE等另类投资的门槛来看，应该比这要高得多。发改委规定的PE投资人起点也得在1000万元以上。　　“PE投资一般长达5－10年，需要有很强的风险承担能力，600万元，太少太少了。”一位PE界融资人士说。　　虽然银监会明令禁止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未上市股权，但银行是否真正割断了理财资金池的通道？普通储户在银行柜台购买的年化收益率在5%左右的理财产品，是否有一部分可能变成投入未上市股权项目？　　“中国内地商业银行的存款、理财金和股本金，都不能投资PE。所以银行系PE都在香港组建，而理财资金虽然不能投给PE却可以投给信托产品，背后对应的标的可以包罗万象，又以未上市股权、土地等标的的回报率为最高。”一位大型国有银行的相关人士称，一方面，理财资金池的资金投向是由银行调配的。投资者购买的理财产品回报能达到5%，银行在中间赚差价也赚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一些融资主体假公路、资源之名，经过信托公司发行理财产品，转手便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　　“理财产品如再疯狂下去，将演化成一个无资金回报的庞氏骗局。近几个月，民间的借贷利率在高位趋于稳定，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投资项目能支持更高的收益率。”一位私募基金的策略师直言，资源和房地产，是当下支持整个银行理财产品的根基，“如果房地产不好，银行理财都会跟着遭殃。”买者自负？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有责，充分提示风险，避免误导销售　　“这是给投资者看的原件？”“是的。”在和相关银行销售人员核实过后，财新《新世纪》记者发现，这份最新的银行高资产净值客户风险提示书的文字密密麻麻，比蚂蚁还小，不用放大镜不能看清。　　目前，银行理财面临最大问题是，一旦收益率无法达到或出现本金亏损，投资者就会指责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的种种不规范之处，银行将面临严重的声誉风险。有银行高管表示，为什么银行理财产品热销以及商业银行依然是基金等理财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除了商业银行有广泛的网点分布，也与普通消费者对银行的信赖有关，换言之，是以商业银行自身的信誉作为背书的。　　5月31日，银监会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理财产品纠纷听证会，纠纷双方为中信银行北京安贞支行和其客户高某。“说明银监会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希望倾听不同的声音。”此案代理律师张远忠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他透露，高某状告中信银行销售理财产品违规案虽然发生在2007年底，但同那时相比，现在商业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中的违规行为也大量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比如，对客户群不做分类，把一些高风险产品推销给不适合的客户群；夸大收益，口头承诺收益；隐瞒风险；风险提示不充分，语言不通俗易懂。中信银行的产品是非保证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但是在宣传彩页和《产品说明》“产品投资方向和特点”中使用“恒定比率投资组合保险策略（CPPI）”、“低风险投资收益积累安全垫”等保本基金类的用词，使高某误认为该产品实质上具有保本的作用。　　对此，银监会已剑指银行理财销售。从去年8月开始，银监会即开始考虑出台相关办法，并于近期发布《办法》，其中对风险的披露、销售的限制已经有异常细致的规定。　　苏薪茗介绍，在银行销售文件里面，一定要有一页是专业的风险揭示书，对产品的类型、期限、收益、评级结果、适合客户的要求等都要有详细说明，“对于超过65岁以上的，客户进行评估的时候还要充分的考虑他的年龄，投资经验等等，这个办法里面也对私人银行客户、高资产净值客户做了一些界定。”　　段继宁表示，《办法》要求银行做好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真正做到“卖者有责”。所谓卖者责任主要体现在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下，对产品的风险进行评级和揭示，并对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评价后，按照风险匹配原则，进行销售。“只能向客户销售等于或低于其自身评级的理财产品”。　　根据监管部门2005年出台的有关指引，银行应该在销售过程中披露投资方向和品种，但对于披露到何种程度未作详尽规定。而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办法》明确规定，要详细披露投资品种、期限、方向和比重；银行可以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对投资领域进行适度调整，但调整前需要进一步对投资人披露，如果客户部认可，有权提前赎回。　　对于《办法》，张远忠表示，与以前的规范相比，这次整体上感觉把很多环节细化了，有很大进步。但是缺点是，没有明确说明银行应该对其在销售和经营理财产品当中的过错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　　“首先做到卖者有责，然后再充分提示风险，在避免误导销售的基础上，来实现买者自负，最终实现将适合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客户，这是主要指导思想。”银监会有关人士表示。　　财新《新世纪》记者王紫雾对此文亦有贡献
11-07-11 15:30
地方债多米诺：多只城投债遭遇恐慌性抛售
　　一家公司资产重组，5只债券信用评级面临调降，涉及金额75亿元，而这仅仅只是故事的开始。 　　云南省对于旗下融资平台的重组所引发的信用风波，是一个正在债券市场上演的多米诺骨牌游戏。 　　云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云投集团&)是云南省最大的融资平台。根据云南省规划，这家公司的核心资产或将划入新成立的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这一事件将影响到7只债券的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其中两只债券或将面临中国债券史上前所未见的偿债主体变更。标准普尔高级董事徐天石7月8日对本报称，无论核心资产转移还是担保方偿债能力下降，这其中5只债券的信用评级都应被调低。 　　上述债券并非一定会出现违约，但这是一种预兆，描画了一旦地方融资平台出事，将会如何演化的模式。重要的是，类似互相担保形成担保链的现象在城投债中比比皆是。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屈宏斌的概况是：&好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就是一个区域的全部相关债券。& 　　债券市场的玩家以脚投票，7月6日，多只城投债遭遇了罕见的恐慌性抛售。 　　重组风波 　　有消息表明，云投集团将转移其核心资产，即其控股54.04%的云南电力投资公司和其他所参股的电力企业将转移至正在组建的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中。 　　根据云南电力网的消息：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组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今年5月9日，云南省国资委主任徐盛鹏到云南电力投资公司视察时，要求该公司要按期完成组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的工作。 　　云投集团近一半的投资是在电力板块，它控股了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云电投&)，参股了国电开远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下称&澜沧江水电&)、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金安桥水电站有限公司、云南华电镇雄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资料称，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系为解决目前云南省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搭建的&十二五&能源改革发展创新平台。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的组建将改变云南省现有电力资产小、散、弱的现状，改善资源和资本市场对接以及对资产证券化程度低、后续发展能力弱的局面起到积极作用。&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把散落在各个公司的电力资产整合起来，在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的平台上做大做强，这里说的电力资产的整合应该包括云投集团旗下的电力板块。&接近云南省政府人士透露。 　　不过，此次整合正值国家清查地方融资平台之际，外界解读为此举意在获得更多融资。屈宏斌称，这一重组有国资整合、增加效率的原因，但为什么此前没有整合要到现在这个时间整合？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对融资平台进行清查的时候，&我相信在国资整合的同时，也有另辟融资平台，解决项目建设期和贷款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将优质资产装进新的平台，以时间换空间，间以获得更多融资的出发点之嫌&。 　　对融资平台全国性的规范清理开始于去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通知斩断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关系，而7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继续抓紧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 　　云电投是云投集团最好的资产。云投集团持有54.04%股权，剩余股权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云南红塔集团、云天化(19.90,0.01,0.05%)集团及云南滇能(集团)控股公司持有。&这一变动(资产重组)，只要云电投及时披露其股东变更信息，对云电投的两只短期融资券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相关评级机构人士表示。 　　11云电投CP01是云电投2011年3月发行的1年期3亿短期融资券，到期日为日，中诚信给予其AA-的主体信用评级，中国银行(3.13,0.02,0.64%)为其主承销商。10云电投CP01为云电投于2010年底发行的1年期4亿元短期融资券，今年12月9日到期，主承销商为中国银行。 　　不过，云投的两只债券将面临问题--中国债券市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偿债主体变更。 　　08云投债为云投集团在2008年发行的5年期15亿企业债券，中银国际为主承销商，红塔证券、新华信托为副主承销商，大公国际对其主体信用评级从2008年的AA调到了2011年6月底的AA+。云南煤化工集团为其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募集说明书，08云投债所募集的15亿元将全部用于澜沧江水电小湾电站项目。上述项目为国家发改委批准，总投资为277.32亿元，按比例云投集团需投资87.08亿元，占有澜沧江水电31.4%的股份，为其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为华能集团。 　　小湾水电站是澜沧江中下游河段规划开发的第二个梯级电站，装机容量420万千万，水库总库容150亿立方米，是国家规划的华南地区&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云投集团于2010年所发行20亿元企业债也用于上述项目。 　　小湾水电站是募集资金用途的主体，如果这部分资产也将转移进入云南能源投资集团的话，将发生偿债主体和募集资金用途主体相分离。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信用评审委员会主任刚猛7月8日对本报称，假如确实发生核心资产转移，那么08云投债和10云投债两只券的偿债主体很有可能发生变更，在中国的债券市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偿债主体变更的情况。偿债主体变更事实上已经是债务重组，属于信用事件。 　　病毒式传递 　　云南省国资委主导的这次云投集团的重组，通过其循环担保链，牵扯进来08云投债、10云投债、10云电投CP1、11云电投CP01、08云煤化债、11云南铁投债、08昆建债这7只债券，涉及到企业债和短融两个债券品种、国家发改委和央行下面的交易商协会这两个审批和注册机关、中银国际、东方证券、国泰君安、中国银行4家主承销商。 　　08昆建投为昆明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上半年发行的15亿5年期企业债券，到期日为日，是上述7只债券中到期最早的债券。债券发行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副主承销商为华泰证券和西南证券。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其主体信用评级为AA，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则在2011年初将其评级调高至AA+。云投集团为其提供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云南煤化工集团还和云投集团互相担保。08云煤化债是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发行的5年期15亿元企业债，到期时间为2013年底，该企业债由中银国际主承销，国泰君安和宏源证券为副主承销商，云投集团为之提供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大公国际和中诚信国际两家评级公司在2006年到2008年对其都是AA-的评级，日大公国际首先上调其主体信用评级到了AA，随后中诚信也对之上调评级。 　　刚猛对本报称：&如果云投集团发生了资产重组，进而影响到它本身的主体信用评级，那么08云煤化债的债项信用评级也将被调低，但再低也无法低于云煤化本身的主体信用评级，也就是最多从AA+调低到AA，这毕竟还是一家优质的能源类的企业。& 　　11云南铁投债为云南省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初发行的7年期10亿元企业债，到期时间为2018年初。该债券由东方证券主承销，光大证券、民生证券和上海证券副主承销。同样，云投集团也为之提供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中诚信给予其AA的评级。 　　类似云投集团互相担保并形成一个担保循环和链条的现象在城投债中比比皆是，西部如此，东部也是如此。本报记者查阅数据发现，浙江省杭嘉湖地区这一现象尤其突出。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在2006年发行了25亿交通建设债券，但此公司又在2008年、2010年、2011年分别为嘉兴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嘉兴市社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券、嘉兴市乍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嘉兴市文化名城投资集团也为2009年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提供了担保，该公司还为2009年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券提供了担保。上述提及的嘉善国资公司则也为嘉兴平湖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提供了担保。 　　浙江省湖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2009年发行15亿7年期企业债，由桐乡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而此前，湖州交投为12亿桐乡城投债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湖州交投还为湖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企业7年期15亿企业债券也进行了担保。 　　杭州市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09临安市城建公司债券、09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对互保和联保的企业债在审批上设置了一些障碍，但在疯狂的城投债盛宴中，这一捷径被发行人、承销商屡试不爽。 　　相关人士解释称：&互相担保的都是非常优质的企业，有的只是为了达到监管的要求，比如保险公司必须买有担保的债券，现在发纯信用的城投债也很多了。& 　　屈宏斌担心，未来的城投债的风险将因为这种互保、联保关系的存在，而呈现出一种病毒式的扩散，&好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就是一个区域的全部相关债券&。 　　至2010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后债务率为70.45%。 　　重组：违约先兆？ 　　此前业内有观点认为，将债务重组纳入到信用事件中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国企改制也叫债务重组，但此重组非彼重组。 　　但本报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债务重组已然是一起信用事件。中国银监会在一个关于商业银行信用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将信用事件定义为包括支付违约、破产以及债务重组。 　　徐天石表示：&主权级别的债务重组，一点点重组都可以算作是选择性违约，如果重组豁免了利息或者本金，那就更应该视作违约，因此一切还需要看它的重组方案。& 　　08云投债和10云投债的持有人对本报称，重组方案应该由债权人大会进行讨论和投票。 　　此前，川高速事件、华靖债事件、广州建设投资债，都表明了资产腾挪事件在城投债中已经频发。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徐小庆已连续发布了两份债券信用报告，提示债券持有人关注发行人资产变更风险。&见过不讲规矩的，没见过这么不讲规矩的，至少要及时披露进展，和债权人商量。川高速已是前车之鉴。&债券市场一位投资人表示。 　　屈宏斌对本报称，云南的这一重组事件事实上是在避免违约风险的发生，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延缓偿还其实也是权宜之计，是短视的，正在组建中的云南能源投资集团未来势必有融资的需求和冲动，事实上就是在成立新的融资平台，借新债还旧债。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称，目前的债务规模还算可控，真正难控制的是地方政府不断负债融资的冲动。 　　无论如何，债券市场上的一些投资者已经开始以脚投票。 　　7月6日下午，临近收市还差1分钟，10渝交通突然遭遇打压，现券净价瞬间从97.98元直落近8元，收至90.3元。发生异动的不只是10渝交通，当天沪、深交易所企业债券市场多只企业债券或在盘中或在临近收市时，均受到打击。从遇袭的债券品种上看，多数为2009年以来发行的企业债，其中以地方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居多。 　　一位交易员称，其在今年6月前已经将手中城投债全部抛光。( 经.济.观.察.报. .胡.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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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开始了？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温秀 张宇哲 于宁 郑斐 日14:49我来说两句 (2117)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第1页:一封撤回的违约函 第2页:资金筹措告急 第3页:政府财力几何　　云南高速公路建设融资平台近千亿贷款&违约&风波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银行们就一跃而至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的前崖。　　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从1.5万亿元暴增至当下的10万亿元左右。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狂欢，迅速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最终会演变成多少不良资产？　　监管部门忧心不已，各种监管措施层出不穷。但银行们不以为然。今年3月间，各家银行在年报发布会上尚且向投资者宣布，平台贷款不良率不到1%，而银行业资本雄厚、拨备充足，平台风险不值得担忧。它们断然想不到，会这么快收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通知函。　　这封来函来自云南。今年4月间，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滇公路）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　　滇公路成立于2006年，负责云南省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运营、筹融资和相关产业的经营开发。“十一五”期间云南公路总里程已达20.67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超过其“十一五”原计划的一半。这一加速度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潮，仅2010年的新增投资达到800亿元。　　但是，高速公路收费的情况不容乐观。当下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长度已然可与美国媲美，但客运量则是另一幅图景：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带周围，如蛛网密布的高速公路上，除了空旷还是空旷。这在西南边陲省份云南，问题更为严重，这里被称做中国高速公路网的神经末梢。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车流量，何来高速公路的收费现金流，何来贷款还本付息的源头？　　更关键的是，今年6月30日前，按照计划，滇公路在建52条、4844公里二级公路建设将完成，这意味着有关贷款将正式进入还本付息期。　　滇公路注册资本50亿元，在各家银行的贷款余额约900多亿元，另有几十亿元的融资租赁。其中，国开行以200亿元左右的贷款成为最大贷款行，建行和工行贷款余额也分别都超过100亿元，建行还为该公司发行了40亿元左右的理财产品。　　滇公路“不还本”的“催命符”一下，建行总行连夜派队奔赴昆明，其他主要债权银行随即跟进。滇公路近1000亿元贷款总额，比几家大行各自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多！经过连日磋商和谈判，云南省政府要求滇公路撤回上述公函，并做出增资、垫款、补贴等承诺，以帮助该公司暂渡难关。这其实已经是债务重组。　　6月23日，滇公路有关人士向财新《新世纪》确认了以上事实，惟强调当时的情况不是故意违约，而是实在力所不能及，“希望银行和社会各界能给予理解”。　　“这事只不过从台面转为台下，我们还是很不放心。”一位有关银行的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所有银行都担心此类事件或将引发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的连锁反应，所以对此事的处理如履薄冰，不敢深谈。　　但是，消息已渐渐在市场上蔓延开来。多位债券市场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已经听闻此“噩耗”。“外界对融资平台的担忧一夜间变成了现实。”6月，瑞信香港的分析报告宣布，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开始“着陆”，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由“增持”改为“减持”。　　“我不相信地方融资平台此时会真的违约。但此事对大家心理上的冲击之大已难以言表。”一位债券市场专业人士如此描述。　　一封撤回的违约函　　“如果不撤，银行对相应贷款就要计作不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位银行人士忧心忡忡分析此事的严重性　　“已经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违约的迹象了，比如云南。”6月初，一位银行业内高层在回答财新《新世纪》记者有关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问题时说（参见本刊2011年第23期“命悬平台贷款”）。此后，又有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确认，云南发生了公路平台无法还本付息，来函要求暂停贷款还本的事件。　　“这家公司（滇公路）几年前现金流就紧张，现在正属于高投入的时候。总体而言，中西部公路投资公司中，该公司不属于最差的，但也属于较差的。”国开行一位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滇公路于日成立，是云南省政府的独资企业，注册资本50亿元。截至2010年上半年，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7.24%，并呈上升趋势。　　滇公路总经理姜志刚在一个内部会议上透露，该公司2010年下半年需要筹措资金193.8亿元，其中支付到期贷款、融资租赁本息和贷款利息95.3亿元，已通车12条公路建设项目下半年资金需求为24.5亿元，8条在建公路需资金约为66亿元，各种管养费用8亿元。而“目前落实到位资金仅59.54亿元，资金缺口134.26亿元，资金筹措十分困难。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随着超过40条二级公路集中在6月30日竣工，按照有关贷款合同，项目竣工即进入还本付息期，使得其银行债务面临大考。眼下尚无收入来源，政府的有关补贴还未落实，因此资金链告急，滇公路不得不向各家银行发出公函，希望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　　“企业可能是想简单了。问题很复杂。”云南省当地监管部门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他透露，企业一直在和政府沟通，省政府也已采取了果断措施，目前风险已经得以化解。　　在违约公函发出后，云南银监局和各债权银行与云南省政府进行了多次沟通。4月13日云南省交通建设银政合作座谈会上，云南省副省长刘平告诉在座的19家银行代表，省政府已出台多项举措，帮助云南公路建设渡过难关，其中包括每年增加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3亿元资本金；同意省财政向该公司借款20亿元用于资金周转等。　　一家债权银行风险部门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云南省政府做出了增资、垫款等承诺，并要求企业撤回公函，承担还款责任。他并透露，省政府还有意帮企业落实现金流全覆盖的相关条件，使企业后续资金来源可以得到保证。　　最终，企业从银行“撤回了”前述函件。　　“如果不撤，银行对相应贷款就要计作不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一位银行人士忧心忡忡地分析此事的严重性。　　一家债市资深人士认为：“现在银行并没有出台具体的债务重组措施，风险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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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筹措告急　　负债率不断上升而短期内没有减亏趋势，除了贷款一条道，滇公路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金，隐性负债逐步转换为现实负债　　滇公路成立已五年，其内部数据显示，合计实现8亿元利润，却负债千亿元。　　该公司在今年4月宣称，将继续做好发行30亿元企业债的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年内实现发债。但滇公路并没有赴债券市场融资的起码财务条件。目前云南的几大城投债中，没有滇公路的身影。银行贷款是该公司唯一的资金来源。“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证券化、债券等都对盈利有刚性要求，导致公司很难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滇公路总经理姜志刚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直言。　　云南省政府关于组建该公司的《决定》中称，公路开发公司作为政府信用融资平台，利用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每年注入公路投资公司项目资本金；将国家补助的相关公路项目资金、国债资金等注入公路投资公司，转增公司资本金；“十一五”期间，省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每年安排3亿元作为资本金注入公司。　　但根据该公司网站披露的基本信息，公司的注册资本依然是成立之初的50亿元，从未按照相关约定进行增资。　　“这家公司资产负债率很高，去年就已经基本借不到钱了。”一位国开行总行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按照国家对于高速公路项目的要求，负债率最高为75%，即自有资本金最少要达到25%。　　银监会2010年严格实施了贷款的实收实付制度，滇公路贷款腾挪之路也日趋狭窄。姜志刚在201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上表示，这一制度的落实将会“给公司统筹调度和使用资金造成较大影响，可调度资金越来越少，今后还本付息资金来源难以落实”，“公司资金周转将可能断裂，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进而可能对银行造成坏账损失，形成金融风险”。　　姜志刚称，国家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清理规范，影响了银行加大投入的信心和力度，“公司以银行贷款方式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将面临新的困难，贷款还本付息压力逐步加大”。与此同时，“公司本身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亏损继续扩大，短期内没有减亏趋势”， 加之“项目征地拆迁款、土地办证费等资金支出，使隐性负债逐步转换为现实负债”。　　这家公司彼时寻求的解决之道是，加大二级融资平台的组建，力争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也提上议事日程。但2010年下半开始，监管当局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全国性整顿，首先将二级融资平台的组建之路堵死。　　此外，该公司还计划全力推进有关融资租赁项目的落实，力争筹集到部分资金，适度缓解资金压力。此前，2009年5月，该公司通过固定资产售后回租模式，将该省收益最好的昆明至石林高速公路37.48亿元的固定资产解出质押后，转让给国开行下属的子公司国银金融租赁公司，再由公司在5年内以同期银行利率加上租赁费逐年等额回购。这笔37.48亿元的融资，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笔固定资产融资业务，也是云南省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第一笔获得除银行贷款以外的融资。此后又陆续与国营金融租赁公司开展三四单此类业务，融资额达50亿元。　　此外，云南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省政府还在想方设法，让公司实现“项目自身现金流可完全覆盖本息还款”，由此可将融资平台贷款转为一般公司贷款，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　　不过，项目自身现金流何来？有银行人士表示质疑：根据该公司规划，到“十二五”末期，也仅能“实现利润（含绩效兑现总额）10亿元，实现沿线经营收入3.7亿元以上”，何来还本付息的能力？　　云南公路梦　　云南地区多为山区，公路整体线路长、投资成本高、回收期长、交通流量小、收费收入低，却修成了全国第三大公路网　　很难想象，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目前已经成为拥有全国第三大公路里程的省份，连续三年蝉联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西部第一，云南省自己形容为“天翻地覆的巨变”。　　“要想富，先修路。”云南是旅游大省，公路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云南的山区半山区占国土面积95%以上，客货运输90%以上依赖公路。　　“十一五”期间云南公路总里程已达20.67万公里，这超过其“十一五”原计划的一半。“十一五”末，云南全省交通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2042亿元，是“十五”期间的2.58倍，这一加速度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潮，仅2010年的新增投资达到800亿元。在“十一五”规划中，云南公路建设投资超过原计划的一半以上。　　2005年，云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滇公路，将省属收费公路资产及相关资产、债务和部分人员划归其所有，目标是“积极开展资本运作，加强国际合作，盘活存量资产，构建融资平台，多渠道筹资融资”。　　国开行总行有关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云南公路整体线路长、成本高、投资回收期长、交通流量小、收费相对低。国家对西部地区修建高速公路虽然给予15%的资金支持，但云南省修建1公里高速公路的平均建设成本为5000余万元，而东部或中原地区却只需要2000余万元。　　滇公路近年在高负债经营、效益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逆势而上，举全省之力加快高等级公路建设。　　“云南的交通建设贷款，几乎年年有问题，年年贷。”一位大型商业银行高管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该行总行就曾驳回分行的大额贷款申请，但分行的负责人数次向总行诉苦，称当地除了有政府背景的一些基础设施，实在没有项目可做，如果不准其发放贷款，分行的生存就将面临压力。该行甚至动员地方政府的要员亲自出面，到总行公关，得到相应贷款。　　交通和铁路一直是争抢的贷款大户。有未来的收费权做质押，有政府和铁道部的信誉做担保，交通运输厅和铁道部一直被视为优质客户，不但贷款容易，而且较基准利率均有下浮，很多执行的都是固定利率贷款。　　一位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公司的高管坦承，“对云南省这个高山峻岭的边疆省份，即使延期50年，要还清云南省高速公路的建设本息也非常艰难。”　　与“取消收费”赛跑　　二级公路取消收费以后，中央补助资金将成为还贷的重要来源。但银行也担心，这些补助资金是否会被当地政府再度挪用　　为什么“难关”会出现在现在？　　按照云南公路开发计划，将于今年底前完成在建52条、4844公里二级公路的建设任务，其中要在6月30日前竣工的就多达40余条。这些公路的累计投资在700亿元左右。这些二级公路开工项目之多、覆盖地域之广、建设里程之长、投资总额之大，在云南省交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　　为什么云南省赶得这么急？是因为一项国家政策：取消二级公路的收费在即。　　早在2008年9月，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违规多次转让收费公路收费权，交通运输部、发改委、财政部共同颁布《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的新规，宣布自2009年起到2012年年底前，东、中部地区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使全国政府还贷二级收费公路里程和收费站点总量减少约60%。西部地区是否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由省（区、市）人民政府自主决定。　　日，云南省政府和省交通运输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云南省暂不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的收费。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唐文祥在这次发布会上表示，暂不取消收费有利于加快云南省二级公路的发展。他透露，云南二级公路在建项目里程4901公里，“总投资645亿元，现在才完成投资46.5亿元”。“一旦取消二级公路收费，这些在建项目将无法得到中央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出现严重的融资困难问题，难以继续建设”。　　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联合启动了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求西部省份按照国家规定，加快推进取消国家还贷二级公路的收费工作。而在2010年决定暂缓执行上述政策的云南省亦表示，将尽快完成在建国家还贷二级公路建设，并锁定债务，力争在明年6月取消收费。　　云南省主管交通的副省长刘平在今年4月中旬表示，要确保6月30日前同步完成各州市二级公路的竣工验收。若因无法锁定债务和里程而影响争取国家补助的，由相关州市自行承担偿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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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银行公司部负责人表示，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通常有两种变通之策，一种是采取年票制，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开发公司在未来数年仍有较为稳定的现金流收益；一种是前述中央补贴，云南能享受到的补贴幅度即60%左右。这将成为还贷的重要来源。　　所谓中央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后新增的成品油消费税收入中安排的，用于补助地方开展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工作的专项资金。按照规定，处于偿还债务阶段的公路，中央财政对各地安排的补助资金实行封顶控制。一种基本方案是补助资金封顶总额=锁定的债务余额×补助比例，其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在60%左右。　　但是，一旦补贴没有及时被用于还款，而被挪作他用，“未来项目的还款仍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前述负责人称。　　某国有银行风险部负责人承认，银行还没有系统性测算取消收费后对相关公路交通平台的影响，但冲击显然存在。　　政府财力几何　　城投公司等地方融资平台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备受关注，特别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令人担忧”　　云南财力并不充裕，今年该省没有参与国家首批应急煤库，便是因财力问题。　　云南省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2010年云南省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1809.2亿元，比上年增收318.5亿元，增长21.4%；今年1至4月，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39.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74.9亿元，增长28.3%；但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增长更快，达到58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支151.9亿元，增长35.3%。　　云南总体经济发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处于较低水平，各级财政实力较弱。2010年，云南省GDP总量7220.14亿元，在全国排24位；人均GDP2320美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排名29位，仅高于甘肃和贵州。　　宏源证券一份云南地区城投债调研报告显示，与GDP排名稍有不同的是，云南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高，财政实力排名约可提升至前20名，但云南省财政平衡情况较弱，其一般预算赤字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位列全国前十几名。中西部地区对于中央转移支付均较为倚重，数据显示，云南省财政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维持在60%左右。　　不止公路开发公司，各级财力还需应对其他平台公司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地区平台公司约有近20家，仅昆明市就有8家，已发行城投债的省级平台公司有3家。宏源证券调研城投债时，选择了云南的4家城投公司作为样本：滇投、云铁投（云南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云投（云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红河开投，云铁投和云投是省市级平台，滇投和红河开投是市级平台。　　其中，云铁投从明年开始有还本压力，之前政府给的都是建设资金，但是公司表示明年开始政府会逐年加大拨款数量；红河开投目前债务压力不大，公司所有的建设融资资金先上缴财政局，财政再将资金划拨给公司进行公路建设，公司表示财政厅自然来兜底负责还款；滇投采用的是“土地用来还债，融资用来滇池治理”的方式，从今年起债务压力较大，计划购买500万亩地；云投还本付息方面，目前集团还本压力比较轻，债务大部分是15年-20年，近年付息即可。　　自去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受到监管当局的警示，来自城投公司等地方融资平台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备受境内外投资者的关注，特别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令人担忧”。一位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尽管监管部门已出台多项措施，推动地方政府补充抵押物做实地方融资平台。但业内人士认为，地方财政收入捉襟见肘，普遍采用的土地抵押方式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一是债券违约时能否真正执行抵押土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二是即使能够进入拍卖程序，变现也具有相当难度；三是目前抵押土地的评估价值可信度较低。
11-07-11 15:42
防止地方债演化成银行风险　　东亚银行经济学家 屈宏斌　　“10.7万亿总的地方债务里面，有80%是来自于银行的，也就是说地方债务的问题跟银行未来体系的问题，两个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说未来最大的任务，或者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防止地方债的问题演化成为一个银行体系的一个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屈宏斌表示。　　此外，他认为，在10.7万亿地方债里面，有5万亿以上的债务问题是在未来30个月到期要还本付息的，这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平台贷也好，还是地方贷也好，他所投资的可能大部分是市政建设和 &铁公基&项目，这些项目有一个特点，即便是最好的项目，它的投资回报期都较长，现在我们看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似乎我们这个平台贷也好，地方贷也好，都出现了用短债然后支持一个回报期比较长的项目。 ”屈宏斌指出，这意味着即便是比较好的项目，即便在中长期这个项目有收益，但是由于之间债务的期限和回报期的错配或者不匹配，意味着在短期项目本身的现金流不足以去还本付息，5万亿这不是一个小数目，5万亿未来30个月到期，哪怕因为小部分出现违约，这个对银行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　　屈宏斌认为，对于地方债务市场应该关注，它真正的风险在于流动性，就是短期内的债务问题：“地方债务需要重组，在短期内亟需一个债务重组方案，从而避免演变成银行系统债务风险。 ”
11-07-11 15:48
谁为地方债最后买单07月11日 10:37李蓉 魏强 苏畅证券市场周刊 10万亿元地方债从何而来？地方政府拿什么归还债务？国有商业银行已经逐渐演变成地方政府的“公共地”，当其卷入地方债的漩涡之中，这些地方风险就会向中央转移。政府可能会通过借新债还旧债、资产剥离、债转股、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等方式逐步消化掉系统性的地方债务风险。最后，借助财政赤字货币化和通货膨胀等形式转嫁到居民身上。　　6月27日，国家审计署的10.7175万亿元地方债报告令市场震动。　　审计署的报告显示，2010年总的债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债务占84%，省级和市级的地方政府债占73%，多为系统性风险，政府具有出面救助的动力。地方债务中，县级债务占总债务的27%，大概2.89万亿元，其中，政府没有偿还或者担保责任的占10%，意味着将有2800多亿元地方债有违约风险。财政分权化改革背后，国有金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已经蜕变成为一块典型的“公共地”，地方政府大量举债的筹码是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独立举债将加大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嫁债务风险，中央财政不可避免成为 “最后支付人”。　　地方债资金来源 　　10万亿元的地方债是怎么形成的？从举债主体来看，审计报告显示，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举债的分别为4.97万亿元和2.49万亿元，占比共计69.69%。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本金来源包括地方政府注入财政资金、国有资产存量、划拨土地、股权、规费注入和赋予特许经营权等。融资方式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银信政”理财产品等。　　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筹资的主要方式，其主要形式是从国家开发银行及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的打捆贷款。根据审计署的报告，银行贷款占到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来源的80%。是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为承贷主体，以财政出具的还款承诺作为偿债保证，将一城市或区域的若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项目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发行城投债是融资平台的第二大资金来源。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它以地方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是为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发行的企业债券，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根据审计署报告，到2010年末，债券融资占7%左右。　　除了债券发行，探索资产证券化，也被视为地方融资平台盘活存量资产、释放融资能力的重要路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ABS)融资就是以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所属资产的收费权为支撑，通过发行证券进行证券化融资。　　在地方融资平台中，比较典型的是重庆的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据媒体报道，为了充实这八大投融资平台的资本金，重庆采取了“五大注入”措施：　　一是国债注入，即把分散到全市各区县几百个国债项目的200多亿元资金所有权统一划收上来，并按项目性质归口注入相应的投资集团。　　二是规费注入，即将路桥费、养路费、部分城市维护费等非税收入作为财政专项资金分别归口注入投资集团。　　三是土地收益权注入，即重庆市政府赋予部分投资集团土地储备功能，并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对投资集团的资本金注入。　　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即将重庆市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国有存量资产，比如路桥、隧道、水厂等，划拨给相应的投资集团，从而成为投资集团的固定资产。　　五是税收返还，即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实行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将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　　重庆市通过这“五大注入”措施总体上给八大投资集团带来了700多亿元的资本金，先后获得银行2500多亿元授信额度和1000多亿元实际贷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再融资平台功能。　　地方债还款来源 　　从地方债的投向来看，大量资金投入到市政建设、交通运输等地方的公益性、基础性项目之中，这类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率低或者达不到预期的收益率。自2010年6月后，国家规定地方政府不再给地方融资平台或者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这样城投公司发行债券的风险就会随之上升。　　总体上看，地方政府负债投资效率和质量不高，有的投资项目效率低下，尤其是公路的重复建设项目有许多刚刚建成即亏损，给当地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比较典型的是云南省公路建设，项目整体质量不高，造成投资不能收到应有的效益。据有关媒体披露，2011年4月，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的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那么，大量的地方债还款，钱从何来呢？　　一是财政直接补贴还款。政府以财政收入建立还款基金或直接补贴借款人，用于归还政策性贷款。这种模式一般用于自身不能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或现金流不足以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公益性或基础性项目。　　二是财政垫付还款。建设项目自身可创造足以归还贷款本息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但什么时候、产生多少现金流都不确定，难以按照约定的贷款期限归还贷款本息。对于此类项目贷款，银行要求政府以财政收入根据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金额代为清偿贷款本息。　　三是政府特许经营收费还款。对自身能够在约定的还款期内创造足够还款现金流的项目，政府不直接承担还款责任，但通过正式文件、会议纪要等形式，明确借款人对建设项目享有规定年限的经营权，以经营收费或收益作为还款来源。　　四是政府回购。政府明确非经营性项目为其对平台公司的负债，签订项目回购协议，约定政府回购时间和金额，以资产回购资金作为还款来源。　　即使投资项目本身收益、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方式能够保证一定量地方政府债的本息还款，但是考虑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大多入不敷出，相关政府部门和银行机构的监管缺位，仍然会导致许多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较大。　　地方债务风险估算 　　在2008年之前，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大约占GDP的10%-20%，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大约占GDP的18%-20%左右，那么综合来看，地方政府债务最少要达到GDP的30%左右。审计署曾经估计过200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存量，大概是54816.11亿元。　　2008年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出台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为突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瓶颈和国家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法律障碍，政府信用平台被地方政府广为运用，并逐渐演化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银监会放宽了贷款数额的限制，各家银行争着抢政府项目，贷款管理过分依赖政府信用，甚至出现了配套资金“相互钓鱼”的现象。在地方融资平台的盲目扩张下，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攀升，这意味着在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集中表现在地方融资平台上。　　到2009年6月末，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如果考虑到当时银行贷款在总融资中约占85%，那么当时中国地方政府融资总计约9.01万亿元。而根据我们的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在2009年末至少达到了9.5万亿元以上。　　对于未来几年的债务风险，根据审计署的报告，我们大致估计出了年，地方政府各年需要归还的债务本息以及债务余额(见表1).　　审计报告显示，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占到62.6%，负有担保责任的占到21.8%，其他相关债务占15.6%。如果未来5年新增债务量不大，政府债务责任的比重变化应该也不会很大，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年，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债务(见表2).　　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我们根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每年的还本付息额，大致推算出中国地方政府年的债务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等指标(见表3)，发现2011年是地方债务风险最高的一年，以后几年会逐渐趋于稳定，风险也会相对下降。如果考虑到6万多亿元的国债和3800多亿的乡镇政府债务，债务风险的概率就会上升。　　面对巨额的债务风险，尽管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考虑到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不能破产清算，一旦地方政府出现难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中央财政不可避免地作为“最后支付人”进行兜底，因此，地方政府独立举债将加大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嫁债务风险的可能性。　　地方债风险向中央转移 　　地方债务风险的高企不能简单归咎于地方政府、银行或者企业的责任，而是存在深刻的体制性问题。在财政分权化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过多的地方经济发展重任的同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金融稳定目标上存在着激励不相容和责任不对称现象。这意味着国有金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已经蜕变成为一块典型的“公共地”，从而存在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过度放牧”的激励。　　尽管在改革深化过程中，一般国有企业的行政色彩越来越淡，但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控制却与日俱增。　　从金融资源的支配角度看，国家作为银行的实际控制者就可以很便利地干预银行的信贷业务，使之成为政策性融资的工具。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国有银行，地方机构掠夺国有金融资源为支撑本地就业水平和其他社会职能的国有企业乃至其他性质的企业融资。因此，只要地方政府承担着地方经济增长责任，只要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不实施彻底变革，那么要求地方政府不再干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即便是国有银行能够从国有企业注资主体位置上解脱出来，也难免被安排到非国有企业的支持体的“位子”上去。　　另外，银行还需要代替财政向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出现所谓的“银行资金财政化”。因此，银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扮演了“第二财政”的角色。比如，城投公司或者地方融资平台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同时其发行的债券也多被银行购买。在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过程中，地方政府以担保人的角色出现。这样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存在着利益关联性，从而导致权益人和债务人被绑架在了一起。　　这样看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实际上承担着无限责任，由财政或有债务形成的财政压力，会由基层政府向上层层传递，压力最终势必汇聚到中央政府。从国际经验看，地方政府，特别是大的省、市债务违约风险往往会演化为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金融恐慌。为防止事态恶化，损害国家债信，中央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救助。被救助的地方政府将部分或者全部债务成本成功转嫁给中央政府。　　在中国，尽管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控制地方债的风险，但地方政府多是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最大股东，地方政府通过对控股和全资的地方金融机构的干预，存在借款垫付地方债务的现象。所以，如果规模不是很大的话，地方债务造成的坏账可能会威胁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