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机器人猖狂的时代，请输一下验证码，证明咱是正常人~成都 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_网易新闻
成都 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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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4年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又再次提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同意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北方丝绸之路，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印度、西域与北方、中原之间的桥梁。文化交流从来就是双向的，古道上，既有驮着象牙、麝香、琉璃、香料而来的外国商旅，也有运送着茶叶、丝绸、瓷器西去的中原商贩；既有成群结队的外国使团，也有从京师到地方赴任的官吏；既有入中土弘法的鸠摩罗什、昙无谶等高僧，也有法显、玄奘等不畏艰难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人……
很少有人知道，丝绸之路还有条支线河南道，这是公元4至6世纪南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南朝与西域交通的路线，它逆长江而上至成都后，经川北通过茂县、松潘至甘肃南部的临潭、青海的同仁、贵德后，再连接传统的丝绸之路，因其沿线经过吐谷浑河南国，故又被称为丝绸之路河南道。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时有阻隔，河南道在一段时期里甚至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地处古道要冲的成都，也就与丝绸之路有了不解之缘。
成都在丝绸之路史的地位极为特殊，它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称自己在大夏国见到了蜀布、邛竹杖，由此断定中国西南有一条通往域外的古道。当时，丝绸之路已经沟通着庞大的大汉王朝与西域诸国，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从成都起步，通往缅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的古道。
自此，地处四川盆地腹地的成都，与两条丝绸之路联系起来，成都的蜀锦、蜀布、枸酱、铁器行销遥远的大夏（今阿富汗）、掸国（今缅甸），乃至遥远的地中海流域；海外的海贝、象牙、琉璃也来到了西蜀大地，使得成都早在汉代之前就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性都市。成都曾经是丝绸之路重镇，今天，在“一带一路”这条世界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中，成都又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商机，它承载过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梦想，又必将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河南道 连接北方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国与西方的国际大通道，它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友谊之路。但在古代中国的多个历史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北方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多次中断和堵塞，这时，丝绸之路的另一条主要线路—河南道，就成为连接南方丝路与北方丝路的主要通道之一。再加上成都经汉中至长安的金牛道，成都就成为了我国南北丝路上的重镇。成都不仅地处河南道的轴心，金牛道的起点，更是南北丝绸之路的地理源头和产品源头，在我国丝绸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中原战乱而兴的河南道
鲁迅先生曾在《故乡》中写下一段很经典的文字，“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确，道路是人与人沟通、文明与文明碰撞的重要途径，当一条道路受阻时，商业和文明却不会因此停止交流，人们总是会另辟蹊径，走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来到达目的地。
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长时间的政局动荡和战乱，使得张骞出使西域并打通的北方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到了南北朝时期，相对于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的中国北方地区，南朝由于远离战火，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也更加发达，与世界交流和互通有无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但由于北方丝绸之路受阻，南朝与欧洲、西域、柔然的贸易来往只能另辟蹊径。而丝绸之路河南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丝绸之路河南道是一条境内通道，通过它与其他通道组合，成为沟通中国与域外的国际通道。狭义的河南道是指甘南迭部的卡坝至青海湖伏俟城一段的线路；广义的河南道则是从古益州(成都)经川北通过茂县、松潘至甘南的临潭、夏河，青海的同仁、贵德，抵达青海湖，西通敦煌和若羌，再由若羌的丝路南道向西通往欧洲；或往北经过高昌向东到达柔然；又或由西宁经过都兰，西北往大小柴旦，越过阿尔金山抵达敦煌。在河西走廊受阻的那数百年中，丝绸之路河南道就成为连接南北丝绸之路，承载东西方商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形成，历史可追溯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在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时，汉族官员张轨在武威建立前凉政权，统治了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青海大部分地区。由于前凉政权在建立初期，依然是忠于晋朝正统，为了绕开北方割据政权与东晋政权取得联系，前凉对丝绸之路河南道进行了开发与经营，使之初步形成规模。而在前凉之后，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人迁至甘青一带，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在南北朝时期被封为河南王，建有“河南国”。吐谷浑政权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多方面的需要，也在前凉经营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和维护了这一通道，使之成为南接南方丝绸之路、西北连通青海道的北方丝绸之路的新枢纽。
一直到唐朝之后，中原政权重新控制了河西走廊，北方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后，河南道在南北朝时期的枢纽作用才逐渐减弱。而到了元朝，由于更便捷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河南道走完了其由繁荣到衰落再到被遗忘的历史进程，慢慢地走向了沉寂。
河南道的四条主要分道
丝绸之路河南道并非是由一条通道组成，事实上它原有四条分道，分别为西蜀分道、河南分道、柴达木分道和祁连山分道。而每一条分道上，又存在多条支道、间道和辅道，这些繁复如蛛网般的道路，彼此之间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组成了在河西走廊交通受阻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枢纽。
西蜀分道是河南道北起古河南国漒川（今碌曲尕海一带）境内，经过蜀地西部松潘顺岷江而下，通往成都的通道。然后再经过汉中出川，通往东晋首都建康。在甘肃省境内，东晋南北朝时期分为岷江支道和白龙江支道两条线路，二线并行。
其中岷江支道主要沿着岷江前行，经都江堰、汶川、松潘后连接白龙江，北端终于白龙江上游迭部县的卡坝乡。
白龙江支道沿白龙江而行，有扶文径、武都径、宕昌径三条线路，皆起自四川广元县昭化镇，溯白龙江西北行，依次经过广元三堆镇、文县、武都，宕昌沙湾，舟曲峰迭至迭部卡坝古城，与岷江支道相接。从道路条件来看，白龙江中段原为西蜀分道经汉中通往建康（今南京）的最佳线路，但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沿线各地曾发生过大小战争200多次，交通时常阻塞壅滞，使得白龙江支道逐渐衰落，中西交通多取道岷江支道而行。
河南分道则是河南道在甘南境内的主要线路，东南接西蜀分道至成都；西北接柴达木分道通往敦煌、鄯善和高昌，接祁连山分道通往张掖和漠北。河南分道分河源支道、隆务河支道和洮河支道。河源支道因经过吐谷浑故都和隋代河源郡而得名，始自卡坝古城，经过迭部—玛曲—青海河南—泽库—贵南—赤水诸县至都兰的茶卡，亦称河曲道。隆务河支道主要沿隆务河西行，始自卡坝古城，经迭部—卓尼—临潭—合作—夏河，从土门关至河州连接青海道；或者从夏河—同仁—贵德—共和而至青海湖伏俟城；又或由同仁北上经尖扎—群科—平安—西宁—湟源—刚察至伏俟城。洮河支道则主要经过洮河流域，始于岷县古城，沿着洮河西行，经夏河麻当—土门关—临夏—青海尖扎—平安—西宁后，最后抵达伏俟城。
柴达木分道在柴达木盆地南北展开。南支道始自茶卡，经香日德—格尔木至若羌。北支道则始于伏俟城，沿布哈河逆流而上，经天峻—德令哈—怀头他拉—大柴旦—当金山口，然后至敦煌。虽然这条道路地处荒芜地带，沿途条件恶劣，但正是因为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条道路既不会因为中原政权突然的征剿断道，也没有北方草原部落的劫掠之苦，反而相对安全，成为支撑河南道正常运营的骨干支道。
祁连山分道是连接丝绸之路河南道与河西走廊的关键道路，至今依然有居民在行走。它分扁都口支道和走廊南山支道。扁都口支道由西宁溯北川河北上，经门源绕托勒山(俄博南山)东南山根，北行至俄堡，越冷龙岭，入益民渠上游至永固，正北往山丹接河西道。此外，其东偏北行经马营—新城子—永昌可至凉州，北偏西行经民乐—六坝—长安可至张掖。走廊南山支道南接海晏县的三角城，北侧沿走廊南山至酒泉。
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重镇成都
纵观整个丝绸之路河南道，成都无疑处于一个承北启南的轴心位置。从成都向北，可通过丝绸之路河南道直通今天的甘肃敦煌和新疆若羌，再经北方丝绸之路的路线与欧洲互通有无；而从成都向南出发，则可经过宜宾、昭通、曲靖、腾冲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地理开端和产品源头。不仅如此，近年来在成都老官山汉墓考古出土的四部西汉时期蜀锦提花机模型，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进一步展现出当时成都传统手工业的发达程度。成都出品的蜀锦则成为西汉时期中国销往西方的重要商品。
据此，有考古学家指出，成都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地理源头，同时也是北方丝绸之路的“产品源头”。在整个南北丝路构架中，成都在很长时期充当了最重要的枢纽之一，为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古以来，成都就是我国丝绸纺织业生产和贸易的中心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成都就已经出现了蜀锦，它与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宋锦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锦，是丝绸产品中最高端的“奢侈品”。在东汉时期，又在成都城外修筑了锦城，作为蜀锦的织作中心。因这里曾驻有专门管理织造蜀锦的衙署，也被称为锦官城，其位置大致位于今天成都西南百花潭公园一带。
两汉时期，成都的丝织业非常发达，锦织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是以蜀锦开始闻名全国。由于蜀锦产量大，获利颇丰，到了蜀汉时期，已经成为支撑整个国家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诸葛亮曾说，“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在南北朝后期，北周攻占成都后，蜀锦也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伴随着丝织业的迅速发展，成都的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促进。
在《蜀都赋》和《周书》中，都详细记载了成都商业发达的盛况，“（锦城）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织丽星繁……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丝织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成都成为我国当时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而在蜀汉之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成都更是成为南朝与西域通商的重要节点。据《梁书·河南王传》记载：“(吐谷浑)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宋书·刘粹传》则记载：“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贷资或有直数百万者。”由此可见，那时的成都，已经成为东方通西域的商埠，其功能等同汉代的武威、张掖。
时至今日，在成都境内依然保留了不少与当年丝绸之路河南道相关的遗迹。都江堰市是成都下辖县级市，距离成都市区约50公里。从战国末年起，这里就被称为灌口，并相继置镇、县、郡等，是四川境内颇为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冲。在这里，有一个名为鲤鱼沱的地名频频出现在史料与诗词中。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就记载：“江入郫江、检江以行舟。”由此可见，在南北朝时期，岷江之水远比现在要大，成都至灌县可沿江行舟。到了唐代，这里依然可以行舟，杜甫在《西山三首》中写道：“蚕丛铁马瘦，灌口米船稀。”大意为：现今汶川以北的军马羸瘦，皆因成都往灌县的米船太少。此外，马莲舫的诗也反映了鲤鱼沱的使用情况:“多少行商未归去，泊船应在鲤鱼沱。”
由此推测，在南北朝时期，鲤鱼沱应是中外以及中原与边区商业贸易的一个船运码头，也是丝绸之路河南道从成都出发的重要节点。而史料中对鲤鱼沱的描写与记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成都生产的蜀锦，沿着南北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大量向外输出的繁华场面。
蜀锦蜀绣踏上南方丝绸之路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称自己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了蜀布、邛竹杖，由此断定中国西南有一条通往域外的古道。而其时，成都平原的蜀山氏早已用她的温柔之手，驯化了野蚕，创造出巧夺天工的丝绸，可见这条上古商道至少在张骞时代已经开通，甚至是繁华一派了。
汉代的中国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饶的帝国，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对疆域的渴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汉王朝大刀阔斧的开拓下，这条上古商道摇身一变，成为举世闻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当时，丝绸之路已经沟通着庞大的大汉王朝与西域诸国，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从成都起步，通往缅甸、阿富汗乃至地中海的古道，有灵关道与五尺道两条支线，灵关道从成都起步，经邛崃、荥经、雅安、名山、汉源、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进入云南。五尺道亦以成都为起点，经彭山、眉山、犍为、宜宾、盐津进入云南昭通、曲靖、昆明，两条古道大约在云南楚雄一带汇合后，称为博南道，经大理、保山、瑞丽蜿蜒走出国门。
灵关道 看蜀人渐行渐远的脚步
灵关道从成都起步，经临邛道、青衣道、牦牛道，穿越安宁河流域，过鱼鲊渡口进入云南。灵关道之称，可能因险隘灵关得名。
从成都出发，成温邛高速，第一站便是邛崃，邛崃古称临邛，距成都75公里。邛崃平乐古镇骑龙山上，有一条通往芦山、荥经的古道，宽约1米，唤作临邛古道。我们是在黄昏时来到临邛道的，顺着蜿蜒起伏的山脊，古道时隐时现，一段是鹅卵石，一段又换成了石板路，有的地方石板又压在了鹅卵石上。1986年，邛崃市进行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发现，临邛道最早的修筑时间，当在秦汉时期，由鹅卵石铺成；宋元年间，当地百姓又在鹅卵石上加了一层石板。我们脚下的，其实是两条重合的临邛古道。
黄昏时分，平乐古镇被一阵茫茫雾气笼罩着，古道上已少见行人，偶尔能看到附近村庄的妇女，行色匆匆地从古道而过，消失于某条岔路口上。如今只有附近乡村到平乐赶集的乡人，才会从古道走过，当你顺着古道，拂过眼前的杂草一路前行时，你甚至能听到山脚下白沫江流淌过平乐的脚步声。
眼前的景象与史书中的临邛，并不相称。2000多年前，这里应该是一个摩肩接踵、富贾云集的都会。临邛盛产一种“大如蒜子”的富铁矿，秦灭蜀后，六国豪强卓氏、陈氏迁入临邛，“即山鼓铸，贾于椎髻之民”，汉朝专门在此设立铁官，专管铸铁；临邛古人很早就学会以天然气煮盐，相传诸葛亮曾亲临临邛，考察火井，晋代文学家左思《蜀都赋》中“火井沉荧于幽泉，飞焰高煽于天垂”的描述，将一个繁忙的场面以华章和盘托出。
顺着骑龙山临邛古道，过镇西山，便是芦山，沿途山势平缓，古道顺着山势一路逶迤。因芦山、宝兴一带曾是古青衣羌国地盘，南方丝路在这一段，也称为“青衣道”。芦山古称“青衣羌国”，自古便生活着一个叫青衣羌的古老部落，历史上的青衣羌素以剽悍与好巫闻名，而芦山也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祭祀仪式，当地人称为庆坛，祭祀者叫坛师。与汉族的端公、羌族的释比相似，坛师依靠口口相传的咒语与夸张、重复的动作，达到驱除恶鬼、祈祷福祉的效果。当天，芦山文管所组织了一场庆坛仪式，表演者朱培军，便是芦山唯一的坛师。
四名女将着紫色、青色、白色、红色法衣，脖子、腰间、胳膊、小腿上绑着一圈五色彩带，左手持各色小旗，上书“令”字；为首的男子叫雷汝明，身着黄衣，头扎红巾，面具面露獠牙，一派凶神打扮。一场庆坛仪式，表演者众多，坛师却只有一个，安排庆坛进程，指点各路神仙登场。就在雷汝明那张古铜色的脸被面具覆盖的那一刹那，锣鼓声响起，朱培军口中传出一声声含混不清的巫语，80岁的雷汝明如同被注入了活力一般，手舞足蹈起来。
令旗不断挥舞，一个个狰狞的面具时隐时现。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十件青铜面具，最大的一件达到了1米；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过一件纯金打造的黄金面罩。远古时期，中国西南部落的巫师在祭祀作法时，常常需要饮用大量酒精，戴上面具，以增加狞戾与异状变形后的神秘感，依靠酒精的麻醉与面具的掩饰与神灵沟通，从而达到祭祀或驱邪的效果。青铜大立人脸上似乎就戴着一张纵目面具，而古蜀历史上第一位蜀王蚕丛，传说就是“其目纵”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蜀王蚕丛或许也掌管着部落的祭祀大权，这是一个王权与神权高度统一的时代。
五尺道 云南铜矿成就古蜀王朝？
秦始皇的五尺道，汉武帝的南夷道，唐代的石门道，说到底是同一条古道，即从成都顺岷江而下至乐山，经宜宾、盐津、昭通直到曲靖。
除了灵关道，从成都出发，尚有一条南下的古道，即顺岷江水道而下至乐山，经宜宾、盐津、昭通入滇，称为五尺道，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青铜器，而铜矿的来源，或许正是来自五尺道。2014年初冬，我从成都出发，经宜宾、盐津，来到云南会泽，行至娜姑镇，著名的娜姑铜运道在群山中逶迤而下，可以一睹古道全景。远古时期的会泽之所以在史书中频频出现，全赖铜矿之功，正是铜矿，将会泽与商文明、古蜀文明联系了起来，彝语中，娜姑意为“黑色的坝子”，黑色，是山的颜色，也是矿石的颜色。
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已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用于开拓疆土、争夺矿产、人口，妇好是武丁之妻，也是商朝赫赫有名的大将。1976年，中日考古学家联合对妇好墓青铜器做了一次铅同位素测定，结果颇令人吃惊，妇好墓青铜器含铅具有高放射性成因，这种铜矿全中国只有会泽才有；1998年，中日美三国学者又对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做了一次铅同位素测定，测定的结果与之前一样，三星堆的青铜，也来自会泽。
通往会泽的这段公路，以娜姑段最为险峻，从山这边远望，娜姑铜运古道随山势开凿，时而宛如针线，时而又不见踪迹，隐藏于山中，若隐若现，飘若游龙。难怪有人说，北方丝绸之路是走出来的，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用凿子开出来的。
商周青铜器的冶炼，有一个大概比例，比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468件青铜器，总重1925千克，大概需要8吨铜矿石才能炼成，三星堆青铜器重约1吨，需铜矿4吨左右。在青铜时代，铜矿的开采要求庞大的工匠队伍，运输铜矿沿途还需军队驻扎。这就构成了一个假设：似乎早在商代，五尺道便已开通，商王朝与三星堆的势力就已触及云南，攫取铜矿资源。甲骨文中，商朝人与蜀人曾经征战不休，诸如“王供人正蜀”“登人征蜀”等记载屡见不鲜，是否就是珍贵的铜矿诱发了无休止的战争？
五尺道与成都的渊源还远远不止这些。1995年，云南省昭通鲁甸县野石村出土了一些奇怪的陶器，陶器都带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鸟头”；无独有偶，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些“鸟头”，这些鸟头是一些陶勺的柄。陶器的相似性，随即让人想起了一个史前传说。
商朝末年，商纣王昏聩无能，残害忠良，各路诸侯在周武王统率下参加伐纣之战，蜀人亦挥师助阵，这便是著名的“牧野之战”。当中原王朝的战火愈演愈烈之时，成都平原也上演着蜀王更迭的一幕幕生死，蜀军北伐，国力空虚，杜宇趁机进入成都平原，自立为王，是为望帝。《蜀王本纪》等史书中的杜宇，正是一个来自昭通的部落。
会泽铜矿运往商都，杜宇部落要到成都平原，皆要循五尺道而过。昭通大关县有条大关垴古道，青石板路上已是一道道裂纹，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在脚下蔓延，古道两边的房屋早已无人居住，断壁残垣被一把把泛绿的铜锁尘封起来。当地人相传，这就是秦代的五尺道。
永昌道 横断山脉中的国际大通道
灵关道、五尺道在楚雄汇合后，经祥云、弥渡、大理、保山、腾冲进入西亚、南亚，因古道穿越永昌郡、跋涉博南山，也称为永昌道或博南道。
自1954年始，昆明滇池畔的石寨山出土了成千上万只海贝，云贵高原并不产贝，这些海贝大多是印度洋流域特有的环纹海贝、虎斑宝贝。在古代，海贝曾用作货币，甲骨文的“朋”字，最早指的就是一串海贝；1986年，三星堆青铜罍、尊中也发现了大量环纹海贝。神秘的三星堆一直散发着异域文明的气息，青铜雕像高鼻阔嘴，脸上戴着黄金面具，此前，金面具一直被认为是埃及法老的特权；中国商、周王朝权力的象征都是鼎、尊等重器，三星堆的工匠却造出了青铜大立人、群巫像等众多栩栩如生的青铜雕像。
在国外史学家眼中，中国商周青铜器的最高成就，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而是青铜大立人，究其原因，雕像要求更娴熟的工艺，可以更直观地感受远古时代的人文风貌，古巴比伦的青铜女神立像、高达176厘米的裸体戴冠祭师立人像便是其中的精品。三星堆古国湮没后，雕像技术被滇人继承下来，滇国工匠始终坚持写实的手法，将滇人的生活如实用青铜记录下来：播种、放牧、乐舞、狩猎甚至是男欢女爱。国外学者的评价，只是评价标准差异，古蜀人的创造力，却无疑给中国青铜文明注入一股鲜活的生命力，乃至一种用青铜记录历史的传统。
不少学者乐于将三星堆誉为异域文明的杰作，而在我看来，它是南方丝绸之路最早的受益者，或许早在远古，永昌道即已开通，古蜀人手中丝滑的蜀锦顺着丝路行销域外，异域商贾也带着成串的海贝来到中国，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就在商贾不停歇的脚步中碰撞、迸发。
2007年，越南冯原遗址出土了一些玉璋，在古代，玉璋是古人祭祀天地的礼器，这些玉璋的形制，与三星堆并无区别，冯原遗址也由此与瓯雒国联系起来。可以想象，安阳王的这支迁徙队伍，几乎囊括了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有专司祭祀的巫师，有制造青铜器的工人，他们带来了古蜀文明最精华的部分，与其说是迁徙，还不如说是古蜀文明一次有去无回的巡礼。史学界通常把公元前316年看成古蜀国的终点，如果安阳王南迁到了越南，这段历史是否也该改写了呢？
站在霁虹桥上，周围古建筑的风采已经消失殆尽，在阳光下黯淡地生长着青绿的青苔，一轮红日挂在半空中，夕阳的余晖下，澜沧江突然收起了它往常的激荡澎湃，变得宁谧迷人，山脊上的农家也冒起了袅袅炊烟。曾经在无数个这样的黄昏，我们穿行在邛崃骑龙山古道、严道古城，双耳陶器、青石板路、娜姑铜运道、野石村、海贝之中，发现了面具背后的蜀王蚕丛以及流淌着古蜀国血脉的安阳王的身影，这些丝路沿途平静的画面，讲述着一个个古蜀国光荣与梦想、古老和荒凉的故事和传说。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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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中难以确认，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传统典籍、传说乃至日常语言中辨别出许多痕迹。在此基础上，以贸易路线转向海洋、贸易商品结构转向日用消费品为标志，中国外贸迎来了第二次飞跃。
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中难以确认，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传统典籍、传说乃至日常语言中辨别出许多痕迹。商朝人因善于经商而闻名，以至于后世将从事此道者一律称为&商人&；周穆王西行直抵吉尔吉斯斯坦草原，为华夏先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在商人的努力下，当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大夏（今阿富汗）时，他惊讶地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产自蜀地的布匹和邛崃竹杖，而这些中国货物又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而来。依托举世无双的长期&大一统&格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国效应&，凭借人民的勤奋才智，从战国直至明末，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占据着有利的主动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先后发生了三次飞跃，每次飞跃都显著深化了外贸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影响。
汉朝：首开陆上和海上丝路
中国外贸的第一次飞跃始于汉武帝时代，那是一个全社会自信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是奠定了统一中国基本格局的时代，是确立了凝聚中华文明基本秩序两千年之意识形态的时代，只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张骞、唐蒙这样英勇无畏的探险家群体，两人分别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开辟了丝绸之路和蜀身毒道两条陆地国际商道，卫青、霍去病、陈汤等名将以赫赫武功保证了这两条国际商道畅通无阻；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讨平南粤，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口岸。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不过是少数勇敢商人单枪匹马的个体探索，此后则成为受到强大中央政府保护与支持的国家事业；此前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贸易必须几经中转才能抵达最终消费地，此后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直接贸易蓬勃增长。
通过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输入了葡萄、苜宿、黄瓜、胡萝卜、汗血马、佛教和魔术，同时源源不断输出精美的丝绸、瓷器等制成品，令远至大秦（罗马）的各国消费者目眩神迷；也令罗马帝国著名学者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焦虑不已，他将本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黄金持续外流造成国内经济危机。西北丝绸之路贸易历经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动乱考验而不绝，在唐朝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两宋：依托海路商品行销世界
创造了神话般物质财富的两宋时代无疑是世界中古史上最富庶繁荣的国家，北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唐代全盛时期全国共有10余座城市居民超过10万户，两宋时期已经增加到40座。&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两宋时代发生质变，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提高，70%的政府财政收入来自工商税收，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近代工商社会，&贩夫走卒&之辈也能穿上丝质鞋子，以至于有现代外国学者慨叹，中世纪西欧贵族实际生活水平只不过相当于宋朝开封府守门士兵。
在此基础上，以贸易路线转向海洋、贸易商品结构转向日用消费品为标志，中国外贸迎来了第二次飞跃。由于国内经济空前发达而丝绸之路又被西夏隔断，始于汉晋的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取得长足发展，并很快就显示出相对于陆路贸易的优势。在陆路贸易为主的时代，受运输能力之限，中国外贸商品结构不能不以量少价高的奢侈品为主；而在两宋时期的海路贸易中，日用消费品日益崭露头角。宋朝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建立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从高丽、日本到印度、阿拉伯、东非，中国商人和水手在各处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对外贸易的空前发达使之第一次具备了财政上的重要性，局促于东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对外贸收入的需求更为强烈，宋高宗赵构以帝王之尊，也津津乐道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
明朝：外贸顺差消除&钱荒&
当军事上先天不足的赵宋王朝最终沦亡在血海之中后，那些接收了宋朝航海技术的嗜血武夫们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力扩张而不是和平的贸易交往。直到明太祖重建中国国民经济、明成祖朱棣决心在海外恢复中国的文明形象之后，中国外贸才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臣皮莱资抵达广州，欧洲商人随后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膨胀，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澳门、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广州－马尼拉／澳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长崎等贸易航道相继建立，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不仅对国内生产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贸易顺差、白银内流引发了中国财政与货币制度革命。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居多。自南宋以降，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凭借精湛工艺和低廉价格，中国商品在与西方和日本各地商品的竞争中一路凯歌，各类商品均大量输出，尤其是纺织品具有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从英吉利海峡到东非沿岸，从美国切萨皮克湾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纺织品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辉煌。中国出口的空前增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际收支，来自美洲、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货币金属匮乏的中国消除了自北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钱荒&，白银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本位货币，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全面建立货币财政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朝后期，中国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全部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断。为了维护八旗小集团的部族统治，统治者对工商实业、科学技术、对外贸易、海外移民百般限制，致使中国生产技术、航海技术在很多关键方面不进反退。在&康乾盛世&的赞歌声里，中国制造业丧失了维持两千多年的世界领先地位，对外贸易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基础，昔日高居全球经济体系顶层的中国沦落到了第三世界，直到英国侵略者用鸦片、洋枪洋炮轰开大门，中国外贸在极端屈辱、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被动地走上了血泪铺砌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也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救亡和&赶超&进程。
&一带一路&：用中华文化减少摩擦
经过百年浴血奋战，中国重新赢得了自由独立；经过60余年奋斗建设，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和第一出口大国。1948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这一份额基本上已接近二战后、50年代初美国达到的高峰。论经济总量，1980年美国GDP（现价）是同年中国现价GDP的9.4倍，实际GDP占全球实际GDP的21.9%；到2016年，美国GDP（现价）只比同年中国现价GDP高63%，实际GDP占全球总量份额下降到15.59%，只相当于同年中国所占份额（17.86%）的87%。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角色已经从80年代的&东亚经济稳定器&升级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器&与&发动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14.2%，上升到了&十二五&期间的30.5%，2016年为41.3%，同年美国同一指标为16.3%，日本为1.4%。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中国正在稳步回归明清鼎革之前占据两千年的地位，现代&一带一路&规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标是秉承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发掘中国与贸易伙伴各自优势，做大全球经济贸易增长&蛋糕&，分享繁荣。
&一带一路&要想成功，首要的事情是推动中国国内产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要用外向经济发展助力国内市场统一，不断消灭国内市场分割行为，而不是相反。
&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培养下，有着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打造出中国奇迹。&2016年伊朗副总统马苏德&苏丹尼法尔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是的，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否有着重大影响，这一点已成公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而要最大限度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文化合作、主要是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常常归结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文化合作就是&民心相通&中具有持久性意义的关键内容。
与直接的文化产品出口和拉动货物贸易出口相比，文化合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潜移默化形成共同的默认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更加合理、积极的思维方式，从而从源头上降低发生摩擦的概率，化解已经发生的摩擦。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对创造良好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仅仅就创造理性、可持续经济政策和商业环境而言，中华文化就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华文化根本特色在于两点：格外强调自强自立，格外强调自省自律；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非常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友善的商业环境。到了现代，当中国挣脱列强羁绊而开始独立自主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并没有将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压迫、剥削和掠夺，更多的是自省，更多地归咎于自身的错误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发，在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更多的是鞭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自我奋斗，不断自我提高，以求最终实现&赶超&目标。
在一些文化传统较为缺乏、甚至严重缺乏自律自省意识的国家，社会和执政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落后归咎于外部势力的&罪过&，更倾向于采用排外的、限制性的措施来达到目的，导致其商业环境恶劣，结果最后往往是恶化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绩。无论是现在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要解决由此而来的许多摩擦，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双边、区域、多边等渠道去寻求化解固然重要，但上医治未病，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通过文化合作，潜移默化让大家接受共同的积极观念，从源头上降低摩擦概率。由于初级产品行情变动，当前许多新兴市场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处于困境，这一环境变化本身就会促使他们自省，促使他们力图通过消减贸易保护主义、改善商业环境来摆脱经济困境；在这样的时期开展文化合作，传播更合理更可持续的理念，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们追求和平与发展，但作为客观、冷静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可一厢情愿地带上玫瑰色眼镜去观察现实世界。开放是经济发展必由之路，但开放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带来一系列冲击，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宋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大大加剧了困扰两宋政府三百年的&钱荒&问题，并因过度任用外侨、疏于防范而在末年遭遇蒲寿庚背叛之祸；明代对外贸易发展一度伴生出了荼毒万里海疆的&倭寇&问题；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边疆分裂主义，尤其是在对中亚贸易中传入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思潮，至今仍是中国国家安全心腹大患。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好相应防范。（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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