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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姓，拼音：zhú xìng 。在《》中排名第402位。在2007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第271位。
竺姓，源出有二，一是出自竹姓，以国名为氏，后改为竺姓。夏、商、周三代有孤竹国，到了春秋时，其国君之子伯夷、叔齐之后以国名为姓，称竹氏。至汉代，有枞阳人竹晏，因避仇人而改为竺姓，其后沿用不改。二是源于古印度，属于外来姓氏。据《姓苑》和《汉书·西域传》等记载，古代印度称天竺国，有天竺僧人来中国传教，以国名“竺”为姓。
一、姓氏源流
第一个渊源：源于外夷，出自西汉时期古印度天竺国，属于以国名汉化为氏。
　　据史籍《姓苑》和《汉书·西域传》记载，古代印度称天竺国，有天竺僧人在汉朝时期来中国传教，以国名“竺”为汉化姓氏。后来，中国僧侣有的随印度僧人学经，也随师父之姓，称竺氏，遂成竺氏一族。
　　竺氏跟中国的关系根深蒂固，已经有两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所谓“天竺”，就是古人对古印度的称谓，亦称“天笃、身毒”等名。第一个有史书记载自印度到中国来开基的竺氏始祖，就是汉宣帝刘珣执政时期(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以谒者身份来华的僧人竺次，后留居中国。
　　古印度教僧侣都娶妻生子，因而生息繁衍，形成了竺氏一族，后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一部分竺氏族人尊奉竺次为得姓始祖。
&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夏、商、周三朝的孤竹国，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夏、商、周三代有一著名的古孤竹国，亦称觚竹国，地理位置在今河北省的秦皇岛市卢龙县以及唐山市迁安县一带，国人主要为炎帝的旁支墨胎氏一族，其在史籍《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记载：“孤竹君，姜姓，殷汤封之辽西、令支，至伯夷、叔齐，子孙以竹为氏焉，出东莞。”
　　孤竹国是殷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殷商末期，孤竹国虽然远离朝歌，但也受到了渐起战乱的影响。国君墨胎初(字子朝)看到战乱将至、殷商即亡，自己也年迈体衰，难以应付这动荡的局面，便对君位的继承作了安排。墨胎初有三个儿子：长子伯夷，次子公望，三子叔齐。他决定立诏传位给叔齐。
　　墨胎初逝世后，众臣民要按先君遗诏立三子叔齐为君。可是叔齐却说：“伯兄在先，我怎能立国为君呢？”但伯夷坚辞不受，也说尊父命应立叔齐为君。二人互让不就，众臣左右为难。于是伯夷便偷偷离开了京地，而叔齐也跟着离开孤竹国。二人同时离开孤竹国京城，众臣无奈，只得拥立二公子望为孤竹国君主。
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国后向西而行，他们听说周族的西伯侯姬昌养贤纳士，堪为明主，于是二人决定投奔。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达西岐。不料这时西伯侯已逝世，其二子姬发承西伯侯之爵，正振军备械，作伐纣的积极准备。见此情景，二人便拦住姬发的马头叩谏说：“你的父亲死了，不好好地为他安葬，却准备要兴兵打仗，这能说是孝子的行为吗？而且你作为臣子要去弑杀天下共主，能说是仁者的行为吗？”
　　姬发听了二人的这番话，非常生气，下令要杀掉这两个不速之客。太师姜子牙急忙劝阻说：“这兄弟二人虽说出这番话来，但他们是孤竹国君的儿子，也是互让君位的贤仁之人，不可杀害，就随他去吧！”姬发接受了姜子牙劝阻，放了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一番苦心地劝阻姬发不要“犯上”以免天下战端，却差点送了性命，就感叹道：“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于是便离开周地，到首阳山隐居起来了。
　　不久，姬发率八百诸侯灭了殷纣王朝，夺取天下建立了周王朝，成为周武王。而四方皆纷纷归顺周王朝。伯夷和叔齐二人获悉了这些情况侯，心里非常矛盾，总是认为周武王灭纣属于“以暴易暴”，属于“乱臣”，因此立志“不食周粟”，即不吃周王朝土地上长出的粮食，饿了就“采薇而食”。
　　伯夷和叔齐二人的行为后被到山中采摘的妇人(一说周大夫王摩子)所耻笑：“君不食周粟，而隐周山、食周薇，奈何？”指出其所食之“薇”也是周王朝之物，结果二人大惭，从此不食薇。就这样饿了七天，上天可怜之，派遣天鹿以乳喂之。可这二人觉得杀了此鹿食之必美。天鹿知其意，遂不复来，伯夷和叔齐最终都饿死于首阳山中。临死前，二人留下了流传千古至今的著名《采薇歌》。
　　到了汉朝时期，有一个人叫竹晏，他认为竹氏一族就是源出自孤竹国的伯夷和叔齐，出于对二位先人的崇仰，竹晏便自己在姓氏“竹”字下面加了个“二”字，即成竺氏，称竺晏，其后裔子孙皆沿承竺氏，世代相传至今。据说，东汉初期著名的酒太守竺曾，因弟弟为报仇私自杀了人，就自行辞职离郡。后来安丰侯，历大司空、大司空窦融代表汉光武帝刘秀，重新任命竺曾为武锋将军，改以辛肜为酒泉太守，竺曾就是该支竺氏一族的后裔。
　　姜姓竺氏族人皆尊奉伯夷、叔齐为远祖，尊奉竹晏为得姓始祖。
　　按典籍《诗经》、《论语》、《孟子》和史籍《史记·伯夷列传》的记载：伯夷、叔齐二人“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伯夷、叔齐二人不为王位相争而相让，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二人又忠于当时的王朝，其至贤至忠、一身不仕两朝的气节被后世儒家所推崇，首阳山也成为天下名山。
　　但在《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都未对“首阳山”究竟在何处作具体位置的描述，伯夷、叔齐二人因“不食周粟”而饿死的首阳山到底在何处，就成了千古谜团，史学界从古至今一直就争论不休，至今也莫衷一是。
　　在历史上，称“首阳山”者有八处之多，分别是：
　　迁安首阳山，在今河北省唐山市所辖迁安市，历史上曾称首阳山、洞山、岚山。
　　②、渭源首阳山，在今甘肃省兰州市所辖渭源县，历史上曾称首阳山、享堂峪。
　　③、永济首阳山，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所辖永济市，历史上曾称首阳山、雷首山、首山、历山、薄山、襄山、甘枣山、中条山、渠猪山、独头山。
　　④、宝丰首阳山，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所辖宝丰县，历史上曾称首阳山、东丁岭。
　　⑤、偃师首阳山，在今河南省洛阳市所辖偃师市，历史上曾称首阳山、邙岭、西亳山。
　　⑥、昌乐首阳山，在今山东省潍坊市所辖昌乐县，历史上曾称首阳山、孤峰山、孤山、方山、卸甲山。
　　⑦、周至首阳山，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所辖周至县，历史上曾称首阳山、九峰山、耿峪、西甘峪、虎峰山、观音山、田峪、涝峪。
　　⑧、辽阳首阳山，在今辽宁省辽阳市所辖辽阳县，历史上曾称首阳山、首山、三首山、人首山。
　　这些山在历史上皆曾称“首阳山”。
　　目前，这八座山皆被一些人认为是伯夷、叔齐二人“义不食周粟”所隐之首阳山。
　　本书认为，简凭历史上的地名称谓、或有“首”字与否，或地方方志等的记载，就争相确定其就在何处，这种观点略显苍白，而是应当根据最古之籍的记载来进行判定，则可能要牢靠一些。
　　在我国有关地理方面的最古之籍，当属《山海经》，在其第五卷的&中山经&中，对晋南、陕中、豫西、河、渭、伊、洛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诸山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就有“首阳之山”，在“中次十经”中，&中山经&中的篇章，应是作者最熟悉的地区，因此所叙述的内容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包括了一百九十七座山体，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分为十二次经，每次经的代表性山体称作“次经之首”，分别是：
　　中次一经：薄山(薄山之首)，从甘枣山～鼓镫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
　　中次二经：注山，从煇诸山～蔓渠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
　　中次三经：萯山，从敖岸山～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
　　中次四经：厘山，从鹿蹄山～玄扈山，凡九山，一千六百里七十里；
　　中次五经：苟床山(薄山之苟)，从苟林山～阳虚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
　　中次六经：缟羝山，从平逢山～阳华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
　　中次七经：苦山，从休舆山～大騩山，凡十九山，一千一百八十四里；
　　中次八经：荆山，从景山～琴鼓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
　　中次九经：岷山，从女几山～贾超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
　　中次十经：首阳山，从首山～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
　　中次十一经：荆山，从翼望山～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
　　中次十二经：洞庭山，从篇遇山～荣余山，凡十四山，二千八百里。
　　其中的“中次十经”所记述的，就是今秦岭东段支脉的伏牛山脉从北西西～南东东走向的一段，长约一百三十公里，是整个伏牛山脉的三分之一，也是淮河与汉江的分水岭。
　　在《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经”中，描述了这段山脉中的九座山体，分别是：
　　首阳山：位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所辖宝丰县，是伏牛山东部的一座矮岗，海拔100来米；
　　虎尾山：位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所辖石龙镇，是伏牛山东部的一座中山，海拔900米；
　　繁缋山：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所辖鲁山县的西部，是伏牛山东部的一座大山，海拔1300米；
　　勇石山：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所辖鲁山县的西部，是伏牛山东部的一座小山，海拔300米；
　　复州山：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所辖南召县北部，是伏牛山的一座大山，海拔1600米；
　　楮　山：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所辖南召县西北部，是伏牛山的一座大山，海拔1600米；
　　又原山：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所辖南召县西北部，是伏牛山的一座大山，海拔1800米；
　　涿　山：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所辖栾川县东部，是伏牛山的一座大山，海拔1800米；
　　丙　山：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所辖栾川县西部，是伏牛山的一座大山，海拔2000米。
　　在《山海经·中山经》中还有详细的记载，白话大意是：
　　第十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首阳山，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但没有花草树木。再往西五十里，是座虎尾山，山上的树木以花椒树、椐树最多，到处有封石，山南面有丰富的黄金，山北面有丰富的铁。再往西南五十里，是座繁缋山，山上的树木大多是楢树和杻树，而草大多是桃枝、钩端之类的小竹丛。再往西南二十里，是座勇石山，山上不生长花草树木，有丰富的白银，到处流水。再往西二十里，是座复州山，山上的树木以檀树居多，山南面有丰富的黄金，山中还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猫头鹰，却长着一只爪子和猪一样的尾巴，名称是跂踵，在哪个国家出现哪个国家就会发生大瘟疫。再往西三十里，是座楮山，山上生长着茂密的寄生树，到处是花椒树、椐树，柘树也不少，还有大量的垩土。再往西二十里，是座又原山，山南面有丰富的青雘，山北面有丰富的铁，山上的禽鸟以八哥最多。再往西五十里，是座涿山，山上的树木大多是构树、柞树、杻树，山南面多出产?琈玉。再往西七十里，是座丙山，山上的树木大多是梓树、檀树，还有很多弞杻树。总之，首阳山山系之首尾，自首阳山起到丙山止，一共九座山，绵延二百六十七里。整个山系的形貌是龙身人面。祭祀诸山之神时，应在茅寮中用一只公鸡献祭，之后埋入地下，祀神的米则需用五种粮米。其中的楮山是诸山的宗主，祭祀这个山神时要用猪、羊二牲作祭品，祭祀时还要进献美酒，祭司要在金盂中放入玉璧，祀神后皆埋入地下。而中次九经中岷山系的騩山也是中次十经诸山的帝山，祭祀楮山的同时也必须要祭祀騩山山神，要进献美酒，必须要用完备的牛、猪、羊三牲作祭品，祭祀时还要让女巫师和男祝师二人一起献祭舞，必须要在金盂中放入玉璧
　　位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所辖宝丰县肖旗乡的那座海拔百十来米高的矮山冈，是伏牛山脉的首山，也是先秦古籍中唯一记载有“首阳山”称谓的一座平缓而低矮的山体，今称东丁岭，其被记载入籍的时间，要比今大多数史家认定的汉朝史籍所记载的渭源首阳山或永济首阳山的历史要早许多年，应当是真正的“首阳山”。&
　　另外，伯夷、叔齐二人贵为养尊处优的孤竹国王子，很难想象当时离宗周四百余公里属于西戎(西羌)之地的渭源首阳山(海拔2186～2509米)或距宗周二百来公里的永济首阳山(海拔1249～2321米)那么高峻的山体，他们能否可攀爬入山？且这两座山的植被覆盖状况一直良好，可采摘裹腹的草木果实甚多，不非得去吃那种豆科的“薇”，因此，其葬身之“首阳山”是否就是当时远离宗周之地近五百公里的东丁岭？且当时的东丁岭是秃石山，有石而无其它草木，仅有“薇”却因其为“周之物”而不得食，饿死必然？
一家之说，值得商榷。
得姓始祖：竺次。提起“竺”这个字，大家要联想到古代的天竺国。而实际上我国的竺氏也的确来自天竺国。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根深蒂固，大约已经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所谓“天竺”，就是印度的古称，亦作天笃、身毒等名。竺姓中国人，因为来自古老的印度，所以他们的文化背景也是深厚无比，丝毫都不比土生土长的姓氏逊色。头一个自印度到中国来开基的姓始祖，就是汉宣帝时以谒者身份来华的竺次，故竺次就是竺姓的始祖。
二、迁徙分布
竺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和台湾省也名列第位，在宋版《百家姓》中则排序为第四百零二位门阀，族人多以东莞、东海为郡望。
竺姓与竹姓同源。相传商汤时，禹封炎帝的后代墨台氏在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孤竹国国君的后人就有以国名的一字为姓，称为竹氏。
东汉时。枞阳侯竹晏认为竹源出自孤竹国两位贤人，即伯夷和叔齐（二人为商末周初的贤人，因不食乱臣之粮而饿死于首阳山），于是在“竹”字下面加个“二”字，即成了“竺”氏。
另外，古时称印度为天竺国，曾有僧人来中国传经时，为了适应汉文化的习惯，就取一个字为他们的姓氏，而他们被称为天竺僧，就多以竺为姓。
后来，有些僧人在中国定居，而有些汉族的僧人因拜师也随他们姓竺，这样，竺姓就在汉人中传开来。
还有，因竺和竹同音，汉代有位本叫竹晏的人改为姓竺，其后人因之。据《汉书·西域传》考证。
但我国另一部姓氏古籍《姓苑》上说：“竺本姓竹，至汉枞阳竹晏改为竺。”依照《姓苑》的考证，我国的竹氏源流，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的记载：“孤竹君，姜姓，殷汤封之辽西，令支至伯夷、叔齐，子孙以竹为氏焉，东莞。”望族居东海郡（今山东省兖州东南）。
后有吉安郡丞迁于浙江嵊州金庭，为浙江嵊州、上虞、奉化竺姓始祖。 葬于灵鹅村。现宁波奉化多有竺姓人士居住，有后竺村等。
今河南省的南阳市，安徽省的马鞍山市，江苏省的南京市六合区、无锡市宜兴市、泰州市、常州市，浙江省的杭州市临安区、宁波市奉化市、温州市海安县、绍兴市嵊州市、剡中市、上虞县，湖北省的荆州市江陵县、监利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潜江市，湖南省的岳阳市华容县，广东省的广州市，上海市的长宁区、青浦区，北京市，重庆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等地，均有竺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堂号
东海郡：亦称郯郡、海州。东海郡在历史上有三处：①治所在郯邑(今山东郯城)后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为县、郡、刺史部治，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已有人群定居，时境为“东夷”之地，太嗥氏为东夷一著名酋长，少嗥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朝时期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国附鲁，“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即出于此，战国时期为越国所灭。秦朝时期始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秦、汉之际曾称郯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郑城一带，治所在郯城县北部；西汉时期下辖三十七县，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州以东和宿迁、灌南以北一带地区。②东晋时期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的东海郡，后移治所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费县、临沂县、江苏省赣榆县南部、山东省枣庄市、江苏省江苏省邳县东部和江苏省宿迁县、灌南县北部一带地区；唐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撤县入下邳，唐元和中期复置，始有“郯城”县之名，不久又省入临沂；元朝末期复置郯城县，明、清两朝之后县域有变，但县名未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其地隶属山东临沂地区。③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及后来的隋、唐诸朝时期，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所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其时辖地在今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一带地区。
　　东莞郡：西汉时期有东莞县，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东汉末建安初年(丙子，公元196年)分琅琊郡、齐郡置城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沂水县东北，领八县。晋朝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改置为东莞郡，置于晋陵(今江苏常州)东南一带，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末年废黜，其时辖地在今山东临朐、沂水、蒙阳、沂源、莒县一带。今广东省东莞市建制置于唐朝，后世所称“东莞”皆指广东沿海的东莞。
　　2、堂号：
　　东莞堂：以望立堂，亦称沂水堂、晋陵堂。
　　东海堂：以望立堂，亦称郯郡堂、海州堂、海虞堂、暨邑堂、京口堂。
　　枞阳堂：汉朝时期，竺晏为枞阳侯。又因竺氏本姓竹，由竺晏才改姓竺的，故以其爵为堂号。
　　化乡堂：宋朝时期的竺大年是沈焕的入室弟子。性格行为既严肃又庄重。长于说《礼》，乡人都受他的感化。
　　听彝堂：浙江奉化溪口镇董村上堡的竺氏堂号。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四、家谱文献：
　　浙江嵊县竺氏宗谱，(清)竺国亨、竺国宰纂修，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奉化龟州竺氏宗谱，(清)汪仕侃修，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九～二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嵊县竺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竺孝感监修，竺光涵、竺祖赓纂修，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今缺第三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奉化筠溪竺氏宗谱八卷，(民国)竺商庚重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另有一部今仅存第五～七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宁波竺氏永德堂宗谱二卷，(民国)竺士康纂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浙江省奉化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上虞虞南竺氏宗谱七卷，(民国)竺林纂，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上虞市档案馆。
　　浙江奉华竺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草稿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市文物管理局。
&五、字辈排行：
　　浙江海安竺氏字辈：“德庆全逊义孟(彬)忠(白)常”。
　　浙江奉化竺氏字辈：“圣清商自建光绍钦稽显祖克执纲常廷祚在仲肇封殷汤族尚亲睡治追盛唐西汉再振威武孔扬恪循侯服道泰时康经画礼乐报国文章统垂精一理学推详根本素值典则永彰甘当遗泽翰墨留香诗书门第陶淑序庠大和翔令洪恩汪评积累悠久律起嘉祥”。
六、【竺姓宗祠通用对联】
〖四言通用联〗
朱门安履；顽石点头。——上联典指晋代僧人竺法深，住在会稽。刘尹问他为什么总去朱门（贵族宅第），他说：“你看见那是朱门，我则如进蓬户（茅舍）。”下联典指南朝宋僧人竺道生，相传在东吴虎丘山竖石为弟子，讲《涅檠经》，直讲得顽石点头。著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等。
〖五言通用联〗
望出东海郡；源自孤竹国。——全联典指竺姓的郡望和源流（见上题头《四、郡望堂号》和《一、姓氏源流》介绍）。
竹君报吉兆；二酉传书香。——此联为以鹤顶格镶嵌竺姓之“竺”字的析字联。
〖七言以上通用联〗
研究理昧，老而愈笃；诵经论法，学者之师。——上联典指晋代女僧竺道馨的事典，竺道馨，雅能清淡，尤善小品。下联典指东汉僧人竺法兰，诵经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
竺弥孝亲，闻雷泣墓；生僧说法，颃石点头。——上联典指汉代孝子竺弥事典。下联典指南朝宋僧人竺道生的事典。相传，竺道生石为弟子，讲涅经，石皆点头。
耕道传家，订义雅闻戴记；凝阳开国，汉廷特守侯封。——上联典指宋竺大年，字耕道，熟谙《礼记》，人皆化之，著有《礼记订议》。下联典指竺姓的得姓源流，引《姓苑》云：“竺本姓竹，至汉纵阳侯竹晏改为竺。”
七、历史名人
竺法深：(生卒年待考)，名潜，一称道潜，字法深；俗姓王；琅邪郡人(今山东临沂)。著名晋朝僧人。
　　十八岁便出家，师从富有才解久负盛名的名僧刘元真，慢慢克服了一般士族子弟的浮华性格，深刻钻研了般若学的佛学理论，加上相貌堂堂，谈吐风雅，在京城长安已小有名声。
　　二十四岁时，独自登坛讲学，所讲《正法华经》、《大品般若经》，义理深奥，剖析明白，前来听讲受业者常济济一堂，多达五六百人。
　　竺道馨：(生卒年待考)，女，俗姓羊；太山人(今河南获嘉)。著名东晋朝僧人。
　　竺道馨还在小时候做沙弥尼时，道馨就开始了口诵佛经、为众执役的生涯。十三岁受三百多条具足戒后，在素食苦节的修行生活里，更是进一步研求经书理味，老而弥笃，精勤不懈。
　　平时，竺道馨为人志性专谨，禀性和顺，雅能清淡，尤善小品。研求佛经，重在通其理趣，不斤斤在辞辩上下功夫。当时，她居住在洛阳城的东寺里面，整个城里的比丘尼，都争着向她学习佛经，推为一时宗师。
　　东晋废帝太和年间(公元366～371年)有个笃信黄老的女人杨令辩，专门从事服气修炼之术，受到社会上众多女士们的归敬。后来竺道馨声名远播，渐及江南，遂使杨令辩的威望受到相当的影响。
　　杨令辩心怀妒嫉，但却表面不露声色，北上洛阳，与竺道馨似乎志同道合。这样来来去去好几次后，两人渐渐熟了起来，竺道馨便对她毫不防范。一次，杨令辩请她作客，在食物里暗放毒药。竺道馨哪里想到吃了她的饭回来后，就发病了。请了好多大夫，诸治不愈。这时有弟子关切问道：“不知师傅，往谁家得病？”竺道馨答道：“我心里明白，是吃了谁家的饮食，方才引起如此重症。可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遭际，业缘如此，你不要再问了。即便问了有好处，我也不说，何况事已到此，无可挽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说完不再吱声，弟子上前一看，竺道馨已经气绝身亡了。
　　在我国南北朝佛教史上，竺道馨因为开尼姑诵经的先声而被载入史册，可是她的人生遭遇，竟是如此的不幸。好在她临死之前，心地安坦，能够自我把握情绪，一波不起，所以死得相当平静，当然是一般凡夫俗子所难以做到的。
　　竺道生：(公元？～434年待考)，俗姓魏；原籍钜鹿人(今河北平乡)，寄居彭城(今江苏铜山)。著名南北朝时期僧人。
　　竺道生的生年已不可确考，逝世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家世仕族，父为广戚县令。“幼而颖悟，聪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爱而异之。”时有名僧竺法汰从荆州至建康住瓦官寺开讲《放光般若经》，朝野僧俗前来听讲者达数千人，时年幼的竺道生闻风而从之出家，并随师改姓竺。
　　出家后，竺道生钻研佛经，研习佛理，用心精勤，很快便深谙佛学。十五岁即登台讲经，“吐纳问辩，辞清珠玉”，当世名宿望士，相形见绌，莫能抗敌。及二十岁受具足戒后，讲说之名更著，“遍于区夏，王公贵姓，并闻风造席，庶几之士，皆千里命驾”。
　　此后，竺道生为了穷研佛家经籍，吸纳佛教名家之精华而离开喧闹繁华的建康，到各地讲学探秘。他出游的第一站就是当时已名满江南的著名佛教中心和译经基地——庐山。是时，庐山高僧慧远雍容大度，涵纳百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造诣精深、各有所长的高僧名释。他们在一起相研佛经、探讨佛理，共同促动了佛教理论和译经事业的兴旺发达，形成了极其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真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道生来到这里，为能有机会与山中佛学大师们切磋讨教和接触浩翰经籍而庆幸，前后“幽栖七年”。
　　七年当中，竺道生摒弃名利诱惑，甘于寂寞，埋头于佛教经籍之中，“钻仰群经，斟酌杂论”，对许多佛教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他谦虚好问，虚心问教，执弟子礼，从慧远学习“因果报应说”和“净土说”，并与慧远同参僧伽提婆研习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毘昙学说，从而获得了相当丰富而庞杂的佛教理论。所有这些为他以后综合旧说，创立独具特色的佛教理论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他在庐山活动的七年，实际上是他创立独特佛教理论的准备时期，对他后来的佛教活动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他这次登庐山，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对庐山产生了笃诚而深厚的感情。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4年)，竺道生闻知鸠摩罗什在长安讲学。为丰富学识，增广见闻，揖别庐山，“万里随法，不惮疲苦”，来到北方佛教中心长安，与僧睿、慧严、慧观等共从罗什受业，并辅助罗什翻译了大、小品《般若经》，成为罗什的高足弟子之一。道生的聪明才智和妙解经论给长安僧众留下了很深印象，“关中众僧，咸谓神悟”。
　　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7年)前后，竺道生南返途中，再上庐山，将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带给慧远和刘遗民等山中禅侣，介绍了北方最新佛教动态，促进了南北佛教的交流与融合。但这一次道生并没有逗留山中，寻即顺江东下回到阔别已久的建康，大力倡导和宣扬涅槃学。
　　“涅槃”，为梵文音译，旧时也译作“泥洹”，意译为“灭度”、“寂灭”等。原指火的熄灭，佛教用来表示灭尽一切烦恼，超脱生死轮回而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它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涅槃学是以《涅槃经》为主要依据，重点阐发关于佛性的学说，经中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这种思想传至中国，立即得到渴望享福，企求解脱的中土人士的热烈欢迎。因此大乘《涅槃经》在中土译出，涅槃佛性论便很快风靡一时，蔚为显学，并直接影响到隋唐佛教各宗派思想的形成。
　　《涅槃经》在中土有三个较有影响的译本，即东晋法显的六卷本、北凉昙无谶的四十卷本和南朝慧观、谢灵运的三十六卷本。但最初竺道生都没有接触到，只是根据自己对佛教义理的系统了解而对佛性问题作过探索，写下了《佛性当有论》等论著。在他从庐山返回建康的第八年(公元417年)，法显译出六卷本《泥洹经》，道生更是专研《涅槃经》，倡佛性论。他“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不受经文约束，大胆发挥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法显六卷本不够圆满，既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那么一阐提是有情，自然亦可成佛。但因其说“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遭到“旧学僧党”和“守文之徒”的攻击，被视为“背经邪说”，本人亦被开除出建康佛教僧团。道生蒙此冤屈，极为不服，遂“拂衣而行”，离开建康。
　　竺道生摒出建康后，初南投苏州虎丘山倡导涅槃说，“旬日之中，学徒数百”，名声大噪。据说，他曾坐在白莲池畔讲经说法，讲得池中顽石也情不自禁地连连点头称是。如今这块“点头石”仍存，并成为虎丘著名一景。不久，辞别众僧第三次登上庐山。时慧远已在庐山与“同志息心贞信之士”设斋立誓，发愿文，结莲社，大倡净土说。
　　莲社，全称白莲社，历来对之存在与否有争论。据《高贤传》载:“灵运心服远公，为之凿池载白莲，而名其社焉。”但谢灵运凿池时仅九岁，而慧远已六十岁，实难置信。又据刘遗民《莲社发愿文》记载:“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含阿弥陀佛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从这则记载来看，建社当在“摄提格”之前或同时，由宋陈舜俞刊正的《十八高贤传》中亦有结社后“复率众至百二十三人，同修净土之业。令刘遗民著发愿文”之说可为佐证。但到底是哪一年仍难确定。现在普遍看法是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
　　莲社成立后，时处山中的高僧名释和笃信佛教的高士遗民几乎都参加进去了。慧远、慧永、慧持、佛陀耶舍、佛驮跋陀罗、昙顺、僧睿、道敬、昙桓、道炳、昙诜、道生、刘程之、周续之、雷次宗、宗炳、张野、张铨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被后人誉为社中十八高贤，有《十八高贤传》、《莲社十八贤图》和诸多图记。在宋人李元中《莲社图记》中对十八高贤形象作了详细介绍和描述，对竺道生是这样描述的：“岩中为经筵，会讲者六人：一人踞床凭几，挥尘而讲说者，道生也。”从中可以想见当时道生在讲说涅槃说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也反映出竺道生是很有讲说才能的。
　　从莲社十八贤生平记载来看，他们是先后入社而非同时结社，十八高贤之称亦是后人加以杜撰出来的，并非当初就有。因为慧持在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坐化成都龙渊寺时，佛陀耶舍刚来庐山入社，当时竺道生更是远在建康致力研究和阐扬涅槃论，尚不知莲社就里。《十八高贤传》中亦只点明这十八位“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是不期而至的，并且缺少县顺、昙桓、道炳三人。可见十八高贤之名并非初始即有，而是后人冠之的。
　　当竺道生在庐山“白莲社”，与儒释同仁共同探讨佛学，继续倡扬涅槃学的时候，昙无谶所译四十卷本《涅槃经》传至建康，经中果称一阐提(意为“不具信”，或称“断善根”)悉有佛性，皆得成佛，与竺道生所说“合若符契”。于是，众人皆叹服他的卓越见识，名声大噪，受到远近僧众的敬服，乃至后来演化出“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神话。
　　南朝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竺道生在其说风行建康，自己声威大振的情况下，离开喧闹市井第四次上庐山，在庐山精舍“论议数番”一阐提说，大力开讲《大涅槃经》，并在《大涅槃经》关于佛性问题论述的启发下，对过去所作《法华经注》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进一步发展了顿悟成佛说。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宣扬，其说迅速在庐山流传开来，受到广大僧俗的广泛欢迎，“观听之众，莫不悟悦”，并且造就培养了一批“善涅槃”，注重顿悟成佛说的高足弟子。庐山亦因此而成为名闻海内外的南方涅槃学中心。竺道生个人因此而受到庐山和全国佛教界的普遍钦敬和尊崇，以至他死时，“道俗蹉骇，远近悲泣”。
　　南朝宋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农历12月，竺道生最后一次在庐山“升座说法”，宣讲涅槃经，“随几而化”。第二天众僧将他尸骨葬于庐山西阜。
　　竺道生一生与庐山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许多重要佛教活动和独特的佛教理论都是在庐山进行和最终完成的，而反过来他又为庐山佛教理论的充实和丰富，为庐山佛教事业的继续发展和保持在全国佛教界的领先地位作出了很大贡献。
　　《高僧传》本传谓其“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疲苦。”因而得以摄受涵泳空有两宗的学说，以建构独特的思想。
　　竺大年：(生卒年待考)，著名北宋朝学者。
　　是沈焕的入室弟子。他专心研究《礼记》，著有《礼记订议》。
　　竺大年曾经为太子太傅，也就是皇太子的老师。据说他性格行为既严肃又庄重，长于说《礼》，乡人都受他的感化。
　　如今位于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董村上堡的竺家祠堂中，就保留有当年皇帝为了表彰竺氏的第七世祖先竺大年二亲提的“理学名宗”匾额。
&　　竺　渊：(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文士。
　　明宣德年间举为进士，被朝廷任为官员。
　　明正统中期为福建参议，敕守银坑，盗贼四起时，竺渊率众捕盗，反被盗贼所捕，后因不屈于盗被杀。
&　　竺绍康：(公元1877～1910年)，又名竺钦爵，字履占，号酌仙，昵称“牛大王”；浙江金庭镇灵鹅村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竺绍康是清末秀才。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秋，在嵊东组织“平阳党”(平洋党)，反清抗洋，并变卖田产充作经费。
　　1904年，竺绍康与谢飞麟等创办“大同学社”。同年农历12月，在上海参加光复会。次年，任绍兴大通学堂襄办，训练会党骨干。
　　1907年3～4月间，竺绍康陪同秋瑾往金华、台州等地联络会党，筹划起义。5月，竺绍康任光复军“源”字号分统，赴杭州白云庵出席秋瑾主持的浙江各会党首领密秘会议，制订浙皖同时举义方案。
　　起义失败后，秋瑾被捕。竺绍康密谋劫狱，未及，秋瑾已就义。清廷悬赏千元缉捕竺绍康，竺绍康只好出走上海，加入同盟会，11月间，参与策划嵊西“白竹之战”，抗击清兵。
　　1908年春，竺绍康率浦可长、张伯岐、竺朝鉴等秘密回嵊筹措起义军费。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参加“保路运动”，受命组织“保路拒款决死党”，两次密谋行刺出卖路权的罪魁盛宣怀，末遂。次年，响应孙中山、黄兴等策划的江、浙、皖、赣、闽五省武装大起义，往来各府属会党之间，奔走呼号，倍历艰险，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
　　竺绍康临终时嘱咐战友：“革命未竟，尚祈奋斗！”
　　民国政府追认竺绍康为革命烈士。于右任特为其作传，称：“武昌首义，江浙响应；光复诸健儿，大半出公麾下。以文人而为实业家，纵横一时，声振两浙；所惜早死，能不慨然！”
　　竺绍康墓原在杭孤山东麓，1964年迁至吉庆山马坡岭。
&　　竺可祯：(公元1890～1974年)，浙江绍兴人。著名现代地学、气象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890年3月7日，竺可祯出生在富庶的浙北平原的绍兴。濒临东海之滨，地处钱塘江的和杭州湾。绍兴是一座历史悠久，景色独特，风光宜人的文化名城。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不少学术传世的名人：历史上的王充、王守仁、黄宗羲、朱舜水、张苍水；现代的蔡元培、鲁迅；还哺育了不少革命志士，如古代卧薪尝胆的勾践和近代慷慨捐躯的秋瑾。
　　竺可祯祖上居住在绍兴东关镇西约五公里的保驾山，世代务农。竺家田地并不太多，经过几代分割，靠小块田地维持生活已日渐艰难。竺可祯父亲竺嘉祥成年时，就只有离家谋生路，到绍兴东关镇开设米摊。竺嘉祥为人朴实、勤奋好学，几年米摊生意下来，逐渐熟悉米市行情，有了点积蓄，终于办起了一家米行，取名“承茂米行”。
　　竺嘉祥经商发展后，十分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读书。有好的前程，于是竺可祯大哥、二哥被送到私塾接受旧时的科举教育。
　　看到大哥二哥念书，竺可祯也受到影响，常爬到凳子上问他们念些什么，竺嘉祥见小儿子也如此喜欢念书，心中大喜，于是叫大儿子买来纸笔，教竺可祯读书写字，大哥便成了竺可祯的启蒙老师。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改变旧学制，民间一些祠庙多改为学堂。竺可祯9岁时，东关镇一些开明绅士在镇上办起第一所小学堂，竺可祯有幸进了小学。竺可祯上学的第二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给中国人带来奇耻大辱。一次语文课，老师提出用“苦”与“甜”两字造句。竺可祯当场造了“丧权辱国最苦，国家富强最甜”，受到老师和同学好评。
　　学校课程安排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内容是读经、修身；“西学”即是自然常识，虽然课程不多，却给竺可祯打开了一个新知识的窗口，使竺可祯养成了观察自然现象的兴趣。小学毕业后，竺可祯考入浙东镇海籍商人叶成忠捐资兴办的澄衷学堂中学部。
　　比起小学来，中学的环境要好得多，有宽敞的校园和操场。但是，竺可祯身体虚弱瘦小常被人笑话，这使竺可祯心里不是滋味，他决心加强锻炼。每天清晨起床做体操，于是尽可能多步行，不放弃远足爬山机会。学生时代养成的锻炼习惯一直保持终身，竺可祯爱去游泳、打网球、骑马，古稀之年还学会了溜冰，他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以至胜任他日后的工作。
　　竺可祯学习成绩好，为人正直，待人谦和办事认真，被同学选为班长，中学毕业后，竺可祯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学校数理化和专业课都是由英国人直接讲授，开始竺可祯不习惯，后来经过努力，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年半中，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
　　1910年，竺可祯以第二十八名的成绩考入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行列。当年，竺可祯乘船赴美。到了美国，他考虑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放弃了土木工程报考伊利诺大学学农。学农后，他感觉美国农业体制，耕作方式与中国完全不同，想改学理科，可理科那么多，学哪门好呢?选来选去，选定了与农业有关的的气象学作为研究方向，这一选择使竺可祯与气象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竺可祯转到哈佛大学地学系。哈佛大学建校于1636年，是美国历史最久，声誉最高的学府。竺可祯到哈佛研究院时，攻读气象学的学生并不多。在沃德教授，麦坎迪教授指导下，竺可祯选修课程，开展研究，1915年获得了硕士学位，随后申请继续深造，得到批准。深造期间，竺可祯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论文。1917年，竺可祯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并获得伊麦荪奖学金。1918年，竺可祯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五年，竺可祯对其学风，学制，特别是对该校前校长埃利奥用四十年的不懈努力，认真改进学制，想方设法增聘名教授，大力提倡自由研究，使哈佛这所原来水平并不高的学校，一跃为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有了极深的认识，这对他后来任浙江大学校长无疑有很大帮助和借鉴。
　　1918年，竺可祯回国，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地理学和气象学教授。
　　1920年，竺可祯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任文史地部地理系主任，讲授气象学。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东南大学，竺可祯向学校提出建议，在原文史地部地理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竺可祯被任命地学系主任。地学系设置课程有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和地质考察等。竺可祯在东南大学还创办出版了《史地学报》，成立了气象观测所。
　　1936年起，竺可祯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祯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曾发表数百篇科学论文，提出了新的台风分类法，并概括了各类台风的活动规律，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
　　1958年4月17～18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祯到广东参加广东省第一次科学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怀着对江门五邑侨乡的炽烈情感，与六百多代表到新会参观。其中有中国科学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热带和亚带作物研究所专家何康、华南农学院教授谢申、茹皆耀、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等人。竺可祯对新会侨乡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八十四岁仙逝的竺可桢，生前一次忽然回忆早年与胡适同读上海澄衷中学，那时竺学习太刻苦，身体羸弱，胡适对人说：竺可桢嘛，活不到二十岁。在背后听到此言的竺可桢惊出一身冷汗，遂一生坚持锻炼，直到文革失去锻炼场所而罢。遐龄时的竺可桢，蓦地有感而发：“我从小身体就差，现已活到八十三，何复需求，而且在这个时期，从八股文到出洋留学，直至今日文化大革命，真比古人几百年所见变故还多，吾复何求，只能大叫毛主席万寿无疆了。”
　　1969年初，数学大师熊庆来作古，竺可桢怅怅：“生物学钱崇澍、秉志、胡先肃三老相继去世，物理学胡刚复、饶毓泰，化学王□，地质谢家荣、何作霖，气象赵九章等继亡，今日又有数学家熊迪之，我辈真成鲁灵光了”。环视同道，竺可桢“惊呼热中肠”。
　　他是万幸的。八股仕举、买舟留洋、科学救国、抗战反暴、“红线”“黑线”一直跨入“比古人几百年所见变故还多”时期，这样的经历是繁富了，又不同于同道的“牛鬼”、“反动”，他是毛泽东1964年2月于卧室内接见的三大红色科学家之一、是领衔终身的中国科学最高机构中科院副院长、是从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的中共党员、是影响于国内外的大科学家，尽管“打倒一切”也不能赶尽批绝吧。政治家不能无视科学家的作用，还有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层尽力在保护一批“国宝”，以及原来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竺可桢随着前半生“自由主义”、“科学救国”、“贤人政治”等思想的破灭轰毁，他在竭诚欢迎、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同时，随着1957年以后的“变故”渐多，原来就是谦谦君子的竺可桢谨慎小心多了，《科学通报》本来是要他负责的，“但是我自料对于党的政策没有多少了解，所以不敢接受”，后来这个刊物因为没有“突出政治”被批判了，所以批判竺可桢没有像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其他“异类”那么轻易和带劲，于是乎竺可桢不幸中万幸，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际，还可以“典型周大雅，人物鲁灵光”。
　　竺可桢完全可以明哲保身，或者如某公“人格分裂”。
　　竺可桢安身立命的是两个大字，也就是他给浙江大学订立的校训——“求是”。终其一生，“求是”不稍假代，它其来有自，也就是乡贤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传统文化的“求是”精魄与母校哈佛“求是”校训等西方科学理性精神之完美交融，“凡事注意事实，不附和盲从，亦不专横武断，遇事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于是，晚年的竺可桢会“因追求科学精神不合江青集团口味”而颇感压抑，偶遇同道则“义愤填膺斥责十七黑暗论，反对轻视、诋毁科学技术”，亟论唯“发科技方是光明希望之路”(茅以升语)，更可贵的秉“求是”精神，他给人们留下一部八百万字的“实录”——《竺可桢日记》，它不仅示人以晚年世相，也记录了一代宗师晚岁的惶惑、哀恸、愤怒和冀望，这是在一个唯恐一纸片言为人留下寻垢索瘢、勾锁连环的“现代禁忌”癫狂“节日”时代，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结果，于是，今天的人们才可以通过他的日记，正视那“存活”于时间“福尔马林”溶液中的民族创伤，依然扑鼻而来的是穿透发黄纸张的血腥气。
　　“山雨欲来”时，政协一批“高知”有一个回应。老舍倡仪“高薪阶级”自动减薪，竺可桢与茅盾、王芸生、李四光、贝时璋、丁西林、张含英等十余人附议。其实，此前竺可桢在山西洪洞参加“四清”，及见贫下中农生活，心情沉重，返京即首倡知识分子应向劳动人民看齐，并从减薪开始，及得老舍提议，竺可桢颇感“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世界道德标准不同，如不改将为修正主义造温床”，签名后即与吴有训要求中科院会计处代扣薪金三分之一。逾二月，“自动”迅即变为“被动”，中科院张劲夫、裴丽生、竺可桢、吴有训等被“兴无灭资”小组勒令停领学部委员、人大代表等津贴和保姆费，众人连忙联袂表示支持后，竺可桢、吴有训两位副院长立即上交沙发、地毯，遣散保姆、警卫，缩小居室面积、钢琴转赠幼儿园、合并使用一辆小车，用这样一番行动表示对运动的支持。民胞物与、平等、民粹主义，向来是中国人的理念，由此而反“修”，是人们的真诚。但运动并不仅仅止于此。
　　失望于国民党，而确信科学将繁荣于新中国的竺可桢全部身心投入祖国的科学事业，为此，他可以深埋“反右”失子的悲痛和渐次遁去个人特点的旧知识分子立身方式，对深感旧中国屈辱和新中国逐步强盛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被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抛出更感悲哀的了。“反右”之后，竺可桢申请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他疑惑“自己为什么很少被通知去参加组织活动”，现在，政治家号召“每一个人在这场革命中都有两重性”，应该“争取做一个革命的动力”，竺可桢不甘心“多余的闲人”的角色了，“如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今会被潮流洗刷上岸搁浅，这是时代的悲剧吗？我想不是，目前正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机会，当然最好在群众斗争中学习，在大浪大潮中学习”。他买了许多政治读物，甚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唱片，“这样就可随时学习了”。他“还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自忖“至少算一个爱国的革命分子”吧，但“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党员”，须“时刻准备着”，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那么，不仅仅去用《矛盾论》修改《物候学》或自责没有立意为工农大众而“写书”，不仅是“看了《可爱的中国》要向方志敏看齐，读了《红岩》想学江雪芹，看了《雷锋》使他满腔热血沸腾”，他还得在“大浪大潮”中学会“游泳”。
　　这着实难为了竺可桢。他拜读《科学院在科研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后，“我很惭愧我从院开办起就任了副院长，但对院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简直没有看出”，即使后来有幸被“结合”进“革委会”，他与吴有训不免私下抱愧“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出力，只是尸位素餐……很少能起作用。”
　　太认真的竺可桢也就从“支援农业的角度”，在铺天盖地满坑满谷的大字报中，写了他一生也是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根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次院党组会议没有提出支援农业的议程而“揭发”的大字报，他是很认真书写下一生头一次“4×4cm～5×6cm”大字的大字报，但是“揭发张劲夫大会”，他却“不愿出席”，以他的教养，“老年人不宜高声责人，谈起来义愤填膺人可昏倒”，此非其所能擅。
　　竺可桢注定是岸上束手的“搁浅”者。很快，大字报来了，他“欢迎”，且估计“将来不会少于一百张”，但是预期它“使我能很快很好地改正人生观宇宙观”却是太热望了。他失望，有些“不可理喻”。地理所浙江大学毕业生多，就是“四代同堂”地用私人么？评价徐光启、宋应星就是“放毒”么？愕然的还有大字报的作者本来是《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作者嘛……好在批科学家总感滑稽，康生提出要批判“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论”，也不得不说“马列经典”上没有先例。科学院要“三结合”，聂帅说了话：“保郭保竺”，他安然过关了。
　　其他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竺可桢日记》中愤愤说：“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实在过分了”。从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出现“戴高帽、擦黑脸”到1974年批林批孔兼批郭老，竺可桢锥心泣血，记录了科学界和知识界的劫难。
　　“横归四旧”，游街、抄家，邵力子、张明坦、黄林涟……已故浙江大学教授黄翼遗孀黄夫人“形似疯痴”。更可怕的是中学生，一个中学生指着竺可桢的皮鞋：“太尖了”。他们强迫老师剪发，叩头认罪，而那个西纠，“甚至有比赛谁能打死一个人最快，纪录是八分钟打死一个人，听来真惨不忍闻”。煎熬不过的，便也轻掷了自己的生命。老舍、翦伯赞、气象学家赵九章、顾均正、徐尔灏，物理学家饶毓泰，科大教务长毛启爽，地理所汪安球、电子所黄武汉、地化所李璞、海洋所孙致平……外文出版社“十一人跳楼”……没有死的，惨遭迫害。
　　竺可桢曾掌领的浙江大学，“旧时人员三百多都集中在六和塔(分校)学习数个月”，每年来竺处“外调”者数百批，那些被调查的人员，前校长痛苦地写道：“有许多是要打倒的”。教育家郑晓沧“告老”不准，孟宪承死后家属被逼令迁居交出存款，苏步青被罚跪，“得绕行操场一圈”，谈家桢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被李森科学派所嫉视了，竺曾仗义执言“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又在“文革”前夕于光远等发起的遗传学座谈会上公开斥责“李森科”是学阀不是“学派”，但这一次“严酷如此”，竟令谈妻自杀；谷超豪，前浙江大学引以为豪的学生，却成了“复旦”开辟专搞科学而不以政治挂帅的“谷超豪道路”“白专”典型；词人夏承焘，国内不登其词作，寄往国外，便是“里通外国”；常书鸿，以日记得祸，“把他脊骨敲断”……科学院各研究所，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以及叶君健、吴世昌等等，他们的遭遇都记在竺可桢哀痛的笔下。
　　竺可桢曾为科学家这个神圣的称谓立下三种操守和尺度：“虚怀若谷，不武断蛮横，不凭主观，不抱成见；实事求是，专心一致，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逆境，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是不稍侮科学家这个称号的。在日记中，他大声呵问所谓“大革命”：“对于年纪较大的旧知识分子如何再教育，如何给他们出路？”“目前群众对于专家更认为一钱不值，甚至全是反动的了，这是过左”，“好像每一个地方，一个工厂知识分子全是落后的……怎么没有一个先进的技术人员或是工程师呢？”“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爱国的”，他们“还不至于勾结美国人搞政治活动损害祖国”，“有恶意串通外国做特务乃是少数”。
　　从知识分子问题和政策，本“求是”精神，他对这场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深深反感了。把科学会堂改称“工农兵科学会堂”，大概“将来要仿效巴黎公社，成立普选如工农兵大会”了。庐山会议的“新变法草案”，“人民的义务权利第一是服从毛主席”，“现代迷信”，夫人去跳“忠字舞”了，竺可桢不得不亲操炊务；有病住了北大医院，也要“早晨请示汇报”，“首先向毛主席致敬礼，唱东方红后，背毛主席最新指示、老、新三段及老三篇中的一篇，再加读报”。八宝山瞿秋白的坟被砸了，然而《毛选》上“既称之为英勇牺牲、无产阶级气慨，岂有像李秀成临危叛变之理？”地安门“有反对朱德、陈云大字报”，然而“在人民大会堂讲话讨论问题时，朱德也时时提到毛主席言论，看不出是有反毛主席的模样”。“满坑满谷的大字报”，“水平不高‘砸狗头’满墙满壁，还有把被斗争的高干照像集成百丑图”，“谣言惑众如说薄一波、邓小平、杨秀峰统统自杀了。”很多不解，通过周恩来的联络员，竺可桢反映过如张劲夫“数月被提审，且发热三星期”，竺可桢恳请“不要用长期开会形式来斗垮他”。他担忧中小学生无所事事，会影响到将来科学的发展。对科学院的“两条路线斗争”，他一语惊四座：“我认为是红线”。他反对“把理论基础研究抛弃不重视”，否则“科学院将不能超人”……
　　本着“求是”精神，他抵触荒诞无稽的批判和胡闹。科学院要批判“相对论”，嘱令对此“一窍不通”的竺可桢写“批判稿”，认真的竺可桢翻阅了《物理学与哲学》、《物理学与相对论》、《物理学的发展》、《我这一代的物理学》等一大批文献，因为“要批判好就得要深知物理学的奥妙和哲学方面的历史发展以及派别等”，结果看了以后，与钱学森、周培源、刘西尧、朱洪元、何祚庥、汪容(竺可桢的女婿，高能物理学家)等讨论，深感“不易批评”。有人“不信邪”，妄加“批判”，却“以至四稿均未能满人意”，后来“物理所批判组”改为“基本粒子引力组”，“等于取消批判”，倒是于光远、龚育之、许良英从“1958年即已研究爱因斯坦”，前浙江大学学生许良英甚至被赶回原籍仍在继续研究，这种“求是”态度正是竺可桢所崇尚的。
　　一次，浙江新昌有个自称发明“新历法”的人来函，亟请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改元换历”，以十月革命日为岁首，要竺可桢附议并转呈毛泽东“圣裁”，竺可桢啼笑皆非，以该“发明未成熟”，寄紫金山天文台了之。
　　科学受到糟践的年代，竺可桢黯然神伤。他没有被打倒，却未始不是一个被“审查对象”。他是副院长，早已失去了过问科研决策的权力和亲自考察的机会，晚年竺可桢，很多精力只能用于为积数十年的日记编《人名索引》供五百余批外调人员的查访和出席礼宾场合了，还有著名的尼克松访华、美籍华人科学家访华等。1972年2月他前往机场参加为尼克松送行，晨起见大风，不免“寒心”，“但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我得硬着头皮干”。任之恭、王浩等访华，细心的竺可桢考虑他们“大部是清华出身，学物理，多数与赵忠尧极熟”，遂建议陪客名单上一定要加上赵忠尧，“不然，任之恭等一定会问赵之下落”，赵忠尧因为在三星铅笔厂有股份，“被评为资本家”，又被怀疑“参加美国那时试验原子能作用原子弹问题”而被管制，一次赵太太过访，“一进门就呜咽不能仰视”，由于竺可桢的过问和作证，赵忠尧才得以解脱。
　　虽然，竺可桢仍一刻不停地进行自己的科研观察，但已是相当有限了。他是早就多方呼吁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科学家，尽管得不到回应，他也绝不放弃任何努力，尽心做点些微的工作。有一段日记，竟是这样记录生态恶化的消息的：“今日将扫地所得的灰尘用磅秤称之，得14两(英磅)，估计约为400克，面积13.8米×16.8米=231.8平方米。由此求得每公顷可得170公斤，即6公顷地上下1吨重微尘。”这是他时常进行的北京微尘大幅度增加的实测纪录。
　　七十五岁时，竺可桢手录乡贤陆游的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要响应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号召，一生“求是”躬行，他是“无遗力”的。晚年，他对其连襟陈源先生的笔敌——另一乡贤鲁迅发生了浓厚的兴致，他说：“我对鲁迅晚年著作兴趣大些”。
　　但是，竺可桢终未能等到“求是”之风吹遍大地、“科教兴国”春风化雨的新时代。他的日记，停止在1974年2月6日。2月7日凌晨，一代宗师在北京医院凋谢了，那正是郭院长“十批不是好文章”的寒冽的早春时节。
　　为了纪念竺可祯等现代科学家，中国邮政于1988年4月26日发行了一套《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一组)》纪念邮票，志号：“J.149”，全套四枚。各枚邮票的编号、名称和面值：(4-1)J《地质学家李四光》8分、(4-2)J《气象、地理学家竺可祯》10分、(4-3)J《物理学家吴有训》20分、(4-4)J《数学家华罗庚》30分。齿孔11×11.5度，影写版。邮票规格40×30毫米，整张五十枚，邹建军设计，北京邮票厂印制。其中第二枚《气象、地理学家竺可祯》主图案为竺可祯近影头像。这是中国的第一枚竺可祯像邮票。
八、名人名篇：
　　伯夷、叔齐《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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