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云极会议TP系列 实现金融业务移动化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碎片化时间的增加，现代金融行业也随之从传统走向“时髦”。以往金融机构的日常沟通、法规培训、新品推介等业务开展都从“台前”走到了“线上”。而这些需求正需要一种更为先进且高效而便捷的沟通方式，基于互联网传输的交互式视频会议系统则成为金融行业沟通的首选平台。作为国内综合实力领先的基金公司，嘉实基金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客户并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集中采购了一批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开始“移动”管理企业内外部日常沟通、培训金融领域政策法规以及推介给新老客户全新的理财产品等。嘉实基金在众多远程视频会议系统中经过对比，最终选择了由国内视频云服务领导厂商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远程视频会议平台――红云极会议。该平台是经过6年潜心研发出新一代远程会议系统，涵盖了适合大型金融机构适用的产品线，即大型会议使用的TP系列、中型会议使用的T1，以及适合中小金融企业适用的小型便携会议的M1P等。这些产品在日常沟通上，凭借操作“极易用”、网络质量“极稳定”、采购维护也“极便宜”赢得客户的高度认可。据嘉实基金的采购部负责人介绍，在使用红云极会议远程视频会议系统之前，嘉实基金一直使用着传统会议电视系统，需要专线保障，会议体验不好，特别是专线保障以外的区域，卡顿、中断更是严重影响会议沟通质量。在启用红云极会议后，嘉实基金不仅大幅节省培训开支和差旅、会务开支，还显着提高了沟通效率。现在，他们已经通过极会议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将内外部沟通、金融政策培训、新品的客户推介等繁杂的互动双向沟通工作日常化。的确，在了解到嘉实基金的金融企业特点和客户需求后，红云极会议便结合自身云端服务与硬件特点、优势，为嘉实基金定制了专属解决方案：TP20/T1/手机客户端+云端服务，即大于40平方米会议室配备TP20；小于40平方米会议室配备T1；配合极会议云端服务，手机客户端在会议直播模式下按需接入，不需对接原有会议电视系统，而是完全替代之前的解决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后，极会议的“极易用”让嘉实基金的内部团队体会到操作的简便，无需专人培训，即插即用，大大节省了工作时间。而极会议“极稳定”也有效提升了用户的使用感受。以理财产品客户推介为例，极会议不需要接入专线，3G、4G、wifi、ADSL或光纤等任意网络均可接入，并实现清晰流畅的音视频质量，当新的基金理财产品推出时，嘉实基金在第一时间对销售人员进行培训并对重点目标客户进行推介，公出的销售人员和目标客户通过手机客户端即可参与互动，大幅度提高了双方的沟通效率，在销售中抢占了有利时机。而最令采购团队挠头的系统维护问题，极会议也无需专人专网，设置轻松，简单几个步骤操作即刻召开全国范围的大型培训，相比传统会议系统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时间就是金钱”！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不仅仅限于金融行业，众多行业的销售部门都在抢占时间先机，营造更好地沟通与服务环境，稳定推动企业向前发展。就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竞争力亟待提升，红云极会议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因其独有的优势，必将成为企业未来采购的重点，助力企业长足发展。关于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红云融通是领先的视频云服务提供商，致力于构建及运营媲美与传统通讯质量的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网络。2008年1月成立于北京，在全国拥有上海、南京、成都、合肥四大分支机构。红云融通专注于多媒体通讯技术，自主研发高效的视频编解码技术、云存储技术、融合CDN技术、音视频通讯技术以及智能通讯终端多项成果业界领先。目前已为众多传媒集团、基础电信运营商、智能终端制造商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创新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您的当前位置： >
如果一般视频会议形式是小型的，适合用红云极会议的哪种？接口配置是怎样的？
如果一般视频会议形式是小型的，适合用红云极会议的哪种？接口配置是怎样的？
感谢评语：
满意答案匿名网友极会议的 & M1Plus就行，是即插即用的，比较便捷的一体式会议终端。内置1080P高清摄像头；内置接口：USB OTG x 1，USB Host x 1，RJ45 & x 1& HDMI x 1，MicroSD x 1，DC in x & 1；支持人像VGA、内容720P双流XXX演示；外接Jabra 510+ 全向麦克。 & & 大概这些参数应该够你用的啦其他答案（1）匿名网友小的啊，呵呵
最新解决问题列表
问题还没解决？点击查看更多相关“如果一般视频会议形式是小型的，适合用红云极会议的哪种？接口配置是怎样的？”的答案！&&&
相关文章：
相关推荐：极权社会的起源节选
如果假设群众的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意味着他们的极权主义心理妄想已被治愈，那将大错特错，这种心理妄想时常表现为希特勒崇拜或斯大林崇拜；事实上，这种心理妄想是难以医治的。
　　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并且获得了成功——这个群众并不是像大陆民族国家的旧的利益党派一样的阶级；不是对管理公共事务有观点、有兴趣的公民，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党一样。当其它一切政党都只依靠一部分力量时，极权主义运动是依靠纯粹多数的力量。
　　在传统的东方专制的土地上。在印度和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积聚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更有甚者，那里的人典型地感觉到人口太多——这在欧洲还是一种新现象，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大规模失业和人口剧增现象并存——几百年来普遍地蔑视人类生命价值。
　　在那些群众为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组织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就有可能产生。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群众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民，或者由于人数过众，或者由于漠不关心，或者两者兼具时，而不能整合进任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政党、市政府、职业组织、工会。
　　经常有人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利用并且滥用民主自由，以便废止它们。
　　极权运动不能够容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像无法容忍其它各种个人主义一样。
　　阶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政党制度的自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作为利益政党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
　　希姆莱清楚地知道被他组织起来的那些人的精神状况，他描绘的不光是冲锋队员。还包括从中招募冲锋队员的整个阶层的人。他说他们对“每天发生的问题”不感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和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人……知道他所效力的是一项二千年中才有一次的伟大任务”。
　　群众中的人的主要特点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群众产生于民族国家受阶级所累的社会，它的裂痕曾由民族主义情绪弥补过，所以很自然，群众第一次在无助的新经验下，倾向于一种特别暴烈的民族主义，群众的领袖们违背自己的本能和目的，纯粹为煽动人心而顺应于这种民族主义。
　　一党专政只是增加了一个阶级，即官僚阶级，根据社会主义的革命批评家的说法，这个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马克思语)。
　　从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花了两年时间摆脱了苏联社会的整个管理阶层和军事贵族；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工厂、经济和文化团体、政党、军事当局都落入了新人手中，“将近半数的党员和非党的管理人员被消灭，”党员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少八百多万人”被清除。接着又建立了内部护照制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去必须登记和获得批准，最终摧毁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党内官僚。
　　由于熟练地运用反复整肃的手段，苏联社会的群众终于分化了，整肃运动不可避免地开始事实上的团体整肃。为了摧毁一切社会的和家庭的纽带，整肃运动在方式上，威胁被告与整肃一切和他有普通关系的人——从一般熟人到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将遭受同样命运。这种简单直率的“株连罪”(guilt
association)手法造成的结果，使一个人一旦受指控，他先前的朋友们便会立即转变为他的最凶恶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自愿告密，争先恐后地用莫须有的罪证来指控和谴责他：这明显地是他们证明，自己忠实可靠的唯一办法。他们还会倒过来试图证明自己同被指控者相识或结交，只是为了掩护对他的监视，并且揭露他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一个外国间谍，或者一个法西斯分子。成绩是“由你揭发的亲密朋友的人数来衡量的”，很明显，最基本的谨慎态度是要尽量避开一切亲密往来一一不是为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发觉，而是在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麻烦时——杜绝所有的人可能不仅出于一种批判别人的普通廉价兴趣，而且也出于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他们给别人带来毁灭，只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说到底，通过将这种手段发展到光怪陆离的极致，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分子化的和个人化的社会。
　　极权主义运动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同其它一切政党和运动相比，极权主义运动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甚至在攫取政权之前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通常的做法是在实际掌权之后才开始从总体上组织国家，接着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声称他们的组织必将包容整个人类。但是，凡在极权统治并非由极权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俄国是这种例子，和纳粹德国完全相反)，运动必须在事后组织，它的生长条件是虚构创造的，其目的是尽可能制造完全的忠诚——这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其统治思想是任何国家、任何纯粹的暴力机器都未达到过的一种东西，是一种持久不息的运动：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都永久地统治每一个个人。
　　比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的无条件忠诚和对极权主义政府的广泛支持更能扰乱心灵宁静的，是这些运动在社会上不仅对暴民、而且对精英产生无可置疑的吸引力。若忽略这一点，未免显得轻率，因为艺术家的异想天开或学者的天真，以及一些著名人物，都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同情者、同路人和注册党员中可依靠的人。
　　新的群众领袖身上再现了早先暴民领袖的各种特征，这一点很明显：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失败，私人生活的反常和灾难。事实上，在转向政治生涯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失败的，旧政党比较令人尊敬的领袖们无意地造成了他们的失败，这是他们在群众中产生魅力的最有力因素。他们的个人经历似乎体现了当时群众的命运，他们为了运动可以牺牲一切，他们保证为那些受灾难打击的人献身，他们的决心不会动摇，不会受诱惑回到安全的正常生活，他们对声望尊严的蔑视是出于真心，而不只是出于达到野心的动机。
　　他们认为，暴力、权力、残酷都是人的最高能力，人在宇宙中无疑失去了地位，而又过分自傲地渴望有一种权力理论，借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回到世界，与之重新整合。他们满足于盲目地参与体面的社会里禁止的任何事物，而无视其理论或内容，他们推崇残酷为主要美德，因为它同社会上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
　　极权主义运动公开宣称的行动主义，它们在一切政治活动形式中选择恐怖主义，这一点吸引了知识界精英和暴民，正因为这种恐怖主义(terrorsm)与早先的革命团体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不再是一种精心考虑的政策，它认为恐怖行动是消灭某些杰出人士的唯一手段，他们由于自己的政策或观点而成为压迫的象征。恐怖主义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变成了一种哲学，表达失落、厌恶、盲目仇恨，这是一种政治的表现，用炸弹来表现自我，兴奋地看着公众以行动来响应，绝对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成功地迫使正常的社会阶层承认一个人的存在。这种精神和这种手法，就是戈培尔在纳粹德国最终战败之前很久就明显兴奋地宣布过的，假如战败，也懂得如何关上门，几百年不会被遗忘。
　　尽管精英和暴民之间有区别，但是无疑地，每当底层社会使体面社会因恐惧而接受其平等地位时，精英会因之感到高兴。精英成员们根本不反对以文明的毁灭为代价，满怀兴趣地看到那些过去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挤进了这个社会。他们对于历史编纂中大量作伪并不特别愤怒，反正一切极权主义政府都有份，并且也清楚地宣布自己参与了极权主义宣传。他们相信，传统的编史都有作伪现象，因为其中排斥了人类对被剥夺权利者和受压迫者的记忆。被时代否定的人通常都被历史遗忘，创伤加侮辱使一切敏感的良心感到下安，因为“最后一个将会变成第一个”的信念早巳消失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非正义都令人无法容忍，关于正义的天平最终能摆正的希望也不复存在。马克思想根据阶级斗争来重写世界历史，这一尝试甚至吸引了不相信他的论点正确性的人，因为他的最初意图是找到一种方法，使那些被官方历史书排除在外的人为后世所记得。
　　新的群众领袖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厌恶。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能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
　　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须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与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它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
　　极权主义宣传比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地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而事实上，每一份报纸的广告栏都显示这种“科学性”
（scientificity），制造商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一个“研究”机构出马相助，例如论证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同样地，宣传者充满想象的夸张中有某种暴力成分，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惟一预防粉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做骗子。
　　纳粹领袖实际上并不只是利用宣传，他们也相信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很明显，无需改动多少字，就能表达斯大林用两句话所说的信条：“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无论如何，就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概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
　　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用预言形式发表声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与荒谬内容的高度，因为从煽动技巧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争论，只能从控制目前情形出发来发表论点、说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它的优点。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发明这种程序，也并非这种程序的惟一使用者。现代政治普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衷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16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群众的兴起和利用科学性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希望出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
　　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使他们明白，利益是一种集体力量，只有当稳定的社会在个人和群体之间提供必要的传送带时．才能感到利益所在。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
——来引导整个民族进人战争。
　　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再者，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能，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掌权的群众领袖在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中只关心一件事：使他们的预言变为现实。纳粹党人在战争结束时是不犹豫地集中他们尚能掌握的组织，尽可能彻底毁灭德国，以实现他们的预言：如果战败，德国人民就遭毁灭。
　　“永远无误”的宣传效果，以各种可预言的力量的惟一解释者自居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些都鼓舞了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们，习惯于以预言形式来宣布他们的政治意图。
　　在群众领袖夺取权力以实现他的谎言之前，他们的宣传就是以其极端地嘲弄事实为标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编造事实的人的力量。
　　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的岸上。“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纳粹此言，正如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因此他们保证会有一种胜利，不受“暂时”的失败和具体企业的失败影响。因为群众与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胜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们被约束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特殊的集体利益，那是他们感到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便面对逆境也可以坚持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胜利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无论是何种企图。
　　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300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
　　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的世界，而不与常识（common
sense）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如果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语相同,承认同样的动机，那么追求一致的群众就会将虚构接受为真理的最高证明；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一致性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而是编造出来的。
　　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的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纳粹宣传的特点是从群众渴望一致性中获得好处，而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显示出（如同在实验室一样）它对孤独的群众中人的冲击力。苏联秘密警察很愿意使受害者相信他们有罪，尽管他们从未犯过这种罪，而且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根本不可能犯这种罪，秘密警察完全孤立和抹煞了一切真正的事实因素，以使“故事”的逻辑一致性在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书上显得十分明白。在有些情况下，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被骇人的指控和这些指控内在一致性弄模糊了。
　　无疑地，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但是，这只是极权主义政府的宣传手段之一部分，忏悔还不是必要的惩罚。“告白”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特产，用追溯法来奇怪地使罪行成立则是纳粹宣传的特产。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根据它们的理论夺取权力和建立一个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想象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其中通过纯粹的想象，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且使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经验在人类期望方面避免没完没了的震荡。极权主义宣传所拥有的力量——在运动有力量降下铁幕来防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现实来骚扰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中凝滞的平静之前——在于它有能力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
　　极权主义领袖和独裁者的显著特征是头脑简单和目标单一，他们以此来从现存的意识形态中选择最适合于另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的基础因素。“锡安长老们的草案”和“托洛茨基的阴谋”都是虚构的，两者都包含了看似有理的成分——犹太人在过去的非公开影响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极权主义舍此便不能安全地建立虚构的世界。它们的技巧包含着使用并超越现实因素和各种经验因素，来选择虚构，使这些因素在某些领域里普遍化，而这些领域在当时又无疑是个人经验不可能控制的。极权主义宣传靠这种普遍化建立的一个世界，适合于和现实世界竞争，后者的主要缺陷是无逻辑、无连贯性、无组织。虚构的连贯性和组织化的严格性可以使通则化的说法在具体的谎言揭穿后，最终仍能存在——认为犹太人在孤立无援地遭屠杀之后仍有力量，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遭整肃和托洛茨基本人被谋杀之后，仍在全世界进行有害的阴谋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极权主义宣传比其它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更优越，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对于运动的成员们而言，不再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才能完全实现整个生活结构的组织。在纳粹德国，当只有种族出身至关重要，而一种职业取决于人是否具有“亚利安”相貌（希姆莱一向根据相片来挑选党卫军成员），食物发放量的多寡必须追究一个人的祖辈有几个犹太人时，怀疑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就好比怀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样。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失败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虚弱本质。若无运动的力量，其成员立即就会不相信他们昨天还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教条。当运动（亦即庇护他们的虚构世界）被摧毁时，群众就会转向他们原无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地位，或者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愉快地接受一种新的功能，或者沉沦于他们旧日绝望的多余者地位。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只要运动犹存，就会完全疯狂地活动，但不会模仿宗教狂的榜样作为殉道者去死（尽管他们很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去死）。相反，他们会放弃运动这种厄运。向四周寻找另一种有希望的虚构，或者等待前一种虚构重新获得足够力量来确立另一场运动。
　　当一个成员害怕离开运动，远甚于他的非法活动造成的结果时，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运动的成员要比做一名反对者更安全时，这个虚构世界的“现实性”就得到了证明。这种安全感的产生，在于精英组织用有组织的暴力来保护党员不接触外部世界，对于组织内部的虚构世界的完整性来说，安全感与恐惧感一样重要。
　　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处理具体问题的能手，在他们的初期生涯中都致力于人事问题，所以几年后，留在重要的位置上的人几乎全倚仗他的恩赐。
　　然而，这种个人能力尽管在此类生涯的最初阶段，是一种绝对的先决条件甚至在以后也同样重要，但是当一种极权主义运动建立起来之后，确立了“领袖的意志就是党的法律”时，当它的全部层级制度出于一种简单目的而有效地训练成功、能迅速地将领袖的意志传达给一切阶层时，个人能力就不再具决定性作用。达到了上述目标之后，领袖就不可取代了，因为运动的整个复杂结构会由于缺少他的指挥而失去存在的理由。这样，尽管永远会有内部阴谋集团，永远会有人事变动，他们积聚了巨大的仇恨、痛苦和怨怒，领袖的地位仍能在一次次混乱的宫廷革命中保持稳定，这并非由于他的超人天赋（他周围更密切的人常常对此并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这些人真诚地、有意识地相信，若没有他，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失去。
　　每一名官员不仅由领袖指定，而且也是他的活的化身，每一道命令似乎都发自这一永恒的来源。领袖与每一个由他指定的下级领导人之间完全一致，垄断一切责任，这也是极权主义领袖与一个普通独裁者和暴君之间最显著的关键区别。一个暴君绝不会将自己与下属等同，更不用说包揽他们的行为了；他也许会利用他们做代罪羔羊，为了使自己摆脱民众的愤怒，他会很乐于见到他们受批评，他总是与他的所有下属和臣民保持一段绝对的距离。相反，极权主义领袖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他的下属，因为他们总是以他的名义行动；如果他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清除犯下这些错误的人；如果他要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他就必须杀死他们。因为在这种组织结构内，一个错误只能是一种骗局：骗子化身为领袖。
　　对运动所做的一切事情负全部责任，它与它的每一个官员之间完全一致，这导致了非常实际的结果，使谁也不曾经历过一种情况，也就是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或者解释这些行动的理由。由于领袖垄断了解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外部世界看来，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运动的惟一代表，人们仍能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和他谈话，如果他受到责备或反对，他不可以说：别问我，去问领袖。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他可以表现得高于运动。因此，当局外人必须和极权主义运动或政府打交道时，一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和领袖本人的私下谈话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无用的）。真正的极权主义领袖神话是在组织之中，组织使他有可能声称对运动的精英组织所犯的一切罪行完全负责，同时也有可能获得最天真的同路人真诚而天真的尊敬。
　　极权主义运动曾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会社”。
　　秘密会社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最吸引人的相同点是仪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莫斯科红场的游行在性质上与纽伦堡的庆祝政党生日的盛大礼节完全一样。在纳粹仪式的中心是一而所谓“鲜血的旗帜”，布尔什维克仪式的中心是列宁的遗体，两者都在仪式中注入崇拜偶像这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偶像崇拜很难证明——正如有时被认为那样——是假宗教或异教倾向。“偶像”只是一种组织手段，在秘密会社中常用，也常用于以可怕的、令人恐惧的象征物来威吓其成员保守秘密。很明显，人们是通过一种秘密仪式的共同经历（而不是共享秘密本身）来更安全地团结在一起。极权主义运动的秘密即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一定改变那种经验的性质。
　　斯大林将俄国的一党专政改变为极权主义政权，将全世界革命的政党改变为极权主义运动，其手段就是消除宗派，废除党内民主，将各国共产党改造成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秘密会社，特别是革命政党的阴谋工具，其特点一向就是没有宗派，镇压不同政见，绝对中央化的领导。这一切措施都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即保护其成员不受伤害，保护会社不受背叛的危害；要求每一个成员完全服从，使绝对权力掌握在首领手中，这些都只不过是实践中必不可免的副产品。
　　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它需要谨慎的准备和培养，形成极权主义干部学校、纳粹的党卫军奥登斯堡学校（Ordensburgen）、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代表训练中心的一种更重要的课程，尽管这种课程不很明显，但是比灌输种族思想和传授内战诀窍更重要。若无精英与由人为造成的不懂事实、不能区别真理和谬误，运动就不可能向着实现它的虚构方向发展。
　　极权主义层级制度中的最高阶层的特点正是不受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束缚。这些人根据组织来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领袖，在他们看来，领袖既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护身符，也不是一个永远的人，而是这类组织的简单结果；他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其它专制形式（常常是一个集团实施统治、而暴君只扮演一个傀儡统治者的代表角色）相比，极权主义领袖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依赖随从们的忠诚，甚至可以作出杀死他们的选择。
　　由于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水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这种结构的基础并非领袖的言论之真理性，而是他的行动水远无误。若无这一条，在假设永远无误的激烈辩论中，极权主义的整个虚构世界就会四分五裂，立即被真实世界的事实战胜。只有领袖才能防止分裂和失败，使运动朝着永远无误的正确方向前进。
　　在纳粹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同样的不断革命倾向，尽管纳粹没有时间将它实现到同样的程度。他们的「不断革命」也以清除党内派别开始，而公开地只敢声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因为「领袖与他的老卫士们都知道，真正的斗争还只刚刚开始。」。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断革命观念，而是种族的「永远不停的选择」的观念，因此就需要经常使标准剧烈化，便于据此执行种族选择，亦即消灭不适于生存的种族。关键问题在于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许诺要保持稳定局面，目的却是掩盖他们想制造永远不稳定状态的意图。
　　他必须建立运动的虚构世界，作为每日生活中可以触及的有效现实，另一方面，他必须防止这个新的世界产生一种新的稳定；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制度的稳定必然会消灭运动本身，随之也消灭了最终征服世界的希望。极权主义统治者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一种正常化，使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发展。
　　为了对全部居民实行全面控制而作的斗争，想消除每一种与之竞争的非极权主义现实，这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涵；如果它们不将追求全球统治当作最终目标，那么它们只可能失去它们早已夺取的政权。在全世界极权主义的条件下，每一个个人都会绝对无疑地受到控制。因此，上升到权力地位首先意味着建立官方的、受到正式承认的运动总部(或在卫星国里的分部)，得到一个实验室来对现实(或准确地说是反对现实)进行实验，为了最终目的而实验如何组织民众，无视个体性和民族属性，承认尽管条件不完备，但是足以取得部分重要的结果。执行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它长期以来的征服世界的目标，指挥运动的各个分部；它设置秘密警察作为国内实验的执行者和保镖，不停地将现实转变成虚构；最后，它建立起集中营，作为特殊实验室，来完成它的极权控制的实验。
　　这些命令大多数「意图模糊，发布时希望接受者会认出发令者的意图，并且相应地作出行动。」因为菁英组织也并非只有义务服从领袖的命令(这在一切现存的组织中都是委托性质的)，而是「执行领导者的意志」。而且，从党内法庭中对「过分行为」的长期审讯过程中可以蒐集到的情况来看，二者绝不是同一回事。唯一的区别是，菁英组织由于特别被这类目的所灌输，早已被训练得能理解到某些「暗示，意味的不只是单纯的字面内容。」
　　威权原则(principle of
authority)在一切重要的方面是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么残暴也要限制自由。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任何权威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力(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力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他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甚至是确定自身的那个层级。
　　极权主义政府无论外表如何，都不是由一个集团(clique)或一个帮派统治的，这也是它最重要标志之一。希特勒独裁和斯大林独裁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分子化的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孤立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结构的顶层。斯大林几乎枪杀了可以宣称属于统治集团的每一个人，每当一个小集团将要形成时，他将政治局成员随意搬来搬去。
　　职务单位多重设置摧毁了一切责任感和竞争感；它不光使行政背上巨大负担，能力下降，而且实际上使生产力下降。因为各种互相冲突的命令常常使实际工作拖延，直到领袖的命令决定了事情为止。菁英干部的狂热对于运动的功能至关重要，它系统地废除了一切对具体工作的真正兴趣，产生了一种思想状态，每一种可想见的行动都被看成某种完全不同事物的工具。这种思想状态不限于菁英，它逐渐扩大影响到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死问题中最具体的细节都依靠政治决定，亦即取决于和行动表现毫无关系的原因和外部动机。
　　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问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极权主义独裁者比运动领袖更能够而且必须实践经常性的、大规模地撒谎的艺术。
　　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当作准备下一步侵略扩张的准备。由于这种系统地掠夺的经济是为了运动而不是为了民族而进行的，所以作为潜在受惠者的人民和领土都不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饱和点。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外来征服者，他的掠夺不能使任何人受惠。到处造成的破坏也不是为了加强本国经济，而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至于经济目标，极权主义政权在自己国家里随心所欲，就像俗话说的一大群蝗虫。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一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使事情越来越槽，因为它用无情来达到效率，这在周围国家的暴政中也是明显少见的。
　　极权主义的警察完全服从领袖的意志，只有领袖才能决定谁是下一个潜在的敌人，或者(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谁可能挑选出秘密警察的干部作为清除的对象。
　　在极权主义国家，由警察统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为使人潭没无间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跟抢进来，身后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普通痕迹。与这种将人彻底抹掉的最新发明相比，旧式的政治谋杀或犯罪谋杀的方法的确效率不高。谋杀者留下一具尸体，虽然他竭力掩饰他自己的踪迹，但是他没有能力从幸存者的世界里抹去受害者的痕迹。相反，秘密警察的行动奇迹般地留心使受害者在别人心目中似乎从来就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强迫劳役作为一种惩罚，在时间和强度上都有限制。罪犯保留有人身权利；他并非绝对受折磨，也并非绝对被统治。流放只是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仍然与人类居住在一起；它并不将人完全排除出人类世界。历史上的奴隶制曾是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制度：奴隶不像集中营囚徒那样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因此也不会失去别人的保护；他们作为劳动工具，有特定的价格，作为财产，他们有特定的价值。集中营囚徒没有价格，因为他总是可以被取代：谁也不知道他属于谁，因为谁也没见到过他。从正常社会的角度来看，他绝对是多余的，尽管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例如战时的俄国和德国)他被用来劳动。
　　通向极权统治之路上重大的第一步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juridical person in
man)。这一步的完成是通过将某几额民众驱赶到法律保护之外，同时用剥夺公民国籍的办法，迫使非极权主义国家认可无法律状态(lawlessness)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正常的惩罚制度之外建立集中营，在那种根据惩治法条定罪的正常法律程序之外，挑选人充当集中营囚徒。
　　摧毁人的权利，剥夺他的法人身分，这是完全控制他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不仅应用于一些特殊颖型的人，例如刑事犯、政治反对派、犹太人、同性恋，对他们的实验早已做过了，而且也应用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的每一个居民。对于极权主义统治来说，自由赞同与自由反对一样是一种障碍。任意在无辜民众中选择逮捕对象，破坏了自由赞同之有效性，正如严刑与死亡不同——摧毁了反对的可能性一样。
　　纳粹的所谓「民众利益」(Vollksnutzen)常常变动(因为今天有用的东西明天会变成有害的)，永远变动的苏联党的路线(常常是逆动的)几乎每天都在为集中营制造新的民众群体，它只保证了集中营能继续存在，由此继续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这里有多少人仍然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于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西方世界至今(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奇里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海克托(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当一个人面对选择，或者背叛(因此要谋杀他的朋友)，或者使他的妻子儿女(他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要对她们负责)去送死；即使他自杀，也意味着直接谋杀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作选择？这种选择不再在善与恶之问进行，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作选择。纳粹分子们允许那位希腊母亲选择，她的三个子女中有一个必须被杀死，有谁能够解决她的难题？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布，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l)，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
　　因为毁灭了个体性就是毁灭了本能，毁灭了人的力量，从他自身的源泉中开始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它不能以对环境和事件的反应为基础来被解释。剩下的只是人面儡傀，行为都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一切反应都很可靠，即使走向自己的死亡，所做的也只是反应而已。这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胜利：「党卫军的胜利，要求受折磨的人毫不反抗地走向绞架，他宣布放弃自身，摈弃其身分。这不是没有目的的，党卫军人希望他失败，不是纯粹出于虐待。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成功地在受害者走上断头台之前就已摧毁了他……这种无可比拟的最佳方法能使一整个民族处于奴役之中，处于投降地位。人类像哑吧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过程更可怕。看到这一切情形的人对自己说『他们就这样没落了，在主人的于里必然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他转身而去，内心充满痛苦，而且彻底被击垮了。」
　　极权政体如此坚决、世故地替这个世界廓清对于常识的功利期望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同时强加了一种超意义(supersense)——当他们假装发现了历史的关键或解决宇宙之谜的钥匙时，意识形态的确总是有意义的。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毫无意义之上，悬置着意识形态迷信的荒谬超意义。只要不去认真地相信意识形态，它就是无害、不持批判态度、任意的观点。一旦它们自称完全有效，就变成了逻辑系统的核心，在这种逻辑系统中，就像在偏执狂的逻辑系统中一样，每一种事物统统被包括在内，一旦大前提被接受，一切都会被强制地包括在内。这种系统的错乱原因不仅在于大前提，而且在于他们建构的那种逻辑性。一切主义的奇怪逻辑性，他们头脑简单地相信顽固奉献的救世价值，而不顾及具体的、变化的因素，这里面早已埋伏了极权主义蔑视事实的最初细菌。
　　超意义赋予蔑视现实的作法以说服力、逻辑性和连贯性。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目前的制度优于其他一切制度，其中的真正极权主义手法是，极权统治者从这一宣言中得出无瑕的结论，即，若无这种制度，人们绝不可能建造奇妙的东西，比方说，一条地下铁路；他从这一点中又得出逻辑结论，任何人只要知道巴黎有地下铁路，他就是可疑分子，因为他可能引起人们怀疑只有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人才能做事。这就导致了最终结论，为了继续忠于布尔什维克，你必须去捣毁巴黎地下铁路。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始终一贯的态度最重要。
　　正是主要为了这种超意义，为了逻辑的连贯一致，极权主义就有必要摧毁被普遍称为人类尊严的一切过象。因为尊重人类尊严意味着承认我的同伴或其他民族都是主体，是世界的建造者，或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
　　在完全极权主义的政府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经常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
　　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性而闻名：它们将科学方法和相关的哲学结果结合起来，伪装成科学哲学。“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指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科学的题材，正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zoology）的题材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也有一个附尾字logy，所指的正是logoi，一门“逻辑知识”，关于其题材的科学陈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就会变成一门伪科学和一门伪哲学，在同时跨越了科学和哲学两者的界限。
　　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是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
　　在从整体上解释一种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时交换必要的哲学思想，其危险主要并不在于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之险，而是将人能力中的内在自由换成简单的逻辑外衣，人以此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种外部力量强迫一样。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它各种意识形态“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之发生，原因是它们原先根据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各国内部的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比其它各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它各种主义的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抓住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印象，好象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事实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
　　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进人恐怖运动）欺人耳目地简单而且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采用这些手法，将它们因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语）和“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着手驱使意识形态的含意进人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极端，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一个“垂死的阶级”包括该死的人：“不适宜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消灭。谁若同意有“垂死的阶级”这一种东西存在，但是不得出应该杀死它们的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杀光“不适宜的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地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希特勒和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极权主义要求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但是制造受害者和杀人者的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Ｂ和Ｃ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Ａ。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看来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依靠这种基本恐惧．并且争辩如下：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从事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惟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党知道历史法则，必须惩罚之。至于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是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毫无意义；你说的Ａ，透过它逻辑地产生的Ｂ和Ｃ，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依靠强迫力（compulsion），使我们能够强迫自己，为了有限动员那些统治者仍然需要的群众；这种内在的强迫力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logicality），除了人开价创造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思维服从逻辑这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
依靠这个过程，产生他的思想。由于这种服从，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行动自由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心自由。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人际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未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当然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