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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尼系数看我的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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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尼系数看我国的收入分配熊仁义（湖北第二师范学院430205）摘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进程中，人们的收入保持着快速增长。但是各地、不同人群的增长速度有快有慢，人们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作为经济学中衡量贫富差距的公认的指标——基尼系数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基尼系数的含义以及应用得到重视，同时，基尼系数在应用中也存在一些不足，重视基尼系数，及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公平Abstract:oureconomyhasbeendevelopedsofastthatpeople’sincomeisaccordinglyimproved,however,theincomeincreasingvelocityisnotsame.thedifferenceamongpeople’sincomebecomelargerandlarger.so,theGINIcoefficientisusedtopoint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GINIcoefficientandthepopulationparameter.theadviceisproposedtochangethefairnessofincome’sdistribution,Keywords:GINIcoefficient:incomedistribution:fairness基尼系数的含义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能在0和1之间取任意值，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就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就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在中国的应用我国基尼系数的概况根据联合国2004年的报告，我国2001年的基尼系数为0.447，最穷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4.7%，最富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50%，贫富比差为10.7。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我国2004年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0.54，也就是说，虽然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使我国居民在整体上收入增加，但是社会成员中“蛋糕分配”的非均等程度在扩大，当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与国际接轨进入小康或富裕型社会的同时，我国的下岗工人、民办教师、弱势群体以及西部农村还极为贫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9，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为0.3，到1990年为0.42，90年代中期1995年为0.43，到2000年已经达到0.45，2005年接近0.47，这些数据反映了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整体摆脱贫困的同时，人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没有缩小，而且在日益增大。同时，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基尼系数的变化具有阶段性特点。全国基尼系数主要是在1985年之后呈较快上升态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则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在年呈平稳状态，在1998年又较快回升，近年来已经多次突破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我国基尼系数扩大的原因①经济体制上的原因。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收入分配由国家统一安排，普遍收入不高，平均主义色彩浓重，人民收入差距并不大，这一阶段的基尼系数很低，维持在0.2左右。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高增长的宏观环境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劳动人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先恐后，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因地治宜，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个人收入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次财产制度的变革，对城乡之间居民财产分布差距的变化起了重要影响作用。一是农村土地改革，二是城乡共有住房改革。两次重大该改革措施，在增长居民收入的同时，也拉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表现在基尼系数上就是不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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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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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现实：一个求同存异的分析框架
本文见《比较》2012年第2期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论语》
人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关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上。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高速经济增长一旦减速甚或停滞，收入增长也相应地减慢或者陷入徘徊。与此同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上，在经济增长停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相反的情形是，在经济增长及至收入增长停滞的条件下，收入差距往往进一步恶化。其二，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如果严重性达到了某种限度且没有有效政策手段予以制止，则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降低，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以及减速乃至停滞的原因。
随着中国到达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状况的改进越来越成为紧迫的任务，也是大多数居民对政策的殷切期待。同时，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相比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改善收入分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理论上可以期待一个收入差距从峰顶上开始下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不过，收入差距缩小的转折点不会自动到来。本文概括库兹涅茨式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若干新事实，综述和评说关于中国收入分配趋势的不同判断，解释收入分配现状，提出如何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创造条件的政策建议。
一、新库兹涅茨事实
库兹涅茨在其著名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一文中，着重于回答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进程中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是恶化还是缓解，以及哪些因素决定其长期水平和趋势①。换句话说，库兹涅茨事实是关于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先扩大然后缩小这一趋势的观察、解释和经验检验。库兹涅茨本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经验的不完整数据，后来的研究已经在其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总体而言，从库兹涅茨假说的扩展和检验文献，以及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状况的新事实的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库兹涅茨事实的基础上，影响收入分配变化方向的因素多种多样，并且依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发展阶段、政策取向不同，可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①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 1955, pp. 1-28.）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特别是与验证库兹涅茨假说相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被总结为诸多特征化事实①。但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过分拘泥于对倒U型曲线的检验，许多研究者忽略了库兹涅茨假说背后的至今仍然颇有价值的思想、分析角度和分析逻辑。至于从更深层面出发，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特点，全面评说收入分配现状和趋势，及至提出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促成库兹涅茨转折点，更是迫切呼唤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理解。（①直接使用“特征化事实”这个术语的文献如Montek S. Ahluwali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Some Stylized Facts,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66, No. 2, May 1976, pp. 128-135。）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倘若应用库兹涅茨的分析框架，或者以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先扩大后缩小，呈倒U型变化轨迹的假说为基准，就需要从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出发，回答哪些因素可以打破储蓄或资产积累造成的马太效应，以及城乡人口相对份额的变化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收入分配变化趋势。换句话说，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应该遵循一个主线，即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基本市场力量。要想理解如何创造条件迎来中国的库兹涅茨转折点，须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出发，在更加广阔的层面着眼。下面，我们以分析中国问题为出发点，根据自身分析的需要，归纳若干新库兹涅茨事实，主要是指与库兹涅茨事实有关的，特别是近年来与解释和检验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有关的研究结论。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文力图选择和概括那些对中国收入分配现实及其判断有密切针对性的研究结果，因此，在作归纳时，难免挂一漏万。
关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第一个新事实是，该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在发展阶段上的重合。库兹涅茨猜想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潮之后一系列力量相关的因素，都可能有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人群（如落户的进城移民）的相对收入状况。而他所描述的这种发展阶段，其实就是剩余劳动力显著减少，从而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的刘易斯转折点①。南亮进等人的研究发现，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可以解释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长期趋势以及高速经济增长②。与此相应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扩大。按照逻辑，当日本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时，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工资趋同等现象必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③。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虽然日本收入集中度的大幅度下降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战后特别是当日本于1960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收入集中度的下降趋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逻辑更加相符④。（①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库兹涅茨的分析是建立在二元经济发展框架基础上的。有关综述可参见Joseph Deutsch and
Jacques Silber, The Kuznets Curve and the Impact of Various Income Sources on
the Link Between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No. 2001-03,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ar-Ilan University, 2001。②Ryoshin Minami and Akira
Ono, Behavior of Income Shares in a Labor Surplus Economy: Japan?s Experi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29, No. 2, 1981, pp.
309-324.③Ryoshin Minami,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in the Project of 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s Toyo University “The
Discussion on the Changes in East Asia Labor Market Based on Lewisian Turning
Point Theory”, Tokyo, 18th – 19th, July 2010.④Chiaki Moriguchi and Emmanuel
Saez, The Evolution of Income Concentration in Japan, : Evidence from
Income Tax Statist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0, No. 4,
2009, pp. 713-734.）
与库兹涅茨假说相关的第二个新事实是，收入分配改善抑或恶化与政府意愿和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在解释如何消除储蓄集中对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累积效应时，库兹涅茨指出了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的作用。大量新事实也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然结果，而受到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倾向与实际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政策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影响十分显著①。（①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
虽然围绕劳动力市场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领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类制度安排是否会削弱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激励机制上面，而对于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关系，学界则有着更多的共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经验研究都表明，比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确具有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①。（①R. Freeman, Labour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chapter 34
of P. Blyton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8; R. Freeman, Labour regulations, unions,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rket distortions or efficient institutions?’, in D.
Rodrik and M. Rosenzweig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 Amsterdam:
Elsevier.）
与库兹涅茨假说有关的第三个新事实是，收入分配状况受到产业和技术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影响。库兹涅茨本人指出，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机会或者服务业发展都使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可能，他把这种可能性作为倒U型曲线的辅助论据。在科技发展迅速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多的观察和证明丰富了这方面的证据库。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考文指出，由于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并且新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具有获取公共资源，投资于仅仅使少数人获益的“私人产品”领域的性质，因而无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①。类似的情况，如资产收入占主导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①Tyler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New York: Dutton, pp. 20-22.）
萨缪尔森证明，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既然在一个国家内，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或受教育水平不足以按照国际分工要求与时俱进地更新技能的群体，可能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①。这无疑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点直接相关，即一些劳动者群体的技能不能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例如，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首先导致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削弱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的激励，进而使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大量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外流，使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①Paul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8, No. 3, 2004, pp. 135-146.）
有助于回答库兹涅茨之谜的第四个新事实是，把实行再分配政策作为关注重心而忽视众多有利于经济增长因素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效果方面远不如经济增长绩效本身。在拉丁美洲国家，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仅仅着眼于增长与再分配，而无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风险、外部制约以及经济当事人对积极的非市场政策的反应，因此，对收入分配不但没有助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造成灾难性结果①。在21世纪前10年，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济表现良好，同时也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明显改善，基尼系数大多显著降低。（①Rudiger Dorn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 Macroeconomic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 .）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梅佐乔诺现象。意大利在解决南部（梅佐乔诺）地区发展长期落后于北部地区的问题时，采取了以转移支付和工资均等化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政策，助长了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引导资源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抑制了有利于缩小生产率差距的私人投资。其结果是，进一步降低了落后地区的竞争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生产率没有实现趋同，反而扩大了区域发展差距，低收入群体也未能真正获益。而统一后的德国旨在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政策，一度也引起人们担心重蹈梅佐乔诺的覆辙。然而，德国的区域政策更加注重鼓励私人投资，制度建设更加注意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防止寻租活动，因而总体来说避免了梅佐乔诺式的命运①。（①Andrea Boltho, Wendy Carlin, and Pasquale Scaramozzino, Will
East Germany Become a New Mezzogiorno?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4 (3),
241-264.）
二、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收入分配
让我们回到中国这个主题上。中国经济在其增长的巅峰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至今实现了年均GDP增长率接近10%的发展时期，呈现出典型的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发生深刻变革、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中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以及城市就业扩大的过程，既有二元经济发展的共性，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同时有着诸多中国体制转型的特点。作为影响收入分配状况的一个基本因素，不妨首先以城乡居民就业扩大为背景做一考察。
根据推算，在2009年城镇3.1亿就业人员统计中，有大约12.5%是农民工，约为3
896万人，远低于实际农民工数量。2010年底全国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1.53亿，其中95.6%进入城镇。因此，我们需要把城镇就业统计中的农民工刨除，形成城镇居民就业的数据系列，然后，再通过国家统计局每年的报告，得出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总规模。我们观察这两个就业规模的每年存量，并将其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进行比较（表1）。从中可以看到，在考察的年期间，城镇就业总量的增速快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两者的比率逐步提高。这个变化显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镇失业人口和冗员的减少，这个变化逐步推动着二元经济的转变。
在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种力量从不同方向上影响收入分配。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就业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因此，这方面的作用是倾向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另一方面，既然各种收入不均等指标都显示了收入差距扩大，而且城乡居民不断表达着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那些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占主导地位。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考察这些因素。
首先，农民工获得高于务农所得的工资性就业岗位，整体上降低了农村的贫困水平，即使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抑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效应。以土地均等分配为制度基础的家庭承包制，保证了劳动力流动是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自愿选择，因此，即使工资率不变，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也足以显著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观察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的增收效果，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果。除去那些家庭劳动力不足或有就业能力缺陷的家庭，许多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就业不充分。而且，以往的研究表明，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往往被那些有明显技能或者有家庭背景、有影响力的人群率先获得，而大多数贫困家庭与此无缘。因此，能够外出打工就意味着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研究表明，贫困农户通过劳动力外出途径，可以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8.5%～13.1%①。毋庸置疑的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不足的贫困家庭，也往往遇到无力克服迁移障碍的困境，不能充分从劳动力流动中获益。（①Yang Du, Albert Park, and Sangui Wang,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3, No. 4, 2005, pp.
688-709.）
第二是工资性收入对农户增收的贡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农民家庭纯收入来源被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外出就业机会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农户工资性收入，提高这个收入成分占农户收入的比重，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源泉。根据官方统计，农户工资性收入占比从1990年的20.2%提高到2010年的41.1%，而在2010年的农民纯收入增量中，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48.3%。
第三是被统计体系中的住户调查所遗漏的打工收入。由于官方统计系统内的住户调查是分城乡独立进行的，因此，举家迁入的农村家庭和外出打工的农村家庭成员，既因难以进入抽样范围而被显著排除在城市样本外，又因长期外出不再作为农村常住人口，而被大幅度排除在农村样本住户的调查覆盖之外。虽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解释，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的外出从业人员，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但是，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看病等）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算家庭常住人口，这部分外出从业人员的收入，不能反映在农户收入中。因而，农民工务工收入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低估了。
其次，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在很长时间里阻止了进城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户籍制度也置他们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位，形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发挥识别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努力程度的作用，工资差别有所扩大。以2001年为例，农民工小时工资比城市本地工人低39.6%，这个工资差距中的63.9%是因为人力资本等个人特征的差别，而36.1%则来自于户籍身份等歧视因素①。此外，从农民工与本地职工的工资差别看，其中既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也存在对本地职工的保护。例如，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约翰·奈特和宋丽娜发现，农民工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他们工资率的3.86倍，而本地工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只是他们工资率的80.5%②。（①Cai Fang, Yang Du and Meiyan Wang,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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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②John Knight and Lina Song, 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8.）
第三，市场化改革的许多做法，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经济成分多元化；经济资源和资产存量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使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收入越来越重要的来源。根据抽样调查，2002年全国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50，高于居民全部收入基尼系数0.454①。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也有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按照功能性分配假设，资产性收入份额的相对扩大会相应产生扩大收入差距的效果。这同时为中国体制转型的特点所强化，因为资源和资产的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不透明和不公正的问题，因而形成高度的集中化倾向。（①赵人伟、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研究》，载李实、史泰丽、别雍·古斯塔夫森编著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最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旨在减贫、扶贫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和扶贫效果。通过实施国家扶贫战略、旨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相关区域发展战略、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以及各种相关项目等，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并且为安全网有效覆盖。按照一致的贫困线标准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9
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
688万人，相应的，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2.8%。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覆盖率大幅度提高①。然而，相关政策措施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却存在争议。正如许多普遍流行的关于收入不均等的指标所显示，主要表现为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部门之间工资差异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的不均等状况，仍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2011年，新华网，//c_.htm。）
随着2004年以来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工资水平持续大幅度提高，中国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库兹涅茨的设想，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各种力量都倾向于汇集起来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也就是说，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应该导致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相继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一个表现就是农民工工资的持续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有若干含义。第一，由于很久以来进城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新变化，反映在农民工供给不再无条件地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因此，这种工资上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信号，也必然导致农村中农业和非农产业工资的提高（图1）。第二，与城市居民劳动者相比，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多从事非熟练工作，因此，农民工工资上涨也反映了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事实上，不同就业群体的工资趋同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劳动力市场现象。第三，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上涨更快，进一步表明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工资趋同，至少缩小了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可见，刘易斯转折点无疑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现有的研究中，当分解全国收入差距指数时，泰尔指数具有按照样本地区分组进行分解的特点，即全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已有的此类分解研究表明，在整个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40%～60%之间①。因此，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有实质性的缩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整体收入不均等程度也会缩小，或者至少扩大趋势会受到明显的抑制。（①例如请参见Ravi
Kanbur and Xiaobo Zhang,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04; Guanghua Wan, Understanding Region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rends in China: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ries 53, No. 1, March 2007。）
此外，与刘易斯转折点不无巧合的是，2004年也是政府旨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政策力度明显增大的拐点。自此之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包括：（1）出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劳动法规，推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地方政府则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进一步上涨；（2）废除农业税及一系列相关务农负担，并逐年加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规模，不仅显著提高了务农收益，也提高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有助于改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3）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等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政策；（4）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尝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降低了农民工就业和落户的制度门槛。
三、关于收入分配现状的争论
从纯粹的库兹涅茨假说出发，以及参照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库兹涅茨转折点或迟或早应该与刘易斯转折点契合。因此，既然中国已经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应该有所显现。对此，研究者和观察者从各自掌握的数据，采用不尽相同的方法，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几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趋势，并且尝试从不完善的统计体系中挖掘出相关的证据。高文书等从现行城乡住户收入统计的缺陷出发，选择一个发达地区省份浙江和一个西部地区省份陕西，通过对包括统计局记账户和抽取的其他住户进行调查，重估了被城市和农村遗漏的农民工收入。结论是，仅因官方统计系统的住户调查抽样和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就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13.6%，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被低估13.3%，城乡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31.2%①。（①高文书、赵文、程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计的影响》，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
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8～242页。）
既然这个遗漏是与劳动力迁移有关的现象，很显然，刘易斯转折点前后这个因素的表现最为显著。可以设想，如果矫正了这个统计缺陷的话，城乡收入差距将呈现缩小的趋势，进而改变整体收入不均等的情景。一项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证实，如果把农民工的收入包括到居民收入中，采用各种不均等指标计算的收入差距或多或少都降低了，虽然因数据所限，尚无法证明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否因此得到了逆转①。（①Cai Fang, Du Yang and Wang Meiyan,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7, 2011,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Beijing.）
有学者通过模拟得出结论，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迁移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①。显而易见的是，户籍制度迄今为止尚未根本改革。不过，如果从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流动和城市排他性基本公共服务这两个内涵，而不仅仅是人口登记形式来观察，伴随着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发育的进程，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②。所以，如果我们承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正处于不断消除的进程中，并且取得了一定进展，按照逻辑，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就应该是可以期待的。（①John Whalley and Shuming Zhang, Inequality Change in China and
(Hukou) Labour Mobility Restri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s, No.1.②Cai
Fang, The Hukou Reform and Unification of Rural-urban Social Welfare,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9, No. 3, 2011, pp. 33-4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学家结合中国数据特点，使用一些新方法和新指标，特别是把农民工加入样本后进行度量，肯定了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政策的积极效果，得出中国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的结论①。他们对中国基尼系数的重新估计表明，继2002年基尼系数达到0.492之后，2004年达到最高点，随后就明显下降，2010年下降到0.464。此外，根据他们的研究，工资差距、居民组别收入比以及省际收入差距等指标，也显示了转折的迹象②。（①Richard Herd, A Pause in the Growth of Inequality in China?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748, OECD, Paris, 2010.②Richard Herd,
Recent Movements in Inequality: A Preliminary Overview, presented at the CASS
Forum on Inequality, 6 January 2012, Beijing.）
有研究者尝试实证检验中国是否呈现出库兹涅茨转折趋势。例如，李实分别利用城乡住户调查的收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个方面检验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总体上否定了库兹涅茨设想的倒U型关系①。不过，这并不像作者所声称的那样：该检验没有支持库兹涅茨假说，而只是没有发现中国已经到达库兹涅茨转折点而已。这也并不意外，因为按照理论推论，我们通常认为库兹涅茨转折点是刘易斯转折点的结果，因而前一转折点更有可能发生于后。李实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截止到2005年，所以，没有看到库兹涅茨转折点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在该作者分别用农村住户、城市住户和全国平均数据进行检验时，发现城市的收入分配状况更接近于库兹涅茨转折点。由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表征性指标，如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都首先在城市发生，因此，城市率先到达库兹涅茨转折点也是符合逻辑的。（①李实，《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载蔡昉主编《中国经济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3～259页。）
中国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的更重要证据是收入不均等指标如基尼系数呈提高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全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①。按照具有连续性的调查数据（CHIPS）所计算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2年的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55，进而提高到2007年的0.478②。此外，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趋于降低，也引起普遍的关注。白重恩等以资金流量表分析为基础，发现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领域，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都有明显的降低趋势，标志着不利于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的一种态势③。（①Martin Ravallion and Shaohua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②Richard Herd, Recent Movements in
Inequality: A Preliminary Overview, presented at the CASS Forum on Inequality, 6
January 2012,
Beijing.③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王小鲁采用非常规的调查与估算方法，发现中国居民收入中有着规模庞大的隐性收入，其总量在2008年高达9.26万亿元，完全游离在常规统计体系之外①。根据这一估算，2008年城镇居民的真实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统计数据所显示水平的3.19倍，并且这种隐性收入的80%以上为收入最高的10%居民所有。由于这类收入的很大部分是非法所得或者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所以通常被称为灰色收入。根据作者2005年和2008年两次调查，可以看出这个灰色收入部分有扩大的趋势。如果把这个巨额隐性收入以极端不均等的方式摊到不同组别的居民收入中，收入不均等无疑将大大高于目前各种指标所显示的程度。（①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载宋晓梧、李实、石小敏、赖德胜主编《中国收入分配：探究与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
无论是一般性的观察还是专业性的研究都承认，按照国际标准来说，中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是较高的。然而，关于收入分配状况是在继续恶化还是呈现改善趋势的判断，以及什么因素主导着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在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对于学术上的争论，通常有求异和求同两种态度。诚然，求异是任何科学研究的起点，也是为了在突出差异性的情况下，突出不同视角和不同方法，更加鲜明地主张自己的观点，以引起社会的更广泛注意。不过，采取求同的方法，也有利于把不同观点和不同视角结合起来，形成更加全面的判断。换句话说，我们假设上述彼此对立的判断在特定的限度内都有合理的成分，但是需要找出这个特定的限度所在，借用不同研究所提供的看似对立的证据填补各个限度之间的缝隙。下一节我们着眼于综合各种观点与证据，通过求同存异，尝试构建一个全面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框架，回答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的一些认识上的疑惑。
四、解释收入差距变化趋势
收入分配问题可以从诸多角度观察。从国民经济账户层面，可以观察生产要素分配份额的状况及其变化，也可以观察经济总量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分布。从个人收入的层面，可以观察居民收入在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全部收入分配状况，也可以分别观察工资差异、财产性收入差异，以及初次分配结果和再分配效应等。总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则是上述各种差距的综合反映。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目前研究者关于收入差距的争论中，各种证据所依据的数据不尽相同，并且由于数据的局限性，采用的指标和度量的方法也不一样，因而并没有完全聚焦于同一论题上面。由于归根结底我们关心的是居民收入的不均等状况，因此，居民收入是一个有益的研究基点。
借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先看城镇居民收入的总水平及其分配。为了使信息更加丰富，我们同时观察消费总水平和差异状况（图2）。首先，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很快。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年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1%，如果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来衡量的话，年均增长率为7.3%。其次，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之后，已经呈现缩小的迹象。我们分别计算了两个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两个消费性支出的差异指标，即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费的十等分中最高10%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率（分别为图中的“收入比2”和“消费比2”），以及最高10%与最低10%的比率（分别为图中的“收入比1”和“消费比1”）。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无一例外都经历了2005年以前的上升和随后的下降，表现出某种转折的迹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不过，城镇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缩小的转折迹象，不能得到社会舆论和众多研究者的认同。例如，社会学家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所做的社会问题综合排序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始终被公众列为所关注社会问题的第三位，即分别有32.4%、28.0%和31.6%的接受调查者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①。影响社会对收入分配状况感受的因素众多，而且处于不同收入组别的人群有不尽相同的满意度。我们可以立即给出的回答是：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刚刚显现的一定转折迹象显然并不足以提高人们的满意度。不过，我们并不打算停止在这个解释上面。（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2011年中国民生及城市化调查报告》，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一般来说，居民收入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主要来源，即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或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很显然，这三个部分收入的增长和构成情况，影响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状况。不过，在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要复杂得多，收入取得的方式也五花八门，远非用几个组成部分便可以清晰地加以涵盖。正如农民工收入的很大部分被现行统计制度所遗漏一样，城镇居民收入也被大幅度低估了，而这个低估的部分并非均等地在各收入组之间分布。特别是在就业的劳动报酬和合法经营所得之外，许多隐性收入来源可能具有不愿意为人所知的性质。
首先，这样的收入来源趋于大规模产生和大幅度增长。中国设立的经济改革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了提高长期以来没有成为收入流来源的各种自然资源和资产存量的使用效率，通过诸多领域和各种形式的体制转型，分别在国有经济重组中把大量资产民营化，在资源重新配置中将矿产等自然资源转到个人或集团手中，在土地开发中把土地收益权变成个人或企业所有。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可以形成收入甚至是长期的持续性收入流的各种资源和资产被切割和分配，从名义上的国有制和实际上的无人所有，转为个人或集团所有，继而形成个人的收入。
其次，这种资源和资产的分配缺乏监督，许多操作不规范、不透明，甚至违法违规现象也很普遍，因此其随后产生的收益往往具有灰色收入的性质。许多这类资源及其收入流的占有，来自于土地出让、国有资产让渡、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直接和间接投融资活动，不平等、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占有各种资源所得，如垄断信息、国有资产、土地、矿产资源等带来的收入，或者不正当经营如偷税漏税、违法违规违纪所得等，显然会被瞒报。有调查显示，收入越高的群体越不愿意如实报告收入，收入最高10%那一组不愿意报告真实收入的比例高达70%左右①。此外，享有上述获取收入机会的人群的居住地特点，也往往使其最容易被住户调查所遗漏或有意放弃。（①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2007年总第31辑。）
不仅如此，获得这类能够产生持续收入流的活动，无异于旨在获得独占权和特许权的寻租活动，由于存在着不透明、不公开、不公正，资源分配过程中也滋生出大量不合法交易从而形成不合法收入。可见，灰色收入的规模和扩大趋势，取决于资源分配和占有方式能否被置于有效的法律监督之下。在实质性的监督生效并遏止这些活动之前，灰色收入将不断产生。
最后，既然上述过程所产生的收入和收入流是与特权和寻租行为相伴而来，其分配自然是以极端不均等的方式进行的，构成了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根据王小鲁的估计，如果把2008年各类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加入现行统计收入中，重新估计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统计数字的3.19倍，并且80%集中分布在10%最高收入组中①。从这个庞大的规模和极端的集中程度，我们不难想象灰色收入在收入差距的扩大中起着何等重大的作用。（①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载宋晓梧、李实、石小敏、赖德胜主编《中国收入分配：探究与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
根据住户抽样调查的性质，样本户记录在统计报表中的家庭收入主要是劳动所得和合法获得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而学者估计的灰色收入是外在于住户调查收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王小鲁估计的灰色收入加入统计的居民收入分组中，来看一下收入分配状况会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在必要与合理的假设下，我们按照以下方式做处理，得出一种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可能的情景假设。
我们以统计的城市人均收入为基点，所有的灰色收入按照各自的增长速度分配到各年份的不同组别中（这里主要使用最低10%和最高10%两个收入组），到2008年恰好各组的灰色收入比重与王小鲁的调查数相同，并按照同样的增长率推算到2010年。按照相同的方法，我们重新估计了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我们的目的是看加入灰色收入后分配状况的变化趋势，而不在乎各组收入水平究竟多高，所以这个假设是合理的。然后我们计算最高10%收入组与最低10%收入组的比率，并与按照统计收入计算的比率进行比较（图3）。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否认统计的人均收入数字的准确性，也并不需要赞同王小鲁所估计灰色收入的具体数量水平，上述模拟只需说明两个问题便是有意义的。第一，在资源和资产分配严重不透明、不规范和不平等的情况下，存在这样一块巨大的隐性收入，并影响着真实收入分配状况。第二，按照理论预期，把这个被遗漏的灰色收入加入统计收入中后，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应该大幅度加重，并且不会显示出缩小的趋势。
如图3所显示，在常规收入所形成的差距（统计比）显示出某种程度缓解倾向的同时，含灰色收入在内的全部收入所形成的差距（估计比）仍呈现持续扩大的势头。这说明，如果剔除特殊的体制转型中的不正常现象，以劳动所得为主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符合库兹涅茨转折点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而到来的理论预期。然而，把中国体制转型的特殊因素考虑在内，如果居民真实收入有巨大的部分来自于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而且这部分收入的分配严重不均等，则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库兹涅茨转折点远没有到来。而普通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纯粹的理论预测没有失效，但不能从复杂的现实中直接得到证实。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容不得意气用事，仅仅为了自成一家而盲目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从理论出发认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已经到来，而无视现实中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及其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应和经济后果，明显是过于书斋气了，也因此会降低其研究的政策针对性。然而，仅仅看到并揭示收入差距的存在现实，但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所能得出的政策含义也不免粗糙，甚至有可能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单纯渲染引导政策误入缘木求鱼的方向，因针对性不足而实际效果不佳。
例如，如果不能揭示导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资产的分配不公，就可能把政策引向工资均等化的轨道上，过度依仗在劳动报酬为主的常规收入上的再分配，而并不能触动不合理地大规模占有资源的群体，反而伤害中等收入者。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含义的缺失，还会引导政策忽视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弊端和潜在的更大风险。当我们认识到导致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继续恶化的主导因素是资产性和财产性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的情况下，政策方向便会相对明确，收入分配政策需要转向一个以往被忽视的方向。
解决收入不公问题应从增量、存量和收入流三个角度着手。解决造成这种收入分配状况的增量，应着眼于在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真正以法律为依据，通过规范的程序，从制度上杜绝权力的介入。为防止农村集体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剥夺，要加快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确权，严禁任何形式的对农民物权的侵害。国有经济仍将不断重组，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和集团的手上，需要明确和严格界定产权，规范产权变动。加强对握有资源分配权力的政府官员的监督，加大反腐和防腐力度，最大限度消除领导干部个人的资源分配权力，是更根本的解决办法。解决已经不合理地形成的个人或集团资产的存量，应着眼于利用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为此，旨在调节收入分配的遗产税和房产税等税种应尽快出台。同时，鼓励和推动企业职工持股，也具有一定资产占有均等化的效果。解决由资源不平等占有形成的收入流问题，应着眼于利用法律手段调节。目前中国税制结构的特点是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税制不具有累进的性质，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
毕竟，影响收入分配状况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和不变的，今天的主因也可能在未来让位于其他因素。在抓住最重要的且有纲举目张效应的因素之后，还需要围绕创造有利于库兹涅茨转折点到来的诸多条件，进行具有长期效果的制度建设。因此，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库兹涅茨假说和相关的新事实。
首先，劳动力市场变化对于收入分配改善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被吸纳进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创造了工资性收入差距缩小的基本条件。增加就业岗位、均等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将始终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然而，正如库兹涅茨转折点不会自然而然发生一样，工资性收入差距最终实质性缩小，也有赖于包括政府劳动法规在内的一系列劳动力市场制度，如最低工资、工会、工资集体谈判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其次，有关收入分配和改善民生的政府政策对缩小差距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民生的政策倾向，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这类政策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资源分配领域的不公现象所抵消。因此，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应该有一个实质性的调整，即在继续实施推动结果平等的各项政策的同时，更多地转向着眼于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使资源的分配、占有和使用摆脱权力的干扰，实现机会平等。这要求改革政府的决策机制，使之更加科学、民主和公正透明。
第三，更加包容和均等化的教育发展是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办法。着眼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的人力资本培养，既要保持总体扩大的势头，提高全民素质和劳动技能，又要更加注重公平和均等，解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潜在地存在着排斥低技能劳动者的倾向，而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保证所有劳动者群体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是防止出现这种排斥现象的最有效屏障。
最后，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努力，要着眼于在经济增长与再分配政策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中国的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欠债太多，要求在一段时间里和一定限度内，大幅度增强体现在政府公共服务中的再分配力度。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更主导的作用。但是，蛋糕的分配效果归根结底取决于蛋糕的大小，因此，保持经济增长的适宜速度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实施再分配政策时要依照法律规定有效调节高收入、培养中等收入者群体和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同时防止政策的随意性，避免伤害劳动就业、合理消费、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积极性。
版面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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