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怎么干 方式怎么转?全国人大代表热议农业供给侧改革
08:50:00来源：中安在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建设“三区”“三园”加“一体”，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平台、载体。在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今后农业怎么干、方式怎么转，连日来，参加全国两会的安徽省全国人大代表，紧紧围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展开热议。
　　青年是电商创业的从业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农村电子商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全国人大代表李红在两会上建议，加强“校地”“校企”协作，推动大专院校专业人才下乡开展“技术扶贫”，建立实训式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提高青年电商创业者的实操技能；通过政策优惠吸引高素质人才到农村电商企业就业发展，吸引在外务工的青年、退役军人、大学毕业生等返乡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今后“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要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关键是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国人大代表姚民和表示，只有把新型农民培育作为关乎长远、关乎根本的大事来抓，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持等措施，留住一批拥有较高素质的青壮年从事农业，吸引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现代农业，才能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国家需要成千上万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富发现，我国农民总体上文化程度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3年，难以适应新型农业发展的需求。他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变“被动培训”为“主动学习”；加大职业农机手培训力度，培养一大批会使用农机、会经营农机的职业农机人。
　　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产业园区建设存在的覆盖面不足、科技集成转化能力较弱、科技产业规模较小、园区内产业关联度不高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彭寿认为，全面进行园区智慧化升级，建设全产业链式的现代农业园区势在必行。他建议政府建立对园区的长期扶持政策，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带动农业全产业链环节的智慧升级，建设“生产＋加工＋科技”的全产业链现代农业产业园，努力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
农业供给侧改革
　为什么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提到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上面来？现在农业有一个不太正常现象,农业连续11年大丰收，去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2000亿斤，这是历史最高水平，去年进口粮食数量25000亿斤是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库存量突破10000亿斤，和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差不多，也是历史最高水平。
“要补齐‘农业不强、农民不富’这个短板，农村产业融合是必由之路。”2月7日召开的陕西省农业工作会议上，省农业厅厅长白宜勤如是研判当前农业发展形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质量兴农”，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当前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正在积极探索，改革生产方式，将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使农民分享到更多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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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3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裘一佼 邓国芳）不管是在浙江代表团的全体会议还是小组讨论会上，“农业供给侧改革”都是一个热词。
其实从代表委员的组成来看，就能看出端倪。他们中，有普通农户，有村干部，有农技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有农学专家，“三农”是他们每天都在实践和思考的问题。当然，更多的代表委员热衷讨论“三农”，因为从农田到餐桌，事关每一个人。
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着墨较多的一个部分，而且今年中央下发了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个“一号文件”，提到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
在两会现场，我们带着“农业怎么调结构”“现代农业该向何处发力”“农村改革怎么深入”提问各位代表委员，发现了四道有趣的算术题。在加减乘除中，也许能为政府工作报告中“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这一目标，提供有益借鉴。
品种+规模+融合
每次向人介绍自己的家乡，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建德市杨村桥精品草莓科技示范基地经理吴东良是这样描述的：“杭千高速杨村桥口下，往建德方向开，看到连片的大棚时就到了。”
之前，这里种的都是油菜、小麦和水稻。一位村民偶然间开始种草莓，大家发现效益比种粮食好很多，于是纷纷试种，结果成为杨村桥镇、甚至是整个建德的特色产业。
这几天在杨村桥，正是草莓的又一波销售旺季。吴东良说，建德农民不光在本村种草莓，而且有近两万人跑到全国各地种，“不少建德农民的房子，都是靠卖草莓建起来的”。
吴东良也是从一亩地开始种草莓，慢慢扩大到近15亩，一年收入近20万元。不过，当他再扩大规模时，却遇到了问题：“首先是管理人手不够，其次是销售成问题，就算好不容易卖出去了，价格又很低，效益不如以前。”吴东良回忆。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对土地的某项投入增加，而其他投入要素固定不变，其新增效益达到一定值后，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递减。后来，他精选品种，并保持规模在10亩左右，这样刚刚能和一家人的劳动力匹配，收入也不错。
“我这经历，其实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实践。”吴东良说，种什么、种多少，这不光是每个农民自己的选择，也与政策息息相关。在建德，村民要种草莓，需经过草莓师傅培训班培训，农技部门还会提供市场供求信息。
不过，这10亩草莓地，怎么赚更多的钱？吴东良把眼光瞄准了一个正在建设中的项目——“草莓小镇”，小镇面积达500亩，包括草莓种植、产品加工、田园观光、休闲度假，就像“草莓综合体”。“好吃、好看、好玩，就算是传统的种植，也要把链条拉长，以后我这10亩地，有了草莓小镇的推动，效益会更高！”吴东良说。
20多年种植草莓的经历，也让他站在农民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建议，“农业三产融合中，最缺的就是人才，比如我专心种草莓，但是其他业务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做。”他提出，要像当年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一样支持返乡人员创业，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要素、新动力。
多元技术支持-自然风险
如果吴东良是千千万万农户的代表，那么全国人大代表、温岭市蔬菜管理办公室主任林燚就是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技术专家。
在温岭，二三月份正是西瓜、甜瓜生长最关键的时候。赴京前，林燚还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瓜田里，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她所在的蔬菜管理办公室一共有4位农技人员，面对的是温岭30多万亩蔬菜等经济作物。田间所有的问题，都汇集在“蔬菜办”接连不断的电话里。
就像吴东良一样，温岭的农户也在寻找最赚钱的农作物，“农户现在的市场意识很强，知道物以稀为贵，喜欢尝试种植一些新奇品种。”林燚说，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现实的问题：技术人员不可能是全才，无法解答农户们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有一次，一位农户从云南引进药材白芨，向林燚求助，她也是通过咨询中药材种植方面的专家才及时解决了问题。
农业供给侧改革，不仅需要像吴东良这样根据市场决定种植品种和面积的农户，林燚认为，还需补上能为农民提供新品种、新技术的其他农技推广主体，既要发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主体作用，也要鼓励农业企业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中。
“种子、种苗企业研发出一个新品种时，他们最了解怎么种才能发挥此品种的优势，建议国家从政策层面上鼓励发展各类经营性农技推广主体，满足农民对农业技术的多样化需求。”林燚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波看来，指导还不够，从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来说，需完善普及政策性农业保险。
她专门撰写了“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撑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安全网’”的提案，并从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升级农业保险品种、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增强农户参保吸引力4个方面，提出了扎实的意见和建议，“期待中国农民早点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
农房×土地×闲置资源
在多种业态竞相迸发的今天，农民的收入，当然不能只靠一亩三分地。
行走在浙江乡野，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吴晶观察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的趋势凸显，宅基地闲置现象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各地对农民建房从严控制，村民结婚成家、添丁加口、分户立室等建房愿望迫切。
“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有利于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在不增加建设用地总量的前提下，缓解农村土地供需矛盾。”吴晶认为，闲置宅基地若能有偿退出，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大有裨益。
全国人大代表、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总支书记张天任和全国人大代表、台州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党委书记方中华都把目光聚焦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上来。
“确权”，是浙江一些试点地区唤醒沉睡资产的关键办法。在构建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上，吴晶建议在建立宅基地及住房确权登记制度的同时，探索闲置宅基地的城镇置换、退出流转、跨村退出等宅基地退出模式。
这样做，当然有前提，必须把好“三关一保障”，即申请协议关、审核登记关、补偿兑现关和资金保障，规范宅基地退出的基本程序。同时，她还建议将宅基地退出、农村经营机制转变、农村产权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政策制度配套推进，健全城乡一体的利益保障体系，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
美丽经济÷雷同模式
农业供给侧改革，怎样让农村更有吸引力？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徐秋芳发现，早在2006年，国家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休闲农业的要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作了专门阐述，提出要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浙江的发展实践表明，旅游业与农林渔业的紧密结合，能够有效激活旅游内生动力、促进农业精细化发展、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对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中老年龄段的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具有重要作用。”徐秋芳说。
在调研中，她发现休闲农业爆发式增长之后，还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在四个“不够”：规划不够统一；微观设计不够精细；产品结构形式不够丰富；产品开发层次不够多元。
基于调研中发现的美丽经济“短板”，她向本次大会递交了“关于加快推动休闲农业发展的建议”。“发展休闲农业，特色在差异化。”徐秋芳说，这样的“美丽经济”才更有活力。她认为，对各地而言，要创新创意、培育品牌，不能看到一种模式好，就盲目跟风。
“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难，将政府引导、社会支持和农民努力形成合力，农业农村农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徐秋芳说。(原标题：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代表委员怎么看怎么干—— 加减乘除，巧解农业之问) 来源：&&&&作者：记者 裘一佼 邓国芳&&&&编辑：周夏&&&&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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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 来自四个省的实践经验
日 17:06 来源：《求是》2017年第4期
内容摘要：核心要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专门强调要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不少地方还开展评选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活动，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
关键词：实践经验;玉米;合作银行;结构性;农产品
作者简介：
　　核心要点：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专门强调要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当前，国内外粮食价差不断加大，玉米库存不断增加，安全储粮压力较大。改革玉米收储制度有利于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保证种粮农民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　　■ 2012年至2016年，河南省从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中拿出3.85亿元，分6批对212个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全省主食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等应运而生，在国内大中城市建立销售网络和直销网点5000多个，初步形成了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终端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条，极大地适应了市场需求，方便了群众生活。　　■ 山东通过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系统设计，推动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多领域联动、多环节增效。一是产业链相加。二是价值链相乘。三是供应链相通。　　■ 为确保农村重大改革政策落地生效，让农民尽快享受到改革释放的红利，激发农业农村活力，江西改革财政支农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原则，设立“财政惠农信贷通”，变无偿拨付使用为通过银行付息借贷使用，以此保证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而且有力撬动了银行信贷资金投入“三农”。　　■ 把财政资金转换为银行资金，用银行的钱办自己的事，有助于农民增强市场意识、风险意识、信用意识，强化契约精神。一是实行贷前调查公示。二是加强贷后管理。三是建立诚信管理制度。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度聚焦“三农”问题，提出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改哪些方面，应该如何推进？日前，本刊记者同黑龙江、河南、山东和江西四省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书面访谈，他们结合本省实践谈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　　黑龙江：深化收储制度改革，推进种植结构调整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专门强调要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当前，国内外粮食价差不断加大，玉米库存不断增加，安全储粮压力较大。改革玉米收储制度有利于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保证种粮农民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近年来，黑龙江省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你们是怎样部署和组织这项改革的，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黄建盛（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在推进这项改革中，黑龙江坚持市场化取向，精心部署、科学组织、综合施策、攻坚发力。一是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改革，组织县乡村三级干部进村入户解读政策，帮助农民掌握“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改革内涵，引导广大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二是认真落实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省政府下发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明确补贴对象、补贴范围，严格补贴程序和市县乡村四级审核流程，确保补贴面积数据真实准确、操作程序公正透明。目前，中央财政下达的148亿元补贴资金, 已全部发放到玉米生产者手中。三是着力解决玉米收购难题。省委省政府多次专题研究粮食收购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设立10亿元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对收购加工新产玉米的深加工企业给予每吨300元补贴，并协调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支持，保证了有人收粮、有钱购粮、有车运粮。四是加快推进产销对接。我们引导农民特别是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强化市场意识，做好“销”的文章。举办秋季粮食交易会、合作社卖粮大会、优质农产品推介会等市场对接活动，大力推进“互联网+”销售模式，加快培育农民自己的营销队伍，促进了生产端和市场端的有效对接。　　记者：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必然伴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黑龙江省如何在调整中增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以适应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新形势？　　黄建盛：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确定了“调减玉米、稳定水稻、增加大豆杂粮、扩大草蓿果蔬”的结构调整思路，并整合涉农资金22.17亿元用于结构调整，重点支持青贮玉米、苜蓿饲草种植，以及食用菌和果蔬生产，开展米改豆、粮改饲和耕地轮作试点。一是调减玉米种植面积。重点压减冷凉区和农牧交错区的玉米面积，引导玉米种植退出非优势产区；因地制宜落实“旱改水、米改豆、米改麦、米改杂、米改经、米改饲”等“六改”措施，减少玉米种植面积。二是优化玉米品种结构。本着适区适种的原则，在松嫩平原等玉米优势产区，重点发展高淀粉、高赖氨酸的加工型玉米；在农牧结合区，坚持种养结合，积极扩种青贮玉米；适应市场需求，鼓励发展鲜食型玉米。去年全省加工型玉米9000万亩、青贮玉米122.6万亩、鲜食玉米46.4万亩，打破了传统籽粒玉米一统天下的格局。三是提升玉米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全省有1000万亩的玉米品种退回一个积温带，保证了提质降水、安全成熟。探索推广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三减”生产模式，积极发展绿色有机玉米种植。大力推广玉米高标准生产模式，通过现场示范、田间观摩等措施，加大农民培训力度，让农民真正掌握新技术，种出高标准，种出高效益。　　记者：在巩固提升优质玉米产能的同时，黑龙江省如何延长玉米产业链，实现转化增值？　　黄建盛：我们注重在过腹转化和加工转化上发力，延长玉米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方面，把发展畜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启动建设一批“两牛一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其中300头以上规模奶牛场150个、肉牛场210个，3000头以上规模猪场200个。引进和培育一批畜牧业龙头企业，温氏、伊利、双胞胎等大型畜产品企业纷纷在我省投资布局。畜牧业对粮食的转化能力显著提升，全年过腹转化玉米300亿斤。另一方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的关于抓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的要求，鼓励原有加工企业扩大规模，引导收储企业建设加工项目，多渠道扩大玉米加工转化量。全省新上一批玉米淀粉、食用酒精等精深加工项目，全年精深加工玉米110亿斤。　　河南：推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做大做强“餐桌经济”　　记者：近年来，我国一方面农产品面临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出现结构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人们消费档次升级，对精深加工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大，这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河南省立足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实际，曾于2011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推进主食产业化，并制订出台了发展主食产业的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这项工作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　　邓凯（河南省委副书记）：2012年至2016年，河南省从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中拿出3.85亿元，分6批对212个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全省主食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等应运而生，在国内大中城市建立销售网络和直销网点5000多个，初步形成了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终端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条，极大地适应了市场需求，方便了群众生活。截至2016年，全省主食产业化企业发展到869家，小麦粉、挂面、方便面年产量均占全国1/3以上，速冻米面食品产量占全国的66.7%。主食加工重点企业共建立原料生产基地619万亩，带动154万农户增收致富。　　记者：河南省于2012年启动实施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提出发展深加工，让餐桌更丰富，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新的成效？　　邓凯：几年来，我们规划培育“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农业产业集群542个，建设以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73个，重点发展米（面）品、肉品、乳品、果蔬、油脂等精深加工，新建和续建了一批高起点、外向型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项目，研制开发了一批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拳头产品，不仅拉长了产品链条、提高了农业附加值，而且丰富了城乡居民的餐桌供应。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快上下游企业的兼并重组，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良好态势。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进行贴息补助，吸引中粮、伊利、蒙牛等知名企业到河南投资兴业，近4年成功对接银企合作项目5568个，签约额1520亿元。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821家。有21个农产品品牌被命名为“中国名牌”，47个农产品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食品行业成为河南拥有驰名商标最多的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有力带动了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和持续增收。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吸纳劳动力230万人，提供劳动报酬超过550亿元，通过“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133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50%以上。　　记者：“餐桌经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何做到餐桌更安全、百姓更放心、消费更方便？　　邓凯：河南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加强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监管，着力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先后在乳制品、食用油、白酒等重点产品生产企业推行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产品质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责任可追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围绕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安全风险，积极推进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农校对接。2016年，我们组织100多家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批发企业参加农产品产销对接及采购项目签约专项活动，达成合作意向142项、贸易总额62亿元；组织参加全国2016年夏秋季农产品网上购销对接会，成交金额5.7亿元，位居全国前列。积极发展电子结算、仓储物流、冷链运输、加工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支持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开展农村电商服务，初步形成了农产品销售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鼓励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出口农产品由原材料、半成品向精深加工产品转变，目前已形成干鲜蔬菜、活猪及鲜冻猪肉、果汁、调味品、食用菌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品牌，2016年全省农产品年出口额达到19.5亿美元，“河南造”食品在“世界餐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　　山东：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开拓农民增收途径　　记者：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山东省为了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在推进“三链重构”方面做了许多成功尝试，具体做法有哪些？　　龚正（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通过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系统设计，推动多要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多领域联动、多环节增效。一是产业链相加。第一产业突出改造升级，编制实施49种主要农产品转型升级方案；第二产业突出精深加工，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第三产业突出创新拉动，实施农业科技、农产品流通、农业金融等8大服务工程，逐步形成三次产业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二是价值链相乘。推动一二三次产业各环节增值，产生了乘数效应。如我省沾化冬枣，通过技术改良，亩收入由原来的7000元提高到4万元；再经过深加工做成饮料等系列产品，实现2倍增值；还发展了采摘体验、休闲旅游等，使农民获得3倍效益。三是供应链相通。产销直接对接，减少流通环节，节约流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我省设立4.55亿元的省级农产品流通产业引导基金，发展交易额过亿元的农产品市场149个，建设改造农家店7.8万个，打造物流配送中心300多处，覆盖所有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　　记者：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这个关键点上，山东省是怎样发力的？　　龚正：一是做大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两个重点”。省财政每年设立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乡村旅游发展。目前，我省已建成60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2000个村级服务站。2016年，全省农产品电商交易额420多亿元，增长40%以上。二是做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三大主体”。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带农促农作用，通过溢价收购、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形式，带动农民共同致富。全省家庭农场发展到4.8万家，农民合作社17.5万家，农业龙头企业9400家，与龙头企业建立对接关系的农民合作社1.2万家。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超过1800万户，户均增收2974元，超过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60%。三是做优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农业园区“三类载体”。山东加快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为“新六产”集聚了要素，提供了支撑。坚持农业园区化发展，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省建成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1个，县级以上各类园区3300多处，园区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2%以上。　　记者：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转变的任务之一，是打造农民增收的新业态。山东省在这方面有什么亮点？　　龚正：我们努力打造“新六产”四种业态，拓宽增收渠道。一是打造终端型业态。从农产品终端消费开始，逆向推动产业融合，构建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从初级产品到终端消费无缝对接的产业体系。二是打造体验型业态。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农家乐、采摘园、开心农场、葡萄酒庄、海洋牧场、垂钓中心等体验型业态。三是打造循环型业态。建立“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生物产业链，达到节能减排、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多重效果。四是打造智慧型业态。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实现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　　记者：用地、融资、人才、基础设施等，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山东省采取什么办法突破束缚、增添动力？　　龚正：一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省7.4万个村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占总数的95.9%；土地流转面积2746.4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29.3%，土地经营规模化率40%以上。1.34万个村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占村庄总数的16.2%，量化集体资产746.8亿元，累计股金分红21.6亿元。二是探索土地托管服务。支持供销、邮政、农机系统开展土地托管，建设为农服务中心，托管面积3000万亩以上，每亩节本增效400—800元。三是实施农业科技展翅行动。建设26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凝聚各类专家400多名，还选派科技特派员4823名，实现主要农产品和主产区域全覆盖。全省累计研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120多项，实现经济效益100亿元。　　江西：创新财政支农机制，确保信贷投入“三农”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融合化发展，使得农业资金的需求量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适应新形势，财政支农方式需要由直接补贴向更多利用财税政策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加大对农业投入转变。实现这个目标，首要环节是确保信贷资金“筹得到”，江西省在这方面有什么好方法？　　姚增科（江西省委副书记）：为确保农村重大改革政策落地生效，让农民尽快享受到改革释放的红利，激发农业农村活力，江西改革财政支农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原则，设立“财政惠农信贷通”，变无偿拨付使用为通过银行付息借贷使用，以此保证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而且有力撬动了银行信贷资金投入“三农”。“财政惠农信贷通”实施两年来，全省每年筹集15亿元财政风险补偿金，累计撬动银行贷款251亿元，带动农民和社会投入600亿元，6.4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中受益，可谓一举多得。具体做法：一是建立财政风险补偿金制度。省市县三级财政按2:1:2的比例，筹集风险补偿金，分级存入当地合作银行。二是建立合作银行放贷机制。与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7家合作银行签订协议，由合作银行按照约定不低于风险补偿金的8倍发放贷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1—3年期专项贷款，贷款实际执行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20%。三是建立封闭运行机制。“财政惠农信贷通”以县为单位独立运作，在县域内封闭运行。省市县财政根据县级年度计划贷款规模，配比出资风险补偿金，对本县产生的贷款风险承担补偿责任，结余的风险补偿金自动滚入下一年度，各县之间不承担风险连带责任。　　记者：在确保财政支农信贷“筹得到”之后，如何确保信贷资金“贷得出”？　　姚增科：我们为此建立了由省委农工部牵头，政府职能部门与合作银行共同参与的“三合一”工作机制。一是实行工作小组例会制度。由省委农工部牵头，财政、农业、林业、人民银行和各合作银行共同参与，定期召开例会，主要研究重大政策制定，部署整体工作推进。二是部门各司其职又紧密合作。农工部负责统筹协调部门之间的工作，会同财政、人民银行制定年度信贷计划，监督信贷计划的落实，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财政部门负责风险补偿金的筹集和监管，监控风险补偿金的运行；农业和林业部门负责提出重点扶持产业及方向建议，协助合作银行开展个体授信、贷后管理和欠款追偿等工作。三是合作银行择优放贷。在不改变金融机构贷款规则的前提下，合作银行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工作流程，对主管部门推荐的农业经营主体择优筛选，确定贷款对象。　　记者：财政支农信贷资金不仅要筹得到、贷得出，还要确保这些资金“用得好”，这方面江西省有什么好经验？　　姚增科：按照江西省委“稳粮、优供、增效”的总要求，我们从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这一端精准发力，引导银行投入信贷资金，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适销对路产业加速发展，为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一是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的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信贷资金重点扶持对象，其中农民合作社1年期最高授信额度为300万元，家庭农场、种养大户1年期最高授信额度为200万元。二是扶持农业新型业态。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趋势，大力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休闲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纳入支持对象。明确信贷资金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走出去”项目，先后带动126万多名农民创业就业。　　记者：严控金融风险，确保信贷资金“还得起”，也是创新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的重要环节。统计资料显示，“财政惠农信贷通”实施两年来，不良贷款率只有1.08%，在这方面江西省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姚增科：把财政资金转换为银行资金，用银行的钱办自己的事，有助于农民增强市场意识、风险意识、信用意识，强化契约精神。一是实行贷前调查公示。农业、林业等县级主管部门分别会同合作银行，对本县符合基本条件并有融资意愿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资信等要件调查，确定授信对象，并进行公示。没有经过公示或公示未通过的，不能获得贷款。二是加强贷后管理。合作银行会同县级主管部门定期开展贷后检查，重点监督贷款使用方向，全面掌握受贷主体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发现并帮助化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风险。三是建立诚信管理制度。对超过合同还款期限1个月未归还贷款的，或贷款用于非农领域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媒体上曝光，并将其纳入全省银行征信系统黑名单。对讲诚信、真履约的，在以后年度优先支持。不少地方还开展评选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农户活动，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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