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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井早由里：日本经济在财年的增长将高于趋势水平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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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井早由里：日本经济在财年的增长将高于趋势水平
　　白井早由里：消费将会增强，资本支出与出口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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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兴衰的启示与借鉴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民银智库。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明治维新后的崛起阶段（年）；战后经济复兴及高速增长阶段（年）；泡沫膨胀及后泡沫经济阶段（1986年至今）。1985年是日本经济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当前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持续低迷；物价长期通缩；债务率持续攀升；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产业空心化效应凸显。由于财政政策空间有限，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安倍经济学”始终难以奏效。近现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明治维新后的崛起阶段（年）；战后经济复兴及高速增长阶段（年）；泡沫膨胀及后泡沫经济阶段（1986年至今）。1985年是日本经济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日本经济从成功陷入失落的深层次原因：政策层面看，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包括宏观调控政策失误、金融自由化改革失当，以及泡沫破裂的救助措施过于拖延；制度层面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传统的金融体制，以及关系型的企业制度均出现“制度疲劳”；
　　供给层面看，老龄少子化导致经济活力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明显下滑。
　　尽管日本经历了“失落年代”，但其社会经济状况仍然平稳，需全面看待：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富裕程度仍在全球名列前茅；经济增速虽低，但发展质量很高；失业率低，贫富差距小，社会比较稳定；城市化与基础设施水平世界领先；国民素质和社会保障等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确保决策自主。牢牢把握汇率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统筹协调汇率制度改革与国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制度疲劳”。继续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竞争力；三是完善金融监管，防范泡沫经济。平衡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等的监管，规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优化信贷结构；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应对老龄压力。加强户籍、生育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退休金支付机制，提高养老金内生性供给。
　　一、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从“成功”向“失落”的转折
　　1. 明治维新后的崛起阶段（年）
　　2. 战后经济复兴及高速增长阶段（年）
　　3. 泡沫膨胀及后泡沫经济阶段（1986年至今）
　　二、当前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与前景展望
　　1. 长期失落导致经济疲态尽显
　　2. 经济前景展望及“安倍经济学”评价
　　三、日本经济从成功陷入失落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1. 政策层面看，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
　　2. 制度层面看，日本式经济体制出现“制度疲劳”
　　3. 供给层面看，老龄少子化加剧，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四、全面看待日本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
　　1. 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富裕程度仍在全球名列前茅
　　2. 经济增速虽低，但发展“质量”较高
　　3. 社会稳定程度较高
　　4. 城市化与基础设施水平世界领先
　　5. 国民素质、医疗社保等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五、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1. 保持战略定力，确保决策自主
　　2. 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制度疲劳”
　　3. 完善金融监管，防范泡沫经济
　　4. 完善社会保障，应对老龄压力
　　回顾日本的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一条从“成功”转向“失落”的清晰曲线。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率先复苏，狂飙突进，曾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2010年被中国超越）。但从1985年起，日本经济泡沫化开始显现，1990年代初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陷入“失落年代”，至今仍未能完全走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制度疲劳”、市场泡沫、政府债务膨胀等问题突显，与日本的发展历程有相似之处。有鉴于此，通过回顾、剖析和思考日本从成功走向失落的转折，我们可以以邻为鉴，从中探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从“成功”向“失落”的转折
　　明治维新后的崛起阶段（年）
　　1853年，人佩里率四艘黑船，打开了日本锁闭长达200年的国门。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推动“维新”，通过实施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日本不仅成功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机，而且迅速崛起成为第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与当时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相比，日本的维新政策既包含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也包括对民间资本的支持，日本经济活力迸发，由此走上了一条快车道。
　　经过1894年甲午海战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并通过殖民地、半殖民地攫取了大量的资源类产品，成为西方国家中的后起之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工业比重达到56.8%，在经济结构上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在年的大危机中，日本同样受到巨大打击，工业生产降幅超过35%。
　　在此背景下，日方开始宣扬对外扩张理论，并走上了扩军备战之路。从1931年入侵我国东北，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到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战争费用直线上升，国债余额从1930年的62亿日元增加到1945年底的1439亿日元。战争最终拖垮了日本经济，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战后经济复兴及高速增长阶段（年）
　　（1）战后经济复兴时期（年）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下，推进了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完成了从战时统治经济向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变，这被称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大改革”。1946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方式将经济重建重点放在煤炭、钢铁的扩大生产上，通过两者的循环增产阶段性地带动其它产业发展。
　　1951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起飞带来了机遇，大量的战争特需使工矿业明显活跃，经济触底反弹。1951年日本与美国签订《旧和约》，宣告美国对日本全面军事占领时期结束，日本取得主权国家地位。1953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又加入关贸总协定，以二战战败国身份完全回归国际社会。到1955年，日本的所有经济指标已全面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
　　（2）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
　　1956年日本的《经济白皮书》宣称：“现在已不是战后了”，这被认为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宣言”。政府制定了以“扶持出口、经济起飞”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对于新兴成长型产业、加工产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予以大力扶持；企业则通过大规模模仿和引进欧美国家的产品和技术，将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国，再加上“道奇路线”所确定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超低汇率，日本贸易迅速由逆差转为顺差，并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年，日本经济年均实际增长9.8%，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被视为“日本奇迹”。
　　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式经营体制也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政府的“护航舰队”金融体制，主银行制度下的财阀运作模式，以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企业制度均蜚声国际。长期高速增长彻底改变了日本的面貌，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相对于美国的GDP比率也从1950年的3%迅速提高到19.8%。
　　（3）稳定增长时期（年）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泥潭，日本经济也由高速增长（1960年代为10.45%）转为中速增长阶段（1970年代为5.22%）。日本及时做出战略调整，推出新的产业调控政策，发展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技术，降低了GDP能耗水平，增强了整个经济的韧性，并成为第一个走出石油危机的发达国家。
　　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达到4.1%，GDP总量接近美国的60%，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第三产业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0%。日本经济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日本式经营”成为当时世界所推崇的模式。
　　泡沫膨胀及后泡沫经济阶段（1986年至今）
　　（1）泡沫经济的膨胀及破灭时期（年）
　　为了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1985年9月，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市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协议决定采取联合干预货币市场的手段，降低美元兑日元及马克的比价。在此之前，美元兑日元汇率在1:250上下，此后日元进入持续升值通道，1986年9月达到1:153，1987年最低达到1:120，不到三年时间，日元兑美元升值了一倍。
　　为抵消因日元升值对出口产生的冲击（所谓的“升值萧条”），以及进一步扩大内需，日本政府加大了政策刺激力度。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期间，日本央行连续5次下调再贴现率，从5%降至2.5%。其中最后一次降息主要受1987年2月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签署的《卢浮宫协议》推动，该协议的主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净利差，避免美元过度贬值。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窗口指导”推动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规模。1986年，日本“M2+CD”增速为8%，年则上升为10.8%、10.2%和12%，始终是GDP增速的3倍以上。此外，日本还从1986年起扩大了财政投资规模。
　　廉价的资金成本、过度充裕的货币数量以及投资鼓励政策，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反弹，但不断升值的日元、大量涌入的热钱以及有利的杠杆投资机会，也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日经指数从1985年末的13083点，上涨至1989年末的38915点，4年时间上涨了近两倍，同期总市值由190万亿日元涨至611万亿日元，增长3.2倍，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年，日本城市住宅土地价格上涨148%，六大主要城市上涨245%。泡沫鼎盛时期，日本土地面积仅为美国的1/25，但土地资产总值却是美国的4倍。
　　泡沫的扩大终于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惕。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央行连续5次，将再贴现率由2.5%上调至6%。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规模。紧缩性政策收到了明显成效，日经指数自1989年12月的最高点下滑，1992年中暴跌至14300点，跌幅超过60%，地价也较最高点时下降了一半多。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快速缩水，银行纷纷加快贷款回收，致使市场流动性骤然收紧，企业资金状况急剧恶化，大量不良债权由此产生。据《大衰退》一书作者辜朝明估计，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下跌给日本带来的财富损失约为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全国个人金融资产的总和。
　　（2）陷入长期低迷阶段（1992年至今）
　　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元气大伤，此后的20多年，经济增速再未突破5%，平均增速甚至低于1%，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也长期处于通货紧缩区间。日本从西方国家中的“优等生”陷入“失落年代”。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曾推出过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动用超过100万亿日元的资金刺激经济，但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一批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年间，日本先后有180家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倒闭。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也导致日本财政状况由长期盈余转向高赤字。1991年，日本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仅为68%，2000年底即上升至143%。进入21世纪以来，仍保持持续攀升势头，截至2015年底，已上升至248%，成为债务率最高的发达国家。
　　此外，日本还推出了长期超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1991年7月至1995年9月，日本银行逐步将基准利率降至0.5%，1999年正式实施零利率政策，但日本已进入流动性陷阱，金融刺激效果不彰，反而形成了持续数年的日元全球套利，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推动因素之一。
　　整体而言，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未产生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在于私人部门出现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以及银行的不良债权攀升。泡沫经济破灭引发了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随之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其经济行为目标由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债务最小化，表现为企业部门再投资意愿降低，家庭部门消费需求疲软。私人部门行为目标的变化，造成了信贷需求的显著降低，中央银行的信贷刺激政策失效，信贷循环陷入停滞。受此影响，金融部门只能将信贷资金转用于购买政府部门为刺激经济而发行的政府债券，导致财政支出和杠杆率大幅攀升，但实体经济难有明显改善。
　　此外，由于日本政府更迭频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也使悲观情绪进一步蔓延。虽然政府多次采取刺激性政策，但效果均不明显，经济复苏势头仍然乏力。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危机以来，主要央行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日本在担任首相之后，也推出了刺激政策规模巨大的“安倍经济学”，但市场反应并不积极，扭转经济颓势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二、当前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与前景展望
　　长期失落导致经济疲态尽显
　　（1）经济持续低迷，外贸连续5年出现逆差
　　从实际经济增长率来看，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均值为0.9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2008年、2009年、2011年、2014年均陷入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1.04%、-5.53%、-0.45%、-0.1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之日本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日本“贸易立国”的发展模式日渐式微，出口竞争力明显减弱。年，日本连续5年出现贸易逆差，其中2014年贸易逆差甚至高达约12.8万亿日元。这也反映出日本随着老龄少子化的加剧，国内的储蓄率逐渐降低的现实。
（2）长期陷入通缩，债务率持续攀升
　　年的10年间，日本核心CPI同比涨幅有5年保持在1%以下；的15年间，核心CPI同比增长率有9年为负值，其中年和年连续保持负增长，通货紧缩成为日本经济的典型特征。
　　年，日本政府负债率迅速从47.6%增长到209.3%，位居发达国家之首，远远超过公认的60%的国际警戒线。年，日本政府债务总量连续三年突破1000万亿日元大关，规模超过德国、和的总和。不过，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日本国债的持有者以国内机构为主。家庭和企业的剩余资金通过银行和公司投资日本国债，从而支持了政府国债发行。再加上央行的长期零利率政策，国债利息成本大大降低，使得日本政府可以继续靠举债度日，但空间已经日渐逼仄。
　　（3）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1973年，日本出生率在达到19.40‰的峰值以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到2014年仅为8.00‰，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出生率持续下滑，2005年日本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自然减少，到2011年正式进入持续负增长阶段。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NIPSSR）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降至10059万人，2100年将进一步降至6414万人。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联合国标准，日本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从1970年的7.03%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25.71%，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社会抚养比也同步上升。
　　（4）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缓慢，产业空心化效应凸显
　　日本在技术创新上长期依赖对欧美基础科研成果的吸收和消化，其自身的基础研究实力相对薄弱，对信息经济反应迟缓。当美国产业结构向高科技和知识信息产业迅速转换时，日本受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制约，尚未形成信息科技主导型的产业结构，加之日本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犹豫不决，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缓慢，至今无法形成内生驱动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要素成本提高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日本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不断把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相对而言，日本国内营商环境不佳，吸纳外资能力较弱，对外投资长期保持顺差。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586.53亿美元增加到12012.06亿美元，而日本吸纳国外直接投资仅从299.42亿美元增加到1948.57亿美元，差额持续拉大，致使日本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滑，从40%左右迅速下降到目前的25%左右，产业空心化效应明显。
　　经济前景展望及“安倍经济学”评价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需求不振，加之日本国内持续高涨的财政债务水平导致财政政策空间缩窄、债务风险升级，安倍经济学“旧三支箭”对日本经济的提振作用将持续减弱，而安倍内阁新推出的“新三支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具体而言，日本经济未来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或难奏效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上任伊始即提出了“三箭齐发”的“安倍经济学”，即通过采取超常规的激进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引领日本经济走出持续20年的通货紧缩局面，达到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但是，尽管日本央行大规模放水，基础货币投放量从132万亿猛增到344万亿，几乎达到日本GDP的70%，大大超过美联储和欧央行20%的水准，但安倍效应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日元即掉头向上，股市掉头向下，日本经济仍未摆脱通缩局面。
　　2015年9月，安倍首相提出了新“三支箭”：一是加强经济，把2020年左右的GDP目标从500万亿日元上调至600万亿日元；二是提高出生率，增加对有儿童家庭的支持力度；三是扩大社会福利保障。新“三支箭”的提出，标志着旧“三支箭”没达到预期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旧“三支箭”的失败。就新“三支箭”的内容而言，依然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从“第一支箭”来看，2015年日本名义GDP是471万亿日元，如果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达到3%，但近2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2010年达到了3%，实现“第一支箭”目标的概率极低；从“第二支箭”来看，在2025年前后实现希望出生率（有生育意愿者都能充分生育时的出生率），即合计特殊出生率（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达到1.8，但过去20年日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基本为1.4左右，如何把未来10年左右的希望出生率提高到1.8，安倍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从“第三支箭”来看，21世纪20年代初期“实现护理人员零离职”的目标同样难以实现，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2015年65岁以上老人超过26%，7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2.9%，其中需要护理的老人高达600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8%，而日本的老人院等福利设施相对不足，特别是具备医疗护理功能的老人福利设施严重不足。
　　（2）财政政策空间有限
　　2015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5.9%，公共债务达到其GDP的246%，引起世界各国对日本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安倍政府不得不对国际社会承诺削减财政赤字，使2015年的财政赤字缩减到2010年规模的一半，2020年完全实现盈余。若不能如期达到减少财政赤字目标，将对日本的国际信誉和日元汇率形成冲击。然而，目前除增收消费税之外，尚未看到安倍政府出台其他更有效的具体措施。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社会老龄化的不断深化，日本财政支出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提高消费税虽然有望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庞大的公共债务，但同时也将挫伤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内需不足问题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因此，日本在财政重建问题上依然举步维艰，由于债务压力过大，日本政府通过宽松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
　　（3）货币政策面临两难
　　日，日本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推出了负利率政策，并从日起执行。然而，从效果来看，负利率政策在刺激日本经济复苏方面未实现预期目标。随后，尽管市场对日本央行进一步强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强烈，但日本央行在4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负利率政策导致银行利润下降，招致银行系统的反对，而且宽松政策实施后，日元汇率不降反升，效果存疑；另一方面，当前日本央行实施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有限，在1月份推出负利率政策的背景下，短期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而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国债和ETF占市场比重均已达较高水平，进一步扩大购买规模的空间有限。
　　总体而言，日本央行已经陷入两难处境：若降息，市场恐慌将加剧，更多避险资金将流入日本，导致日元升值；若停止宽松，则会导致市场宽松预期落空，日元依然会走强。因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低迷问题，日本经济复苏更需要靠结构性改革发力。
　　（4）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
　　日本经济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作用微乎其微。虽然“安倍经济学”在短期目标之外还设定了许多诸如长期经济增长率、财政重建及人均国民收入等中长期目标，但这些目标几乎都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2016年，随着工资状况有所改善、设备投资不断扩大以及国际继续下跌，日本经济短期内将有所复苏。但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外部需求疲软、国内个人消费不足和结构性问题仍是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总体上看，2016年日本经济将面临较大的挑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预测，2016年日本经济增长0.5%，较今年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0.5个百分点，其中年初以来出现的日元急速升值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下降等是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的主要原因；预计2017年的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为-0.1%，较今年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0.4个百分点。随着2017年4月消费税调升计划推迟至2019年10月，日本有望迎来一个短暂的喘息期。
　　三、日本经济从成功陷入失落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政策层面看，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
　　（1）宏观调控政策失误
　　泡沫经济的生成和破灭是日本经济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是泡沫经济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高估了日元升值的影响并采取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采取货币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一是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出口贸易大幅下降，经济增速明显回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内需；二是日元升值压低了进口物价水平，当时日本的整体物价比较平稳，而央行未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考量，从而为货币刺激政策提供了空间。再加上大藏省过于强势，将扩大内需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央行。但是，日本推行宽松货币政策过松过久，而在收紧货币政策时又力度过大、速度过快，最终导致了泡沫的迅速生成与急剧破裂。
　　（2）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与失当的日元国际化路径
　　1984年5月，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同年日本取消外汇实需原则和日元兑换限制，意味着日本与世界金融成为一体的开始。日本之所以在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滞后、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推动改革，主要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事后来看，这些改革措施反而成为泡沫经济的推手。首先，证券市场管制放开使大企业纷纷“去银行化”，银行贷款业务扩张受阻、失去了稳定的企业贷款收入来源；其次，利率自由化改革抬升了银行负债成本，迫使银行体系改变经营方式，向不动产、非货币金融机构等领域大量发放贷款；第三，日本在资本项目开放和日元国际化过程中，形成了“贸易结算+离岸市场”的模式，资金由离岸市场回流本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种“再贷款”模式同样助推了泡沫经济。
　　（3）泡沫破裂的救助措施过于拖延
　　日本政府对“泡沫经济”破灭及呆坏账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认识不足。1991年度的《经济白皮书》认为："泡沫经济’的崩溃对个人消费的负面影响是轻微的，对设备投资的影响也不严重”；“这种影响在1993年以后就会消失，1993年下半年开始景气就会出现复苏的迹象”。因此，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对严重危及金融体系安全的巨额不良债权问题，日本政府迟迟没有拿出实质性对策。
　　据推算，在1992年时，不良资产大致为20万亿日元，这时政府和银行完全有能力处理不良资产，但都不愿意立即着手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期待经济进入恢复上涨周期后，能够使不良资产问题自然解决。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与僵尸企业、僵尸银行的恶性循环：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导致财政补贴和信贷资源更多地流向僵尸企业，不良债权问题和就业问题短期内得到缓解，但同时制造了更多的僵尸企业甚至僵尸银行，从而进一步压低了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需要继续使用扩张性宏观政策来刺激。
　　直到2003年，日本才将前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改为结构性改革，并成立了日本产业再生机构，加速处理金融不良债权和僵尸企业，这一循环才逐渐被打破，耗时超过10年，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快速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大藏省对不良债权额判断失误，且在救助次序和手段上屡出败笔（如照顾农协金融利益而优先救助住宅专门金融公司并实行财政买单等），官员和银行家为了晋升不良等，都严重影响了危机的救助，人为拉长了危机时间。
　　制度层面看，日本式经济体制出现“制度疲劳”
　　泡沫经济的破灭引发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但是归根到底，它还是一种直接的、触发性或引致性因素，使日本经济陷于长期低迷而不能自拔的根源在于制度方面，“制度疲劳”和体制僵化是日本陷入“失落年代”的深层原因。
　　（1）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体制出现“制度疲劳”
　　战后以来，日本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体制，同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西欧的社会经济体制相比，这种体制在模仿先进国家路径、促进后发国家发展方面甚至更具优势。但随着日本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缺乏模仿的对象之后，政府的作用与角色面临着巨大挑战。
　　“官产复合体”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和干预，弱化了企业的竞争和应变能力。一是政府的过多介入减弱了企业面临的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降低了企业技术革新的动力，进而降低了生产率。例如，日本电信行业在2001年以前由政府控股的电信电话股份公司垄断经营，由于竞争机制的缺乏，日本长期沿用电话拨号方式连接，上网费用一直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宽带网普及率一直偏低；二是日本长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并严格限制进口，从而导致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国内企业也因此面临较低的国际企业竞争压力，缺乏创新动力；三是政府过多的行业管制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拉低了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许多较弱的部门和夕阳产业因政府的各种管制措施而得到保护，迟迟未退出市场，如受政府调节并资助的地方建筑业及服务业；而效率较高的企业如汽车、电子零部件、通信器械等通过向海外转移扩展获得发展空间，在国内的生产和销售则逐渐减少。这种二元经济体制明显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2）传统的金融体制出现“制度疲劳”
　　日本的金融体系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以银行为中心，间接金融占优势。银行与大企业通过主银行制度建立起互相持股、关系融资的紧密合作关系；二是受到政府“护送舰队”方式的保护，准入制度严格，而且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分离，各家银行业务相同，基本采取横向看齐的战略；三是资本市场由于法人企业交叉持股而不够活跃，对企业治理难以发挥作用。这种金融体制在工业经济时代支持特定产业、完成赶超方面有巨大优势，但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日本的金融体制也表现出了较大的不适应。
　　尽管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实施了多项金融改革，如1996年年底推出“金融大爆炸”改革，放宽其他行业进入银行业的管制，改革金融监管系统等，并在“小泉时代”加速清理银行不良债权，日本的金融系统进入21世纪后消除了泡沫经济的副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较小，但日本金融系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直接金融的比例依然很小，缺乏风险投资机制；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资金，而、高科技企业和创业中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发展受到阻碍。资金、资源和风险不能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和转移，这是日本经济1990年代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幅放缓、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3）关系型的企业制度出现“制度疲劳”
　　日本战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曾被誉为“日本式经营”的企业系统。这一企业系统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在法人企业交叉持股及主银行制度基础之上，股东的话语权较为薄弱，经营者有较大的内控权。雇佣及人事制度实施的是长期雇佣、年功工资以及内部提拔。供销和交易制度往往以“系列”为基础，注重长期合作和交易。此外，企业内工会制度也为员工与经营者提供了合作机制。这一整套制度充分体现了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与员工间具有长期合作的特征。
　　这一传统企业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增速趋于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开始逐渐显现：一是法人相互持股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系列”企业制度，导致了交易的内部化、排他性和闭锁性，扼杀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从而降低了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二是终身雇佣制限制了外部技术人才的引进，导致日本企业普遍存在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信息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三是终生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使企业无法按照市场需求调整雇佣人数，结果必然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不利于应对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
　　供给层面看，老龄少子化加剧，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按照索罗模型，可以将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从日本JIP数据库的统计可以看出，日本1990年代以来的长期萧条，与劳动投入减少以及TFP增速放缓关系密切。劳动投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老龄少子化，以及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缩短工时，而后者则同僵尸企业盛行、高效率企业海外转移等因素相关。
　　（1）老龄少子化导致日本经济活力下降
　　老龄少子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使日本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并进一步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50年至201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由11.3%大幅上升至20.9%，劳动参与率则由1955年的70.8%急剧下滑至2015年的59.6%。
　　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日益严重，日本国内消费需求日渐低迷，经济活力明显下降。一方面，人口数量下滑导致消费人口随之减少，日本国内市场需求不断萎缩。2010年起，日本0-14岁的人口和15-65的劳动人口均每年减少100万。这两个群体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日本打高尔夫球、滑雪、拥有汽车的人群不断下降，引起学校关闭，玩具店和家具店倒闭。保守估计，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每年至少会导致日本消费总需求下降2万亿日元。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使得老年人这一消费愿望较低的群体不断扩大，进一步降低了日本国内消费水平。由于老年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已形成固定的消费习惯，钟爱长期使用的老产品和传统服务，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导致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在市场开拓方面受到制约。一些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日本老年人日渐倾向海外和消费、甚至移民到、东南亚等更适宜养老的地区，也加剧了对国内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此外，老年人数量的上升也使得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逐渐衰退。
　　（2）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明显下滑
　　日本学者金及深尾等人将制造业TFP增长率进行了要素分解，发现1990年代TFP增速下降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靠削减成本等努力所产生的内部效果增速降低，表明企业通过内部管理合理化来提高效率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奏效；二是低效率企业关闭所产生的退出效果为负值，原因在于本应淘汰的僵尸企业没有退出，而效率较高的企业如汽车、电子零部件、通信器械等却通过向海外转移加速了退出，从而显著拉低了TFP；三是TFP较高企业新设所产生的进入效果增速也处于停滞状态。
　　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无效率企业和衰退产业的过度补贴，导致高效率企业难以扩大规模、低效率企业难以有效出清，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这是导致日本TFP明显下滑的主要原因。
　　四、全面看待日本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
　　虽然日本经济在数量增长上放缓，但在经过“失落年代”之后，日本并没有出现上世纪30年代所表现出的“大萧条”现象（如失业人口剧增、经济长期负增长、国民经济难以为继、生活水平普遍大幅下降等问题）。相反，当今的日本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富裕程度上仍在全球名列前茅；经济发展的“质量”较高；作为全球最高债务率的发达国家，日本经济、金融仍可以保持平稳运行；日本依然是全球最文明、最发达、基础设施最先进、基本社会保障最健全的国家之一。
　　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富裕程度仍在全球名列前茅
　　一是日本长期稳居世界前三大经济体行列。1968年日本超越德国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越，2014年日本GDP总量达4.60万亿美元，仍位居全球第三；二是人均GDP与欧美发达国家保持接近水平，2014年日本人均GDP为36194美元，是中国的4.7倍；三是日本海外净资产全球第一。2015年日本海外净资产达到2.89万亿美元，仍大幅领先于第二位的德国和第三位的中国，海外资产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以弥补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是其经常账户长期得以保持顺差的重要支柱；四是日本外汇储备列全球第二，2015年末达1.207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远远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
　　经济增速虽低，但发展“质量”较高
　　一是日本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高端位置，国家仍保持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从科研投入来看，2013年日本科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47%，不仅高于中国，也显著高于主要欧美国家；从科研产出来看，2014年日本每万人国际专利授权数量达到23.38件，远高于我国及欧美发达国家；从前沿科学研究成果看，至2015年末日本共有22位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排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之后列第5位，其中在2000年之后的短短15年中获奖人数就高达14位，同期中国仅有1位；从企业创新力来看，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年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日本企业有40家上榜，超过美国的35家，位列全球首位。
　　二是日本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的依赖程度较低。2013年日本单位GDP能耗仅为100千克标准油当量/美元，而中国为日本的1.78倍，2014年日本单位GDP碳排放量为0.282千克/美元，而中国为日本的2.2倍；从空气质量看，2014年日本年均PM10浓度仅为22微克/立方米，而中国高达98微克/立方米；此外，日本森林覆盖率达到68.5%，处于世界前列。
　　社会稳定程度较高
　　一是日本就业情况好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近十几年来日本失业率长期处于5%以下，2015年末失业率为3.1%，同时期美国失业率为5%，中国为4.1%，德国为4.4%，法国更是达到10.2%；二是日本的国民储蓄率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国民储蓄大量购买本国国债是支撑日本高债务率而不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2014年日本国民储蓄率达到21.8%，尽管低于中国和德国，但显著高于美国的18.8%和英国的12.4%；三是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较小，据世界银行测算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2左右，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
　　城市化与基础设施水平世界领先
　　一是日本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全球领先，2014年日本的城镇化率达到93%，是全球城市化水平最高国家之一，而同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4.4%；二是日本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人均年用电量为7752千瓦时，与西欧国家处在同水平，显著高于中国的4068千瓦时；日本公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333公里，是西欧发达国家的近2倍，是中国的7倍；铁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5.15公里，是中国7.2倍；2014年日本人均年飞行次数为0.87次，是中国的3倍；2014年日本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0.6%，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中国的49.3%；2014年日本每百人拥有120.2个手机账户，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
　　国民素质、医疗社保等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一是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较高，2013年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5%，高于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而中国仅为29.7%；20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5.3年，高于中国的13.8年；二是日本为全球居民最长寿的国家，2014年预期寿命达到85.6岁，比中国高出近10岁；三是日本的医疗条件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日本每万人拥有病床137张，处于世界前列，是中国的3.6倍。
　　可以看出，虽然经历了“失落年代”，但日本的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发展水平，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我国虽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但在发展的质量、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公民素质等方面，同日本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在吸取日本教训的同时，也仍应借鉴日本的经验。
五、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我国与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圈，都采取了政府主导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曾经历了被称为“奇迹”的高速发展阶段，也面临着资产价格泡沫化、制度出现疲劳、人口老龄化等类似问题。因此，通过反思、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避免重蹈覆辙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保持战略定力，确保决策自主
　　1985年以来，受制于美国的压力，以及自身的信心膨胀，日本出现了一系列政策失误，最终导致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走出，我国应引以为戒：一是着眼于国家利益和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而不是国际外部压力，牢牢把握汇率制度改革的主动权；二是积极适应国际规则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三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统筹协调汇率制度改革与国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改革政策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政策互补和风险对冲，更好地服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2、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制度疲劳”
　　日本的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企业模式，在其高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未能随着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最终出现了“制度疲劳”，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中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将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及下一阶段的工作主线。在“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的新型宏观调控框架下，重点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继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行政效能，同时应加快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二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日本的僵尸企业，且大多集中在国企领域，应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降低杠杆率，并进一步放松行业管制，释放经济活力，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符合标准的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金融机构，增强间接融资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同时应加大证券市场的发展，扩大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四是鼓励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关系到一国TFP和竞争力的提高，政府应致力于将发展基点置于创新之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3、完善金融监管，防范泡沫经济
　　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与破灭中，金融监管的缺位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我国来说，一是要平衡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进程。应充分汲取日本上世纪80年代在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中的教训，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应强化市场风险约束，建立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和市场化的退出机制，避免因金融机构的盲目竞争造成的风险积聚和资产泡沫的催生；二是要规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加强信贷流向监控。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涉房贷款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的监管，确保商业银行在信贷审批与投放过程中认真落实财产抵押评估等核心环节，不断去杠杆化。同时，商业银行要加强事后监管，适时监测信贷资金流向，抑制投机活动的频发；三是要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的监管。监管部门应定期开展融资平台“大户”检查和平台贷款风险排查，严格控制过热地区和高负债房地产企业贷款规模，健全完善房地产贷款风险监测系统。同时，要注重建立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与银行业之间的防火墙，严防风险向银行体系传染；四是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应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消费信贷投放，严控“两高一剩”行业信贷规模，避免培养僵尸企业。
　　4、完善社会保障，应对老龄压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必经途径。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益经验，我国可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延长退休配套政策和增强养老金体系多样性三个方面着力缓解老龄压力。一是加强户籍、生育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公共服务。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育儿、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二是制定合理有效的退休金支付机制和积极的高龄劳动者就业政策。通过设定配套的养老金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措施，既解决高龄劳动者继续工作阶段和退休后的激励问题，又能够降低公共养老金支出，避免过度增加企业成本；三是进一步增强养老金体系的多样性和提高养老金的内生性供给。在认清金融市场风险、满足基本养老保障的前提下，以安全性、收益性和长期性为原则，通过开发和使用多种形态的金融产品来积极发展和完善养老金市场。同时，在固定收益类、股票类和未上市股权类等资产种类及其比例幅度内合理配置资产、完善投资管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缓解养老金资产供给不足的现状。
&&&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民银智库
（责任编辑：邓益伟 HN006）
和讯网今天刊登了《日本19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兴衰的启示与借鉴 》一文，关于此事的更多报道，请在和讯财经客户端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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