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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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责任编辑：李贝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刘东（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
　　西米恩·德加科夫（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
　　索特·达瓦斯（欧洲智库布吕格尔高级研究员）
　　基本面并没那么糟
　　主要新兴经济体仍具潜力
　　张明：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估计最终的增长率与2015年基本相当。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一是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依然不够强劲。劳动生产率增速缓慢，劳动参与率持续偏低，美元汇率过于强劲，加息可能造成资产价格下跌，这些因素将会继续困扰美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虽然有助于中长期增长，但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进一步下行；三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可能持续低迷，这会严重影响各类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四是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继续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负面冲击，使得后者面临短期资本流出与本币贬值压力；五是各国争夺需求的竞争可能加剧，汇率战与贸易战爆发的概率上升。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
　　刘东：随着美元货币体系的副作用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两极分化，全球劳动力生产率在低位徘徊，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已进入谷底阶段。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世界经济短期内不会“V”形反弹。但世界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可能会有反复，但不至于大幅恶化。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组织的完善、全球国家的联手，技术层面若干亮点的呈现以及人口素质的提升。
　　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提出了“长期停滞”的概念，当前确实有类似的情形，导致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作用。但应该看到，财政政策尤其是长期财政政策，可以弥补这个问题。如现在正在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比较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倒是值得警惕，连续几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大量沉淀，一旦经济复苏，流动性被激活，通货膨胀可能会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
　　当前资本跨境流动分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对经济造成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脆弱性和下行风险加大，引起各国对复苏前景的担忧。但是，近期市场波动反应过度，并未完全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仍具潜力。
　　西米恩·德加科夫：由于巴西和俄罗斯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困难，只有印度经济今年反弹有力。新兴市场经济疲弱有可能要延续至2017年。但这不是“长期停滞”，这些经济体在中期时段即可走出困境。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和进一步减少阻挡经济全球化的障碍。
　　庄巨忠：今年世界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一些“逆风”，例如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持续的衰弱、美联储利率预期上调及其不确定的升息路径、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疲软的大宗商品价格等。全球经济的基本面不像一些杞人忧天者说的那么糟糕，我认为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发生。在解决结构性弱点方面，世界已经做出许多努力，其中一些弱点正是导致此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16年的增长在去年的基础上可能进一步放缓。但放缓是渐进式的，不太可能是急剧的，亚洲将继续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也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
　　索特·达瓦斯：今年以来，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均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但我对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仍达到2.8%，呈现出较清晰的持续复苏信号。欧洲经济总体虽然仍较脆弱，但仍处于较确定的上升通道。
　　“长期停滞”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帮助理解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然而现在要预测西方国家是否会陷入发展停滞为时过早，美国和欧洲经济事实上处于上升趋势中。
[责任编辑:李贝] 1
　　仅靠一腔热血和情怀，并不足以促使作家拿起笔杆子去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文学追求市场效益也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有原则和操守。　　8月11日，以“网络正能量、文学新高峰”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开幕式暨中国网络文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通过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实现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陶文昭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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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经济缘何陷入长期停滞
方&虹&李照刚
日08:13&&&&来源：
原标题：西方国家经济缘何陷入长期停滞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主要表现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低实际利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四个方面。在应对策略上，负利率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作用缓慢。走出长期停滞，要从根本上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投资，从供给和需求等方面寻求走出困境的力量。
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的透视
距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但发达国家经济依然没有出现完全恢复的迹象，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期。为此，一些人把现阶段命名为 “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时期，停滞和金融危机是相互反馈的。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关于“长期停滞”的演讲语出惊人，他在2013年表示，长期停滞是指常规货币政策和市场自身力量无法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速稳定的同时维持金融稳定。当前，这通常意味着与资本充分利用相匹配的实际利率为负值，并且将维持很长时间，持续低利率反过来助推资产价格泡沫、威胁金融体系稳定。从各方面来看，长期停滞假说重新为人们所重视的现象主要有，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预期增长率、预期增长率不断下调，以及实际利率的趋势性下降。“长期停滞”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平均增速为3.89%，危机发生后，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速2.8%，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同时，危机使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更加严重，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0.51%。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算，自2007年，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导致2014年美国的GDP水平较2007年作出的预测值低出近5个百分点。欧洲的情况显然比美国更糟糕。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2.08%。两年，年均增速为-2.03%。在年，欧元区经济年均增速仅为1.12%，低速增长成为常态。日本经济，由于安倍政府“三箭齐发”（出台新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改组内阁），其增长曾在2013年有所回头。由于造成其增长颓势的长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引鸩止渴的药方，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局面将延续。
二是低实际利率。自2000年代中期起，全球经济的均衡真实利率，即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实际利率就已经处于较大的负值区域，大约为-2%至-3%。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21世纪初的负值。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虽然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不尽相同，但都处于下降趋势，并且欧元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它发达经济体。年，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在经历了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阶段。
四是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和发达经济体整体的该项指标分别攀升了40、29、60和3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后，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的同时，经济整体的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
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停滞的成因
重大技术创新停滞。研究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早在IT时代到来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停滞，更重要的是，GDP在每个历史时期几乎总是倾向于低估技术进步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有学者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也步美国后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产率增长减速。这一时期的主要科技创新成果，如互联网和个人电子设备等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内燃机和自来水系统的发明应用。
消费不足，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但取决于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因素。实际上，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改变。这样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开展，加快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进程，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大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大公司争先恐后地进行对外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大公司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削弱母国的国内投资项目和生产部门的资金供给能力，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引起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使东道国产品与母国的产品在东道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甚至挤占母国产品的市场；通过直接投资渠道进行国际研发，导致母国创新体系的优势弱化以及技术的流失。
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国家干预削弱，助推发达经济体国家的衰落。从1970年代初开始，为了克服滞胀，西方主要国家放弃了崇尚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力推行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极端自由化，大规模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史的发展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带来福音，相反，削弱国家干预，过分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使工业资本主义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主义陷人危机，停滞成为常态。
美元霸权，导致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美元霸权体系使得美国可以放纵地基于国内经济目标发行货币，而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其他国家则需要承担国际收支调整压力，不得不主动维系美元汇率的稳定，无法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保持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同时还可以促使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不断贬值，以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发展中国家对“美元体制”产生了严重依附，使其为了维持外部均衡而不得不牺牲本国内部经济的均衡，结果严重阻碍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
金融自由化、经济的虚拟化，加速了财富创造能力急速衰竭。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彻底战胜产业资本，产业资本沦为金融资本的附属物。为了克服滞胀，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推行金融自由化，为庞大的金融资本寻找谋利机会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各国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相互开放，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发达国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负利率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作用缓慢
进入2016年，实行负利率的国家和地区在扩大，负利率程度在增加，其覆盖范围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进一步扩展到银行间市场和国债市场，而且更多的国家还在酝酿减息、或者执行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都一度跌至了历史的最低位，全球有14万亿美元的主权债券已经处在负收益率水平。
负利率能否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实际上，负利率具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负利率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中央银行负利率政策的初衷当然是压低借贷成本，鼓励商业银行尽可能地发放消费和投资贷款，以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负利率可以从多渠道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但负利率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例如使银行盈利空间承压，资本外流寻出路；货币竞争性贬值，过度投机催生泡沫；利率政策调整频繁，加大各国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负利率可以用，但不应过于依赖。负利率政策对于降低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成本，进而提振经济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没有负利率，现在的全球经济可能面对更加悲惨的状况，也有可能陷入快速衰退的困局。但是包含利率政策在内的货币政策不是万能药，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不能过于依赖。此外，负利率起作用可能比较缓慢，成败在于资金是否能进入实体经济，经济恢复增长还是要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所以各国中央银行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想办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刺激措施应该建立在切实增加内需的基础之上。
西方国家如何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境
固定资本投资是从萧条到复苏的关键。理论研究表明，在危机后期，资本家进行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带来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这些需求促进了生产相关产品行业的恢复，提供了大量新岗位，减少了失业，从而拉动了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消费品行业的复苏，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进入危机复苏阶段。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固定资本投资将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为下一次经济危机创造物质前提。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推动了生产的快速扩张，如果社会生产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由于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而再次陷入危机。因此，只有借助革命性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投资，才是走出停滞的根本性力量。
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寻求走出困境的力量。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现有收入分配下的总需求吸收不了总供给。从长期供给方面看，革命性技术进步推动的投资是根本力量，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短期需求调节方面，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善能从更深层次来刺激复苏。在本次危机中，各国政府应对及时有力，但人口老龄化严峻、技术进步停滞、商业动态下降、收入分配恶化、新兴经济体存在结构和制度问题，使得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因此，各国应当继续进行短期需求调节和长期供给增加。
结构调整和改革。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等，涉及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以及城乡之间的配置。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存在企业破产或亏损，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会从某个企业流向其他企业，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这种流动便是商业动态。随着商业动态的下降，资源流向高生产率企业的速度减慢，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会变得缓慢。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在某些行业，如服务业里，大的全国性乃至跨国企业相对于小企业而言，效率更高且更稳定，因此在由以小企业为主转向以大企业为主的过程中，虽然商业动态下降了，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了。
多项政策的适当配合。在面临通货紧缩和结构调整时，财政政策通常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之所以许多国家寄望由其他国家肩负起财政扩张的重担，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债务负担已经很沉重。这就需要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还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传统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改善方式包括税收制度、工会力量、福利国家等。在全球化以及现代商业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打破垄断、提高竞争程度，促进机会公平，更有助于缩小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相应的国际组织协调等方式进行改善。
创新和技术进步。从长期来看，走出长期停滞的困境要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因此，经济长期停滞常态化的发达经济体也会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下大功夫推进改革和技术创新，使供需结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更具持续性。创新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的就是科研领域的创新投入。
（作者分别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云南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责编：万鹏、谢磊)
习近平谈决胜小康：发扬钉钉子精神 一干到底
　　近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332段论述，摘自习近平日至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贺信、指示等130多篇重要文献，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该书第七篇重点阐述“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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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期停滞？（权威论坛）
　　防范负面外溢效应
　　国际金融机构责无旁贷
　　张明：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量宽的实施以及退出，为主要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最佳注脚。国际社会也日益认识到，通过加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来抑制国别政策负面外溢效应的必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治理结构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当前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来对危机爆发国提供更加及时与更加量体裁衣式的救援，并通过加强经济监测功能来更好地预测与防范危机爆发。世界银行应更好地发挥减贫与多边融资功能，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缓解各国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在强化并协调主要国家的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刘东：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世界经济越来越牵一发而动全身，主要大国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元是主权国家货币，又充当着世界货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外溢性尤为显著。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需要进一步推动向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应该与时俱进，切实反映并解决包括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货币金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需要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各国不应以刺激本国经济为目标，对其他国家货币人为贬值。中国承诺参考一篮子货币稳定人民币汇率，日本及欧元区的贬值预期也要约束。这有利于稳定全球汇率，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索特?达瓦斯：当前国际经济机构在加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成功。大多数国家和政府只想着自己的利益，类似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政策协作已不复存在。国际金融机构要在这一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应注重建立提供各国有效讨论的平台，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的格局，增强发现具有共性的经济问题的能力，更有效防范经济危机爆发。
　　投资基建提振经济
　　多边开发银行大有可为
　　张明：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有助于提振需求，长期内有助于改善供给，是当前环境下推动经济增长非常适宜的选择。更好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在各国实践中探索更好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与管理模式，更好地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来吸引私人资本参与；二是要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缺口。诸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应积极利用自身资金或财务杠杆，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多边融资机构的资金支持要具有可持续性，项目的设计与管理必须充分市场化，只有各方均从中获益的机制设计才是长期可持续的。
　　刘东：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在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上获准成立，旨在促进公私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的流动性，提升公私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品质。该中心已于近日发出倡议，号召各国政府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开拓极具投资潜力的发展机遇，提振全球经济。
　　最大程度发挥跨国别基建的正面溢出效应，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产能和建设能力，中国能够做出较大贡献。同时，这将促使亚投行获得更高的国际支持和影响力，更好地弥补当前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应当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共同采取行动，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带动大宗商品及原油价格的企稳。
　　庄巨忠：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案例中，我们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多个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能源、交通、城市开发、水和卫生设施以及环境项目等。例如在2015年，我们贷款总计165.8亿美元。除了提供融资，我们也通过维持高环境和高保障标准、能力建设、知识转移以及推动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为投资提高附加值。
　　索特?达瓦斯：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都普遍存在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基础设施投资对带动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欧洲，许多国家因为桥梁老旧而对火车运行限速。“容克计划”中提出了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然而欧盟缺乏资金投资，它的计划旨在吸引更多私人资金的加入，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大有可为。据悉，亚投行负责人已经连续走访了丹麦和芬兰等欧洲国家，商讨同有关方面的合作投资事宜。
　　西米恩?德加科夫：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急需降低运输成本，因为运输条件改善会促进沿途所运货物增加，从而有利于世界贸易的总体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对域外国家也有利，因为它们的出口也可使用升级改造后的基础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投行一年贷款可达200亿至250亿美元，相当于2014年世界银行240亿美元的年贷款量。亚投行吸纳了众多非亚洲成员，有利于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吸收有经验的专家，从而迅速扩大该行人才梯队，这样就可高效完成大量的金融项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具有同样潜力。
　　投资国际基础设施是促使中国经济多样化的良好途径。在这方面，中国同欧盟、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本报记者崔寅、王如君、俞懿春、刘栋采访整理）
(责编：张喜艳、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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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性停滞格局仍将延续注：本文为《中国外汇》杂志专栏文章，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根据IMF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3.1%，低于2015年的3.2%。事实上，全球经济增速自2011年以来不断下滑，由2010年的5.4%下滑至2016年的3.1%。2011年至2016年这六年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仅为3.5%，远低于全球危机爆发前2002年至2007年期间高达4.8%的平均增速。全球危机的爆发似乎显著改变了全球的增长格局，这一状况被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称之为长期性停滞（PersistentStagnation）。长期性停滞为何会产生？目前有两种主流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过去几十年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全球化与金融深化，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发生了停滞甚至逆转。旧的增长引擎动力消减，新的技术革命尚未到来，全球经济处于增长换挡的尴尬阶段。第二种解释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创了全球投资，使得当前全球储蓄远高于全球投资。而要让全球储蓄与全球投资重新平衡，需要全球实际利率降到显著为负的水平。然而，实际利率下行一方面受到名义利率零下限（尽管近期出现了名义利率为负的新情况）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当前全球通胀率持续低迷的掣肘。既然实际利率无法深度向下调整，全球储蓄可能长期高于全球投资，进而使得全球增长显著低迷。2016年，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增速由2015年的2.1%下降至1.6%。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与英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均比2015年有所下降，法国经济增速持平，德国、意大利、加拿大2016年的经济增速则比2015年小幅上升。目前来看，除2017年美国经济增速较为乐观之外（IMF目前的预测为2.3%），其他经济体在2017年的增长态势都不容乐观。例如，欧元区、德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增长将会面临国内政治选举不确定性的挑战，其中又以法国与意大利尤甚。日本经济增长可能受到2016年日元表现过于强劲的冲击，而且日本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加拿大2016年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能源价格上涨，但2017年能源价格似乎很难持续2016年的小阳春。2016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速与2015年持平，均为4.1%。然而，其内部的增长结构则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中国、印度、中东欧、拉美与加勒比等经济体2016年的增速与2015年比均有所下降，但俄罗斯、巴西、中东北非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却在2016年出现了反弹，其中俄罗斯尤为显著（由2015年的-3.7%上升至2016年的-0.6%）。不难看出，2016年经济增速反弹的国家多为资源出口国，其经济回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16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换言之，2017年这些国家经济反弹的可持续性，也会取决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后市走向。笔者认为，2017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更可能在当前水平上持续盘整，而难以延续2016年的显著上涨态势。主要原因包括：第一，从需求来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与中国国内周期性行业（例如房地产、汽车）上升以及供给侧改革展开密切相关，而随着周期性行业在2017年的回落，以及供给侧改革风格的转变（淡化行政指令、强化市场力量），来自中国方面的拉动力量可能显著减弱；第二，从计价货币来看，由于2017年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加快，美元指数有望总体保持强势，而这将会打压大宗商品价格；第三，从估值水平来看，全球大宗商品在经历了2012年至2015年的持续下跌后，确实形成了价值洼地。而在经历了2016年的普遍上涨之后，大宗商品市场的价值洼地已经基本上被填平。除了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由上升转为盘整之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还将受到以下两种因素的制约。其一，一旦特朗普政府悍然发动贸易战，这将会加剧全球贸易冲突，从而影响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增长。换言之，贸易战可能切断增长较快的美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甚至产生负外部性；其二，一旦今年欧洲大选发生重大的黑天鹅（例如勒庞上台或五星政党上台），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将会加剧。这不但会推高美元等避险资产的价格，而且会使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短期资本加剧外流与本币贬值压力恶化的冲击。部分基本面脆弱的经济体甚至不能排除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毕竟，从国际金融危机似乎每十年爆发一次的拇指法则来看，2017年可能是很不太平的一年。综上所述，由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可能在2017年遭遇逆风，因此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难以显著提高。笔者的判断是，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可能比2016年略高一点，约为3.3-3.4%，但很难超过3.5%。长期性停滞的阴霾，将依然笼罩在暗流涌动的全球经济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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