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会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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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显著增长。年的30年中，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为每年8.6%。目前增长还没有减速的迹象：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平均增长率为每年9.2%;中国约占世界以PPP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的35%。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还多这样快速的增长是前所未有的。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进展从1978年开始，已经有3亿人摆脱了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还有就是它从改革初期的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
本文采用跨国数据来继续我们的研究，旨在探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成功增长的原因。文章中，我们采用跨越30年的跨省数据库来解释为什么整个中国，实际上也是它的各个省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我们采用这个方法的理由至少有两方面。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所有省份的增长一直很快。尽管中国的每个省相当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个国家，但是它们都存在着某些共同特征。我们能不能通过比较各省的经济情况来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增长这么快?它们拥有几点共同的特色。从1978年开始，各级政府都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它们工作的重点，而各省都是“发展型国家”的一部分。不过，一些省份的改革和市场化时间比其他省份早，程度比其他省份深。在外贸、计划生育、宏观经济管理、金融等政策方面，各省都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但是，从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经济活动水平、投入产出比等方面来看，各省之间存在着差异。即便中国的高增长主要来自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平均投资率，但是，假如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一样，投资率非常低，我们用省际投资差异来研究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仍然会得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第二，从统计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可靠性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人员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用各种方法来减少可能存在的计量不准问题。数据选择方面，我们更喜欢采用各省的数据而不是全国性的数据，原因如下。第一，2006年，中国国家根据2004年的经济普查结果，对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的统计数据作了基准修订。这一修订证明经济普查之前省一级的总产出值是真实的，而相对应的全国性数据是无效的。第二，就经济增长的各种决定因素而言，分析省级时间序列数据比分析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使用省级数据实际上扩大了我们的样品数量。
与经济增长的间接因素相比，经济学家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增长的直接因素，可能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有三种：增长计算法、结构性增长模型分析、非正式增长回归分析。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与前两种方法相比，第三种方法允许采用一些既代表经济增长深层原因也代表其更直接的原因的解释性变量。这完全适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因此将在本研究中使用。
我们研究的特点是采用了最新形成的模型选择方法，以便在可靠的估值结果的基础上构建起经验模型。我们首先采用了两个主要的模型选择方法和模型平均(model averaging)方法，即贝叶斯模型平均法和自动从一般到具体法，来研究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与大量可能的解释性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包括初始收入水平、固定资本构成、人力资本构成、人口增长、开放程度、机构改革、行业变化、金融发展情况、基础设施和地区优势。那些被研究过程认为是重要的变量将被用来组建基准模型，我们会采用面板数据系统(panel data system)的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来评估该模型，以解决遗漏变量、内生性或回归量计算错误的问题。第二阶段，我们详细检查了所选模型的牢固性和主要因素所起的作用。本文中，我们的研究集中在各种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我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哪种类型的投资最重要?最后，一些反事实预测被提出来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跨省性增长的回归分析能否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这么快?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
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处在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事先没有制定任何一整套的改革方案。一项改革产生了另一项改革的需要或机会，而改革的过程是累进的。改革是逐渐进行的，但速度却并不慢：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 集中在农村地区。公社解散了，个人积极性得到了恢复。农户(当时占人口的82%)签订了长期承包合同，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了使用权，他们有权在公开市场出售其少量的农产品。允许农村成立非农企业，生产城市国有企业不能供应的轻工产品。对农村信贷的限制鼓励了家庭储蓄。农村的生产快速增长，因为农业效率提高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工业中得到了更高效率的使用，农村的企业、储蓄和投资抓住了新的机会。
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的渐进改革过程，特别是国有企业，它们逐渐被授予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国家所有权固有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问题限制了国有企业的效率，而来自其他市场参与者最开始是乡镇企业，后来是国内与国外的私人企业的竞争在稳步增加。
经济改革的第三阶段(1993—) 由邓小平旨在动员人们支持更加激进的改革的“南巡讲话”促发的。私营部门第一次被承认和接受活跃起来。此外，对城乡人口流动、银行体系、税收体制、外贸和外国投资方面的行政监管改革取消了各种对经济增长的束缚性限制。例如，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政策的延迟效应使得城市出生的劳动力的增长放缓时，对暂时性的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的放宽，使得城市经济得以继续快速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长，表现了一种周期性的增长格局，这更多地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而不是第三阶段的标记。存在两个明显的峰值，它们分别出现在年和年，反映了农村改革和给资本主义开绿灯后的结果。年间经济增长率跌到了谷底，这是因为社会动荡以及随后的国际排挤、对先前的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政策响应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造成的。对各省增长趋势的进一步研究也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有省份的增长率大幅下降，表明这种负面震荡对经济增长具有一般性的不利影响。
总的来说，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所缺乏的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它们提高了静态分配效率和动态要素积累。把丰富的资源、劳动力吸收进不断扩展、生产率更高的活动中，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可以相信，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有了极高的增长率。这是我们希望进行探究的一个总假设。
我们利用相关资料，对所采用的方法进行解释，并说明其合理性。这涉及非正式增长的回归分析的选择、模型不确定性的处理方法、面板数据的估值方法。
为什么采用非正式增长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的起点是我们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通过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式得到解释的跨国分析。我们发现，添加了人力资本和结构变化因素之后的索罗模型相当合理地解释了中国不同寻常的经济增长。此外，还有五个因素低收入水平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高的实物资本构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经济从农业的快速转型、人口的慢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成功的主要因素。
有大量的文献是关于中国跨省性增长的回归分析的。我们采用了两个实证研究方法：某种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通常形式是扩充版的索罗模型)和非正式增长的回归分析，它们含括了研究人员最感兴趣的解释性变量。我对不同的时期进行了分析，尽管大部分限于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期间。从跨部门的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LS)到面板数据GMM分析，各分析方法在复杂程度上各不相同。研究含括了与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中的差异相关的一系列广泛要素，例如集中或分散、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开放程度、经济改革、地理位置、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劳动力市场发展、空间依赖性、优惠政策。在所有的研究中，一个基本难题就是建立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一般关系时遇到的困难。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方法是采用增长计算法，把观察到的GDP增长分解成与要素投入和生产技术中的变化相关的元素。研究中，我们发现，改革期间，中国年均总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最高为3.9%，最低为1.5%。变化幅度这么大，部分原因在于所做的假设不一样。增长计算法涉及资本存量的测量以及对未知参数如输出弹性和资本贬值率等进行假设。
对模型不确定性的处理
没有单一的、明确的理论框架可以指导关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工作。新古典主义模型预测，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由外在的技术进步速度所决定的，将稳态增长调整到稳定状态是通过要素累积中的内生变化实现的。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有哪些，人们还不知道。内生增长理论关注技术进步，强调“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知识溢出、研发、教育在驱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这些理论都不是排他性的，所以，对于实证增长分析而言，应该将哪些变量包括在内以捕捉主要数据的生成过程，这样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是一个核心难题。目前已经开发出了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的其他方法，并且在处理模型不确定性问题中用得不错，其中贝叶斯模型平均法(BMA)和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GETS)影响力最大。本文中，我们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和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来考虑人均GDP增长率和各种可能解释性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一阶段模型选择的目的是对变量的选择提供指导，然后在后面的面板数据分析中把这些变量包括进去。
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的基本思想是：研究人员所关心的任何参数的后验分布都是每个模式下该参数后验分布的加权平均值，加权量由后验模型概率给出。这样，考虑模型不确定性的一个自然方法就是坦率承认，我们不知道哪个模型是“真的”，而且，反过来，要把概率加在各种不同的可能的模型上。把参数和模型作为随机变量进行处理，根据所有可能模型在空间上的概率分布，可以总结出模型的不确定性。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确定一个没有限制的普通模型(GUM)，假设它能够描绘出基本数据生成过程的特征，然后能够对一个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简约、包容、全等的陈述进行“向下检测”。如果在统计上是确定的，并且又包括了所有其他简约回归分析，那么，具体回归分析就是对这个普通模型的有效限制。有人说，自动模型选择过程中一个有吸引力的特征是巨大的效率增益。
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模型选择过程中内在回归量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阶段，不能对结果添加任何的因果关系解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了一种两阶段检测法。根据模型选择结果，确定变量子集得到了主要数据的最大支持后，我们将作进一步的面板数据分析，来调查中国省级人均GDP增长的更深层的决定因素。尽管跨行业回归有聚焦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优点，但是，面板数据法可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恒定因而被忽略的那些变量，因此，把回归量的滞后当作工具，可以减轻计量误差和内在偏差。
面板数据估计法
对含有固定效果和多个内生回归量的短期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值，这是个挑战，特别是跨行业数字相对小的时候。一些计量经济学上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滞后的因变量与不随时间变化的具体地区的效果之间的关系使得OLS估值产生了偏差和不一致。在跨国或跨省的增长回归分析中，OLS对初始收入系数的估值有可能产生向上的偏差。
实证增长研究文献中，为动态面板使用GMM系统估值器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把第一差分标准方程组与适当的滞后水平结合起来，作为工具，另外再加上一组方程与适当滞后的第一差分作为工具。在各阶段把原始方程加在系统中并且使用这些附加瞬间条件后，与第一差分GMM相比，实证研究效率大幅提高，有限样本的偏差急剧减少。不过，我们的研究中使用GMM，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跨行业数值小时，工具扩散问题有可能会非常严重。第二，跨行业误差依赖可以导致对短期动态估值时出现严重问题。
为了解决工具扩散问题，我们采用了两种方法，对GMM系统估值器中使用的工具数量进行限制。第一种方法是破坏工具的数据集，也就是说，GMM估值器是每个变量一个工具，而不是在每个时间段为每个变量使用一个工具。第二个方法是在每个第一差分方程中，只使用某些滞后长度，不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长度。比如，对可能的内生变量，在第一差分方程中，我们使用10年期限、15年期限、20年期限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滞后5年的第一差分变量用作阶梯方程中的额外工具。我们采用汉森与萨甘差分统计法，报告回归研究所生成的工具量。第二个问题，为了在因变量中捕捉常规数据，减少跨行业误差依赖中估值器产生的渐进偏差，我们在回归要素中包括了具体时间效果。另外，所有标准偏差在异方差性方面都是稳定的，都是按省份进行采集的。
(李方平编写)
四、实证研究结果
原始样品由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组成，含括年间每年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纂的《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年的数据主要来自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官方的宏观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样本采集时期内数据的一致性问题。例如，根据中国2004年的经济普查结果，国家重新编纂了年的GDP数据，而对前几年相应省份的数据却没有修改。另外一个问题是各省数据的不可比性。以人口为例：一些省份提供了家庭登记人口数，而另外一些省份只提供了永久性人口数据。另外，人口数据中，没有计算大量的“流动人口”数量。这些差异可能导致计量误差方面的问题，让人们对我们的估值结果产生疑问。因此，一方面，我们采用了一些“清洁规则”，消除每个变量的异常值;另一方面，我们用了面板数据GMM系统估值器，处理可能出现的计量不准的问题。
我们第一阶段的模型选择分析的基础是跨行业数据，我们计算出整个取样周期跨行业数据观察结果的平均值。为了便于后面的面板数据研究，我们选择的是没有重叠的五年期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跨国性增长研究资料中。
所有变量都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计算，价格指数根据每个省的具体情况而定。因变量是人均GDP的实际增长率。表1为人均GDP各省实际增长率的说明性统计结果。整个改革期间，所有30个省份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为每年7.7%，沿海省份平均值为8.1%，内陆省份为7.5%。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全国范围的经济快速增长，即按照国际标准来看，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增长的不平衡性确实存在，这表现为：取样全周期内，增长率最快的省份(浙江)与增长率最慢的省份(甘肃)的平均差值为4%。表1还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中有趣的时间格局。第一个10年快速增长，第二个10年增长放缓，第三个10年增长加速。年期间，各省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减小，即便是增长率最低的省份(云南)也努力达到了平均8.2%的增速。
广义上说，可以把解释性变量分为10类：初始收入水平、实物资本构成、人力资本构成、人口增长率、开发程度、经济改革或机构改革的步伐、行业变化或工业化程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地理位置。我们对“沿海”省份和其他省份作了地理位置上的区分。这种分类是根据文献中的分类进行的，背后的逻辑是：沿海省份享有以较低成本进入市场的优势。
模型选择的好坏与否，主要在于限制性普通模型是否充分接近于数据生成过程。我们考虑了10组解释性变量，然后依靠增长理论和以前的实证研究结果，来引导普通模型的具体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每一类别中的变量都是高度相关的，如果一个普通回归分析中同时包含所有变量，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从每个类别中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变量来构成基本普通模型，然后用每组剩余的变量来检验模型选择的结果是否可靠。在本部分中，除非另有说明，提到增长时，我们指的是人均GDP的实际年均增长。
我们从包含13个解释性变量的普通模型入手，为这个模型寻找统计学上可以接受的还原性说明。所包括的变量是初始收入水平的对数(lnyi，t-1)、固定资本构成占GDP的比例(fcf/GDP)、中学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stuSEC/ pop)、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普通中学教育入学学生的比例(stuHIGH/ stuREG-SEC)、人口自然增长率(pop-ngr)、出口占GDP的比例(export/GDP)、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indSOE/ indTOTAL)、就业人口中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mgrowth)、工业化程度(deofin)、铁路网密度(railway area)、邮电通讯行业的营业额占GDP的比例(post & tele/GDP)、对沿海省份的模拟情况(dum coastal)。
首先，我们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把后验包容概率高的变量挑出来。表2中，我们给的是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的结果总结，模型中包括后验概率变量，对每个变量的后验平均值和后验标准偏差都进行了报告。考虑到真实模型中变量的前验概率值设为0.5，它的可靠程度可以用数据对前验概率的更新方式来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后验包容概率大于0.5，具体变量就非常重要。结果表明，初始收入水平、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学入学率、固定资产构成、人口增长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然后，我们用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来自动选择模型。表3给出了OLS对最终特定模型的估值。我们发现，人均GDP增长与初始收入水平、人口增长、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是负相关关系，与固定资本投资、中学入学率呈正相关关系。两种方法所产生结果的主要区别在于出口在解释各省间增长率中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模型选择法都把其他变量如行业变化、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等确定为经济增长的非重要性预测要素。但是，这个结果可能只是反映了这些变量的高度内生性质，它们在模型选择阶段不能得到说明。
(李方平编写)
根据贝叶斯模型平均法和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所提供的模型选择结果，现在，我们使用表4中给出的各种面板数据技术对基本模型进行估值。我们发现，在OLS估值器提供的上限和组内估值器所提供的下限之间，GMM系统估值器对初始收入水平系数的估计是一致的。工具变量法对初始收入水平的估值比组内法低，表明这种固定效应估值器用在短期动态面板数据中可能会产生偏差。因此，我们首选的估值方法是面板数据GMM系统外加一个受限工具组。
有意思的是，GMM结果支持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所选择的模型，也就是说，出口占GDP的比重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对其他解释性变量进行控制后，我们发现，初始收入水平对后面的各省增长率有负面影响，证明改革期间存在着条件收敛。估算出的系数表明，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低1个，就会使随后的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05个百分点。条件收敛是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所暗含的意思，它起源于资本积累收益递减的假设。控制变量表明各省有不同的稳态，收敛让它们达到了各自的人均收入稳态。
对条件收敛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相对贫穷省份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存量较低，对它们来说，资本的边际产量较高。另一个解释可能在于中央政府的地区发展政策。年间，财政下放改革在税收管理和征税方面给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财政承包制”减少了中央政府在税收中的份额，缩减了从富裕省份向贫困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1994年，“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使其能够促进西部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等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大概从1998年开始，对贫困省份给予财政再分配。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近年来增长率最高和最低省份间的趋同现象(表1)。
固定资本构成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固定资本构成占省GDP的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就可以把人均GDP的增长率提高0.1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投资甚至更重要，中学入学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就增加0.3个百分点。既然实物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在后面的两节中，将对此作详细讨论。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着负影响：人口增长率减少0.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可以提高0.4个百分点。快速的人口增长率与成本相关，也就是说，劳动力增长越快，就需要越多的资本来装备这些增加的劳动力，这样资本深化的程度就低，导致人均资本以及人均产量减少。这就意味着，如果两个省份的初始收入水平一样，但是一个省的人口增长率较低，那么，它的增长速度就会比另一个省快。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一直努力降低人口增长。尽管对“独生子女政策”是否人道有争议，但是，这种严格的人口政策有效地降低了人口增长，减少了对中国资源的压力，中国的资源对人均GDP的增长有重要影响。
出口对各省的增长有利：出口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就可以提高0.8个百分点。根据相关报告(2008年)，蓬勃的出口行业是中国高速、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被视为人力资本加强、技术变革、国家间知识溢出的重要来源。1978年后，中国采取的开放政策为利用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的比较优势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使得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国有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对产量增长有着重要而负面的影响：这个变量减少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会提高0.04个百分点。这个变量代表了经济改革或机构改革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通过各种各样的利润上缴合同和管理责任制，国有企业不断在生产和利润分享方面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由于国家所有权所固有的委托代理问题，产业改革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和盈利能力方面，效果仍然有限。相反，非国有企业，如20世纪80年代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和20世纪90年代的中外私有工业企业，对市场机会的反应快速，有较好的激励机制，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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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之前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许多差异。在此，我们将着重对中日经济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并探究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
　　一、中日经济的相似点
　　（一）经济增长
　　说到中日经济的相似点，就不能不提到中日经济十分相似的崛起过程。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崛起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70-80年代的中速增长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由50-60年代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70-80年代的年均5%左右，再下降到90年代以来的年均接近0的水平。
　　与日本相似，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10%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正如日本在70年代初经历了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一样，中国在2008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也开始由年均增长10%以上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来看，在中日两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投资和出口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经济增长的奇迹。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同样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加入WTO后的出口持续高速增长，造就了连续30年经济增长10%以上的增长奇迹。
　　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中日两国的工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两国经济崛起时期的支柱产业，中日两国分别成为了不同时期的“世界工厂”。
　　由此可见，同样经历了经济增长的下台阶，经济崛起同样以来投资和出口，中日两国无论在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还是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方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二）人口
　　作为东亚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日两国在二战后均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人口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成为中日两国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然而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逐渐老去，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从90年代初开始增长逐渐放缓，21世纪后开始逐年下降。而中国由于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随着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逐渐退休，80-90年代出生的人口又大幅减少，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开始出现净减少。人口老龄化成为困扰中日两国的一个共同问题。
　　由此可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中日两国都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时间进入21世纪，两国也相继开始经历劳动力萎缩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拖累。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都将成为制约两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汇率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短期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可能由市场上对于该货币的供求左右，但从中长期看，一国货币的汇率更多的是由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增长预期来决定的。二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元升值的预期一直十分浓烈，但由于日元实行的是以固定汇率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日元汇率在70年代前基本保持稳定。随着70年代日元转为浮动汇率制后，日元经历了长达20年的持续升值。这个过程中虽然有广场协议后各国合力干预的影响，但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日元汇率也开始逐步趋于稳定。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2年后，随着日本央行的持续量化宽松，日元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贬值周期。
　　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与日元如出一辙。由于2005年以前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即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升值预期浓厚，人民币汇率也一直保持稳定。随着2005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人民币也经历了长达10年的持续升值。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人民币汇率也在“8.11”汇改后经历了一波快速的贬值。
　　我们认为，中日两国目前均处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货币政策宽松的阶段，日元和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四）资产泡沫
　　中日两国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也都经历了资产泡沫的累积和破灭。90年代初，日本由于过剩资本的长期积累、金融自由化的急功近利和两次严重失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日本股票市场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证券市场也同样经历了股票价格的暴跌。而随着2012年以来日本央行持续的QE和QQE带来的大量过剩资本，日本证券市场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泡沫积累。反观中国，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泡沫的产生和快速破灭。年“杠杆牛市”带来的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
　　而两国土地资产泡沫的积累同样触目惊心。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中国土地价格则自2001年起开始快速攀升，其间虽有反复，但并未出现显著的降温迹象，泡沫仍在不断的累积中。
　　由此可见，在经济过热以及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环境下，中日两国都经历过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
　　（五）政府主导产业转型
　　中日两国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具有相似性。在经济转型期，中日两国政府都积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转型。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注重支持经济转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转化为出口和内需并重。1986年5月，日本政府发表了“面向21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为此推出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刺激国内需求，推进“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二是鼓励对外投资；三是充实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无独有偶，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在内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涉及到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纺织、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出台了上百项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力求扩大国内消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
　　在转型战略和举措方面，中日两国也颇为相似。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面临的外在压力和贸易顺差，强调扩大内需，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等。1986年4月，为解决贸易和经常收支盈余扩大造成的对外摩擦，特别是为解决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本政府采纳了著名智囊团提供的“前川报告书”，其基本思想是“制定国家全面的政策目标，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盈余)，以求达到与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协调，并表示实现此目标的决心”，提出并强调了“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反观中国，中国的内需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扩大内需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将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中央政府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加以实施。
　　（六）产能过剩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很快，加之大量过剩资本的存在，日本企业设备投资迅速增加，1990年设备投资额高达88.7万亿日元，比1986年增加了58.6%，占GNP的19.5%。受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影响，日本企业利用金融宽松的条件，建厂房和高档设施，大型生产线等项目也纷纷上马。迅速增加的设备投资虽然推动了平成景气发展，但却导致了严重的设备过剩。
　　中国在年间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在内的大多数传统行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本应进行过剩产能的出清，但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产能的过剩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了进一步加剧的迹象。这直接导致了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长下台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
　　当然，中日经济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我所列举的这些。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融资方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文化和传统等等诸多方面同样十分相似。
　　二、中日经济的不同点
　　（一）经济发展水平
　　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与日本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首先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考量，2014年中国的不变价人均GDP尚不足40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
　　其次，从城镇化率的角度看，日本的城镇化率已超过90%，中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
　　第三，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形成了消费主导型的需求结构，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已超过80%。而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依然十分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从科技水平的角度看，日本无论是在研发投入方面，还是在科研人员的数量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
　　第五，从教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也远远超过中国，日本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60%，在中国这一比重尚未达到30%。
　　第六，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都大幅领先中国。
　　由此可见，中日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到目前为止，从各个角度来看，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
　　中日两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日本更加注重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资进入有种种限制，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由于严重缺乏资本，制订了引进外资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引进外资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国内市场的萧条进一步刺激了日本资本输出的步伐。截止201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5%。相对而言，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但占比依然较为有限。
　　（三）债务
　　日本政府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采取了激进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希望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事与愿违，由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很高，财政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十分有限，巨额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截止2015年，日本公债余额/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30%。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就好得多。截止2014年，中国的公债余额仅占GDP的33%，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缺口依然很大，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
　　（四）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力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及监管，大量资金并不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流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是流入利润较高的股市楼市。同时，日本金融机构、企业法人间交叉持股，股东之间“相互持股、互相抵消”，金融机构由政府保护，企业集团由金融机构保护，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优惠、互不干涉的状态，导致整个日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集团”三者融为一体，监管职责不明、社会监督不强、约束松弛。日本金融机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支持者，为泡沫源源不断输送能量直到泡沫破灭的最后一刻，地产泡沫持续长达10年。
　　而中国银行和大企业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银行放贷投向和规模受到政府政策的控制。中国政府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从源头上控制投机资本。同时，一旦房地产行业有过度投机的现象，中国政府可适时出手打压泡沫。
　　三、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日本？
　　在系列专题的第一篇中，我们就曾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经济的腾飞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区别？中国与历史上的日本相比，处在发展的什么阶段？日本经历的泡沫破灭与失去的二十年是否会在中国重演？”作为系列专题的最后一篇，通过对日本经济发展史的系统梳理和对中日经济的异同比较，是时候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了。前文对中日经济崛起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因此这里不再赘述，我们重点分析后面两个问题。
　　（一）中国与历史上的日本相比，处在发展的什么阶段？
　　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能得到许多不同的结论。如果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水平仅仅与50年代的日本相当；而从GDP总量上来说，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60年代的日本相似；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说，中国与90年代的日本相当。而我们认为，作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体，从某一个特定角度来进行比较都是片面的，无法准确的反映两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因此需要从两国的整体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综合比较。从中日经济的整体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水平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相似。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经济规模、人口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单纯比较GDP总量和人均GDP都有失偏颇，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率是一个相对可比的指标。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与70年代日本的情况较为相似。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更大，经济转型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经济增长的韧性也更强，因此这个过渡阶段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看，中国正处在逐渐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第二产业驱动转向第三产业驱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驱动的过程中，这同样与70-80年代的日本较为相似。
　　第三，从人口结构来看，虽然在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90年代日本经历的劳动力人口净减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伴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中国劳动力减少的速度将显著慢于日本，由劳动力净减少转向人口净减少的速度也将十分缓慢，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依然充足，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推广、城镇化率的提高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望得到释放，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至少在中期内都将十分有限。
　　第四，从资产泡沫的角度来看，中国与80年代初期的日本较为相似。虽然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资产泡沫积累的迹象，但泡沫总体可控，且政府已经意识到资产泡沫的危险性，一直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政策的核心，因此中国资产泡沫快速堆积并破灭的可能性很小。
　　第五，从产能过剩的角度来看，中国与80年代初期的日本较为相似。中国政府在目前出现产能过剩，但尚未引发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主动化解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同样不高。
　　（二）日本经历的泡沫破灭与失去的二十年是否会在中国重演？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日本经历的泡沫破灭与失去的二十年至少在中期内不会在中国重演。做出这个判断，我们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与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强劲，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依然较高，即使出现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通过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这可以从2008年和2015年的两次股灾中得到印证。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冲击也会越来越严重，对于泡沫经济的风险同样需要高度警惕。
　　其次，从政府债务的角度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依然巨大，政府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有充分的空间进行财政刺激。
　　第三，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中国的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依然相对较高，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政府进行货币宽松的空间很大。
　　第四，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依然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远远强于日本政府，无论是在泡沫的防范还是在危机的处理方面，中国政府相对日本政府都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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