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寓意着今后我国将对改革思路做出新的调整，从过去突出强调需求侧改革转变到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引发宏观政策的相应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过去需求侧改革而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思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追求GDP规模扩张和高速度增长，主要通过需求侧改革和管理的思路来实现，即着重强调扩大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增长（外需）“三驾马车”构成的总需求来实现目标。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原来需求侧改革和管理的思路已不能产生以往的效果，表明其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此次，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从过去着重强调需求扩张提供动力，转变到着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提供新动力，其目标是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增长升级版。
　　日前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10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到广东调研时曾强调，要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可以说，在中共中央提出“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后，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促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理念、新思路。
　　按照中央提出的“坚持创新发展”这一核心新理念，要解决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目标，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念、理论和政策创新。中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许表明促进结构性改革将适时采用新供给主义理论，并据此提出一系列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管理的新政策、新措施，并带来改革发展创新的新实践、新成就、新突破。
　　11月9日，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应邀参加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他结合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财富战略，在会上作了题为《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新增长周期》的汇报。针对当前经济反弹复苏动力不足的现状，滕泰建议进一步降息降准、多举措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下决心加大减税力度；重视软财富和软价值，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并通过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劳动力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土地供给效率，降低资源供给成本；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降低资金供给成本；提高制度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供给成本，释放五大财富源泉，开启增长新周期。近几年来，以滕泰为代表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派独树一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发展对策，其中一些内容可为促进结构性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篮子”所借鉴、所吸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一段时间，我们采取“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计划，强调“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这实质上是沿用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一些做法，并据此片面强化了需求侧管理。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留下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结构扭曲等后遗症。现在，我们要纠正过于强调行政干预和需求侧管理的弊端，以问题为导向，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管理。
　　在此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抓住“四个关键点”，即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可以说，这“四个关键点”就是今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遵循的方向和重点，需要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认真研究和制定落实政策。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应当是今后工作的重要方面，但并不意味着以后不再需要需求侧改革和管理。为了保障经济中高速增长、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等目标均衡实现，我们应当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双管齐下，统筹施策，这样将产生更佳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崭新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要在探索中完善，在总结中提高，始终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唯有如此，才能少走弯路，减少损失，保障改革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
作者：卓尚进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时间：日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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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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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成为时下“热词”，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并强调2016年经济工作要着重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表明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改革的主旋律。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与本届政府的诸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从简政放权到国企改革、从营改增到利率市场化、从“中国制造2025”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一不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优化供给结构，提高资源的转化效率，实现供需在高水平的再平衡。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的大逻辑、大背景，也是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越的关键一招，有必要深入理解其必要性。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历经的数次快速增长阶段，无不得益于供给侧的若干成功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从农业供给侧入手，通过大力推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的潜能，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迅速化解了农产品供需失衡的历史危机，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为了进一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国家通过不断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利用企业家首创精神发展生产力，全面激活了市场经济活力，成功保障中国经济软着陆。进入21世纪，国家全面推进城镇化改革，解放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低廉而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巨大的“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近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可见，供给侧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向。
　　其次，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面临较大的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单独依靠需求总量管理，用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增长已难以为继，必须增加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具体而言，投资方面，中国经济一直以来严重依赖政府投资，但目前，政府直接投资总额已在高位运行多年，不断累积的政府债务风险已让不少地方政府倍感压力，向上突破的空间已经不大，再加之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工业利润增长一直在低位徘徊，若不从供给侧推进工业结构调整，盲目刺激投资不仅无法提振实体经济，反而让大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推高资产价格，制造资产泡沫，加大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风险。
　　消费方面，经过几轮家电、汽车下乡政策刺激，我国中低收入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排浪式消费过程已基本接近尾声，在收入没有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的个人边际消费倾向难以改变。与此同时，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我国目前以中低端产业为主的供给结构中得不到有效满足，致使这部分消费能力流失到国外，形成明显的供给约束，需要通过提升结构性有效供给予以化解。
　　出口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减弱，据统计，2009年以来，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相当于将GDP向下拉动0.45个百分点。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是随着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东南亚各国低成本优势凸显，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流失掉的出口需求很可能一去不复返。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提升宏观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是中国在当下的必然选择。
　　再次，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尽管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念依然占据主流，但发达经济体在面对危机时从不曾放弃对供给侧的调控和改革，这里面尤其以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为典型。尽管里根和撒切尔秉承的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理论有其致命缺陷，但是降低税率、推动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等方式，客观上达到增强劳动积极性、提升企业投资意愿的目的，进而优化了原有经济运行结构，让本国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维持国家长久竞争力， 普遍认识到提升供给效率，推动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催生了诸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新工业法国等一系列战略的出台。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并受到各方空前的重视，但供给侧和需求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是宏观调控的有机统一体。如果说需求侧政策强调通过扩大投资和引导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短期调控手段的话，那么供给侧政策强调通过充分发挥市场自身作用，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力，是中长期调控。因此，强调供给侧管理不应等同于放弃需求侧管理，更不等同于放弃政府对经济的指导、调控作用。一方面， 为了顺利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依然会面临较大的保增长压力，在这一过程中要创新宏观调控体系，注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并举，实现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有机结合，全力保障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尤其是我国广大西部地区还拥有为数不少的连片贫困地区。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可能依然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投资不足等需求侧问题，因此，要因地制宜实施各类调控政策。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的正式提出不是让市场对政府作用进行替代，而是让政府通过鼓励创新、加强市场监管等方式与市场各司其职，这是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是否能顺利闯过改革的阵痛期，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这迫切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需求总量管理理念，更加注重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创新潜能，从构建高效、灵活的供给侧结构体系、优化供给侧的体制机制入手，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为我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打下基础。（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作单位为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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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工人日报客户端苹果版安卓版当前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资产评估》2016年05期
当前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正◎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不论主观上怎么想,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抓紧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当前经济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
【关键词】：
【分类号】：F124【正文快照】：
◎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不论主观上怎么想,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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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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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诺金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致力于我国经济金融理论和实践中一些重点、难点和紧迫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制度变迁中的金融理论及政策主张》、《金融生态论——对传统金融理念的挑战》、《回归恒等式——我国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新范式》、《中国优势——经济增长的路径抉择》、《优势突围——论中国优势与金融改革》等；并在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各种专业论文80余篇。有关著作和论文多次荣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高层近段时期密集地提及供给侧改革，引发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到底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供给经济学有何关系、新供给经济学所主张的新供给有何特点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经济学家徐诺金是国内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近日他接受《理论周刊》专访，对相关热点问题展开深入阐述。今天，为读者呈现的是访谈下篇，徐诺金重点阐述了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指新思想供给、新制度供给、新财富供给，是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实现短期稳增长、长期大发展的关键。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嬗变，宏观经济的调控思路和调控方式尽快从主流的需求管理，更自觉、更积极地转向供给方面的改革创新十分必要、十分迫切。
　　从对不同增长范畴的认识中去理解新供给
　　记者: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和保增长只能二选一，因为长期供给改革和短期增长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这种理解，您是如何看的？
　　徐诺金:我之所以认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及其主张，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和主张与我多年的一贯理论认识和主张是内在一致的。我一直主张用好投资这个内在的连结短期需求与长期内形成供给的变量。这种内在的一致要从对两种不同增长范畴的认识中去理解。
　　我认为存在现实增长和潜在增长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从现实增长来看，经济增长主要由需求拉动，所以人们形成了经济增长由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决定的假象，“三驾马车”论和需求管理理论也由此而来。但事实上，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指由供给侧生产要素和制度函数决定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现实产出受生产潜力的终极制约，现实产出无法超过生产潜力，真正决定一国长期增长趋势的是潜在能力的增长。
　　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存在着差别，也存在联系。这种差别既是潜力与潜力实现程度的差别，也是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的差别。同时两者又是统一的。潜在增长是现实增长的基础，现实增长是潜在增长的目标和动力，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为追求短期的增长最大限度的接近增长潜力，我们需要凯恩斯主义，对政府支出、消费、投资及出口等经济的需求侧进行管理；但为了追求长期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则必须从供给侧着力，加大投资促进资本积累，加快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努力促进制度变革等。虽然劳动力数量和土地数量不易调控，但也可以通过提高教育和劳动力培训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更市朝的土地利用机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这也属于供给侧的范畴。
　　在潜在增长和现实增长中，我历来主张投资变量非常关键，起的作用非常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到底起什么关键作用呢？先来看长期增长。从严格意义上说，在决定经济潜在意义上的长期增长中，土地、劳动、资本投资、技术、制度等都很重要，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有真正的高效的增长。但每个要素的作用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差异很大。在农业社会阶段，经济产出主要取决于劳动和土地。但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逐渐成为决定经济增长快慢的根本变量，把长短期结合起来看时更是如此。首先，劳动力变量是一长周期变量，取决于人口生产周期，短期内甚至中期内都没有多大的调节弹性。制度变量也多是一个渐进性的变量，大的制度变革通常只能通过长时间很多小变化的积累才能实现，并且制度一旦趋于成熟和稳定，对经济的影响也将趋于常态。再看技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社会中，技术进步离不开资本的前期投入，技术的使用也必须具体化在新的工厂、设备和工具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投资，技术才能内化到生产过程中。因此，在所有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生产要素和制度结构因素中，只有投资变量才是最活跃、最关键、最可调节的变量。
　　从短期看，投资同样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因为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越大，潜在生产能力就越能得到充分利用，第二种意义上的现实增长也就越快。同时，消费主要受长期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影响，也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制约，可调控的空间有限。出口来自于外国的需求，可调控性更校因此，从短期来看，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影响现实增长的需求引擎中，也只有投资是最活跃、最可控、最关键的因素。
　　正是由于投资的这种特性，即对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潜在增长与现实增长的连结特性，使投资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供给中起了特殊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那种认为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和稳增长只能二选一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合理扩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既可以增加短期需求，稳定短期增长，又可以促进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空间。因此，从长短结合来看，投资是决定两种意义上经济增长速度快慢最关键最活跃最可控的因素。
　　对中国经济的国情特点需要有理性的认识
　　记者:在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时，我们应当基于中国经济的哪些国情特点？
　　徐诺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从1978年至2000年前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需求大于供给，政策着力点在供给侧，落脚点在满足需求。这一时期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潜力，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增加国内投资和生产能力建设，提高满足需求的能力。正是这些供给侧的政策措施，使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增长。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高投资，高投资的条件是高储蓄，高储蓄的源泉是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所以，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供给侧发力时期。第二阶段在年左右，国内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在凯恩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剩余增加，在国内表现为供给超过需求，剩余生产能力扩大，为寻求供求平衡，我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外向型平衡道路。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谷，外需下降，剩余出口受阻，国内外向型经济受到新的考验。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速节节下滑，GDP增速连下四个台阶:10%→9%→8%→7%，目前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普遍预测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增速不超过7%。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我认为，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只能从供给侧进行解释。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鼓励生育的政策，带来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丰富的青壮年劳动力；随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对人口生育进行控制，带来了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大幅下降，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则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激励，激活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由此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正是这种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的历史性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高储蓄条件，为中国的高投资创造了条件。此时，中国适时地采取了正确的高投资政策，抓住了历史机遇，促进了中国高储蓄向资本的转化和积累，最终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针对我国过去的成功和当前现实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本应植根国情这个现实从中深究原因、探寻对策。但可惜的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采取了简单的拿来主义，直接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进行简单的套用，主要体现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现象是中国问题，不是中国优势，主张提高消费，降低储蓄，控制投资，放慢增长；认为消费可以促进增长，主张用消费取代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基于对中国高储蓄形成原因和投资高低判断标准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投资恐高症、投资厌恶症，普遍反对中国的高投资……
　　记者:这些观点还是有一定影响力和指导性的，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我们确实相应出台了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调控政策，只是效果不如预期，您认为原因何在？
　　徐诺金:我认为原因在于消费不足并不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尽管我国的消费率一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些年还存在下降的趋势，但主流经济学据此就得出我国存在消费不足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中国的高储蓄中，有相当部分源自人口年轻化的人口红利，而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的抚养负担，是不能轻易拿来消费浪费掉的。中国消费率的下降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中人民收入快速提高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其实，中国的绝对消费水平是一直在快速上升的，据统计，2014年全国消费水平是2000年的4.8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96.2倍。再加上我国的消费数据持续存在着低估问题，学者们推算，全国真实的消费率也要比官方的统计高6-8个百分点。这一点从中国每年网购规模持续高速增长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印证。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中国网购规模增长率分别是70.2%、51.3%、59.4%和48.7%，可以称得上飞速发展。今年双11购物节，阿里巴巴一家网站包括淘宝和天猫当天交易额就达912亿元，比去年的571亿元增长了76%。同时我们也不断听到中国游客在国外大量购物的消息。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游，每人在海外的平均购物金额为5000美元，日本马桶盖、韩国的彩妆、澳大利亚的奶粉都成为中国游客暴买的对象。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经济的关键问题不是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内供给满足不了日益丰富多样和升级了的消费需求问题。
　　准确来说，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是国外周期性因素和国内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也与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不准确、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某些不到位的问题密切相关。当前主流经济理论有很大的误区，主要是把发展速度与质量、结构、环境对立起来，简单否定过去30多年所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轻视投资，甚至轻视增长。就是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下，把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中国优势看成是中国问题，否定投资、片面强调消费，带来我国近年投资率下降，同储蓄率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果不但没能缓解反而加剧了经济的下行。
　　全面认识与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如何才能全面认识与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
　　徐诺金:为我国的政策实践找到正确的经济理论已经非常迫切。要真正从各种错误认识中走出来，就必须结合我国国情的特点，正确认识过剩储蓄形成的真正原因、储蓄充分转化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和中国目前仍处发展中阶段的特点，重新回到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上来。一是要重视新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二是要重视新的生产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即重视增加潜在生产能力；三是要重视增加新财富，形成资本新积累。可以预见，在“十三五”规划中，国家会有更多的供给侧管理政策，致力于改革体制机制中经济发展的障碍，搞活微观；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进一步简政放权，助力创业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对需求管理的放弃，更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会收缩、投资会下降。由于投资在短期内是需求因素在长期内是供给因素，扩大投资同时具有稳定短期增长和促进长期增长的作用。所以我国还应继续扩大投资，保持高投资率。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当前阶段我国的人口红利还未完全消失，还有最后10-15年的人口红利期，改革开放红利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仍在释放，储蓄率也仍然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加上巨量的外汇储备，我国仍然存在高投资的资金来源；同时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经济还有适度加杠杆的空间，中西部地区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研发、新产业形成、农民工转型等领域还有更多的投资需求和空间。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中国优势的最后阶段，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图片 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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