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加法的朱镕基和做减法的李克强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关键字: 经济改革李克强朱镕基分税制加法克强经济学产业转型技术升级经济放缓经济晴雨表
这些日子，媒体上对朱镕基改革的评价似乎突然变得正面起来。事实上直至上个月，朱镕基在20年前开始推行的改革政策还常常遭人诟病。即使在经济学家内部，大凡谈起税收快于GDP的增长、土地财政和房价过高、医疗与教育资源的过度市场化等，朱镕基在年间强力推行的改革明里暗里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事情的戏剧性变化源于&克强经济学&一词的出现。从我6月19日在FT中文网首次公开发表《》一文之后不久，巴克莱银行大胆地猜测了李克强的政策要点并贴上&克强经济学&的标签。像&安倍经济学&那样，这一概念在媒体上迅速走红。巴克莱银行想赶在他人之前概括李克强经济政策的要领，尽管颇为冒险，但无论如何，自6月20日商业银行出现&钱荒&和央行进行不干预表态之始，人们已隐隐约约开始看到了李克强致力于推动结构调整和布局结构改革的意图，并为此给予李克强以厚望。
那么，这与朱镕基有什么关联？一些评论家们习惯于用下列现象把今天的李克强与当年朱镕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现象可能是指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的积累，或者是指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明朗的前途，也可能是指中央财政收入近期出现的再度下降。
的确，看上去这些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出现过，甚至更严重。在海外评论家和研究者眼中，更是因为强调重启结构改革的重要性，今天的李克强被想象成、甚至被赋予了20年前的朱镕基的角色。例如彭博社此前称，李克强总理可能成为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首位达不到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而上一位正是朱镕基。路透社也提到，李克强对改革的承诺让人想起当年的朱镕基。后者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当时他&辞退&了5千万名国企的员工，还削减和整治了臃肿而低效率的行业。
是的，朱镕基在20年前临危受命，承担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组织者和推进者的角色。但是，相同的改革不会重复。很多评论家们并不完全清楚的是，20年前，朱镕基推进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对下降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纠正赵紫阳时期中央向地方的过度分权造成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并不是为了确保GDP的增长。正相反，增长过快的冲动在当时很可能令人头痛。事实上，即便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局部的，实现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那个阶段并不是什么问题。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恶性通货膨胀总是死灰复燃，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混乱局面总是不能有效制止。
那些有警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早在朱镕基启动改革之前的几年间就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局部改革的情况下，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不能确保宏观的稳定，因为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会结为利益同盟与中央对抗。由于地方向中央隐瞒真实收入并获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因此，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透支和货币超发便难以避免。所以，朱镕基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采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替换之前实行的财政承包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一个反应。看上去那个改革实现了财政上的再集权，但财政的再集权对后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总体上却是很正面的&&它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下降的趋势，但同时却没有对地方政府维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产生抑制和扭曲。而这一点常常令很多经济学家不解。
日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The World Economy年度中国讲座&中，我以《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为题发表了英文演讲。在演讲中，我分析了分税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我的答案简单来说就是，与1994年之前中央与地方间实行的收入分成制不同，1994年的分税制则更接近了&财政联邦主义&的机制。
我一直说，分税制改革是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一环，有了它，中央与地方才在分权与集权的循环中实现了激励的一致性，维持了确保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利益结构。而且，在分税制以后，不仅中央财政集中了足够的收入，而且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同盟不再牢靠，这使得后来朱镕基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分税制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加快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福利分配和住房分配市场化的节奏，也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
不可否认，朱镕基改革之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迎来了黄金增长时期。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增长潜能的最大值出现在了朱镕基的那个十年（年间），但却有足够证据表明，年间实行的向地方的过度分权以及庞大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存在不能帮助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妨碍了增长潜能的持续而充分的释放。
如此看来，李克强今天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再是被计划经济成分和庞大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困扰的问题，不再是中央与地方激励不兼容的问题。中央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和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也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跟朱镕基不一样，李克强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防止一个依然拥有增长潜力的经济发生增长过早放缓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事实上，经济过早放缓出现在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中，而且&正是增长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的经济出现增长的过早放缓很像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增长的过早放缓不是因为它们的增长潜力释放殆尽，而是支持增长的条件受到外部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原来的增长机制难以迅速调整以适应改变的条件。理论上说，增长条件的改变常常是由持续的收入增长所致。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持续的增长会变得困难，增长停滞的威胁不断出现。
中国在经历了分税制之后的1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威胁持续增长的因素也陆续开始显现。这包括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固定的汇率开始受到指责而被迫升值；日益突出的人口老化，城乡间、内地沿海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出现下降，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不断提高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支出提高了非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成本。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和&新常态&的出现的冲击对中国的增长放缓迹象更是雪上加霜。
很清楚，眼前的增长放缓是原有的增长机制与改变的增长条件之间正在产生摩擦的信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我在去年9月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减速的对话中都认同，中国显然已经进入到两种增长模式转换间的过渡期。很多经济体在这个过渡期里束手无策而陷入长期增长停滞。中国是否能平稳过渡到新的增长阶段上去，是李克强总理面临的挑战。
不过，在中国应对这个挑战并不像搬动长城那样的无望。中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巨大，这意味着仅仅是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就能立刻帮助改善落后地区的增长率，并提高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过去5年，出现资本回报下降的产业资本正在努力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落户。在增长模式转换的过渡期内，这当然是对持续增长的必要支持。
但是，与朱镕基时期的情况不同，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今天面临了更多的竞争对手。长远来说，除了资本的转移，在新的成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中国需要激励能不断提升生产率和鼓励附加值升级的经济活动以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机制上去鼓励和诱导技术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李克强执政之初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2.0版，用意显而易见。产业和技术的转型升级是&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一个习惯于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目录上鼓励增长的经济如何自主实现技术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是李克强政府正要回答的难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政府选择并决定扮演什么角色，采用什么样的功能性政策。即使经济学家的争论从未休止，但过去10多年来中国政府显然一直努力在加强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力度和中央部委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势，2008年以来尤甚。这样的做法和政策正在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们越来越多的批评。而看起来李克强正在试图改变这个纵向控制的趋势，把更多的协调变成横向的，并将这个职能还给地方和市场。为此，在技术与产业升级问题上，他似乎试着做&减法&：努力避免整齐划一和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减少政府部委过多的干预，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不是留在中央部委，给予地方更多的试验空间和自由。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这是值得肯定的改革要义。
看来，朱镕基与李克强都站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候。现在的媒体和大多数财经评论都热衷于把今天的李克强比作当年的朱镕基，意图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但其实，两者没有可比性。朱镕基做加法，而李克强要做减法。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朱镕基不得不与地方大员&作战&，要通过财政再集权来扭转中央收入的相对下降和为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而稳定宏观经济，而今天的李克强则不得不与地方大员合作，要通过向下的分权来培育和维护自下而上的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动力，终止经济的过早放缓。
原标题：朱镕基与李克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小婷中国供给侧改革如何“三去一降一补” 实现“加减法”平衡？|GDP|产能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新社上海6月12日电 （缪璐）“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乍听上去，“三去”的减法与“一补”的加法本就已经失衡，中间还横插“一降”，供给侧改革似乎在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距离增长的目标越来越远。
　　在12日举行的2016论坛上，众多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王能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如果是减一个负数，那本来就是一个加法，比如说让僵尸企业关门。此外让生产力释放出来，资源重新有效配置，就是另一方面的加法”。
　　所谓“三去一降一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读，供给侧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是五项，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眼中，“去”看起来是做减法，说白了就是去GDP（国内生产总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增长动力的转变，不仅是为了GDP的增长，而且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高效增长，让GDP含金量更高。
　　为此，肖林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比如一个僵尸企业，或一个亏损企业，贷款发工资、贷款流动资金，生产的产品都库存，没有人买，但库存的产品也记入GDP，这个GDP有没有用呢？这种GDP增速，我们要不要？
　　此外，“三去一降一补”的排序还需因地制宜。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表示，对某些省份来说，去产能的要求是第一的。比如钢铁产能、煤炭产能、造船产能、电解铝产能、平板玻璃产能等等。但是对某些城市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补短板。
　　那么供给侧改革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成功呢？清华大学教授、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解释道，“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说，不同行业的资本产出率差不多。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不同的要素在所有的行业和企业应该带来同样的回报，这样才能算效率是比较高的”。
　　纵观国际，德国上世纪的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煤炭业濒临倒闭，许多称之为“超产能”或者是没有实现的产能超过25%。一般经济学理解超过25%产能过剩，30%达到危险临界点。但德国用了七年时间将整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从70%增长到90%。
　　因此，清华大学教授、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沉下心来完善制度，要追求过程，而不是结果，欲速则不达。”
　　肖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应对目前的经济下行，而是为了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
　　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肖林认为要通过两方面努力，一是内生变量、另外是外生变量。内生变量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而从外在因素来说，就是制度、结构和政策新供给。（完）
如果没有特别的措施，未来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长期沿着L型滑行20年左右的时间，2036年能否东山再起，主要还是取决于2016年以后人口生育和增长的势头。
中国要准备万一，要有点“断电”措施的准备，实在不行，那也好采用硬隔离的办法，冷静几天了。这不是应付小灾小难的，这是应付席卷全球、大灾大难的紧急措施，没有办法的办法。
此前预测6月份有两只黑天鹅，一只是美联储或飞出加息这只黑天鹅，另一只是英国脱欧或成真这只黑天鹅。目前，第一只黑天鹅已经基本断定难以出现了，而第二只黑天鹅出现概率大大增加。
朝前看，下一次美元加息可能会在四季度或年底，届时杭州G20峰会落幕、人民币也将被正式纳入SDR，我们预计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会再次上升。中国供给侧改革如何“三去一降一补” 实现“加减法”平衡？_凤凰资讯
中国供给侧改革如何“三去一降一补” 实现“加减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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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华大学教授、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沉下心来完善制度，要追求过程，而不是结果，欲速则不达。”
原标题：中国供给侧改革如何“三去一降一补” 实现“加减法”平衡？中新社上海6月12日电 （缪璐）“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乍听上去，“三去”的减法与“一补”的加法本就已经失衡，中间还横插“一降”，供给侧改革似乎在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距离增长的目标越来越远。在12日举行的2016陆家嘴论坛上，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王能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如果是减一个负数，那本来就是一个加法，比如说让僵尸企业关门。此外让生产力释放出来，资源重新有效配置，就是另一方面的加法”。所谓“三去一降一补”，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读，供给侧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是五项，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眼中，“去”看起来是做减法，说白了就是去GDP（国内生产总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增长动力的转变，不仅是为了GDP的增长，而且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高效增长，让GDP含金量更高。为此，肖林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比如一个僵尸企业，或一个亏损企业，贷款发工资、贷款流动资金，生产的产品都库存，没有人买，但库存的产品也记入GDP，这个GDP有没有用呢？这种GDP增速，我们要不要？此外，“三去一降一补”的排序还需因地制宜。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表示，对某些省份来说，去产能的要求是第一的。比如钢铁产能、煤炭产能、造船产能、电解铝产能、平板玻璃产能等等。但是对某些城市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补短板。那么供给侧改革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成功呢？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解释道，“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说，不同行业的资本产出率差不多。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不同的要素在所有的行业和企业应该带来同样的回报，这样才能算效率是比较高的”。纵观国际，德国上世纪的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煤炭业濒临倒闭，许多称之为“超产能”或者是没有实现的产能超过25%。一般经济学理解超过25%产能过剩，30%达到危险临界点。但德国用了七年时间将整个国家的产能利用率从70%增长到90%。因此，清华大学教授、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沉下心来完善制度，要追求过程，而不是结果，欲速则不达。”肖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应对目前的经济下行，而是为了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肖林认为要通过两方面努力，一是内生变量、另外是外生变量。内生变量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而从外在因素来说，就是制度、结构和政策新供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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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15：中国新闻·时事
环保部重启绿色GDP研究
专家称当年推进概念时遭到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反对，项目被“无限期搁置”
日 星期二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金煜）十年前环保部曾大力推进，但受阻暂缓的“绿色GDP”研究重新启动。近日，环保部召开专题会，称绿色GDP将增加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摸清“环境家底”，还将利用卫星遥感、污染源普查等新技术构建大数据平台。　　该研究主要包括环境成本核算、环境容量核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经济绿色转型政策4方面内容。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庆瑞说，和之前相比该项目更寻求创新。在内容上，增加以环境容量核算为基础的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圈定资源消耗高强度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摸清“环境家底”；在技术上，将克服前期数据薄弱问题，夯实核算的数据和技术基础，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污染源普查等多来源数据，构建支撑绿色GDP核算的大数据平台。　　但环保部方面强调，这是一项前沿性、创新性的研究项目，国际上尚无成功经验可借鉴，需要较长时间探索。　　■&焦点　　挂钩地方首长政绩是推行关键　　2004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次年，该研究项目在北京、天津等10个省份启动了以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试点研究。但该项目在2006年发布了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损失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后，“绿色GDP”却消失在议程中。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当年环保部在推进绿色GDP概念时，遭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反对，最终项目被“无限期搁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当年传统的生产方式冲动很大，地方政府对于推行绿色GDP有抵触情绪。民间智库政通境和节能研究所所长付华辉也表示，此前的绿色GDP，把GDP减掉环境污染因素后地方政府的GDP少了很多，导致强烈反对。　　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之外加入“绿色化”的政治任务。这是中央首提“绿色化”概念。　　常纪文说，最近中央高层对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大背景下重启绿色GDP研究，将有利于减少阻力，推进政策。　　付华辉也表示，在当前大背景下再推行绿色GDP，阻力会小很多，或许可真正闯出一条可持续的新模式来。　　而新的绿色GDP在“做减法”外，也“做加法”，如考虑地方首长在任期内增加了多少自然资源资产等，对接环境资产离任审计等制度。此外，是否能跟地方首长的政绩考核挂钩，也是绿色GDP最终需要突破的关键。<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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