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爆发式增长 2015年达1.5万亿
赵婧 张莫 王博
　　政府引导基金有望在今年迎来又一轮设立高峰。《经济参考报》记者期间采访多个省份的财政厅厅长获悉，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下，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组建政府引导的产业基金，且多省计划在2016年显著做大基金规模。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表示：“我们省去年组建了两支基金，都是30亿元的规模。今年我们计划进一步做大规模，未来几年内想搞一个千亿级的基金群。财政出资可能达到近200亿元，调动银行或者社会资金800亿元。”　　在胡强看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来撬动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整个山东省已有1500多亿的基金规模，其中，山东省级政府出资设立19支引导基金，参股设立的基金规模达到600多亿元。今年计划继续扩大基金规模。”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于国安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王庆江透露，黑龙江省去年财政出资1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后总规模40亿元，大致比例是1:3。今年已签约组建1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财政出资25亿元，社会资本出75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黄伟京说，广西在去年底动手组建了两支政府引导基金，一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支支持企业“走出去”。目前项目库已经建立，预计今年一二季度几支子基金就能运行。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张勤和说，“2011年以来，省财政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基金、投资基金共10支，子基金14支，已到位资金117亿元，其中，财政投入78亿元，社会资本投入39亿元；落实意向社会资本投资49亿元。”　　2015年，各地方政府纷纷积极主导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设立主体也由省级单位逐渐延伸至市级及区级单位。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5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297支，基金规模15089.96亿元，分别是2013年引导基金数量和基金规模的2.83倍和5.24倍。　　“相比2015年的爆发式增长，预计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会进一步增加，规模进一步增大，但是增速可能比2015年有所放缓。”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桂洁英表示。　　不过，在多地做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的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不足影响了其在扶持产业发展和稳增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效应。　　“一些市县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目的，规定参股发起设立的基金，必须投向本地企业，而有些地区产业起步较晚，产业化程度不高，规模普遍较小，限制了项目可选择面，影响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张勤和表示。　　桂洁英也表示，不少政府引导基金出现了一定的资金沉淀，原因就在于政府和创投机构在选择投资项目上存在利益冲突，一些创投机构想投资的项目往往不在政府划定的范围之内。　　市场化程度不足同时还体现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表示，在实践中，有些政府引导基金的主管部门，出于保证资金安全的目标，设置了繁琐的行政决策审批程序，这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基金的运行效率以及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又会使决策带有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难以与子基金层面的市场化运作相衔接。　　桂洁英也表示，尽管财政部有要求，但目前大部分的政府引导基金并未建立起非常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大部分的政府引导基金在设立时只对投资的方向、范围等进行说明，但是对于基金的运作流程和基金绩效考核没有明确规定。”　　鉴于政府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业内人士建议，中央应该加强对引导基金的统筹规划。　　“有些部门不止一支基金，大有一哄而上之势。不同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目标交叉重叠，造成基金重复设立，数量过多，资金使用分散。应结合国家、地方产业布局中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适时调整和明确不同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领域，不得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并且要合理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制定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长期规划，确保财政资金支持的持续性。”马蔚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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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基金暴增，但为什么大量资金却“沉睡”在银行？
猎云注：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再次出现井喷式增长，然而，国家审计署统计数字显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都有大量结余未使用，这部分资金“沉睡”在商业银行变成了定期存款。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调查采访发现，虽然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累计已经膨胀超过3万亿元，但在“花好”和“管好”这两个决定政府引导基金成败的核心问题上仍旧处于迷茫期。文章转自：中国经济时报、创投智汇，作者：范媛、李晶晶。
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再次出现井喷式增长，赛迪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12月，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442家，目标募集资金共36001亿元，2015年仅有15090亿元，同比增长138%。这种几何级增长态势可以溯到2014年。
然而，国家审计署统计数字显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都有大量结余未使用，这部分资金“沉睡”在商业银行变成了定期存款。
一边是疯狂膨胀的政府引导基金规模，一边是资金大量“沉睡”在银行，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么样的隐情？
结余变存款
早在2002年，我国就已经有了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总规模5亿元。此后的几年，政府引导基金开始了缓慢的发展，正式揭开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序幕是在2006年，虽然发展速度较之前有所进步，但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积极性仍旧没有被激发，直到2013年基金规模730亿元，比照亿元也有大幅萎缩。
但这种僵局突然在2014年被打破。据赛迪数据统计，2014年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达到了2879亿元，同比增长294%，2015年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达到15090亿元，同比增长424%。
而这万亿资金都花了吗？又是怎么花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查阅了近年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现，随着政府引导基金整体规模的扩大，资金“沉睡”状况逐年恶化，本应发挥调节市场失灵作用的引导基金却变成了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
国家审计署于日发布《报告》的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5039.59亿元，当年支出4319.49亿元，结转下年720.1亿元。另外，14个省份2009年以来筹集的创业投资基金中有397.56亿元(占84%)结存未用，其中4个省份从未支用。
2015年这种政府引导基金“沉睡”情况仍未好转。2016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15年《报告》表示，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新创业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至2015年底，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的13项政府投资基金募集资金中，有1082.51亿元(占30%)结存未用。
抽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发现，通过审批的206个子基金中，有39个因未吸引到社会资本无法按期设立，财政资金13.67亿元滞留在托管账户；已设立的167个子基金募集资金中有148.88亿元(占41%)结存未用，其中14个从未发生过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基金也存在类似现象，抽查地方设立的6项基金发现，财政投入187.5亿元中，有124亿元(占66%)转作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暴增有隐情
政府引导基金在2014年开始的暴增，与清理存量政府财政资金有重要关系。
2013年10月财政部下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管理》要求，加大对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的统筹使用力度，对地方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结转年度超过一年的，一律收回同级财政总预算统筹安排。对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形成的结转项目，其资金管理办法有具体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未作具体规定且连续结转两年及以上的，一律收回资金使用方本级财政总预算统筹安排。
此后不久新预算法出炉。新预算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各级政府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金，应当在下一年用于结转项目的支出；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应当作为结余资金管理”。
新法对政府财政库房进行了一次大清扫，扫出巨额存量资金。由于新预算法出台前，坊间就有传闻未纳入本级政府预算的“清理资金”可能被中央财政上收，“政府部门都很紧张，赶紧搞了个项目先纳入预算，这些存量资金也就换个名目继续挂起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所以很多2014年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都是临时编制的名目。”
以深圳为例。2014年深圳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1036.3亿元，按照国务院全面清理财政存量资金的要求，清理出的1045.3亿元纳入2015年预算安排。所以，深圳市在2015年初预算中安排了临时编制的800亿元政府引导基金，在当年年底前，这800亿元政府引导基金又另有安排。
除了清理结余推动外，清理财政补贴又推了政府引导基金一把，这是导致政府引导基金2015年进一步再出现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4年12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全面清理各地方针对企业的税收、财政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
中央政策倒逼之下，地方政府资金必须转变资金使用方式，财政扶持产业发展资金分配方式由“补贴投入”改为“股权投入”。在国内一线城市迅速开展引导基金运作后，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区一级政府也开始频频设立引导基金，他们往往带着“时间紧、上层领导要求尽快设立运作”等诉求在摸索前进。
不会花，不敢花
钱，突然就多了，可怎么花？各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充分的思考。
在投中研究院看来，造成引导基金大量结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在政策红利的驱动下，各地区纷纷跟风设立引导基金，但部分政府还未想好如何利用引导基金来发挥其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引导基金虽然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但是政府极为重视投资资金的安全性，所以部分引导基金还未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把钱投出去。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造成引导基金结存的原因远比这要复杂。“我们这只基金规模1个亿，不到一年就都投完了，一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这个领域的，对这个圈子里的技术、人才都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发现好的项目，但最重要的还是苏州工业园区本身就有1000多个创业项目储备。”顺融资本注册在苏州工业园，其资深合伙人刘彪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
目前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都会对基金的投资地域做出严格界定，比如重庆市设立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规定“专项基金投资于重庆市企业的资金原则上应不低于子基金投资总额的80%”。
地域被圈定后，本地项目储备便显得格外重要。从全国来看，像苏州工业园区、深圳等这样拥有大量创新创业项目储备的创新区域城市并不多，在没有足够项目储备的情况下，一些基金就陷入了无项目可投的尴尬境地。
而且基金投资由于投资回报率高，两三个项目就足以拉动10个项目整体盈利，而项目存续时间普遍在5至10年，投资前期通常是亏损的。这些特殊性决定其应该有特殊的考评标准。但根据规定，引导基金却被纳入公共财政考核评价体系，财政部门和负责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部门对所设立引导基金实施监管与指导，对引导基金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定期对引导基金政策目标、政策效果及其资产情况进行评估。
这样一来，按照国有企业现行的每年进行年度考核、3年进行任期考核方式进行业绩评估，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政府引导基金被双重捆绑“不敢花”。
附文：3万亿政府引导基金怎么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范媛 ■李晶晶
通过梳理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总体状况、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升级转型和技术创新正面影响，以及后续采访调研后发现，解决市场失灵是政府引导基金的使命，但它自身也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全国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已远超3万亿元，与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财政相比，如此庞大的资金足以让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底气十足，但地方政府利用有形之手引导资金扎堆本地投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3万亿元在市场和政府之手的博弈间产生何种化学反应，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前景的一大变数。
3万亿花哪儿去
市场化是中央政府赋予政府引导基金的主要原则，但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有属性，让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动作变形。绝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的实际运作都处于政府摇着“市场化”的大旗，托管基金公司大体沿着在政府挖好的战壕里奔跑的局面。
自2010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来，地方政府、企业纷纷抢先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热潮遍布各地。各个省份也先后出台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着力打造包括光伏、核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行业在内的新兴产业。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梳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后发现，各省份都会设有一只创业引导基金，涵盖中央政府确定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重合度90%以上。
“政府的引导基金是层层引导。其实中央在提出这七个方向时，并不是希望每个省份都搞这七个方向。中央的想法是，从这七个方向中，地方政府选择各自的长项，可以不重叠。但到了地方就不一样了。对地方来说，增加一个方向，就增加一笔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所以到最后，所有省份的发展领域都包含了这七个领域，有一些省份还有自己的一些超过七个的特长，就搞成七加几，这是体制造成的。同样，在省一级和市一级政府之间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市一级和产业园之间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说。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一些省份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一些产业单独成立产业基金，如新能源、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在各省重合度最高。
以珠海为例，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湾区拟共同设立“金创医药产业基金”（暂名）。基金拟募集资金总规模为10亿元，首期募资5亿元。中国宝安集团与高新区合作成立的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基金项目令人瞩目。
据介绍，该基金首期募集规模就达10亿元。张江功能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此项生物医药产业化促进基金由政府先期投入10亿元作为引导基金，预计将带入80亿—100亿元社会资金。2015年，横琴金投出资10亿元成立母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通过招募境内外医疗行业的专业投资机构以及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横琴中医药健康产业基金”，总规模不超过100亿元，作为横琴自贸片区服务医疗企业进驻、解决企业融资和发展问题而设立的基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官员对当下最时髦的云计算、生物医药等产业表示了担忧。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们花了4年把光伏这样一个朝阳产业做成了夕阳产业，就是政府通过了大量的基金。如今，如果每个省都搞生物医药产业基金，5年以后，生物医药就废掉了。生物医药不是每个省都能做的，但是每个省都在通过基金盲目地做。投资是有一个周期的，一开始都是很时髦，都是国家战略产业、新兴产业，但是如果每个省都在投，那么三年以后就会成为过剩产能。”
政府干预引导了光伏产业整个演进进程。1998年，我国第一个光伏项目就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的。2005年，当欧洲对光伏行业进行补贴时，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地方政府也以资金支持、土地支持、税收优惠等方式对光伏企业提供扶持，这造成在全国范围内光伏企业数量迅速增长，行业竞争激烈。
基于Gort和Klepper于1982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新平衡期五个阶段。传统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发展是由市场和产品发展决定的，而我国的产业是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引导下发展的。光伏产业正是在这种机制下，由于政府的推动而过快发展，过早进入成熟期，甚至衰退期。
在上述金融官员看来，“政府引导基金到了野蛮生长的年代，需要正本清源。”
看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在今年两会期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些部门不止一只基金，大有一哄而上之势。不同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目标交叉重叠，造成基金重复设立，数量过多，资金使用分散。应结合国家、地方产业布局中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适时调整和明确不同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领域，不得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立基金，并且要合理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制定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长期规划，确保财政资金支持的持续性。”
政府之手的“拿捏”尺度
苏州工业园区政府引导基金是全国最早一批设立的引导基金，而且被业内人士评价为“市场化的另类”。从他们的经验看，目前还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兼容有形之手与市场选择。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基金管理处副处长王晓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苏州工业园区的引导基金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园区跟元禾投资集团合作的苏州工业园政府引导基金，这只基金是完全市场化的，这里政府跟普通LP一样，也是要赚钱的；另外一块是我们处负责的这块创业投资基金，这块政府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2006年，我国一共成立了四只政府引导基金，其中苏州工业园政府引导基金一期总规模10亿元，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2009年，该只基金投入了第二期总规模30亿元，与其他省市政府引导基金不同，该基金从成立之初就委托元禾控股管理，定位市场化，与其他政府引导基金“择地不择优”的特点不同的是，这只基金投资范围面向全国。
“这只基金成立就是纯粹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对它的考核标准就是赚钱，不要求它属地投资，投资国外都可以，也没有对行业限制。”王晓春说，“2011年才有了我们这一块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6.5亿元，我们是事业单位，对基金管理方没有盈利要求，对投资区域和行业都有一定要求，我们主要是做园区内的天使投资。”
本报记者在园区管委会关于印发《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稿）的通知中注意到，园区对投资地域有严格规定，要求投资应集中在园区，对于投资行业也圈定在园区纳米技术、新药和医疗器械、还有云计算三大支柱产业方向上。
不以盈利为目的，投资区域及行业进行严格限制是目前全国政府引导基金的主要操作方式。
“虽然政府说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实际上是把赚钱的任务交给基金管理公司了，我们基金和中小创业引导基金合作的天使三期整个规模1个亿，政府只出2000万元，剩余8000万元都是社会募集民间资本，这部分LP是需要投资回报的。”融资本合伙人刘彪告诉本报记者：“吸引我们和中小创投引导基金合作主要的激励机制是政府4到6年的退出机制，一般项目的回报率都在20%到40%，政府出让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很划算。虽然限定区域和行业，但苏州工业园区积累了1000多个科技方面的项目，所以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
据刘彪介绍，在这只基金的LP构成中，并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参与，资金全部来自民间。
对于这种LP范围狭窄的现象在全国非市场化政府引导基金中普遍存在，上述金融办负责人告诉本记者：“这种非市场化的政府引导基金多半都是投天使基金，风险高，而且市场化水平不高导致基金无法做大，都造成了大金融机构不参与这类项目。”
“因为我们基金的性质，所以尽可能地通过市场的手段和政府的手段来调解。在基金中，只保留我作为观察员的席位，而不做决策者。”王晓春说，“现在对基金专注领域要求越来越细，这也是避免项目打架。”
从苏州工业园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脉络来看，单纯市场化政府引导基金并不能满足地方政府解决市场问题的全部需求，政府有形之手在现行条件下有其存在的价值。
吴庆认为：“政府引导基金本质就是用来通过扭曲市场弥补市场不足。一定要到该扭曲的市场失灵的地方去扭曲，一定要很小心地扭曲。做对了，可能弥补市场的不足。做错了，有可能把本来不错的市场给扭曲坏了。”
可见，如果不约束行政权力在经济中的畸形角色，那么现在时髦的行业很可能跌入发展中的陷阱，警惕新的产能过剩，应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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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2015年以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进一步盘活财政资金的通知，财政部根据国务院通知的要求，先后出台了3个通知和办法，但效果甚微。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1月-10月期间，创业投资基金一共只花出去15.6亿元，而上一年的结存额已高达397.56亿元，不及其结存额的4%。也就是说，大部分政府创业投资基金均躺在账面上睡大觉。
　　一边是财政资金吃紧，一边是政府引导基金“沉睡”。　　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2015年以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进一步盘活财政资金的通知，财政部根据国务院通知的要求，先后出台了3个通知和办法，但效果甚微。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1月-10月期间，创业投资基金一共只花出去15.6亿元，而上一年的结存额已高达397.56亿元，不及其结存额的4%。也就是说，大部分政府创业投资基金均躺在账面上睡大觉。　　“近几年，国务院一再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工作，并且为此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但是，政府的这些引导基金真的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吗？”1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称，我国拥有大量的政府引导基金，可政府还没有学会在市场经济中游泳，从而导致政府引导基金大量结存，难以起到引导企业创新、创业的作用。　　引导基金“大爆发”　　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出资，联合其他商业机构或人士出资设立，交由专业投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是扶持特定阶段、行业、区域目标的引导性投资基金，可以股权、债权或者其他金融工具，投向子基金、企业或者项目。　　“过去，政府支持企业发展主要是通过财政补贴一次性投入到项目、企业；但是，这种形式在分配过程中存在寻租空间，扶持效果也不太理想。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初衷就是改变财政支出的方式，在政府出资的前提下吸引有关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进入，然后按照基金的规则市场化运作，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支持企业发展，资金可以滚动使用。”1月13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事实上，早在2002年，我国就已经有了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总规模5亿元。此后的几年，政府引导基金开始了较慢的发展，直到2008年，国家出台了鼓励各地成立创投引导基金的红头文件，发布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此后，政府引导基金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据了解，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上，各地方政府根据投资方向和重点纷纷设立了各种天使基金、股权基金、产业基金等。　　在经历了年的探索起步、2008年的快速发展、2009年至今的规范化运作三个阶段后，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政府引导作用日益增强、运作模式日趋完善，其发展已步入繁荣期。尤其是2015年，中央层面不断抛出一个个真金白银的大礼包。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总规模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当年9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总规模为60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其中，中央财政通过整合资金出资150亿元，创新机制发挥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吸引民营和国企、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等共同参与，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入。很明显，政府越来越重视市场化运作在推动创业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节能环保、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成为政府引导资金重点关注的领域。　　“按照市场偏好，社会资本一般比较青睐那些投资期短、见效快的领域，而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这些对国家产业调整与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的项目，却因为成长期长、见效慢得不到社会资本的关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有助于打破困扰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向困局。”1月10日，一家投资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引导基金能有效放大政府资金的财政杠杆，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我国有待进行产业升级的领域。　　根据深创投的经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出资部分投资能力可放大多倍，据测算，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能力理论上可放大10倍。　　躺在账上睡大觉　　恰恰是源于这种有效放大政府资金的财政杠杆的功能，从中央到地方都竞相设立各种政府引导基金，基金形式五花八门，大有一哄而上的架势。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财政目前已设立9只政府引导基金，带动社会资本5000多亿元，各级财政注资设立的683只政府引导基金也已覆盖了全国34个省市，覆盖了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各个阶段。但是，从地方实践来看，因为制度设计不健全，存在不少问题。　　上述投资公司负责人给记者举例称，近年来，山东省各级政府积极探索以政府引导基金方式支持产业发展，2015年山东省各级政府参股或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总规模预计达到1320亿元以上，但是，基金在具体运作中，重复设立，数量过多，造成资金分散使用，无法形成“拳头”效应，同时，可供机构投资的项目不多，最终导致基金大量结存。　　“政府引导基金大量结存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敢花，二是不会花。”陈昌智强调，不敢花的原因主要是害怕钱花出去以后亏损了收不回来，要承担责任，同时，相关基金还没有学会怎么在市场经济中游泳，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不会像风险投资、私募基金那样操作，所以钱大量结存。　　据了解，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并没有按照市场化原则操作，政府承担了无限责任，这无疑给政府引导基金埋下不少风险隐患。具体表现在：一是对社会资本承诺保底收益，收益达不到，由政府补足；二是约定基金本身出现亏损，由政府补足，这类资金实际上是由政府对社会资本的还本付息“兜底”，明股暗债加大了财政风险，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受到严重制约。　　“虽然基金结存量很大，但小微企业依然很难拿到引导基金，我们一直想做低糖、低盐和低油方面的项目，但一直申请不到相关基金。”1月10日，一家杭州食品企业的负责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便拿到了，也有各种问题，比如，他的一位同行申请到了当地的引导基金，但还款期只有两年，短短两年，企业很难有这样的还款能力。 　　审计署2015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014年底，14个省2009年以来筹集的创业投资基金中有397.56亿元结存未用，该数据占所有基金的84%，其中4个省一分钱都没花过；17个省82个未完工的“十二五”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项目中，有21个已停建或未开工，19个进度远滞后于计划，中央财政安排11个省的专项资金有3.38亿元(占11%)结存两年以上。　　毫无疑问，如果能及时盘活这笔资金，将对拉动投资、促进就业和经济结构升级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政府引导基金大量结存跟当前的经济形势也密不可分，比如，政府引导基金在当地找不到足够多的好项目，导致一些优秀的创投企业不敢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长此以往，引导基金资金出现沉淀、闲置现象，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杨宜勇建议，政府引导基金结存比较多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基金注入的钱就应该放缓。　　而就在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工作会议上同样表示，近年来，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创新创业、鼓励股权投资政策背景下，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下一步要明晰政府引导基金定位，合理控制基金规模与投向，将重点放在已设立的基金尽快形成投资、发挥效益上来，不盲目新铺摊子，不搞全覆盖。
(责任编辑：DF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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