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主义再兴起的经济学逻辑
陈志武随着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精英跟百姓之间的鸿沟距离必然会增加，而不是缩短。因此，民粹主义政治在人类未来的发展史上只会继续出现，而不是消失2016年的特色是“出乎预料”：英国脱欧出乎预料，美国特朗普胜选总统出乎预料，意大利的公投结果也出乎预料，现在人们只等着看法国民粹主义候选人到底以多少胜出了，而不是是否能胜出。当今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各国精英被排斥甚至被挤出权力圈，由大众选民把那些门外汉甚至极端分子推上权力宝座？许多人把当前社会潮流的起因归结到华尔街、全球化、贫富差距、精英政治等等，这些因素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但还不止于此。历史上民粹主义经常发生我们先要看到，在当权者在乎民意的社会里，民粹主义总会有市场，在民选政治下更会如此。民粹主义浪潮在美国这不是第一次，而是出现了多次，在19世纪40年代就出现过类似的民粹主义政治，当时因为大量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移民使以新教为主的美国本土人感到很不自在，既认为前者抢走他们的饭碗，又认为在文化与宗教上带来异端，就跟现在特朗普认为全球化抢走美国就业、伊斯兰威胁美国文化一样。本土人开始相互组织、准备反抗，同时他们又相互约定：如果有人问到是否参与这些组织，就都说“我一无所知”。以至于后来人们就把那次民粹运动的参与者通称为“一无所知者”。1855年这些本土人走出隐藏，组建“美国党”，并于次年推出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为其候选人参与当时的美国总统选举，并获得超过21%的选票。但由于在后来的南北内战中美国党人内部出现分裂，使那次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发生瓦解。那算是美国第一次右派民粹主义运动。过了二十几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左派民粹主义浪潮，其背景是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农民愤恨纽约等大城市的银行家和贸易商，南方农民因为棉花价格太低而收入少，北方农民因为干旱歉收也没收入，但纽约一带的华尔街精英和工商精英则肥得流油，工业革命头100年带来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普通百姓普遍要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资本家”，就跟这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左派民粹主义的诉求一样！接下来，这些农民、工人和其同情者组建了美国的“人民党”，当时也曾称其为“民粹党”，其基本诉求是要把铁路国有化、拆分各行业托拉斯、推出累进制税率、结束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但是，在1892年总统选举中，民粹党不成功，这场左派民粹运动一直到1929年股灾发生并引发经济大萧条以后才重新复燃，为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奠定了基础，从此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基本格局，使政府之手大大介入经济和社会福利。那次左派民粹主义的主张对美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里根做总统后才告一段落。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显然既有19世纪40年代的右派民粹主义成分（反移民、反基督教之外的文化的入侵），也有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左派民粹主义（金融危机之后反华尔街、杀富济贫、反全球化），反精英是每次民粹主义运动的核心，这次也没有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历史在美国和欧洲会不断重复呢？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从本质上会缩短精英和百姓之间的鸿沟，还是会将其拉大？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必然拉大精英和百姓之间的鸿沟首先，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和市场跨国界延伸使得“赢者通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十年以前，各县的歌星办演唱会总会有人买票前往，各省的歌星更是在当地不缺市场，能够获得一份好职业、好收入。但是，由于唱片、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加上演艺界的跨国打通销售和观看享受，各县和各省的歌星已经完全没有市场、没人愿意付钱听他们的演唱会或买他们的唱片，而是全球范围内的大明星垄断演艺市场，你要么是全球一流超级明星并垄断销售市场，要么就另谋职业，本来可以容纳各级水平的演艺行业、为艺人提供各级别的就业和收入，如今在“赢者通吃”之下变成严重两极分化的局面。篮球、足球等体育行业，甚至连经济学家、思想家行业也是如此，新媒体加上跨越国家的全球一体化市场使得各行业都往“赢者通吃”方向转变，你要么是自己行业的全球赢者，要么就去别的行业谋职！收入分配当然往两个极端分散，中端收入人群占比会因此下降。商业、餐饮业的公司化规模化经营也大大减少中等收入的机会。一个经典例子是武大郎开店，虽然武大郎开饭店成不了亿万富翁，但通过开自己的餐馆或者夫妻杂货店，他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份比较好的收入，让自己留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可是，如今的麦当劳、星巴克、永和大王等连锁餐饮公司，由于规模化经营使这些公司在进货价格上具有夫妻店所无法比的价格优势，它们自然能把众多传统夫妻店挤掉。同样地，沃尔玛、家乐福、苏宁、京东使得千千万万的传统杂货店无法生存，使众多中产阶级不再能保住中等收入的机会。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日益升华的全球化，就是这样改变当今社会的，各行业的精英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样在拉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教育是挤入精英阶层、加入“赢者”群体的最主要通道。可是，毕竟任何社会里总会有相当多的人不读书、不上进（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而他们通过“一人一票”又掌握众多选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精英跟百姓之间的鸿沟距离必然会增加，而不是缩短（不读书的百姓基本不动，而各行业的“赢者”在收入和财富数量级上以及社会影响力上却在不断上升）。因此，民粹主义政治在人类未来的发展史上只会继续出现，而不是消失。这个趋势难以改变的另一原因是人类认知上的盲点。以全球化为例，其好处往往是隐形的，但其代价却经常是显性的，这种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严重影响对全球化绩效的评估，导致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对全球化的认识截然不同。全球化使美国商店里的各种商品价格二十几年不涨甚至下跌，这样一来，美国家庭即使收入不增加，也能买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多的服务，全球化显然使所有消费者受益，可是这种好处是相对隐形的，只有受过一些经济学教育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认识到全球化的这些正面好处，而更多的人只会把这些看成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相比之下，产业链在全球各国配置之后，许多制造业的工作离开了美国、跑到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确导致许多美国人失去工作，而失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具体、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失业给一些家庭造成的伤害故事一旦传播起来可以非常生动感人。所以，在全球化的好处多为隐形而全球化的代价非常显性且具体的反差之下，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普遍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理解上的鸿沟也只能通过更多、更好的教育和宣传得到纠正。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能领会这些，全球化的好处与代价的这类不对称局面最终也会持续下去，为左派和右派的民粹主义提供永不中断的基础。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或天赋将其潜力发挥到最大，全球化和商业模式的影响也是如此。这里谈到的两类悖论最后可能难以完全解决，或许只能通过民主参与、民主投票，给人们以宣泄、表达的途径，通过表达和参与释放不同群体的不满，以达到社会和世界的和谐点。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准备好接受偶尔会发生的民粹主义胜利的现实，所以，虽然像2016年这样充满“出乎预料”的年份并不经常发生，但这肯定不会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一次。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冯氏基金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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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考验全球治理
民粹主义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有着天然的联系，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也预示着全球治理问题正面临考验。
“我们正迎来一个新时代，这不是民主的时代，而是民粹主义的时代。”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布热津斯基在日受访时，谈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阿拉伯变局”，这样说道。3天之后，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在之后蔓延到美国120多个城市。当年10月15日，“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模式在全球近100个国家的约1000个城市得到“复制”。“99%反对1%”，成为“占领运动”的共同口号。关于民粹主义，目前还没有被广为接受的权威定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表现形式以及具体诉求也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民粹主义都强调“民众”与“精英”的对立，突出“民众”意愿的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动员大众直接参与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阿拉伯变局”与“占领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尽管表现形式不一样，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带有明显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已经在欧洲多国走向政治舞台，并开始影响欧盟的统一化进程。纵观历史，民粹主义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有着天然的联系，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也预示着全球治理问题正面临考验。不同的民粹主义历史上民粹主义出现过3波高潮，分别是19世纪中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目前正在全球蔓延的民粹主义被广泛认为是第三波民粹主义高潮的延续，也有学者称其为新民粹主义。尽管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抬头，但它们的政治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以玛丽娜·勒庞为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在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的异军突起震动了整个欧洲。同样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希腊金色黎明党、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都是该国重要的政治力量。民粹主义已成“泛欧洲”化现象。不过，虽然民粹主义政党活跃在欧洲政坛，但尚未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也鲜有单独执政的案例。美国在3波民粹主义高潮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粹主义在美国从未走向政治前台。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民粹色彩浓厚的“茶党运动”也未撼动美国的两党格局。拉美的民粹主义在政治影响力上远大于欧洲和北美。在西方学者看来，在委内瑞拉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以及在玻利维亚执政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执政的典型表现。目前来看，拉美的民粹主义并没有因查韦斯的去世而退潮。现阶段亚洲整体上没有如欧洲和美洲那样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但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民粹主义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泰国。去年底爆发至今仍未平息的反政府游行以总理英拉下台为诉求，而不以合法的政治制度和程序为手段追求政治目的，正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除了政治影响力的差异，民粹主义在不同地区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悉尼大学政治学学者本杰明·墨菲特认为，总体来看，欧洲的民粹主义具有“排外性”，拉美的民粹主义带有“包容性”。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几乎都排斥外来移民、主张排外主义，而这在拉美民粹主义者中表现并不明显。墨菲特还认为，相对来说，在越富裕的国家，民粹主义越看重身份政治和社会文化诉求。而在相对贫穷的国家，民粹主义则更在乎社会经济诉求，较少关注民族身份问题。此外，尽管民粹主义都突出“民众”与“精英”的对立，但欧洲的民粹主义走的是“精英路线”，主导力量依然是政治精英。拉美的民粹主义虽然都有“魅力型”领袖，但“参与式民主”造就了明显的大众色彩。相似的崛起背景民粹主义崛起背景的相似点之一是它们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欧洲的民粹主义具有深厚的政治积淀，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起源于欧洲，与这种民粹主义渊源不无关系。美国的民粹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在美国政党政治中昙花一现的“美国人党”就以反对外来移民为党纲。而且，美国政治文化天然带有民粹主义基因，“反华盛顿”被称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这样说：我不是政治人物，我只是一位深信我们的麻烦大部分都是由政治人物造成的普通公民。拉美民粹主义的历史渊源不如欧洲和美国，但政治和社会根基却更深。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拉美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结合，在巴西、阿根廷、秘鲁曾长期执政。如今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则扛起了拉美左翼民粹主义的大旗。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民粹主义的兴起总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或转型时期。民粹主义浪潮本质上是民众对不安全感的回应。这些不安全感要么来自具体的经济利益威胁，要么来自抽象的身份认同危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法国里尔政治学院教授哈斯汀·米歇尔认为，经济危机只是西欧民粹主义的助推因素，民粹主义在西欧的崛起，是包括代议制民主模式危机、民族国家模式危机、社会文化多元化融合危机以及大众传媒变革等在内的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美国的民粹主义没有西欧那样强烈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乏力以及政党内斗造成的政府功能失调无疑是一个重要诱因。拉美某些国家经济遭遇转型瓶颈、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政治腐败，给底层民众造成强烈的被剥夺感，是民粹主义经久不衰的社会土壤。经济危机在某些国家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政治人物因此而顺从甚至利用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得以抬头的又一重要原因。“占领华尔街”运动出现后，奥巴马公开表示支持，称“抗议是美国民众沮丧情绪的反映”。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称该行动代表了民主党的主流观点。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参与政治，主张直接民主。政治人物在危机背景下对全民公投的偏好，某种程度上也在助长民粹主义。2012年2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就移民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以打击非法移民。季莫申科曾在乌克兰大选期间表示：“全民公投举行得越多，政府就会越诚实，所以我们要立法让全民公投变得像呼吸空气那样正常。”卡梅伦如今对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问题也严肃起来，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也愈发强硬。而此前，他还把以脱离欧盟为目标的英国独立党嘲笑为“一帮疯子、种族主义者”。独立党在去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全球治理面临考验英国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凡把民粹主义视为“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对欧洲来说，这个阴影不仅在逐渐扩大，而且很可能还会影响欧洲的未来。今年5月，欧盟28个成员国将选出751名欧洲议会议员。有民调显示，声称要把法国带出欧盟的国民阵线，在法国的民意支持率最高。被卡梅伦嘲笑为“疯子、种族主义者”的英国独立党呼声也颇高。有机构预测，在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反欧盟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席位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16%至25%。欧洲成熟的民主体制并未遏制民粹主义的蔓延，而且这波民粹主义浪潮几乎与欧盟一体化进程同步，这就意味着它不会因经济危机的缓解而消失。只要欧洲国家还有民族国家认同需求，民粹主义就有活动空间。作为区域内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典范，欧盟模式遭遇的挫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全球治理的挫折。在对外关系领域，民粹主义往往会成为强硬或扩张型民族主义的催化剂。2012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起的为“购买钓鱼岛”募捐的活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动员大众表达政治阴谋，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购岛募捐”更大的危险倾向，就在于通过民粹的手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此外，在民粹主义背景下，政治人物历来更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加州大学学者罗杰斯·布鲁贝克表示，经济危机往往与经济民族主义相关，同时也涉及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和敌意。“所以目前的经济危机引发对保护主义、排外的民粹主义的担忧并不令人奇怪。”但在布鲁贝克看来，迄今针对经济危机采取的带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回应，与历史上相比要缓和得多。他认为，经济上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对经济民族主义形成了各种限制。布鲁贝克分析称，一方面，如今的制度环境与1930年代有很大不同。绝大多数贸易都是在关税同盟或自贸区以及世贸组织规则下进行，完善的程序已使国际贸易体系“法制化”。另一方面，现在的意识形态氛围也与1930年代大不一样。新自由主义的“祛魅”并没有使独裁专制“返魅”。不过，经济危机无疑将改变国际政治版图，而民粹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难以预料。布热津斯基2012年11月在波兰的一次演讲中警告，激进的民粹主义推动的全球性的“抵抗”外部控制的活动，正在威胁迈向新的国际秩序的努力。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雷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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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领导人警惕民粹主义兴起
投稿邮箱：admin#80sd.org&|&来源：FT&& && 08:35:56
关键字：G20领导人警惕民粹主义兴起
导读：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接到了他们必须“教化资本主义”的警告，目前他们正寻求重振经济增长，并应对公众与日俱增的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好处的疑虑。今年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昨日在华东城市杭州闭幕。此次峰会之前，英国选民投票决定离开欧
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接到了他们必须“教化资本主义”的警告，目前他们正寻求重振经济增长，并应对公众与日俱增的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好处的疑虑。
今年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昨日在华东城市杭州闭幕。此次峰会之前，英国选民投票决定离开欧盟，同时奉行民粹主义的政治候选人在大西洋两岸崛起。
参加了闭门会议的官员们表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以及她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同行都强调需要安抚民众的不满。据这些官员介绍，曾为高盛(Goldman Sachs)银行家的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警告他的同僚称：需要“教化资本主义”。
“经济增长在过低水平徘徊了太久，受益面也太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峰会闭幕式上表示，“与会各方还决心更好地识别贸易的好处，以回应全球化遭遇的民粹主义反弹。”
一位G20官员说，各国政府首脑对全球化开倒车的可能性有“高度认识”。“民粹主义者在世界各地人气上升才促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不去应对公平问题，这种局面可能危及全球经济。”
参与讨论的另一个人说：“此次峰会上，领导人花了多得多的时间谈论人民，谈论经济则少一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末对商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帮助确立了今年G20峰会的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表示。
“（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他补充说，“也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
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二的中国经济正以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最慢的速度增长。中国官员们说，鉴于中国的公共部门负债水平相对较低，他们有加大财政支出的空间，但他们更加注重结构性的“供给侧改革”。
“全球经济单纯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老路是走不通的，”习近平昨日表示。他补充称，他的政府继续致力于到2020年削减至多1.5亿吨的国内钢铁产能，同时减少10亿吨煤炭产量。相关历史/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份量。在拉丁美洲出现了许多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在美国，则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了许多政党，像是人民党（Populist Party）、美钞党（United States Greenback Party）、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土地单一税（Single Tax）运动、进步党（United States Progressive Party）、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脩义·龙（又译辉·龙）（Huey Long）的“分享财富（Share Our Wealth）”运动、美利坚联盟党（United States Union Party）。一些早期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直接导致了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而其它民粹主义者则有偏右的色彩，像是柯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
详细介绍/民粹主义
综述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最初出现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在东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奥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被当做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小结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模糊性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做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做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双重性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党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会主义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党人)”。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与民主政治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或“超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与权威主义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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