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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棣：金融启蒙破解中国马太效应
来源： 作者：汪绍凯
编辑：郑明昊
　　导读：三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是证明我们的价值不仅仅是劳动创造的，资本也有价值，技术也有价值，知识信息也有价值
　　金融启蒙VS马太效应――专访独立经济学家范棣博士
　　他，天资早茂，师出名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中国经济学泰斗厉以宁教授与中国金融教父刘鸿儒教授的合门高足，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最早一批独立经济学家。
　　他，不甘现状，负笈远洋，受自由放任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推荐，入学加州伯克莱大学，攻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教授经济学博士，旁听现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夫人的课程，成为经济与管理双料博士。
　　他研究的是金融领域。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复杂情形，他认为金融体制的不合理，是造成目前经济疲困和长期两极分化的最显著原因；他主张从金融制度改革入手，破解金融垄断和权力寻租，从而扩充民间资本、提振内需、撬动经济、还富于民。身处公共空间，他倡导经济启蒙，呼吁经济权利。这些论见，见于他的影响力著作《长大》、《崩溃》以及最新力作《少数派的财富报告》。
　　治学之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战略家和成功的企业家。曾任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财务总监；香港友联银行副总经理；招商银行总行高级顾问；世界著名的美国波士顿资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美国Interlink公司总裁；美国1990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制改革处副处长、金融研究所副主任；权威金融刊物《金融研究》月刊主编。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ACLCapital(亚联资本)董事长、银票网董事长。
　　他就是著名独立经济学家――范棣博士，籍范棣博士来南昌给北京大学江西总裁班学院讲学的契机，本期《新CEO》杂志专门对其做了一次深度专访，范棣就其求学、治学，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以及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等话题，都进行了一番详细叙说和精妙论述。范棣，思想宏瞻，学理明晰，坚持经济学知识本位的同时，对公共社会抱有浓厚的良知责任感，这些都让采访现场的每一位都感佩、钦服。
　　自由之行 独立经济学家的养成
　　与很多那个时代的精英一样，范棣是中国文革结束后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那一代人都很幸运，他们的成长，都伴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的行程。
　　范棣的本科就读的是东北财经大学（当时还是辽宁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又顺利考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专业硕士，这也是第一届。该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财经类学院，整体专业水准居于全国顶尖地位，师资雄厚，都是国外聘请，国内行长兼任，生源也很强势，人大北大都无此条件。
　　1986年，工作才几年的范棣又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范棣读博有些特殊，他是两位大师的学生，一位是中国当代经济学泰斗、以推动股份制改革而享誉盛名的厉以宁教授，另一位是著名银行家、原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业内称作中国金融教父的刘鸿儒教授。两位教授都很器重范棣，都有意让他能在自己麾下成长为新一代的优秀经济学人。
　　1988年，范棣被人民银行总行派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负责其中“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研究”的项目，范棣便以博士后身份，加入了当时博士后小组，也便由此融入了美国经济学同行的世界，而当时的学费公务花销都是联合国出资，研究成果归联合国。
　　80年代，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货币供给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在1980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访华，在第二次访华的一次学术讲座上，范棣认识了弗里德曼，并开始了长久而密切的通信往来，当时的范棣年轻气壮，写信挑战货币供给理论，既强调理论本身完备，更指出理论不适用当时改革转型的中国。范棣认为，改革中新市场与旧体制之间存在很多不能衔接的部分，而不能急于单方面粗糙地引进西方最先进的市场机制，而这一观点判断也伴随着范棣治学的始终。
　　在与世界级权威的交流碰撞中，这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年轻经济学者天资聪颖，思想中不乏灵光，但弗里德曼也指出范棣在数学基础、理论功底不够扎实，还可以夯实提高。为此，弗里德曼建议范棣到美国最高级的学府深造。
　　八十年代末，范棣在美国的工作中，也发现自己的经济学功底与美国的同行有很大差距，主要是在数理分析等方面，国内学的多为表面，没有学习到西方经济学深入的层面，他决意在当代经济学最繁荣发达的美国扎扎实实地学一遍。于是，经弗里德曼的特别推荐，范棣来到美国最顶尖级的经济学学府――加州伯克莱大学（UCBerkeley）国际金融学院，攻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教授经济学的博士。
　　乔治?阿克洛夫，当代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首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贫困问题、家庭问题、犯罪、歧视、货币政策和德国统一问题。其以著名模型“柠檬市场”和在不对称信息方面的研究突破而荣获200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阿克洛夫的研究特点是纯粹的数理化推演，他的课程，是大量的函数计算、公式推论、方程矩阵、模型分析，在一个黑板接着一个黑板中体现出来。范棣说，听他的课进步很大，提升了他理性分析的水平。
　　这就是一位独立经济学家丰富曲折学术路径，而他走出校园后的社会履历和事业成就，更是精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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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范棣：什么群体是中国“金融抑制”的巨大受益者
作者：范棣
　　中国的“金融抑制”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
　　为什么表现出明显金融抑制特征的中国经济，却长期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有关，这个特殊性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体现在金融上的特殊制度结构。
　　在1994年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中央财政的一种附属，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在1985年正式全面推行“拨改贷”之前 ，中国对国有企业完成了“利改税”政策的实施 。1994年分税制确立，增值税成为流转税的主体，同时彻底禁止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财政赤字只能以国债发行解决。至此，中国的金融才完全从财政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可以说，中国的“金融抑制”在年期间，属于一种财政抑制，或者说，属于一种计划经济的抑制。在1994年后，金融才有自己独立活动的舞台，金融政策才会对经济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这个时候的“金融抑制”才与金融政策有关。
　　在其他发展中国国家，政府和国家并不垄断和主宰经济活动，金融管理部门的金融抑制的低利率政策所以能导致储蓄和投资不足，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的非公共部门，即市场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储蓄和投资活动中的绝对主体，他们对低利率反应敏感。在这种条件下，压制利率，必然会导致储蓄不足，进而引起投资乏力，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国家主导金融下的高储蓄
　　在中国，情况大不相同。政府控制着各级财政、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央企和各级大小国企，它们是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储蓄和投资起主导作用。在这种条件下，低利率不仅不会造成低储蓄，反而会推动高储蓄。
　　第一，对于大企业和国营机构来说，它们对储蓄存款利率高低并不敏感，甚至根本不关心。因为它们垄断了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只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它们能够轻易从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获得需要投资的资金来源，并且对率高低有议价的能力；
　　第二，对于非国营企业来说，特别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现实情况是，它们必须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来发展。由于信贷资源的相对垄断，这些中小企业只能从垄断的金融资源圈子中分得一小杯羹，加上外部民间融资市场困难，这些企业和机构不得不依靠积累自身的内部储蓄来发展。因此，低利率也好，负利率也好，高利率也好，这些对本来就很难得到信贷资源的中小企业来说，并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也就不会起到实质的抑制储蓄或者鼓励储蓄的作用；
　　第三，对于居民个人来说，上述情况也非常相似。中国的居民个人部门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部分，占人口5%左右的高收入与高财富人群，占人口95%以上的中低收入阶层。对于高收入和高财富人群来说，由于他们财富的积累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生活所需，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几乎不会影响他们在储蓄上的决策和行为。况且，这部分人群中的多数有自己投资和理财渠道，储蓄利率的高低对他们既定的财富管理模式不会有实质影响。
　　中国“金融抑制”的逆反效应
　　金融抑制真正影响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来说，利率水平的高低对他们的储蓄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1936），储蓄与存款利率成正比 ，利率高，储蓄多，利率低，储蓄少。但这个模型的前提是，利率要对个人储蓄产生实质影响，个人或家庭需要积累一定的财富，有比较完好的社会福利保障，有比较健全的消费信贷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可以根据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需要来决定储蓄的数量。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家庭对未来有一些预期的需求，例如，买房、买车、子女教育等，存款利率低不仅不能促使他们提前消费，反而会使他们更多储蓄，以便未来之需。假定现在一年期的储蓄利率是10%，孩子明年上大学需要11000元，一个家庭现在需储蓄1万元。如果一年期的储蓄利率突然将至5%，这个家庭今年就需要储蓄储蓄10500元才能满足明年的需要，为此，他今年的消费就必须压缩500元。
　　对中国大部分普通居民家庭来说，上述的情况是真实的。
　　我有个朋友，孩子在读高一，看到同学纷纷把孩子送往国外读书，于是他们两口决定也一定要把女儿送到新加坡去读书。学费加开支，一年需要约20万人民币，他们家每个月要增加2万元的储蓄存款，为此，他们对家庭开支预算做了调整，减少了每年的固定开支，减少了每周在外吃饭的预算，减少了朋友交际的开支，砍掉了买新车的计划等等。
　　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体制下，低利率或者金融抑制不但没有给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低利率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正面效应。由于中国的利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甚至是负利率，居民的储蓄资金无处可以稳定保值增值，只能存入银行，成为经济发展的低成本资金来源。
　　在某种意义上，低利率造成资金供给增加的模式，非常类似于（1954）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农村劳动力零成本无限供给的模型 。在中国的负利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型里，只要将生产要素由劳动力替换为储蓄资金，将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替换为大量的低收入阶层，我们就完全可以将刘易斯对劳动力供给的模型发展为金融压抑下储蓄资金的供给模型，从而解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从储蓄角度看，政府通过压低储蓄利率，变相将一部分的居民个人储蓄转移成政府和国企的储蓄或者资本来源，用于项目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谁是金融抑制的受益者
　　显然，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央企。它们以极低成本获取资本和信贷资金，对有些企业来说，政府甚至给予保障性资金供给的支持，从而使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加强。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9年，在国民储蓄构成中，居民储蓄从60%降到40%，而企业储蓄从20%升到40%。这反映了什么？这间接反映了企业得利多过于居民个人得利，居民牺牲了自己本来应得的储蓄利息收益。换一个角度看，事实上政府成建制地将居民应得的储蓄利益转移给了政府特定需要支持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它们在这其中赚取到了高额利润。
　　在中国式的金融抑制体制下，低利率可以看成是居民个人向政府和企业的让利行为。负利率，则可以当成是居民个人的储蓄财富直接“被转移”，不是转移向更需要财富的穷困阶层，而是转向更具统治地位的权贵阶层。从金融压抑的机制来看，其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以强制的方式将社会资金以低成本集中起来，然后配置给既定的相关利益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错，穷人向银行存款实质上是补贴富人。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反映，45%的发达国家银行以及15%的发展中国家银行通过调查认为，在信贷市场上，大企业挤占了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导致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难。一般认为，大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大，银行放贷操作成本小，风险低，因此银行均倾向于向大企业放贷，从而挤占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
　　金融抑制致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并非中国独有，只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比较特别。
　　作者：范棣博士,北京大学智库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亚联资本创始合伙人、银票网董事长。本文摘自范棣博士的新书《少数派的财富报告》，本文也发表于范棣博士的微信公众号“财经这点破事”。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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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专栏作家 东方视点
独立经济学家范棣：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央企。而金融抑制真正影响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
&提要：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央企。而金融抑制真正影响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金融抑制致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并非中国独有，只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比较特别。
金融抑制真正影响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来说，利率水平的高低对他们的储蓄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凯恩斯，1936），储蓄与存款利率成正比，利率高，储蓄多；利率低，储蓄少。
但这个模型的前提是，利率要对个人储蓄产生实质影响，个人或家庭需要积累一定的财富，有比较完好的社会福利保障，有比较健全的消费信贷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可以根据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需要来决定储蓄的数量。
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体制下，低利率或者金融抑制不但没有给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低利率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
由于中国的利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甚至是负利率，居民的储蓄资金无处可以稳定保值增值，只能存入银行，成为经济发展的低成本资金来源。
在中国的负利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型里，只要将生产要素由劳动力替换为储蓄资金，将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替换为大量的低收入阶层，我们就完全可以将刘易斯对劳动力供给的模型发展为金融压抑下储蓄资金的供给模型，从而解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
从储蓄角度看，政府通过压低储蓄利率，变相将一部分的居民个人储蓄转移成政府和国企的储蓄或者资本来源，用于项目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显然，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央企。它们以极低成本获取资本和信贷资金，对有些企业来说，政府甚至给予保障性资金供给的支持，从而使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加强。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9年，在国民储蓄构成中，居民储蓄从60%降到40%，而企业储蓄从20%升到40%。这反映了什么？
这间接反映了企业得利多过于居民个人得利，居民牺牲了自己本来应得的储蓄利息收益。
换一个角度看，事实上政府成建制地将居民应得的储蓄利益转移给了政府特定需要支持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它们在这其中赚取到了高额利润。
在中国式的金融抑制体制下，低利率可以看成是居民个人向政府和企业的让利行为。
负利率，则可以当成是居民个人的储蓄财富直接&被转移&，不是转移向更需要财富的穷困阶层，而是转向更具统治地位的权贵阶层。
从金融压抑的机制来看，其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以强制的方式将社会资金以低成本集中起来，然后配置给既定的相关利益阶层。
从这个意义上，林毅夫说得不错，穷人向银行存款实质上是补贴富人。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反映，45%的发达国家银行以及15%的发展中国家银行通过调查认为，在信贷市场上，大企业挤占了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导致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难。
一般认为，大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大，银行放贷操作成本小，风险低，因此银行均倾向于向大企业放贷，从而挤占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
金融抑制致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并非中国独有，只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比较特别。
本文作者：范棣，独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著有《少数派的财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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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中国的金融抑制到底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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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特别是业的投资和销售全面下滑，地方政府纷纷松绑托市。据同策咨询研究院的统计，到9月初，46个限购城市中的38个调整或放弃限购政策，到现在也只剩下了几个一线城市。特别是国庆前夕，央行发布《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正式松绑限贷，强调各应当优先满足居民首套住房和改善型住房的贷款需求。具体内容有，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比例为30%，贷款下限为贷款基准的0.7倍；改善型住房在付清第一套住房贷款的情况下，可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在已取消限购或未实行限购的城市，对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又申请贷款购买住房，银行可根据情况审慎把握，并具体确定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此外，银行还可根据当地城镇化规划向非本地居民发放住房贷款，央行还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发行期限较长的专项金融债券等多种措施筹集资金，定向投放房贷。这一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明显利好，但作用如何尚待观察。　　在为房贷松绑的同时，央行开始放水。9月18日，央行调低正回购利率20个基点，100亿元的14天期正回购利率从3.70%调降至3.50%。同时向五大行实施5000亿元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性质相当于基础货币投放，近似于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过了一个月，央行再向银行注資2000亿元。这是央行为遏制经济增速放缓而连续出台的定向宽松举措。这些政策操作的利弊如何，也值得研究。　　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金融扭曲和金融抑制，从而人为地压低生产成本，向居民征税而补贴企业，向非国有企业征税而补贴国有企业，向穷人征税而补贴富人，进而由穷国补贴富国。根据IMF发布的报告《金融改革的新数据》，按照七大方面政策，列示了91个经济体年30年金融改革的进程和金融自由化比率的变化。这七个方面是，1，信贷控制和过高的储备要求，2，利率管制，3，进入障碍，4，银行国有化，5，资本账户管制，6，银行控制和监管，7证券市场政策。金融自由化比率为0-1,2005年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比率是0.4880952，不仅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而低于很多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处于最低水平之列。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正因为金融抑制，中国出现了很多奇特现象：一是影子银行大行其道。截至2014年3月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的社会融资比重占的35%，并以银行信贷2倍的速度扩张，其中以委托贷款和信用贷款等为主，游离于受到高度监管的银行体系之外；这些理财产品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或回购利率，且大部分回报获得担保。二是地下金融格外红火，高利贷风行。笔者认识一些人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甚至开班培训收徒，其借入利率高达15-20%，借出利率高达36%，甚至更高，真可谓一夜暴富。三是互联网金融高歌猛进，数千亿银行存款流失，对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有关当局以监管为由加以限制。四是由于银行业进入管制造成的高盈利，很多人都想进入，申办民营银行的何至批准试点的6家，就是这6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获准开办。这些都说明，我们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扭曲是相当严重的。有人测算，如果把我们的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可以提高0.7-1.4个百分点。　　总之，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完善，但金融市场并未开放，金融抑制相当严重。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推进金融的自由化，首先要降低准入门坎，让国内外资本、特别是国内民间资本能够参与金融活动。其次让市场决定利率和汇率形成，决定资金的配置。再次是改善金融监管。18届3中全会决议已经提出了金融改革，关键是如何具体落实和实施。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DF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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