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背景统计及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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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背景统计及趋势研究
笔者研究1969—2015年期间47届76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背景。我们利用归纳演绎研究方法,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通过对其国籍、获奖年龄、取得博士学位时间、代表作出版时间、获正教授职称年龄、专业背景、师生渊源、思想流派、任职机构以及研究领域等相关信息的分析,研究其具有共性的一般特征,从而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具有国际视野的成功经验,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研究人才的不断培养,研究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背景进行分析,发现其呈现出以下特点:学术年龄较年轻、学术专业以经济学和数学为主、学术流派与师生渊源较深、学术任职机构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给中国经济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中国要想培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积极培养青年经济学人才,努力推进经济学研究创新,科学调整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促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作者：李永刚、孙黎黎，来自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财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摘自：《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04期在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当时的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这一倡议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批准，该奖项被后人习惯地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促进了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中国尚无一人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庞大的经济学研究队伍极不匹配。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流派或者不同机构，研究领域也有所差别，但是若能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经历进行梳理，研究其学术特征，分析获奖者的学术趋势，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通过对1969—2015年47届76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国籍、获奖年龄、取得博士学位时间、代表作出版时间、获正教授职称年龄、专业背景、师生渊源、思想流派、任职机构以及研究领域等相关信息的分析，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具有共性的一般特征，填补国内对此领域研究的不足，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成功范式，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研究人才的培养、研究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中国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零突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背景自1969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15年，共颁发47届，有76位经济学家获此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背景材料详见表1。从获奖者国籍看，有美国51人，占比68.0%;英国7人，占比9.3%;法国和挪威各3人，占比4.0%;瑞典和加拿大各2人，占比2.7%;荷兰、苏联、圣卢西亚、德国和印度各1人，占比1.3%。另外，具有双重国籍的3人，分别是奥曼(以色列、美国)、皮萨里德斯(英国、塞浦路斯)和安格斯·迪顿(美国、英国)。从历届得奖人数看，既有1人独享的，也有2人或3人共享的。其中，1人独享24届、2人共享17届、3人共享6届。从获奖时间看，2人共享多集中在1969—1979年、1993—2012年两个时间段，3人共享集中在1990—2013年之间。从获奖者年龄看，获奖时年龄一般较大。51～60岁13人，占比17.1%;61～75岁51人，占比67.1%;76～80岁7人，占比9.2%;81岁以上5人，占比6.6%。从研究领域看，涉及领域比较广泛，包含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各学科门类。研究领域中，宏观经济学11人、计量经济学7人、信息经济学7人、博弈论7人、金融经济学6人、国际经济学4人、微观经济学5人、一般均衡理论4人、劳动经济学3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趋势对7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背景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获奖者呈现出一些具有共性的学术趋势。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学术年龄呈年轻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年龄呈年轻化，这从博士学位获取时间、代表作出版时间和正高职称获取时间都有体现。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能在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等方面进行创造性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博士学位的授予是培养单位对一个人科研能力的认可。而代表作的公开出版无疑是社会对研究成果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一种承认。研究人员正高职称的获取，则是同行或职称评聘机构对研究人员学术综合能力的一种评估。在76位得主中，在20～30岁之间获博士学位的有61人，31～35岁之间的有10人，36岁以上的有4人，1人不具有博士学位。代表作出版时，年龄在40岁以下的有48人，41～50岁之间的有17人，51岁以上的有8人，3人代表作出版时间不详。获正高职称时，年龄在21～35岁之间的有41人，36～40岁之间的有14人，41岁以上的有8人。学术年龄年轻化，一方面表明其具有特殊的学术天赋，另一方面说明其在年轻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学术兴趣，而这正是诺奖得主所必备的特质。(二)学术专业以经济学和数学为主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成果来看，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把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其他获得重大进展的边缘学科;二是以一般均衡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为核心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前者要求经济学研究人员必须在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有很深造诣;后者则要求经济学研究人员必须具备数学知识和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可见，具有经济学和数学学科背景，对多数获奖者而言必不可少。在76位得主中，绝大多数都具有经济学或数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为经济学的42人、数学的8人、哲学的8人、理学的3人、政治学的2人，获物理、数理经济学、科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和运筹学的各1人。另外，双博士双学位的有5人，分别是阿罗(数学、哲学)、哈耶克(政治、法律)、海萨尼(哲学、经济)、维克里(哲学、人文)和默顿(社会、经济)。(三)学术流派与师生渊源较深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虽离不开个体的独立思考和艰辛探索，但经济学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学术探讨和互相启发也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师徒传承、经济学思想流派的学术讨论会等都将对创造性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在76位得主中，有46位具有经济学思想流派背景。在经济学各思想流派中，凯恩斯主义学派16人、芝加哥学派14人、新古典学派9人、新制度经济学4人、斯德哥尔摩2人。另外，有5人属于2个经济学思想流派。有2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博士生导师或老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3年得主列昂惕夫和1974年得主哈耶克各有3位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得主萨缪尔森、1971年得主库兹涅茨、1976年得主弗里德曼和1990年得主米勒各有2位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有1位学生或博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有11位，分别是丁伯根、阿罗、哈维默、斯蒂格勒、莫迪利安尼、赫维克兹、普雷斯科特、托宾、科斯、西蒙和马斯金。(四)学术机构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是开拓性研究的重要基地，是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公布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名单，排名前20位的大学被称为“世界顶尖大学”(world topuniversities)。在76位诺奖得主的任职机构中，有2人次以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校有8所在上海交通大学公布的排名中排在前10名。这些高校多数在美国，主要包括:芝加哥大学(11人)、加州大学(8人)、哈佛大学(5人)、普林斯顿大学(6人)、麻省理工学院(5人)、哥伦比亚大学(4人)、耶鲁大学(3人)、斯坦福大学(3人)、卡内基梅隆大学(2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人)、纽约大学(2人)。美国以外，有2人次以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校有英国剑桥大学(4人)和挪威奥斯陆大学(2人)。这表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科研人员营造了一个极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从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并非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正如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解决经济问题，其主要功能则是解释经济现象。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特征，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要想不断提升，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不但需要积极培养青年经济学人才，努力推进经济学研究创新，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还需要科学调整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促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积极培养具有学术独立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青年经济学人才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以科学研究发展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理论，以及提高经济分析有积极贡献的人士”。诺奖得主的学术背景表明，其学术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并且所提出的理论要经过实践检验被证实，才有可能获奖。因此，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积极培养一批有潜力、有兴趣、善思考、肯钻研的青年经济学人才，培养和挖掘新一代青年经济学家具有重要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成员约翰·哈斯勒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确保研究人员是独立的，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主题上做自由的研究;二是要鼓励年轻学者去挑战既定的真理，不唯上、不唯书;三是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用研究的国际学术关注度评价其研究。因此，政府应对那些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青年学者，制定出相应的制度措施和激励政策鼓励青年学者到国外著名高校交流、访学、进修，鼓励其与国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和著名经济学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合作和研讨，进而拓展青年学者国际研究视野，促进其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培养后继人才。(二)努力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但强调研究的科学性、独创性和实践性，更强调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带来的影响。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门致用之学，决定了其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正是经济学研究创新源泉。在研究中，既要坚持“小题大做”，把小问题研究做深、做透，也要避免过分追求技术化，忽略理论、轻视思想，推动经济学的研究创新，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同时，经济学研究创新离不开数学工具的使用，要注意恰当运用计量工具和数理方法推动经济学研究创新。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院士周光召在为《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一书所写的序言“在这里眺望21世纪的科学”中写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将进一步结合并定量化，而科学理论将高度数学化”。“数学科学因自身发展和广泛地向其他领域渗透，将不断深入并一直成为整个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带动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具有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科研成果的出现。(三)科学调整不合理的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经济学研究仍然处于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阶段。经济学“中国范式”的开拓和创新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中国本土经济学研究迫切需要创造一种学术持久常规发展的研究生态，因此，中国必须科学调整学术成果评价体系，而不能继续保持重量化、轻质量的做法。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代表作的评价不是依据其代表作的数量，而是依据其代表作对现实经济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学术评价体系是非常科学的。若抛弃成果质量，仅把成果数量奉为圭臬是非常不科学的，过于强调量化评价导致学术评价体系信任危机。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要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学成果评价体系迟早会走出“数量拜物教”时代。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摒弃重量化、轻质量的学术评价方法，树立对学术成果内在价值的评判标准，更加重视长期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评价。(四)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坚持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改革路径基本遵循的是市场化框架，同时又保留了较大比例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国有经济成分，因此，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垄断问题要比西方更加复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结合在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原则下，恰当、准确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二是中国拥有一批经营性、竞争性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如金融、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身份不仅可以对这些企业征税，而且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人，还可以分配这些企业创造的利润。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国有企业上缴的税费和利润占有绝对的比重，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些国有企业仍功不可没。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贯穿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经济结构“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从增长方式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仅有几十年的时间，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才走完的道路。四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西方公共财政学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而这会造成市场失灵，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的领域应主要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政府经济活动不仅分布在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还分布在市场失灵领域，这不仅是一大特色，更是一大创造。因此，要以重大问题研究推动经济学创新(郑宏亮，2015［6］)。(五)促进国内高校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国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项目，有力提升了高校科研水平和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是加快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可以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社会贡献力和国际竞争力。各高校应以此为契机，把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给予资助，并注重构建多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学科体系，学科交叉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构建多学科相互交叉的学科体系，促进学校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各学科的迅速发展，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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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最新馆藏为什么中国无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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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有关为什么从来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的议论总是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这再一次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情结。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代后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早已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熟悉，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国内影响很大。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对传统经济学发生了颠覆性革命的一个学派，就像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问题一样，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又因为对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获诺贝尔奖，这一次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了。奥斯特罗姆是政治学家，虽然中国经济学界以前对她并不熟悉，但她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民主决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民主的经济学&。所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必将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中国当前面临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背景下，这两个新兴的学派容易走出学术圈，引发社会大众的热议。可想而知，这一次有关中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议论自然也就更加热烈了。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是否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做客网易财经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经济学家要想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是个神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认为，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异想天开，现在议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得诺贝尔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种看法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特别是高校的体制使得教授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兴趣；第二是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自身也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往往跟着政府的屁股转。
　　第二种回答是肯定的，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学家向诺贝尔奖进军大有希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预言，在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经济学家中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思想大师&应该没有问题&，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外国经济学家的地方。
　　第三种是酸葡萄的态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做客新浪财经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刘翔的110米赛跑得奖不一样，刘翔得的奖是秒表掐出来的，非常客观，而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和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奖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家今后有没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不必那么看重。
　　上述三种观点，我最赞成的是第一种，最不以为然的是第三种。诺贝尔奖是人评出来的，尤其是经济学奖作为人文科学的奖项，多少带有一点主观色彩，这是事实，但是一种奖项的份量有多重，主要看这一奖项对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大，其次才是这门学科的客观性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是无可比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固然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奖，但如果谁得了这个奖，就意味着在经济学发展史的群峰中有一座刻着他和他的国家的印记。40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大多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这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是一致的。所以，一个国家有多少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反映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荣耀，这一点恐怕跟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不一样。
　　至于第二种观点，我认为其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盛洪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变迁，这没有错，也确实是中国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30年来的改革夜郎自大，自视过高。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其称为&制度变迁&，不如叫做&制度复制&。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无非是要复制西方已经成熟的市场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了无新意，因为它所要建立的，是人家在一两百年以前就已经确立的市场制度。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中国的所谓制度变迁，最多在如何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上才具有创新意义，但在这种转轨的过程中，除了中国这种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搞单纯经济改革的道路，还有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先搞政治民主化改革，后搞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的道路，究竟哪一条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或哪一条道路的代价比较小，现在还是未定之数。过去，我们大吹大擂，以为只有自己的道路才是成功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了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的困扰，我们自己的吹吹打打开始显得有些滑稽了。
　　中国经济学家将来有没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关键看其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并且能够取得多大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以得奖的成就，往往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取得，并且历史已有定评的研究成果。科斯获奖的原因是他的两篇经典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性质》（1937）和提出所谓科斯定理的奠基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前一篇论文的思想甚至在论文公开发表的5年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在他发表这篇论文的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91年，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离后一篇论文的发表也已经30多年了。科斯自己说过，想不到60年前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摘取诺贝尔奖的主要依据。这说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经受长期的历史检验。
　　1949年中共建政60年以来，前30年官方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所有经济理论都看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那时只有经济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学名著的翻译（而且往往以&批判资料&的形式），而没有经济学的研究；后30年，我们才开始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但其主要成绩是现代经济学的译介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谈论中国经济学家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确实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中，在经济学研究上真正称得上有成就的大概只有茅于轼。1970年代中后期，这位铁道部的工程师和助理研究员通过独立研究建立了择优分配原理，但择优分配原理只不过是以数理形式重复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构架，这位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摸索着走了西方人一百多年前已经走过的老路。像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其自身的素质来说，显然是非常具有重大创新能力的，但遗憾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不是生活在美国或其他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
　　在过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中，撇开前苏联不说，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可以与美国和欧洲那些经济学大师比肩的，只有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和波兰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人，但他们都没有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恐怕与修修补补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有关系。试想，连科尔内这位以《短缺经济学》出色地描述了计划经济运行的杰出经济学家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又遑论中国的经济学家？
　　过去的共产党国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有一位，这就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Kontorovich L），他因为线性规划方面的成就而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出过经济学大师，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思想控制没有中国那么严重，而且他们在历史上具有自由文化的传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在做客网易财经时提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和张培刚，这两人确实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蒋硕杰是台湾的经济学家，而有&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称的张培刚的杰出论著是他1940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总而言之，1949年以后的中国甚至远远比不上前苏联和东欧，没有出过一个经济学大师。
　　正如杨振宁、李政道、高锟等华裔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样，出身前苏联的两位俄裔经济学家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是以投入产出分析法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和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197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但他们两人都是美籍经济学家，他们因以获奖的成就都是在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美国取得的。桔生华南则为桔，生于华北则为枳，这充分说明经济学研究需要学术自由与独立，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是经济学大师生长的土壤。在中国这块缺乏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土地上，是决然生长不出科斯或威廉姆森那样的经济学大师的。
　　学术自由与独立的精神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保障。外国的大学是独立的，因而外国的学院派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能够保持其独立的精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是些被称为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就其就业的单位而言，那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属于学院派，但中国的大学不是由教授来治校，而是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校长）来管理的，中国的教授们是受雇于政府，而不是受雇于大学，中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不是独立的学者，那些在政府和企业里工作的经济学家就更不必说了。没有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大学体制，这是阻碍中国经济学家们成为学术大师的制度性原因。茅于轼说过，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至少还得20年，依我看，只要目前的大学体制不改变，只要思想和言论不自由，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永远只是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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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很大弊端
人民日报学苑论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与失
日04:05&&来源：
　　上个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再度引发国人热议。有人不解，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背后必然有强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为何中国人却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不屑，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尔尔，不必过于遗憾或期待。对这个奖项乃至经济学发展给予此等关注的不只是中国，还有同样没获奖的日本等很多国家。因此，有必要发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与失之问。
　　得：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时任行长普尔?艾斯布林克倡议在已有的诺贝尔奖项中增设经济学奖。随后，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了由5到8名成员组成的评委会，对每年从世界各地收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名单进行资格确认、初选、复选，最终评选结果在当年10月公布。从1969年到2016年共颁发了48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对经济学发展阶段性成就的一个肯定，作为对经济学运用数学等自然科学工具进行探索并且形成一套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的一种鼓励，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它特有的标准记录了经济学发展路线，也引导了经济学研究方向。
　　从获奖成果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授予了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思维（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根据个体行为分析社会现象），基本都运用了数学分析工具。如1988年的获奖成果是关于市场平衡和有效使用资源的数学公式。1997年的获奖成果是“期权定值公式”。2005年的获奖成果是运用博弈论推进人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2011年的获奖成果是使用计量经济学新方法分析经济政策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变化。2013年的获奖成果是金融市场中资产定价研究的新方法。在这一奖项的引导下，经济学发展逐渐集中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推崇定量化、数量化，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方式也都是从个体行为出发。有人认为这种相对单一的经济学发展路线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统一，提高了经济理论研究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使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判断更加有根据。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看法。
　　总体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快速发展。40多年来，这一奖项表彰了西方经济学的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也实现了它自身的价值――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奖。例如，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时，恰逢世界股票市场暴跌，而获奖人正是一直与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唱反调、主张政府必须有效干预市场经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经济学界人士称之为“适时的褒奖”，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成为西方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芒德尔建立的开放型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则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基础课。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利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对于消费、贫穷与社会福利的研究被认为推动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转型。
　　失：三种色彩凸显其局限性和不足
　　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用于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趋势、提供决策依据的理论。经济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经济学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经济学的谱系再宏大，也不是经济学的全部。更何况，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危机面前屡屡受挫，已经证明了其理论具有缺陷。那么，作为西方经济学最高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必然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不足，突出表现为三大色彩。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色彩。主要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冲击。例如，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学者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侵入”传统的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主动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理性经济人”的模型也冲击甚至危害了这些学科原本的价值体系。二是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等被边缘化，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甚至被西方一些大学的经济系淘汰。
　　经济学的美国色彩。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美国学者、美国科研机构以及美国关注的研究主题所垄断。在78名获奖者中，美国学者有56人，其他获奖者也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从获奖者所在大学或机构来看，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这把美国推上了世界的经济学研究“高地”，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者被大大边缘化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学还通过美国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和留学生培育而对外扩散，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拉美国家甚至直接引入美国经济学的理念方法对本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和范式化色彩。诺贝尔经济学奖促进了经济学研究中对于数学的过分运用及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大行其道。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的老师熊彼特、弗里德曼的对手加尔布雷思、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美国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凡勃伦和康芒斯等，都偏重经济思想研究，数学工具的应用并不普遍。但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和激励，经济学者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以进一步体现经济学相对其他社会科学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深度运用和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引发了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研究和现实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越来越低。以至于连很多西方学者都意识到“太多的精力已经而且仍然浪费在纯理论的推演上，没有人想要解释经济事实，也没有人想要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
　　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才是好经济学
　　近些年，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全球增长动力面临大转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却还在聚焦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抽象化、数学化，这使得它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生前所说：“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飘浮在半空中的理论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因此，国际上一些知名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要求对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甚至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违背了“为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授奖要求。
　　不难认识到，只有基于经济实践、回应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才具有价值。从经济学思想史的纵向维度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研究或称经济学革命无不关照着划时代的重大现实。从不同国家经济学特征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横向维度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都与本国现实相结合，具有本国特色，例如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20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和日本经济学等。因此，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才是好经济学。能解决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固然值得称道，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同样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明珠。对经济学的评判不应该论出身，而应该看效果。从这一点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只展示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学的高峰。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一场经济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酝酿和发端。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快速增长，从贫穷落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建立在中国经济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构建和完善中，展示出越来越大的理论魅力和真理力量。我国学者应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脚踏实地地把中国的经济研究好，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过分追捧当休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 人民日报 》（ 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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