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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江：反腐需加强制度顶层设计　　( 08:07:30)　　　　随着整个改革走向深入，反腐也正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党中央新领导班子履新以来，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增大，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社会参与的力度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增强。　　另一方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公信力。不少方面腐败发展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说明我们已有的反腐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依然严峻的反腐斗争形势，十分迫切地要求我们把加强反腐制度顶层设计的问题提上日程。　　一、反腐倡廉建设的顶层设计仍需大力加强　　我们所说的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是和公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公权力运行的必然伴生物。有公权力，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公权力缺乏约束，必然产生腐败。　　所以，遏制腐败，就必须把权力约束起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正因为此，才需要我们对反腐进行制度设计。　　但是，历史地看，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观念。我们往往把腐败看作来自外面的腐蚀，把腐败现象归因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　　不仅如此，舆论还有意无意地强化着这样的观念，似乎我们共产党天然与腐败现象绝缘。　　例如一说到权力，我们就强调只有具体的权力而不存在抽象的权力。权力是否会腐败，要看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这就从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似乎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权力自然会腐败，而掌握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手中的权力则不可能腐败。　　按照这一旧逻辑，党内出现腐败是偶然的现象，是极少数干部经不住考验，被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而产生的结果。　　于是，反腐就变得很简单：想方设法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增强他们的党性修养，提高他们用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在这种主要靠思想教育来解决问题的理念支配下，我们完全忽视了制度建设问题。结果如我们看到的，在物资贫乏、可利用财富有限的计划经济时期，腐败主要以“特权形式”体现出来，因而尚不明显；　　一旦进入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阶段后，财富总量和可供分配的资源大大增加，腐败现象便一发不可收拾。　　应当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对腐败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反腐的理念也在不断转变。　　其中最突出的转变是，我们逐渐接受了关于腐败产生的普世观点，看到了腐败与权力的必然联系。　　我们终于认识到，“腐败内生于权力的本性”。　　套用邓小平的句式说，“腐败现象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会有”。　　与此相应，从权力约束上寻求治本之策，成为今天反腐败的特点和全党共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反映了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飞跃。决定明确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七大更把权力制约放在重要地位，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标志着，制度建设已经作为反腐的治本之策得到确立。　　然而，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屡禁不绝的腐败现象表明，用零打碎敲的措施进行约束，就好比“堂吉诃德用长矛大战风车”，远远不足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除了教育和制度并重、两大领域都要加强力度之外，在权力约束领域，还必须把纵向权力制约、横向权力制约和非权力对权力的制约统筹起来，形成多元化的监督约束体系，遏制腐败才有足够的力量。建设这样一个体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现实情况看，我们的权力约束还更多地着眼于依靠行政命令体制，过多地依赖纵向地用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进行约束。　　我们强调了一系列“必须”、“一定”、“坚持”、“绝不”，主体却非常单一，不言自明地主要指上级机关。　　这种权力约束导致的难题是：约束权力的权力由谁来约束？　　历史证明，把希望寄托在纵向的权力约束上，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被腐败困扰而人亡政息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　　可以说，从今天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现实看，反腐倡廉建设的顶层设计并未完成。　　二、需要对现有的反腐倡廉制度进行梳理　　这些年来，反腐倡廉制度在朝着体系化的方向迈进。但是，客观地说，缺乏体系性、系统性，仍然是现有反腐倡廉制度的突出特点。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我们对制度的思考缺乏系统思维。　　什么是体系？　　英文为“SYSTEM”，可同时译为制度、体制、体系等。可见，体系和系统本应是一个概念。反腐制度作为一个体系，应该是一个把理论、政策、规则、程序、措施连接在一起的能运行的系统。　　从这个角度讲，现行反腐倡廉制度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往往把它的文本体系误认为体系本身，似乎针对问题提出的要求、作出的规定、采取的措施、制定的条例之总和就是制度建设的内容，满足、乃至热衷于这些文件文本的起草，似乎形成了文件，就算完成了制度建设。　　结果是，关于反腐败的文件不老少，甚至多得记都记不住，落实起来却是按下葫芦起来瓢，顾得了头顾不了脚，经常是雨过地皮湿，不起多大作用。　　第二，口口声声加强制度建设，实际上加强的只是制度要素建设，而非制度体系建设。从系统论的角度讲，出台的各项要求、规定、措施，如果不能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闭合的系统，那么，这些要求、规定、措施至多只能叫做制度的要素，而不是制度本身。对于完整的制度体系来说，制度要素必不可少。　　制度建设，首先应该是制度要素的建设。好比盖一栋楼，砖瓦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一样。但是，并非有了砖瓦就等于建成了大楼。相反，在有了砖瓦之后，这些砖瓦怎样组合，恰恰成了最重要的问题。组合不科学，不但再多的砖瓦也无用，甚至可能没盖完就塌掉了。反腐制度建设亦是如此。　　不同只在于，反腐制度不似平地起楼是从头开始，而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条件下进行。每个制度要素在进入这套体制时，都会和原有的各个要素发生碰撞、博弈。　　因此，严格说来，所谓制度，应当是新增的制度要素和原有的体制环境、已存在的各种要素进行博弈后达成的一种平衡状态。所以，常有人说，制度是人制定的，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正确。制度不是人制定的。制度要素才是人制定的，而制度则是在各要素、各既有条件的博弈中形成的。　　要素之间缺乏连接，或是连接了也不能闭合起来，会导致制度建设事倍功半，甚至出现制度变形。特别是，当以上所说的三种制约出现倚多倚少的不均衡状态时，这种变形便不可避免。　　例如，体现上对下监督的巡视制度，若不和完善下对上的监督相结合，就会出现“谁来管钦差”的问题；单向地加强对纪委的垂直领导，就会产生“谁来管纪委”的问题。实际上，纵向权力制约只有在横向权力制约和非权力对权力制约都得到加强的情况下，才能防止出现变形，保证反腐败不误入歧途。从原理上讲，纪委直接体现的应当是权力的横向监督而非纵向监督。间接地，它也体现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　　因为按照列宁的设计，党的纪律监察机构应当是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机关，由代表们授权对党委会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把它变成纵向监督，必然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些年地方上反腐败的纪委部门腐败现象频出，事实上就是给这种状况的出现敲响了警钟。　　三、从权力运行规律的高度来把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腐败没有阶级性，主要由公权力的特性决定，对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是公害。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健康发展，都不能不把反对腐败放在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此，在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反腐的经验和成果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接上文）　　从实践看，目前世界上遏制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往往也是对公权力约束力度较大的国家。其制度通常有两个特别突出的方面：　　其一，分散权力，使其来源多元化。　　西方学者很早就提出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石，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相互之间的具体制度也各有千秋，但共同特点是都体现了这些原则的基本方面。　　此外，广言之，西方文官制度也是显示权力制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制度把获得公职的机会均匀地分布到社会中，以法律来规范，利用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来保证很大一部分公权力的运行不受执政者随意干扰。　　其二，非权力对权力的制约。　　通过政党之间的合法竞争，一些政党掌握公权力，败选的政党则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自然处于监督地位，对执政党百般挑剔。此外，宪法和法律通过保障媒体和社会利益团体独立开展活动，也对执政党行使权力起着监督作用。　　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搞西方多党制，也不搞西方式“三权鼎立”。这是我国政治体制不可逾越的底线。　　但是，我们要不要有权力之间的横向监督和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没有权力之间的横向监督和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强有力的监督便无从谈起。　　对此，我们虽已有充分认识，但在操作层面，却是没有解决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亟需加大探索的力度。　　在横向权力制约方面，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权力相互制约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我们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把权力相互制约变成为一己之私勾心斗角、相互扯皮，而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党的领导无疑是做到这一点的根本保证。　　但是，做好这个保证的前提，是党的领导要科学。对公权力运行进行过多的干预，就会变成党组织事无巨细地包揽一切，人为地搞乱不同权力之间的边界，使权力制约无从着手。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执政党应该按照权力的自身规律去影响和控制它的运行，而不是随意越过边界去取代它。　　在非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方面，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民众的广泛参与。　　民主是约束权力的最好途径。让民众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时就有了这样的体会。　　最近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之所以获得公众好评，其意义不在于更加细化、更具可操作性，而是把对权力的规范公之于众，成为民众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的依循，本质上是对非权力监督权力路径的探索。这方面的平台以前比较狭小，大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　　二是纳入体制。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新兴媒体介入反腐，是近年反腐领域的新气象。“网络反腐”是非权力对权力监督的典型体现，其带出的消极方面固然要规范，但其积极作用应充分肯定。　　但是，“网络反腐”目前之所以是一把双刃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体制外的路径。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体制内扩充空间，尽可能把各种非权力监督权力的形式都纳入体制中，而不是任其溢出体制之外。　　三是防止在纳入体制的过程中把非权力约束扭曲为权力监督，特别是扭曲为纵向权力监督。　　在我国“官本位”体制在政治生活中居强势支配地位的现实下，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应予高度警惕。
　　　　　　　　
　　@邢台刚子
20:47:22　　公开其和其家人财产、国籍，上岗后政事全部对社会公开，实行终身问责制，有犯法违纪行为严格按法律惩处。如果这都能做到 还有谁会质疑？　　-----------------------------　　.
　　王长江：“选举式民主”与中国国情不合吗？　　(发布时间: 09:47 作者:王长江)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这是理性思考我国政治发展问题所应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既符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要求，也有利于我国民主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应当明确坚持。　　但是，到底什么叫西方式民主？把它概括为“选举式民主”是不是科学？能不能由此推论说，“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坚持的所谓“不照搬”原则就缺乏科学的内涵，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甚至成为“用来抵制、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和党自身改革”的借口。　　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　　针对上述问题，我谈几点看法。　　一、不能把“西方民主”概括成“选举式民主”　　各个政党在选举中进行竞争，通过争夺选票，获得执政权，是西方民主的一大景观。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性的环节，如多党的存在，多个候选人的竞争，公众的投票选择等。这几个环节相互连接，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西方民主的基本模式。　　然而，即使把这几个环节算作这一模式的要素，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这些要素互为条件，却并不是排他性条件。　　多党的存在虽然可能意味着有多个候选人的竞争，但多个候选人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多个政党。一个政党可以推出若干个候选人，反过来，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政党推举一个候选人的情况也不罕见。同样，公众既可能在几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也可能在一个党的几个候选人之间进行挑选。西方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竞争只能在多党之间展开，公众只能在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　　因此，把西方民主概括为多党制民主，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把它概括成“选举式民主”，却既不科学，也没有理论依据，从学术上讲是不严谨的。　　选举不是西方的专利。　　过去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东西都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践表明是重大的失策。　　今天若把选举归入西方民主，怕是只能算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　　那么，选举和民主是什么关系？这还要从民主的本义谈起。　　我们知道，所谓民主，简单说来，就是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我们也知道，人民虽然是权力的主人，但是，让人民中的每个分子都直接使用他们的权力，在实践中是难以操作的。　　可行的途径，往往是人们把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表，由这些人来代为行使。我们又知道，这样一来，人们就应该在谁来代表他们的问题上充分参与意见，作出决定，以便这些代表能忠实地体现他们的意志。　　我们还知道，迄今为止，体现对代表的选择的最科学可行的形式是选举。　　不难看出，选举是和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选举体现的是公众对自己代表的授权和控制。没有这种授权和控制，代表的资格就无从谈起。　　综观世界政治文明史，只要实行的是代表制民主，只要公众和他们的代表之间存在着授权被授权的关系，选举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可以省略选举环节的代表制民主，从来就不存在。　　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照搬了苏联模式，形成了过度集中、缺乏民主的体制，致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曲折，选举也在相当程度上流于形式。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对选举这种起码的民主形式产生过怀疑。　　为什么？　　就因为它是公理。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选举的“民主”不是民主，就像没有民主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一样。　　二、“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吗？　　把“选举式民主”等同于西方式民主，那么很自然，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应当实行“选举式民主”。　　有许多现象，特别是中国农村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似乎在印证着这种观点。例如，在有的地方，村委会直选变成了姓氏、宗族之间的争斗，出现了家族统治；在另一些地方，直选给了有钱人更多的机会，致使贿选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还有的地方，黑恶势力介入选举，党的领导遭到严重削弱；等等。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关键不在于我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问题，而在于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其实，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是再自然不过的。　　民主的基础是利益。中国人从在“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观念束缚下对利益问题避若瘟疫，到堂堂正正地追求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主意识，从非理性地卷入到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中去，到把政治和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仅这一点，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当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参与民主，必然相应带来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人们也自然会用各种好的和不好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所有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指望在改革中不出现矛盾和问题，显然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　　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恰恰在于把由此而来的民主的发展规范起来，引到健康、有序的方向上。　　农村选举中发生的上述问题，一方面说明人民的政治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发展民主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应当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能放任自流。　　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表现出的普遍的政治热情，正说明选举不但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热情引向对党的信任，引向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恐怕不只有因噎废食之嫌，而且还会导致我们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美国因实行选举而引发了政党的弊端，便用“民主不适合美国国情”的思路来解决，美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强大？　　所以，不能因为人民在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出现了作主作得不太好的情况，就怀疑让他们作主有方向问题。　　就好比一个刚学走路的未成年人总会跌跤、对他负责的成年人不能用禁止他走路来防止再跌跤一样。从让他们作主，到他们学会作主，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毫无疑问，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我们的民主会出现一个大的发展和飞跃。　　我们的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对这一点，我们应当坚信不移。　　三、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上做文章　　为什么总会出现对还选择权于公众心存疑虑的现象？从认识的层面，恐怕至少可以说，是我们的观念在发展的现实面前落伍了。　　通俗地讲，给公众以选择权，就是要在谁来当人民公仆的问题上，由人民说了算。而在一些同志看来，过去这是一贯由“党”(其实准确地说是党委或党的书记)说了算的。这两个“说了算”自然会发生冲突。　　照此推论，很显然，如果更多地强调人民说了算，就表明不能再由党委和书记说了算。提到政治的高度，就叫做“放弃党管干部原则”、“削弱党的领导”。　　毫无疑问，停留在这样一种认识水平，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因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只能在人民当家作主问题上打折扣。或者反过来，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只能削弱党的领导。　　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根本要求。既然按照上述认识来理解，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处在矛盾对立状态，那就说明，其中必然存在认识上的错误。　　如果错不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那就肯定错在对党的领导的理解上，错在把党的领导曲解为党组织或党的一把手说了算，错在误以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让公众有对掌握权柄者的选择权。这种观念，不改不行。　　其实，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　　至少在形式上，政党是作为能帮助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的工具而出现的，尽管由于各政党的阶级性，不同政党对“人民”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考察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在人民授权这一环节上，政党起着为公众培育执政人才、向公众推荐政治精英、帮助公众选择合格政治家的作用。事实上，公众对政治家的选定，也往往都是受了政党的很大影响，而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那就是：哪怕政党的影响再强大，它也不能取代公众的选择权。　　党无所不在地对公众的选择施加影响，同时又始终保留着公众的选择权，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也仍然能保持较高合法性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是非常科学的提法，指明了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是有一点：这里所说的党的领导，不应是越俎代庖、包揽一切，不应是习惯于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应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在选举中，它体现为党能为人民提供可供选择的政治精英，并尊重人民的选择。我认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和扩大差额选举的指向，反映了我们党对这种规律性的深刻认识，不容否定。
　　（接上文）　　有人认为，一个党为公众提供两个以上的政治精英进行竞选，便会导致出现多种政治纲领，从而使党派别化。　　这种观点实在是站不住脚！　　在当今世界，所有影响力强大的政党都不再是意识形态上非此即彼、鲜明对立的格局，而是关注更加实际的发展问题。　　例如，过去左翼总是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立场上，右翼总是站在主张市场经济的立场上，左翼总是强调公平，右翼总是强调保护个人积极性，两者可说是泾渭分明。现在的情况则是，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在探讨如何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公平和效率如何兼顾。　　彼此对立的政治纲领只能招致公众的反感，失去支持。　　政党尚且如此，一个政党内部个人之间的竞争更没有这种对立的必然性(人为的因素除外)。在共产党这类组织严密的政党内部，只要制度建设跟得上，派别现象完全可以有效地得到防止。　　总之，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所有民主政治中的政党获得和增强合法性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党也不例外。　　公民的选举权只能落实、扩大，而不能缩小、取消。无论想什么办法，也不能把主意打到公民选举权上来。　　试图通过架空公众选择权，回到过去的一元化领导，看似对干部加强控制的一条“捷径”，实际上却是一条只能加倍恶化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死胡同，万万走不得。
　　老百姓又不选票,谁当官有老百姓什么事?　　
　　@微风撕裂 9楼
21:08　　老百姓又不选票,谁当官有老百姓什么事?　　-----------------------------　　所以我们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有个人选举权力!　　
　　一个党为公众提供两个以上的政治精英进行竞选，这是要分裂党么，问题的重点在于怎么确保党的宗旨和立场，而不是推几个精英来竞选吧？党内有派了，这个党还能存在吗，或者说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　　
　　允许党内公开左派右派，还公开组织起来拉选票，哈。　　
　　他先把前阵子的演讲解释清楚再来吠　　
　　一加强党员尤其是官员的教育；二加强制度化反腐力度；三把“公知”“精英”们轰出去，让它们找他们的洋爹去。
　　包藏祸心！　　
　　楼主啊，你再贴下去，我就要变成王粉了。　　
　　我看了楼主贴的东西，我认为，王教授说得很好啊？道理浅显易懂，说的都是真话实话。
　　理智的人从来都没有否认民主和选举，而且选举是目前而言实现民主的最基本方式。但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操作性，如何保证参选人的立场可靠性，专业性，如何保障备选人的职业性和技术性。乌克兰运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都给了我们反面教材，既然明知是反面教材就不可能效仿，而苏联更是用整个国运给我们上了一课。所以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可操作性强的民主选举方式。如果暂时找不到，我宁可保持目前的现状（至少还能保证社会稳定运行）也不想被用来做实验，更不想被一群包藏祸心的人拿来做实验。　　所以人民内部的分歧是哪种民主方式更符合国情和可操作性，而外部矛盾则是一部分人开倒车否定民主而另一部分人居心叵测想让民主进入一条明知是错误的死胡同。内部矛盾内部消化，外部矛盾就只能见一次骂一次，刺刀见红了。（外部矛盾才是目前网络乱象的原因）
　　　　　　
　　说的真的好　　
　　　　　　
　　一个8000万党员的大党，为何不能一次推出几个候选人由人民选择出固定任期的领导者？　　一个人再伟大，也不可能是全才，不同时期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由擅长的人去解决再好不过。　　一个人沾染权利太久，不免腐化堕落，绝对的权利只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一个人年老昏聩，能力下降时，也难免被身边的子女、亲属、下属教唆鼓动，最终毁掉一世英名。　　与其如此，不如设定固定的任期，轰轰烈烈目标明确地做上一两件大事，成则青史留名，不成则有后来人补救，于己于党于国，都是幸事。　　
　　顶楼主！王教授好，觉得党有希望了！
　　实话说，认真读了，无语。
　　@平凡爱自由
23:00:27　　我看了楼主贴的东西，我认为，王教授说得很好啊？道理浅显易懂，说的都是真话实话。　　-----------------------------　　政党的合法性，正当性来源不是选举，而是发展，国民生活质量向好，个人财富增加，这就是最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　　腐败是和高速发展连在一起的，没有高速发展，就不存在腐败。而高速发展必然带来监督不利，导致腐败。那么是让人民几十年维持不变，还是三年一小变，五年大变化呢？比如江苏的苏北地区，还没有高铁，我相信苏北人民当然希望五年内高铁建到自家门口，我觉不信他们愿意50年内没希望。　　所以，人有时候很奇怪，他们总是想着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快的空想中。去看看外国预计高铁建设时间，记得澳大利亚也有一条1300公里高铁的设想，他们预计的建设周期是20年，我们的京沪是几年。20年监督是完全可以监督到工程的方方面面，但是3年，你觉得监督能到什么地步，估计也就是翻翻账本，还不保证那是真的。你这水泥耗量还没算完，工程结束了。　　所以，这位王长江，看似说的很有理，其实就是一个空想主义者。
　　@平凡爱自由
23:00:27 　　我看了楼主贴的东西，我认为，王教授说得很好啊？道理浅显易懂，说的都是真话实话。 　　-----------------------------　　@牛多头怪
00:38:53 　　政党的合法性，正当性来源不是选举，而是发展，国民生活质量向好，个人财富增加，这就是最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 　　腐败是和高速发展连在一起的，没有高速发展，就不存在腐败。而高速发展必然带来监督不利，导致腐败。那么是让人民几十年维持不变，还是三年一小变，五年大变化呢？比如江苏的苏北地区，还没有高铁，我相信苏北人民当然希望五年内高铁建到自家门口，我觉不信他们愿意50年内没希望。 　　所以，人有时候很奇怪，他们总是想着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快的空想中。去看看外国预计高铁建设时间，记得澳大利亚也有一条1300公里高铁的设想，他们预计的建设周期是20年，我们的京沪是几年。20年监督是完全可以监督到工程的方方面面，但是3年，你觉得监督能到什么地步，估计也就是翻翻账本，还不保证那是真的。你这水泥耗量还没算完，工程结束了。 　　所以，这位王长江，看似说的很有理，其实就是一个空想主义者。　　-----------------------------　　执政都必须有合法性，　　以前讲的是授命于天、君权神授，现在讲的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其意义有三：　　第一，公权力的取得具有排他性，取得过程须合法；　　第二，公权力不具有永久性；　　第三，任何公权力都有对应的义务和承诺，公权力也无法私有。　　形象地讲：相当于国民聘请职业经理人，业主聘物业，我把权利暂时给你，你好好用别胡来，按你之前答应承诺的，把一切办得妥妥的，这样下次我还找你。　　楼上的错误在于搞错了因果。　　至于腐败，与经济上升期下降期没有关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惟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解决。　　
　　坦白说，三年建成高铁并不科学，也并不经济，更不应该成为常态。只能作为短缺经济下的一种应急措施。　　
　　法律与民主的秩序下的执政也许平庸，但往往不会产生下的灾难性后果和反复，我想大跃进和文革大家都看到了。
　　伟大领?个人的英明独断是不稳定白了也是不可靠的，一旦他发昏全国跟着发昏，一旦他死翘翘也会有反复：
　　关于民主选举与科举制度的优劣，这个问题争论了许多年。要科举，或是要选举，值今仍然没有完全决出胜负。
　　妄议中央　　老王完矣
　　说得都是大实话，而且用得都是通俗的语言，很容易理解，但一些官员现在喜欢把脑袋埋在沙子里，装看不见，过一天是一天，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侵犯，那管国家的长治久安。
　　党国在不下手，危矣！
　　卫生间对门如何化解
　　党校反党也是一个奇葩现象，里面有多少个所谓专家教授仇视社会主义　　
　　记号！虽然没有看完但先感谢楼主。　　中国近代文化是以老毛为主的一批人才共同缔造的。我们现在的思想意识一方面受传统和近代人文的孕含，一方面又有西方金融的互动和影响。如何定位？调整结构？中华民族需要什么样子的团队来代言？党员应具备甚么素质思想？这些都不可能从书本找到答案！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利益集团和个体的贪腐行为。建国之初之所以国共分争，也是人心向背和人才聚散的结果。或许我们会再次经历这样的考验！或许我们每一个人正在接受这样子的考验～～～～
　　一个伪中央党校，不过是地痞流氓土匪强盗交流腐败经验的地方。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8000万“党员”中99%的都是假共产党，在职的处级以上实权官员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仅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可以说都是罪犯。
　　这货还来洗地
　　@邢台刚子
20:47:22　　公开其和其家人财产、国籍，上岗后政事全部对社会公开，实行终身问责制，有犯法违纪行为严格按法律惩处。如果这都能做到 还有谁会质疑？　　-----------------------------　　如果按你这样做,那中国的制度比美国好一万倍不夸张.
　　共党，你们选人麻烦选好点行吧？都选的什么人做老师的。狗屁。记得以前学校入党时讲课老师也是混蛋，讲共党黑，共党要的是有利用价值的人，你够黑准备被利用，就入党。我靠，好好选点老师吧，别寒了老百姓的心。
　　不知道是不是真是王的文章，但是个人感觉写的有理有据有想法，比较不错。反观文章的反对者，不但言之无物，只能苍白地扣大帽子谩骂，对比之下，倒更显出这些人的虚弱～
　　说的在理，支持　　
　　群众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支持部分观点！王长江的言论，其实可以作为参考！
　　@fisher10000 现在入党太随便了，阿猫阿狗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多而不实。必然发挥不了党员先锋模范的作用。
　　@平凡爱自由
23:00:27　　我看了楼主贴的东西，我认为，王教授说得很好啊？道理浅显易懂，说的都是真话实话。　　-----------------------------　　@牛多头怪
00:38　　政党的合法性，正当性来源不是选举，而是发展，国民生活质量向好，个人财富增加，这就是最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　　腐败是和高速发展连在一起的，没有高速发展，就不存在腐败。而高速发展必然带来监督不利......　　-----------------------------　　顶这层！现在我们国家最大的困难是外患，外部解决了，内部就是家事，现在动不动有些人把王的观点爆出来，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讲的，在我看来就是唯恐中国不乱，是别有用心！
　　王长江这狗腿子，怎么还没死。
　　没想好 暂不评论 ----问题太尖锐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好像也不能概括 远大目标和眼前问题之间的关系
　　一个个逢中必反的辣鸡，都拼命顶王叫兽，不正说明了问题？　　呵呵，顶谁谁要倒霉的节奏！！！！！！
　　@超级神气的蜗牛
06:59:18　　共党，你们选人麻烦选好点行吧？都选的什么人做老师的。狗屁。记得以前学校入党时讲课老师也是混蛋，讲共党黑，共党要的是有利用价值的人，你够黑准备被利用，就入党。我靠，好好选点老师吧，别寒了老百姓的心。　　-----------------------------　　一个个逢中必反的辣鸡，都拼命顶王叫兽，不正说明了问题？ 　　呵呵，顶谁谁要倒霉的节奏！！！！！！
　　对于中国来说，“颜色革命”与我们常说的“和平演变”并无本质差异。其路径和步骤大致是沿着“灌输美国的价值观、收集中国社会弊端、制造颠覆现政权的舆论，培植大量非政府组织，全方位培训反对派领导人，抓住政府换届选举或突发事件等可以利用的时机，煽动或组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而进行的。其实质就是通过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达到其分化、西化中国的目的。 #重读《毛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说得比唱的还好听些啊　　
　　@澹宁读书笔记
21:57:44　　他先把前阵子的演讲解释清楚再来吠　　-----------------------------　　支持
　　一个个逢中必反的辣鸡，都拼命顶王叫兽，不正说明了问题？　　呵呵，顶谁谁要倒霉的节奏！！！！！！
　　顶起。扩散全世界
　　@碧水清涧
11:49:00　　王长江这狗腿子，怎么还没死。　　—————————————————　　支持　　
　　只要美分支持的，绝对都是祸害中国的，看看天津二中院门口的表演，中国当下汉奸很多的！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回归政治的存在意义！正如霍金讲时空本性一样，资本也具备其特有的不可违逆的层面，政治又何曾不是呢？如果我们确实脱离甚至背离必然导致外部环境乃至外层空间变异变形！从这一点说王长江的觉悟反思是非常及时必要的。
　　不给老百姓权利的反腐都是耍流氓　　
　　我恕问问阿扁是不是选出来的。
　　谁说党内无派的，七常委就是七大派系，对立又统一。
　　@fisher-08-04 23:17:39　　　　-----------------------------　　这是拿着电脑毛体字库伪造的，很简单，就拿人字来说，所有的人字写法，大小，字间距完全一样，手写可能吗？？有点智商好不好！
　　吹牛放屁假大空！　　
　　看看美国大选的乱象吧？脸皮这么厚，中国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你们想颜色中国，是不会得逞的，如果你还年轻，你会看到中国的崛起，也会看到美国的衰落解体。别再痴心妄想了，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公知精英卖国贼，带路党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能混到党校教授，一定是有一定基础的，可惜成了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标本！
　　我是农村的，不赞成一人一票的民主，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制度而是这个社会的整体素质，在人人都自私贪婪的社会里，看看现在的农村选举就是一个家族势力，权贵势力，资本势力的综合秀场。选出的干部一届比一届能贪，一届比一届流氓。我们对选举不抱任何希望了。看看世界上的各国，哪个国家的平民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哪个国家不是代表的权贵，代表的资本。看看美国大选的乱象吧，还在这里忽悠人，别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想颜色中国，如果你还年轻，你会看到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与解体的。公知精英，卖国贼，带路党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制度？毛主席时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国家，恢复毛的思想比什么制度都顶用，　　别的不说老外资生产本管理制度，我们引进的少吗？可是效果呢，可见制度是死的，人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才是真正的防火墙
　　扩散全国
　　退休前先把老婆孩子安排进去，更有甚者小学初中生也能领工资，就因为他爸是领导。
　　这是那个王叫兽的原话， 　　“当然我这么一说，可能在座诸位一开始也有点接受，但是他有自己的道理，他说是啊，我们这个党确实跟别的党不一样，你看我们刚建的时候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怎么掌权，不是这样，它就是为了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边，跟当时掌权的斗，说老实话，你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
　　　如果谁说这不是诋毁中国共产党，那他脑残心歪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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